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宪吴宪（1893一l959年）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1912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学位。1919年获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为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生物化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生理学会会长。对蛋白质变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蛋白质变性理论；在免疫化学方面，确定了抗体和抗原结合的定量关系；在血液化学方面，建立的一些分析方法现仍广泛被采用；在营养学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用纯素膳和繁杂膳分别饲养实验动物，繁殖数十代，系统地观察了两种膳食对健康的影响。并编著了中国最早的“食物成分表”，著有《营养概论》、《物理生物化学原理》。
生平事略编辑本段回目录
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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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美生合影 |
吴宪在美国学习的专业最初是海军造船工程专业，他选学此专业的念头早在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吴宪的故乡福州是中国最早发展造船业的地区，早在1886年就创办了马尾造船厂，还设有船政学堂（FoochowNavalAcademy），当时那里造船和西学一度很盛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吴宪所在的学校有不少教师是从昔日船政学堂毕业，吴宪受到他们的影响，立志学习造船，以帮助中国重建海军。到美国后，经过勤奋苦读，他很快就克服了学习上的种种困难。然而第一个暑期在新罕普什尔州某农场的大量阅读，使他的兴趣和志向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受到赫胥黎（T．H．Huxley）《生命的物质基础》一文的影响，他开始对生物化学问题进行关注。1913年9月，他改专业为主修化学，副修生物学。1916年6月吴宪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其后，他又在该校继续进修有机化学，并兼任实验助教。翌年秋，他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从师于奥托·福林（OttoFo1in，1867—l934年，美国著名生化学家），在其指导下研究血液化学，不到两年便完成了博士论文《一种血液分析系统》（ASystemofBloodAnalysis），这是奠定吴宪在生物化学界地位的一篇主要论着。文章以福林与吴宪共同署名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生化与临床化学界的重视，被认为“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ii]。l919年，吴宪获得博士学位后，又随福林从事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此间进一步完成了一系列血液化学分析的研究，这些研究发表后成了血液化学的经典着作（他的名字以“福林一吴”的形式而广为生化界所知），其中，他独自完成了血糖定量分析的改进方法，此方法用血量少，操作简便，数据准确，大大优于当时常规的本尼迪克特（S·Benedict）法。他知道他的导师和本尼迪克特教授既是好友，但学术问题上又有矛盾的复杂关系，因而在研究时没有告诉福林，当他把写好的论文请老师过目时，福林兴奋地对他说，这个研究应当得到第二个博士学位。以后学术界认为，如果没有吴宪改进的血糖测定法，后来的胰岛素发现会大受阻碍。
1920年春，吴宪应聘回国，任新改组不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化学助教。他一回国，就去福州老家探望父母，并将妻子接到北京生活。然而由于志趣相异，经过吴宪多方努力，也无法弥补，从而最终离异，这次婚姻没有为他们生得一男半女。
1921年，吴宪升任襄教（associate，相当于讲师），主持生理化学的教学工作，不久使生物化学从生理学科独立出来，正式成立生物化学科（DepartmentofBiochemistry）。1924年7月1日，他被越级晋升为襄教授（AssociateProfessor）并担任生物化学科主任，成为该校的第一位中国籍主任[iv]和最早的中国三教授之一（另两位是林可胜和刘瑞恒[v]），也是当时协和最年轻的科主任。同年l2月20日，他与本科助教严彩韵（1902—1993年）女士结婚。婚后三天，吴宪便携新婚妻子休假，赴美国纽约。吴宪在那里的洛氏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InstituteforMedicalResearch）与范斯莱克（DonaldD．VanSlyke1883—1971，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共同研究，严彩韵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作研究工作。翌年夏，他们的工作结束，回国前吴氏夫妇随黑斯廷斯（A．B．Hastings）夫妇及幼子赴欧洲诸国[vi]参观有关实验室，拜访生化学家，并观光游览，随后于l2月回到协和，继续工作。1928年，他晋升为教授，直到l942年1月该校被日军占领解散。这段时期是他科学生涯中的鼎盛时期，他不仅完成了许多重要研究，而且还领导着一个高水平、高效率的生化学科，使之成为中国生物化学的重要基地，并且在国际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吴宪不仅是国内外一些科学团体及期刊的发起组织者、成员，并积极参与活动，而且还是协和医学院1935一l937年间成立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此外，他参与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并在该刊发表过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及中国营养问题的文章。
协和被迫解散后，吴宪隐退家中，“埋首读书、练习书法、整理着作，但抗日之心，未尝或己。”[vii]l944年3月他离开北平，前往重庆，在西郊歌乐山南麓中央卫生实验院筹组和领导营养研究所。同年7月，他被派往美国，作为营养学专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中国代表，参加研究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会议，会后又在那儿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经济建设进行考察。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宪回到重庆，他向政府当局汇报了美国之行，并起草了一份进一步扩大发展营养研究所的计划，然后回到北平与家人团聚。1946年夏，他开始筹建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并任院长，同时继续兼任营养研究所所长。
1947年5月，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邀请，作为中国的六代表之一，途经美国参加7月在英国牛津举行的第l7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脂醇类对蛋白质的变性率》论文，会后回到美国，在那里为日后回中国建立一所“人类生物学研究所”而做各方面的积极筹备。1948年1月，他作为访问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生化系学习质谱技术，熟悉使用重同位素来研究生物学问题，以便日后回国开展工作，期间于5月参加了第4届国际热带医学和疟疾大会，提交了一篇关于中国和东南亚营养不足情况的论文，11月，出席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的会议。
1948年夏秋期间，吴宪曾两次订好回国船票，并将购置的书籍寄回国，以作为人类生物研究所的图书馆之用，然而，均由于码头工人的罢工而未能成行。此后，由于国内战局紧张等原因，他的回国计划和努力化为泡影。次年1月，他的夫人携其二子三女离开北平，经历艰辛、迂回的旅途，于半年后到达美国，全家重聚。9月，吴宪应聘担任伯明翰州亚拉巴马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访问教授，给一年级医学生授课，同时在夫人（后被该校指定为研究助理）协助下从事研究工作。
1952年l0月，吴宪突发心肌梗塞，不能继续紧张工作，在家人的一致劝说下，于1953年8月辞职退休，定居于波士顿，开始了充实而多彩的退休生活。1955年1月迁居布鲁克莱恩（Brookline）自己的寓所。l958年4月心肌梗塞的再度发作，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l959年8月8日凌晨逝世于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葬于麻省（马萨渚塞州）波士顿近郊吉梅卡的森林山墓园。终身保持着中国国籍。
科学贡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是卓着的，由之赢得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他在国际上，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Xi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1949年）和热能需要量委员会委员（1949-1950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Who‘sWhoinWorld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MenofScience，第九版）、《中国名人录》（Who’sWhoinChina）[viii]、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等书。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将他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并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到1949年，“化学研究已发展到全国时，对这一事业，没有人比吴宪贡献得更多。”[ix]作为一名科学大师，吴宪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学术研究和发展中国科学事业。
1．学术研究
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着3种[x]。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作一般性介绍[xi]。
（一）临床生化方面吴宪以1919年的博士论文《一种血液分析系统》为基础的一系列工作，为现代临床血液化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手段，具有历史性的创新意义，在国际上长时间被广泛采用。其中关于血糖测定的方法被国际上沿用长达70年，为此他被誉为国际血液分析的权威[xiii]。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测验血中的非蛋白氮组分对病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例如仅一次尿酸测定就需耗血25毫升。而福林—吴的新方法只需10毫升就足以进行包括尿素、肌氨酸、肌氨酸酐、尿酸和糖的测定（其中只需一滴血就能测定血糖）。除了血液外，他还对尿、唾液和脑脊液持续进行了多年的分析和探讨[xiv]。
（二）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方面这是吴宪在1922-1923年间与范斯莱克（当时是协和访问教授）、麦克林（F．C．Mclean）等的合作研究，根据实验结果，在等量渗透（osmoticequality）、唐南平衡（Donnanequilibrium）与钾钠不扩散的基础上，在每一呼吸循环中，为电解质与水、血浆与血细胞之间的迁移做出了解释[xv]。这项工作成为生化文献中的经典性工作[xvi]。
（三）蛋白质变性的研究这是吴宪在协和期间主持的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以解决这一当时国际上尚未解决的问题。l924—1940年间，他与其同事严彩韵、邓葆乐（C．Tenbroeck）、李振翩、林国镐、林树模、陈同度、黄子卿、刘思职、杨恩孚、周启源、徐嘉祥、王成发等陆续发表“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研究”专题系列论文l6篇，相关论文l4篇，并于l929年第l3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上首次提出了蛋白质变性理论[xvii]，认为蛋白质变性的发生与其结构上的变化有关，但这一理论在当时未能引起重视。以后，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于l931年在《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JournalofPhysiology）上正式提出了“变性说”[xviii]，用种种事实表明，天然可溶性蛋白质（即球蛋白）的长肽链一定是由氨基酸的各种极性基团被分子内的某种次级键按一定方式连接而形成有规律的折叠，使蛋白质分子具有一种紧密的构型（现在称为构象）。蛋白质的这种次级键一旦被物理、化学的力破坏，构型就被打开，肽链则由有规律的折叠而变为无序、松散的形式，即发生了变性。蛋白质变性学说尽管被一度忽视，但最终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验证和好评。诚如著名蛋白质化学家豪若威兹（FelixHaurowitz）在1950年评论，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学说”，他认为这个理论至少比其他人早发表了5年[xix]。美国生化学家佛拉顿（J．S．Fluton）在其关于生物化学历史的专着中对此这样记载道：“这一假说被广为接受，并在不久得到进一步实验的支持，但是它还未能表明维持天然蛋白质构象中的化学力问题，这个问题后来由默斯凯（A．Mirsky）、波林（L．Pauling）和哈金斯（M．Hugyins）提出的维持蛋白质构象的‘氢键’理论而得到解决。”[xx]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从他对血红蛋白与球蛋白的研究结果表明，吴宪似乎在50年前就已接触到蛋白质分子的四级结构，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研究开了个头[xxi]。总之，他的工作“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的研究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xxii]。
（四）免疫化学吴宪l927年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后作出不少领先的成绩。他和李振翩、郑兰华、萨本铁、周田、李冠华、刘思职、王成发等在15年中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他在国际上首创了标记手段[xxiii]。他用带色基团的血红蛋白，继而又用碘化清蛋白作为标记抗原，这种方法比用同位素作标记进行类似的研究要早许多年。利用这一方法，吴宪等人在其他蛋白质存在的同时进行了抗原、抗体沉淀物的定量分析，从而确定了抗原与抗体的定量关系，以后又进行了纯抗体的分离并证实了抗体的“一元论”。
（五）营养学1927年起，吴宪与严彩韵、陈同度、万昕、张昌颖等对中国食物进行了大量而系统的分析研究，他们还对素膳和荤膳大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通过数十代大白鼠遗传、饲养实验，比较了纯素膳与荤杂膳的营养价值及其对动物的生长、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寿命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西方相比，中国一般人民体质弱和身材矮小的原因主要不是种族和遗传上的，而是由于膳食质量差。只要加强营养，完全可以得到改善，这就从理论上否认了外国人对中国人体质问题的种种偏见。1989年，他编着出版了中国现代最早的营养学专着——《营养概论》[xxiv]。30年代，他还在对中国食物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编着了中国第一部《食物成份表》。吴宪关于营养学的研究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现实意义。
（六）氨基酸代谢这是他晚年（1948—1953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为了研究人类生物学，他用N15标记氨基酸和其它有关的化合物，对之进行了一系列代谢实验，于1949年发表了该系列的第一篇论文。l953年以后，由于健康原因，此项工作未能得以继续，然而，在退休后他仍一边自学高等数学，一边将其所学得的微积分法和质谱分析法相结合应用于分析测定，从而提出了一项普遍原则，用以说明在这些实验中所得的关于排泄的数据，并于1959年发表了最后的三篇论文[xxv]。
除了上述工作外，由吴宪组织进行的关于激素和抗生育的研究也都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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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球蛋白三维结构的飘带图 |
吴宪具有十分敏锐的观察力，他有把重要事物从不重要事物中辨别出来的才能，并且在任何讨论中都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他能迅速及时地把握住当时国际研究的前沿工作，以及对中国社会有价值的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并能不断创新。同时，他还有高超的实验研究技能。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入都感到他思想敏锐、见识深浚、敢于探索。亦师亦友的著名美国生物化学家范斯莱克这样评价吴宪：“只有当亲眼看到他的工作时，你才能充分领略到他才智上的异彩和技术上的完美。他是当今生物化学中伟大的并且具有真正独创性的领袖之一。”[xxvi]
就由吴宪在国内主持的研究来看，他的研究思路似从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纯基础理论性研究，以追求高水平、探索真知为目的。主要从组成生命体的基本要素蛋白质入手，研究其性质、结构（变性研究）、生物机能（免疫研究、氨基酸代谢），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特性，以期望最后上升到解决人类基本生命机制的研究。在这条路上，他本着“科学没有国界”的原则。另一条路线是带有应用性的基础研究，是以用科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的，主要从分析北京人的膳食和各种食物入手，进而研究素膳，到设计提出优化的营养，希望由此最终能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这条路径体现出他“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他的研究生涯是在这两条路径上几乎同时发展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对营养的研究结果与他的希望无疑存在着偏差，因为解决中国人身体素质（营养）问题绝不是单靠科学就能达到目的的。随着日本的侵华，政局的恶化，他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点，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住手，而是愈来愈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他的科学研究最终因日军的侵略全部中断，但已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生化研究开了路。
2．对中国科学的贡献吴宪不仅在科学上追求真知，而且把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视为自己的义务。众所周知，协和是美国洛氏基金会出资兴办的当时亚洲一流的高水平学校，从院长到教授最初都是外国入。作为协和最早的一位中国籍主任，他是协和教育委员会（EducationDivision）成员、教授会（CommitteeofProfessors）和执行院长任务的三人领导小组（即执行委员会AdministrativeCommittee，l935—1937年间组成）[xxvii]成员。他积极参加治校工作，为该院中国同仁和师生向校方争取福利、改进教学而尽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赖。作为生化教授与科主任，他始终具有不断发展的战略眼光：他重视学术交流，早在1922年协和外籍教员成立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北京分会（SocietyforExperimentBiologyandMedicine，PekingBranch）时，他就参加了该会的学术活动[xxviii]，他曾先后邀请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范斯莱克、科恩（A．E．Cohn）和黑斯廷斯等教授来科任访问教授，进行讲学和合作研究，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学生实验课的设置，一到校就开设了实验课，编写实验讲义，并在多年实践基础上与周启源（1903—1986年）合着了《生物化学实验》一书（吴宪用英文写成，由周启源译成中文），于l941年由中华医学会编辑委员会出版，向全国医校推广使用，以促进其他医学院校生化实验的进步。他对生物化学的分支与教学也有创新，首次提出了“物理的生物化学”（Physicalbiochemistry，现称生物物理化学）的概念，以物理化学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应用于生物化学问题的解释和研究，从分子水平基础上考虑生物的化学问题。根据自己多年教学和国际生物化学的发展，他在l934年出版了用英文写的《物理生物化学原理》[xxix]，（在此以前国内外尚未见有这类着作），作为协和本科医前期一年级生物化学的课本，并亲自讲授，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他严格选择师资和重视培养青年，除了医学院学生外，他还先后吸引了十余位刚回国的青年化学家到实验室工作，并接受培养进修生和研究生20余人，据他的学生估计，到50年代，“中国的生化教师和研究人员有70％以上曾在协和医学院受过训练。”他们后来或在教学、或在研究单位担任领导任务，并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一线献身，大都已为中国生物化学或其他化学学科方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在20年代至40年代前期出人才、出成果，在国内外声誉卓着。
吴宪的科学成就及领导才能为他带来了许多声誉，而他也认真对待这些，义无反顾地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出力献策。1926年，他在协和医学院协助林可胜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并自其成立起就参与负责该会的具体工作，担任理事会委员（到1940年）、书记兼会计（1929-1931年）、会长（1931-1935年）、《中国生理学杂志》常务编委（1927-1941年），与林可胜等其他学者积极配合，把学会办得非常出色。中国生理科学在30年代引起当时国内外科学界的瞩目，与中国生理学会的推动作用有相当的关系。除此而外，吴宪还是中国科学名词编审委员会化学组委员（1921-1927年）、中国化学会创始期会员、《中国化学会会志》编委（1935-l937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审查委员会委员（1932-l938年）、中华医学会特组营养委员会主席（年代不详）、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通讯研究员（起迄年代不详）、该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1935-1940年）及第一批院士（1948年3月）。在所有上述职务（团体）中，他都是尽职尽责地去工作。
为支持抗战，发展战时中国的科学事业，l944年3月，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离妻别子，只身悄悄离开了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经过长途艰苦跋涉抵达大后方重庆，筹建和领导中央卫生实验院的营养研究所。当时物质匮乏，条件艰苦，实验设备简陋，但他总是亲临实验室指导实验，有时直到深夜。在他的大力筹组下，中央卫生实验院营养研究所从原来的十几人扩展到拥有几十位学者[xxxii]。抗战胜利后，吴宪负责筹建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他暂选北平先农坛为院址，在重重困难下，积极罗致人才、筹措经费、添置研究设备。他还利用出国开会之机途经美国考察，与当时正在美国的老友侯德榜商谈由永利公司资助，在黄海化工研究所内建“人类生物学研究所”的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一方面在美国四处奔走，筹款购置精密仪器运回国，与麻省理工学院商议培养一些中国学生，并将所收集的图书资料寄回国内，以为日后建所之用；另一方面以访问教授身份，在美国大学进修先进的实验研究技术，以便迎接回国后新的研究时期的到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回国建所的计划未能实现，但直到晚年，他仍未放弃这一打算，只因疾病缠身，未能如愿。诚如吴宪的长子吴瑞所言：“发展中国科学事业是我父亲一生的愿望。”[xxxiii]
作为科学大师，吴宪的工作意义不仅仅在于发展科学本身，正如安德森在《变化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吴宪国际声望建立得既早而且还由他后来的工作持续着，这使他得到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成为西方科学团体的成员，并在各种知名科学家的名单中。经常的旅行和同外国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帮助他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
家庭生活编辑本段回目录
吴宪吴宪是位身材修长、体格健壮、精力充沛、思想敏锐、沉稳机智、富有修养和同情心而又寡言少语的人。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具有人情味。他曾对同事说：“我的座右铭是三真：即真知、真实、真理。求学问要真知，做实验要真实，为人要始终追求真理。”他的一枚图章上刻有“博学、审问、慎思、试验、明辨、笃行”的字样，这既是他一生的追求，亦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个性品质中有许多优异过人之处，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始终不渝地追求尽善尽美，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他总是这样要求自己。他的同事说：“无论是他发表论文，还是审阅别人的稿件，对文稿中每一句话，每一个数据，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仔细地推敲、修改，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他对完美的追求不但体现于他的事业中，而且体现于个人生活中。
他渴望并寻求完美和谐的家庭生活。他与第一个妻子结婚前素不相识，婚后随即赴美学习，一去九年，期间屡次写信回家，要求妻子上学读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要求未被采纳，因而夫妻彼此间各方面志趣相差之大可想而知。回国后的第一年，吴宪不仅要忙于工作，而且还投入了很大精力和时间来帮助、感化妻子，以期消除双方间的隔阂，使她能与自己志同道合地共度人生，然而他的努力还是失败了。最后他不得不做出痛苦的结论：这是场原本不该有的婚姻，应当解除它。当时离婚需要很大的勇气，为了双方长远利益，他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误解，征得妻子同意，解除了婚姻。以后，他在工作中结识了严彩韵女士，她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严范孙的侄女，少年时在天津中西女中读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是该校第三届毕业生，毕业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食物化学与营养学，l922年获硕士学位后受到推荐，于1923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当助教。在共同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她与吴宪志同道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进而结为夫妇。从恋爱结婚到吴宪去世的35年共同生活中，他们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们相互奉献，彼此合作，在安宁与和谐的气氛中共同培养了5个孩子，也一起绞尽脑汁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吴宪对子女的爱不是仅限于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更注重于教育他们如何做人，怎样自食其力。他的子女们在谈到父亲时对此都深有感触。长子吴瑞回忆说，有一次“父亲把五个子女叫到炉边，对讲英文‘投资’（investment）这个词的意义。他很兴奋地说：‘叫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是最好的投资，它在你们身上会存在一辈子，而且听你享用一辈子，所以我不给你们留下什么物质的东西，因为那对你们有害无益。我不给你们钱，而要设法为你们得到能够接受的最好教育，这样你们以后就能独立生活。’”二女儿吴婉莲说：“他尽心尽力使五个子女都受到全面的教育，因为他认为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受到很好熏陶的心灵和完好的身体。”三女儿吴婉明写道：“每当吃过晚饭，还没离开饭桌时，父亲就不厌其烦地给讲怎样堂堂正正地做人，自我克制和不放纵是他常讲的内容。”[xli]总之，吴宪希望自己的子女日后都能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过上美满的生活，并贡献于社会。
除了事业及家庭生活外，吴宪还注重自己的人格与情操的修养，无论言谈举止，交友处世，处处显示出“绅士”风度；无论怎样生活，都使其具有意义，并有科学性。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个很有修养的人，具有很强的克制力，总能完美地驾驭自己的情绪，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掌握分寸，心胸开阔，能与人友好相处，极富同情心，对朋友真诚相待。他的学识才华和高尚的品格使他赢得了许多朋友，其中既有他的严师、上司，又有他孩子的朋友。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集真正的科学家和绅士、哲学家为一身，把东西方文化的长处完美、有机、和谐地融为一体。[xlii]吴宪的个人兴趣很广，业余生活充实多彩。他十分喜爱体育运动，自从在波士顿当学生起就是如此，骑马、游泳、打网球、溜冰、跳舞、散步……他样样爱好，为此也享受到健壮的体魄给他带来的好处：他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前，从未上过医院，并且在多年工作中总是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干劲。他还常常吟颂一些自己喜爱的中国古诗，或者写诗（幼年受到的教育使他有较好的中国文学功底），以此为消遣放松。他收集各种名贵瓷器，并经钻研，成为这方面的辨伪行家。他喜爱建筑设计和营建花园，1934年他在北京朝内南小街芳嘉园买下一座清皇室的府第，经过他的一番精心设计、翻修改造，使其成为一所既是中国式样，又有现代设备的住宅，院内还修了一个小游泳池。吴宪曾在这所富丽堂皇的住宅中接待过不少中外医学界知名人士。[xliii]他有很强的审美观，在设计建筑和科学仪器时都善于使其有较强的艺术感。退休以后，他依然保持着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通常在上午进行写作或自修高等数学，并将之用于退休前所做的实验结果的分析中，写成论文发表；写成《科学生活导论》的初稿[xliv]，并开始写几部关于中国书法的演变、汉语的语音以及世界和平的手稿（均未完成）。在波士顿居住期间，他还常与夫人一道去哈佛大学医学院参加学术研讨会，迁到布鲁克莱恩新居后，他一面在住宅旁的小园中种植花草，并对居室做些小规模装修，一方面还自修西班牙语，并达到能收听广播和阅读书刊的程度。总之，他毕生都在不断地进取、充实，自我完善。
事实上，吴宪把事业当作他整个生活中的一个环节，他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所有环节，使之能协调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和完善的个人修养促成了他事业上的不断成功，而事业上的成就又为他和他的家庭增光添彩，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然而，吴宪并不满足于个人成就及家庭生活，他处境虽优，但对国家前途命运甚为关注，对人民的生活疾苦甚为同情，努力尝试通过科学和自己的行动来为拯救、振兴国家，为改善人民生活做出贡献，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乃至生命，充分体现出他的爱国热情。例如，他研究营养问题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营养不良问题，以希望能由之帮助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除了研究论文，他还撰写一些有关营养问题的通俗文章，发表于《独立评论》和《科学的民族复兴》[xlv]等书刊，为了维持人民健康，1938年，吴宪根据当时国民经济情况，主持制定了国内第一个《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标准。l932年，日本继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进犯了热河。面对民族危机，吴宪开始感到，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科学研究和其他促进人类幸福的事业就无从提到。他常与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陈之迈，吴景超等朋友聚会，交换、讨论对国际国内各种形势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参与创办了当时国内颇具影响的《独立评论》周刊[xlvi]，并以“涛鸣”为笔名，在该刊上先后发表过13篇文章，针对当时形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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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 |
日军关闭协和后，以家庭和经济条件而论，吴宪是可以从此闭门读书，安度其晚年生活的，然而他不甘心在敌占区苟安。他的夫人严彩韵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1944年初，他获悉重庆政府希望他到那儿去组建一个营养研究所，就立即开始着手准备这次到大后方的漫长而危险的旅行。“这意味着将要经历数周乔装旅行：乘火车、赶大车、搭炭车和步行，以及在简陋的小客栈过夜。当然，与离开北平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得绝对保密。他对所有可能遇到的危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认为，完或这项特殊使命来为国效劳是他的职责。1944年3月16日他离家时的分别是伤心的，因为他和妻子心中明白，此去他们也许再也不能相见，”到“4月10日抵达重庆时，他已制定出建所计划”，一达目的地便开始付诸实施。同样，由于美日宣战，他不久奉命赴美的旅途也充满了危险，“取道澳大利亚，经过64天才抵达洛杉矶，”[xlvii]在美期间，他四处参观考察，奔走洽接，为战后重建中国尽职尽责、积极工作。在一次分配战后救济物资会议上，美国卫生当局有人提议给中国儿童豆粉即可，无需提供奶粉，声称中国人的肠胃只适应于素食。吴宪闻之极为愤怒，当场予以驳斥。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后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遣到中国的运送救援物资的船上都载有奶粉。[xlviii]抗日战争胜利时，吴宪正在美国，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关于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前后的消息，表明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他晚年虽然定居美国，但终不肯加入美国籍。
吴宪不仅是位爱国者，他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与世界和平问题也甚为关注。目睹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深重灾难，他多次与朋友讨论、探索用科学的方法改造世界，促使世界和平的途径。他晚年所写的书稿《科学生活导论》就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晶。他用在实验室里处理生物学问题时采用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世界问题，认为“在各种形态的组织中，不论是一个细胞、一个器官、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合作单位的互相依赖和他们之间的分工都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两者的要素都是协调和团结一致。但个别和集体活动方面都有最适度的分野，能使各阶层生物的或社会的总和，得到最高度的建全。应用这最适度原则可博得个人健康，也可以同样使世界和平得以实现。”[xlix]吴宪在书中明晰而秩然有序地提出了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实现上述目的，并列举了具体途径。尽管他的理论与方法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要达到他所指示的目标甚为不易，亦不现实，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他的议论和建议对每一个关心这类问题的人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对于的日常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