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开国元勋- 科技百科 -互联网博物馆，你我的知识加油站

宋任穷

宋任穷（1909-2005），原名宋韵琴，又名宋绍梧。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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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概况编辑本段 回目录

宋任穷

宋任穷，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平原分局代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大事年表编辑本段 回目录

1937年8月，宋任穷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

宋任穷，1909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派到浏阳县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任中队党代表。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随部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后，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大队政委、红十二军团政委。
1932年9月起任红五军团第三十八、十三师政委和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
1934年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军干部团政委。
1935年6月任红军大学特科团政委、红军学校政委。同年11月起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军长。
1937年3月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副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8年任东进纵队兼冀南军区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南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2年秋任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
1944年5月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代理政委。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
1946年任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
1948年春起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
1949年底带领西南服务团赴西南。

1950年初宋任穷在西南

1950年任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副政委、第四兵团政委兼云南军区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1952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同年起先后任第三、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1966年8月被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7年10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
1978年12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0年2月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5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1月8日上午9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戎马生涯编辑本段 回目录

热血启蒙

红28军政治委员宋任穷

宋任穷1909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乌垅村，原名宋韵琴，又名宋绍梧。1940年遂川战斗后，红军在胜利的喜悦中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宋任穷在三营七连当文书，营长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伍中豪，能打仗，爱喝酒，还喜欢作诗。酒兴浓时便诗兴大发。那个春节伍中豪一边喝酒一边念着：“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名字，改了吧？”于是念念有词地在嗓子里转着：“宋韵珍，宋韵琴，──宋任穷”。说：“就叫宋任穷吧！”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

宋任穷13岁那年考上金江高小，金江高小的前身金江书院，是浏阳八大书院之一。宋任穷入学时，陈昌、夏明翰等都被邀请在校任教，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陈昌、夏明翰在讲课时经常结合课文传播革命思想，感染得学生热血沸腾。宋任穷举着小旗子随大伙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而且唱着陈昌为他们编的“修路歌”：“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这首歌，宋任穷至今记忆能诵。而另一首“就义诗”，则是几乎国人皆能诵的夏明翰烈士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1939年，陈再道（左）、宋任穷（中）、李聚奎在河北南宫

两位革命志士都过早地洒尽了一腔热血。1950年，宋任穷在毛泽东住处谈到两位启蒙老师时，毛泽东缓缓地说：“陈昌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以后常有书信往来。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所以在组织进步青年出国勤工俭学时，我和蔡和森把他留下来在国内培育革命人才，不幸的是他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了。” 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说，不久前他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复了信并从稿费中拿出三百元钱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毛泽东还向宋任穷谈起他1920年结识夏明翰的情况，当时夏在湖南市第三师范学校。尽管不在一个学校，但相互之间也有往来。

1927年5月21日，何健、许克祥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湖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中。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宋任穷，被十多个“反水”的农民自卫队员捆在了区农民协会里，逼他去搞一大笔钱。宋任穷身上揣着全区党、团员名册，盘算着怎样保住机密，趁机脱身。于是他答应设法借钱，被押着走了好几家商店。总算借到了五十块大洋。那些人拿到钱后，押送宋任穷过浏阳河，在一个人家过夜。宋任穷睡在床上用尿把党、团员名册弄湿，揉碎，趁小便时扔进了尿桶，这才放了心。在被关押期间，他逃脱了敌人的追赶，但也不能再回家了，从此参加了工农革命军。8月，宋任穷所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没赶上南昌起义，暂时驻在江西铜鼓。县委派宋任穷和省委秘密交通员到南昌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9月下旬，宋任穷从省委赶回部队，团党委的同志高兴地告诉他：“毛泽东委员已经从安源到了这里，并胜利地领导举行了秋收起义。”让他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委员报告。宋任穷辗转来到毛泽东住的地方，第一眼见到了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目光炯炯，镇定自若。毛泽东大步迎上去拉着宋任穷的手，让他坐下，详细地听他汇报。宋任穷讲了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把省委的密信和剩下的银元、铜板一个不留地交给了毛泽东。

跟随毛委员上井冈

1938年9月，徐向前（左起）、符竹庭、宋任穷、萧华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东进途中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南宫

五百里井冈苍茫人耸立于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奇树异花，流水潺潺，云海浩浩，林木参天。秋收起义以后，究竟把革命根据地放在哪里，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最后选择了井冈山。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燎原。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山上就活动着两支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做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应袁、王请示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他们部队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宋任穷被派到袁、王部队当连党代表。临行前，毛泽东找到宋任穷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去后要团结袁、王所属干部战士，在团结的基础上，做好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改造部队。最后毛泽东特别叮嘱大家：“给山大王当党代表，当连排长，不要想不通，这是革命的需要。”

宋任穷在王佐营任党委干事时，井冈山工农红军总前委收到秘密交通送来的一份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这次党代会是在莫斯科召开的，毛泽东接到信，让秘书立即找人抄清。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秘书处经过研究决定由宋任穷看这份写在很薄很窄的竹纸上的决议，字迹端正，字体很小。他认认真真用正楷抄清了一份，送毛泽东过目。毛看完后，即让谭政、欧阳毅、孙开础等人刻蜡板油印，向部队传达。

离开井冈山59年之后，1988年5月，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宋任穷重返井冈山，怀着追忆往昔的心情遍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那里的一草一，都引起他对过去岁月的无尽思念。

长征路上

1949年10月，宋任穷和刘伯承、李达在南京市解放大会会场主席台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前夕，宋任穷被调到干部团任政委。干部团团长是陈赓。

红军干部团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人时也参加战斗。遵义会议后，董必武、徐特立和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都被编到干部团，由干部团保护和照顾。毛泽东对陈赓和宋任穷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直接参加了两次战斗，一仗是一渡赤水之前打土城一仗是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土城一仗，干部团打得相当惨烈，伤亡百十来人。撤出战斗后，正是农历大年三十，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夜，覆盖了山山岭岭、沟沟壑壑。宋任穷万分痛惜。他就此事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边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意并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

1955年国庆节，宋任穷与黄克诚大将（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毛泽东、周恩来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发。这时的干部团已和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改编为新的红军学校。干部团编为红军学校特科团，宋任穷任政委。红军学校特科团凌晨三时接到北上的命令，宋任穷和代理团长韦国清把全团集合起来，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走，不愿意北上的可以留下。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忽然从后面传来立即停止前进的紧急命令。这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学校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扳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到毛泽东身边。李特问毛泽东：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毛泽东镇定自若地同平常一样，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看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第一。第二…… 李特依然不大服气。毛泽东换了严肃的口气说：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这一说，李特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宋任穷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毛泽东顾全大局，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这时，毛泽东让宋任穷和韦国清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他要对学员们讲话。毛泽东把前面讲的话对着大家又讲了一遍，最后又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宋任穷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深为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宏大气魄所鼓舞。他和特科团剩下的几十个干部紧随毛泽东克服千难万险，一直走到了延安。

痛失战友

1949年12月20日，宋任穷在第四兵团昆明入城式欢迎会上讲话

人称陕北有四美：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巧而有趣的是193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二十八军，竟在地理上把出“四美”的地方全占了：中央这个决定是在瓦窑堡作出的，红二十八军下辖三个团，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一团，米脂西游击师编为二团，清涧红四团为三团。共１２００余人。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宋任穷比刘志丹小二岁，彼此推心置腹，相处融洽。刘志丹在陕北名气很大，威望很高，老百姓在“信天游”里唱：“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二月里来刮春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夕，陕北红军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都被打成“右派”抓了起来，许多人被杀。毛泽东一到陕北，听说刘志丹等人被关押的情况，立刻派人送信，“刀下留人”，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平反后便和宋任穷在一起工作。刘志丹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被捕是自己走到保卫局去的。当时，保卫局通知他从前线回瓦窑堡。经过安塞县时，恰巧碰到保卫局送信的通信员。通信员见到副军长团长刘志丹，就把这个急件交给了他。刘志彤拆开一看，原来是要逮捕他的密信。便不露声色，让通信员把信送到前方军团部，自己毅然策马奔赴瓦窑堡，过家门而不入，径直走进保卫局，就这样被抓了起来。这些情况，是刘志彤和宋任穷一起工作时讲述的。宋任穷非常敬佩刘志彤的无私和坦然。

1935年，日本继侵占中国东三省和热河之后，又策动华北事变，图谋吞并整个中国。1936年2月中旬，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抵御日寇的侵略。宋任穷、刘志彤率领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黄河岸边三月底的夜晚，浪高风黑，怒吼的涛声里不时传来沙岸崩塌的沉闷声响。临出发前刘志彤平端一只粗瓷海碗，满斟烈酒，敬给船工鼓励他们不畏艰险，帮助红军快速冲过河去。在一片风声、浪声、枪炮声中，红二十八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河东防线，歼敌两个营，占领罗峪口。此后，红二十八军先北后南，接连打败六股来犯之敌，于1936年4月13日到达山西中阳县西部渡口三交镇。该镇南北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打好这一仗，刘志彤亲自勘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接到中央命令攻打三交镇电报的当天，刘志丹把团以上干部如集到一起向大家传达，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苏区的联系。”

1959年，宋任穷（右起）和李强、万毅、聂荣臻在莫斯科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战斗打响。战斗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刘志丹决定亲自到北山前沿阵地指挥。宋任穷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不料刘志彤刚到前沿，便被一颗子弹击中左胸。他断断续续说完“告诉政委，请他带部队……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这句话。几位同志肥刘志丹抬到军指挥部，宋任穷跪下来摸着他已经摸不到的脉搏，看着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优秀共产党人，陕北人民的领袖溘然长逝。

宋任穷把军大衣轻轻盖在刘志丹身上，扶着担架一步步送下阵地。他向党中央电告噩耗，并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上好棺木装殓刘志丹的遗体，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临行前，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挥泪，天地动容。部队到康城镇后，宋任穷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牺牲的经过。红二十八军伤亡近半，原曾准备撤销。但部队群情悲愤，士气高昂，总政治部专门考察后改变了决定，保留建制，补充兵员，宋任穷被任命为军长，接替刘志丹，蔡树藩为政委。

投身核工业

1962年，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右四）岭西矿井下视察

1956年4月，宋任穷在一次会后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你考虑考虑。宋任穷考虑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说你能出来吗？当时宋任穷还在总干部部任副部长，刚授衔不久穿着一身制服也不习惯。他说总干部部有人，周恩来说那好，我请示主席。没过几天，周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周恩来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 “原子能事业部”。这个意见毛泽东主席同意，11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当时，一机部搞民用，部长段君毅；二机部搞军工，部长赵尔陆；三机部搞原子弹，部长便是宋任穷。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初创时，主要抓队伍组建，地质找矿，科研基地建设。

1957年9月，由聂荣臻任团长，陈赓、宋任穷任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商谈的初步结果，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毛泽东去苏联，由宋任穷回国向主席汇报。宋任穷走下飞机的那天正是国庆节，毛泽东立即把他叫到钓鱼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在12号楼听了宋任穷的汇报，毛泽东很满意，之后宋任穷又返回代表团，在莫斯科签定了1957年10月15日两国政府协定，简称为国防部技术协定。

1975年，曾生（左起）、宋任穷、陈丕显在北京

1958年，大跃进风起，搞原子能的也头脑发热，提出“全民办铀矿”、“ 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随后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热情很大的一些人提出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改造革新。宋任穷的意见和这种意见发生了分歧，他说“反应堆、扩散机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还没弄明白，没有掌握好，怎么能随便改呢？争论得很激烈。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当面向主席汇报。两天后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毛泽东还形象地说：“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是要跌跤吗？” 宋任穷把毛泽东的意见一传达，争论的问题也就统一了。

1960年冬天，周恩来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宋任穷等几位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见到宋任穷就谈起了原子弹什么时候能爆炸的问题。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毛泽东在一旁听着没吭声，康生就得意了，放高了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原子弹提前爆炸一天，就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早一天有利。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对世界革命人民都有好处。”这时毛泽东看了看康生，说：“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戈壁滩上空滕起的蘑菇云振奋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从此世界格局发生转变，一代开国元勋们终于露出会心微笑。那时宋任穷已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二机部副部长刘伟打电话告诉他下午三点钟爆炸，宋任穷就一直等着听广播，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没有报道。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不让忙着发消息，毛泽东一再要求核实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并要求注意外国的反应，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这一声爆炸，对于中华民族确实是太重要了。

人物性格编辑本段 回目录

宋任穷在老家亲人眼中是个铁板人物，自始至终没有半点照顾，然而到晚年卸任后，他却非常关注老家的教育。宋任穷卸任后尽管身体欠佳，但一直牵挂着老家的发展，与乡政府有关负责人经常保持联系。在1993年前后，当他得知办学条件比较艰苦的情况下，宋老亲自与团中央希望工程取得联系，并通过希望工程找到香港一个社团组织，该组织对口捐赠了80万元希望工程，在葛家乡修建了现有的马家希望学校，自己亲自为学校校名题词。

老百姓才是泰山

上世纪50年代初，浏阳县葛水乡葛家园的一座旧祠堂，乡人民政府在里面办公。

1961年3月，宋任穷在沈阳北陵公社柳条湖大队参加春耕劳动

一天下午，一位身着旧呢子制服的中年人来到乡政府，和颜悦色地问：“请问乡长在吗？”正在打算盘的工作人员连头都没抬，随口答道：“在里面开会，有事在外面等着。”

这位中年人是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宋任穷，因公务路过湖南，顺便回家乡看看。宋任穷见无人理睬，只好坐在门槛上等，谁知半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乡长的人影，但隐约听到里屋传来说笑声，还有打牌的声音，便要工作人员再催催。不料，那人态度生硬，极不耐烦。就在这时，来了一位老农民，他一眼认出坐在门槛上的人，脱口喊道：“唉呀，这不是任穷吗？怎么坐在这里？”

那位工作人员一听，“唉呀”一声，像触电一样从凳子上弹起来，连忙向里屋跑去。顿时，里屋鸦雀无声，随即拥出一群人来，乡长走在最前面，一见宋任穷，低着头连声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来了!”那位工作人员也连连赔不是：“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宋任穷先跟大家一一握手，然后说：“我不是泰山，但老百姓却是我们的泰山。同志们呀，你们这儿是乡人民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躲在里面打牌算什么啊？群众有事找乡政府，起码要热情接待嘛，对他们的困难应该帮助解决，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

一席话，语重心长，说得在场的人红着脸，连连称是。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 回目录

宋任穷被称为“中共八老”之一，逝世后党和国家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宋任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他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德和丰功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婚姻家庭编辑本段 回目录

宋任穷与夫人钟月林及子女

宋任穷的夫人钟月林是在长征路上认识宋任穷的。长征时，宋任穷是红军干部团政委，有一天，陈赓把钟月林等几个女战士带到干部团，他介绍宋任穷说：“这位就是我们的宋政委。”尽管当时宋任穷没和钟月林说几句话，但是钟月林对宋任穷的印象很好。
不久，他们在陕北结婚了。婚后，钟月林先在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电台工作。这段时期，宋任穷已经从红军大学政委调任红28军政委，1934年4月刘志丹牺牲后接任军长，1937年后又调至红军援西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援西军改编成八路军129师，宋任穷任师政治部副主任，一直战斗在前线，很难有机会与妻子相聚。在后方工作的钟月林十分牵挂前方的丈夫，她想调到前方去，但是那时红军中除了朱德等少数几个领袖人物外，一律不得将夫人带在身边。于是，钟月林决定去找毛泽东求助。1个多月后，毛泽东安排钟月林随张经武、江华等一批要去太行山区的人一路出发。在一个山沟里，他们遇到回延安的邓小平。他告诉钟月林，宋任穷病得很厉害。一行人到了129师时，宋任穷已经转危为安了，钟月林激动得热泪盈眶。

宋任穷与钟月林一共养育了8个子女在“文革”的非常日子里，没有一个变坏的，这与宋任穷的严格家教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