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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cover: 696 pages
- Publisher: Belknap Press; First Edition edition (March 10, 2014)
- Language: English
- ISBN-10: 067443000X
- ISBN-13: 978-0674430006
- Product Dimensions: 9.6 x 6.6 x 1.9 i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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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1月4日发表了题为《人生而不平等》的文章。文章称，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进行了讨论，并指出资本主义不会自然而然地扭转不平等的趋势。
全文摘编如下：
不平等性是资本主义最受争议的特点之一。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和财富的极度集中令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质疑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在二战之后的“大萧条”时期，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对分配问题失去了兴趣。但是，不平等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又受到了热议。于是，年轻的经济学家像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思考着究竟是哪股力量阻碍了资本主义成果实现更加广泛的分配。
在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任教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有一本著作，名为《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本书为上文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权威性指引。该著作于2013年在法国出版，英语版本将于2014年3月推出。这本书以19世纪思想家的著作为基础，同时也展示了皮克迪的观点。该书的标题与马克思的伟大著作遥相辉映。但是，与19世纪的思想家相比，皮克迪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积累了两个世纪的事实数据。
这本书认为，20世纪的一些传统智慧大错特错。正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20世纪50年代所言，分配不平等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成熟而消退。我们也不应该期望流向资本的国民收入份额总是大致保持不变：另一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将此称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事实。皮克迪表示，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自然而然地”扭转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趋势。
在皮克迪的分析中，核心部分是某个经济体的资本（或者说是财富）与其年产出的比例。从1700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欧国家囤积的财富大约是国民收入的700%。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组成结构发生了改变；农用土地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工业资本——工厂、机器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财富所占比例依然稳定地处在较高水平。
在1914年之前，经济状况非常不平等。在1910年，最富有的10%的欧洲家庭掌控着社会总财富的大约90%。由资本产生的租金和红利让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更高；最富有的10%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45%以上。皮克迪的著作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不平等现象出现任何自然的下降。
1914年至1950年的战争和经济萧条把富人拉回到现实。战争对资本、国有化、税收和通胀造成了物质上的破坏，而“大萧条”则通过资本亏损和破产毁掉了财富。但是，资本后来得以重建，而且资本所有者再一次繁荣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财富与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大而增长，而且财富集中程度也正在接近一战前的水平。
在皮克迪的描述中，由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或者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收敛的推动力。原来的财富对每年产生的新收入的政治经济影响逐渐减少。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大约占1700年至2012年全球GDP平均增长的一半。19世纪，美国迅猛的人口增长和GDP增长不仅蚕食了原有的财富力量，而且还源源不断地产生了新的财富力量。
维多利亚时期的相同水平
据皮克迪估计，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在把财富集中的水平推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水平。财富与收入的比例在那些受到人口问题挑战的经济体中最高，比如意大利和日本。奇怪的是，皮克迪认为，在当今世界，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经济增长才是更加“正常”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增长速度要高于产出的增长或收入的增长。在20世纪中期，财富压缩和经济飞速增长让平等主义暂时休眠属于特殊情况。
超过增长率的持续回报率听起来或许不太现实。资本越多，回报率应该越低：第一百万个工业机器人增加的产出比第一百个机器人要少。但是，令人感到些许意外的是，资本回报率长期以来竟然保持恒定。技术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创新和人均产出增长创造了投资机遇，即便是人口减少导致GDP增长几乎为零。
新技术同样可以让机器更加容易地代替人工。这会让资本吞食更大份额的国民收入，进而增加资本回报。自动化进入了新一轮的爆发过程，财富集中和不平等可能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一个非常19世纪的问题增添一些现代特点。
编译：郝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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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语
“良性资本主义”的终结？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时名声鹊起。福山的重要论据，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展现比计划经济更大的效率和创造力，一方面避免了20世纪之前欧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时期的严重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
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上，福山理论的重要基础是1950-60年代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倒U形曲线断言：贫富差距的增加，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半期的现象，由城乡差距和人口城市化过程等因素造成。等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超越峰值而逐渐下降。(图一：库兹涅茨曲线)
虽然遭到了不少批评，特别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反例，库兹涅茨曲线确实有相当的数据基础，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欧美经济持续增长，劳工工资节节升高之外，GDP和公民收入中的劳工份额也稳步上升，人口中中产阶级比例急速增加。这些数字无不支持库兹涅茨曲线和劳资双赢的“良性资本主义（benign capitalism）”，欧美各国普通劳工的高收入和生活水平，成为美苏冷战中西方最有力有效的宣传工具。
但是上世纪最后廿年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库兹涅茨曲线和良性资本主义的观念开始遇到越来越大的麻烦和质疑：虽然欧美经济在若干短期衰退之外继续稳定发展，两极分化和贫富矛盾加剧却持续上升。自从金融海啸引发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以来，贫富分化终于成为欧美世界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例如奥巴马总统今年国情咨文中，贫富差距便是个主要题目。欧美主要报刊杂志上，有关贫富分化的分析讨论更是层出不穷。
违反库兹涅茨曲线的一个明显趋势是GDP和国民收入中劳工份额的下降。连右翼的哈佛大学英裔经济史专家尼尔· 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特别指出，从2001 到2006 短短五年中，美国GDP中的企业资本利润部分从7%急增到12%。经济学家和传媒最喜欢引用的数据，是按照通货膨胀计算。从1989年开始，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实际停滞甚至下跌，但是同一时期美国顶尖1%、0.1%以及0.01%富人阶层的收入却突飞猛进，这一趋势的起点与冷战结束几乎同时，很难归结于巧合。
对于西方世界的近二三十年来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事实，最普遍的解释是经济全球化，导致高薪“劳力者”职位的流失。另外便是高科技革命和工业自动化，使得低教育劳动力的工作职位进一步减少。逆转两极分化的答案，除了刺激制造业的复苏，更在于加强低收入人口的教育程度。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仔细研究之后，发觉全球化造成的“职位外包”只能解释美国劳工职位总数减少的很小一部分。英语《亚洲时报》则报道，中国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实际已经不亚于南欧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近年来，西方各国不仅低教育劳动力失业率教高，就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也与日俱增，对“教育救贫”论泼了一盆冷水。
“拼爹资本主义” 的回归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匹克迪（Thomas Piketty）近一千页的新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ecle）》，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
匹克迪引用大量数据，否定库兹涅茨曲线和相应的良性资本主义观点，认为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社会危机，先介绍一下，匹克迪是研究西方社会顶尖巨富的先驱，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的发现，成为经济学界的新星。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而进入大众词汇的“1%富人”，就是他的创造，他的新著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的很大关注，英文翻译版也即将出版发行。
匹克迪的主要论点，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半个多世纪中，劳动力获利超过资本的“良性资本主义”，实在代表了历史的一个例外。匹克迪批评库兹涅茨曲线建立这样“例外”的短期历史数据上，而并非真理。按照匹克迪，整个世界目前正在向“拼爹资本主义”回归。在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下，贫富差距必然只会加大，而不会缩小。
这里“拼爹资本主义”是我的山寨版译名，匹克迪的法语原文是“遗产型资本主义（capitalisme patrimonial）”，指的是同一概念：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于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匹克迪的基本经济模型其实相当简单，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规律和一个不等式。
匹克迪首先引进资本总量K与国民年收入Y之间的关系：K=βY，或者β=K/Y. 匹克迪做过的许多研究显示，发达的西方经济中，与库兹涅茨曲线正好相反，β与时间的关系是正U型曲线。换言之，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在初期减少之后，会达到谷底而恢复上升。匹克迪的第一个经济规律，是国民年收入Y中的资本份额α等于资本年回报率r乘以β: α=rβ. 匹克迪的第二个经济规律，是在一个稳定体系中，上面定义的资本-收入比率β等于储蓄率除以经济年增长率g。这个规律在匹克迪理论中只起了次要作用。匹克迪最关键的命题，是在“正常”历史条件下的下述不等式：
r>g
也即在“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年回报率总是大于经济年增长率。
这一基本不等式的重要含义，便是资本持有者的收入增长永远高于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因为前者的收入只会有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普通穷人的收入则几乎全部用于维生，造成两者的贫富差距只增不减。
匹克迪根据大量历史数据，绘出了有史以来全球平均资本年回报率和经济年增长率的下述图示。(图二：历史上的全球平均资本年回报率和经济年增长率)
这一图表清楚显示，除了近代例外时期，资本收益率一直在4-5%左右，而经济增长率在近代之前一直低于2%。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各种特别原因（战争破坏和技术革命等等），经济增长率首次持续超过了资本收益率，而导致劳工收益增长超过资本收益的“异常”。从本世纪开始，这一情况逆转，回归到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历史常态，所以造成无法改变的两极分化。
我在两年前的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上找到了以下美国富人收入与股市指数对比的图示，强烈支持匹克迪的理论。该图显示，只有在大致相当不等式r>g不成立的“异常”时期，富人收入增长才低于股市指数增长。近数十年来，富人的收入不仅暴增，也越来越取决于股市也即资本市场。[图三：美国富人收入与股市指数对比（1913年=100）]
总之，一旦回到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常态”，资本拥有量成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代际继承。匹克迪披露：在号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英国、法国、德国，目前国民收入中仍然有大约一成（8%-12%）来自遗产继承，这与百年前的旧欧洲大致相当。这还不包括日益重要的知识教育资本的代际传承。这就是匹克迪“拼爹资本主义”说法的由来。
匹克迪的父母参与了法国19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导致匹克迪明显的左倾立场。他曾经担任法国社会党罗雅尔（现总统奥朗德的长期女友）竞选总统的经济顾问。但是他的的历史数据相当扎实，获得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赞同。他的理论的唯一软肋，是随着资本积累相对劳工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否最终会造成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尚无定论。如果匹克迪的理论成立，那么除了大规模“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或者通过暴力革命的社会大洗牌，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无法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在这一意义上，《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而进入政治经济学范畴，其影响或许不会亚于《资本论》。
（文章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辑 李二民）
作者：于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