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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赋 |
汉赋渊源回目录
汉赋属于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荀子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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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经典 |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汉武帝至汉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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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城 |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100多年间 ，《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 《甘泉》 、 《河东》 、《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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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和地动仪 |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汉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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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碑文 |
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于是，各个时期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间接诱因。与题材方面的变化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引起扬雄的批评。到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作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世风的变化不仅导致赋的创作在题材选择和宗旨的设定方面出现新的取向，在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也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差异。昔日以铺张扬厉、汪洋恣肆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赋的风貌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发展历程回目录
【京都赋的崛起】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汉武帝定都洛阳，而不回迁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成了牵动全社会的中心问题，也为文学家普遍关注。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３２－９２）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两都赋》前有序，说明作赋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则是“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于是，他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说明他作比赋的背景同杜笃是一致的，只是两人的观点、感受正相反。他把西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
【抒情赋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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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相如 |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１３３－１９２）的《述行赋》。班彪（３－５４）的《北征赋》作于两汉交替的动乱之际。班彪在王莽已亡、淮阳王刘玄失败的时候从长安到天水避难，途径安定郡城（今宁夏固原）时写下了这篇作品。《北征赋》在体制上对刘歆的《遂初赋》多有摹拟，就途中所见的历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并为人民遭受的苦难而悲伤流涕。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颇具情韵。班昭（？－１２０）的《东征赋》是她随其子到陈留时所作，其乱辞称：“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这篇赋从他辞官西归长安故里写起，流露出强烈的不平。冯衍胸怀大志，富有才能，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坎坷终身。赋中叙述了他在个人遭遇、家庭生活、后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责又对未来充满恐惧，接着又在历史的广阔时空中驰骋，把退隐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显志赋》在精神上与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与《楚辞》类作品又稍有不同。班固的《幽通赋》和冯衍的《显志赋》在基本精神上多有相承，他追述自己的家族遭乱世而不泯的发展历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继承父亲的遗志，不辱没先人。他静思冥想，梦与神通，坚信自己对社会、人生变化的幽昧难明之理能够有所认识。古往今来，事业的兴衰，家庭的成败，接踪继影地出现在他面前。他要探究其间的所以然，以“复心弘道”，“保身遗名”，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这篇赋颇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风典雅深邃，语言古奥。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张衡不仅创作了《二京赋》那样表现出传统特色的京都大赋，同时，他还写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汉和帝、顺帝时，衡以特殊才能受到亲幸，宦官共进谗言诬蔑之。他每为自己的处境苦恼，经常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遂将自己的感受写成《思玄赋》。此赋篇幅较长，采用骚体句式，表现手法也较多地学习《离骚》。陈述自己遭诋毁却不肯屈从俗辈，遂驰骋想象，遍访古圣先贤，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赋带有较明显的摹拟成分。
后世影响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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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辞赋 |
东汉辞赋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东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东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代表作品回目录
班固《两都赋》
刘歆《遂初赋》
冯衍《显志赋》
张衡《二京赋》 《归田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