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历史版本 :第四修正案中的隐私权 返回词条

要说对恐怖主义的侦查对隐私利益有什么影响的话，现在来说还是太早， 我并未将本文的主要部份用于阐述恐怖主义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攻击所带来的后果所引发的问题，而是用来分析前文所概述的主要争论，如警察对普通刑事罪错行为的调查。特别是，我通过两个方面对“人们对警察的隐私期待应弱于对一般人的隐私期待”的观点进行了回应。首先，我赞同这些争论对法庭有关第四修正案对隐私保护的观点进行的精确描述。我认为法庭在其有关隐私利益的判决中用词是模糊的，当用一般的术语来解释时，这些判决似乎使隐私保护就像公众所认为他们相互应当的那样，因此经常提起隐私期待的的意义是“社会准备像人们合理期待的那样承认你的隐私利益”。 而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庭则在一种狭义的范围内，以职业根据来解释隐私的概念。 法庭的意见意味着警察作为对公共信息收集的前线人员，在检查公众所丢弃的垃圾时，其行为是合法的。 进而，警察被制授权予对日常隐私规则的特别豁免权。警察不能有明显的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但是一些轻微的介入则是允许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作为一个标准化的问题，对隐私以职业化的根据和普通公众进行区别从宪法的角度而言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我认为法庭根据警醒模式作出了推断，要求人们对他人可能侵入他们的生活保持警醒。警醒模式，我始终认为是不适当的，即使是在侦查恐怖犯罪的过程中。适当的做法应当是对第四修正案的平衡标准根据公共安全的特别紧急情形进行调整，同时对普通公众对隐私的期待予以充分的重视。当我们的行动超出了因恐怖主义所引起的特别问题的范围时，我们会发现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模式对于侦查普通的刑事犯罪是多么的不合适。作为一种控告原则，一旦人们考虑到执法人员对控告信息的欲望和获取能力，警醒模式就是一种特别令人困扰的模式。
　　我以为，法庭一直以来就对其刚刚确立的那些规则视而不见，一直以来就根本上误解了隐私规范的性质。这些隐私规范不是建立在警醒模式基础上，而应当是建立在对其他人的克制的期待之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们有理由期待其他人出于对确定和保持个体身份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尊重而克制其好奇心。克制的含义就在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隐私的问题：我们为之欢呼是因为隐私使我们维持着一种独立于外界的宁静的生活庇护的期待当法庭说出对隐私的合理期待时，也就意味着其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对克制的实质性程序的关注和对日常生活的隐私规范的的强调，虽然事实上这是根据那些从事探寻个人隐私者所遵循的规范所做出的推断。我认为法庭应当尊重在其标准中所暗含的前提。
　　本文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考察了第四修正案之隐私原则的发展，后两部份提出了改善当前规则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第一部件　目的在于厘清第四修正案之隐私利益的法学理论的发展、演进轨迹，阐明为什么18世纪的法庭会将隐私保护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法律联系在一起，然后解释为什么对20世纪的法庭来就严格地保持其联系是适当的。第二部份我概要地介绍了对隐私保护的克制模式，并与法庭之警醒模式进行了对比。即使是在出于对恐怖犯罪侦查的需要的背景下，我认为隐私期待，根据克制为理解，仍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是什么使对恐怖犯罪的警务行为变得不同一般？我认为不是与相一致的隐私利益的重要性，而是对维护公共安全的政府利益的过份强调。最后，我主张明确法庭在涉及一般刑事犯罪行为时有关隐私问题应适用克制模式。不仅在警察实施犯罪嫌疑人监控的情形下，而且在警察侵入私人生活的情形下，如鼓励个人背叛其亲密的朋友。
　　二、隐私和个人安全，从Entick到Olmstead到Katz
　　在考虑第四修正案的隐私问题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概念性的，另一个是解释性的问题必须予以考虑。概念性的问题与“隐私”一词的含义有关，解释性的总理则与第四修正案所涵盖的隐私有关。很明显，概念性的问题具有优先性，在我们理解第四修正案如何保护隐私之前，必须理解当人们谈论隐私一词时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因此我首先从几个有关隐私概念的一些评论切入，然后是对有关第四修正案的解释在这些年的变化进行评论。接着，在我对法庭有关第四修正案之隐私保护的理由提出另一种解释时，我进一步拓展了与此有关的评论。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隐私、什么是推进对隐私尊重的正当理由？对这个问题的通常回答是，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详述，对其个人生活的信息的披露和不受限制地侵入其个人生活将使其感觉受到伤害，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信息性隐私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社会，人们的衣着、性生活、排泄不受隔离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这里提到的这些可能性表明什么是合法的隐私主张：只要我们同意人们对允许窥视其身体或将其性生活向外界公开会使人们感觉受到伤害，我们就必须同意人们有权利保障他们的隐私，从而减少这种易受伤害之感。
　　1、第四修正案对个人安全的保障
　　对隐私进行初步的分析建立一个概念性的分析框架已经超出了18世纪对这一主题的思考范围。虽然牛津英语字典在18世纪之前和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就有隐私一词的使用记载， 但是该词在这一时代的偶然出现必须在18世纪重要的政治事件处理中却缺乏相关文献记载的背景下来理解。也许这些文献最重要的就是宪法本身，在18世纪的宪法中包含有众多的在20世纪的生活中仍然大量使用的与人们生活有关的术语，如财产 、宗教和言论 ，但是却始终没有提到隐私一词。与互同样重要的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也未能在他们众多的著述中对隐私问题有过相关的讨论，如麦迪逊，对个人财产的保护表示过极大的关注，但他对隐私却只字未提。 历史学家警告我们说，根据一个源于当前的概念框架来考察过去状态的风险。当我们在思考第四修正案时，这种风险必须加以考虑。隐私是当下为人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只要提到第四修正案，我们就必须从18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根据其对财产权的深切关注理由开始思考。
　　“这没什么”Blackstone在其评注中评论“它（隐私权）是那样一般地撞击人们的想象，使人的情感介入其中，就象财产权一样。”就象普通法的其他分支一样重要，财产法和特别是在以“非法侵入”为标题的一些法规汇编对于确定政府机构在搜查和扣押中的责任时显得告别重要。根据18世纪的判例，确立这种责任的必要条件是证明政府机构曾经侵入他人财产。 很明显，这种类似于搜查和扣押的侵入为隐私利益提出了实质保护的法律住依据。侵犯某人的身体——比如说逮捕，可以被定义为这种意义上的侵入——对个人隐私的干预。 与此相类似，非法侵入干扰个人家庭，从而侵犯了个人的信息性隐私，如果主人在家，那么还同时侵犯了其人身隐私。然而，仅基于这样的分析，人身隐私和信息隐私还只是附属于搜查和扣押的法律保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非法侵入是作为确定搜查和扣押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在一些在很明显在“隐私”之下的问题，根据搜查和扣押的法律就不能得到诉讼上的保护——如不存在非法侵入的对通讯的监听、窃听等。
　　是否第四修正案的保护取决于对非法侵入的限制？第四修正案条文并未明确这一问题。事实上，其内容根本未提到非法侵入。而且，第四修正案的核心理念是个人安全概念。第四修正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条文这样规定：“人民的人身、住所、文件、财产案件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不受侵犯……” 在对该条进行解释时，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安全的狭义理解进行推断，认为第四修正案隐含着对非法侵入的限制和案例与对物质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个人生活有着重要关系的物质，如人身、住所、文件和财产。另外，人们也可以认为，因为第四修正案没有提到非法侵入，对此是对个人安全所作的更广义的解释。从这一方面来说，第四修正案只提供了对人们生活至关重要的物质环境的保护，但是，人们可以进而认为第四修正案同样关注那些能使人感受到伤害的基本因素，如没有非法侵入的监听、持续地监视人们的生活或打扰人们与朋友的谈话。根据对个人安全的狭义解释，第四修正案仅提供附带的隐私保护。而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解释，第四修正案将隐私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加以保护，即使执法人员并未对人们的直接拥有物实施物理性的侵入。
　3、非法侵入和18世纪文化遗产：首席大法官Taft在Omlstead v. United States案中的意见
　　在20世纪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对第四修正案的解释所关注的不是那些一般性的考虑，而在于对Entick及类似案件中在评估搜查和扣押的责任时所使用的非法侵入标准这一顽固事实。在20世纪的早期，第四修正案被解读为其中暗含着非法侵入的情形，法庭通常所运用的推理逻辑是：第一、政府官员在搜查和扣押中不能违反第四修正案；第二、基于18世纪的判例，只有在政府官员实施了非法侵入时才能认为实施了搜查；第三、因此，如果第四修正案发生了效力，那么政府官员及其代理人就发生了非法侵入。
　　然后，这就有一种模式坚持个人安全的狭义解释，在这种模式下，第四修正案对那些典型的犯罪侦查方法提供保护，也就是说第四修正案只在政府官员参与了对被告人的人身或财产物理性侵入的情形下才提供保护。但是，当然在这种模式下，第四修正案就不为现代的，没有物理性侵入的情形提供保护。与此有关的第一个案件是Olsmead v. United States，判决发生于1928年。该案的问题是通过监听所获得的被告人的电话录音证据的是否具有可采性。在警察对Olsmead进行调查过程中，Olmstead被怀疑有偷运私酒的犯罪，警察在进入Olmstead家的电话线上安装了窃听器，从而避免了对Olmstead住所和财产的侵入。首席大法官Taft在为法庭多数所撰写的判决意见中将此作为本案的关键事实。他认为“第四修正案，应当根据其在通过时所认为的不合理搜查和扣押来解释。”基于这种最初的假设，Taft在处理该时并没遇到任何困难。“在本案中根本就未发生过搜查，也没有扣押。”“本案证据的获得完全是通过对听觉的利用，仅此而已。”
　　没有发生搜查？Taft的“无搜查”主张根据警察曾经将安装窃听器作为他们监控被告人行为的手段来看，也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Taft当然是根据其对非法侵入法律的视角来解释第四修正案的语词。他认为，第四修正案的条文只物质性物体，“第四修正案只为那些可触知的、能被物理性侵入的物体——一个人的住所、人身、文件和财产，而不是谈话提供保护。”第四修正案所制裁的是专制政府对个人对某一特定物体的控制权的非法干预。因为在Olmstead案中没有任何受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物被侵害，所以第四修正案并不适用于该案。
　　4、Katz v. United States案对非法侵入标准的否定
　　当代法庭对Taft法官在Olmstead案判决意见的否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答案是：没有。1967年katz案推翻了Olmstead案的判决，明确地将隐私作为第四修正案一个独立的价值范畴予以确立。但是，无论是以Stewart所代表的多数意见还是反对意见都没有给出一个正当理由，为什么Taft法官的判决意见是错误的。或者说，不必要解释第四修正案隐含着隐含着对非法侵入的要求。这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下面首先概括一下Katz案法庭的判决意见，然后，我将根据广义的个人安全概念提出一个推翻Taft法官判决意见的正当理由。
　　（1）Katz案和法庭对隐私作为第四修正案独立价值范畴的认可
　　Katz案的争议在于特殊的、未侵入的方式记录电话录音方法的合法性问题。政府官员将一个窃听设备安置在他们所知道的被告将要使用的电话亭上，这样做时，他们确信该设备并未接触到电话亭的顶棚。他们的行为因此满足了非法侵入标准所要求的合法行为方式。但是Katz一案的审判法庭未受此影响，Stewart法官认为“财产不受政府搜查和扣押的假设被破坏了。”政府的电子监控“侵犯了Katz对隐私的合理期待。”对于非法侵入标准，Stewart法官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打发了，他说“事实上，用来获取那些证据的电子设施不是偶然地粘在了电话亭的墙上。”
　（2）联邦最高法院Katz案判决意见的论证
　　如果说Stewart法官就法庭对第四修正案的所有解释提出了什么正当理由，我们认为从其“对第四修正案的狭义解读‘忽视了公用电话在私人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之评论中发现。然而，该评论最多只能是朝向其正当理由的第一步，建基于其上的正当理由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考虑。第一，人们可以通过类推的方式来判断Katz案，从其功能上看，电话交谈与信件往来是一样的，人们可以认为，将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从书面拓展到言谈是合适的（因为第四修正案保护人们的文件不受非法搜查、扣押，进而推及书信，直至言谈）。相应地，人们可以认为在第四修正案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一般性原则——政府必须尊重人们的生活环境，进而认为，Katz案是恰当地适用了这一规则。相对而言，前一点显得更有蕴涵力，而后者则值得更加注意。特别是因为它已经预示了scalia法官近来就第四修正隐私利益问题的意见。
　　如果诉之以类推，Scalia法官提出第四修正案所保护客体的种类，并质问当法庭在运用这一分类来确定事物的特定形式时有多大的裁量余地。 当该模式被否定性适用时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为该模式的运用即意味着任何在合理的类推范围之外的事物就不在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例如，在解释“确保其住所内”这一词时，Scalia法官就认为法庭坚持认为一个租房户对其所租住的房屋受到保护就是正确的。法庭保护一个住在其祖母家中的孙子应当受到保护同样是正确的。但是，保护这类客人，Scalia法官认为是“第四修正案条文和传统允许的绝对限制”，他认为，特别是如果法庭走得太远，将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拓展到那些在别人的家中甚至没有过夜的客人时，这种不合理性就变得更为明显。
　　通过类推来寻找正当理由要求精细的，甚至是令人信服的细致分类（如过夜的客人可以受到保护，短期的客人不受保护之类的区分）。但这还不是其主要的瑕疵。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的主要困难在于其对Katz案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如果类推得以适用，那么，Taft法官之第四修正案保护客体的物质属性的观点就必须加以考虑。当然，这里有一个类推的度的问题，但是，类推的适用取决于法庭施加的处分。Scalia法官在批评Katz案法庭时对这一点进行了评断，他认为Taft法官的观点“是主观的、自我放纵的”，他暗示着其以类推为基础的模式对法官施加了限制。 但是，如果这就是Scalia法官所要的法庭规则，那么根据第四修正案也为言谈提供保护的理论，可以肯定的是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客体限于物质性客体的观点，以及Katz案都可以说是错误的判决。
　　人们可以根据Taft法官对第四修正案的更为单纯的观点来对Scalia法官的分析模式提出疑义。 但是，Taft法官的“原法条主义”（originalism）同样与Katz案不协调，并因要求在非法侵入行为发生时的细致调查要求而带来诸多的困难。对这一模式更合理的分析的完全展开应当在认真地考虑第四修正案的条文的基础上进行。基于这样的理由，可以认为在第四修正案中暗含着这样一个原则——确保个人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能使他们的生活正常地进行。保护类型的划分使这一点更清楚。在说到“人身、财产、文件、和财产”时，第四修正案明确了个人生活的物质性基础，个人必须加以控制以使其日常生活有安全感的物质（包括其人身）。但是这些客体明显的不仅限于物质性的。住所内的一切个人文件，如Camden所认为是人们“最为珍贵的财产”，这些事物的重要不是因为其物质性，而是因为其作为个人生活的支撑，和作为个人生活信息包容物。基于这种无形价值，法庭不仅考虑个人生活的物质性环境，而且考虑物质性环境对于个人生活的无形价值从总体上来说是适当的。因此，法庭将公民之间的谈话和物质性客体一样予以保护同样是适当的。
　　这一假定原则是与第四修正案的原则相一致的，但其是否也与其普通法的背景相一致，特别是与普通法的将非法侵入作为搜查和扣押责任的前提这一立场相一致？这一问题在首席大法官Taft固执的原法条主义之下就显得特别重要。Scalia法官，同样也坚持根据“第四修正案的最初意思”，但是，事实上其不再坚持仅将第四修正案的保护客体局限于物质性客体，和非法侵入规则时，原法条主义的味道就变得淡了起来。 Taft法官在Olmstead案中的意见，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之上的，他认为，第四修正案已经赋予了Entick案的合宪性地位，因此使得非法侵入和物质性客体限制对于第四修正案分析而言，就变得相当重要。
就第四修正案的解释而言，将注意力集中于宪法性原则而不是狭义的普通法规则约束有两个优点：第一，这种解释方式抓住了Camden和Pitt法官就安全之于个人生活的重要性的评论的重要意义，就像这里所说的，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类型是建议性的，而非列举式的。保护范围的这种分类方式强调了个人生活环境的重要性，但并未想过要将一切对个人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要素都一一列举。虽然这些要素在人们生活的不同领域里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将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认为是列举式的这一点上，Scalia 和Taft法官二人的立场是一致的——因为截然分开的保护对象的列举，明确了第四修正案的隐私保护客体的外延。Scalia法官的模式被其前后不一致所破坏，他对Katz案的判决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但是他又避开了对第四修正案的“原法条主义”解释，这与Taft法官的分析不一样。Taft法官的分析框架从内部而言是前后一致的，但其立论的基点有问题，即其将第四修正案的目的解释为将普通法冻结在其既有的痕迹之上。其次，这种解释模式使考虑财产权和隐私利益之间的连续性应得可能。确实财产权和隐私利益之间是不同的利益种类，但在它们之间也存在某些共同点，这也是事实。特别是，无论是财产权还是隐私权，都是个别性、排他性的利益，使人们与他人相别的利益，强调的是个别性，使人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弱化。 而且，隐私一词源于财产权的理解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对隐私侵入和侵犯的提及之重要性，诉之于“非法侵入”概念的外延，即使是一种隐喻性的外延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切都随着争论的进展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隐私权与财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因为隐私权源于财产权，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才逐渐地从中分离出来。 在人员流动较少的18世纪，财产权几乎就可以为人们提供完整的隐私保护。 在20世纪，人员的流动变得日益重要，隐私成为具有独立性的问题，首先人们赋予了隐私作为一种其在社会流转过程中保护其个人信息的设置之工具价值。 由于第四修正案被以第七修正案中的狭义词汇来表达，法庭不能为因为生活方式中更多的流动性而带来的新的利益领域提供合适的保护。基于第四修正案对原则的诉求，它完全适于Katz案法庭用来改变人们生活的情形。
　　5、第四修正案的多元性
　　我对Katz案做的论述所暗含的正当理由是政府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的主张，因此第四修正案扣保护的利益也具有多样性。其中之一是政府对个人行动自由的干预——对人身的扣押，另一方面则是对公民个人控制的财产的干预——对其住所、文件、财产的扣押，此外还有则是对公民个人的监视——搜查其人身、住所、文件和财产。这里所提及的侵入都只是对人身安全的不同形式的干预——其潜在的价值基础是自由（并以行动自由为载体）、财产权（以对个人控制的财产的干预为载体），或隐私权（以避免对个人和个人生活信息的监视为载体）。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但是又是适合于作完全不同的分析。也就是说，每一种利益都可能被独立地侵犯，而同时其他利益却不受其影响。这就是因为其可以被人们称为“第四修正案的多元性”。
　　与此相对的是第四修正案的一元性，即认为第四修正案只是保护某种单独的利益。Taft法官就是第四修正案之一元性的主张者。其在Olmstead案中即认为第四修正案只有在非法侵入行为发生时才被激发，他认为第四修正案只关注人们对有形物质的控制行为，无论这些物质是人身还是个人财产。然而，另一种一元主义可能是人们认为Katz案则将Olmstead案完全颠倒，认为第四修正案只保护个人隐私，而不包括其他。如果根据Taft法官在Olmstead案中对第四修正案的运用来看，这肯定是个错误，而在Katx案之后的法官们似乎一时准备对其表示支持。要更好地理解第四修正案法理中隐私的重要意义，关键在于弄清法庭是如何在赞同隐私作为唯一的受第四修正案保护的价值问题上达成一致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一问题上发生转变，以及如何在通过对第四修正案采用一种多元主义的解释，从外部分析时来认为第四修正案应当具有隐私保护的价值。
　　与Olmstead案的判决意见截然相反的是Oliver v United States案，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政府官员非法侵入离Oliver的住所很远的一块空地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其第四修正案的权利。Powell法官在制作法庭判决意见时提出了两个理论基础，认为在该案中并不具备适用第四修正案的情形。其一是从第四修正案条文的字面中所得出的推论，他认为“开放性区域”并不属于第四修正案所列举的保护范围，因此，他认为第四修正案并不对政府官员进入“开放性区域”的行为加以保护。
然后，可能为法庭在Oliver案的判决意见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Powell自己曾认为第四修正案的利益保护范围应从一种建议性的角度来解读，而不应当被认为是穷尽一切可能的列举式的规定，从而将其保护客体限定在条文所特别指出的客体范围内。不幸的是，Powell非但未能坚持其解释理路，而且由于其提出明显意味着第四修正案的保护客体范围不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另一主张而使情况应得更糟。“自从Katz案以来”Powell评论道“第四修正案分析的首要问题就变成了——公民个人是否有其隐私受到合宪保护的合理期待。”进而，Powell认为所有与第四修正案有关的案例所蕴涵的问题都是“搜查是否侵害了个人隐私”的问题。
　　在这就有一个第四修正案一元主义的例子，其狭隘如支持Olmstead案判决意见的一元主义者们一样，虽然Taft所代表的一元主义者们的根据在于财产权，而Powell为代表的一元主义者们的根据在于隐私权。基于Powell在Oliver案中的分析模式，可以认为财产权只是偶然地依附于第四修正案的保护之下。 根据Oliver案的判决意见，如果政府官员扣押了某人的皮夹或钱包，只有在该政府官员的行为侵犯了被扣押者与被扣押的皮夹或钱包有关的隐私利益时，如该政府官员打开了其皮夹或钱包，被扣押者才能主张其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因此，如果政府官员只是剥夺了某人对皮夹或钱包的所有权，而并未检查其衣内或钱包内的内容时，被扣押者就不能认为其受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然而，Oliver案并没有确立法庭最后在解释第四修正案时遵循的规则。就在Oliver案判决前的15天，在United States v. Jacobason案中，法庭迈出了其走向第四修正案多元主义的第一步，其第一步，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在解释模式上强调多元、条分缕析地区别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各种价值范畴。在对第四修正案的解读中，Stevens法官在代表法庭撰写Jacobsson判决意见时认为，区别政府官员两种不同类型的非法侵入行为——搜查和扣押，是相当重要的。“搜查”Stevens认为“当人们认为社会准备合理地考虑的隐私期待被侵犯时，搜查就发生了。”而“对财产的扣押则是对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利益的有意干预”。最后他认为， “对人身的扣押，无论期间多么的短暂，都是对个人行动自由的有意干预。”
　　回过来看，似乎Jacobsen案法庭的其他成员并未能把握Stevens法官对第四修正案保护的客体进行三分（即，将第四修正案保护的客体分为隐私、财产、自由）的意义。当Oliver案在15天后判决时，法庭的多数派和反对派一样，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即Stevens他既不是多数派，也不赞成反对派的意见，他从Jacobsen的多数派变成了反对派。有时，Stevens对多元主义的坚持变成控制了法庭对第四修正案的解释，这方面最好的证据是在1992年Soldal v. Cook County案的法庭判决中。
　　Soldal案所争议的问题是Cook郡司法办公室的官员在场的情形下发生的驱逐行为是否适用第四修正案。案情是这样的，一个拖车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在未取得驱逐令的情形下发起了一场针对Soldal的驱逐行动。然而当管理人员切断通向Soldal停在停车场的房车的给排水管道，并将其房车与停车设备分开后将房车拖到了大街上时，司法办公室的官员却对停车场管理人员的行为表示支持。为此Soldal随后对司法办公室的官员提起了损害赔偿之诉，认为司法办公室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法庭对此案采取了简易程序，波斯纳法官代表第七巡回法庭进行判决，他在判决中坚持认为“法庭始终认为第四修正案只是一个以隐私为其首要关注点的规定。” 没人进入了Soldal的拖车，因此其隐私并未受到侵犯。进而波斯纳认为剥夺某人的家，所侵害的只是财产权，而这一情形下的财产利益，只有在政府官员的行为干预了个人隐私利益时才受到第四修正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