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慈善 编辑本段回目录
漫画/王乃玲
8月，河南荥阳市慈善总会发出倡议，希望全民参与慈善活动。倡议很快变成了荥阳市委、市政府的红头文件。荥阳出台措施，要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荥阳市委书记杨福平宣布，要将荥阳打造成“慈善城市”。
(《京华时报》8月11日)
包裹在“行政襁褓”里的慈善如何长大？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社会财富分配的层面分类，慈善属于第三次分配。它既非像第一次分配(即创造利润)那样，凭借能力来支撑，更非像第二次分配(即缴纳税款)那样具有某种强制性，靠的是成熟的法律或规则意识，而是必须依靠公民的自觉和能动，凭借的是寄托在人们精神层面的高境界。故而慈善行为不光体现的是一种洁净的慈善文化，更是公民完善其自身道德修炼的内在诉求。因而，慈善文化要升华为公民自觉践行的日常行为模式，需要一种自然而然的心理积淀，而这种心理积淀显然无法通过红头文件或行政命令来强行向民众进行灌输。
“行政襁褓”包裹的“压力慈善”，还往往会走形变味为摊派或募捐行为，让响应的民众感觉是在完成某种政治任务，而非甘之如饴地奉献自己的爱心。于是，慈善社会成长过程中，每位公民个体发自内心的慈善理念，非但得不到修炼和涵养，还反而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和挫伤。因为面对被行政命令驱动的“压力慈善”，人们根本无法从其自身的慈善行为中，体会到慈善所固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尤其在民众 “被慈善”的情况下，同情心和怜悯心悉数缺位的慈善行为，便不再是公民应尽的公民责任，现代慈善文化也就难以在公民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周士君
“慈善城市”是显摆政绩的工具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本质上说，突兀而不靠谱的“慈善城市”，与慈善事业无关，只是个别官员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后，找到的包装政绩的一个概念而已。就如杭州把自己定位于“生活品质之城”，成都称自己为“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要展示政绩，就必须给城市定位，炒作城市品牌概念，这已成为官员共识。
炫耀夺目的“××城市”，既没有提升城市品牌形象，也不会给老百姓带来任何福祉，无非是个别官员显摆政绩的工具。华丽的城市定位，大多背道而驰，最终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不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任何实惠。自誉为“生活品质之城”的杭州接连发生恶性交通事故，已被网友们无奈地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城市”。定位于“慈善城市”的河南省荥阳市不会展现丝毫的慈善之心，相反，可能占用原本改善民生的财政资金，干一些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以赢取慈善虚名。 □陈健
打造慈善城市，政府不能抢民间的饭碗编辑本段回目录
通过政府打造的慈善机构，它的性质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即使目前民间的力量不强，但政府也不能抢了民间的饭碗。这样反而让“大政府小民间”更难打破。如此一来，慈善的路被政府垄断，民间社会生长的机会和附着，也被无形中扼杀了。民间的慈善行为可以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让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事、是你能够参与的行为。这是行政无法达到的细微之处。
以慈善为主题，招徕政绩，万万不可取。我想，精兵简政，祛除行政繁冗，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就是最大的“行政慈善”。以目前民间的力量，固然没有政府行政动员之大，但是让其自足发展，肯定会壮大，成为社会安稳的巨擘。再者，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媒体、民众，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形成“公益五环”。这五种力量互动、互生、互促，并会形成“能量聚合”效力，催生中国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形成公益组织的品牌意识。慈善中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双赢，就是慈善最大的进步。红头文件式搞慈善，政府抢了民间的饭碗不说，最后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慈善，都会迟迟不来。 □汪彦玲
“被慈善”打造不出“慈善城市”编辑本段回目录
大江网 2009-08-14 12:21
据《京华时报》8月11日报道，河南省荥阳市近日出台红头文件，号召全市开展慈善活动，要求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荥阳市委书记杨福平宣布，要将荥阳打造成“慈善城市”。
朱慧卿作
从今年1月至今，荥阳市慈善总会只筹集到100多万善款，大半年募集到的钱还不到去年的1/8。慈善总会负责人梁艳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效益下滑，他们只能发掘民间慈善力量。于是，荥阳市慈善总会的倡议很快变成了荥阳市委、市政府的红头文件，荥阳市还为此组建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四大班子领导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然而在荥阳市此番大跃进式打造“慈善城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有权力那只越俎代庖的手——不仅领导小组由当地主要领导带队，1000多个慈善组织也大都设置在各乡镇、各局委、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由这些部门的正职兼任负责人。本应属于社会团体的慈善组织被政府机构全盘取代，姑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行政资源浪费，这些“红顶慈善机构”如何筹集善款，是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架构中，在指标化管理的层层分配中，基层“红顶慈善机构”的压力可想而知。单纯以效率而言，强制募捐无疑要比任何一种筹资手段都更为便捷和高效，如果基层“红顶慈善机构”竞相热衷于此，哪里还有丝毫慈善文化的影子？
作为社会财富再次分配的一种途径，慈善强调的是有爱心、有财力的群体主动对他人提供帮助。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效益下滑，普通市民因此被推上慈善事业的前台。然而，工薪阶层难道不正是企业效益下滑的直接受害者吗？所谓慈善文化，本就来源于民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不是政府强硬的态度。政府推进慈善事业的重心显然不在于直接拉来多少善款，而在于如何扫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树立起健康的慈善文化，而无视民众现实的强制摊派只能适得其反。
荥阳市慈善总会还在该市一家酒店设立了最低要捐出饭钱的10%的“慈善餐桌”。对于如何保证饭店能如数捐钱，慈善总会负责人表示，这需要在“慈善餐桌”上吃饭的人去监督，慈善总会还没有有效监督。连一张“慈善餐桌”都无法监督的慈善总会，如何去监督1000多个慈善组织？普通市民洞察“慈善餐桌”的资金去向尚且存在很大难度，他们又如何能轻易实现对“红顶慈善机构”的有效监督？由此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疑问——谁能保证“红顶慈善机构”募捐是为了慈善事业，而不是索要政绩甚至挪作他用？
“慈善资金不足”每每被当做权力越俎代庖的借口，问题是，慈善捐款只能作为福利保障资金的一种补充，作为民众的“养命钱”，福利保障资金为什么总是会出现“不足”？其中主要原因恐怕应归咎于公共财政的缺失——在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预算日益开支庞大的同时，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等其他方面的开支日渐萎缩。如果强制募捐成为公共财政缺损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时有发生的强制募捐事件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理解。
与各类“领导小组”一样，“慈善领导小组”作为政府临时机构，终于也有解散的那一天，只是领导抽身而出之后，慈善事业怎么办？在这幕权力一手导演的闹剧中，慈善机构没有得到锻炼、管理机制没有得以完善、市民的慈善意识没有得到提高，因此也就使权力再次披挂上阵成为可能。这样的场景注定只能是徒增笑料，套用时下流行的句式——如此“被慈善”，怎能打造出“慈善城市”？
赵志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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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xnews.com.cn/jxcomment/system/2009/08/14/01118264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