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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新局
去年“7·5”事件，震惊海内外。中央主要领导提出应吸取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10个月之后，今年5月17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治疆新思路逐渐清晰：战略上低调调整，经济上高调富民，反恐上强调专业化。
近景目标已经描绘：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到2020年新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两个跨越式目标”。
中央此次针对民生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高调推出中东部19省区对口援疆，建立疆内经济特区，加大对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并率先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一方面实现对新疆经济的“输血式”援助，另一方面刺激新疆本地的“造血功能”，两条路径，双管齐下，目标是在5到10年的短时期内，让“落后”多年的新疆能够迎头赶上。
值此重大转折时刻，观察家们纷纷提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民族政策的一句话，“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教育”。
也许，治疆的远景目标就在此话中。
中央治疆新方略
战略上低调调整，经济上高调富民，反恐上强调专业化，是中央治疆新方略的主要脉络
本刊记者/王维博 王婧 崔晓火 (发自新疆) 王全宝 (发自北京)
5月17日，经过半年多的酝酿，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提出了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新战略。
近景目标已经描绘：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到2020年新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两个跨越式目标”。
旨在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政策也逐次推出，中央治疆新方略开始浮出水面。而胡锦涛对新疆主要矛盾的最新判断，也被解读为为修正民族、宗教政策执行环节的问题扫除障碍。
“高规格”动员
5月17日至19日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到会，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参加会议的《新疆日报》新闻部主任成立新称，与会的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队有关负责人达350多人，足见国家部委、兄弟省区对新疆工作的支持。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也派出了60多人的庞大队伍。会议期间，围绕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即将出台的推进新疆发展的意见精神，分10组进行了一天半的小组讨论。
如此高规格的座谈会，此前只见于西藏。1980年，中央首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此后，1984年、1994年、2001年和2009年中央又多次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
国家民委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两个自治区的座谈会题目都一样，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具体要求上各有不同侧重点。“新疆只要有政策，政策对头，思路清晰，大家去努力就肯定能建设好。而西藏则要缓慢一些，因为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有很大限制。”
会议之后，新华社报道透露了包括资源税费改革、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增加建设用地规模投资规模等多项高含金量的优惠政策。
观察家认为，比一系列具体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央旨在通过高规格会议来吸引各方面注意力，将新疆快速引入一个经济与民生事业高速发展的时期。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为了在宣传上“造势”， 从5月5日至18日，新疆组织全疆14个地州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所属专业文艺团体，在乌鲁木齐举行了51场专门迎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文艺演出。
“跨越式发展”思考
去年下半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分别考察新疆。11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64个部门的500多名干部，先后深入新疆各地进行调研，调研组成员几乎囊括国家所有部委和相关单位，其中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几十位，涉及部门如此之多、人数如此之众的调研队伍在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
半年之后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为新疆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定调，目标到2015年使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外界分析，中央对疆工作的下一轮思路是借比内地更快的经济“跨越”速度来解决疆内社会和民生等长期存在的矛盾问题。“新疆跨越式发展进程中，要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民生问题解决好，才能更好地凝聚民心、民智、民力，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人民日报》社论如此说。
中央此次集中针对民生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下猛药，高调推出中东部19省区对口援疆，建立疆内经济特区，加大对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并率先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一方面实现对新疆经济的“输血式”援助，另一方面刺激新疆本地的“造血功能”，两条路径，双管齐下，目标是在5到10年的短时期内，让“落后”多年的新疆也能感到钱包和周边地区一样“鼓”的兴奋。
加快对疆“输血”的信号从3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便已明晰。援疆是当前最直接的方式，旨在加强内地各省区与新疆的经济联系，同时引导更多东部资金输入新疆。
会议确定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辽宁、深圳等19个省市承担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通过“结对支援”方案，由19个省市分别结对援助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目前，各省市已同“结对”的疆内地区细化对口支援的规划和具体项目，结合当地实际开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新一轮全面援疆工作。外界分析，由中央部署的对口支援项目，将协助新疆建立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的有效机制，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并着力支持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另外，从座谈会上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国务院还为新疆打开诸多盏“绿灯”，提高新疆的自我造血能力。
首先，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有利于实现地方财政的增收。其次，对新疆困难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则在企业负担更多资源税成本的情况下，为中小企业进入新疆提供优惠配套措施。而投资继续向新疆自治区和建设兵团倾斜，则是继续对建设兵团这一历史使命仍未完成的集体的扶植。
今年两会上关于设立新疆喀什经济特区的提案如今已成现实。部分官员和学者均提出，把进一步扩大新疆喀什向西开放纳入国家沿边开放的整体战略之中，以大开放促进喀什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相比之下，“十二五”期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比“十一五”期间翻番，鼓励各类银行机构在偏远地区设立服务网点，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到新疆设立分支机构，适当增加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占用未利用地指标，适当放宽在新疆具备资源优势、在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有市场需求行业的准入限制，以及对新疆本地油气资源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放宽天然气利用政策和增加当地利用天然气规模等政策，均旨在改善新疆的投资环境，刺激经济，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然而，有学者提醒，作为一个复杂的区域性难题，新疆此前的困境由多种原因造成，既有政治、经济政策层面，也有社会阶层和群体意识的层面。一味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一旦政策失衡，则有可能加深一些现有矛盾。
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认为，在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热议中，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可能被高估。
“一方面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公正，所以即便在众多省区的大力协助和中央强有力的支持下，新疆未来经济将有大发展，但我们也不敢保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可以较为公平、公正地被各阶层、各族群的人民分享，族群和谐、社会安定也就很难保证。”
还有学者提醒要重视经济发展、GDP增长对自然和人文生态的潜在破坏力。
新疆虽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但广袤的地貌暴露在外，自然生态向来脆弱。目前适合人类生存的绿洲，也不过占新疆总面积的5%。
“此前新疆的农村居民对荒漠中珍稀植物的过度开采已经破坏了本来就不堪一击的生态系统。”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李树辉表示。
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也提醒，目前新疆的万元GDP能耗仍在全国范围内高企。如何在新一轮对放宽天然气利用的过程中，实现低碳和信息化循环经济的发展，真正跨越粗放型经济模式，是中央和新疆都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专家还提示，经济活动的频繁将可能改变新疆地区群族的布局。面对着一个不仅有维吾尔族和汉族，还有大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在内的区域，如何让现代化发展本身不对任何民族的文化、意识造成冲击和破坏，不造成被冲击人群、族群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失落，是避免区域进一步发生社会冲突的重要事项。
新疆问题再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新疆同全国一样，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新疆还存在着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
“既然对新疆主要矛盾的判断回归到正确轨道，无疑是一次对新疆问题的再认识。”新疆自治区政法委政治处原处长马效智说。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马效智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党的八大首次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一再重申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正是源于我们党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
而新疆从和平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没有人明确提出新疆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全国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尽管“主要危险”和“主要矛盾”并非同一概念，但毕竟内涵有重合部分，这一提法被部分人解读为新疆的主要矛盾与内地省份的差别。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新疆的分裂势力破坏活动抬头，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结合新疆实际情况，1996年，中央作出了“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论断。
“7·5”事件后，通过大规模的实际调查和反复论证，中央确立了治理新疆的新思路、新模式，包括提出对新疆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判断。既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促进新疆全方位“跨越式发展”，既然存在分裂活动，就必须在重视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长治久安问题。
在马效智看来，中央此番对新疆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已没有此前的“非法宗教活动”和“民族分裂”等字眼，这或将为以后修正政策执行环节的问题扫清道路。
出身军营，又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的马效智对接下来的新疆稳定工作同样有着自己的解读。“不提两个危险，绝非是反分裂斗争的减弱。”马效智说，迹象表明，中央对新疆反分裂斗争恰恰是悄然加强。
5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成立“飞虎突击队”。作为城市反恐和打击“三股势力”的专业队伍，乌市公安局为其配备了突击车、装甲车、攀登车等精良的作战装备。
“反恐需要调动专业力量。”马效智说，过去的全民动员反恐，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而新的反恐斗争以低调宣传，精狠打击为主。
上述国家民委的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述了类似观点“‘7·5’事件后，中央领导指出应该吸取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有人指责治疆过于严厉，其实这是中央的一贯方针，就是对于分裂势力露头就打，一定不要让他们搞成气候。”
该官员透露，在坚决打击分裂活动的同时，中央还提出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和谐。“3·14”事件、“7·5”事件都发生在城市，该官员据此建议，需要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要抓紧对《清真食品管理办法》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修订，为城市民族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此外，还应着重解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些现实困难，在劳动就业、住房保障、职业培训、子女入学、老龄服务、法律援助、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给予切实帮助，引导其积极融入城市。 ★
库尔勒：黑金淌过戈壁
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后，资源税改革将从新疆率先试点。而资源税改革是否能解决新疆能源经济的全部问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刊记者/柴春芽 崔晓火(发自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
塔里木盆地北沿，天山血色的身影在沙尘笼罩下若隐若现。几乎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布满盐碱的乳白，烈日下恍如云海。
就在这片无任何农业利用价值的砾漠之下，涌动着巨大的能量。
沿巴音郭楞自治州首府库尔勒至库车的314国道，往西180公里到达轮南油田。采油机日以继夜地打井，油井顶部熊熊燃烧着从油层外逸的天然气。
这里正是“西气东输”工程的源头。通过耗资1200亿元建造的管道，塔里木盆地富藏的天然气由轮南经库尔勒、哈密、武威，沿着丝绸之路一路抵达上海。全长4000公里的路径穿越黄河，横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和上海市等9个省(区)市。
如今，每天从新疆东输的天然气为5000立方米，相当于拥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市每日天然气用量的两倍有余。近年来因下端地区用气量不断膨胀，西气东输的规模以10%的速度逐年递增，2009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纪录——近170亿立方米。在工程启动前夜的2003年，西气东输的管输量仅为0.43亿立方米，7年间增加了400倍。
然而，作为中国最大的能源基础设施工程之一，“西气东输”解了远忧，却未解近渴。
新疆的油气为千里之外饥渴的沿海城市注入了血液，但距“西气”源头仅30公里的轮台县大道南乡拉帕村，两千多村民却还在烧煤和干木。
与油为邻
“外面的人来打井、采油，把油卖走，和我们一直没有多大关系。”54岁的村民阿齐兹站在他家的粘土砖房里，抱起光脚嬉戏的孙子。在他身后，贴着维族纹路墙纸的水泥墙壁上是一幅清真寺黄昏时分的壁画，一家人每日五次对着它做礼拜。
在阿齐兹住的房间，一米多厚的土墙隔离了初夏的热度。屋里虽然通了电，却没有城市里的民用天然气管道。院子里，这个维吾尔人家囤积了一堆果树枝干用于生火。阿齐兹家的生活水平在拉帕村属于中等，在他家附近，有三家几乎家徒四壁的“五保户”只能靠卖羊和一季度250元的低保金来维持生活。
20多年前，这名干瘦的维吾尔人曾经目睹声势浩大的塔里木石油大会战在家门口启动。从1989年起，数万名油田工人涌进塔里木盆地，开发了轮南、东河、塔中、哈得四个油田群和近30座油气田。其中的轮南油田正位于阿齐兹家的南面。
“戈壁滩上到处停着我们从来没见过的轱辘很大的车。再之后没多久，油和气就从井底下被机器挖出来。”阿齐兹用鞋踩了踩脚下的地，笑着。
居住在油气田旁却用不了气，阿齐兹家的困境与疆内众多农村居民一样令人尴尬。对于这个十口之家，单是度过新疆长达五个月的严冬就需要烧掉大约6吨的煤来取暖。虽然新疆也是重要的煤产地，但本地农民用煤的价格却一点不便宜。
阿齐兹说，他家过冬，即便节省也需要5千元来拉煤，这相当于家里全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幸的是，尽管收购价已经低于1元1公斤，但县领导依然要求农户继续种植政府扶持的杏树。因此像阿齐兹一样无奈种多亩杏树却亏本的村民在全村占一半还多。许多人只得去有钱人家的棉花、核桃地里打长工。
正因为当地居民生活遭遇困境，才发生了沙漠中稀有灌木红柳和梭梭柴被当地居民砍伐取材的现象。南疆农村的少数民族几乎人人为之，有时遇到生长多年的粗壮红柳，村民就用炸药在沙漠里实施微型爆破，炸断红柳深入地表下层的根系，再搬走珍贵的枝干。初次到南疆的人们曾惊讶地发现，维吾尔人常常驾着他们特有的驴车拉上高高一车的珍稀物种回自己家的院子。
阿齐兹自小就跟着父母学着驾驴车、带着斧头开赴荒漠里砍红柳。“我们的刀劈不断粗壮的红柳枝，得用斧头狠狠劈。”
一车的红柳枝，在夏季，做上五六天的饭就会耗尽；而在冬季，取暖点火也用红柳，于是每过三四天就必须进一次戈壁滩，取一批红柳。
“进戈壁滩很难，风沙大得很，有时候风太大了我们只能抱着水袋躲在驴车轮子底下，等风刮完了才能继续走。”阿齐兹回忆说。
随着古老的红柳几乎绝迹，私采红柳终于在上世纪末被新疆的林业部门叫停。现在，余下的大部分是细枝的红柳，而本地居民已经不敢砍伐。“十年前就不砍了，再砍会被政府罚钱。”
戈壁滩上的生活原本就不易，近年来更因为民用能源的稀缺而变得愈发艰难。沙漠生态的恶化影响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维吾尔人喜欢喝的茯砖茶本应香醇，现在用盐碱地下的水泡出来都变得咸而涩，难以入口。
戈壁与绿洲
在距轮南240公里外的焉耆县上岔河村，回族村民谭建新望着不远处的采油机也不免摇头。“气就从我们家厨房底下走，但我们却一点用不上。”
和毗邻的下岔河村一样，两个村数千村民多年来都没有享受到新疆的福“气”。此前，地方政府补贴开发了沼气池，但这依然满足不了村民们希望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接近的要求。
长期关注新疆能源经济发展的学者表示，多年来，国家扶植能源企业的倾斜政策富足了国库，养强了企业，但新疆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优势却未能对地方财政和百姓民生产生应有的作用。学者进一步分析，中央新疆工作会议提出的资源税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能源经济利益的一次再分配、再平衡。
“中央对能源经济利益的分配比例一直偏重国家和企业，地方和百姓的惠及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需要一些区域能源的优惠政策既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增加百姓使用本地能源的合理比例。”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新疆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资源富矿。根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自治区地表以下数公里的岩层富含着全国30%的陆地石油，34%的陆地天然气和40%的煤炭。全疆15个地、州、市中，有11个拥有石油资源。单是在与克拉玛依、吐鲁番并称新疆三大油田的塔里木，“无穷无尽”的油气煤就为在新疆开采近20年的企业实现了累计1000亿元的利润。生产油气衍生品乙炔、甲醇、乙烯等的石油化工下游产业也从这块富矿拿走巨额利润。
据勘探，目前塔里木地区的油气探明率仅为12%，仍有大量的油气宝藏有待开发。
自从能源经济在新疆发展起来，在能源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新疆各族民众从能源开采中所获得的回报却相当有限。
2007年以前，轮南油田无法进入输气管网就被白白燃烧的天然气，每天约有25万立方米，如此的数量足以提供近5万户城市居民使用一个月。这种趋势直到油田引进天然气压缩机，才得以避免。
直到5月19日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决定在新疆实行资源税改革试点之前，新疆执行的依旧是1994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由于规定中的补偿费率过低，开采企业始终在低成本的状况下开采国家资源，而地方政府却无法从中获得合理的收益，因此在决策制定的博弈中始终挺不直腰。
研究者表示，恰恰是此前国家对中央税收和垄断行业的倾斜政策，才造成了垄断者坐享行业“暴利”，对新疆资源长期的“非合理”利用，也使“富矿”新疆，地方频频遭遇财政政策瓶颈，民众享受不到本地资源。
据2009年自治区政府的统计，在2009年新疆地区国税、地税总税收的880亿元中，自治区政府的地税收入仅占约43%，为380亿元。不仅新疆地方税收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中应占的比例，自治区去年还付出了1400多亿的支出，入不敷出。而单看自治区国税系统的统计，更可以发现，石油税收一直占据全疆国税系统税收收入的半壁江山。
“人人都想上油田”
塔里木油田总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13.21亿元，到了2009年增长到530亿元，增长39倍，而巴州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在2009年仅为33.7亿元。
而另一面，疆内城市普遍市政建设落后于周边区域，居民整体的消费能力也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群众整体的低收入水平和中央近年来的倾斜政策，给新疆地区造成了目前的民生问题和城乡差异。”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树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这种城乡差异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距离阿齐兹的村庄210公里外，是巴州首府库尔勒市。乘飞机抵达库尔勒的乘客纷纷惊叹于位于天山之角、戈壁之邻的地域能建起一座“人工绿洲”。坐拥油气核心企业的库尔勒曾在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名第39位。随着新机场的建成，每周有多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和内地商贸往来更加频繁。而塔里木石油基地更是位处库尔勒市中心的孔雀河畔，占地2000余亩，绿化覆盖率近50%。
作为油气的枢纽产地，塔里木油田和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在1996年以前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的周永康，在1989到1990年之间，曾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临时党委书记。2008年春节，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还专程来到塔里木油田考察慰问。
在库尔勒，石油系统职工的可查工资普遍达到每月5000元，是当地公务员和教师待遇的两到三倍。“人人都想上油田”，每年许多年轻人都会被丰厚的待遇吸引入职。在油田的招聘启事上，在生产一线工作的本科生，见习转正后年收入均在7万元以上，硕士则在8万元以上，与周边县城居民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
城市中心，商场林立，其中一些高档百货的服装、首饰价格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无异。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新城改造项目的杜鹃河畔的祥云火炬，甚至可以在夜晚利用天然气燃起高达6米的“圣火”。
中央新疆工作会议闭幕后，5月21日周五晚的《新闻联播》用一组5分多钟的篇幅报道了巴州的巨大发展。《新闻联播》引用巴州农民伊力哈木的话说，去年他的年收入达到了7万元，今年又买了车跑出租。“现在惠民政策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伊力哈木对着镜头说。
伊力哈木所在的达西村一直是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2005年5月4日，胡锦涛主席曾给达西村青年回信。去年6月，习近平副主席也探访了该村。
资源税落地
而根据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决策，有关新疆能源经济的改革落脚在两大方面，即资源税改革和进一步放宽天然气的利用。学者表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将部分改善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而放宽天然气的利用将有利于提高本地百姓的能源使用水平。
王宁分析说，按新疆2009年原油产量2700万吨、每吨收取30元的资源税来计，从量计征的地方税收仅为8亿多元。而改为以国际原油价格来计算，同样的原油产量则将带来40亿元以上的收益。如果再加上天然气和煤炭的资源税收入，预计新疆的地方资源税收可能增加到100亿元，终于能“比过去好”。
但王宁同时指出，即便如此，资源税仍然解决不了新疆能源经济的全部问题。
有分析称，按中央的精神，资源税大约在5%到8%之间浮动，但如此低税率，不仅远低于沙特等中东产油大国，就算和德国、法国等低税率国家相比，它们的原油资源税也是中国的34倍，因此改革效果如何，尚需观察。
“要实现新疆能源经济的合理发展，还需针对新疆高企的能源价格作出相应的政策。”王宁表示。
即便作为西气东输的起点，由于缺少地方财政补贴，新疆的天然气价格始终远高于周边省份，甚至高于西气东输的终点上海。此外，疆内的电费，尤其是农村的电费，虽然在近些年随电网改造有所降低，但整体水平依然让众多百姓望而却步。“有的用不上电器，有的即便有电器也不敢用电。”
但作为国家能源富集区，未来地方财政的改善，首先将采取天然气逐步普惠民众，李树辉分析说。
巴州发改委发言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扩大天然气利用和资源税改革等背景下，有关部门将完善天然气管道及城市管网。
“巴州是‘西气东输’首战和气源地之一，但目前除库尔勒市外其余八个县城城市气化率都不高。”巴州发改委在给《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回复中表示。
据地方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平均每天约有210万平方米的天然气输往沙漠周边的巴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3个县市的上百万人已经使用上了清洁而便宜的天然气。 ★
兵团，三代之根
长期以来，兵团被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它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产着新疆1/5的粮食、2/5的棉花。走过了半个世纪，这个当年“一手拿枪，一手扶犁”的组织在新疆工作会议之后，看到新的出路。在新疆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支持政策对兵团同样适用，要把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作为兵团特殊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的有效措施，增强兵团自我发展能力
本刊记者/王婧(发自新疆石河子)
早上9点，整个石河子市刚刚从睡梦中醒来，韩勇开始收拾他的夜市小摊。此前一晚，他的几个兵团朋友来此叙旧，喝“二八七”，然后醉意阑珊地睡在小摊的帐篷里。
“二八七”是韩勇十多年前常喝的“小白杨”酒，产自八一酒厂，“二八七”是“小白杨”酒的价格，以前两块八毛七，现在市场价了，涨到了三块多。
朋友们和韩勇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终于还是回来了。”
让韩勇这个“兵二代”回来的因素很多。首先，“7·5”后，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兵，兵团不在了，而根还在石河子。
其次，“7·5”后，来石河子的人多了，房价从1000多涨到近4000，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后，这个地方更是眼看要火起来了。
第三，作为兵团人，总有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支配着他，让他回到兵团。
于是，出走的“兵二代”回来了。
一手拿枪，一手扶犁
韩勇是典型的“兵团后代”，他出生在兵团，父母均是第一批兵团职工。
他的父亲是华北野战军的一员，抗美援朝的时候，守卫鸭绿江大桥，遗憾的是一直留守位于中国这一端。“解放战争没参加，抗美援朝没过江”，韩勇说，这是他父亲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1953年，这支部队押解犯人进疆，行程数万公里，目的地是石河子——一个当时只有20多户人居住的荒凉之地。这里只有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大沟，远看就像流淌着石头的河，“石河子”因此得名。
原本以为两三年的时间就能回老家河南，但很快，这些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解放初期，边疆初定，国家迫切需要一支部队在新疆发展生产，巩固国防。而驻疆的部队面临着难题，驻疆的17万人，一年所需粮食10万吨，拥有中国1/6国土面积的新疆，却无力供应。本着一手拿枪，一手扶犁，屯兵农垦的精神，1954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当年10月，解放军驻新疆10.5万部队集体就地转业。韩勇的父亲成为了农八师145团看守所的一名狱警，任务是把犯人改造好，然后转为兵团的职工。
随后，韩勇的母亲也被部队从河南接过来与丈夫团聚，两口子窝在“地窝子”里。为了让兵团职工安心在这里屯垦戍边，已经成婚的，其家属都被部队接到了新疆。
而那些未成婚的，则成了兵团最初面临的问题。“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而解决的办法则是从湖南、山东等地找来大量的女兵，于是就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
从“组织介绍，个人同意”到成家过日子。三四对新婚夫妇住一个“地窝子”，她们成了第一代兵团母亲。
韩勇出生于1971年，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候，从大局利益出发，兵团人多生孩子，增加人口是政策。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内地闹饥荒，但在新疆，无论如何，至少能吃到糖渣。”
经过十年的发展，当年新疆兵团的总人口已经达到31.15万人，农牧团场总数发展到158个，耕地达到1212万亩，粮食总产7.2亿公斤。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从1964年开始，又有数十万转业官兵、城市知识青年从内地赶来，加入兵团的生产建设行列。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任何人都会被感染，都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那些被信念支撑着的人们，不断开展着劳动竞赛：这个排早晨6点钟下地干活，连长在大会表扬了，紧接着记录第二天就会刷新到5点。
韩勇无数次地听母亲说，在他出生前一个月，母亲头上还披着麻袋，挺着临产的大肚子去拾棉花，每次弯腰，就只能捡一两朵，“一朵棉花才多重，她一天拾一百多斤！”
四不像
兵团这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在那时就已成型。在新疆，十个师合纵南北，连横东西，生产、销售、再生产在这个集体里完全独立完成。到1966年，兵团工农业总产值9.77亿元，占到新疆的1/4以上。
新疆兵团的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全国新组建黑龙江、内蒙古、兰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湖北等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三个生产师。
在韩勇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仍处于“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兵团是“重灾区”。与1966年初相比，1967年粮食总产下降近1/5，1974年人口增加17万，耕地面积却减少了3.5万公顷。
到了“文革”，兵团屯垦戍边的作用被否定，是“只抓粮棉油，不分敌友我”。于是，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党委向中央提请撤销兵团，理由是，“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
1975年4月，中央批准撤销兵团，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接管兵团。兵团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农牧场划归地方统一领导和管理。
同年6月，石河子地区成立。韩勇的父亲被调往石河子地委，母亲则去了“八一”被服厂。
那时韩勇尚未懂事。母亲依然拿着“三八九二”(38.92元)的工资。“兵团撤销对普通工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工厂还在，工人就几乎不失业，只是转换了管理体制。”
但兵团撤销后，师长负责制取消，市长成为掌舵手，原兵团的领导班子不得不另谋高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失序。在兵团撤销后，新疆掀起了一股向外的移民潮。
韩勇的哥哥那时正在读小学，很多兵团单位一夜之间换了匾牌，撤下“兵”“团”“连”的字样，换上了带有“市”“县”的牌子。
除了记忆，一组数据更能说明兵团撤销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撤销兵团三年间，农垦总局增加了44个，粮、棉产量反而分别减少了1.2亿公斤、1244万公斤，财政亏损达6.67亿元。
兵团撤销后，兵团屯垦戍边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那几年，诸多矛盾开始凸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意识到建设兵团的重要，在1981年8月，邓小平视察新疆后表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很有必要。”当年12月3日，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一夜之间，此前那些被取代的“兵”“团”“连”，又开遍新疆。
但兵团恢复后，隶属关系已不在国防序列，它的名称也由撤销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变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小平解释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
它以企业形式出现于世人面前，却又肩负着守疆卫国之职责，成为军、政、社、企一体，社会形态比较完整的政权组织。
于是，对于兵团出现“四不像”的评价——“是政府，要纳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进工会；是军队，没经费。”
70年代在新疆出生的男孩，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当兵的道路，“因为当兵是包分配的”。到了80年代，“兵二代”转业，一时间，分配成了他们的难题。
为了给这些年轻人找到出路，1983年，新疆兵团的经济逐步放开，兵团内开始出现小卖部、零售店，他们解构着“大锅饭”的传统。号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一艘航空母舰”的兵团，开始了向市场化转型。
80年代初的石河子，只有幸福路一条商业街，当时，人们消费都是到沿街的几个大的国营商场。那时，幸福路就是“小上海”。
到80年代中期，街上开始零零星星地摆起了小杂货摊，“兵二代”们尝试着小打小闹的自由市场快感。
到90年代。随着部分国营企业转轨，下岗失业人员、待业青年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人们开始有了经商的意识，于是自发地涌到了这条充满着商业气息的街上，幸福路上搭起了一路的棚子。“里面分成一格一格的，每人一个摊位，解决了很多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是新疆又一轮移民浪潮的年代。新疆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成为内地人淘金的目的地。
因为是知青，韩勇的大姐去了民政局，二姐去了外贸局，哥哥去了二轻局。小姐姐则没有那么幸运，最终只能咬咬牙，在家里拿了几百块钱就在“小上海”摆摊卖服装。
1990年，韩勇开始读石河子农学院。“最初学的是外事外贸，因为外语差，就转到政法系学了一年，然后直接当兵走了，在部队里呆了三年，而且入了党。
1995年，韩勇退役，成为一名经济警察，石河子的若干家大型国企都在他的辖区范围内。“在兵团，经济警察的身份很奇怪，国家编制，但由企业发薪水。同时，我开始服预备役。”韩勇说。
转业后，第一年每月拿100多元，第二年每月300多元。“日子稍微好点的时候，我下岗了。辛辛苦苦站了三年岗，结果就成了社会人了。”韩勇说，“那时候真羡慕团场的职工啊，我们都下岗了，他们至少还有地可种。”
在那个国企改制的年代，“下岗”也是兵团的关键词。2001年，兵团国有企业比例下降到了70%。
而兵团的农业却好了起来。随着新疆棉花产量的升高，去新疆采棉花成了很多内地人向往新疆的理由。他们甚至专门到新疆去承包团场，如果风调雨顺，一年算下来，棉花就够卖十几万元。而团场的职工，“坐享其成”即可。从1990年起，兵团开始从内地接收采棉花的季节工，从1990年的几千余人到2005年达到近70万人。
回到“小上海”
世纪之交，石河子面对的现状是矛盾的：一面是被联合国授予“人居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城市”；一面是这座新兴城市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并非坚实，曾经辉煌的工业企业多已衰微。
这批工业企业均依靠农业而生，比如八一棉纺厂、八一毛纺厂等等。兵团是靠农业起家的。绿洲经济以大农业为主，农业又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棉花为主，这样的格局在兵团近10年基本没有改变。这是非常脆弱的结构，一旦农业出了问题，整个经济就会出问题。
下岗后的韩勇在城里转悠，试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
他身后的这座城市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军垦色彩：道路把这个城市切割成整齐划一的方格状。以子午路为界，往西是西一路、西二路、西三路，往东是东一路、东二路、东三路。建设路往北，则是北一路、北二路、北三路……街道两旁栽着不止两排树，更多的是四排、六排甚至更多。
在50年代的城市总体规划中，石河子被分为三个区域：西区为工业，中心区为商贸、文化、居住区，东面为开发区。中国军人特有的执行力，保证了这个规划在其后的50余年中从未更改。
这座完全由军人选址、设计和建造的军垦新城，在韩勇眼里却日渐萧条。在西区，那些嵌在一个个由道路组成的小格子里的工厂，均已风光不再。曾经声名赫赫，堪称石河子工业支柱的八一棉纺厂、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和第四机床厂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里一字排开，有的已是人去厂空。
在东郊，开发区里除了一座楼宇，一座电厂，一家新安酒厂，其余空旷荒寂。
韩勇最终选择离开石河子。他来到乌鲁木齐，开始做摩托车销售，一直做到了新疆大区的销售经理。
这些年，他走了内地很多地方，不乏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只是脑海里，石河子的过去和未来，就像两幅切换不断影像，挥之不去。
“7·5”事件后，韩勇把工作辞掉，回到石河子。此时的石河子，在已经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开发区内。就在韩勇离开石河子的这几年，“康师傅”来了，“娃哈哈”也来了，还有台湾的旺旺和燕京啤酒……
石河子开发区已经成为成为新疆产业集中度最高的食品加工基地，接踵而来的还有一批国内实力雄厚的纺织企业。
令韩勇感叹的是，企业的背后已经找不到兵团的影子了。
“想休息一段时间”的韩勇决定在“小上海”摆个夜市摊，“看看人来人往。”小摊刚摆二十天，不为挣钱。他的14岁的侄子偶尔会过来转转。这个男孩的成长似乎已经脱离了兵团的痕迹，和普遍的“90后”一样，喜欢走路塞耳机，喜欢情感细腻或吊诡奇异的小说，喜欢把个性和自我摆在最前头。他父母希望他能够去内地读大学，然后“就不要回来了”，他自己也想去内地“见见世面”。但在农场，韩勇的哥们14岁女儿却对爸爸说，就是再穷，将来也不回到团里来。
城里和团场的孩子，很多人都想回到内地。尽管兵团现在一直试图从内地吸引新移民，而且还对生第二胎奖励2000元，但仍然抵挡不住人口逐渐流失的趋势。兵团现有人口250多万人，退休职工占了近五分之一，更年轻的“兵三代”都想着去内地见见世面，而在兵团里，如今多是些来淘金的新内地人。
“兵三代”的回流在专门研究兵团的学者郭宁看来，“是正常的，人往高处走。很多孩子都没有到过内地，想去看看也是正常。在新疆经济落后于内地的情况下，这是无法避免的趋势。”郭宁说，在石河子大学，目前每年从内地招收50%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每年还有25%的学生会留在新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一个传统维族村落的现实观察
随着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其辖内的传统维族村落将遭遇商品经济的冲击，冲击会是全方位的
本刊记者/王维博 (发自喀什)
5月22日，喀什市浩罕乡党校召开干部村支书大会，传达刚刚闭幕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这次会上，12村村支书艾尼瓦尔第一次听说了喀什要建经济特区的消息。
“主要是为了加速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渠道，用开放弥补市场不足，快速缩小贫富差距。”一位援疆干部如此说。
“城市越来越近，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虽然经济特区概念还很模糊，但艾尼瓦尔相信，离城市近了，总没有坏事。
“浩罕人”后裔？
12村的维文名字叫做“依西恰姆”，用汉语写是“依西强”。在浩罕乡，虽然各村都有各自的维文名字，但大家习惯编号，艾尼瓦尔是依西恰姆村的支部书记，乡上的干部就喊他12村村长，村民们彼此也用门牌号来称呼各家的院子。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其他绿洲不同，喀什像是被沙漠挤到了最边缘。作为沙漠绿洲，这里的农业有着上千年历史，灌溉庄稼的水来自附近的喀什噶尔河，其上游克孜勒河则发源自900公里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之国”，但对12村来说，周边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与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村庄一样，村民们平时务农。村子有3000多口人，这在内地也是一个大村。
虽然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村庄如同隔绝的世界，掩映在小块的麦田与高大的胡杨树之间，每家的耕地面积不大，都用半人高的土墙精心圈起来。
似乎村庄是长在地里的，村庄之间很少有现成的路，孩子们习惯于穿过田埂路去上学，转过两块地，回头便看不到村庄。
在村民买买提江的印象中，除了几家外地打工的回来后把土墙改成了砖墙以外，多年来村子没有多大变化。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从村子西部穿过，也并未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土墙围隔之下，村民们生活得非常安静。村里只有一家小卖店，偶尔有卖塑料用品和羊肉的三轮车从村子里穿过，也不会大声叫卖。
研究喀什文化的学者刘学杰对村民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几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12村村民甚至还对汉族的耕种技术不甚了了。村民至今未习惯使用化肥和拖拉机。一年两季，春季种小麦，秋天播玉米，大多数年份里，这些作物收成欠佳，唯一丰产的是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
村里 90%以上人不懂汉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主要靠当地电视台的维语频道。大多数人对村子的历史同样并不知情。刘学杰曾用数年时间考证过浩罕乡的来历，“当地村民虽属维族，但大部分来自古代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
古代浩罕汗国农业和畜牧并重，以骁勇善骑闻名于世，有“四十回兵不如一安集延(浩罕人)”之称。
“古时的喀什地区，历来都是各种政治势力觊觎之地，浩罕国与喀什相邻，一直希望能占据喀什地区，清朝时期的阿古柏之乱，大小和卓叛乱等也大多与浩罕国有关。”刘学杰说。
1865年，浩罕人阿古柏带50名骑兵和10多名官员从浩罕抵达喀什，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并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占据当地长达13年之久。
1875年，清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西征大军入疆，湘军旌麾南指，阿古柏在新疆的据点很快被清除。1877年，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哲德沙尔汗国瓦解。
浩罕的军队走了，但在当地做生意的浩罕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用最廉价又最珍贵的黄土，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乡村，并选择在远离城市的深巷里生活。数代人过后，这些浩罕人后裔变得与当地维族毫无二致。
不善农事的“80后”
与村里大多数“80后”一样，1984年出生的买买提江对田里的活并不在行。村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六分地。买买提江一家三口人，两亩地，一亩种作物，一亩种果树。
“种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买买提江说，结婚前几年，他也曾试着把自己家的水果和在当地收购的水果拿到更远的乌鲁木齐去卖。每年6月杏子熟，9月石榴、苹果熟，一年中买买提江大概去两趟乌市。
但最终，这项生意未能坚持下来。
买买提江不懂汉语，果品拿到乌鲁木齐，只能卖给当地的维族人，利润空间不大。干了两年，便坚持不下来了。
结婚之后，除了农田，买买提江的所有家当是15只羊和2头牛。“以前也养过鸽子，但都被猫儿吃掉了。”买买提江有些沮丧。
更让买买提江沮丧的是，去年11月份连下了十多天大雪，家里的20多棵无花果树全被冻死了。
无花果是多年生果树，即使补栽一两年内也无法挂果。买买提江估计，单这一项要减少1000多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买买提江说，他现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为地里的收成向真主祈祷。
阿布卡迪尔比买买提江更有闯劲些，结婚前，他曾去乌鲁木齐呆过两年，“倒外汇、贩干果、摆地摊，卖服饰头帕旧衣服，折腾过很多事。”
去年用赚的钱结了婚，现在阿布卡迪尔的任务是侍奉生病的父亲。
去年，在城市里做生意多年的父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渐渐的左半边身子也瘫痪了，遵从最小的儿子必须陪在老人身边的传统，阿布卡迪尔陪同父亲回到了村子。
父亲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3万多元医疗费，也只能报销5000多元。“生病后，老人对真主安拉越来越虔诚。”阿布卡迪尔说，以前生意忙，父亲抽不出时间天天做礼拜，现在家里来了客人，老人都要挣扎着起来和客人握手，嘴巴抖索着说“赛俩目”(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赐福于你”)。
每个周五，老人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去村里的清真寺做一次主麻。据阿布卡迪尔说，平时在家里，只要身体舒服，老人都会坚持做礼拜。
村里的“80后”至少还有100多个，大部分初中毕业就辍学，然后去外地闯荡，混得出来就留在外面，混不出来就只好回来种地。村支书艾尼瓦尔说，年轻人回来根本无法安心种地，村里又没有企业可安排就业，这样的年轻人最让各家头疼。
学校里的“新疆普通话”
村里小学在一片高大的杨树林背后，建于1959年，至今有12个班。校内是清一色的抗震房，墙外到处刷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破坏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民族团结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红色大字夺人眼目。
当地官员和学校老师一致认为，学校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前沿，除了培养孩子爱国思想外，反对违法宗教活动也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对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来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没有专门的汉族老师，民族老师学不来标准的汉语，他担心将来学生讲的都是“新疆普通话”。
按规定，小学里维族老师必须通过汉语考试，专职汉语老师须要六级以上，一般老师至少要达到四级水平。
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教授汉语课，每周四节。三年级以上每周五节。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学生听写还可以，开口表达很困难。
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每年都要向乡里申请专职汉语老师，去年总算是分来了一个。
新分来的老师叫热比故丽。事实上，这位只在大学才开始强化训练汉语的维族姑娘，汉语说得同样生硬。
即便如此，在学校里，热比故丽仍然是个“宝”，不仅带四五两个年级的汉语课，还负责辅导其他维族老师的汉语。
维族老师中，美术老师阿吉拜合提学习非常吃力，1963年出生的他经历过两次维文改革。传统维文是从右往左写，而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外文内容都是从左往右写，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别扭。1962年新疆自治区做过一次维文改革，尝试用拼音字母代替传统维文字母，改成从左向右写，但上世纪80年代初又恢复了老文字。
阿吉拜合提说，他小学时虽然学习的是新文字，但由于爱好维文书法，80年代改回老文字时，他成了为数不多的懂老文字的人。阿吉拜合提一边教孩子维文课，一边教其他老师学习老文字，大部分老师两三年才适应过来。
2004年，学校开始要求全体教师汉语水平过四级， 40多岁的阿吉再次成了“学生”，每个星期六都赶到学校复习汉语课，但由于年龄大了，他至今未能通过汉语四级。
老阿訇的担忧
阿布里米提老人的家与其他农户一样，院子里搭着葡萄架，太阳暖烘烘地照在葡萄架上，在地上投着斑驳的树影。门前走廊两边是两个大炕，床上铺的毡子千疮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很多农村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
1961年初中毕业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跟着当地的老阿訇学经。1977年老师去世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担任阿訇。1998年因带着6个村民在家里读经，违反了当时的宗教规定，阿布里米提被取消了阿訇资格。
现在的阿布里米提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去村里的小清真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包括礼拜前的清洁，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邻里、朋友的关系，大到价值观、心理习俗、文学创作、建筑风格，小到婚姻、丧葬、饮食、礼仪和服饰都与《古兰经》有关，或从中演变而来，“做不好是无法进天堂的”。
阿布里米提认为，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并从正当的渠道赚钱。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治理。
阿布里米提还说，神教导我们要互相像兄弟一样爱护，但现在人们的自私意识越来越浓，以前从果园出来的水果，经常有人分给病者和穷人，现在生活好了，反而自私了。令他担心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而赌博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观念。
尽管村里的宗教气氛已经淡化，但清真寺里年轻的阿訇仍旧每天清晨发出“安斯拉卜——哈依乌木比乃——纳吾来——”的召唤，用平缓、深沉的声音唤醒村民。清真寺不大，只有一个农户家的规模，一个经堂，一个小院。礼拜殿的电子钟，永远显示的是麦加时间。
像买买提江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早早过来，在门口的席子上默默脱掉鞋子，走进殿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7·5”闹事者现况
与回村照顾老人的阿布卡迪尔不同，比他小的年轻人则不愿回来。
6组53号的艾尼巴乌东今年18岁，身为长子的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帮父亲种地。
如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两年之后，2008年6月，在帮父亲收完小麦之后，艾尼巴乌东去投奔了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叔叔。
在乌鲁木齐，艾尼巴乌东吃住都在叔叔家，和堂弟一起开始了学徒生活。平时叔叔负责从内地拿货，他们两个负责看店。“平时哪儿也不去。”艾尼巴乌东说，每天收摊之后，除了去二道桥附近的夜市逛逛，就是回家看电视，“大城市虽然让人新奇，却很陌生”。
主要工作是学习和汉族人做生意，认识布料，熟记价格并讨价还价。艾尼巴乌东说，村里像他一样的学徒有几十个，大部分吃住在亲戚家，开始是帮忙，没有工钱，等一两年学成之后，师傅则会送一个铺面给徒弟“另立门户”。
艾尼巴乌东并没有“学成”。2009年“7·5”当天，艾尼巴乌东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当时我正在热比娅大厦前，看见很多维族年轻人喊着口号游行，就加入进去了”。
据艾尼巴乌东回忆说，他后来感觉情况不对劲，有人开始打砸路边的店铺，还没等反应过来，他被三四个警察按在地上。
一个月之后，艾尼巴乌东被送回了喀什。在拘留所待了两个月后，村支书艾尼瓦尔把他接回村子。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周五还要到乡“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
在艾尼瓦尔看来，村里年轻人很欠缺法律知识。全村里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100多个，正是这帮半大“巴郎子”(男孩子)让人头疼，去年全乡参加“7·5”的年轻人一共有20个，16个在12村，包括一个被判死刑的年轻人。
维护稳定与发展新局
由于艾尼巴乌东短期内不能再外出打工，父亲便带着另一个儿子去了乌鲁木齐。除了农活全揽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天还帮村里卖干果的当装卸工，虽然一天只有30多元工钱，但在村支书艾尼瓦尔的眼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
“7·5”之后，艾尼瓦尔的工作更加繁忙，为了保证基层稳定，全乡组成812个“十户联防小组”，实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
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家来客，凡是留下来过夜的，同样要到村里登记。
即使是这样，艾尼瓦尔还是怕出乱子，每天一早一晚带着村委会的人在全村巡逻。“村里有413人出去打工。”艾尼瓦尔说，每家的情况都得摸清楚。
60多岁的赛买提是村里5组的一个“联防小组长”，他的工作就是及时汇报小组内出现的异常情况。为此获得的报酬是“村里一年发50元钱和两袋面”。
浩罕乡政法委书记库来西·亚生介绍说，基层维稳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情报人员，每周向乡“稳定办”汇报工作。
按乡里的规定，村委会除了组织“7·5”涉案人员的“帮教”以外，还要密切关注陌生人来访及长期不在突然回来的本村人，并要及时上报乡政府。
相较于维稳的辛苦，即将成立的喀什经济特区令基层干部兴奋。喀什市只是一个县级市，设为特区后将连升两级，成为副省级城市，而随之涌来的投资项目，或许会落户到村里来。“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艾尼瓦尔兴奋地用双手抹着脸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