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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代言榜
655个中国城市，都是有故事的城市。
1998年，《新周刊》推出“中国城市魅力榜”，以人性化的方式观察和命名了17个城市。今天，有魅力的中国城市远不止17个。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在成长，展现经济活力和都市格局之外，拥有了新的城市形象、城市气质和城市代言。
城市人、明星、企业、品牌、历史、文化、景点、民俗、建筑、美食、物什，都能承载和折射城市的精神气质，为城市代言。寻找和评选城市代言人(物)的过程，就是寻找和梳理城市价值与传播效应的过程。
专家评审团、新浪网民和《新周刊》编辑部的投票汇总，诞生了城市代言榜。在包括25个中国城市的这份榜单上，人文和地理争锋，今人和古人斗妍，历史和现实碰撞。
这是充满争议的结果，由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的私人判断构成；这也是充满情感记忆的结果，由集体意识、个人阅历和大众传播共同铺垫；这还是可更新的结果，新人和新事物依然有机会为城市价值注入新血。
我们期待更鲜明、更有力的城市代言者。
北京 北漂之城
代言人：北漂
提名：北漂、的哥、老舍、王朔、张大民
代言物：天安门
提名：大裤衩、红星小二、798、天安门、中关村
专家点评
陈丹青：丑，土，庞大，活力。论兴兴轰轰，代替过去的上海；论五方杂处，已近当初的纽约。
白岩松：虽然一生中有很长的时间被堵在了路上，它却让另外一些东西畅通无比；虽然它并不适合人们悠闲地生活，却为诗意地生存提供了某种保证；虽然是一座因政治而东南西北都四平八稳的城，却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为解构和重建它而乐此不疲。毫无疑问，这是一座因缺陷而拥有完美气息的城市。
北京是个大圈圈。大圈圈里有中圈圈，中圈圈里有小圈圈，小圈圈里有黄圈圈。领导们在小圈圈里划红圈圈。
天安门就在那个黄圈圈。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气势之宏，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不只是国家领袖挥挥手的地方，也是全国人民表达情感和意见的场所。
北京城之大，足以找不着北，六环向七环，到十七环就足以把纽约圈进去了。
北京守正出奇，外圆内方。天安门之正，央视“大裤衩”之奇。“我不得不提醒您，您的楼盖歪啦！”这是北京人的幽默。我们当为央视“大裤衩”的出奇额手称庆，总比部委官样大楼更耐看。而饭局里的北京、街头巷尾的北京、的哥嘴上的北京更能消解那种正襟危坐，那种了然无趣。北京的妙处就在于保留了异类生存的空间。
北京最有趣的部分当属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们不是50万年前周口店猿人的后裔，而是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北京人都曾是北漂族。高昂的房价和特权的北京户口并不能将北漂们阻挡在外。京城诱惑如此之大，足以让北漂牺牲生活质量，忍受污浊空气、漫漫班途、高企房价。北漂是体制外的野生动物，只有野生的才是最美丽最动人最有竞争力的。我们本都属野生，却怎奈被圈养。
京味儿与国际味构成了北京的两款味道。卡拉OK口水歌One Night in Beijing道出了这种味道的诱惑力。国际味是花样翻新的老外建筑与莺莺燕燕的派对动物。国际味使798这张北京的新名片，有别于故宫和长城。如果说798代表了北京的右脑，中关村则代表了北京的左脑。中关村是中国科技产业的至高点。
京味儿的纯正代表是北京爷们儿，连同上海女人代表那座城市阴柔的海派气质，构成中国都市脸谱最鲜明的两张面孔。北京爷们儿就是这个城市的缩影，老舍与王朔这两个满人是他们的新旧代表。老舍代表老北平的范儿，是京剧里老生的表演，紧拉慢唱，时局纷乱如斯，鸡飞狗跳，我依旧迈方步子，提笼架鸟。老舍写出老北京贩夫走卒的喜怒哀乐，被尊为人民艺术家。王朔则是人民侃爷，重续了京味儿文学的新谱系。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直如当头棒喝，劈手撕下所谓崇高的面纱。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则更显北京爷们儿浑不懔的劲头。
北京盛产侃爷。侃爷不只是那些谈恋爱时畅谈国内外形势的碎嘴，甚至不一定是“爷”。在北京随便一个看自行车的老太太都能给你上堂政治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代表了乐在嘴上的人生快意。北京的哥能为你一边开车一边解闷儿，他们都是国家信息中心的特派员。
红星小二代表北京浑不懔的英雄气概。二锅头酒是京城文化的典型代表，这种“京师之烧刀与棣之纯棉”的烧酒在1949年被刷新为“大众名酒”，从此与北京爷们儿两难分离。
京味儿、国际味、平民味以及浑不懔的红星小二精神构成了今日北京魅力。与北京相提并论的只有古之长安、今之纽约。然而北京人并没什么可骄傲的，北京的大圈圈圈走了全国优势资源与人精儿，乃举国之力打造。北京建得好是应该的，建不好要欠全国人民一个人情。
《纽约客》曾推出专题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纽约人提醒自己切不可狂妄自大，回望中国1300多年前的长安和1000年前的开封，今天都消失在历史尘埃里。北京人亦当以此为鉴。 (文/肖锋)
城市B面
驻京办：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逾1万家，其中负责“跑部钱进”的驻京办又被称为“请客送礼办”、“蛀京办”，成了利益和腐败输送的中转站。
首堵： “常常首堵，偶尔首都。”除非在非常态下，比如重要外事、赛事活动时实施交通管制，能享受到“首都”的感觉，“首堵”才是这座城市的常态。
官腔：北京话旧时被称为“官腔”、“官话”，官员必须学会这个调调儿。如今北京话已经不能等同于“官腔”，但在北京“打官腔”仍然盛行，典型例子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上海 腔调之城
代言人：张爱玲
提名：海宝、许文强、姚明、张爱玲、周立波
代言物：浦东
提名：大闸蟹、浦东、外滩、《蜗居》、新天地
专家点评
陈丹青：徒有其名。过去二十年自甘沦为地方城市。坏在都市盘剥日渐心狠手辣，好在日常品质远胜首都北京。
袁岳：我觉得张爱玲代表了上海女人的小资情调、感受能力和敏感性。张爱玲代表了上海市民文化，浦东则代表了新上海对外部接纳的特点。/周榕：上海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它的重商氛围和市民的拜金气息都非常浓厚，让你感觉这真是一个单纯的城市。
上海人爱吃大闸蟹是出名的。先掀壳，再拆脚，蘸着米醋与生姜，没有几小时，吃不了几只蟹。上海人的生活也与这蟹一样，小小一方蟹壳里做道场，有讲究，有说法。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20岁不到，便看清了生活。张爱玲的上海，照出每个老上海心目中的上海，是讲人情的，讲眼色的；张爱玲代表的上海女人，不是漂亮的，却是讲究打扮的，世故的。好看的是着在身上的袍子，虱子的啄咬，是不能让外人看出的。
出口国外的还有上海男人。姚明是近年最受欢迎的中国明星，所到之处，无不“Yao”成一片。这个代表中国人海拔的男人，大气有力，勤奋坚韧，全然纠正外界一贯来的错误印象，被誉为“上海的高度”。
代表“上海的高度”的还有浦东。陆家嘴高楼一字排开，每天都在刷新亚洲乃至全球的最高楼纪录，也刷新着中国写字楼租金的纪录。东方明珠电视台过去牵领过众高楼，早已成为所有人心目中的上海。
他者心目中的上海还有新天地。这座时尚园区如今是所有小资人士驾临上海的必到之地，全国也因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以民国民居为卖点的时尚场所。上海人对此也不介意，这是一个21世纪版本的“大世界”，偶尔在里面看看西洋游客和闪光灯，并不比哈哈镜差多少。
倒是还剩下外滩独自在陆家嘴对面孤芳自赏。外滩×号一个接一个，却都不是上海人平日会去的。那里的阿玛尼、香奈儿延续的是它作为外国殖民成就的异化的东方风情，只与极少数人有关联。
只有“许文强”式的人物会为了这样的外滩梦而奋斗。“浪奔浪流”，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极少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上海本就是个“移民”城市，如许文强般的第一批移民往往目标明确，胸怀大志；但到了被彻底同化，每天便只为房价与人情所羁绊。一版又一版的《上海滩》，主角越来越男女情长、家长里短，再也见不到发哥当年的英气。
让人重新找到形容发哥版许文强的词汇的，是周立波这个“模子”。这个一度被戏曲界遗忘的男人穿戴齐整，一副许文强式的老上海流氓做派回归。全国各地，大概只有上海人是尊敬流氓的，皆因流氓头子也是上海特色之一：是黑帮，却又斯文，还讲情面。
可惜，张爱玲这样的上海女人爱的是胡兰成，而不是作为上海男人杰出代表的流氓。于是，一出又一出《蜗居》般杯具摆上桌。海萍是不会写文章的张爱玲，没有了稿费，只能日夜劳作只为一套房。上海人信奉：凡事略拧，生活更好。却不想到，老一辈分不到房，小一辈买不起房，终生都要被房子拧着。
往六位数狂奔的房价还会诞生整幢倒下的楼，上海人，外人看来永远是有点端着却满怀心事的。倒只有一个整天笑，那就是海宝。无论许多人看它不顺眼，新上海人海宝的本意就是海纳百川，而这也是被许多人早就抛在脑后的一个上海特质。 (文/陈非)
城市B面
钓鱼执法：河南青年孙中界愤而断指以证清白，使钓鱼执法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也使上海形象为之蒙羞。
“楼塌塌”：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在建住宅楼莫名倒塌，被调侃为“第八大世界奇观”，甚至有旅行社将之列为旅游景点。
丈母娘需求：有专家称房价上涨源于“丈母娘需求”，并称之为“特刚需求”。此位专家至少可以在上海找到足够的例证。
15年城市精神气质之变
谁能代言我们的城市？
从口碑传播到自觉营销，中国城市寻找自身代言的故事，见证的是这15年中国城市的精神气质之变——属于每个人内心城市榜的新代言者粉墨登场，多元化的城市时代接踵而来。
文/黄俊杰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例如，我认为城市这样寻找代言是理所当然的：广州找到了师奶，昆明找到了春天，成都找到了李宇春，三亚找到了比基尼，长沙找到了芒果台，台北找到了诚品书店；你却坚持自己的内心城市榜应该是：广州代表是《南方周末》，昆明代表是过桥米线，成都代表是麻将，三亚代表是炒房团，长沙代表是酒吧街，台北代表是侯孝贤。
为一个城市寻找一个代言人，原来是一个速配游戏。在一个城市营销论坛上，曾有人戏言：90%的中国城市都是“老处女”，天生不会打扮、不爱交际。一个城市要找到代言人，有如剩女要找到自己的老公——你内心最能代表城市精神气质的代言者，代表的不是它在世界的知名度，而是你对这座城市的爱情。
中国城市的精神气质之变
“这里弥漫过甲午战争的硝烟，这里被秦始皇称为天之尽头，如今，这里是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范例城市之一——威海，China！”
试着想象与这句话搭配的镜头：邓世昌雕像、秦行宫、海鸥、广场鸽、提着公文包的人、挥杆打高尔夫的人……镜头不断切换，只为图解一种幸福感。1994年，威海大胆地让“宜居”去代言自己的城市。16年后，这般城市宣传手法早已落入俗套，但这个在央视国际频道播放的中国第一个城市形象广告，启蒙的却是对城市营销仍一知半解的中国城市CEO。
看看随后发生了什么：1997年，迪庆州从《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开始，宣布找到了香格里拉——当然就是它自己的中甸县，然后将之改名为香格里拉；2003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城市品牌，葫芦岛标志“中国筝岛”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品牌注册受理；2006年，歌手泷潇成国内第一位世界自然遗产城市贵州荔波的代言人；2007年，云南省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2008年，《有座城市叫郑州》号称是中国第一首城市进行曲；2009年，在《阿凡达》最热之时，有人讽刺要将“南天一柱”改名为“哈利路亚山”的张家界，不如直接改名为“潘多拉市”。
在一篇《中国城市营销的发展历程》的论文中，认为中国的城市营销有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下，城市产业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如大庆在大家心中就是石油城；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以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优惠政策为吸引力的城市营销，进步到文化营销；90年代初期至今，城市营销成为城市间的综合竞技，讲究的是“竞争力分析、市场细分、区分城市消费者类型”。
至今，中国起码有12种流行的城市代言大法——形象广告、注册品牌、征集市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改名、选拔城市形象代言人与聘请旅游形象大使、地方小姐选美、用产业命名的××之都、征集城市口号、靠某事物数量之最为城市命名、名人争夺、兴建地标。
其中，最早出现的是改名潮——湖南大庸更名为张家界市、四川灌县改为都江堰市、安徽徽州改名黄山市、福建崇安改为武夷山市、海南通什改为五指山市、四川南坪改为九寨沟县、辽宁锦西改为葫芦岛市。随后又有名人争夺战——株洲、宝鸡、高平争过炎帝，洛邑、涡阳争过老子，襄樊、南阳争过诸葛亮，临清、阳谷争过《金瓶梅》人物。有诗为证：“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
大可嘲笑中国城市在寻找代言人上的急功近利。但当中国的城市从被动的“被代表”到主动寻找代言物，我们的确看到了中国城市的精神气质之变。
当中亦有成功者。如艳遇的丽江、小资的凤凰，如以第四城为名的成都、以新代言者西溪与老代言者西湖并存的杭州，炒房团、天价酒店扎堆的三亚——成都靠李宇春成就“超女第一城”，靠谷歌开了中国城市网络营销的先河，还在百事可乐的罐子上印上“成都印象”；冯小刚一部《非诚勿扰》，一句“西溪，且留下”，杭州就出现了《非诚勿扰》旅游团；三亚则发明了岛服，让游客也有了自己的制服——从口碑传播到自觉营销，从产业命名到文化突围，你对城市的印象开始决定一个城市的价值。
“千城一面”背后的多元化时代
上海世博会主设计师马丁·罗班曾经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发现中国城市风貌“千城一面”，令人遗憾。他认为北京的“大裤衩”其实也不错，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建筑都缺乏故事，至少“大裤衩”有自己的故事。
还有更糟糕的。中国的城市披着“千城一面”的外衣，与之对应的，偏偏又是流于抽象的中国城市口号——有如口香糖广告般的：“上海，精彩每一天”、“深圳，每天给你带来新希望”；有格式化的：“浪漫之城，中国珠海”、“浪漫之都，中国大连”；有表示自己是“老二”的：“东方日内瓦”的石家庄，“中国金字塔之都”的咸阳。难怪有人不满2009年广州辛苦征集到的新城市形象表述词“千年羊城，南国明珠”，认为避口不谈广州的具体特色，与宁波新的形象表述词“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相比，大有不如。
问题是，中国的城市有比外貌与“定场诗”更丰富的内涵需要表述——蔡箐著有英汉对照的《品读中国城市个性》，让外国人也可瞧瞧属于北京爷们儿、陕西冷娃、山东好汉、湖南辣妹的城市个性：“中国的城市因为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有着数不清的文物古迹，因为东西南北的地理差异有着迥异的民风民俗，因为迅猛的全球化有着日新月异的改变。城市的特征就像原生植物，从一个城市的历史中自然形成，为一个城市所独有。”
比起官方的表述，民间的印象有时更可靠。网络流传有“各城市人心中的中国地图”，湖北人看广东人是“包二奶，吃老鼠”，江苏人看河南人就是“民工＋骗子”，云南人看上海是“小气人自治区”，上海人看香港是“新年打折”，却也贴切。
贴切是因为在中国复杂的城市生态中，还隐藏着众多代表城市气质的真正代言者未被发掘。《新周刊》要做中国城市代言榜，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征集意见，有人就提议做武汉521路公交车司机——曾有网友表示，他的梦想就是到武汉坐521路公交，因为“听说司机都是F1退役车手，过弯从不带刹车，全是跟趾漂移”；有武汉乘客认为坐521最爽的感觉是欣赏武汉司机世界一流的超车技术：“521超taxi那算不了什么壮观，壮观的是521超521！”一个“521牌”公交司机，道尽了武汉的生猛和彪悍。
无独有偶，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也选择将“的哥”作为北京代言：“北京的代言人我选择的是的哥，而不是老舍或者北漂。因为我觉得北京的特点中，的哥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有板儿爷，选板儿爷也行，的哥和板爷是同一系统的，代表了一种胡同人和外来人之间的连接点。”
要找到一座城市的最佳代言者，需要中国城市的CEO去发掘自己的观察力与想象力。正如学者王鲁湘描述拉萨的时候，用了“阳光”来指代这个城市，将一个城市的气质描述得淋漓尽致：“拉萨就是一个拥有太阳的城市。炙热的阳光下，这片土地的色彩近乎二元，仿佛就是一个黑白的世界，阴阳分明。这里既是一个出世的地方，也是一个入世的地方。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
据说早在10多年前，启发人们“城市营销”理念的《国家营销》就被列为昆明干部的必读书。我们依旧记得的还有，10年前，昆明用“春天”为自己代言，让习惯以拉链之都、夹克之都等名词命名的、功利的中国城市形象，开始变得浪漫化。昆明的最佳代言人“春天”是一个序幕，10年后的今天，千城一面的时代终需落幕，新的城市代言者粉墨登场，形象多元化的城市时代或将接踵而来。
大体量的城市，一人无法代言
人文和地理争锋，今人和古人斗妍，历史和现实碰撞。最后，城市永远是新的，而个人逐渐在拥挤的竞争中磨损折旧。
文/山鸡哥
一个人的性格，都至少要用三个形容词才能完整定义；一个城市的精髓，怎么可能以一个城中人或一件城中物就足以代言？
在城市代言榜上，人文和地理争锋，今人和古人斗妍，历史和现实碰撞。你不能预见到谁可以不朽，而千古流传的东西能否再传下去。当代名人会是代言城市的优先选择，可他们身上承载的符号，又有多少与城市的特质相合呢？
城市，这个体量、数量和质量都在继续增长的容器，它有能力淹没代言它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物、每一件事。
大城市大得无边无际
1300多年前，地球上最大的城市是长安，唐朝的长安城。多大？84平方公里。它比同时期的拜占庭国都城大7倍，比之后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是明清北京城的1.4倍。但放在今天，它不足苏州工业园区的1/3、不足北京市通州区的1/10，比广州的海珠区还少6.4平方公里。
造城的速度不可同日而语了，城市能提供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它的扩张以吞噬自然和乡村为前提。在中国，情况还要特别一些：城市化进程、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圈使造城成为时代最强音。
上海市面积6340.5平方公里，广州市7434.4平方公里，长沙市11819.5平方公里，杭州市16596平方公里——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城市面积已可敌国，建城区在行政区划内不断拓展。
60.06平方公里的明北京城，窝在今天的北京16410.54平方公里的身体里，成为最有价值的城市之物，只能膜拜，难以超越。无论北京如何增加鸟巢巨蛋水立方，无论它如何异化为汽车城市，无论新城如何林立、新人如何杰出，仍是久远陈旧的它们让北京在世间独一无二。
人在城市渺小不见
作为“人类用最小交通量实现最大交换量的发明物”(美国城市规划专家戴维·爱德华·伯克莱语)，城市世纪迅速到来。
2007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33亿399万2253人，农村33亿386万6404人。即便约10亿城市人口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他们还是在城市生活。
中国城市人口何时超过农村人口？统计专家说，就在2010年。
开始都是农民，后来都是市民。千万人口在同一城中熙熙攘攘，你以为你是谁？市长顶多为官两三任，美女抵不过似水流年，传媒头条替换着新闻人物，而芸芸众生无暇在意与己无关的名利场。你要花掉百分之百的力气，削尖脑袋，才能在城市的水泥地面获取自己的立足之地，被职场、户籍和异性接纳，又怎敢奢望自己成为城市标杆式的人物，被所有人看见？
此外，城市可换主板，可加内存条，可设USB插口，让人才和资源源源进入。新移民抢去土著光芒，后起之秀分享前辈的资源，这是定律。最后，城市永远是新的，而个人逐渐在拥挤的竞争中磨损折旧。
大体量的城市，一人无法代言
经过网民、专家评审团和《新周刊》编辑部的投票汇总，25个中国城市的代言人和代言物如下：北京的北漂和天安门，天津的马三立和滨海新区，上海的张爱玲和浦东，广州的师奶和《南方周末》，深圳的“深圳人”和QQ，东莞的“新莞人”和桑拿，成都的李宇春和农家乐，重庆的美女和火锅，昆明的杨丽萍和春天，丽江的孤男寡女和四方街，西安的兵马俑和羊肉泡馍，兰州的拉面，拉萨的朝圣者和哈达，武汉的九头鸟和《知音》，长沙的超女和芒果台，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杭州的马云和西湖，沈阳的小沈阳和刘老根大舞台，大连的足球，太原的煤老板和老陈醋，青岛的范冰冰和青啤，厦门的PX散步市民和鼓浪屿，三亚的世界小姐和度假天堂，香港的李嘉诚和购物天堂，台北的马英九和诚品书店。
必须说，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结果。因为这是由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的私人判断构成，除此之外找不到量化和科学分析的指标。但这也是一个充满情感记忆的结果，由集体文化、知识素养、个人阅历、大众传播共同构成。这同时是一个可以更新的结果，新人和新事物依然有机会在城市中找到存在感，楔入城市人的情感记忆。
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能诞生领军人物，但跨界代言的城市之王，在城市形象宣传片中存在，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任何一个大体量的城市，都无法以一人和一物来代言。但有了诸多分类代言的选项，我们对城市的情感才会更加丰富而具象。归根结底，城市是用来生活和体验的。
中国业余登山队印尼查亚峰历险记
孙冕 我们好像缩小版的“阿凡达”
编者按： 2010年2月2日，在成功登上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后，7名来自中国的业余登山队员却在下撤途中陷入了困境——当地土著背夫突发疾病，迷信的土著认为他们带来了不祥，不准他们再次经过下撤途中必经的土著人村庄。来时的路已经封闭、物资几近耗尽、沉重行李无人搬运，登山队此时的每个决定，都面临生死抉择。在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和驻印尼大使馆的努力和斡旋下，他们在2月4日到达印尼小镇帝米加，摆脱险境。回国后，7名队员之一的《新周刊》社长孙冕讲述了这段历险记。
口述/孙冕 采访整理/黄俊杰
我们到帝米加去的时候，坐的是螺旋桨飞机。我第一次坐如此小的飞机，每个人都要称重量，包括每个人的装备。
飞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起飞后，就看到原始森林、河流、小村庄，根本看不到机场，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一条白线，飞机就降落了。当时的情景，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很多土著人跑过来，有的手里还拿着大弓箭，开始抢东西，背东西。这个情景跟我们看《战争之王》一样，一架军用飞机到了以后，土著人就像蚂蚁一样，一瞬间就把飞机拆光了。
他们背东西的话可以得到酬劳。虽然很多人来抢，但都很友好。探险公司一早已经联系好，他们是早就知道我们要来的。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小平房，就看到土著人，身上戴着奇怪的装饰物，我们说是巨大的葫芦丝。但我们没有问他们任何关于身上装饰的问题——因为要尊重他们，向导说不要轻易地问。但我们做了一件事，全世界的人都会的事，就是微笑，跟任何人打交道就是对着他笑。我们用照相机拍照，他们也不排斥。
我们住下的村庄还有学校。刚好学生放学，他们穿着校服，很友好跟我们打招呼，嘻嘻哈哈跟我们一块走，看出这个村庄是比较文明的。村里有小卖部，我们的手机没有电，就到小卖部充电。进去的时候要脱鞋才可以进入，里面有卖电池、衣服，杂货，村庄还有一个小银行。在随后我们去过的村庄中，这个村庄应该说是离文明的城镇最接近的。后面经过的村庄，好像更原始，土著住的是那种木头片搭的窝棚。。
“全世界最难的一条路线”
在村庄停留了一天，我们第二天就走了。第一天出发的时候，村庄有摩托车，将我们拉到山脚下。行李和生活用物是当地探险公司请来的当地人背着的，他们的速度比我们要快。
我们开始走入丛林。据说这个丛林的路线，是全世界最难的一条路线，所谓的难，就是离大本营很远。像珠峰等很多大本营都可以开车进去，但我们在丛林里一直走了六天。每天都有下雨，平均每天都要走七八个小时，短的也要六七个小时。
森林根本没有路。一棵老树倒下去，就成了一段路，树上长满的青苔，我经常滑倒，脚插到树洞里。我很奇怪这么大的森林，没有见到鸟，只听到鸟声，也没有看到野兽。森林非常茂密不见天日，空气很干净，甜甜的，还有些像《侏罗纪公园》电影里面的那些植物，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这种森林的状态，我是第一次看到，倒下来的树基本上是不朽的。
我们在森林不敢随便碰东西。看到过一种蚂蚁穴，附着在树上，密密麻麻的，好像巨大的菠萝蜜一样。其中一个队员要将蚂蚁的蚁穴砍开，我就说不要，因为它们也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我们对森林的一切，都非常敬畏和尊重。
晚上的时候，土著人会围坐在一起，就像祈祷一样唱歌，而且是和声的，非常好听。刘建去看过，他们是围在篝火旁边，老人离火最近。这个场景很和谐。刘建拿着照相机拍照，还录音了，他们还请刘建坐在火堆中最高贵的地方，还送了他一串贝壳做的首饰。
六天，我们穿过原始森林，穿过沼泽地，徒步100多公里才到了大本营。到达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晚上两点我们就出发了。冲顶一般都挑黑夜出发，白天出发的话，回来就不够时间。
对我来说，在我登了那么多的山，这是最险的山。山不在高，但都是石岩，都是悬崖峭壁。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脊走，山之间有个断崖，绕不过去，必须要用绳子滑过去。那里事先已经架有一组绳子。看出绳子已经架了很久了，上面打了些生锈了的岩钉，绳子都磨得冒花了。
领队孙斌给我打好了8字环，我整个人挂在了绳子上面。在空中用手抓绳子溜过去，还有一条绳子在另一边由向导助力拽我过去，我一向恐高，悬在半空中真的吓得魂飞魄散。当时我脱口就喊：妈妈呀，我以后再也不调皮了，以后一定要听你的话。这一个是调皮，一个是壮胆。当时每个人的心都悬着，我这么一叫，大家就乐开了 。
当时，我没有办法去想任何的事情，只能充分地相信这条绳子，充分地相信向导，我说过的一句话：在荒郊野林走路，对也是这条路，错也是这条路，对于领路的要给予一百倍的信任，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们说我们会带来恶魔”
冲顶后下山的第二天，我们准备好东西就要走了，却碰到那些给我们背物资的土著人走过来。其中一个土著背着一个人，然后将这个人放在地上。这个人好像奄奄一息，没有说话，躺在那里后，土著马上用布帮他盖上。接着看到探险公司领队的人，开始跟他们吵架。我听不懂。
吵架的时间比较短的，土著们不一会就背着那病人一溜烟都走了，其中一个土著人，估计是探险公司请来的，拿出电话就打，打完后高声地向走远的土著说些什么，但土著们没有回头。这个时候，探险公司的向导才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土著人病了，说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不吉利的事情，他们要回去。土著人还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准经过他们的村庄，说我们会给他们带来恶魔。
后来听探险公司说，他们曾经带了100多个队，我们是他们唯一带的中国队。他们说基本上都安全出来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第一次。
土著沿路撤回，将我们和行李、帐篷、食物留在那里。记得出发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很多人的，还有小孩——有女人用网兜将东西放在额头上，背着小孩喂奶，晚上还听到小孩的哭声。现在，一下就有几十个人一起走掉了，最后只剩下五六个人。
向导提出要跟总部联系，因为没有人帮我们背东西了，原来的路走不通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和探险公司交涉了。探险公司说，他们还能帮我们联系一条只走三天就可以回去的路。我们后来就问，为什么之前三天的路不走，来的时候要走六天的路。他们就说三天的路要经过一个矿区，等于是非法进入矿区，属于冒险的路线。
这条路线要经过的矿区，有人说是金矿，有人说是铜矿。听说以前也有别的登山队，在夜里乔装打扮走矿区进来，但这是违法的。还有，向导跟我们说，走矿区的路线，会经过一个村庄，这条村庄的人曾经追杀过他们——因为之前他们争执过，曾死了一个当地人，这个矛盾一直存在。
探险公司跟土著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次一个人病了，是一个总爆发，探险公司的人也是措手不及。我估计这可能是探险公司带人进山，要借道村庄过，在经济上产生了积怨。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所经过的五个村庄，都要给钱的。有的村庄，有人拿着弓箭站在那里，进入要跟他们交涉。我记得出发前往森林的第一天，探险公司还有三个拿着AK47的人跟着我们走，这是探险公司雇佣的。我们发现带枪的人也给土著交钱，给了钱就通过了，每个卡都要给钱通过。不过，我们没有直接跟土著人发生任何的关系。
探险公司的向导跟总部联系后，说要派人出来，但我们还需要在这里等三天。
我们登顶的时候，看到那边灯火通明，知道矿区离我们不远。我们一起分析，认为原来的路不能走，在这里等探险公司三天也不行。因为我们不能等在那里，担心之前离开的土著人会回来。当大家一起进行选择的时候，次落，国家登山队的副队长，他说假如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宁可冲到矿区给他们当俘虏，也好过在森林里给土著人抓去。我们商量的结果，还是要第一时间跟在北京的王勇峰队长做救援呼救。
“挪威队给了我们电池”
这时，才发现带来的海事电话没电了。
刘建赶紧找出剩下的干电池，用胶布缠在一起，用两条裸露的铜丝卡住电话的正、负极通电话。这样的方法，一个电池不到两分钟就没有电了。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跟王勇峰队长作了汇报，约好了跟队长再通电话的时间听取进程。
下午的时候，我们碰到挪威队下山了。孙斌就到挪威队求助，他们拿了他们的电池给我们，但一看电池不合用，他们就将充电板给了我们，也不合用。刘建是比较懂电器的，他把一个插头剪断，重新接驳上，最后变成了充电板直接插到卫星电话里，一手拿着充电板，一手拿着卫星电话打。
这太巧了。我以前登山的时候，大本营中有很多的队。但这次我们到大本营的时候，这里根本没有队，就我们一个队，但没有想到前脚上去，挪威队后脚就到。我们住了一天，他们下来，就留了电给我们，这种几率太小了。真的走了狗屎运。
因为是在峡谷里，卫星电话每次有信号的时候，最多不超过一两分钟，因此通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将诉求讲得很清楚。我提议指定由王秋杨负责向国内通话，因为她表述问题比较坚决、清晰、简短。王秋杨起了很大稳定军心的作用。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队长就传递来这样的信息：此事已经到了外交部，已经启动了领事庇护程序。队长告诉我们不要着急，让我们等。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不能继续在这里住下去了。
我们分析，土著人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病，如果这个人半路死了，他们也许会很快就回来寻仇。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冲到矿区去。这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确定最后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听到枪声就趴下去”
等到第二天要走的时候，探险公司还不愿意走。我们拿起背包就走，探险公司只好跟着我们。那天是没有人领路的，我们就顺着小路往峡谷走，朝登顶时看到灯光的那个方向走，就是峡谷的另外一端。
到矿区路程比较短，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矿区的时候，看到警示牌，登山的人不能跨越这个牌，但我们跨越了这个牌，我们直接地冲到矿区的边缘。
我们搭好帐篷，跟王勇峰队长通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驻印尼大使馆已经跟当地沟通了，准备将我们接出来。最后要我们报出方位和经纬度，是王秋杨拿出自己的手机，用Google测出了经纬度。但这个经纬度怀疑是不准的，后来听警察说，他们按照这个经纬度去找，找不到我们。
后来我们还向王队长报告，我们就驻扎在斑马石下。这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下雨留下一些痕迹、青苔，一道黑一道白，登山的人和当地人都知道的。
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刘建起得比较早，我也起来了。刘建忽然高声叫：有人来了，有车来了。一会只见来了三辆丰田的警车，几个人飞快地从车上跑下来了，是带枪的警察，我看了一下，弹夹里面装满了子弹。警察告诉我们，要领我们出去，就领我们七个人。
这个时候，大伙松了一口气，飞快地拆帐篷，上了警车。经过大矿坑来到了警察局，要做文件，该文件的表述是，我们在矿区发生任何事情与矿区无关，不能起诉他们。他们起草了一份文件，用电脑打出来的，还贴了一张类似邮票的东西，每个人都要在邮票附近签字。签字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轻松，没有想到这个地方还是不安全的。
在警察局待了一两个小时，吃了手抓饭，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好。然后让我们去坐公共大巴。出发前大巴上来两个美国人，属于矿区的安全顾问，他们提醒我们，这个地方不安全，上个月曾经发生不明武装扫射过路的汽车，打死了几个人，让我们听到枪声要马上趴下，气氛非常紧张。
我看到司机戴着钢盔和穿着防弹背心。三辆大巴、三辆货车结伴而行，前后都有警车，里面是荷枪实弹的警察。由他们护送出去，不单单是护送我们，还护送他们的人出去。
我通过后窗玻璃往外看，看到两边是峭壁，我就想两边都不可以藏人；看到平坦的路，我就有些紧张，但看到路边都有部队的人，荷枪实弹在守卫，看起来当地的政府武装，还是掌握这条路的控制权。
这条路走了两个小时左右，到了帝米加。后来队长告诉我们，我们在印尼已经引起很大的关注，赶快让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探险公司给我们换了机票，我们第二天就飞往巴厘岛。在巴厘岛停了一天半，就回来了。
回到北京后，王勇峰队长请我们吃饭，我们都对组织指挥这次营救的队长表达救助之恩。还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就说，所幸的是，我们七个人都是多年的山友，在出现情况时大家的意见相当统一，而且没有慌张，更没有矛盾。更想不到的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祖国就伸出援手将我们解救出来，真觉温暖。
回想整件事，我相信闭塞的部落，在外来经济进入后，他们可以获取额外的收入，例如帮人家搬东西和运东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好像缩小版的阿凡达，在原始森林里“遇到”土著，看他们围着篝火唱歌。
但是，我们这些外来人并不是来破坏的，并不是开着推土机去的，只是借他们的一条路让我们过，我们没有掠夺他们的资源，只是通过探险公司，让他们帮助我们拿东西。从第一天飞机下降的时候，那么多人抢上来拿东西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是乐意的。
你走遍全世界，只要会笑，就有一张通行证。互相表达善意和善良的就是笑。不需要语言，也会获得很多，例如一口水喝，一口饭吃。其实，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友好的，到最后一天也是非常友好的。我们没有跟土著吵架，土著只跟探险公司吵架。
包括到最后一天，仍有一个没有离开的土著人，他好像和离开的人不是一条村的。他是单独给我背包的，他背大包，我背小包，他对我就一直非常好。我记得他曾经拿着吃的东西，好像是即溶咖啡，要给我，我不好意思地拿了一条。走的时候，我将我的雨衣、睡袋和零钱都给了他。
登山队成员
北京今典集团联席总裁：王秋杨 /《新周刊》社长：孙冕 /中国国家登山队队员：次落 /《华西都市报》记者：刘建 /原中国登山队教练：孙斌 /登山队员：范文俊 /登山队员：陈芳
孙冕户外经历
2003年10月3日，云南迪庆州哈巴雪山，5396米，登顶。
2004年5月2日，四川四姑娘山，5454米，登顶。
2004年7月7日，俄罗斯厄尔布鲁士峰，5642米，登顶。
2004年8月7日，新疆慕士塔格峰，7546米，登顶。
2004年10月3日，青海玉珠峰，6178米，登至5600米营地，遇暴风雪登顶未遂。
2005年4月25日，徒步穿越至北极点90度。
2005年7月24日，西藏启孜峰，6206米，登顶。
2006年8月，计划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8201米，因左腿韧带拉伤未遂。
2007年2月，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乌呼鲁峰，海拔5895米，登顶。
2007年年底，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登至5300米的营地，遇暴风雪登顶未遂。
2009年1月1日，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海拔6964米，登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