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也译为美国研究发展公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等，为世界上第一家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
1946年，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弗兰德斯和哈佛大学教授多里奥特发起成立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Development；ARD），它是首家专门投资于流动性差的新企业证券的公开募股公司。它的诞生是世界风险投资发展的里程碑。ARD最著名的投资是1957年向数字设备公司的投资，提供了7万美元的风险资本和3万美元的贷款。到1971年，这笔投资已经增值到3亿多美元。但即使如此ARD存续期间的年平均回报仅15.18%，略高于同期道琼斯指数12.8%的年增长率。这主要是缺乏科学规范的制度作为运营的基础，同期成立的其他一些私人风险投资公司发展更是十分缓慢，风险资本不足的局面贯穿这一时期。但是，ARD的生产为其后的风险投资提供了范本和经验，并且证明了私人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新创建的有前途的公司是完全可行的。
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ARD编辑本段回目录
风险投资行业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的成立。它是由MIT的院长Karl Compton和哈佛商学院的教授Georges Doriot以及波士顿地区的一些商业人士（尤其是Ralph Flamders）共同设立的。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和一些传统制造业出现严重亏损，从而使该地区的经济处于衰退之中。Flamders认为该地区的经济困境不仅是由于老工业的亏损，而且也由于新兴工业的缺乏所引起的。尽管该地区及其周围有很多著名的大学，拥有巨大的技术和人才资源，但是由于对新办企业投资不足，有及缺乏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导致该地区新办企业诞生率很低。针对这种不利情况，Flamders在1945年11月16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上首次提出要建立一个专门面向新兴企业的投资公司。
ARD是第一家公开交易的（Publicly Traded）、封闭的（Closed—end）投资公司，并想在市场上筹集到500万美元资金。但是他们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这是一个全新的公司，其投资理念根本没有受到实践检验；其次，所有创始人都身兼数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ARD的运作；最后，ARD的招股说明书上写明募股的目的不是赢利，而是为了振兴经济，这与投资者投资的初衷完全相悖。最后仅募集了350万元。
ARD主要为那些新成立的和快速增长中的公司（种子阶段、创业阶段）提供权益性融资。当时新企业出生率较低，它们进行长期融资存在困难。由于新兴企业规模小，各方面不成熟而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投资者如：企业、家族、保险公司等所属的信托基金那借到钱。但是这些新企业对美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正如ARD的创始人之一拉弗ž弗朗得斯（Ralph Flamders）所言：“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就业和居民的财富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无限的保障，除非在经济结构中不断有建康的婴儿出生。我们经济的安全不可能依靠那些老牌的大企业的扩张得到保障。我们需要从下而来的新的力量、能量和能力。我们需要把信托基金中的一部分和那些正在寻找支持的新主意结合起来。”
1946年到1951年是ARD最艰难的岁月（投资理念不被接受，管理经验不足等导致业绩不佳）。1951年底，ARD渐入佳境，他手中有10家公司开始盈利，而且管理层也把股东权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了。
在ARD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它在1957年投资于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这次投资大获成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风险投资的未来。DEC公司是由4个20多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创立的，他们有许多如何改进计算机的想法。ARD公司最初只对企业投入了7万美元，得到了其77%的股份作为回报。
由于DEC的飞速发展，1960年ARD说服了凯曼兄弟公司承销其股票，每股价值74.10美元，使公司筹集了800万美元，这大大高于1947年25美元的价格。在接下来的10年中，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和股票市场价格的飞速上涨，DEC价值直冲云霄。到1971年，ARD所拥有的DEC股份价值增加了3.55亿美元，14年内增加了50多倍。一年后，当ARD被出售给Textron公司时，它的每股价格为81.3美元。从ARD公司成立时算起，它的综合年回报率为14.7%。DEC的成功为70年代和80年代风险投资业树立了榜样。即在所有投资的公司中，至少要有一家是压倒一切影响的超级明星。
现在，DEC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5万多名员工、年产值1000多亿美元的计算机制造巨型企业。DEC使ARD名声大噪，完全改变了ARD的命运，并且为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敞开了大门。
ARD是传统风险投资的开创者。这种风险投资的特点是仅采用权益资本投资，投资期长，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内承受损失和负的现金流量。ARD的成功为其后续者提供了榜样和经验。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如何选择合作者、如何避免失败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证明了这样一种观念：给私人风险投资公司注资，然后再投资于新创建的公司是完全可行的。
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was a venture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 firm founded in 1946 by Georges Doriot, the "father of venture capitalism"[1] (former dean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ith Ralph Flanders and Karl Compton (former president of MIT).
ARDC is credited with the first major venture capital success story when its 1957 investment of $70,000 in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 would be valued at over $355 million after the company'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1968 (representing a return of over 500 times on its investment and an annualized rate of return of 101%).
ARDC continued investing until 1971 with the retirement of Doriot. In 1972, Doriot merged ARDC with Textron after having invested in over 150 companies.
The firm was originally founded to encourage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s in businesses run by soldiers who were returning from World War II. ARDC's significance was primarily that it was the first institutional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irm that accepted money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wealthy families although it had several investment successes as well.
Former employees of ARDC have gone on to found several prominent venture capital firms including Greylock Partners (founded in 1965 by Charlie Waite and Bill Elfers) and Morgan, Holland Ventures, the predecessor of Flagship Ventures (founded in 1982 by James Morgan).
上帝的杰作：亚当（ARD）与夏娃（DEC）编辑本段回目录
数字设备公司的发展历史，又是一部白手起家的奋斗史。
当年两位才华横溢但却一文不名的年轻工程师，为了借美国计算机工业风起云涌的大潮来开拓自己的事业，不得不“骗”来了7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凭着卓越的技术和敏锐的眼光，他俩使这7万美元增值到今天的130亿美元。
从生产具有人机对话功能的小型机到制造“原始设备”，再到推出通适性极强的VAX系列计算机。数字设备公司把自己的产品逐渐渗透到世界计算机市场的各个角落。
在美国风险投资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就是1957年ARD对数字设备公司（DEC）的投资，当年7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到1971年已增值为3.55亿美元，增加了5000多倍。
DEC的成功为七八十年代的风险投资企业树立了榜样。即在所有投资的公司中，至少要有一家压倒一切的超级明星。
美国风险投资家以及从事风险投资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风险投资业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1946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RD）的成立。它是第一家公开交易的、封闭型的投资公司，并由职业金融家管理。ARD主要为那些新成立的和快速增长中的公司提供权益性融资。
在20世纪40年代初，新企业进行长期融资存在困难。由于新兴企业规模小、各方面不成熟而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机构投资者那里借到钱。但是这些新企业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又意义重大。ARD在这时应运而生，正如ARD的创始人之一弗·弗朗得斯（RalphFlamders）所言：“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就业和居民的财富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无限的保障，除非在经济结构中不断有健康的婴儿出生。我们经济的安全不可能依靠那些老牌的大企业的扩张得到保障。我们需要从下而来的新的力量、能量和能力。我们需要把信托基金中的一部分和那些正在寻找支持的新主意结合起来。”弗朗得斯放宽对信托基金的限制及投资新企业的观点，受到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乔治斯·多里奥特的支持。面对当时小企业和新兴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他们希望能建立一个私人机构来吸引机构投资者，而不用像其他人提出的方案那样从政府那里获得帮助。他们还认为建立这样一个专门机构可以给新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他们深信对一个新企业而言，管理上的技术和经验同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样必不可少。毫无疑问，ARD这样的机构的成立，可以促进风险投资的职业管理者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它启蒙了一个新兴行业：风险投资业。
1946年6月6日，ARD公司在马萨诸塞州成立，之所以选在马萨诸塞州，是因为座落于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期间所开发出来的大量新技术有着广阔的商业前景。公司成立时，ARD希望能从机构投资者那儿筹集到500万美元。然而尽管它的经理们作了很多努力但机构投资者兴趣不大，最后只筹到350万美元。的确，像ARD这样的封闭型投资公司在那时还是个全新概念，一时还难以被人们所接受。
ARD成立后业绩颇丰，它的第一笔投资是高压电工程公司（简称ＨVE）。这个公司后来成为第一批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高技术公司之一。到1947年底，ARD已投资于6个初创的和2个已成立的公司。这种投资的扩张最终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即：ARD本身和它所投资的一系列公司缺乏获利能力和流动性，出现了负的现金流量，没能获得预期的资本收益，也没有能力支付股东红利。在给股东的通报中，ARD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直到经营的第四年才会出现盈利，并要求股东们理解这一过程。
由于对其所投资公司的保守估值和现金流量的负值，ARD公司的股票被大打折扣，在进一步筹资上遇到了困难。为了帮助这些公司摆脱困难，多里奥特和公司的其他董事以及顾问班子开始更进一步卷入这些公司的管理。引述多里奥特的话来说，在早期的几年中，大多数ARD所投资的公司资金上都很困难，面临破产的威胁。而ARD的角色是在资金上支持，在管理上辅佐这些企业。
困境中的ARD在1949年终于决定进一步筹资以摆脱本公司资金紧张的困境。然而，就在ARD和多里奥特上了《商业周刊》和《幸福》杂志之后，仍然很难找到投资人。一方面是因为投资人不喜欢ARD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股票分析师更注重当前的收益。这样到年终时，ARD只筹集到预期400万美元中的170万美元，而且是通过私募的方式筹集的。直到1951年，ARD公司的资金才获得足够的流动性。到那时，它所投资的公司中有10个开始盈利，这样它最终赢得了承认，筹集了另外的230万美元。然而，在接下来的8年中，ARD的股票经常以20%或更多的折扣出售，使得公司不得不出售它所投资的公司的股份以获取现金。面对这种状况，ARD的经营宗旨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开始关心盈利性并且意识到应该支付红利。
在ARD公司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整个风险投资行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它在1957年投资于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简称DEC）。这次投资大获成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未来。上帝对ARD与DEC的青睐，可以说又一次造就了美国。DEC公司是由4个20多岁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创立的，他们有很多如何改进计算机的想法。ARD公司最初只对该企业投入了7万美元，便已拥有其77%的股份，到1971年，ARD公司所持有的DEC股份的价值增加到了3.55亿美元，增加了5000多倍！
由于DEC的飞速发展，1960年ARD公司说服了凯曼兄弟公司承销其股票，每股报价为74.10美元，使公司筹集到了800万美元，这大大高于1957年时的每股25美元的价格。在接下来的10年中，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和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DEC价值直冲云霄。从ARD公司成立时算起，它的综合回报率为14.7%，而如果没有DEC，其综合回报率将仅为7.4%。
Ken Olse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RD
DEC的成功为70年代和80年代的风险投资企业树立了榜样。即在所有投资的公司中，至少要有一家具有压倒一切的超级明显。
ARD是传统风险投资的开创者。这种传统风险投资的特点是仅采用权益资本投资，投资期长，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内承受损失和负的现金流量。ARD的成功为其后继者提供了榜样和经验，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如何挑选合作者、如何避免损失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证明了这样一种观念：给私人风险投资公司注资，然后再投资于新创建的公司是完全可行的。DEC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的成功模式无疑成为美国，也可以说是世界风险投资业的典范。
1986年第10期美国《幸福》杂志用一奇怪男子的大幅照片作为封面：他大约60多岁，戴着一顶老式的钓鱼帽，穿着一件伐木工人的格子衬衫，衬衫也是皱巴巴的，还有一颗扣子解开了，好像是被那骤然突起的大肚皮撑开似的，活脱脱就像一个倔强的花匠！只是那钓鱼帽下露出的笑靥有掩饰不住的成功者的自信和自豪——他就是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的始创者、总经理、“美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奥尔森（1986年第10期美国《幸福》杂志语）。在他的带领下，DEC在强手如云的计算机领域，经过30年的奋斗，逐步拓展，终于后来居上，名列前茅。
奥尔森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父亲叫奥斯瓦尔德。奥尔森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艾琳娜，下面有两个弟弟斯坦利和大卫。奥斯瓦尔德是个虔诚的清教徒，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把三个儿子培养成才，其中的一位就是奥尔森。
天下父母心，奥斯瓦尔德也望子成龙，对孩子管教很严，从小就培养他们在机械和电学方面的兴趣，奥尔森兄弟日后都成为工程师，这与奥斯瓦尔德的教育和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中学毕业后奥尔森参加了美国海军。他的水兵生涯留给他的更多的是技术经验而不是战斗经验，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学完了难懂的电子学技工培训课程。在海军的几年训练为他后来进入MIT（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秋奥尔森脱下戎装进入MIT学习，主修电器工程，并于1950年获学士学位，1952年获硕士学位。当时计算机还处在萌芽状态，而MIT正是那个时代的雅典，是新技术的发源地。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和工作，并积累起丰富的知识经验，锻炼出一定的领导能力是幸运的，这无疑对奥尔森日后事业的腾飞起到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因此，奥尔森一直把MIT看作是给予他知识、哺育他成长的母亲河。至今他还戴着学院授予的金戒指，戒指正面刻着一只河狸。这是工作勤奋的标志。
在MIT读书期间，奥尔森就成为学院的旋风工程师小组成员，这个小组是杰·弗雷斯特领导的，在一流的空中防御系统中心专门设计计算机。
奥尔森沉迷在旋风计算机的研制中，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赢得了声誉，其实践技能得到了承认。
随着冷战的日益加剧，美国政府十分担忧，希望把科技界制作计算机方面的优势用于军事，建立一个地面环境半自动防御系统（SAGE）来加强国防，免遭突然袭击，于是美国空军向MIT求援。为此，MIT在莱克星顿附近建立了林肯实验室，由弗雷斯特带领，集合了400名“具有独创性”的“全才工程师”，专门处理巨大的SAGE工程，负责防御系统。奥尔森当时正在攻读工程学硕士学位，他也很幸运地参加于其中。
空中防御系统依靠的基础是不可靠的，其中心设备磁芯存储器就像首批为计算机设计的许多部件一样，没有经过严格测试。当时实验室中一位精于军事工程的老兵泰勒深知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军事工程的关键问题是经久耐用，必须在测试上花些时间，以保证产品的质量。他向弗雷斯特保证：在一年内研制出一台测试计算机。尽管测试计算机小得多也简单得多，但在当时——20世纪50年代早期，制造计算机谈何容易。在泰勒领导的60名工程师中，他认定奥尔森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善于处理复杂局面，堪当此任。他对奥尔森说：“我希望测试能在9个月内完成。”奥尔森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奥尔森和他的伙伴们夜以继日，终于在9个月内制作出测试计算机。
ARD的成功投资 编辑本段回目录
1957年夏天，肯·奥尔森和哈兰·安德森，这两位刚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工程师，决定创办一家计算机公司，需要10万美元创业投资，他们想找美国研究与发展中心(ARD)作为投资者。
投资者要求短时间内创利
ARD是美国第一家职业风险投资企业，总裁是一位法国人G.多里奥特，他曾帮助创建了150家公司。奥尔森和安德森根据图书馆中的管理教科书草拟了经营方案，然后写信给多里奥特，建议创办一家计算机公司，并制定了一份非常精炼的计划，只有4页。但ARD要求更详细的计划，奥尔森和安德森重新制订了一个为期四年的经营计划。ARD还向他们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不要用“计算机”这个名字(奥尔森答应不搞计算机，而是生产刷电路组件，并将公司名字从“数字计算机公司”改为“数字设备公司”)；第二，保证有5%以上的利润(奥尔林和安德森保证有10%的利润)；第三，保证在短时间内创利(奥尔森说：“我们第一年就创利。”)。ARD为奥尔森和安德森提供7万美元创业资本，另外还答应提供3万美元的贷款(几年以后又提供30万美元作为贷款)。用这点钱来经营计算机，实在是杯水车薪。
为小投资让出大股份
ARD对DEC拥有70%的股份。ARD公司的一贯作法是“2／3归投资者所有，1／3归企业家”。后来的商业教科书评价这个分成法“不一般”，奥尔森和安德森为了这么一小笔投资让出了这么大比例的股份。
DEC的创始股共1000股，其中ARD拥有700股，占70%，奥尔森和安德森共有200股，占20%。后来他们俩人间也清楚地进行了划分：奥尔森的股份为ADR的20%，安德森的股份为ARD的8%。其余100股，准备留给一位具有丰富商务负责人始终没物色到，这100股没人承受，ARD就用7／9的分股法替代原来的7／10分股法，这样，ARD拥有DEC77%的股份。ARD向安德森、奥尔森的投资是风险投资，是向这两个人投资，而不是常规的商业投资。ARD在投资时，要求奥尔森和安德森不搞计算机，因此，他们在公司成立时，把厂名由数字计算机公司改为DEC(数字设备公司)，后ARD允许他们研制计算机，DEC才开始在计算机方面发展。
ARD的总裁多里奥特，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DEC，只要DEC需要他，他就会站出来，成为奥尔森和安德森的坚强后盾。ARD的成员占了DEC董事会的大多数席位。
The DEC board was stocked with ARD staffers
诞生第二年即有盈利
DEC公司于1957年诞生，1958年初，即运出了第一批产品??数字实验室和数字系统组件，第一年的销售额为9.4万美元，公司获得了一点盈利，尽管很少。1962年，是DEC公司的第五个财政年度，公司的销售额是650万美元，净利润为80万美元；1963年，DEC创利120万美元；1964年销售额上升为1100万美元，但利润下降为90万美元。DEC公司处于发展中，资金紧张，支出大于收入，1963年6月，DEC公司需要一笔现金，向ARD公司贷款30万美元，分三年还清。
1966年，安德森决定退出DEC公司。1965年，DEC公司的销售收入为1500万美元，1966年增长到2300万美元。
诞生近十年后上市
1966年8月16日，DEC公司公开招股上市，价格为每股22美元，ARD公司拥有17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65%，价值3850万美元，增值达550倍，奥尔森拥有35万股，占13%，价值770万美元；安德森拥有14万股，上市后即可转让，价值300万美元。
《完美的竞赛》书摘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于在20世纪中期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男女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们一生当中无法抹去的经历与回忆。多里奥特也是如此。但是多里奥特在战争期间的遭遇有一点很与众不同：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积极地让几百万美国士兵退伍，帮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但是美国军方非常急切地想把多里奥特准将这个人才留为己用。
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战争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多里奥特是军中为数不多提出这一观点的高级将领之一，他也拥有领导才能，可以把这个想法转变成现实。所以，在战争结束后，多里奥特接到了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的电话，帕特森让他到战争部的总参谋部下属的一个专门管理研发工作的新部门当头儿。为了打消多里奥特的疑虑，战争部长帕特森又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自己也相信多里奥特是这个位子的合适人选。
与多里奥特一样，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早就意识到了将科技与工业技术对军队的重要意义。1946年4月30日，刚刚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给高级军事指挥员下发了一份极具远见的4页纸的备忘录。在这封备忘录中，他列出了五点政策，以确保在新成立的研究开发部领导下，国家的各种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 单靠武装部队是无法赢得战争的， 艾森豪威尔写道， 有了科学家和商人提供的技术和武器，我们才能智取敌人 这种结合的模式也要引入和平时期，这并不是单纯地让军队了解现在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情况，而是要在我们的国防计划中把所有有助于保护国家的民间资源全部考虑进去。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工作。但是多里奥特告诉帕特森部长他已经在军中工作五年了，现在他必须回哈佛去赚点钱。帕特森部长没有放弃。他问多里奥特是否愿意在筹备新研发部门期间为新来的主管做副手。多里奥特同意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他不喜欢他的上司，战争期间随处可见的团队合作精神早就消失不见了。 根本没法做任何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只靠军队养着。 多里奥特回忆道。
就在这时，多里奥特接到了一位内阁官员约翰·斯奈德（John W. Snyder）的紧急电话，他刚刚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斯奈德部长告诉多里奥特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陆军、海军和空军剩下的各种战争物资应当怎样处理。为了处理总价值为270亿美元的多余设备、齿轮和供给品，斯奈德部长说政府打算把所有处理多余物资的任务交给战争物资管理署（War Assets Administration）负责，他相信多里奥特应当接手这个新机构。
这个请求很特别，不过多里奥特礼貌地拒绝了。斯奈德部长让多里奥特挑选其他人来担任该机构的主管，多里奥特推荐了他的老上司，陆军上将格雷戈里。这一次，军方又请求多里奥特在过渡期间担任部门的副手，但是多里奥特拒绝了，他告诉斯奈德部长他已经同意在战争部总参谋部下属的研发部门做副职。但是斯奈德部长的回答是，多里奥特回忆到，他咆哮着说： 陆军可以等。但战争物资不能等。 他一手安排了两个职位之间的平稳交接，直到多里奥特走马上任，成为主要负责政策协调工作的战争物资管理署副主管为止。这项工作很有趣，但也比较混乱，多里奥特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 朋友太多，我都应付不过来， 多里奥特回忆道， 公司的理事和总裁们经常过来看看是否可以低价买到些好东西。
尽管多里奥特真的想返回哈佛，继续享受当教授的舒适生活，但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被一种全新的事业所吸引，这项崭新的事业与教书或服务军队这两种贯穿其一生的职业追求毫无关系。多里奥特打算进行一次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新探险：创立风险投资行业和发起企业化行动，以促进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与繁荣。除了对法西斯作战，多里奥特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一直在与国内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做斗争，其中包括无能的政府监管者、目光短浅的立法机构和极端保守的投资管理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风险资本这个新理念马上就再次复活了。在日本投降以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决定继续执行原定计划 创造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为技术和工程公司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是时候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了。于是，康普顿召集了原先曾加入新英格兰委员会下属的新产品委员会的老部下，这些人当中包括拉尔夫·弗兰德斯、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Donald K. David），说服他们建立了一家风险资本公司。
1946年6月6日，遵照马萨诸塞州的法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正式成立了，创始人包括弗兰德斯，Taft-Pierce Manufacturing 公司总裁小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索尔（Frederick S. Blacksall Jr.），美国橡胶公司的前任董事布拉德利·杜威（Bradley Dewe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财务总管贺瑞斯·福特（Horace S. Ford）。多里奥特在公司的第一份年报上写道：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成立的宗旨是帮助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成长为成熟而有价值的公司。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是战后几家新建立的风险资本企业之一。1946年初，两个富有的东海岸家族建立了两个风险投资机构，名字分别叫做惠特尼公司（J.H. Whitney & Company）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Rockefeller Brothers Company）。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是第一个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公司，它的资金来源并不依赖于家庭或富有的个人，而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例如保险公司、教育机构和投资信托公司。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极大地扩展了有助于增加风险资本总额的潜在资金金额。作为第一个风险投资公众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寻求使企业家的管理变得更加民主化，它关注技术性的风险企业，为新建立的小企业提供管理支持。
事后看起来，波士顿成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发源地是顺理成章的事。自从17世纪建市以来，波士顿人一直坚信科学技术的启迪教化作用和人类对尽善尽美的追求。波士顿诞生了美国第一家公立学校 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 1635年），和第一家大学 哈佛大学（163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波士顿成为重要的海运港口城市，同时在新型机械与科学设备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城市的改革步伐始终没有停歇，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废除奴隶制的斗争，甚至连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发端于波士顿铺满鹅卵石的小巷和街道。
多里奥特身上也有着与波士顿这个城市一样的精神 创新、敢冒风险和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拥有无穷的潜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新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就要到来，而多里奥特就是点燃导火线的最佳人选。作为一流商学院的教授和几十家公司的董事，多里奥特已经成为金融和技术制造业领域的专家。而且拜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赐，多里奥特还尝试了如何在高压环境下组织和管理新建企业，从中收获的经验让其一生受益。
因此，这位新英格兰委员会风险资本子委员会的前任主席肯定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总裁的最佳选择，这毫不令人惊奇。但是多里奥特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当时他还在军中服务。因此在过渡期间，公司董事推选他担任董事会主席。当时正在谋求竞选参议员的弗兰德斯被选为代理总裁，直到多里奥特结束在军中的任职为止。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约瑟夫·鲍威尔（Joseph W. Powell Jr.），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推销员，曾在时代公司担任广告部副经理，他被任命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副总裁。此外，麻省理工学院决定通过由三名成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向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这三名顾问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化学工程教授埃德温·吉利兰特（Edwin R. Gilliland）和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杰罗姆·亨撒克（Jerome C. Hunsaker）。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们相信公司能够解决美国的 低风险经济 难题。战争已经结束了，是时候做点事情了。他们认为，新政繁重的税收负担和投资信托公司日益凸显的极端保守主义使得新建企业的资金变得越来越紧张。投资信托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储蓄市场上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不愿意投资于风险较高的新企业。习惯与谨慎的心理让这些信托企业只把钱投资在高等级债券和蓝筹股上。弗兰德斯在担任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期间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45年11月，他在芝加哥面向美国证券协会的委员们演讲时简要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对新企业的投资可以带来巨大的潜在价值。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挑选最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各个项目之间分散风险。难道这不是尝试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的新方法所需具备的健全的商业基础吗？我们不能静静地等待古老的传统行业有朝一日会发展壮大。我们需要挖掘新的力量、能量和能力。我们需要把我们手上拥有的金额庞大的信托资源与那些寻求支持的新点子 嫁接 起来。
根据他的理论，风险投资家的作用就好比是现代经济的 媒人 。他们把钱 嫁给 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和他们疯狂的新想法。结果是美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薪酬水平高的工作数量越来越多。
在创办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过程中，公司的创始人们都很清楚企业主义的动态化特性。他们意识到掌握着 庞大的信托资源 的机构及其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对发明创新并不在行，反过来，发明家们在研制创新产品时缺乏资金的支持，因此就像多里奥特诙谐的描述一样，他们 不顾一切地尝试新事物，结果变成了穷困潦倒的商人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想把这两类相互联系、但很大程度上相互隔离的群体整合到一起。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企业协会的教训，公司的创始人们决定出售200 000份公司普通股（每股售价25美元）来筹集500万美元的公司资本。
风险投资 这一概念实在是很新奇，因此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创始者必须要重新设计财务管理架构的方方面面，以确保企业能够持续运营。例如，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发行股票之前，按照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要求，它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多项豁免权。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一名董事，律师沃伦·莫特利（Warren Motley）同时也是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法律顾问，而该协会曾协助立法部门参与编写了1940年投资公司法 这部重要的法案旨在1929年股市出现崩盘危机后重塑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任。
在编写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时，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目的是想借助该法案禁止投资公司通过投资控股方式把触角伸得太长，而投资控股恰好是20世纪20年代时投资公司惯用的手法。于是，法案中的某个条款规定一家投资公司不能持有另一家投资公司超过3%以上的有表决权股票。所以，有了这项规定，马萨诸塞州投资者信托公司就无法大量买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发行的股票。
幸运的是，莫特利动用他的人脉关系和财务管理能力帮助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拿到了有关这一条款和其他条款的豁免权，其申请豁免权的理由是 这样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与保护投资者的目的相一致。 最重要的几项豁免权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持有其他公司5%以上的股权，允许任何一家投资公司购买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超过9.9%的股权，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投资公司和其他信托机构出售股票。最后，基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已经收到了300万美元的股票认购款，其中至少一半来源于机构投资者，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股票发行计划才最终得以批准。
为了获得成功，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积极地促成了其他几项立法变革。几个州实行的 蓝天法案 禁止投资信托公司投资购买成立时间少于3~5年，或几年没有发放股利的公司发行的股票。既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司一半以上的资本金必须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因此公司的创始人感觉有必要去游说4个州修改其监管法令，其中包括俄亥俄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其他几位著名的实业家和律师成功完成了任务，劝说这几个州放松了监管法令。
很多著名的报纸和杂志都报道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成立。所有的报道都重点介绍了该公司豪华的管理团队阵容及其具有重大开拓性的历史使命。《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大标题是 由极其罕见的管理团队管理的风险投资企业 ，文章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这家公司没有获得成功，那么肯定不是因为它缺乏有管理才能的人才。 在解释公司的成立宗旨时，各位创始人显得非常真诚，事先公开承认公司的财务管理已经考虑到了部分项目失败的风险。 尽管不可能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成功， 弗兰德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称， 公司的管理者对战争期间开发出来的大量新技术十分熟悉和了解，大家一致认为未来肯定会有足够多的项目能获得利润，因此整体的投资活动在财务上会比较成功，同时也能给国家创造毫无疑义的社会资产。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企业主义发展的分水岭。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暂时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最终它为企业经济的茁壮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富饶的土壤。究其本质，战争鼓励人们冒险，这场特殊的战争证明了冒险开发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合成橡胶产业的快速发展证明将新技术投入实践能够产生令人惊叹的结果。此外，战争还改变了资本市场。战时开发的新技术 让很多个人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愿意在战争期间的投资项目上冒更大的风险。 同样重要的是，盟军的胜利把大萧条对美国人民造成的最后一丝心理伤害全部抹去了，给美国民主注入了更多的自信心，鼓励人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勇敢实践，当然也包括商业领域。
战争还促使美国社会发生了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根本性变化：《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几百万美国人上了大学，把下一代教育培养成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受战争的影响，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1938年，纯理论科学的研究经费总额不超过4 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于行业的资助。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美国政府把大学和基金会纳入到军队科研的庞大网络内。到了1943年，光是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一年就与大学签订了总金额为9 0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陆军和海军签订的科研合同总金额也在几千万美元以上。正是这些来自于国防部门的科研合同给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获得必要的豁免权以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便开始出售股票以筹措风险投资资金。尽管公司背后的支持者声名显赫，宣传曝光率很高，监管环境和投资环境都比较宽松，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股票发行差一点就失败了。对于这样新建立的企业，人们很难说服投资银行为其股票的发行做承销商。于是，公司聘请了两个较有胆识的银行 埃斯塔布鲁克银行（Estabrook & Company）和哈里曼-里普利银行（Harriman, Ripley & Company）以代销的方式帮公司销售股票。当时，公司选择的发行时机不好，股票市场的指数正在不断下跌中。如果不是在最后一分钟，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mpany）的前任主席莱辛·罗斯瓦尔多（Lessing Rosenwald）认购了一部分股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截至1946年11月1日前募集到300万美元的股票发行计划就要流产了。
截止到1946年12月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高管人员与合作银行只卖出了总计200 000股中的139 930股，总筹资额350万美元。其中，只有180万美元的资金是来自于9家金融机构、2家保险公司和4家综合性大学的捐赠。这4家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莱斯大学（Rice Institute）、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其余的资金则来自于单笔投资额不得少于5 000美元的个人投资者。
当银行和董事们为筹钱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日常运转已经开到最大马力了。公司的办公地点在波士顿金融区。公司员工数量不多，执行的是 开门办公 的政策，吸引了成百上千个商业计划涌入公司。多里奥特说：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投资那些普普通通的东西。相反，它只投资那些未来有较大增长可能的选定公司，并预先测算好风险。 公司制定了清晰的投资指导策略：项目必须已经通过了 试管测试期 ， 以专利或特定的知识或技术 等形式获得了保护， 将来创造利润的可能性非常大 。从一开始，参议员弗兰德斯就强调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应当被看做是一家公司，而应被视为是一场美国社会运动的发起者。 人们常问我这么几个人怎么做工作， 弗兰德斯说， 我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团队就是整个美国。
从一开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拒绝了在极地冰层下开采石油的商业计划，拒绝了在机场修建脚踏车跑道的建议，也拒绝了用热水肥皂沫代替厕纸的计划。在弗兰德斯赢得了参议员的选举后，多里奥特终于接受了公司总裁的任命，不过条件是他要继续在哈佛教书。
那时，多里奥特已经和埃德娜一起搬回了波士顿，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住处。哈佛重新聘请他讲授工业管理课程，每年的薪水为11 000美元。几乎每一个星期，多里奥特都是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上课，然后把剩下的时间，包括星期六，用来处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事务。多里奥特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担任的职务让他的授课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对我们来说，这使得他的讲解和评论显得更加适当和具有现实意义， 马文·特洛波（Marvin S. Traub）回忆道， 我们都感觉我们学到的都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到那一年年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做了很多工作，把钱投入了三家第一批选定的公司。这三家公司都是生产新产品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Circo Products公司投资了150 000美元。这家公司的总部在克利夫兰，专门生产可将汽车发动机的润滑油汽化后注入企业传动装置的手枪式工具。另外两家公司也都是研发最前沿的新技术的公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入了200 000美元，高压工程公司（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才得以成立。这家公司最初是由麻省理工两位科学家在剑桥一间改装过的车库里搞出来的，他们两人研究的是200万伏高压的发生器，比当时已有的X光机器的功率高出8倍。还有150 000美元投给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Tracerlab, Incorporated），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个天才少年，这也是原子学领域第一个商业企业：该公司已经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这时多亏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及时出现拯救了它，其主营业务是出售放射性同位素和制造放射性探查设备。
尽管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政策是进行股权投资，但是鉴于公司急需现金周转，因此在对一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时，采用了可转换债券和可转换优先股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企业提供分期偿还的贷款，通常会附有股权或权证，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购买被投资企业发行的股票。例如，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Circo Products公司时，实际上是向其提供了150 000美元的贷款，利率水平是5%，可以转换成1 150股优先股。这一利率水平几乎相当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政府债券所得收益率的两倍。即使这样，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第一年的经营仍然是以亏损告终。1946年，企业的收入为5 000美元，但经营费用高达42 000美元。
第一轮投资反映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投资理念已经超越了 货币投资 的阶段，上升到了 包含必要时提供管理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 的境界。在多里奥特看来，管理才能与资金同等重要。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派遣高管人员、董事或顾问进驻被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例如，多里奥特和鲍威尔曾加入高压工程公司的董事会。 谁有控制权不是问题，关键是让合适的人才来控制企业。 高压工程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丹尼斯·鲁宾逊（Denis M. Robinson）这样说道。康普顿和格瑞斯沃尔德加入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董事会，而鲍威尔和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农（Robert Hornung）的商人（他在1931 1934年期间在哈佛担任多里奥特的助手）成为了Circo Products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多里奥特在公司1949年的年报中对这一做法做了最佳解释： 无畏而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与明智且经验丰富的长者组成的管理团队一定能获得成功。
1947年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第一个完整的经营年度，多里奥特加快了公司的发展步伐。这一年当中，公司共审查了400多份商业计划。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仍然像波士顿名流一样非常挑剔。在任何一个财政年度，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的商业计划比例都不会超过总申请数量的4%，大多数情况下只占总量的1%~2%。这一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共投资了5家新公司，总投资额为880 000美元。那一年的2月份，它向贝尔德公司（Baird Associates）投资了225 000美元，这是一家有11年历史的剑桥企业，专门生产对金属和气体进行化学分析的设备。4月份，公司又借给Jet-Heet公司201 000美元。这家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于新泽西州，利用喷气式飞机的引擎技术生产家用火炉。7月份，斯奈德化学公司（Snyder Chemical Corporation）获得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52 550美元的资助，开发一种可以用于造纸和生产胶合板的新型树脂。10月份，应麻省理工学院食品技术系主任威廉·坎贝尔（William L. Campbell）的推荐，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进入了另一个新行业，花费350 000美元从克罗格公司（Kroger Company）手中买下了蔻尔特公司（Colter Corporation）的资产。蔻尔特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捕捞和出售去肠虾和其他海产品，是克罗格公司旗下利润很高的一家企业。年底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又向弹性管道公司（Flexible Tubing Corporation）投资了45 000美元。为了收购华纳兄弟公司的某事业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专门设立了这家企业。
不过直到那一年年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公司的钱花得像流水一样快。尽管公司的收入增加到了51 000美元，但是那一年公司仍出现了55 000美元的亏损，这是因为公司在增加了几位年轻的新雇员以后，开支像坐火箭一样迅速增加。这几位新雇员是戴维斯·杜威二世（Davis R. Dewey ）、汤姆·卡伯特（Tom Cabot）和威廉·埃尔弗斯（William Elfers）。而且，直到当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也还远远没有证明在它的帮助和培育下，哪家企业获得了成功。在它的投资的8家企业当中，只有两家企业是盈利的。最令人担忧的是，公司41%的已支付资金全部投资在缺乏流动性的投资项目上，所以要想继续对其他企业投资，很明显公司要尽快融到更多的资金。多里奥特身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失败了或者是业绩做得不好，那么这种实验性的风险投资操作将从此销声匿迹。
1946年底，多里奥特结束了他在战争物资管理署和研究开发部的工作，不过军方还是不断地委派给他这样那样的任务。单是1946年，多里奥特5月份刚刚完成军需总部办公室的工作，马上就在4个不同的场合被军方要求继续进行其他工作。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多里奥特与军方之间密切的关系是他一生当中最令人惊奇、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侧面。
从1946年一直到1959年（1959年，多里奥特已经年满60岁了，达到了像他这种军衔的军需官应当退休的年龄）多里奥特一直积极地参与美国军方和政府最为核心的事务。在这段时间里，多里奥特常常会被军需总部办公室、陆军总部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军队院校叫到华盛顿去，在那里呆上3~7天，这样的事情至少有几十次之多。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让多里奥特帮助他一起完成重组国防部的工作。
在1947年，多里奥特介入了两项美国政府高级别的项目，其中之一被列为顶级机密。同年1月18日，多里奥特同意成为新组建的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oard，JRDB）的顾问。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他是罗斯福总统身边的得力顾问，负责监管曼哈顿项目。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协调陆军和海军不断增长的研究项目，以确保消除两者的研究课题之间易造成浪费的重叠部分。不过，在短期内，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为完成国家导弹项目，加强各个军方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与联系。但是，由于内耗严重，陆军和海军没能正式建立卫星或导弹项目。
1947年6月，多里奥特辞职退出了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老布什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但是问多里奥特自己是否还能向他请教问题。直到那时，人们仍然对多里奥特非常敬重。同年2月份，多里奥特被提升为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准将。 是我请求上级下达了这个任命，因为我认为，凭借你的特殊背景、对国防事务的敏锐洞察力和出色的分析能力，你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问题的本质，这对美国军方的工作大有裨益。 老布什写道。
3月份，多里奥特被卷入到一桩他一生当中遇到的最不同寻常、最为政治化的战争中，事件的由头就是多里奥特一直梦想建立一个和平年代的军队研究机构。对仗双方就这一研究机构应设置在哪里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化的争夺与对骂，这场闹剧一直持续了四年时间，严重影响了多里奥特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声誉，甚至差点导致该项目流产。多里奥特把这个他寄予厚望的机构取名为 人类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Man），他早在1942年第一所气候研究实验室在马萨诸塞州成立时就提出了这一想法，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里奥特一直不停地游说有关部门采纳他的建议。格雷戈里将军很欣赏这个提议，1945年，他建议应当在某地建立一所军需实验室。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在于这个实验室应当建在哪里 实验室建在哪里，配套的资金、资源和人们的注意力就会流向哪里。最后这件事演变成了波士顿和费城两个城市之间势均力敌的争夺。
这个项目对波士顿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以至于一群波士顿最知名的企业家，包括多里奥特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同事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拉尔夫·弗兰德斯和卡尔·康普顿，都跑去游说政府和多里奥特。 上一个重要性可与之相比的事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搬离华盛顿选择新的落脚点， 格里斯沃尔德在1945年10月25日给多里奥特的信中写道， 最后的选择也是在费城和波士顿之间。那一次波士顿输了。我们只是不能让波士顿每一次都输。
格里斯沃尔德和其他名流之所以向多里奥特求助，是因为他们通过小道消息得知美国战争部正在考虑实验室的地点，并指示最终做出的决定要 非常重视多里奥特个人的推荐 。事实证明，他们的游说很成功。多里奥特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波士顿是建立实验室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一地区聚集了多所大学和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实验室。战争部长帕特森在调查后认为波士顿 具备了实验室选址最需要的诸多特征 ，因此他推荐波士顿作为最佳选择。
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莱弗利特·索顿斯托尔（Leverett Saltsonstall）和众议员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John W. McCormack）领导的第80届国会提出了一项拨款600万美元在波士顿建立实验室的提案。这个消息一经公布，费城的政客们马上便开始发起攻击。1947年7月2日，在众议员军事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一位名叫文森特·卡洛尔（Vincent Carroll）的费城民事法庭法官对多里奥特进行了攻击，暗示 波士顿之所以会被选中，完全是由于你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所致。
7个月以后，这场争吵变得更加下流。1948年2月18日，参议院军队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在波士顿建立实验室的提案。在听证会上，费城国会议员休·斯科特（Hugh D. Scott）说波士顿计划应当被贴上 多里奥特计划 的标签，因为它是多里奥特一手促成的。斯科特注意到了多里奥特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他断言多里奥特对波士顿的选择有利益关系之嫌。斯科特说： 多里奥特个人有很强烈的理由希望实验室搬到波士顿。我想这会对多里奥特将军开办的研究公司大有好处。这种 多里奥特式的操纵做法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参议员索顿斯托尔插嘴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建立的目的是为马萨诸塞州赢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该公司与军需实验室一点关系也没有。随后做证的多里奥特很反感对方提出的他个人受益的论调。在会议结束后，怒发冲冠的多里奥特拦住了国会议员斯科特，告诉他自己从未用过这么卑劣的手段。国会议员斯科特很有礼貌的听完，然后给多里奥特上了一课，让他彻底明白了华盛顿的政治圈到底有多卑贱和肮脏。
请不要自己亲自做这样的事， 斯科特回答说， 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要尽其所能诋毁你的人格，用各种方式折磨你以摧毁你的意志，于是没人会理会你到底说了什么。不要担心 这是标准的法庭辩论模式。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费城的律师，他们都会告诉你这只不过是标准程序而已。
敌人的诽谤中伤终于起作用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已经提出了提案，但是众议院立法会没有通过该提案。于是，多里奥特的梦想暂时被政治斗争阻碍住了。
尽管很难具体衡量军需实验室这件事对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名声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很明显，这场争吵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日常运转。在1948年的上半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一项新投资也没有。直到同年7月份，公司才找到了一家它认为值得支持的新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与洛克菲勒兄弟公司联合投资了一家生产金枪鱼罐头、名叫 小岛罐头公司 （Island Packers Incorporated）的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小岛罐头公司投资了250 000美元，寄希望于1949年夏天这家罐头公司能够利用在斐济岛附近捕捞到的金枪鱼制成罐头后大量销往外地。
10月份，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购买了Cleveland Pneumatic Tool 公司价值为300 000美元的债券。当时这家公司是规模最大的生产飞机起落架的企业，投资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占有了该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并按照项目估值提取管理费。这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培育方式，为研究 物理化学和化学工程领域 的机密项目提供三年的资金支持。面对不断增长的注入新资本的要求，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被投资企业收取管理费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风险投资业内常用的模式。在朝着获得巨额投资利润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如果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能够获得一定的营业利润，那么企业的支持者认为这会给投资者带来 双保险 。
1948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进行的最后一项投资是投资于一家有可能会掀起行业革命的公司 莫尼克公司（Ionics, Incorporated）。莫尼克公司这桩投资案充分显现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熊熊野心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的高超技巧。1948年秋天，哈佛化学系博士生沃尔特·朱达（Walter Juda）偶然和一位在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工作的朋友聊天。在闲聊时，朱达告诉这位朋友他与他的同事韦恩·麦克瑞（Wayne McRae）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的薄膜，能够把海水过滤为适于灌溉和饮水的淡水。这个主意很有趣，于是，那位朋友就把朱达介绍给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技术助理戴维斯·杜威二世。亲眼目睹两人研制的塑料薄膜的实验结果 这种薄膜能把金属离子与非金属离子区分开来，杜威很快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 传统的做法是把96.5%的水蒸发掉，剩下3.5%的盐， 朱达说， 而我们的做法是去掉这3.5%的盐，只剩下水。
杜威把朱达引荐给多里奥特。多里奥特也对这项技术颇感兴趣，但是他想实际调查一下。于是，他给一位在道尔化学公司工作的同事打电话，当时道尔化学公司也正在研究离子交换技术。多里奥特解释了这个新理念以后，他的同事断言这项技术不可能研制成功。两人没有在电话里争辩，多里奥特让朱达把一个塑料薄膜邮寄给道尔化学公司。几天以后，多里奥特收到了同事的回信： 这真是一个大突破。 于是，多里奥特投资了50 000美元，莫尼克公司就此诞生。多里奥特、杜威和格里斯沃尔德加入了莫尼克公司的董事会，吉利兰特被任命为公司总裁，朱达任副总裁和技术总监。
到了1948年底，回首这一年的工作情况，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不过它的财务状况还是不太好。在给股东的信中，多里奥特写道： 董事会认为最初制定的目标能够实现，预计公司在1949年能够获得经营利润。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将成为 向有发展前景的美国企业提供资本支持、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那一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仍亏损44 000美元，由于获得了9 000美元的管理费，因此与1947年相比略有改进。此时公司的资本减少到了120万美元。
不过，几步积极的举措仍然让人们对公司抱有希望。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资产净价值第一次出现了增长。而且，其投资的多个企业发展速度开始加快。 当公司组建时，有人就曾说过只有十个项目中有一两个项目是成功的，那么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做得不错了， 多里奥特在1948年的年报中这样写道，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实际业绩已经超过了这个平均水平。
接受投资的企业当中有一家公司实现了其远大理想，那就是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公司创始人兼总裁威廉·巴布尔（William E. Barbour Jr.）称赞正是多里奥特帮助他把握住了企业的最佳成长机遇。 将军向我们这个年轻的科技企业提供两种最需要的东西：热情和正确的评价， 巴布尔说， 和其他人一样，一开始时我有很多想法和长期计划。在几年时间里，我一直纠缠于琐事。此时，幸亏多里奥特刚好及时地拉了我一把。他能让你从昏昏欲睡的状态苏醒过来，重新振作士气，让你盯住企业的五年发展目标。 1948年，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700 000美元，这使得该公司获得了37 000美元的利润。于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宣布它获得了第一笔37 000美元的资本利得收益 它以每股29.93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1 765股的股票。此外，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获得了100 000美元的资金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