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秋涛(1907-1981)曾用名傅旭高、傅武民,湖南省平江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军事工作领导者,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生平概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傅秋涛(1907-1981)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鸣山人。曾名旭高,武民。1907年8月3日生。从小给地主放牛、做长工。1925年参加工人纠察队。1927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江县雇农工会委员长,中共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兼工会委员长,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团长,一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在皖南事变中,他与右倾路线作了坚决斗争,率部与敌浴血奋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部队分散突出重围,保存了新四军的骨干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委员、支前司令部司令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动员部部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81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大事年表编辑本段回目录
时任抗日军第一游击队司令员的傅秋涛 |
傅秋涛,190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南乡安定区呜山程家园的一个贫农家庭。七八岁时就离家到水南村给地主家放牛,15岁时在三眼桥店铺干活。
1925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在三眼桥参加了雇农工会,不久任雇农工会委员长。
1927年初,到东乡嘉义公信商号干活,并参加了工人纠察队。1927年9月16日,傅秋涛参加了平江农民朴城暴动。
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率赤卫队配合红军攻打长沙。
1932年4月18日,傅秋涛在湘鄂赣省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省总执委扩大会上当选为委员长。为了做好工作,他坚持不懈地学习文化。
1933年3月,转入红军部队工作,参与领导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任省委副书记,兼任浏(阳)、宜(春)、万(载)工作团书记和第三作战区政委。受命后,全力领导群众进行反“围剿”斗争。同年8月,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并派傅秋涛等前往鄂东南收集部队和开展扩大红军的运动。他接受任务后,随即率一支7人短枪队出发。在通城县被国民党军包围,指挥冲出敌围后转移到通山冷水坪,找到了湘鄂赣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等,并确定了边打边扩大红军队伍的行动方针。随后,率队由通山、崇阳,向临湘、平江方向前进。沿途边打边扩大队伍,红十六师迅速发展到1100多人。正当傅秋涛等率队向平江挺进之际,省委会议决定调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于是傅秋涛离开红十六师,率100余人的独立营返回了黄金洞。不久,陈寿昌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后,省委决定由傅秋涛继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由于蒋介石军队忙于对中央红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傅秋涛在湘鄂赣边区积极组织红军主动出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红十六师经1年奋战,发展到5000余人。
1935年6月以后,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向湘鄂赣省委驻地发动大规模“进剿”。省委随即作出了“突围以保存力量”等行动方案。傅秋涛率部在中路进行突围。突围后,在平江、横江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6年3月,傅秋涛在平江黄金洞组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提出和讨论了创建10个独立营的计划。会后,率省军区部分兵力到平江芦洞、白水、修水、铜鼓等一带发展游击队,领导湘鄂赣根据地军民坚持了3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7年2月,省委决定改红十六师为湘鄂赣野战军。同时进行省委党政领导调整,傅秋涛改任省委苏维埃主席。同年5月10日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傅秋涛任主席。
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采取“快邮代电”方式发表声明,主张同国民党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了停战条件。
1937年9月以后,各分区、县游击队集中到嘉义整训,并统一编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下设三个大队。傅秋涛任支队司令员。当时,由于对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曾一度接受国民党派人来担任副司令员等条件,后经周恩来副主席指出后,立即进行了纠正。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同时成立新四军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军委,傅秋涛为委员。与此同时,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编为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司令员兼一团团长。随后,率部离开平江嘉义奔赴抗日前线,按预定计划到达安徽屯溪、岩寺,与新四军军部会合。
傅秋涛率部在岩寺进行整训后,同年6月奉命东进到江南的高淳、当涂、溧水3县交界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为粉碎日军的“扫荡”,率部两次进行了破坏宁芜铁路的战斗。1939年,队伍不断扩大,第一团扩编为新一支队(以区别于原陈毅的第一支队),任司令员。
1939年11月,傅秋涛指挥部队与三支队配合在繁昌东郊城山头,予敌以重创,毙伤日军450余人。
1940年4月,傅秋涛又指挥部队在父子岭伏击日军,歼敌370余人。同年10月,又在叶挺指挥下,奋勇迎击日军1万余人的大“扫荡”,夺回日军占领的泾县县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傅秋涛任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率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顽军的突然进攻。傅秋涛奉命在原地构筑工事防守。随后,组织部队进行突围战斗,分散冲出重围,保存了一支骨干力量。
1941年冬,傅秋涛入中共中央华中局学习,次年2月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
1943年秋,傅秋涛当选为新四军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同年7月28日到达延安。根据中央决定,先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学习期间任一支部支部书记。
1945年4月,傅秋涛出席了党的“七大”。1945年8月,傅秋涛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同陈毅一行前往山东。到山东后,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率部先后解放了滕县、胶县等地。参加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济南战役。
1948年,傅秋涛任中共鲁中南区委员会副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同年8月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任主任,并兼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淮海战役开始后,动员了几十万民工,以小车为主,向战场运粮达2.3亿公斤。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次日成立徐州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傅秋涛兼军管会主任。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23日解放南京。傅秋涛率支前机构人员随大军到达南京,组织军需供运。5月27日解放上海后,又从南京到上海组织物资供应。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复员委员会(后改为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傅秋涛任委员会秘书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7年在广州与老战友谭震林同志合影,右边为傅秋涛。 |
1956年3月,为配合兵役法的宣传和贯彻,撰写了《实行义务兵役制,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对第一部兵役法作了全面论述。1956年9月,傅秋涛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9年4月和1964年12月,他两次以解放军代表身份,参加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傅秋涛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摧残迫害。经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才使林彪一伙的阴谋没有得逞。
1975年1月和1978年2月,傅秋涛先后出席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傅秋涛被任命为总参谋部顾问。
1978年秋,《中国民兵》编写组正式成立,担任主编。同年12月,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8月25日,傅秋涛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74岁。
皖南事变中唯一成功突围的部队编辑本段回目录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与突围出来的同志合影 前排坐的为傅秋涛夫妇 |
战场联络中断,向是兵家征战之大忌,而傅部突围成功,恰恰是因为战场联络中断。
皖南事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军事上受到重创,组织上蒙受重大损失的事件: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覆没;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干部牺牲;二纵队、三纵队两位司令员也牺牲在战场上,只有傅秋涛成功突围,他所指挥的一纵队的干部战士也突围出来约1000人,占全纵队成员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并行开拔北上。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的一纵队为左路纵队,周桂生司令员指挥的二纵队为中路纵队,张正坤司令员指挥的三纵队为右路纵队。军部机关及各直属队、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动,共计9000余人。行军路线为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奔苏南,然后北上。事实证明,由于叶挺与项英的指挥思想不一致,中路纵队、右路纵队陷入了军部指挥连续失误,战机一失再失的危局。中路、右路纵队的团以上指挥员个个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但伤亡惨重。只有左路纵队因与军部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干部牺牲较少。
1949年在山东家庭合影 |
战役战斗中会议时间过长,是兵家征战之大忌,新四军军部和左路纵队在战斗中都召开了时间较长的军事会议,而左路纵队的较长时间会议却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围的基础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时新四军北移路线可供选择的有三条: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线。即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渡江到无为,这是一条沟通军部与江北四、五支队及江北指挥部的联系的常用交通线。二是“东进”的路线。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到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三是“绕道”的路线。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然后渡江北上。三条路线都各有利弊。
经过比较分析、权衡利弊,新四军采用了“绕道”的方案。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绕道”是一条绝路。但军事上的失败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路线外,还有战术与指挥是否正确,以及天候、民情等众多的因素。当三路纵队会攻星潭未克时,项英不敢强攻,理由是害怕伤员过多而影响转移,这反映了项英军事阅历不足和军事才能不够,说穿了,项英缺乏大兵团指挥作战的能力。但作为新四军和东南局党的最高领导,本着为党负责的心理,项英牢牢地把住军事指挥权,排斥叶挺。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项英主持召开了“百户坑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攻占星潭未果后的行动方案。会上,提出了几种行动方案,无非是前进、后退、迂回之争。良将用兵,贵在神速,但项英此时迟疑不决,会议前后历时7个多小时,使国民党军在星潭完成了围堵行动。最后,项英下了一个回头突围的决心,几经波折,使军心失衡,斗志涣散,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与军部的情况相反,左路纵队在“百户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开了“梓坑会议”,讨论本纵队突围的路线问题。会议也讨论了几个小时,分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原路退回,走北路渡江到无为;另一种是经“东线”到苏南。会议经过分析,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向苏南转移。苏南是新一支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战斗了半年,沿途群众基础好,不仅傅部可突出,还能策应军部突围。会议还决定,老一团打前卫,新一团打掩护,当纵队司令部冲出后,支队全体人员在板桥集合。会议虽然也开了几个小时,但最终形成了正确的决议,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围的基础。两个会议,两种不同的结果,军部的“百户坑会议”,虽然有叶挺拿出“集中突围,正面仰攻星潭”的正确战术主张,但反复拉锯,未被采纳,最后,被主张错误方案的项英占了上风,使部队回走茂林,导致部队走向失败。一纵队的“梓坑会议”虽然议得也长了一点,但做出了正确的决议,使部队突围走向了成功。
由于“梓坑会议”确定了正确的突围方向,一纵队突围的战术方式也随之确定,即:“正面强攻,重点突破,撕开网口”。具体的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公路从二、三百米深的峡谷中穿过。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顽52师154团的一个营防守。走这一条路突围是一着险棋,但兵不厌诈,用兵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敌人越是认为我们不敢走的地方,我们越是要走,这样往往胜算的可能性反而大。经过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历经大小三次殊死的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一纵队的连以上干部和一部分战士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实现了初步的胜利,因为这虽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但也是防守最坚固的、最严密的防线青洪帮,向为反动会道门组织,而恰恰是青洪帮门徒帮助了傅秋涛部的突围。
1964年在江苏新沂后滩大队与民兵副连长李云荣交谈 |
沿途,他们灵活机动,或装作百姓,或装作国民党52师的便衣,晓宿夜行,风雨兼程。行至第三天,当小分队进入宣城境内的一条山沟里休息时,汪克明掏出怀表看时间,有两个人凑上来,看了看说,你这是瑞士表,经过一番言语交锋,始知对方是江南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门下的两个徒弟,双方关系密切起来。
原来,新一支队的老一团在1938年6月,曾经随陈毅、粟裕等到江南进行战略侦察,一支队的老一团,曾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活动,二支队在高淳、当涂、江宁、溧水一带活动。当时,日军已占领了南京一带,但由于兵力不足,在农村有许多真空地带。江南一带留下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社会渣子乘机拉杆子起事。兵匪一家,有几个人、几条枪,就自称司令。司令多如牛毛,同日寇一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了打开局面,就必须消灭这些“司令”。新四军老一团经过周密的侦察,在江南一举消灭了刘春发匪部;又在南京桑园铺一带,全歼了朱永祥匪部,活捉了朱永祥等多人。事过不久,附近的青洪帮头子陈玉庚求见,原来俘虏中,朱永祥的警卫连长是陈玉庚的三弟。陈玉庚为了同傅秋涛拉关系,特地送来了两挺机枪、两支驳壳枪、两匹马,这在当时是一笔重礼!为了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鉴于陈玉庚三弟也并非罪大恶极之徒,傅秋涛答应了陈玉庚的要求,放了其三弟,两家从此交了朋友。
1965年在北京军事科学院与钟期光上将(右二)夫妇合影 |
为了确保傅秋涛等人的安全,船老大把船停在湖心,驾一只小船先上岸,进入江苏高淳县境内了解情况,原来那里原是老一团后勤留守处的驻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就这样,在群众的掩护下,傅秋涛一行晚上上了岸。
过了湖,很快到达东坝地区,国民党52师又封锁了渡口,傅秋涛命令折回七八里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坝去侦察,不料汪被保安团抓住,幸亏他斗争经验丰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来。接着,傅秋涛在离下坝约两里的地方雇了一条船,过了河,经溧水到溧阳。2月10日,经过七灾八难、艰难曲折,历时一个月零四天,傅秋涛终于到了罗忠毅、廖海涛的新四军十六旅驻地,一行12人全都胜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过了几天,他们穿过长荡湖和太湖,到达无锡地区,在新四军六师师部,见到了任师长兼政委的谭震林。在六师休息了几天后,刘少奇和陈毅来电,要傅秋涛到新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汇报。傅秋涛在六师的护送下又渡江北上,在盐城见到了刘少奇和陈毅,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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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编导制作的新四军抗战文献纪录片《风云江南》即将于4月28日在镇江茅山举行首映仪式。这一天是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率领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进军,进行敌情战略侦察的重要纪念日。
该片时长1个小时15分,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陈毅、张鼎丞、傅秋涛、粟裕、谭震林等革命前辈率领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以胜利的武装斗争、广泛的群众动员、成功的统战工作和模范的纪律,通过八年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开创和发展、壮大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该片运用纪实追踪手法,挖掘陈毅、粟裕、叶飞、傅秋涛、段焕竞等新四军老前辈的珍贵历史影像,采访了马苏政、陈辉、徐超等众多抗战亲历者、见证者,以及新四军历史研究者,力求真实再现新四军苏南抗战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