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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 |
个人简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安忆，上海人，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1970年赴安徽淮北农村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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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 |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这一点和80后作家李子悦有着共同的表现形式，著名演员周星驰也注重从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挖掘生活，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
和80后作家李子悦共同的从王安忆的作品里普遍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细腻精准。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作品中时刻有女性的温柔体现,连同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为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异数存在。
个人荣誉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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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 |
8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力于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如“三恋”等。90年代以后开始追求新的叙事风格，以《叔叔的故事》、 《乌托邦诗篇》等为代表，她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渐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
主要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尾声》、《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等长篇小说。
个人荣誉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创作路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假如有人问我为何将房间搞得这样乱，床上，书桌上，地板上到处摊满了有关王安忆的书和杂志，电风扇拧到了最大档，风一个劲儿地吹，风卷起了书的一角，而我却呆呆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
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内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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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 |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 ，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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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 |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三恋编辑本段回目录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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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 |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她们触电般地接触。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传承母亲“未竟之路”编辑本段回目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于近期出版了作家茹志鹃写于上世纪80年代、还未完成的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茹志鹃之女、著名作家王安忆基于“现在还不想写我的妈妈”，但想从“写作者的历史”这样一个出发点，亲自执笔编选该书，作序和跋，并四处寻访母亲当年生活、写作的故地，实地拍照留影以丰富读本。
弥补母亲小说未完的遗憾
茹志鹃
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的上卷，创作于1982年，当时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事隔16年后，茹志鹃去世，王安忆在母亲的遗物当中找到了此书中卷的3万字书稿，整理后，先在《收获》杂志发表，此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合出上、中两卷。
作为茹志鹃的非虚构性自传体长篇， 《她从那条路上来》不但收录了小说已完稿的正文，还收录了王安忆亲自撰写的编前语《写作者的历史》和跋文《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表明了选编者的意图和王安忆所知的关于这部长篇的写作背景。原书还附有王安忆找出来的、母亲零散记在笔记本上的小说写作提纲，以及包括茹志鹃生前最后一篇文字在内的、描写自己童年与少年时期生活的四篇散文和日记手稿，以弥补小说未完成的遗憾，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线索。
追访母亲当年生活的足迹
由于小说没有写完，读者只能从一些零星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小说未来的发展。王安忆说：“于我来说，也是在追寻母亲隐没在浩瀚时间里的历史和写作。”因此，她专门去母亲生活过的地方切身感受并拍下照片——“母亲出生在永年路上的天祥里，十二年前，我曾去过一回，街道和弄堂都还保持着整肃的气氛，今天显见得圮颓而且拥挤了。沿街的房屋多已破墙开店，包括我母亲当年的居所三号，开的是一爿果蔬店……在这条破败的老弄堂里，保存着一种旧有的生活方式……我感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远远退出本土化的生活，变成一个没有原籍、没有家乡的人……
“母亲曾经寄居的姨母家，是我小学时候经常去的区少年宫，至今也还是，星期六的早上，一些器乐班正在开课。我在小卖部买了一瓶水，顺便向小卖部的女人询问这房子有没有动过。她回答说完全原样……
“以马内利孤儿院据母亲文章里写，位于愚园路。我请陈村先生帮助上网搜索，竟也找到了六十多年前这个小小的、设在弄堂内的孤儿院，院址上仅只写了‘镇宁路’三个字……
“关于妇女补习学校，母亲记忆中的位置最为肯定，雁荡路的复兴公园门口。当然也是人事皆非。再有圣诞学堂，母亲说是清心女中旧址……从清心女中、今日的第八中学过去不远，果然有一座基督堂——清心堂……
“图片里，我还放进有我一九八五年在杭州寻访母亲老家，在普安街旧宅的照片。就是母亲‘小简’中说的，被她父亲败掉的老宅。其时已住进二十五户人家。当时从典当行里，买下我外祖父三不值两典掉的房子的业主后人，一位徐姓老伯，坚守一般住在主楼中的二楼房间。我问他能否拍照时，他拒绝道：又不是你家的房子了，拍照有什么意思？陪我去的朋友说，就让她留个念吧，于是拍了这张。后来，一九九五年时，我还去过普安街，老宅已经拆去，但整条普安街却尽是丝茧买卖，是又回复了我曾外祖父时代的旧业吗？当时，普安街就有我曾外祖父丝土行，字号为‘茹生记’。图片中，又有一幅字迹，是我外祖父所写，是他写给长子、我的大舅舅的一份文字。全篇为他的败迹开脱，然后附一份债主的名单及所欠债务，让我大舅舅立业之后为他偿还，全是赌桌上的欠债。我不知道我大舅舅后来有没有还上这些滥账，但知道大舅舅略成年时，将一直存放于绍兴会馆里的母亲灵柩移出，安葬连义山庄。我也是在我母亲的遗物里找到这份手迹，它是我的祖辈留在这世上的唯一遗物。”
披露母亲家族兴衰
据王安忆说：“在母亲的这部自传体长篇当中，‘传’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正像王安忆在跋文中写的那样——妈妈的姑母是在他们家道中兴之时送嫁的女儿，嫁的是一门大户，她的嫁资也很不薄，大约正像小说中写的：“七十二个夫子抬条箱，像接龙似的，摆了一条街，单单是各种各样的锁，就陪嫁了一条箱。”妈妈的姨母家，就更显赫了，是上海著名的朱家。有一句俗谚，叫作：“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就是这个朱葆三，妈妈的姨母嫁给了他的儿子。先是大姨母嫁过去，不久病殁，再是小姨母续弦。我妈妈的母亲，则是居中的那个女儿，他们同出于南浔显族庞家。但等妈妈出世，已经家道破落，沦为上海的贫民。
漫画形象与母亲接近
由于写作《她从那条路上来》的原始材料王安忆披露得很多，她担心会让人觉得这是一部真正的自传，而忽略它的虚构性质。为了强调小说的非纪实性，王安忆特意邀请施大畏先生为小说作插图。王安忆说：“我再说明一点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长篇中主人公叫‘也宝’，母亲的乳名则为‘芬宝’，行五，是外祖母继四个男孩之后，生下的唯一的女儿，也是最后的孩子。”所以她不但要求漫画采取写实的画法，甚至希望主角“也宝”的漫画形象能与母亲接近，尤其是一双长眼睛。
王安忆表示：“我既要表明《她从那条路上来》与母亲真实生活的关系，又要表明这是虚构的存在。因为我是母亲的女儿，总是不懈地要了解母亲的历史；还因为我也是个写作者，我知道虚构也是写作者历史的部分，这是我和母亲共同的命运。”
创作风格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因素。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女人试图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变成一个守道德的操纵者。
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她的丈夫，学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采取了整天跟踪的方式，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让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样爱护这个家庭，爱她。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心态才能永远保持平稳。她把家庭的稳固看作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让他同她一块在她们共同开辟的乐园中寻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他口口声声宣传要活得洒脱，而且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地尽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踪着他时，他非旦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洒脱起来。像与自己的女人做游戏一般地兜着圈子玩。中国的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娶个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后马上就去寻求新欢，马上不满意，马上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却不，她们只要拼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险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种冒险行为中达到快感，而女人永远喜欢过平平稳稳的日子。在她们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儿身给了男人'就永远属于他了，这种传统的'贞节'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女人的荣誉。'家庭'作为模式在中国历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为女人们找到了安身之处。女人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求爱的结果，家庭反而是葬送爱的场所。这些'淑女'型的太太们，大凡也不是为了爱，而是通过家庭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提高妇女自己地位和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来了。巩固家庭秩序意图只在于巩固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样家庭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无时无刻地控制着各种社会生活，当然也控制着王安忆的写作活动。
王安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动放弃社会职业，自动离开生产领域，首先在经济上沦为男人的附庸，那么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愿望。她也许认为这样做女人反而会自然些。这在中国也并不足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后无知的反面形象来达到一种反思，这样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吗？但历史终究还是向前发展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家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王安忆前后期作品变化很大，但也有充满了矛盾的地方，这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缘故。现在谈论男女问题，同样也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们大多数女作家写作，是用男人的语言把自己束缚住，缺乏发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可以说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发现，因为社会化文学传统是很难轻易打破的。她们在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一种'他'人的话语，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经验说话也就不以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就显得那么纷坛复杂。
但不管怎样，作为王安亿来说，这几年创作还是变化很大的。1987年的'三恋'，1988年的《逐鹿中街》，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还是有着明显突变的。同样谈论的是男女问题，性问题，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但《岗上的世纪》似乎比以往作品的创作意识都显得超前了一大块。她的心理障碍正在被慢慢冲破，她不再把女人看作是一朵朵开放在家庭天地里娇媚的玫瑰，温柔的天使，而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展现，是一个挺挺而立、活生生的有情有肉的人。以往她创作中那种'雯雯'式的文静和矜持以及在她写到性描写时那种想写魔鬼又怕魔鬼出现的犹豫彷徨，好似已经正在变成王安忆创作的历史。她开始勇敢地面对人最本能的'性'，直接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生理欲望。'性'在她笔下描写得决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写到欲望的高潮，该心花怒放时就让她们心花怒放起来，不是在人生外延打转转了，而是直接去写一个个鲜活着的生命。
《岗上的世纪》大胆袒裸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路边干沟里'野合'的情景，在王安忆笔下，一个温馨的女性被赤裸裸地摆在这个男性面前，让他观赏。女主人公一时竟变成了男人眼里的英雄，她正以一股无穷的力量向男性世界证明着女人的伟大魅力和勇敢。此时此刻幽闭恐惧与性躁狂使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被阉割的恐惧之中，在一片迷人的女性胜利姿态诱惑面前，完全跌入了欲念的深渊。王安忆只有在此时此刻才变成了一个女性作家，在她眼里男女位置倒错，传统的男女秩序被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里，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性塑造了。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在这里变成了无能的，缺乏的，不能满足女人的废物。
在叙事者眼里，这个男性是以一种十分幼稚的废物出现，他哪里还像个男子呢？王安忆在这里完全是以颠覆男性作家语言的姿态出现，是对男性文化和父权社会直接提出挑战。
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女人从来都不是主体，这是作者的社会本能对自我的阉割。而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却明显地表现了个人创作意识的变迁，她把女性的经历作为叙事重心，这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直接有关。特别是她叙事角度的一致，作者自始至终运用第三人称写作，全是用理智操作完成她的制作，这本身的变化就十分明显。她目前作主体完全是倾向于女性的，她开始意识到了妇女自身价值的可贵，首先要做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女人。她对自身人格力量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女性自我形象认识也是清楚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犹豫彷徨，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庸，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首先要自己承认自己，在这一点看来，王安忆真正发现了并亲身体验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所以她叙述起来就有一种绝对的俯视姿太。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无疑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王安忆创作也是在这种开放中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她升华到了女性自我认识的阶段，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能，她笔下的女性具有了新时代女性特点，这对王安忆来说肯定是个突破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还未彻底摆脱强烈的父权意识，尽管女作家在真诚地张扬女性的能力，但终归无法逃脱男性社会给整个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留下的阴影。因此，王安忆也无法逃出这个社会的制约。在《岗上的世纪》结尾处，仍然是以男权秩序的恢复结束小说。女知青李小琴，在张张扬扬痛痛快快地与农民小队长经过了一番幸福甜蜜的性爱之后，还是未达到调回城里工作的目的，她终于成了那个农民小队长的一个女人。他在她的引诱下体验了'性'的真正意义，体验了肉欲带来的生理愉悦。是她唤醒了沉睡了几代生命却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叫生命快乐的真正意义。然而，是李小琴唤醒了那个农民小队长死一般的生命，他、她都在性欲的满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他、她互相创造了。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性爱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七天七夜关在李小琴家的农民小队长，可算痛痛快快地在这个世界里活过了，他、她们死也不冤了。
但是尽管如此，李小琴却无法挣脱男人权力的罗网。她是在男人的权力下活着，而且也将那么长久地活下去。农民小队长所行使的权力，是一种男权的象征，他手里攥着她的命运。虽然当初那个农民小队长对自己的生命活得一片模模糊糊，他从女知青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最可悲的是他从此也学会了使用权力或干脆他始终就没放弃过对女人的控制欲。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因为不管女作家如何在变幻手法地拼搏创造一番，但终究还是无法逃出强大的男性权力话语。这也就是说，尽管在王安忆笔下可以塑造出一个个对抗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但她所运用的话语，叙事法则是男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的话语和叙事法则连同产生它们的社会符号秩序是需要重新予以考虑的。
在现实中坚持虚构编辑本段回目录
生活在模仿艺术。现实迅速地消耗着虚构。一种虚构产生，立即被现实复制。想象的空间被蚕食、占满，越来越壅塞着现实，当然，是第二手的现实。于是，想象力受到了挑战。似乎是，为了与艺术化的现实划分界线，我们开始转向更具象的现实，放弃了虚构的权力。令人诧异地，在生活越来越变得假想的同时，艺术则惊人地写实。不仅是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现实和艺术作了重新的分工：现实是行为艺术，而艺术则是生活的复制。这是我们的处境，就像一个陷阱，生活蹈入虚构，艺术则蹈入现实。所以，我对自己经常的提醒是：在现实中坚持虚构。
小说是如此像真的艺术，是走在陷阱上的独木桥。英国的小说研究者伊恩·P.瓦特先生，在他的著作《小说的兴起》中对我们所写作的小说所以区别于古代的散文虚构故事的定义为“现实主义”，然后清醒地指出，“‘现实主义’逐渐被主要用作‘理想主义’的反义词”，而且，“小说的形式常规的缺乏似乎是为其现实主义必付的代价”。如此这般，现代小说这门艺术在产生之际就携带着它的陷阱。随着小说越来越旺盛的生产，小说艺术也在误会的路径上越走越远。我们也许一上来就是在井底深处，写作小说就是要从陷阱中挣扎攀爬出来。
说了这么多以后，我方才要感谢评委们给我这个奖。在得过许多奖之后，我依然，或者说更为高兴这次获奖，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是在《长恨歌》之后的获奖。《长恨歌》的经历可对我方才的话作一个有趣的验证——当它在一九九五年问世的时候，遭遇是相当寂寞的，获奖也帮不了它的忙，五年还是六年过去了，不期然地，得之于上海时尚的知遇之恩，突然引人瞩目。三十或四十年代的上海想象一夜之间弥散开来，铺天盖地，这个远东城市重新发出“东方巴黎”的蛊惑。于是，《长恨歌》应时应地用作于一个标本。连我自己都惊异它里面充满了如此多的符号代码，它几乎成了上海的旅游指南。从此它走上了不归路。现实与小说就是这样粘缠，你不找现实，现实也要找你，而且你终究缠不过它。所有的虚构全在现实中放大，覆盖了本意。因此，在小说这共同的陷阱之中，我又堕入了我的特定的陷阱，这陷阱的名字就叫“长恨歌”。这是一个极其狭小的陷阱，它将我限制于这样的定位：描写上海。事实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说的布景。我在《长恨歌》中虽然孱弱地无法表现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至少我表现了，生活不应该是怎么样的。然而，人们都以为我在说——上海。是这样的。
现在，你们终于注意到了《启蒙时代》，事实上，你们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这之前，《长恨歌》之后，我还写了有四部长篇，《启蒙时代》是第五部，它十分胆怯地想与你们讨论，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以为，这就是艺术的本义，是它不能混淆于现实的特质。无论形式上多么相近，时代又像一个大搅拌桶一样，将同和不同的物质大加搅拌，但这是永远不会调和的特质，是小说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