辞书：60年坎坷成就亿万人良师回目录
2005年7月，有着近50年编修史的经典辞书《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一改以往封面以冷色调为主的设计思想，转而以鲜亮活力的红色取而代之，一上市就刮起了一阵“红色旋风”。今年9月10日，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辞海》2009版，这是《辞海》诞生以来的第五次修订，第六版。自1979年以来，《辞海》就一直坚持10年一修的轮回。
“50年编修”、“第五版”、“10年一修”、“第五次修订”……这些数字的背后，传递的是一种编纂辞书的精神——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辞书编纂史上，涌现出了许多让我们敬仰的辞书家，也留下了无数动人的出版故事。正是他们，让今天的我们徜徉在辞书的海洋里，深感方便与幸福。
建国初期三大词典鼎立
世界上凡是优秀的、经典的辞书莫不与一连串的卡片数有联系，比如世界上最权威的两部英文词典《牛津英语词典》与《韦氏英语词典》，前者编写过程中搜集了500万张卡片，后者则达到了1000多万张。商务印书馆修订《辞源》时资料卡片有60多万张，其中有一半的卡片——30万张，大约1000多万字，花费了6000天时间，如今就摆在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的一个铜把手黑色实木书柜里。这30万张卡片均为一个人所做，他就是吴泽炎，《辞源》主编之一。他受命编纂《辞源》，是在1958年，那一年，《辞源》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时光回到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上海接见了《辞海》主编之一舒新城，舒直接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修订《辞海》的建议，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新词新语涌现，有些旧词条已经不能涵盖、传递新时代的信息了。而且《辞海》、《辞源》编纂上本身就存在缺失，以至于遭到‘《辞海》无海、《辞源》无源’的尖刻挖苦。”毛泽东同志十分赞成他的主张。
就在舒得到毛泽东同志首肯，准备开始修订《辞海》的同时，中宣部根据这一意向，决定同时修订《辞源》。《辞海》是中华书局于1915年组织人力编纂的，1936年出版。《辞源》则历经8年的光阴、耗费数十人的心血，于1915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辞书被誉为中国现代辞书的“双子星座”。而这次《辞海》的修订由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后来更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辞源》的修订则由北京的商务印书馆负责。
此外，根据国家的规划，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成立了词典编辑室，负责《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三部辞书各有侧重地进行编修，它们有一个明确的分工。《现代汉语词典》主要负责解决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新词新语的注音释义工作，《辞海》经过改编将成为一部兼收语词的大型综合性语文词典，《辞源》将修订成为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名物百科性知识条目的大型古汉语词典。
这样，《辞源》、《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最经典、最权威的三大辞书，给中国的文化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文革”期间词典难逃厄运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事业有较大发展，但由于辞书内容浩瀚，编纂艰难，特别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编纂和出版辞书的道路越走越窄，出版发行者为数极少，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商务印书馆还在审校《现代汉语词典》的过程中，“文革”的开始，使得编辑下放干校，工作停滞，《现代汉语词典》也被雪藏。在“文革”后期，《现代汉语词典》被公开批判，面临着被销毁的困境。现今被称为“工具书王国”的商务印书馆，从1966年“文革”开始，直至1979年的13年间，在《商务印书馆110年大事记》里一直都是空白。
“文革”初期，几万种图书被停售封存，《新华字典》也难逃厄运。1970年春，小学开学后，要求供应字典的呼声很强烈，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71年《新华字典》修订工作开始。为了这次修订，在“文革”期间还举行过一次特殊的全国辞书质量评比。据当年修订组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安平秋回忆：“在周恩来总理作出修订《新华字典》的指示后，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大约是为了慎重起见，让我们深入地调查一下是否应该选定《新华字典》来修订。”于是，一次特殊的汉语工具书的评比选拔开始了。“一时间，北大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大中小型字典辞书都集中到字典组，普查之后，经组内魏建功、游国恩、袁家骅等和我们一批人多次讨论，一致认为《新华字典》释字准确、简明，适于当前中小学生和广大工农兵使用，略加修订即可重新出版。”安秋平说。
正是有了这次修订，才使得《新华字典》受益于我国几代人。但是，细心人不难发现，我们在这本小字典上找不到历次版本中任何一位修订者、编者的名字，他们是躲在字典背后的无名英雄。如教育家叶圣陶——《新华字典》的“教父”。他不仅在《新华字典》选题确立、主编人选确定、编写人员的选择把关、编写体例制订、编写及修订工作的步骤，以及出版、发行、印刷、广告宣传、出版后的勘误等方方面面，无一不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而且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他，还亲自做终审。这些为《新华字典》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家还包括：“《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参加了《新华字典》近5个版次编写和修订的“常青树”刘庆隆、初版首席学术顾问吕叔湘……
80年代一次重要的辞书会议
“文革”后，辞书园地一片荒芜。截至1975年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较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书荒、词典荒、外语词典更荒的年代。
1975年5月23日~6月17日，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拟定了1975年~1985年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草案）。对于辞书出版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国家出版局于7月16日向国务院报送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和中外语言词典10年规划（草案）。邓小平同志对于报告很快圈阅同意，还报送在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审批。这是在“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抓整顿的时期进行的一项重要举措。
《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下达后，尽管开始困难不少，进展较慢，甚至被少数人指责为“刮业务台风”，但是，这项工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问世的一批大型汉语、外语辞书和许多中小型中外语文词典，都被列入1975年制定的规划中的项目，它们的出版，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辞书家、出版家巢峰曾这样形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辞书出版的局面，他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我国的辞书和其他工具书的园地中，寒冬已经过去，以《新华字典》作为我国辞书代表作的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从品种、印数还是规模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年出版的辞书，并不亚于甚至超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出版的辞书。”
信息时代工具书也上线
“80后”国家公务员冉某对于自己从小到大使用的众多词典仍记忆犹新：“我现在仍留有从小学至大学的几乎所有词典。记得小学时常用的是一本绿皮的《新华字典》，之后随着不断升学，逐渐拥有了《成语小辞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总之，在每个学习阶段都能买到非常适合自己使用的词典。”
不仅纸质版辞书品种丰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化也在深刻影响着辞书领域。2000余部工具书、1000多万个词条，其中汉语词典80部、英汉/汉英词典近100部、专科辞典1200部，这是中国知网中国工具书集锦在线所囊括的海量内容。当需要解决工作和学习中的拦路虎时，不用再费劲地翻阅厚重的词典了，只需鼠标轻轻一点，输入欲查询的关键词，即可找到所需信息。2008年12月，同方知网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拳头产品中国工具书集锦在线的机构用户已经超过70％。
数字技术商的先发制人，让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出版社再也按捺不住了。2005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数字出版业务，商易华公司总经理刘成勇说：“我们并不想仅仅局限在内容提供商，把资源给人家去运营，然后挣点分成钱，我们也想做一个数字出版商、内容运营商。”
现如今，刘成勇把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的发展目标瞄准了手机上的工具书。他曾算了一笔账，商务印书馆可以提供总计1000种工具书，手机用户如果能实现在线查找收取，以一年收取50元计算，按照6亿中国网民和手机用户计算，即使以500万使用用户购买计算，一年获利就达5000万元。（刘蓓蓓）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巢峰所著的《出版论稿》、方厚枢所著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以及《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谨致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