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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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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演变编辑本段 回目录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金文

金文与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

自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列国铜器可概略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统；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铭文俱少，所以以东土、西土及南土为代表。

东土系──劲直峭拔

金文

包括齐、鲁、邾、莒、札、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其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划变为直线，与西周之曲线笔划异趣。齐陈曼簠之严整劲峭堪称东土系之杰作。

西土系──古朴雄浑

西土系包括秦、晋、虞、虢诸国，以秦最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

秦并六国，书法亦融合各地之风，遂产生较完美之书法，为秦代小篆奠定良基。南土系──柔美浑圆

南土系包括楚、吴、越、徐等国，而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值得注意的是徐国之器『王孙遗者钟』书风与齐器较近，章法纵横整齐，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可知列国之书仍相互影响，东土、西土之分，也非绝对界限，交流亦不可能循后人所定之界进行。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吴大?《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鉴定方法编辑本段 回目录

金文鉴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别。

铜器与铭文

广义的包含器物定名、花纹、铭文、铸造、真品抑或赝品时代、价值、级别、价格等；狭义的则主要指真伪鉴别和时代确定。在通常情况下则更偏重于辨伪，尤其是对传世品更加如此。

金文鉴定，由来已久，《韩非子·说林》云：“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后请鲁国乐正子春评判，先生直言该鼎为赝品。该史事说明东周时代已发生用赝品来冒充真器了。《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时发现一件鼎，李少君鉴定称此器是“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之器，“己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东汉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一书，大量利用了铜器及铭文资料。两宋迄元明清，以至民国，商周青铜器与铭文不断出土，但在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中，伪器、伪铭也不断制作，以赝充真为目的来牟取暴利。应当说明的是，宋代以后有关铜器与铭文的辨伪着作已陆续出现，如：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等书中都有涉及。两宋以后伪造、仿造铜器与铭文，也有学者系统研究。

四川地区近年出土的许多青铜器物上，有尚未能释读的，有表意内容的所谓“巴蜀图语”，内容丰富，有：人像、物像、动物、植物、几何图形纹等。注意到，在巴蜀铜印章中，许多都有铜罍或铜尊的图像，如：四川什邡出土的有“十方王乙”字样的印章，其上有罍的图纹。巴蜀器上罍、尊，表明这里的罍或尊与以鼎、簋等为代表权力象征的中原青铜文化有着同样的性质，说明巴蜀地区对罍、尊的重视。什邡印有“十邡王”，可证印主为什邡王，印章上的罍是权力象征的印记。

在不少博物馆或民间收藏的铜器与铭文，

金文

尤其是一些传世品，都存有伪作伪铭的铜器。伪作情况极其复杂，仅列举几种。有的是整体伪作，江苏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铜兕觥（饮酒或盛酒器），虽然在特征风格上很似商周时期的同种器，但显粗犷，更特殊的是，此觥颈部特别高，显然有别于商周器，该器系宋代伪作。山东省某地区一文物机构收藏一件外形似战国的牺尊，看上去有一定审美情趣。经仔细分辨，该尊气质式微，最大破绽是器上的绿锈和枣皮红锈较软，无一点贴骨锈。此器系宋代伪作。青铜器错金银装饰的出现一般要到东周时代。某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乳钉纹簋，伪作者为使簋的外表优美富丽，不惜工本将乳钉外围和器表的空白处，加上错金饰，这是清末、民国伪作。伪作铜器上或真器上作伪铭的很多，故审定金文时，尤其是传世器之铭文，要格外慎重。有的伪铭做法可称“巧作”，某博物馆一件商代青铜尊，器内底有伪铭八字：“口作父癸旅宝■彝”，如把手直接伸进尊内刻伪字，操作起来不易施展，经观察，伪作者是先将伪字刻在与原尊底径相同的铜片上，再将原底凿下后，将刻好的伪铭铜片镶嵌上。由于嵌入作旧不好，仍可看出嵌补的痕迹。山西■县某文保单位的一件商鼎，器内壁伪铭：“■父乙”四字，伪铭的做成是将原器器壁割下一块，再将与其大小一致的伪铭铜片嵌入吻合。这两种方法可称作“开底法”、“开天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