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大V是网络大侠或重要人物的意思。能称为网络大侠的是指那些“粉丝”众多的网络贵宾账户,现在通常把“粉丝”在50万以上的称网络大V。“V”是指贵宾账户(vip)，VIP（全称：Very Important Person），直译为“重要人物”、“要员”、“非常重要的人”，其它称呼还有“贵宾”，“贵客”、“重要人士”、“高级...)账户会在名字前面显示一个v字符。这个一般是付费账户或者高级账户，后来就成了尊称了，和原来的大侠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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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批评微博“大V”引关注 回目录
据新华社2日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正在集中部署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的行为。当局已于近日查处部分造谣者和传播谣言者，并关闭了一批造谣传谣的微博客账号。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4日报道指出，除了指责“极少数”网民散播谣言、拼接图片诽谤他人外，国信办有关负责人还特别批评微博“大V”，指这些账号用户以“求辟谣”、“求证”等方式故意扩散谣言，导致不明真相的网民跟风，损害了网络媒体公信力，也扰乱正常传播秩序。
报道称，在微博上，只要用户身份获认证，账号后方就可加上英文字母“V”，而所谓的“大V”，指的是身份获认证的微博意见领袖。他们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和名人，所以微博账号总有大批粉丝追踪，并因此成为爆料者的求助对象。
国信办负责人称，社会公众对网络谣言现象“深恶痛绝”。当局会继续对网络谣言“保持高压态势”，查处没有落实法定责任，以致谣言传播的违规网站，并奖励举报谣言的“有功者”。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为“大V”辩护道，他们常被要求转发一些公众被迫害的帖子，而由于真假难辨，所以“大V”多以求证之名转发，如果当局觉得不对可出面辟谣。
有部分网民对整顿网络舆论表示支持，认为“早该如此”，但也有不少人批评这么做等同于“禁言”。中国网民人数目前已达5.64亿，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充斥各网络平台。其中，“艾滋病人用毒针扎人”、“山东3000多人感染H7N9”等不实谣言挑起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多起涉及社会弊端、“表叔”、“房嫂”等案件却也是经由网络爆出，贪腐官员才被扳倒，不合理的政策才获正视。
报道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曾数次提醒官员要正视网民与公众的反馈。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受访时指出，编造出来的网络谣言确实可恨，但当局需先弄清谣言的定义，明确管制界限。陈昌凤说，“谣言和流言是交叉的”，人们谈话中总会有很多说法，而这些私下的猜测放上网后就可能变成谣言。但这是否就构成恶性造谣，而转发似是而非的政治相关消息是否就该被当成传谣，都需进一步思考。
受访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也呼吁当局继续加强法制建设，并提高政府透明度，主动发布信息，澄清与说明，因为“在信息和意见的自由市场里，谣言是很难存在的”。(参考消息网)
“大V”标签不是违法挡箭牌 回目录
钟新文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无论观点如何多元，总会有一些基本共识，比如事实、法律。讨论一个问题，首先应看事实如何、是否合法。如果无视事实、抛开法律，仅以个人好恶选择站队、用不同标签评判是非，讨论不会有出路，社会也难有真进步。
这段时间以来，有网络“大V”因涉嫌违法被抓，引发网上网下普遍热议，除了拍手称快的，也有一些不同声音显得格外醒目：“嫖娼是行为艺术”，“上帝都会原谅妓女”，“抓嫖娼就是打击报复”……各种奇怪论调纷纷出笼，似乎嫖娼成了一种高尚行为，对“大V”嫖娼尤其要“网开一面”。
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些网络“大V”的行为是否属实？类似嫖娼等行为是否违法？倘若无视这些，只毫无根据地谴责别人“选择性执法”，却没看到自己的“选择性失明”，言不及义地为违法行为开脱，甚至渲染种种“受迫害情绪”，只能说明，这是将网络“大V”身份作为挡箭牌，为网络“大V”谋求自外于法律的特权。
在某些人那里，类似“特权”思维并不新奇。不是有这样的故事么：有“大V”在图书签售现场进门被拒，对保安声称：“我有987万粉丝,让我进去。”用粉丝数谋求开路特权、网络反对特权、网下谋求特权，并非孤例。沿着这种逻辑，一些网络名人凭借自身名气和背景，以为即便有出格行为，自己的“抵抗力”也要比普通网民强；以为即使是违法犯罪，相关部门也要顾及所谓舆论和粉丝，不敢依法惩处。这种自我预期，一旦在现实面前破灭，就抛出“阴谋论”来博取同情，试图谋求法律之外的“解决”。
在为“大V”违法打造的各种挡箭牌中，有一种被经常拿来使用。比如，声称“大V”搞了多少慈善项目、发起了多少公益活动、推动了多少舆论监督，希望以此“功过相抵”。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实在经不起推敲。一个人的违法犯罪，不能抹杀其过往功绩；反过来说，过往辉煌也难以为违法犯罪正名。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如果做过一些“好事”就希望拥有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如何实现？那些因贪腐被抓的官员，在出事之前，难道就没有一点贡献？近段时间以来，不少高官因为贪腐落马，就传递了“规则面前，没有例外”的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不管是贪腐的“大老虎”，还是违法“大V”，都不应有特权思想，也不会有特权待遇。
毋庸讳言，在某些网络“大V”眼里，粉丝多也是一种身价，不仅希望它成为精神财富，更希望它转化为现实中的特权。 这种认识和期待，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摆脱这种“特权幻觉”，坚守住法律底线，“大V”的身份才会有真实的分量，才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今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在头版位置，并以三个整版刊发《大V近黄昏？》，除了感叹李开复、潘石屹等网络名人的“艰难处境”，还为“民谣垮台，官谣不倒”鸣不平，引用编剧宁财神的话“大V的V，我一度以为是Victory（胜利的意思，大V实指Vip，即经新浪认证重要人物），现在，我认输了。”
以下是这篇报道全文：
《南方周末》9月12日头版
大V的冬天似乎从这一年的8月份就开始了。企业家王瑛，因反对柳传志“在商言商”言论而成为引发空前关注的微博加V用户，半个月来，她的桌上总摆着一部iPhone手机和一部iPad平板电脑，她频繁拿起iPhone刷新微博，也不时用iPad查看微信群里不停闪烁的信息。偶尔，她会叹口气，指着满屏滚动的信息说，那都是企业家们“不安的心跳声”。
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V”（微博认证用户），在最近一个月成了最重要的警诫及批评对象。这个中国互联网深具标志意义的新生群体，正面临诞生4年来所未曾有过的挑战。短短两周内，这场网络清理来势汹汹：数以百计网民因“造谣传谣”被处理在前，“大V的冬天来了。”一篇时评这样说。
8月末，网络推手“秦火火”等人被捕，微博红人薛蛮子则因涉嫌嫖娼被拘留， 互联网随之掀起一场“打谣”风潮并引发连锁效应。新华社刊发评论《谨防大V变大谣》，呼吁大V们要“发出‘好声音’”，切勿“给谣言插上隐形的翅膀”；《求是》杂志子刊《红旗文稿》发表评论：“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出重拳，要敢于打‘老虎’、管网站。”
对于这些告诫，“大V”们感同身受。拥有1600万粉丝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以卖萌的姿态表达了郁闷：“为什么当初要在我们头上加个V？（略带哭腔）”他还忍不住发出疑问：“你说这微博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潘的老友兼同行任志强，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微博无限好，大V近黄昏？”
商人特有的敏锐嗅觉滋长了现实层面的担忧。王瑛加入的十余个主要由企业家组成的微信群，过去热衷谈论读书心得、社会热点乃至罗伯特议事规则。半个月来，情况却急转直下，所有人都开始疑虑重重：企业家还要不要讨论公共事务？
一向以直言闻名的王瑛，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个月前由她触发的“退出正和岛”（一家企业家社交网站）风波公开了中国商人群体的思想冲突。她反对并抗议柳传志关于“只谈商业不谈政治”的“在商言商论”，认为生意人不该“畏忌自保”，也应有“一副肩膀、一份担当”。
而这些天来，王瑛收到的却是越来越多劝其“慎言”的告诫。她的一位朋友，甚至删除了全部私信对话，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陷入“转谣质疑”风波的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则搜索了自己的一万三千余条微博，又请了两家微博爬虫公司，检测是否曾转发造谣者“秦火火”的微博。私下里，他这样表达内心的荒诞感：“对这样一个小混混，也要这样认真对待？”但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不忘定义自己，以求被公正对待，“我就是一株无害植物嘛”。
微博的江湖陆续泛起波澜：作家韩寒说起了自己被V字形的奖杯卡住手指的故事，借以自嘲；历史学家章立凡则勤奋扒拉起官方微博，说：“‘民谣’要抓，‘官谣’也要抓。” 而对编剧宁财神来说，挫败感源于长久以来沉淀的疲惫。9月2日，他转发了一条朋友家被强拆的微博——这条求助微博曾被许多大V转发，却于事无补。
“大V的V，我一度以为是Victory（胜利）。”宁财神这样表达内心的沮丧，“但现在我觉得微博已经丧失任何力量了。”说这话时，这位1997年就已触网、中国最知名的网络作家兼编剧脱了鞋子歪倒在沙发上，语气混杂着戏谑与无奈：“我认输了。”
李开复告白“我就是一株无害植物嘛”
“终于有一份自己的报纸了”
赵薇诞下女儿后只留了一个“哇”字，半小时之内吸引了超过1500粉丝留言，韩寒第一条微博仅是个“喂”，立即评论上万。
潘石屹记得，2009年8月，新浪执行副总裁陈彤出面邀请他注册微博时，两人正在办公室吃盒饭。潘石屹一边吃，一边问：“你说我如果上你这儿开，能达到一百万粉丝吗？”对方想了想：“估计得几年时间吧。”
两人都没想到：4年过去，潘石屹的微博已有了1600万粉丝，相当于南美国家厄瓜多尔的人口总数。他也变成了中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新浪微博，也发展成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信息平台之一。
在中国，总部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的新浪公司确实时常迸发出某种“商业理想主义”气息，这在其终日灯火通明的微博事业部得到很好的体现。1600名斗志旺盛的年轻人在这里服务着五亿多用户。每天，共有愈亿条微博在这里诞生或转发，是全球最大社交网络推特（Twitter）的三分之一。由此蔓延而出的庞大信息网络，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潘石屹与新浪微博的亲密合作，也正是后者最初成功的秘诀。2009年8月，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为了抢占先机，新浪运用了其最熟悉的战略——拉名人。
这源于博客时代的成功先例。此前数年，新浪博客积累了大量的名人资源，微博建立后，更在这一战略上竭尽所能——他们甚至请来日本AV女优苍井空、拳王泰森等国际人士。短短1年间，新浪微博就拥有了过亿用户，以“ⅴ”标注认证用户超过2万人。
全国现有2万加V微博主
这是新浪携手名流在微博翩翩起舞的时代。新浪专门制定了“名人推动+群众运动”的推广策略，一干高管为了拉拢名人，竭尽所能。据新浪内部人士介绍，一线员工也都被定下了“拉名人”的任务，并有严格的目标责任制及丰厚奖励：拉到省部级的领导干部，一万块奖金；拉到顶级的明星，则给3000至5000元。
“占领了摩天岭，敌人就很难攻上来了。”新浪执行副总裁陈彤曾这样总结新浪的名人战略。
随之而来的，是大V群体的崛起。截至2012年底，新浪微博粉丝在千万以上的大V超过80人，粉丝在百万以上的超过3600人。这是一场巧妙的双赢：微博赢得了用户，大V则赢得了声名——庞大的粉丝群，进一步放大了V们的影响力。
目前的新浪微博第一“大V”娱乐明星陈坤，拥有5600多万粉丝，是澳大利亚两倍人口还多。他们主宰舆论热点的能力和方式超过常人想象。现在拥有4600多万粉丝的赵薇诞下女儿后只留了一个“哇”字，短短半小时之内就吸引了超过1500个粉丝的留言，而韩寒，第一条微博仅是个“喂”字，立即引来疯转，评论上万。
企业家也在这儿找到了舞台——2009年末，在老友潘石屹的介绍下，使用着老式手机，只会拿眼镜腿在屏幕上手写输入汉字的地产商任志强，走上了微博之路。此前还是演讲被丢鞋的“人民公敌”任志强迅速在这里找到了另一种存在感。他一天写数十条微博，自喻皇帝新装里的小孩，“宁愿喝茶，不说假话”， 凭着“人有三件事不能等”等“心灵鸡汤”和生日时晒满屋的鲜花和蛋糕，转身成了备受欢迎的“邻家大叔”。
而微博所拓宽的舆论场，也吸纳了更多的人进入其中。他们有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律师、媒体人、主持人、公益人士、政府官员……这些本来分散的社会角色，被聚集在一起，相互激发燃起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并迅速成为微博空间新的意见领袖。他们占据信息高位，引发话题、设置议程，成为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及“扩音器”。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就曾研究发现，2010年影响较大的74起微博舆情案例中，有近五成存在明显的意见领袖。 “微博完成了律师江湖的连结，有了微博，就形成了一个在野的江湖。”律师斯伟江评价。与之一起活跃在上海、浙江一带的陈有西、袁裕来等同行，也凭着李庄等案在微博的发酵，站在了网络时代的聚光灯下，并发现拥有了一件制约公权力的有力武器。
“现在法官对我接的案子都会很小心。”陈有西说，“一旦我（用微博）在全国推起来，他们吃不消的。”
就连视微博为“掘墓人”的传统媒体，最后也不得不依靠微博宣传和发展。传统媒体人也加入了这场信息盛宴。邓飞、王克勤、罗昌平、石扉客等记者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尝试着勾连网络与现实，随之成为舆论焦点。
微博上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你的粉丝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这一点，导演冯小刚就深有体会。“ 我终于有一份自己的报纸了。有了微博就好像有了‘冯通社’。”他说。
2013年08月10日，中央电视台，“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和薛蛮子握手
“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刘铁男事件后，罗昌平回到家乡湖南涟源，发现一百余人的小村里，居然有十余人因想要了解此事，开通了微博。
对于1996年就已上网的专栏作家五岳散人来说，新浪微博刚诞生的两年，确实深刻改变了信息的流动方式：山西疫苗案、玉树地震、宜黄血拆、上海火灾……信息经过大V转发，会立即形成信息传播的爆发式增长点，出现“几何级放大效应”。
而在他看来，2011年7月的动车事件，更是标志着一个网络虚拟“广场”的形成。五岳散人至今仍能清晰记得，动车事件后的许多个整夜刷屏的日子，他从现场图片、文字直播完成独立思考。他还@了好友、“微博女王”姚晨：即使司机睡着了，按照目前动车与高铁的设计，也不应该造成追尾。他还通过微博号召人们不要围观，以免阻碍救援。
最让腾讯微博总编辑李方印象深刻的，是“自媒体”的新特性：每个节点，都是信息流动的一环。这深刻影响了信息的公开性和及时性。他清晰记得，2011年底甘肃校车事件，传统媒体一个小时后才赶到现场，而撞车后5分钟，腾讯微博的网友就已在直播。
虚拟广场的扁平化，则让前律师李庄印象深刻。2011年以来，借由微博，他极大拓展了所能触碰的信息边界——他联系上了重庆事件中的诸多当事人，甚至找到王立军的秘书忻建威，并劝说其面对公众，陈述冤情。
“打破信息的隔绝，每个人都是可以连接的。”如今，李庄每天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私信，远远超出重庆事件的当事人 ，“我就像有了一个私人电台”。
此外，传统媒体模式的相对固化和停滞，也助推了受众对微博的需求，也完成了传统媒体看似“不可能之事”。“想寻找新的言论空间。”历史学家章立凡回忆他上微博的动机。
几乎同一时间，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的纪实小说《中国，少了一味药》，在出版过程中遭遇了在他看来无理的删改。自那时起，他开始上微博，要成为“自觉的批评者”。“我开始认识到，写作不能仅为此时此世，更应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2010年宜黄拆迁也是微博在公共事件上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形成的节点。江西宜黄县人钟如琴因遭遇强拆而自焚。她的姐姐钟如九寻求媒体帮助，被当地政府阻挠在了机场厕所。记者邓飞等人通过“微博直播”，成功使其摆脱困境，最终还让地方领导引咎辞职。
而在《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看来，虚拟广场上的大V，借由技术赋权，更具备了影响社会现实层面的能力。2012年12月，罗昌平连发了3条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同谋骗取贷款和包养情人。半年后，刘铁男被正式调查。
更让罗昌平惊讶的是，刘铁男事件后，他回到家乡湖南涟源，发现一百余人的小村里，居然有十余人因想要了解此事，开通了微博。
除了制约公权力，邓飞眼中的微博世界则更为广阔：2011年，他发起了“微博打拐”及“免费午餐计划”，学者于建嵘则发起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彰显出大V强大号召力的同时，也显现了网络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进一步实现个体权利。”对于微博所构建的新型虚拟广场，上海大学副教授李明亮这样评价。“大V处于舆论场的金字塔尖。”
“微博大V是网络时代与时俱进的新贵。是新传媒造就出来的明星。”作家金仁顺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2013年9月1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微博大V 潘石屹谴责“造谣”并赞成建立“秩序”。次日他发布微博称朋友劝他不要受访，但“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 米处向我走来”
“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潘石屹微博询问PM2.5问题登上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发了火：“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纵使“新贵”们正如日中天，研究者李明亮却预见了隐患：微博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主导公共舆论的权力却逐渐向“大V”集中。
2012年，香港大学曾对1.2万新浪微博用户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为期7天的研究期里，八成的用户并未撰写原创内容——看上去，新浪微博不像城市中心广场，而更像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
在李明亮看来，“蝴蝶效应”在微博上随处可见——任何化身为大V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都可能掀起一场无法预料的风暴。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的研究就曾发现：一个总数不超过250人的大V群体，已成为网络热点事件消息传播的核心轴。这250人通常拥有10万以上的有效粉丝，如不能激活他们，则无法将事件推向深入。
2011年，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1年备选“年度20件热点事件”的33个案例中，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超过传统媒体一成。
任志强则回忆，国务院会议上领导两次点了他的名字，都是因为微博——领导们定期会看他的网上发言，一篇关于“保障性住房大跃进”的文章刚上网，第二天文章就被批示到了住建部。
在此次打击网络“大谣”风潮中落马的薛蛮子，也曾这样彰显过作为“大V”超出互联网以外的影响力：2013年1月，李承鹏签售现场，嘉宾薛蛮子被保安挡在门外。他打开了手机，告知保安：“我是薛蛮子，我有987万粉丝，让我进去。”
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根据监测结果认为：关于公共事件的微博，一旦达到转发次数超过1万或评论数超过3000的临界阈值，就可能会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从网络影响到现实。
但“现实”同样在关注着正在起变化的网络。2011年下半年，因为老婆老咳嗽，潘石屹决定在微博上直播美国大使馆每日公布的PM2.5数据。一个月后，北京市环保局找上了门，“让我不要发了”。
甚至因为潘石屹发起了投票——询问政府何时公布PM2.5国家标准，被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还发了火：“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关部门的人也曾找到任志强。讨论主题是如何利用微博，对方很明确地告诉他：“不希望把微博关掉，而认为微博应该成为被正面利用的东西。”
以“大V”为代表的网络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很快就显现硬币的另一面，最为显著的则是政府部门对大V的管控，以及对谣言的打击。
在此之前，作为商业利益的追逐者，新浪在官方监管与公众需求之间小心保持着平衡，并试图坚持一些温和的原则。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彤曾这样表示：“删帖会像捅马蜂窝一样，刺激人把信息发给别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
新浪微博也曾在原有规则内作出努力。2010年11月，新浪推出了“微博辟谣小组”。由新浪员工具体核实消息的真实性，最多时小组有9名员工。
但这个小组很快陷入无法承担的繁重工作中。为了核实一张怀疑老人被城管殴打的照片，小组成员前往上海，前后调查了一个礼拜，才确定其为谣言。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运作让其作用如杯水车薪。
复杂的行政压力与现实困境下，这种平衡最终被打破了。
“新浪首先是一个商业公司”
“新浪要快速实现商业化，（让他们走）未必不是个机会。”
2011年7月，动车事故后，“外籍死者获赔两亿”等谣言在微博上流传，引发社会情绪反弹。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为此视察新浪公司，要求其“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2011年10月，时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的王晨在一次会议上再次要求“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
新浪微博不得不继续调整原有的管理原则——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
新浪微博继而推出“举报身份”功能，并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发出“辟谣公告”。据《凤凰周刊》报道，为了满足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
2011年9月，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谭超则在《新闻实践》杂志撰文介绍：微博辟谣小组开始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小组成员利用一些技术手段，随时对转发量较高的微博进行监控，并对用户进行暂停发布、暂停关注、删除ID等处理。
“手段都是一步步加上去的。我们的管控可以说是最全面、最科学、最柔性的——有管控又不让人知道。”一名前新浪微博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他承认这个已经越来越难做到。
新浪微博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腾讯微博同样有自己的方法。据腾讯公司内部人士介绍，腾讯对于微博的调控则更为精确：可以逐一控制到地区、电脑、手机、图片、视频，只发不看或者只看不发，先发后审或者先审后发。
最终，伴随着2011年底，北京、广州等城市启动微博实名制，大V们与微博之间的蜜月期也由此结束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决定离开新浪微博。告别时，张鸣愤怒声明：“新浪微博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大款和明星的欢场……错了，这样的欢场根本就没有生命力。”
离开者并非张鸣一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宋石男、连岳、贾葭、刘瑜等在新浪微博人气颇高的大V，先后离开。
“新浪被大V绑架了。”某IT公司高管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新浪首先是一个商业公司，俗话说就是求财，大V本身不产生直接的商业价值，却在不断自我膨胀和神化。新浪要快速实现商业化，（让他们走）未必不是个机会。”
“没有其他渠道表达，微博上负能量浓度过大。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微博这样负面情绪扎堆。”新浪内部管理人员表示，“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能健康发展。”
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Alexa的数据表明，2011年新浪微博增速就已趋缓。此时。互联网业内对于新浪过度依赖大V、微博沦为新闻超市的批评也陆续出现。
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新浪微博管理团队，已不复当初携手大V翩翩起舞的姿态，从2010年开始，新浪即尝试采取措施，“打破大V的垄断”，确保自身安全。将开拓重点转至政府部门和官员群体，正是2010年新浪一张出色的政治牌。
新浪内部管理人员这样解释：“不能全是边缘化的人。”
到2012年底，入驻新浪的政务微博总数就达到了6万余个。这意味着新浪积极调整着微博的话语生态，也试图削弱着大V的话语权力。 “大家都吐痰”
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大V内部也产生分化。“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贺卫方说。
在李明亮看来，大V们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短短4年，微博网友由0飙升至5亿，表达的便捷、自由与匿名，更形成了唾沫横飞、众声喧哗的微博场域。一个浮躁而非理性交往的空间开始占据“广场”，这是大V所需面对的难题。
2010年7月，第一个迎来微博重创的，是一直以近乎完美的成功者形象出现的大V唐骏。方舟子和王小山多方求证后，证实唐骏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太平洋大学”是一所野鸡大学。
这一发现让网友们大跌眼镜。接下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起了一系列对名人打假的质疑，李开复、刘瑜、韩寒，从“对事不对人”到对大V们私德的攻讦，微博上一时泥沙俱下。
微博也从虚拟广场渐渐变成现实的名利场。粉丝数量是一个账号影响力的直观表现。“买卖粉丝”、“僵尸粉丝”类似的新名词诞生了。而一些商业公司也开始将广告业务投放到大V身上，花钱请他们吆喝转发。一个懂得营销自己的人甚至团队，会火速走红成为大V，大V在过度消耗中走向污名与廉价。
2013年的央视“3·15晚会”，娱乐大V何润东的“8点20分发”事件再次将“大V”形象推向谷底。晚会播出过程中，何润东发布一条指责苹果手机的微博，结尾是一句忘记删除的“大概8点20分发”。网民认定，“大V”在这里当“托”无疑。
大V不再单纯是影响力的代名词，开始滑向一个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的和嘲笑声的集合。
“老牌大V”王石更早就感受到这一点。2008年汶川地震，他因为号召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元成为众矢之的。潘石屹好心，帮老朋友说了几句话，也一下子陷入了“八九十万人的骂声”。
为了删除留言，潘石屹动员了公司推广部的同事，大概七八个人，四个人轮流值班删。混战到了最后。甚至连骂的人也累了，“我也骂累了，你也删累了，我们先一起吃饭吧，回来再接着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未曾想，纵使他将微博视作学术私地，会面临同样的唾沫横飞。2011年4月，贺卫方在微博上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开始了对于李庄案的讨论。不料却陷入整日被咒骂、攻击的境地。最终，经过无数次徒劳的沟通后，这位平日脾气温和的教授，在微博上拉黑了超过1500个人。
有着相同境遇的还有学者童之伟和张鸣。前者只因在微博开展学术讨论甚至受到人身威胁，后者的反对者一度早晨8点准时开骂，下午4点结束，有着上班的节奏。而时尚界名人洪晃则把所有骂她的评论删除了——因为她的女儿会上网了。
沈阳曾用软件对250个“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分析——选择了四个常用骂人词语，最终搜索出脏话微博6246条。脏话率大于千分之三点八，明显高于一般网友。语言污化继而导致肢体和语言暴力，间接催生“约架”、“方韩之战”等事件。
据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无奈下，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享受这一特权的，有五岳散人，也有方舟子。
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后，罗昌平始终对手中的力量心怀警惕，这源于他曾犯的一个错误：2010年11月，上海余姚路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起火，58人的死亡引发舆论狂潮。罗昌平辗转得到消息：负责起火大楼装饰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上海市静安区某领导妻子。他决定发布这个信息，出于谨慎，他在微博中特别注明了“传”字。
这条信息随即被证伪，罗昌平删掉了这条微博，并表示道歉。他却发觉信息已迅速传播。很多人在转发时，还去掉了“传”字。
五岳散人也有类似教训。2010年，因为转发了金庸去世的错误信息，他道歉两次。
自责的罗昌平，此后给自己确定了规则：发表一条微博，务必握有证据，特别是书面证据；而转发一条微博时，也会通过电话等方式，再三求证。
但大V们的自查自律并没有减少横飞的口水。贺卫方曾思考被骂的原因：“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他说。
2010年浙江乐清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大V的公信力不复以往。当于建嵘一行人组织调查团，奔赴浙江调查钱云会被碾压致死事件，最后发布的调查结论，都倾向于认定钱云会并非死于谋杀。这一与公众期待严重不符的判断，遭到了猛烈抨击，大面积的观众认为，大V们被收买了。
看了太多论战，编剧宁财神最终表示了失望。他发现一些“攻击大V私德”的作战方式，会将论战者拖进泥沼，最终纠缠不清。
“当攻击一个人私德，那么这个人所说的常识就被卷在一块，常识也变脏了。”宁财神说，“最后论战全变为了闹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也曾反思大V公共言说的缺陷：“太多戾气，大家都吐痰。” “公众人物是个悲剧。”媒体人杨锦麟说，“一个人自诩为意见领袖，就跟人民币通货膨胀一样，一膨胀就完了。”
“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大V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潘石屹说：“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使用微博4年后，五岳散人感到疲惫了——他感到“没有办法把这种争论从网络层面引向真正的现实，这是挺可怕的事”。而面对最近的“打谣”风波，律师迟夙生甚至产生了“退V”的念头，“当个大粉丝，不就整不到我这儿了。”她开玩笑说。
抱有相同感受的是编剧宁财神。他回忆过去两三年，微博上大密度的公共话题，多从爆发、愤怒、抗争，直至无效，“它大量透支了社会的愤怒，人民变得越来越冷漠，这对国家、个人都不是好事。”
如今，他眼里的微博日渐扁平无力，最初热衷于参与公共事件中的人，都转向了自己的小圈子。认为是“读书人”的宁财神，也越来越不愿参与微博上的公共讨论。但他并不是放弃表达，而是选择将想法放进写作里。
这是他最后的坚持了：“剧本要有清晰的价值表达。”宁财神尝试在着剧本《龙门镖局》里塞进一些常识，比如反对刑讯逼供，比如程序正义。
尽管也会被观众嘲笑“说道理”，但他并不认为这样的表达是失效的，“能说说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人就可以了”。
记者罗昌平也在持续思考。2013年3月，他曾赴英国考察社交媒体的管理新题。两年前，伦敦大骚乱后，英国政府部门曾一度认定：Twitter（推特）、Facebook（脸书）等社交媒体是煽动民众的罪魁祸首。
然而，由英国《卫报》网站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时一年多完成的《解读骚乱》却发现：社交媒体是承载谣言的载体，也具有驱逐谣言的反作用力。“好比癌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战斗，既有癌细胞的原地扩散或多线转移，也有免疫系统的不断反扑。”
9月的一个颁奖礼上，罗昌平重申了看法：“谣言止于透明。以行政管制代替法治渠道，相当于在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毁掉了湖水的自净能力。”
商人王瑛的态度则更加直接。她将自己的目标定为帮助企业家“克服恐惧感”。在她看来，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成长起了一个新兴的现代企业家阶层。“现在，应该有这样一批人，不仅满足于做一个现代企业家，还愿意对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的转型期负起一份责任。”
2012年5月，“大V”潘石屹去了一趟朝鲜，所见见闻让他感慨：打开电视，只有三个频道，一片雪花白；只有四五个版的报纸，人们都挤着脑袋看——那是他们唯一的信息源。那一周里，潘石屹总想拿出手机发微博，才发觉手机被没收了。
潘石屹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已经是网络的节点，完全离不开网络了。
相信“向往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逆”的潘石屹，如今仍坚持表达着观点。8月23日，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坚守‘七条底线’”为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在这场“命题访谈”中，潘石屹反复谈起了自己通过微博推动公共事件的例子，并反驳了主持人所说的“大V要区分专业、不跨线表达”的观点。
“看法不对，可以不断地修正。”潘石屹说，“我是盖房子的，只能说房子的事情，别的事情不能说，这在互联网时代是不对的。”
在2013年9月10日，潘石屹接受央视采访时似乎稍微调整了观点，他开始谴责“造谣”并赞成打击和“建立秩序”。此前两高（高检高法）刚刚出台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被认定为诽谤罪”。在采访的末尾潘石屹像在说绕口令：“如果是说你还可以转发骂别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你超过一定限度了，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第二天，潘石屹发出一条微博回忆接受采访的经过，描述了一个戏剧化的场景：他给一大V的朋友打电话说：“CCTV要采访我关于司法解释的事，我很紧张。我应该怎么说呢？”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
潘石屹的回答是：“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来不及了。”
网络推手的“大V”生意 回目录
近日，“秦火火”和“立二拆四”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后，网络造谣传谣现象引发社会关注。而类似这样的网络推手公司在一线城市还大量存在，这些公司和个人依靠什么挣钱，收入如何，又选择什么样的卖点吸引观众？他们会推什么样的人，与微博大V如何合作的？
其实，早在3·15晚会的节目现场，某明星“八点二十发”事件中，幕后网络推手就已一览无余。
多数草根名博 实是公关公司
钱永京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非我非非我”，自称是推红“西单女孩任月丽”、“人大裸模苏紫紫”的“拍客”。但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网络推手，认为那是媒体叫出来的，他只是一个“爆料者”而已。
“西单女孩是多么正面的案例，这样的北漂也能成功，他们没有平台，我帮助他们记录，进而圆梦，这是人们所需要的正能量。在那个年代，肯定会有人看。”时至今日，钱永京依然认为西单女孩是自己做过的最成功的案例。
“最开始做的时候，电视媒体问我要这些视频，是要付钱的。”钱永京将自己拍摄的视频向媒体爆料，也由此积累了自己第一批媒体资源。
“我和立二他们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我做的事情是真实的，是歌手就是歌手，是模特就是模特，都是真的，不把没有的说成有，而且我也不攻击任何人。”尽管作为“西单女孩”视频的首发者，这件事并没有给钱永京带来可以看到的物质利益，反而被别人抢了风头。
钱永京开始意识到独家策划和资源的重要，在随后的策划中，他多以人物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利用电影手段进行艺术加工来推广人物。
“谁也掌握不了舆论，但牛人能预估事情的价值有多大。”钱永京觉得自己并不像很多人一样为了钱什么都不顾，不择手段，他只选择有事实的不违反人性并且不触犯法律的事件或人来进行策划和包装。
“100万粉丝以上的草根营销账号，让他们转发一条微博，大概是3000元左右。这些都是公关公司养的账号，他会给你列一个名单多少钱转发，多少钱置顶，这些价格都会非常详细。”在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后，钱永京瞄上了微博上的大V和营销账号，利用他们来做推广。
网络推手的十二条“军规”
1 商业网站签订“排他协议”，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2 基于共同利益，大V互相“站台”捧场；
3 太硬太直接的广告，大V不会发；
4 大V参与线下活动，要发布现场微博；
5 大V很在意维护自己形象，热衷公益活动；
6 公关公司多自己养营销账号；
7 大号转发和水军造势是可以外包的；
8 大V直发较贵，转发便宜；
9 不会要求大V达到效果；
10 要考察大V粉丝质量；
11 网络营销一般会利用网民情绪进行引导；
12 推网络红人不赚钱，但赚眼球与营销能力。
大V多付费转发 一次基本1万至10万
相对于钱永京的小打小闹，某公关公司互联网业务的直接负责人郑总，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网络推广模式，成功帮助多个知名企业在网络上做品牌推广。
微博营销作为网络营销的重要环节，自2009年微博出现后开始流行。不少公关公司自己培育营销账号，对客户的需求进行推广已经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真正要出一个经典是需要脑子和时间的，灵光一现的毕竟很少，而且还要看舆情环境和运气了。”网络营销，一般会利用网民情绪进行引导，比如在灾难面前对弱者的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当然包括类似于炫富大赛这种门槛较低的全民参与的话题。
“付费转发，太常见了。普通的营销账号价格从100至3000元不等，还要看其所属的行业，还有粉丝活跃度而定价格。大V呢，则要看其当红程度。如果是一般的明星大V，基本在1万至10万元；而超过10万元的就需要有一定档次的了。但是，有些大V为了维护自己形象，也要看微博内容而定。”对于公关公司而言，利用大V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给予一定的利益，这样的合作模式简单而易操作。
而付费转发只是大V协议的一种形式，据郑总介绍，微博的运营方会与一些名人、机构签订商业协议，来为自己的产品造声势，吸引人气。当相关平台有活动时，协议客户是需要帮助转发推广运营方活动的。这个协议一般是运营方跟经纪公司、名人自己或者其他代理机构签订。这是大V协议推广的基本模式。
“直发比较贵，转发相对便宜点。如果明星只参加活动而不发微博，那我们会换人。明星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形象，也要看内容的，假设内容过于生硬，他们基本不会发，否则就开出比较离谱的价格。”郑总称自己公司做过的案例中，就找过大家比较熟悉的明星或者当红的电视剧主角等，比如喜欢骑车环保秀的某男明星，合作一次是6万；而当下影视剧里正走红的女主角，合作一次是8万。一般而言，公司不会对转发的效果有要求。大V自己的账号会有一定的自然效果，再加上公关公司维护引导，效果一般都有保证。
为共同利益 大V互相“站台”
“有些大V他们会宣传自己生意的东西，此外就是朋友之间帮忙。”郑总介绍说。一个草根营销微博粉丝能达到百万以上就已经很不容易，而对于千万粉丝级别的大V，是否会接受上述的协议转发，也得分人。
“我们要看大V自身的条件符合不符合客户或者项目需求，一定要分析大V的受众是哪些。”随着业务的拓展，郑总觉得任何一个领域的大V，都有可能成为公关手段的执行者。“针对不同的项目，我们也得找合适的人。比如需要教育界人参与的时候，我们也会找一些教授来帮忙发。另外，我不可能找薛蛮子来发化妆品的信息，找李开复来发汽车类的项目，对吧？”
“你投资了我的公司，我也在你的公司有股份，那微博上的互动性就比较强，这也是人之常情。”郑总称，并非所有的大V转发的微博都是协议转发。一些私人关系较好的名人或者机构以及处在某种共同利益体内的大V们，出于某些生活及商业关系，他们会对彼此的事件、话题、商业活动进行互相“站台”。微博上的站台就是彼此相互呼应，通过转发点评等形式捧场。
而多数公关公司都会为客户提供微博营销的报价单，也会主动向话题事件中的人物或大V本身寻求合作。郑总介绍，一份完整的报价单会包括账号级别、粉丝数、行业以及其主题方向等内容，而一些小公司的一个完整报价单不会这么详细。
大V转发有禁忌不能影响其形象
而在网络推手的生活中，病毒段子和病毒漫画是比较常见的形式。
“这里的‘病毒’是个褒义词。”郑总介绍，这种操作手法，将公益活动中有意思的内容制作成文字、漫画或者视频，使其比较容易传播，在速度和效果上，能像病毒一样扩散。
郑总举例说，在百度搜索上检索“比某某”更帅的男人是谁，他们通常会把搜索结果设计成“无结果”，但下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您要找的是不是某某某？”而这某某某，恰恰就是推手要推的红人或明星。看似随意，实际很精心的设计，要比直接给答案的效果好很多。此外，语境、场景的设计都会涉及到，绝对不只是单单发布那么简单。”在实际的操作案例中，一条微博内容的主题定位、适用人群、传播手段，就决定了一条内容有多火，或者能多火。
“又能赚钱，还能维护自己的公益形象，这样的活动会比较好。”娱乐明星大V自然是公关公司青睐的对象，其受众基础往往比营销账号更为优质，郑总说，在一个公益活动中，明星出场费是10万元，这包括他参与线下活动以及直发3条关于活动的微博。
“他们不缺钱吗？点个鼠标，给我1万块，内容合适的话，换了我也发，但只给100元的话，估计要揍人了。”郑总觉得明星本身就是商品，是商业价值的载体，处在娱乐产业的链条上，这样的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推红人并不赚钱企业营销是大头
有着多年论坛管理经验的郑总认为网络红人是个假象。
“这些被推的人真火了吗？郭美美火吧，但是人家不是什么推手推出来的，大家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身份背景的反差。是社会话题，而不是什么推手公司运作。公关公司推人一般很难赚钱。需要推的人，你认为他或者她能有多少钱？”
最近，钱永京在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向网络红人“人大首页女神”求婚。“没人说不让我追吧，你爱说我炒作就说，我没违反法律吧？”为他人塑造品牌的同时，钱永京更重视自己的个人品牌营销。“他们火了，就会记住我了，以后也就会有人主动找上门。”如今，钱永京开始重点营销自我品牌。推广网络红人，或营销自己也好，确实并不赚钱，但赚眼球，为个人的品牌影响力与策划能力增加含金量。
无论负责运营专业公关公司的郑总，还是做个人业务的钱永京，业务重心已经侧重企业和文化的宣传。“微博营销这些东西越来越没有技术含量，你在做，我也在做。”钱永京坦言，“现在也不局限于网络传播，做代理，找媒体，帮发新闻稿等等。目前收益最高的一笔生意是30万元，是利用病毒视频对一个电影进行网络推广。”
无论是公关公司还是网络推手，他们之间也相互合作。公关公司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有时候并不亲自执行网络推广的具体项目，而是把大号和水军推广外包给小公司，甚至诸如钱永京这样的个人团队，使其按照规定的话题或者活动的运营思路执行项目成为业内常见的状态。
徐达内：大V的功与权 回目录
黑色星期五，9.13，就要散。
人称黑色星期五，有可能，史称黑色星期五。
这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集体感受到了1989年以来最严厉的言论管制氛围。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四年中，网络社交媒体的兴盛让中国人享受到了革命性的信息传播便利和自由，如今一旦尺度收紧，“由奢入俭难”；另一方面，也的确是中共新任领导层展现出了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坚决得多的控制欲望，习近平明显是在继承“延安整风”时代的方略，打击贪腐渎职官员，但同时也要将反对派的颠覆梦想扼杀在摇篮里。
所以，石扉客要用他在微博微信上苟延残喘的最后账号哀叹：“等后世写这段历史复盘时，这应该是中国自有网有来，网民们最为恐惧的一段时光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和监狱只有一米数据线的距离。”
是王功权的被捕，压垮了很多人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13日午时，经由笑蜀等人传递扩散，王功权在11时30分被北京警方从寓所带走的消息出现在互联网上，称“名义是传唤，涉嫌罪名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4时许，同是王功权友人的郭玉闪又通过微博张贴传唤证影印件，画面显示，标明“京公(公交)传唤字[2013]2030号”的这份文书，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要求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嫌疑人王功权接受询问。当然，@郭玉闪曰同时要发布谴责：“虽为传唤，实则自9点半开始抄家两小时，收走一部电脑、两个镜框和若干公民徽章——虽然早有预期，但发生时依然难掩震惊。希望朋友们都能密切关注功权兄的安危。愿他平安。”
当晚21时许，确认王功权已被刑事拘留的家属通知书最终出现。
大V的黄昏，大V的末日——那个下午，微博上的自由派意见领袖们兔死狐悲、哀鸿遍野。用@封新城的话来说，“满屏都是王功权”。
严格来讲，王功权已经不是大V，他的新浪和搜狐微博账号早在一年前就被销号，残存的腾讯微博账号也在被传唤当天阵亡，而且，就算是没被禁止网络发言前，他的影响力也没能达到过家喻户晓的地步，普通网民知道他的名字，更多的是因为2012年5月那场事先张扬的“私奔”风波，把这个热爱吟诗作词的老头当成了酒桌上的调侃谈资。但是，尽管不是微博大V，但王功权绝对算得上是现实生活中的商界大V。他是中国1980年代末官员“下海”潮中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万通六君子”之一，是中国风险投资领域的开拓者，所以，比起半道返国的薛蛮子，他的商界人脉更加深厚，而且，因为言行相对温和低敛，他也不像薛蛮子那样在被拘前就富有争议，“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样的罪名也不会像“聚众淫乱”那样难免招致道德反感。总之，王功权的粉丝数可能远远不及薛蛮子，但他被拘捕的消息更像是深水炸弹，给学商两界带来了暗流汹涌的巨大冲击。
王瑛有理由第一个站出来。在这位女性投资人6月16日发布声明反对中国企业家“教父”级人物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论后，王功权曾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加以转发支持。此后，这两位同样立志“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的本家，频频被媒体归为同类，比如南方人物周刊就曾在8月初发表《公民企业家站在十字路口》，文中写道：“这两个久未谋面的人用词高度一致。王功权在互联网上的个性签名是‘VC007’，王瑛的新浪微博名是‘王瑛006’，俩人在思想上恰如这两个数字比邻而居……他们两个都表示体谅工商界的难处，‘可以不说话，但不要放大恐惧、制造恐惧’。至于他们自己，则选择了发声和行动。他们被称为公民企业家，由于所拥有的财富可以摊在阳光之下，加上个人强烈的社会关怀，其利益表达超越了企业和自身，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也大大突破了赈灾捐款、公益慈善等既有途径，以更主动的姿态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和公共表达……很多人将他们的独立、敢言，与他们已经取得的财务自由联系在一起，寄望这样一群有资源、有影响力的人在转型期有更大作为。”
现在，志同道合者蒙难，@王瑛006悲从心来，她有意用“公权”代替“功权”，高呼“如果公权也被抓，我们时刻准备着”：“抓王功权的人，不及时收场，一定比王功权难受。王功权是一个把一切都想清楚了的人，是对自己会支付什么样的代价明明白白的人，是对自己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好果子有着充分准备的人，是对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也许并不能换来多大进步，点点滴滴只在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认了帐的人”；“我愿意和功权、和愿意为中囯好起来努力做事的人，为一个美丽中国不拒绝赴难的人站在一起。我不怕，并想告诉人们，这不可怕，尤其是不怕的人多起来了，更不可怕。”
在王瑛看来，王功权被抓着实匪夷所思，因为在她眼中，对方“作为一名著名投资人和企业家，毅然为中国的进步事业而努力，坚持不懈，十几年如一日，并始终坚持理性、平和、积极、向上，遵守法纪，热心公益。他是这个国家中难得的企业家，社会良心”。而用王维嘉的话来说，就是“功权非常理性，忧国忧民，何罪之有？”
的确，“温和改良派”正是王功权这些年来的公众形象。在得知传唤消息后，财新网、博客天下、财经天下、中国企业家、共识网等媒体纷纷通过微博账号重新张贴早前报道，从《商人公民王功权》到《商界再无王功权》，再到《多情王功权：我没同流合污过》、《王功权对话录：这样劫掠财产会天下大乱的》。在这些稿件中，王功权展现的都是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尤其是对“公民社会”的孜孜以求：“自2005年之后，王功权开始显著关注‘公民社会’问题，‘以一个公民的努力，推动和见证中国社会的进步’成为其座右铭。他夜探关押了几十名上访民众的‘黑监狱’；倡导并组织了浙江省乐清市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的公民观察团行动；针对拆迁过程中屡发恶性事件，王功权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组织‘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希望以非暴力‘围观’行为，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拆迁过程，通过外力介入以避免现场冲突，减缓事态变化；他亦为争取在京外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而奔走呼号。”
正是通过这些旧文重录，即便是原本并不太知晓王功权事迹的人们，也开始认定，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很可能只是警方托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正的原因是他对公盟的资助——公盟的具体负责人许志永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因为同样的罪名指控而被北京警方刑拘，四处奔走图谋救援的笑蜀非但没能把人捞出来，自己还被遣返出京。
所以，在@诗人刀哥的带领下，这些被王功权献身精神所感动的后援团——尤其是受益于教育平权行动成果的异地户籍人士——现在要泣血而呼：“诗人王功权，公民企业家。投资培育了360、汉庭、民生银行、俏江南等企业。可安享无尽荣华富贵，午饭却只是一个卤肉套餐。他站在弱者一边，他为弱者流泪，他为弱者呐喊，他为弱者奔走，他戴着风雪帽，和访民一起敲打‘黑监狱’的大铁门，高喊着‘开门放人’。他做了这么多，请我们做一点点，为他呐喊。”
根据这些呐喊者的推测，王功权的祸端正是因此而起。因为他的发言虽然温文尔雅，远不及那些激烈的民间意见领袖声色俱厉，但他有钱、有能力，并且将之转化成了现实抗议中的推动力，这一点使他比“口炮党”要有威胁得多，@隋牧青律师即有如下分析：“我推测王功权被刑拘主要原因不在于其政治观点、倾向，而在于其为不安份富豪。不但直接参与教育平权等新公民行动，更疑其暗中资助异见人士，为重利轻义、阿附当局的商人群体树立了一个‘极坏’标杆，抓他同时还可阻断良心犯救助资金的部分渠道。”
商人，大V。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潘石屹，同列“万通六君子”，他没有理由不为好兄弟说句话。总算是没有忘记患难情谊，潘总在14时51分贴出一张王功权5天前在女儿婚礼上的照片，说了声“多保重！”
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天来，潘石屹已经因为在央视出镜时的“结巴”表现而受尽调侃，围观者普遍不接受“天生口吃”的说法，而是乐于将之解读为商人在权力意志面前的恐慌。“吓尿了”的讥笑声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潘石屹需要向那些怒斥“被招安”的追随者检讨：“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毛病。”
至少在微博发言中，任志强不像他的“好基友”那般小心翼翼。事实上，他也是最早传播坏消息的大V，13日中午12时43分，他就以一个“功权，功权你在哪？”的问句，向湖面投下第一块石子。
刑拘消息被确认后，他也是继续担纲炮手。如果嫌“漆黑的夜里，一阵狂风吹熄了带来光明的烛光。不但让这里失去了方向，也成了除了风声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的地方”还不够直白，自有如下一段留言，火力全开：“政府控制了无数的官媒，有电视，有广播，有报纸，有杂志，有网络，还有各种官方的体系和阵地，从机关，单位到街道，从学校到幼儿园。但所有的宣传却不如一百四十字的微博？连军校的中将都嘲笑这些官媒无法统一社会的舆论与民众的思想，反倒输给了无组织的个人言论？对比中难道看不出啥是中国梦！”
另一位被万众瞩目期待发言的商界领袖是王石。作为与柳传志比肩的中国企业家偶像级人物，他已经公开表示放弃“在商言商”思维，要将自己在哈佛所学民主理念播撒故土。虽然没在9月13日当天发言，但从次日凌晨起，他在当天通过微博发布的所有留言几乎全与王功权相关，强调“法治是政治家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事”，宣告“互联网在正在摧毁曾认为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并转发来自@王晓渔的信心誓言：“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并且赋予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反对者，暴力的效用适得其反。”
然而，信心毕竟脆弱，悲情终究蔓延。
“最近的新闻有个特点，都比较像移民广告”——说这句话时，@五岳散人还算有那么点“用脚投票”的乐观情绪，但在十几分钟后，他也要与@色色猴一同“伤心之极、五内如焚”，“在异国他乡的深夜潸然泪下。”固然厌恶民粹，但@花总丢了金箍棒也仿佛看见了动荡前夜，他要为那些没有能力移居海外的草根平民感到哀伤：“再跋扈也是一个散发着尸臭的系统。当然，不会再有大革命了，这个操性只有大分裂。受苦的是大众。”
如果说湖北建始县水利水产局以“‘秦火火’将是最生动的教训”来回复要求公开自来水检测报告的网民质询，给这些意见领袖带来的最大观感是“狐假虎威”、“小人得志”，那么，经历了一连串“打击谣言扩大化”阴影后，他们越来越按捺不住要指责“上梁不正下梁歪”
@谢文不仅想起薛蛮子，还想起了回台治癌的李开复：“抓了一个是搞投资的，走了一个是搞投资的，又抓了一个还是搞投资的。这是招商引资新策略？”@赵晓和@何兵异口同声：“企业家心寒就麻烦了，经济热不起来”；“我听总理讲话刚上来的一点信心又凉了。”@刀尔登更是言简意赅：“只过了一年，举国皆重庆矣。”
“把公权关进笼子，原来是把功权关进笼子”——一时间，这个用来讥讽最高领袖言行不一的谐音句式广为流传。@罗振宇补充说明：“功权低估公权了。支配这个体制的既非理性，也非感性，而是随机和偶然。领导的一次怒眼乜斜，就足以让手下人践踏一切。”
由于9月13日还有“环保学者董良杰因涉嫌网络造谣被抓”和“陈宝成涉非法拘禁罪被批捕”的消息确认，再加上与王功权交好的肉唐僧亦与外界失联，“黑色星期五”的说法就此不胫而走，富有历史穿越感的人们甚至想起了42年这一天坠亡蒙古的副统帅林彪，为历史宿命感而唏嘘不已。
作为新浪微博的当家人，@老沉这一晚也来了句“有人说今天是黑色星期五”。此时，他的手下正在加班加点地删除屏蔽为王功权打抱不平的留言，不过，代表这家老牌门户的官方账号@头条新闻，确曾在当天下午以转发新京报网站稿件的方式，发布了“知名投资人王功权被北京警方带走”的消息。
因为是直接援引笑蜀通报，凤凰网的发布还要更早一些，并且，一度将之推上了首页——但这也基本上是门户网站的极限了。况且，因为这天晚间还爆出了轰动全国的王菲李亚鹏婚变，王功权的名字被瞬间淹没在明星八卦的洪流中。
从数量上来看，微博用户将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五，绝大多数不是因为“大V的黄昏”——那些政治纷争太高深，再声嘶力竭也不可能进入热门话题榜。真正能实现全民刷屏的，是@veggieg，不曾加V却胜似大V的天后王菲：“这一世，夫妻缘尽至此，我还好，你也保重”，共计16个字外加一个笑脸符号，3小时转发48万、评论22万，12小时转发67万、评论35万，这项数据纪录恐怕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能够打破。
在这条真正能够吸引全民眼球的新闻面前，门户倾尽全力，专题伺候。为了拍到一张王菲眼眶含泪的照片，腾讯不惜逼停接机车辆，就算是曾经为王功权发出第一条正式新闻的凤凰网，也是将明星婚变顶上了首页头条位置。
这种多谈风月少谈政治的媒体取向，同样表现在周六出版的报纸上。把王菲和李亚鹏作为封面主角，京华时报和南方都市报还算是在内版为王功权保留了一席之地，而新京报甚至都没能将之印成白纸黑字。全国知名纸媒中，唯一的例外是北京晚报，用王功权的回眸一望占据大半个封面，并辅以《网络大V董良杰据称被警方带走》的相关标题。
人民日报未置一词，不过，从其微博账号那段晚安帖来看，似乎也并非全为明星婚变而写：“‘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9月13日深夜，录下冰心这段文字，与你共勉：相信爱情，相信未来！”
至于@南方都市报，还能把对“黑色星期五”的哀悼说得再明白一些。被其转发的@南都评论留言如下：“天后婚变，一拍两散，让多少人感叹，又让多少人痛言不再相信爱情？公权易滥，民权难彰，让多少人失望，又让多少人对法治与正义执着依然？平安、法度，是所有人的期盼，却又不能仅有期盼。好在‘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惟有自由、公义与爱，惟有时间。”被配发的是两张电影《功夫》的剧照，冯小刚在破口大骂“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作为南方系另一杆旗帜，本期南方周末封面报道正是《大V近黄昏？》。如果晚两天出版，或许这篇以潘石屹、任志强、李开复等为描述对象，宣布大V“在最近一个月成了最重要的警诫及批评对象”的文章，就可以加入王功权的例子——只不过，从当前语境来看，南方周末自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夕阳下的大V？
体制内也确实传出了少许异议。作为中共主办的海外喉舌，香港文匯網曾经在微博上公开向@平安北京索要王功权犯罪证据；身为人民网舆情分析师，@摘星手010是以198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带血的教训》相劝：“邓颖超在政协说，你们不要怕，我们现在的中央下了决心，不能让过去沉痛的、深刻的、带血的教训重犯。难道仅仅是挨整的党内外同志、挨整的知识分子受了伤，流了血？不。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受了伤，流了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呵！”
就算能理解媒体人“春秋笔法”的苦衷，但面对微博微信争说王菲的残酷现实，那些视言论自由如生命的王功权声援者最难将息，为“娱乐至死”的国民性而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陈宗鹤先生算是苦口婆心：“我不反对大家关注王菲李亚鹏婚变，娱乐在哪都是大众消费品。但王功权被抓，真的有关所有国人贴身权利。既然功权可以被‘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被捕，那就代表每个人都可能随时因此罪名剥夺自由，这个罪名不需要理由。若您今天关心八卦是人类的本能，那我也请能您关心下王功权，居安思危是动物的本能”。
看着@林萍在日本统计的王功权和王菲相关微博转发评论数量巨大落差，@聚贤德之淋已经无话可说：“这就是一个半夜喊抓小偷，喊破喉咙也无人问津，一喊捉奸在床，众邻纷纷开灯的年代。”
何况，在他们看来，还有给小偷“递刀”的帮凶。胡锡进吸取了薛蛮子被拘之初的发言教训，不再给反对派们留下“官方整人”的话柄，其环球时报周六所刊社评立场坚定：“从昨天下午开始，一些自由派人士开始在微博上密集发声，声援王功权。在不了解警方对王传唤、拘留细节的情况下，这些人断言王的无辜、无罪，警方带走他是对他在互联网上的表现进行打击报复，是‘政治迫害’……到昨晚，几名自由派人士在微博上发起签名，更是将这件事完全政治化，将对王的拘留称为‘粗暴行径’，宣称‘公民社会正遭到全面镇压’，中国面临‘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声明还警告官方‘不要激怒社会’。我们认为，这种以价值观划线，不由分说为王功权背书，同时站到警方对立面的做法不可取，对警方执法采取征集签名式的对抗做法尤其不应该。王功权目前已身处司法程序中，对他的援助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在连情况都还没搞清楚时就宣布他的清白，抓他的警方是‘野蛮’的，只能说明这样的辩护是立场先行的。警方不会无缘无故抓人，他们一定掌握了一些证据……目前自由派人士在强力塑造一种舆论：他们当中的人以任何原因吃官司，都是官方对他们的‘政治迫害’。”
尽管在这篇《为王功权无条件背书有违法律精神》的结尾部分，也有一句“现在我们既不能对王做有罪判定，也不能做无罪判定”，但是，在自由派人士心中，那句“警方不会无缘无故抓人，他们一定掌握了一些证据”分别就是对王功权的有罪推定，他们痛恨于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又在凭借着自己的垄断评论权，“貌似公正”地“拉偏架”。甚至，@21世纪经济报道转发之时，也已经不惮于专门挑出“背书”二字作为暗讽。
后发制人，北京警方还有绝招。昨晨零点刚过，央广所属@中国之声率先发布长微博《薛蛮子讲述心路历程：做大V感觉“像皇上”，回复粉丝留言如“批奏折”》，将人们的目光从王功权身上又拉了回来。
正式稿件由新华社稍后发布，并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带头展示在首页。以“‘做大V感觉像当皇上，网络没有制约就会走向反面’——高墙内的‘薛蛮子’谈两高司法解释及网络大V心路”为标题，新华社记者写道：“9月13日，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的网络大V‘薛蛮子’（中文名薛必群）如是反思。在与民警的交谈中，他含胸埋头、低声答问，已然不复一个月前做客央视高谈阔论网络‘正能量’、抑或半月前初进看守所仍然昂首挺胸的大V‘风范’。如今身处高墙之内，‘薛蛮子’从新闻中得知最高法、最高检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后，显得十分关注、紧张不安，主动要求了解相关具体内容，向民警吐露自己成为网络大V的心路历程和心态变化，并结合自身做了关于依法维护网络秩序的深刻反思。”
根据文中所引述的薛蛮子自述，在微博打拐、宣布患癌以及运营商媒体推荐的影响作用下，他成为了最早那批“千万级”大V之一，此后，他从“小心翼翼”变成了“不核实就转发”：“转着转着，思想上的要求就越来越放松，看到了立即转发出去，也不会去核实真伪。这样一方面比较省事；另一方面觉得反正是别人写的，就算有假要追查，自己也就是个转发者，不用承担多大责任”；“自己的微博话题从最初的财经、慈善逐步扩展到时事、环保、历史、卫生、食品等多个领域。擅长不擅长的都要说几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百科全书型的‘杂家’形象。他还转发过不少负面新闻，也发过一些格调不高的东西，甚至对一些热点事件发表负面点评，引发网民发泄不满情绪，以此博取眼球、获得更多关注。”
在“享受大V：‘回复粉丝留言感觉像皇上批奏章’”的小标题带领下，新华社声称薛蛮子“忍不住眉飞色舞，不时蹦出一些滑稽的论调”：“一条募捐的微博发出去，一天就(收到捐款)十几万元，七天筹到了上百万，别人谁做得到？”“就算是部长，也不可能每天收到30个省市的会议邀请。我每天都能收到各省市创业大会、高校创业园、互联网投资未来方向研讨等会议的邀请。经我推荐的企业或地方，都能迅速被广泛关注，人气提升很快，为他们带来效益。”“每天早上打开微博都有上千条求我的信息，求关注、求转发。我随手回复或转发，感觉就像皇上批阅奏章一样。转XX省人民政府阅，一个私信发过去就解决问题。”“毛主席也没这招吧？早上六点钟，毛主席也找不了(地方政府)，毛主席首先得找省委书记，省委找地委的，地委找县委的，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到我这儿一天就解决了。你说像不像皇上？还是有点像吧，批阅还是有作用的。”
根据文中引述，在从一个退休老头突然变成一个比影视明星还受关注的网络名人和意见领袖后，薛蛮子也从孤芳自赏变成哗众取宠：“‘我越来越关注在新浪微博热度榜上的排名，与李开复等其他大V比谁的粉丝多、谁的言论受追捧’……这种心态助长了他在网上发言‘肆无忌惮’，一味追求网民关注。只要能引发关注，不做核实就转发；而且觉得自己是大V了，可以摆摆老资格了，即使说错了也有粉丝群出来‘护主救驾’。‘习惯了享受这种感觉，自然而然形成‘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习惯，发布信息相当随意。’‘薛蛮子’说，‘以前没法律规范，网上造谣也没成本，加个‘求辟谣’就行了。’”
说到这里，新华社就可以过渡到“反思大V”的章节了：“‘薛蛮子’说，自己是有名的‘转发帝’，共计发布8.5万余条微博，其中充斥着未经核实的谣言、情绪化的调侃，还有对严肃民生问题的戏谑。此外，他也发了一些自己投资公司的广告，以谋取经济利益。‘我在微博上不负责任、不加核实地转发负面信息。比如水里有避孕药、舟山汞超标等，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宣泄，忽视国家和社会的正面主流。’‘薛蛮子’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他在微博上转发‘官员拿这些钱公款包二奶，避免了大量美女去做失足妇女传染艾滋，也避免了官员感染艾滋’等，实际上是把少数领导、少数地方的问题夸大化、极端化了，容易激化网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薛蛮子’进一步反思说，尤其是作为一个有着千万粉丝的网络意见领袖，如果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会引发大家的不良情绪和负面心理。还要认识到，网民和现实中的民众一样，素质参差不齐，负面言论或者谣言对于那些知识水平不高、理性思维不强或者本身就对社会不满的网民来说，就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负面影响。”
根据文中描述，薛蛮子在向民警要来两高的司法解释文稿后，仔细读了好几遍，反复强调“早该出台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说，网络社会在经历了三年‘疯狂野蛮生长’之后，出现了太多突破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的东西，亟须进行清理并建立制度规范。‘成熟的网络一定需要法律的规范。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也需要秩序，现实社会不能做的事，网上一样不能做。没有监督、没有规范，只会走向反面，终究害人害己……言论自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网络大V，更要遵守秩序。粉丝之所以‘粉’我们，是因为他们认可、崇拜我们，网络大V的个人言论一旦通过网络发表出去，就会对网络舆论产生巨大影响。’‘薛蛮子’以自己为例，‘成为大V后，长期只听赞美，没有监督、批评、警示，就像现实社会中权力失去监督会导致膨胀一样，网络社会上缺乏制度和法律规范，一样会导致膨胀，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是现在网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从电稿最后一句来看，薛蛮子就算当了回反面教材，牢也是坐定了。他不仅已经因为“涉嫌聚众淫乱”而在9月2日被升级为刑事拘留，而且，“记者从北京警方了解到，近期不断有网民向警方举报‘薛蛮子’涉嫌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对此警方正依法开展调查。”
即便是对新华社的转述文字存有“曲解原意”的疑虑，但在看过了央视昨天播放的现场视频后，就算是死忠也得承认，那些话应该确是薛蛮子亲口所说。而且，从画面上看，薛老汉虽然身穿囚衣，却很有点在创业大会上谈笑风生的模样，尤其是在说到“我觉得省委书记都没有我力量大……像皇上批阅奏章一样的感觉”时，仿佛还沉浸在“君临天下”的成就感中，笑逐颜开，真不枉他那个“老顽童”的名号。
如今的新浪，可再也不会把“皇上”迎回来了，比起其它门户，首页还特意还多推荐了一段央视解说词，即“问民警：粉我了吗”。根据新华社那篇电稿所引述的民警说法，是“薛蛮子有时会忍不住炫耀自己有1200万粉丝，还嬉皮笑脸地问民警：你‘粉’我了吗？”
镜头中，薛老汉不仅比潘石屹要口若悬河得多，而且，做起“飘飘然”、“忘乎所以”的自我批评时，也真不愧是受过红色家庭的薰陶，让人恍若置身“延安整风”活动现场。他将早他一步进入看守所的造谣者作为揭批对象：“我觉得今天我们出了这个规定法律法令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在我都知道，你像立二拆四，那明显就是造谣啊。这些事没人规范，那以后就没完了。到最后，如果没有规范，一定是，因为造谣没有成本。你说了一万条，大家只记得那一条谣言，永远最抢眼球的一定是那个……无序的结果就一定会出现恶劣的，因为不惩罚啊，造一谣关五天，出来又是一条好汉，有什么屁用啊。对不对，他也出名了。也火一把，秦火火他火一把，对不对。”
并且，根据新华社通稿，他还想戴罪立功：“与民警交谈中，‘薛蛮子’不时流露出新的司法解释给他带来的不安，主动提出条件：‘我了解媒体，这方面我有经验，你们找一个影响大的媒体，我们一起来设计设计，让带着手铐的‘薛蛮子’来说网络上的事儿，配合做好宣传，我也能早几天出去。’”
这份俨然诚意十足的“投名状”，固然会让“自干五”抚掌大笑薛蛮子“丑态百出”，但是，也给了“政治迫害论”者一个新的话柄。从王功权的战场上拍马赶来，他们认定这是官方不打自招，可以顺势再质问一次“被抓的理由是嫖娼，访谈的内容为什么却是大V？到底是因嫖娼被抓还是因大V被抓？”依@叶恭默所言，“这是新一轮引导自污的抹黑，意在塑造一个僭越公权最终沦陷铁窗的滑稽小丑。此丑化手法和以塑造妾妇奴仆人格为导向的宫廷剧，在心理学原理上同构，具有广泛的恶俗趣味群众基础。官媒记者自由获取/发表警方讯问记录，喉舌媒体未审先判，二者合谋违法丧德，尽显司法的荒唐滑稽。”
邓飞算是仁至义尽。虽然已经因为王功权、董良杰之事而被律师劝告先行签下刑事委托书，但他还是微博明志“飞蛾扑火”，并要为自己身处危难之中的老朋友说说好话：“薛老师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一直给予我许多支持，并应邀成为大病医保和中国水安全计划的联合发起人。我们不能也不会去掉他的名字，更要铭记和感恩他的贡献和价值，做人做事，都要公平正直。”
而按照凤凰网昨晚首页评论《谁把薛蛮子推上了“皇帝宝座”？》中的分析，之所以大V能够“一句话顶一万句”，除了因为粉丝没原则、不节制、无底线，还拜一些政府部门“一万句不顶一句”所赐。作者王石川有云：“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关部门丧失了公信力，才导致网民转而相信薛蛮子等大V……打击拐卖儿童、环保、卫生、食品等领域，如果政府部门做得出色，薛蛮子们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事情的真相在于，有的时候政府缺位了，就为薛蛮子们提供了施展的巨大舞台。”
当然，在左翼干将看来，这种原因归纳恐怕也就是“谣言倒逼真相”的翻版。他们前面刚刚发掘出薛蛮子和王功权的合影照片，试图证明此乃“一丘之貉”，如今，看着大V的悔过书，@司马平邦又要乘胜追击，矛头所指的正是那些“捧臭脚”的右翼媒体：“即使说监督网络权力，薛蛮子的网络权力也有限，更要受监督的起码也得是那些把薛蛮子变成大V的人，网民对薛蛮子的公开举报从2011年底就开始了，并伴随薛大V的成长一路，但为什么他仍过关斩将成了假皇帝呢？谁是太上皇？”
真正的“皇帝”，永远都不会做战场上的开明绅士。遭受一个多月来的致命打击后，中国民间反对派应该已经能够充分理解习近平那句“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中蕴藏的锋芒了。在这个威权国家里，真正的大V，不是薛蛮子，不是王功权，也不会是王菲，而是那些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终极审判官。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尽管那些视批评为已任的意见领袖对活跃中国舆论、推动社会进步有着时代功绩，并通过微博掌握了空前的话语权，但是，在由暴力机器支撑的政治权力意志面前，他们的软肋昭然若揭，倘若再如南方周末所言，滑向“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和嘲笑声的集合”，终归是不堪一击。是不太可能关闭整个微博，但定点清除总做得到。
作为曾经的中南海大V助理，吴稼祥这大半年来一直为新任最高领导人辩解，强调“手下坏事”。在王功权被传唤消息传出之初，他曾经因为猜疑“涉及中石油”而被指责，以致需要微博删帖。如今，在对中国政治前景莫衷一是间，仍对“明君”心怀期待的人们又开始传阅他的形势研判，在两个月前那篇对话稿中，吴稼祥声称之所以会有一系列意识形态管制措施，是“开左灯向右拐”：“从政治操作上，一定的制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改革派当权，那保守派掌握宣传机器……七不准，某种程度上是善意提醒现任领导人，要做全党领袖必须平衡，不要做半个领袖。”
一将功成万骨枯。作为历史注脚，至少，那些曾经在@薛蛮子身后摇旗助助阵的卒子，是不会想要当“炮灰”的，他们需要另谋前程。前夜，拥有60万关注者的加V账号@1句实话“顿悟”，宣布要从专门发布负面新闻转型“心灵鸡汤”，希望可以有政府企业以优惠政策支持他“弘扬真正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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