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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概念
安全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长久以来对于安全的概念却始终争论不休。有些学者，如弗雷（DanielFrei）、杰维斯（RobertJervis）、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等，否认安全有确切的含义，认为它不过是个模糊的象征[1]。在他们看来，为了避免一般界定的以偏概全，在阐释安全概念的时候必须联系具体的情况。鲍德温（DavidBaldwin）和米尔纳（HelenMilner）认为，国家安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中最不明确和价值负载最多的概念”[2]。巴瑞·布赞认为，安全的本性使得人们不可能求得一致认同的界定。安全仍然是一个“有待发展的概念”，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安全概念逐渐被越来越清楚地表述，也被更多的批评者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全”成为了一个没有异议的概念，事实上，它比以往更具歧义，在超越以往视角的过程中仍然充满争议[3]。
小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有一种很生动的说法：安全是一种活生生的思想的外皮，它应用的时间和环境不同，其色彩和内容就可能截然不同[4]。尽管安全有很多“特殊”的情况，但在这些“特殊”情况的背后总会有一些“一般”的东西。《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5]。在英语中，安全的词义较汉语更宽泛些。按照权威辞典《大韦氏三版》的解释，安全（security）一词首先就是定义安全的性质与状态，其中第一条指“免于危险的自由”[6]，第二条是指“免于忧虑”，第三条指“免于恐惧、焦虑或忧虑的自由”，第四条则是指“免于不确定性与困惑的自由”。对比中英文的安全词义，虽然略有差别，但仍然可以看出，安全是与危险、威胁相联系的，安全就是不存在威胁和危险。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遇到危险或者感到有威胁的时候，安全问题才会产生。由此可知，安全不但涉及客观存在还涉及人们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安全包括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即安全具有二元性。对于这两个方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说“：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7]
换句话说，安全即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客观上受到威胁，在主观上必然会有反应，即使不害怕，对威胁的一方也会失去信任。反过来讲，主观上存在不信任感乃至恐惧，必然会加剧现实中的紧张关系。因此，维护安全要实现两方面的目标，不仅仅造就一种安全的现状，还要造就一种安全的心态。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安全通常是与国家相联系的，国家安全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而国家对安全的感受则是主观的。现实的国家安全总是客观存在的安全关系状态与主观对其反映的结合。但是现实中，客观的安全状态与主观上对其状态的判断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甚至矛盾。主观有时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安全状态，有时则会误判。这种误判的产生，主要源于对安全的认识存在差异、领导人的素质、国家的实力及国际地位、相关国家的国际行为和国家信任度等几方面的因素。
二、安全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
通常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概念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安全主体，即“谁的安全”；其二，威胁的来源，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其三，安全的要素，即安全所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其四，安全的手段，即维护安全所使用的方法。
对安全概念所包括的四个方面的不同解释就产生了不同的安全理论。在安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安全观，所涉及的范式包括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此外还有一些新近崛起的观念也值得注意，比如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本文主要介绍国际关系领域中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的安全研究，其中包括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新自由主义的安全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安全理论。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研究
现实主义是国际安全研究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实际上，安全研究首先是伴随着现实主义学说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所关心的中心问题就是安全问题。现实主义安全研究所基于的基本理论假设是：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并且是理性的行为体；因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所以国家总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利或安全，国家必须依赖自己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利益，即国家必须依靠“自助”的手段，并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其安全目标。基于对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主义认识，现实主义的安全研究认为，军事力量是这一领域所关注的中心，所谓安全研究就是“对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的研究[8]。
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安全主体方面，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安全首要关注的对象和指涉物。个人的安全与社会的安全只有在国家的安全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此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在利益上是一致的。第二，在安全要素或安全涉及的领域方面，由于战争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副产品，因此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重点就是战争现象。在现实主义者的眼里，安全就是防止外部的军事威胁，安全理所当然地体现在军事方面。现实主义安全观的中心就是国家怎样使用军事力量，以及国家应该怎样应对这种不安全的基本来源[9]。第三，在安全的手段上，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是国际秩序中普遍并且长期存在的根本特征，每个国家要么增强自身实力，削弱对手实力，要么通过均势与结盟等方式，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消除不安全因素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和平。第四，在现实主义所认定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先天具有某种“不相容”性，每个主权国家都以自身的最高权威来维护自身的最大利益，那么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结构性的。因此，这种状态下的安全关系的本质是不安全的[10]。
新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支，除了具有现实主义的一般观念，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新现实主义安全观是对现实主义安全观的修正、补充和发展。现实主义把权力视为目的，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权力是手段。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大卫·鲍德温曾评价道：“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重视安全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它认为安全是国家的首要动机和目标。”[11]
对于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的特征并非像现实主义安全观所强调的充满了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争，国家之间存在着受制于安全竞争逻辑的有限合作。尽管新现实主义已经向合作迈出了一小步，但仍然认为国际体系缺乏信任感，并且充满了误解。国家在安全问题上面临的两难抉择，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针对“安全困境”，一些新现实主义者主张进行新的思维。这些人对合作抱更为乐观的态度，他们通过批评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标准现实主义”，提出了以合作求安全的观点。例如格拉瑟，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对手可以通过合作性政策而不是竞争性政策来实现他们的安全目标[12]。对于安全合作，有些学者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即使之制度化。作为出自新现实主义者的设想，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自由制度主义了。
（二）新自由主义的安全研究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两种重要的理论范式，它们具有很多相同的假设。例如，他们都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属性，都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与现实主义所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不仅关注国家行为，而且关注更广泛的其他国际组织的行为；不仅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且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问题。
在安全观念上，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制度的手段对于调节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作用，更加强调国家在安全合作中的绝对收益。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安全理论。他们认为“，国家联系的紧密性和多层次使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政府关注的问题变得更为广泛多元。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军事力量起着次要的作用，一国政府不会对他国行使武力”[13]。由于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再仅仅是军事政治因素，还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并且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增多，这些都使得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变得可能和必要。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制度一般来说有利于进行互惠的操作，它能够提供信息，确定协调的焦点，降低交易成本，并且能使承诺更可信。尽管制度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但有助于减少对欺骗的恐惧。总之，基于互惠基础运作的国际制度，至少是可持续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14]
新自由主义安全观认为，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只有或只能看绝对收益，没有必要去追求相对收益，国际合作带给各国的是好处而不是危险；新现实主义安全观则认为，在合作中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并不关心参与者是否都得利，而只关心谁多得利，因此，各国对相对收益的敏感性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冲突，使合作变得极为脆弱难以成功。这也是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一点重要区别。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带有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特征，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要范式，它们在安全研究中也都处于主流地位。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研究
建构主义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安全研究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虽然出现了几个不同的流派，但他们都坚持建构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在本体论上，否定纯粹的物质主义，提倡重视观念的重要作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理论的认识作用，承认世界的可知性。方法论上，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以及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兴起之后，很快便在安全研究领域占居了重要地位，并从不同方面对传统的安全研究发起了挑战。建构主义对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一些问题更具解释力，提出了认识国际安全问题的新视角，成为西方安全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一支。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理论突破在于：在他们看来，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本身就是“建构”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互动的结果，现存国际体系所呈现的无政府状态只是诸多结果中的一种。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是否安全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际政治是由社会建构成的，国际体系不仅与物质资源的分配相关，也包括社会相互作用，强调社会建构和观念分配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认为，安全就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其中规范为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描绘了共同的期望，文化为社会主体的相互联系提出认知与评价标准，认同则作为一个特定的标签揭示着行为者、民族和国家的建构过程[15]。建构主义安全观重视建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并挑战传统安全理论对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的设定。
运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对传统主义的安全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首推巴瑞·布赞、奥利·维夫等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是近年来安全研究中“最为显赫的一支”。传统主义的安全研究认为，获取安全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是安全“自助”，即依靠各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而当实力不足的时候则求助于均势和结盟。布赞等学者发展了一个更加宽泛的安全概念和综合的安全分析框架，提出了理解安全方式和途径的新思路，强调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主张通过合作、互信建构地区“安全共同体”，实现地区和平与安全，强调文化对于实现安全的重要作用。布赞认为，在一个个行为体友善相处、威胁“认知”相同的“安全共同体”内，能够减少“安全困境”和确保安全。在安全主体和安全要素方面，巴瑞·布赞认为，除了国家之外，安全还有许多潜在的主体，安全主体的增加意味着国家与之联系的对象增多，安全通过国家向下可以指向个人层次，向上超越国家可以通向国际体系层次。布赞将安全关注的对象从“一个统一的、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国家”这种较窄的传统理解，扩展到包括互动中的国家、次国家的组织和国际体系，这是对传统安全研究的一项重要修正[16]。布赞等学者在《新安全论》一书中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纵向的层次（Level）分为国际体系、国际子系统、单元、子单元和个人五个部分[17]。除了纵向的层次，布赞等人还主张划分横向的扇区（sector)，即把安全研究划分为经济、环境、社会、军事、政治五个方面[17]。如果说前面所划分的纵向的层次指的是安全的主体，那么这种横向的划分则指的是安全的要素即安全的研究领域。布赞等学者所提出的这一套主张，可以说反映了西方“新安全观”的全貌，即把原来的以国家为中心、以政治—军事为重心的安全研究视角，扩大到上至全球、下至个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生态、社会等多方面的广阔范围。作为一种研究趋势，这样的框架是值得关注的[18]。
建构主义在安全研究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思维观念的变革，主要就体现在上文所提到的安全主体和安全要素等方面。建构主义在安全思维方面的创新，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以往没有接触到的领域，从而出现了新旧安全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的大讨论。
三、传统、非传统安全与国家安全
传统安全概念是指现实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安全的概念，它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安全概念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在现实主义安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现实主义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传统安全概念原则上是基本认同和接受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明确说明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是安全研究中最广泛的分析视角[19]。传统安全概念在有关安全主体、要素、手段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现实主义安全观的烙印，它认为安全是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手段维护安全为特征的，主要研究战争、和平、权力和均势等问题。
在传统的安全研究中，安全主体是国家，安全研究的焦点自然是国家的安全。自“国家”的概念和实体产生以来，“安全”概念就与“国家”概念紧密相联。国家安全是安全这一属性与国家这一实体的结合。英国学者曼戈尔得（PeterMangold）在其《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认为，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20]。一般来讲，国家安全又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指国家的安宁和稳定，对外则是指国家免受外来的侵略、干涉和控制。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确保国家独立自主的主权地位，这是国家安全的最高价值所在。
一定形态的安全研究、安全概念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安全研究和安全概念又必然能够反映和体现时代的要求和特点。传统安全研究是指在前全球化时期形成的关于国家生存与安全的理论，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主权国家如何应对外来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入侵。因此，传统安全概念指的就是国家安全。在前全球化时代，以军事力量支撑的国家生存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方面，这个时期的国家安全更多地取决于军队能否守护住国家的地理疆界，其基本出发点是：自身越强大，安全就越有保证，自身安全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21]。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当今国家安全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安全问题，从而就产生了与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不同的安全概念，即非传统安全概念。当军事安全不再被视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安全形式，人们开始对安全进行新的思考，安全研究的议程就被拓宽了。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带来的安全观念大变革，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对安全领域的一种“非传统探索”。它在承认传统安全研究某些有效性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以往传统安全分析过程的缺失与偏颇。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改变了过去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分离的状态，进一步促进了对国际、国内政治互动的研究。由于非传统安全的跨国性和综合性使得一国的国内政治迅速超越国界，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某个区域的国际性冲突和某个国家的政策决策，都会影响另一国的政治进程。在国内发生的变化也会摆脱国家的控制进入国际社会并对其产生影响，而国内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受到全球性政治体系的渗透[22]。非传统安全不仅开拓了安全分析的新领域、新方法，丰富扩大了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视野，还强化了安全问题上的社会关注[23]。哥本哈根学派通过对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深化了领域概念，并且将社会关系置于安全分析的核心位置。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结构不仅仅涉及物质能力的分配，还有社会关系。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这些社会结构具有三要素：共有知识、物质资源与实践。共有知识涉及到该体系中行为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在这里“敌对”还是“友善”模式仍然很重要。行为体之间如果相互高度猜疑，就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高度信任，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这一切取决于“观念分配”，而不是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认定的物质力量分配。建构主义虽然同意结构中的物质因素，但认为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假如英国和朝鲜同有核力量，对美国来说，感到威胁的必然是朝鲜而不是英国的核力量[24]。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登场，为国际政治研究注入了活力和新的课题，也为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增添了新的内容。
传统安全概念是与前全球化时期相适应的，非传统安全概念则与当前的全球化时期相联系，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家安全的主要特点。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作用下，国家之间的互动、相互影响和渗透越来越复杂，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改变了相互间在冲突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以及争夺的内涵，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利益得失也变得异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传统的军事手段外，一个国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及环境等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
随着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的整体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抓住30年改革开放的契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因此，国内对国家安全的探讨也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转移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在此背景之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双边和多边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经常性和习惯性内容。进入新世纪之后，启动并推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也成了中国国防政策的一个部分。中国军队积极参与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在反恐、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护航等领域为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以来，中国与20多个国家就反恐、救灾等共同关心的主题，举行了近60场陆上、海上和空中联合演习和训练。特别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举行的“和平使命”系列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有力地震慑了地区“三股势力”。中国军队还多次主办中国与东盟防务与安全对话、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非传统安全合作论坛、东盟地区论坛武装部队参与国际救灾法律规程建设研讨会等。应该说，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倡导“新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全观延续了中国所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在冷战后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
不可否认，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为深入研究安全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但是目前我们仍然需要以一种全新的理念来重新界定安全，树立“多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25]。当然，安全问题实非越多越好“，安全应当被视为消极的，是作为常规政治处理问题的一种失败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非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是长期的最优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不把问题说成是‘我们要加以反制的威胁’，而是将问题从威胁—防卫这种序列中剔除掉，使之进入普通的公共领域中。”[18]
另外，有鉴于目标的无限扩展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所有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共同难题，我们认为，不必事事与“安全”相连，不需要把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从而导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泛化。但是，我们又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下“，安全”必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在确立国家安全战略时不能单纯从军事、政治方面考虑安全的实现，而应系统、互动地考虑军事、政治安全与其他安全领域的影响以及与国家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对安全概念做出既符合现实时代要求同时又适应长远发展需要的科学界定，才能促使人们更加主动地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提高其制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同时也增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安全性。安全研究的这一新视角，不仅有助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也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四、结论
面临国际国内环境的迫切要求，中国在进行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时候必然兼顾全球化时代安全手段复合化的发展趋势，在制定安全战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时，应该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和条件，用战略、策略方面的优势来弥补力量上的不足。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注重提升国力建立国家安全坚实基础的前提之下，在注重自身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争取国家利益的同时，充分利用和依靠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规则来实现安全目的，理性地介入现存国际体系，积极参与立足亚太、放眼全球的多边安全合作，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来表明中国是一个“遵守规则”的大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并在此过程中努力参与制定符合我国安全利益的新规则；中国要在致力于发展经济、实现军事现代化、增强综合国力等“硬实力”的同时，灵活利用公共外交、国际传播等手段来增强“软实力”，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感召力，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化解冲突和矛盾，从而为我国安全环境的维护起到积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安全性和社会的进步性之间有一种正比关系，国家安全环境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看待和处理的。任何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提升力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中国也不例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和战略地幅的大国来说，国内的建设与改革搞好了，国家安全才能有基本的保障。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主要不是外部，不取决于某个超级大国，而是出自我们自身的某些痼疾。只有在国家实力壮大和内部体制理顺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中国才能有效地维护主权尊严、发展国家利益。中国确保国家安全的最好方式是自身的不断改革、开放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