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民 |
生平概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赵启民 |
走上革命道路编辑本段回目录
赵启民是陕西蓝田县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中等农户家庭。他记事之初,正值民国初年大混乱时期,大小军阀雄
赵启民 |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冯军急剧地向右转,西安形势大变,于右任的“驻陕总司令部”撤销,“中山军政学”也停办了。其后,赵启民和部分同学转入陕军甄寿山部学兵队,从此开始了军事生活。学兵队事实上是由共产党掌握的,在这里,他接受了党的基础知识教育。1928年加入了共青团。翌年甄寿山陕军被冯玉祥部吞并,学兵队暴动失败,被打散。赵启民奉党组织指示,再进入国民党军队搞“兵运”工作。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几次参加“兵暴”都失败了,但仍在百折不挠地斗争着。1930年,他转为中共党员,进入陕北红军行列。
在陕北苏区,他曾担任过游击队长、排长和连指导员等职。红十五军团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七十八师参谋主任,参加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此时他才25岁,已经发展成具有多方面专业知识的红军指挥员了。在陕北肃反大冤案中他曾被捕,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陕北救了他。平反以后他又担任过县委军事部长、独立团团长和军分区代司令员等职,抗战前夕调抗大学习。
1938年元月,赵启民提前出校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不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参谋长。从这以后,他就战斗在华东战场,直到全国胜利。二、东进抗日1938年4月,新四军在大江南北集结完毕。军部率一、二、三支队集中于皖南,第四支队单独集结于皖中的舒城县境。在第四支队各主力团中,八团新成份比例大,装备最差,是由桐柏山区红色游击队扩建的,起步晚,基础较弱。然而,八团的营以上干部绝大部分来自红军老部队,领导力量并不弱。经赵启民和团的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努力,辛苦经营,部队素质不断提高,随即与支队主力一起,在皖中与日军和伪化土匪作战约3个月,装备有所改善,战斗力也有所提高。这期间,对八团说来,最大的收获是提高了抗战信心,士气更加旺盛。
1938年秋,八团奉命开赴皖东,指挥淮南线与津浦线之间共产党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至1939年6月,八团已在皖东创建了一块游击根据地,部队也在连续作战中锻炼成一个较强的主力团队。因为八团团部事实上在执行相当于旅级机关权限,参谋处也随着形势发展而发展,机关充实,选调的参谋人员都有相应的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办事效率也高。赵启民为机关建设付出了很大辛劳,这就为后来成立五支队和东进发展,准备了一个精于而又强有力的司令部。
1939年7月1日,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政治部主任先为方毅,不久由张劲夫接任,赵启民任支队参谋长。经调整后,支队下辖八团、十团和十五团,共3000余人。当年九十月间,全支队分批开往津浦路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率第四支队留置路西.
北线奠基编辑本段回目录
五支队进入路东后,以半塔集为中心,大力发动群众,开创根据地。路东地处苏皖边境,仪征、六合、天长、来安、嘉山诸县小,实力派很多,背景也很杂乱,国民党的县政府既不稳定,又没多大实力,都没形成强有力的统治;加之我进入路东区后,韩德勤部独立第六旅初期与我统战关系较好,故而五支队并未遇到大的阻力,发展比较顺利。
第十团于10月上旬才由含山、和县、凤阳南区到达路东,起初只在嘉山北部山区活动,协助“盱嘉工委”开辟新区。该团经长途转移和战斗,全团仅有5个连,而盱眙县县长秦庆霖则是路东最大一个地方实力派头目,又很反动。秦是皖北人,当过北洋军阀师长,有一套统治权术,来盱眙经营了近两年,又是常备旅长兼县长,拥有3000余众,已有相当统治基础。这样,十团任务就很艰巨,如果他们打不开北线局面,就会影响全支队发展。
10月下旬,赵启民参谋长去十团了解情况,检查工作,随后就留在十团兼任政委。不久,团长成钧又带一个连去路西凤阳县境活动,赵兼政委成为我路东区北线最高负责人。
五支队的成立和挺进路东,是为了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赵启民兼任第十团政委以后,刘少奇同志已到路西,更明确地提出“招兵买马”,不受国民党限制,迅猛发展。赵启民统一领导十团和盱嘉工委,照此精神大力发展,向北伸展到淮河两岸,在纵横各约40公里范围内,打击日、伪,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组建游击队和人民自卫武装。截至年底,主力部队扩大一倍半,由5个连增至10个连,此外还有几支游击队500余人。由于对日、伪作战连续胜利,特别是石坝战斗,击毙了日军大佐联队长古川,对于提高部队声威意义甚大,部队装备也得到了改善,精神面貌良好。
北线局面打开,第十团活动重心移至盱眙西区。反动军阀秦庆霖向我挑衅,派他儿子秦云鹏带一个多团进驻涧溪镇,把几个大乡镇全占了,禁止支队人员进入街镇,进而声言迫我撤离盱眙县境,否则便诉诸武力。为防止秦云鹏进逼,支队曾派8人的军士哨警戒,但军士哨机械地执行不打第一枪的规定,结果人枪全部被秦云鹏掳去。
北线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赵启民召开“党政军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给秦顽以适当打击。在反击之前,他亲自召开士绅座谈会,团政工队和工委同志也广泛宣传,揭露秦顽挑起事端真相。于是社会舆论都在向秦方施加压力,上层人士也在奔走调停,呼吁秦方不要枪口对内。秦家父子本性反动,越调停其要价越高,竟然公开宣布,限定时间迫令支队撤走。在这种情况下,打,已对我有理有利,群众都站在我们一边。
1939年12月31日夜晚,落着大雪,赵启民带4个连,以奔袭手段围歼了涧溪以北大头王村秦军1个营,接着又歼俘驻津里保安队百余人。翌日上午,秦云鹏带千余人增援,赵启民适时集中兵力迎击,经我猛烈冲击,秦军不支,被我围困在马头山上。这下子秦庆霖才着了慌,主动派人来求和了。这次谈判顺利,双方各自放还对方被俘人枪,以河桥镇为界划区抗战。
赵启民在第十团兼政委3个多月,部队由700余人发展到两千多人,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军威。第十团开辟的根据地,成为后来盱、嘉两县的基础。成钧团长返回后,赵启民仍兼任十团政委。1940年3月反顽大战中,十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全歼秦顽最强的主力营,并于3月29日解放了盱眙县城。后来这个团越打越强,成为淮南部队主力团之一。
坚守半塔编辑本段回目录
1940年3月上旬,淮南爆发了大规模反顽自卫战。按照中原局决定,罗炳辉司令员率五支队主力和陶勇的苏皖支队
半塔保卫战纪念碑 |
五支队和路东省委领导,坚决执行中原局指示,部队以半塔为中心作适度收缩,同时动员大批人民自卫武装参战,坚守阵地。当时支队参谋处人员大多跟罗司令员走了,留守的支队军事干部就是周骏鸣副司令员和赵启民参谋长,周的主要精力又放在半塔主阵地上;赵启民参谋长亲临半塔镇内,部署教导大队守留,
然后又肩起全线调度和组织人民自卫武装参战责任。五支队此时虽然获得很大发展,还没打过这样大的仗,又是以弱抵强,以少抵多的死守,困难可想而知。再则战线过宽,通信手段主要靠步、骑传送。他们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凭险据守,顽强抵抗,硬是顶住了顽军的进攻。
这一仗整整打了7天6夜,3月27日下午我东西援兵到达后展开全线反击,将韩德勤部队击退,一直追击到南三河边,歼灭顽军3000多,把韩军全部赶出路东地区,解放了天长、六合、盱眙、来安、嘉山等县。战后少奇同志领导建政,成立15个县民主政府,这是华中第一块大面积根据地,我控区人口达300余万。
半塔保卫战,是新四军第一次较大的反摩擦作战。陈毅同志曾给以高度评价:“半塔守备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在守卫半塔的苦战中,赵启民参谋长功不可没。
五旅的好“班长”编辑本段回目录
皖南事变后,淮南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原五支队编为第五旅,赵启民改任五旅政委。这次整编人事变动较大,原五支队的领导成员,5个人上调,4人去师部,机关也被带去了,只留下赵启民在筹建新的领导机构。2月中旬,五旅正式宣告成立,除赵启民任政委外,成钧任旅长,参谋长张元寿,政治部主任侯政。当时旅部驻朱家坝,属淮宝县,这是五支队于1940年8月打下的淮南第16个县级地区,位于现在洪泽县的东部。
五旅成立后,内部军政建设和所担负的任务都很繁重,赵启民首先抓内部团结。全旅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军政素质、文化程度,以及性格作风都存在着差异,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带领部队前进。他大抓团结,号召干部们尤其军政主官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提倡学习新事物,反对固步自封,更要反对闹无原则纠纷。他这样说,也带头这样做。在旅领导层里,赵启民是原五支队唯一领导成员,余者都曾是他直接或间接下级,他是政委,又是旅军政委员会书记;不论是讲资历,讲才干,赵启民都是名副其实的“班长”。然而,他从不搞一言堂,而是发挥“一班人”的集体作用,首先支持旅长大胆工作,一般不干预具体军事行政业务。他坚持这样做,自然也受到了“一班人”的尊重,在旅领导成员的带动下,全旅团结一心,心情舒畅,各人都能发挥特长,拧成一股绳,推动着部队全面发展。
其次是抓干部建设,用人唯贤,选拔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担任要职。全旅学习空气浓厚,部队朝气蓬勃。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打仗主要是打干部,干部强,队伍也强。因为五旅抓好了干部队伍建设,内部团结状况好,部队进步很快,在尔后的历次作战中,无论攻、守或野战,均能圆满地完成任务,成为新四军战功显赫的主力旅之一。
占鸡岗大捷编辑本段回目录
1943年春,五旅从淮北返回淮南的津浦路东,根据军部“精兵简政”的统一部署,旅兼路东分区,实行“一元化"领导,赵启民兼任路东地委书记。在二师首长和淮南区党委领导下,路东根据地有较大发展,开辟了甘泉县,开创了六江和滁来两个游击县政权。
当年秋,五旅又改兼路西分区,赵启民又成了路西地委书记。当时旅兼路西分区序列内有四个团,三个主力团,每团两千人左右,南面是桂军一个主力师和反动地方武装共万余人,北面日军依托铁路线,与桂方默契,南北对进,不断蚕食我根据地。我路西区实控人口仅30余万,还不及路东的三分之一。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诸派军队中,桂军战斗力较强,军部对桂军十分重视,陈毅同志说过:“……如桂顽过到路东,则华中局面全非。”据此,赵启民主持地委会议,确定“南守北攻”,对桂军取守势,集中力量于北线,开展反“蚕食”斗争。经10个多月奋斗,北线形势改观,我区实控人口达40余万,根据地一直伸展到淮南线以西。
1944年11月10日,日军拼凑万余兵力“扫荡”我路西分区,却对桂方防地寸土不犯。桂方心领神会,便集中两个团埋伏于我控制区南沿,伺机下手。至17日,在我主力对敌占踞点积极攻击下,日军被迫撤回铁路线,桂军四个主力营及部分反动武装却压入我区西南部占鸡岗地区,向我进攻已迫在眉睫。此时地委和分区前指距桂顽仅五华里,身边只有一个团,另三个团都在一日行程之外,而且因连日对日、伪军进击作战,部队十分疲劳。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地委和旅兼分区前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出现两种意见,有人主张避开桂军锋芒,有人主张反击。前者认为新四军分散而疲乏,又无工事依托(原有防桂阵地已被日军破坏),而且群众尚未安定下来,难以组织支前,加以桂军战斗力强,四个营挨在一块,我反击无把握;后者认为桂军之行为在政治上背理,况且一向骄狂自大,绝不会料到会遭疲师对手大反击,而新四军具有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出奇必能致胜。两种意见,各有道理,最后由赵启民裁定。
赵启民倾向后一种意见。他提出,如不把桂军先头部队压下去,让它占一片‘地方,筑上工事,就很难驱走,如再投入后备兵力,路西又要出现险情。他根据桂军特点,提出先守后攻,争取在野战条件下搞掉这只出头鸟。决心既定,即以成钧、赵启民名义,电令各团以占鸡岗为中心集结,限一日内赶到。
战斗从19日上午打响,赵启民政委统管全局,成钧旅长负责协调一线部队作战。战斗发展大致按地委会上设想的逐步实现着,参战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一部抢筑防守工事,大部待机出击。桂军没想到我主力会收拢得这样快,久攻不下,又重新调整部署。我乘机令8个主力团全线出击,将桂顽分割包围,战至20日下午将其2000余人悉数歼灭。
此役对子震慑桂顽,稳定我路西分区意义很大,军、师领导都大加赞扬。后来陈毅同志说:“一次歼灭桂军4个营,在新四军战史上还是第一次……”
转战鲁南编辑本段回目录
1945年秋,日本投降,按中央部署,山东八路军主力和新四军第三师去了东北,新四军主力入鲁,军部移驻临沂。入鲁部队计有3个纵队,统属“津浦前线指挥部”陈毅军长指挥。
新四军领导人在皖南军部 |
我二师前方师部率四、五两旅入鲁,10月在鲁南与四师九旅合编为第二纵队,罗炳辉师长任纵队司令员,韦国清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纵队政委。二纵组成后即在陈毅军长直接指挥下,在滕县至利国驿段作战,扫荡拒降日、伪军,反击下山抢桃子的国民党军。战役持续了两个多月,至1946年元月13日午夜“停战令”生效时止,我二纵部队歼敌逾万,最后把陈大庆集团两个多军驱至运河以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停战后不久,罗炳辉升任新四军副军长,韦国清去了徐州“停战执行小组”,赵启民主持二纵工作。这时正值国共两党紧张谈判,到处在喊和平,“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了流行口号,解放区报纸公布了全国“整军方案”和“和平民主新阶段”文章;再加上准备实行军衔,取消军内党组织的传言,部队一度产生思想混乱,这种情况是新四军不曾经历过的。
在华东,饶漱石已调“军调部”,被派往沈阳,陈毅军长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军前指已改称“山东野战军”,机关很小,与二纵机关同驻峄县城。赵启民面见陈毅同志,建议说:
“给我们划块地方屯垦去,主力可不能编入国军,失去主力,共产党就没有发言权了。现在谣传很多,说某解放区实行‘打罢日本,回家种田’,我们可不能这样做。”陈毅问他:“你对战与和是怎么估计的?”赵启民答道:“目前战与和还在难卜时期。不过蒋介石的本性是不会改的,他现在喊和,只不过想用不流血的手段达到他消灭共产党目的。我的想法就是两手准备,准备打为主,没这个准备,要吃大亏。”陈总很赞赏他的见地,连说:“对头,对头!人家大兵团源源向前开,我们失去警惕,一旦形势突变,可了不得,先不淡屯垦不屯垦,和平时期掌握部队是头等大事,你们纵队就你一个主官,对全纵队可有把握控制住?”赵启民答:“问题总会有的,只要工作做好了,部队就能掌握住。请军长相信我们吧,不管形势怎么变,我二纵部队总是一支坚强的党军。”
这次交谈后不久,军部颁发了“百日大练兵”的指示,这本身就是备战令。大练兵持续了近半年,二纵先抓思想教育,主要是丢掉和平幻想,准备应付意外事变;对干部和党员进行了共产党员本色教育,强调军队里党员的使命和职责。训练主要按上级要求,搞技术训练和基础战术动作训练,大练兵搞得热火朝天。
在这近半年时间里,二纵部队基本稳定,思想和军事素质都有较大提高。这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充分显示出了作用,二纵(后来分在两处)从战争一开始,完成作战任务就很出色,始终保持新四军主力的固有风貌,这是赵启民担任纵队政委后的一大贡献,它较之完成某个战役或战斗任务,价值更高。
关于阻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编辑本段回目录
解放战争开始,赵启民政委率五旅返回华中,相继参加了淮南保卫战,苏中“七战七捷”的后三仗,保卫两淮,第一次涟水战役和宿北战役。保卫两淮和保卫淮南都是消耗仗,被迫撤出阵地,其余各次战斗,完成任务均较出色。部队的隶属关系与番号也几经变化,1947年元月下旬,华东主力都已集中到鲁南,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下辖11个步兵纵队与一个特种兵纵队,五旅与七师十九旅加淮南独立第五团合编为第七纵队。赵启民仍任政委,成钧任纵队司令员。七纵在两年多内线作战中,有攻有守,完成任务都较好。莱芜战役,七纵打野战,俘获较大,部队装备有了很大改善。兖州战役,七纵主攻.二十师是主要突击师,全歼守敌两万余人,缴获也大,打济南的炮弹主要是此役缴获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七纵与三纵、十三纵配合中原野战军打黄维兵团,七纵啃硬的,打敌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敌十八军的核心主力是十一师三十三团,称为“英雄团”,配置在南侧正面,是给黄维守大门的。我二十师经连续奋战,拿下了大王庄,歼灭了“英雄团”,接着又连续打退十八军主力多次反扑,攻占了双堆集南制高点。这样,七纵就直逼黄维兵团指挥所,对全歼该兵团,起了重要作用。陈毅同志得报告后非常高兴,亲自给赵启民打电话,表示祝贺。
然而,七纵有这么多进攻战的突出战绩,相比之下,防御任务则多于进攻任务。那时的防守作战通称打阻击,或叫阻击战,我们的话题也就从打阻击说起,赵启民略一回思,便语气深沉地说: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补给主要靠取之于战场,武器、弹药和其它装备,都从敌人手里拿来,兵员也有相当数量的俘虏,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的‘尊号’也是由此而来的。在我们华东战场,作战规模大,消耗也大,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持续了3年多时间。全军若不是贯彻毛主席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方针,就不可能歼敌800万,解放全中国(台湾除外)。华东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方向,机动兵团常常是五六十万人,兵力与装备都占有明显优势。在这种条件下打歼灭战,只能分批歼敌,集中优势兵力,攻歼其一部。这样,就必然要组成攻击和阻援两个集团,同心协力,完成同一战役任务。所以,攻与守是战役整体的两个侧面,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缺一不可,地位同样重要,同等光荣。
“担任进攻的部队,总要主动些,有缴获,士气也高。阻援任务可要复杂得多,从部队素质到战场组织指挥,比进攻部队要求更高。进攻是以多打少,阻援是以少敌众,进攻不得手,阻援不能退,所以更加艰苦。没有高度觉悟,没有坚强的战斗力,执行不了阻援任务。”接着赵启民讲了些战例,我这里只记几个大的阻击战。
1946年9月,五旅加淮南独五团(临时称十一纵队)守涟水城,与蒋家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和二十八师一部共4万人血战七昼夜,歼其8000余人,最后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敌逐回淮阴。当时敌七十四师,狂妄得不可一世,结果在涟水城下碰得头破血流,据说这是该师第一次打了个大败仗。
孟良崮战役,华东机动部队全拿上去了,担任阻援的却占半数以上,最后打掉了整编七十四师蒋家这张王牌。这次七纵担任中心战场东侧保障,抗击敌人两个多整编师,全是强敌,但七纵始终把敌人堵在中心战场20公里以外。
七纵艰苦的阻击战,是南麻战役。那是1947年7月19日到22日,其时华野内线兵团四个纵队决心攻取南麻(今沂南),求歼敌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十一师,策应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七纵阻援,另三个纵队进攻。其时适逢雨季,山洪时时爆发,我进攻集团未能按时集结,结果是先到先打,后到后打,协调不力,虽然都歼敌一部,却未能攻下南麻镇,而北线之敌第八军李弥部已袭占临朐,有南援模样。于是野指乃决心撤出战斗,南麻战役打成大消耗仗。七纵比别的部队更苦,单独阻击南线援敌两个整编师,苦战三天三夜,步兵子弹都打光了,最后是用刺刀和石头把敌人打退了的。撤出战斗后,部队非常疲乏,纵队司令员成钧也负了伤,指挥责任都落在赵启民身上。然而,接着不是休整,而是更艰苦的阻击。
“撤出战斗,到了宿营地刚架起电台,就收到野司通知开会的电报。”赵启民接着往下讲,“我赶到野司驻地,会已经开过了。陈毅司令员问我:‘你怎么才来,对打阻击有意见吗?,我回答说,意见是有一些,命令还是坚决执行。路上实在走不动,特纵的大炮、汽车、坦克都在艰难爬行,加上民工的小车、担架,泥水又深,所以误了时间。陈总说;‘现在决心打临朐,歼灭顽八军,你们还得在南线阻援,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我说困难当然很多,但野司也有困难,只要求给我们补充5万发机枪子弹,每个战士发4个手榴弹。”陈司令员答复很痛快,要求不高,照发!
“后来在实战中,上级什么也没补充,一则因为打临朐决心下得仓促,地方支前工作跟不上;一则连日暴雨,山洪一日数发,有东西也送不到阵地上来。这一仗也是吃了大雨的亏,攻击部队无法按时到达,虽然粟裕副司令员想了很多补救办法,但他制止不了洪水,结果恶战6天,只歼敌一部,又打了个大消耗仗,至7月底被迫撤出战斗。”
七纵这一个星期的阻击可苦透了!部队饿着肚子阻击敌人3个多整编师,全凭顽强意志,在苦苦撑持。指战员们脚都泡烂了,炮团的骡子全是缴获的美国良种骡,蹄子全泡软了,站不起来。到撤出战斗时,部队减员很大,还要掩护兄弟部队撤退。赵启民从纵直和二十师把脚烂得轻些的战士组织起来,也不到千人。他让负伤未离队的成钧先下山,他就指挥这点队伍,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掩护任务。
赵启民说的这些,我原先知道一些。他这次又谈到这段经历,我在想,是这么个道理,阻击部队没有坚强战斗力,是挡不住优势援敌的。从他这段经历,也可以看到解放军高级将领的特有风貌。在那样险恶环境里,他的行动比千言万语的动听言辞更有号召力,七纵部队所以能够那么顽强,是因为领导人本身意志坚强。
这次战役之后,华东部队主力由陈、粟率领执行外线出击任务,留三个纵队在内线,由谭震林副政委指挥,称“华野东兵团”,后来东兵团二、七纵队,在诸城地区休整,部队经过调整,又恢复过来。当年9月9日至10日晨,又打了诸城战役,敌人是从胶济线来的一个加强旅。关于这个小战役,赵启民说:“打诸城,我们进攻,9日拂晓突破城垣,经一个白昼激战,敌大部被歼,只剩敌旅部带少数残余兵力收缩顽抗。我们本准备在午夜最后总攻,因兄弟部队未完成阻击任务,援敌逼近,谭震林强令我们撤出。这虽然是个名气不大的战役,却说明攻与守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坚强的阻击,就根本打不了歼灭战。”
徐东阻击战编辑本段回目录
1948年11月6日黄昏,七纵从峄县方向往南,担任“中心突破”,接应张克侠、何基沣部起义,隔断黄伯韬兵团
徐东阻击战 |
11月12日,援敌第二、第十三兵团一线五个军向我猛攻,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和十三兵团主力第八军,都压在七纵正面上。因为进攻集团有几个纵队,由于追击仓促转入村落进攻,准备不足,打得很不顺利,一直拖延到23日晨才最后解决战斗。这可苦了七纵,同优势而又顽强的敌人殊死拼搏,才守住了阵地。双方伤亡都大,敌五军核心主力二00师8000多人被打得还剩2000人,丧失了元气。
17日,阻援部队曾奉命后撤一段距离,有意放敌人前进几公里,我牵制集团(实际也是阻援组成部分)便向敌后猛插,准备把这两个兵团再截住。但敌控地段空间过小,纵深内尚有相当数量后备兵力,邱兵团一部回援也快,我战役穿插未能成功。
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成员合影 |
战至20日,黄伯韬兵团厄运已定,援敌也已精疲力竭,又有侧后顾虑,攻势减弱。这时南线出现了紧急情况,由蚌埠出动的援敌两个兵团共6个军已越过固镇,前锋进至任桥以北;由中原来的援敌黄维兵团12万人已到南平集,两者相距一日行程,如果让他们真的在宿县会合,又是近30万人一大团,全役就要出现险局。华野从东线抽调六个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21日紧急南援。23日晨,黄伯韬兵团覆殁,援敌后退,七纵未来得及整顿,就尾随南援集团奔赴南线。
十多天的“徐东阻击战”,七纵任务最艰巨,打得最顽强,有力地保障了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仗是赵启民和成钧共同指挥的,涉及到指挥艺术,战术技巧和许多生动事例,限于篇幅,再不展开描写那些细节。
淮海战役后,赵启民调任三十四军政委,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解放后不久,他即任华东海军副政委,协同张爱萍组建第一支人民海军。后来担任过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委,海军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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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2)《红色中国杂记》作者:埃德加·斯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
(3 )《中国红军纪实丛书共三卷》作者:王健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