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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帝王图》
历代帝王图像作为一种鉴戒执政者的宫廷壁画，属于极为重要的主题，为历代宫廷所重视。所谓“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从汉代以后，宫廷壁画及卷轴画的帝王图已成为委婉地向统治者规谏的政治性作品，臣僚们利用它来推行政见，帝王也利用它来美化自己，表现自己能接受历史经验，是取贤弃恶的明主。《古帝王国》从汉以来一直延续的题材，尽管各个时代表现都有所发展，但它的基本布局与构思都是有着较固定的格式，人物本态风度都有当时体现统治者的威仪的相近似的程式。
《古帝王图》描绘了汉代至隋代的十三个帝王，即汉昭帝、汉光武帝、魏文帝、吴大帝、蜀昭烈帝、晋武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宣帝、陈后主、北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每位帝王与男女侍从形成一组，人物或行或坐，帝王的上方书写有庙号、姓名及在位年数。《古帝王图》是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作品。作者对人物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形似的层面上，更没有将上列明主、暴君或庸君进行脸谱化、漫画式的处理，而是通过对眼神、嘴角及面部肌肉的微妙刻画，表现他们的心理、气质和性格。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帝王同侍从在身材和用色上均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帝王的服饰、仪仗、起居、侍从等都表现着这一统治阶级的共同特征和气势。但在帝王各自的面貌与情态方面，则微妙地表现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作为帝王的性格与特征。人物肖像图与情节性绘画不同，肖像画只能通过人物的外貌特征来表现内在本质和品格，以达到作者的创作意图。
画家首先描绘了前汉昭帝刘弗陵，他为帝期间，生产发展，政治稳定，是一个既能守成而又有所建树的帝王。史书评他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举贤良文学，间民所疾苦”的帝王。画家把刘弗陵相貌表现得文静丰颐，神态从容沉着，修养宽厚有识。而在表现汉光武帝时，则身材俊伟，美须眉秀，大口、隆准、日角，这些生理特征被画家用来刻画人物的胸府与情怀。这就是画家对利用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领袖人物的表达。蜀主刘备则紧锁眉头，眼神疑虑。吴主孙权则仪表温文多识。魏文帝曹丕目光敏锐逼人，双唇紧闭。这些都是画家利用人物瞬间表情勾画出人物一生的境遇、才能与品格。当然，也是画家对每一位帝王的评价。
《古帝王图》是我国唐代绘画杰作，目前流传的仅是后人临本。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古帝王图》在辗转收藏中，原貌有所增损，如衣襟边缘上的朱色纹饰，就是晚近的收藏者妄加涂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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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用栈道连结上下左右，通达地宫的道路。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绝对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规模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在主峰地宫山之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嵕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 突厥的颉利、 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首领，新罗王金德真，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前人曾说这些石像，“高逾常形，皆深眼大鼻，弓刀杂佩，壮哉，异观矣!”从发现的残体来看，石像高不过六尺，连座约9尺许，并未超过常形，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其余则不能确知。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像也应属于写实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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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的寝宫，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后因供水困难，移到山下，称“陵下宫”，在山陵的西南脚下，与南面的朱雀门大致在一条线上，后因山火焚毁，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距陵18里。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这里是守陵宫女住宿之处，不但是皇帝谒陵、公卿巡陵必到之处，也是春秋祭、朔望祭、节日祭、 日进食、朝夕祭之处，不是宫人供养如常制之处。
今昭陵下宫遗址未作清理，其规模不可知。
昭陵还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 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这是援引汉代的制度，唐代从献陵开始。起初只限于赐葬，随后允许申请陪葬，渐次扩到子孙亦可从葬陪陵。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 陪葬者或享受国葬，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或官为立碑；或赠米粟布帛；或赐衣物；或给羽葆鼓吹等。还有预赐茔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积石山；李绩(徐懋功)墓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犍山(即郁都斤山)；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再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李勋碑为高宗撰书，更足以说明他们所受的宠荣。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温颜博墓前的石人，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皆为当时艺术精品。从墓内还发现大量的精致的工艺品，例如李绩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花饰俊美，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勋得了一顶。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义深舟楫”的关系。有“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意。唐太宗能与功臣“相依为命”，既不滥杀功臣，且妥善安置，使能保持晚节，死后还能安葬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帝王中实属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