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文化的内在精神编辑本段回目录
技术倾向于全球化,从其本质和名字来看都是这样的。在任何地方说“电视”、“电脑”或“因特网”,人们都能理解。但手持电话呢?在这一无所不在的技术上,人类承受着巴别塔之症的痛苦。北美及南美数以百万棵的圣诞树下,人们打开cell phone(蜂窝电话)或celulare(蜂窝电话)的包装。而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则称它们为mobile(移动电话)或móvile(移动电话)。德国人和芬兰人则称这些设备分别为Handy(手机)、kännykät(手机),因为这些设备拿在手上正好。日本人称手机为keitai,大致意思是“能带在身边的东西”。
这种语言上的分裂显示出这件东西——在10年间——已经像鞋一样成了人类的必需品。移动电话并没有一个全球通用的名字,因为它的这些名字的起源都是深植于文化之中的。“Cellular”(蜂窝)意及现代无线网络是如何建立的,指向的是美国的技术世界观。“Mobile”(移动)着重点是这种设备是不受拘束的,和四处游荡、曾一度辉煌的大英帝国风格很相配。Handy(手持)凸显了功能的重要性,这在德国很受欢迎。这些差异会不会只是表面的东西?它们将继续差异下去还是会让位于一种全球手机文化?
这些问题经得起问。人们很容易忘记移动电话发展得有多快。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的数据,10年前只有不到5亿移动电话用户。现在全球各地的移动电话的普及率都非常高。在富国,移动电话用户超过了人口数。即使在穷国,也有一半以上的国民拥有移动电话。拨一个号码,移动电话在地球的某处响动的几率是固定电话的三倍。
随着通话时间费用更低,不受拘束的人们更多地使用移动电话。根据行业组织GSM协会(GSMA)的数据,2000年早期,移动电话用户平均一个月通话174分钟。而到2009年初,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61分钟,这显示人类每月花了超过1万亿分钟或200万年在移动电话上。也没人能记录短信狂潮。一份预测估计美国移动电话用户在2008年就发送了超过1万亿条短信,几乎是2007年的三倍。
现在一次更深的移动电话革命正在进行。这场革命由iPhone和其他“智能”手持设备驱动,它们能访问互联网,下载包括游戏、社交网络程序、生产工具和其他许多东西的移动应用。智能手机占09年第3季度手持设备3.09亿出货量的13%强。一些分析师预测,到2015年,所有出货的手持设备都将是智能的。移动运营商已经开始建设连接速度更快的网络,来使用更多种类的应用和服务。
皆相似,皆不同
然而这些全球趋势中隐藏了极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在31个国家运营或部分拥有网络的沃达丰的总裁维托里奥·科劳(Vittorio Colao)表示,越往南,使用移动电话的人就越多,即使超过赤道也是如此:那儿的人们生活更缺乏组织性,因此需要一个工具来进行重新安排约见这类的活动。“文化影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影响我们沟通的方式”,他说道:“在意大利如果你开会不让手机开机,很有可能就会错过下一个会议。”
还有些其他的世俗因素会影响到移动电话的使用方式。比如,在那些许多人拥有度假住宅的国家,人们更愿意向外公布一个移动电话的号码,这个号码随后会变成默认联系号码,之后固定电话就被埋没了。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人类学家Mizuko Ito写道,技术总是“对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具有建设性同时又由这些环境所架构”。Mizuko Ito参与编辑了一本关于日本移动电话亚文化的的书。
事实上,日本是这类亚文化出现的好样本。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首先使用移动电话的人群。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由于较早接入移动互联网,日本则被广泛视为移动未来的模范。技术爱好者杂志《连线》曾办过一个名叫“日本女生观察”(Japanese schoolgirl watch)的专栏,向读者提供了一连串奇怪的手机(keitai)。现在日本女生用的,其他人在未来也会用。
日本的移动电话市场繁荣可能是由其社会状况所推动的。大部分青少年之前都长期用传呼机来联系。1999年,日本主流运营商NTT发布了i-mode,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服务平台。i-mode让廉价的电子邮件得以在网络间连通,日本人也大量加入到移动互联网。Ito小姐还指出,日本是一个拥有众多规则的拥挤之地。特别是烦恼的青少年很少有机会进行私人对话,而在公众场所打电话即使没有犯法也会让人不悦。这些因素增强了对移动数据服务的需求。
体验日本移动电话文化的最好办法是去乘拥挤的市郊火车。有很多标识建议你不要是使用手机(通话)。每隔几分钟的通告起到的是一样的效果。如果你确实打电话了,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不满的注目。乘客们可能会叫来警卫,警卫则会小声却坚定地向你解释“dame desu”——不允许打电话。一些研究表明,人们认为在火车上打电话比在剧院打更恶劣。相反,匆忙的乘客在他们的手持设备上打着字或阅读移动电话小说(小屏幕上日语书面语比罗马字母能表现更多内容)。
日本人有没有可能会停止用他们的移动电话来打电话?他们似乎越来越不关心手机的最初目的。2002年,日本移动电话用户每月通话时间为181分钟,和全球正常水平相当。但到2009年早期,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33分钟,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没人知道发送了多少封电子邮件,但日本人很有可能比短信狂的印度尼西亚人更多产。在印度尼西亚,一些运营商的用户平均每人每月发送1000多条短信。难怪东京青少年被称为“拇指一代”(thumb generation)。
够节约,就用手机
其他国家也很安静。德国人——这些人喜欢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平均每月用手机进行会话的时间只有89分钟。这可能是因为柏林墙两边的国家电话公司多年来告诫用户“话说短点”,因为东德网络投资不足,而西德的网络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却又负担过重。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的Anastassia Lauterbach提到,德国人还很节约,长时间的电话用户会使用便宜得多的固话。
与之相反,美国人从不闭嘴。他们每月的移动电话时间是惊人的788分钟,尽管这些数据中的一部分只是虚影,因为用户还必须为来电付费。但手机资费很便宜:在美国没有漫游费用。美国人经常在汽车——这个绝佳的拨打电话的地点——内打电话,特别是在许多州开车、没带头盔打电话不算违法。
最喜欢聊天的是波多黎各人,目前他们每人每月平均电话时间为1875分钟,为世界最高。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岛屿(the American island)上的运营商提供40美元的不限量全包通话套餐,该套餐还包括向美国本土拨打电话。这让波多黎各人可以无休止地同在纽约的朋友聊天,而且从岛上打国际电话还很便宜。
马德里孔普卢顿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in Madrid)的社会学家Amapro Lasén表示,人们在用移动电话打电话时的表现是文化问题,至少在最初是如此。在21世纪初期,她研究了马德里、巴黎和伦敦移动电话用户。移动电话很普及,但巴黎人和马德里人在大街上打电话会更自在,即使站在人行道中间打电话也是如此。而伦敦人则相反,他们倾向于聚拢到一块特定的区域打电话,比如地铁站门口——Lasén女士称这类地点为“临时公共无线电话亭”。
在巴黎,当其他人大声谈论私密事务时,被打扰的人就会公开抱怨,而这种抱怨在伦敦很少见。在两地,人们倾向于将电话和面对面的对话分开,比如会找到一个安静角落打电话。但马德里的移动电话用户却经常将这两种对话混淆,甚至会允许别人加入到电话会话中来。西班牙人几乎总是直接打电话,绝大多数人都会关掉语音邮箱。
对在这三个地方居住过的Lasén女士而言,这些差异反映出平时人们是如何使用城市空间的。在伦敦,街道主要是用来行走的,“就像河流流过的河床”。然而,巴黎却是一个适于闲逛的地方,是漫游者的家园。而在马德里,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人们喜欢聚在一起聊天。至于他们为什么厌恶语音邮箱,西班牙人认为给人留一通没有应答的电话非常粗鲁,尽管这会造成不便。也许这是对朋友和家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造成的。
其他地区也是一样,文化和历史可能有助于在决定人们会否在公众场合聊天或接电话上。中国人经常保持欢迎打扰的状态,害怕若不然就会丢掉一次商业机会。乌兹别克人只在公众场合极少地使用移动电话,因为警察们可能在听着呢。德国人在别人不遵守规矩,甚至是那些不成文的规矩时,也会变得很具攻击性。1999年,一名德国人由于使用手机不当而在打斗中丧命。
经济学和其他硬性因素同样也会塑造习性。Orange移动业务总理事Olaf Swantee提到,高价手机在比利时没有在英国那样受欢迎,因为比利时运营商长期都拒绝补贴手机,而补贴手机在英国却很广泛。然而,意大利却同时提供低补贴以及许多高端手机。意大利的用户不想在话费上花费太多,却想买一部漂亮的手机。
中国因为其经济和相对宽松的监管而显得很独特。许多消费者使用山寨机。这些山寨机由数以百计的小手机制造厂用台湾联发科提供的芯片和软件组装而成。仿制品很常见,那些山寨机上贴着“Nckia”和“Sumsung”的标签。其他有创造性的工厂则开发特殊手机,比如双卡双待或带有超大扬声器的专为拖拉机上的农民开发的手机。
在世界上最大手机制造商诺基亚从事设计工作的Younghee Jung则表示,在其他地方,自然环境也会决定该使用哪种手机。例如,在炎热的印度,人们很少穿夹克,但他们的衬衫上却有口袋空间可以放手机,因此手机就不能太大。印度妇女将手机放在彩色的袋子里,这与其说是时尚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手机,以便转卖时有个好价钱。而这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Jung女士说道。日本女人将手机放在小袋里,用贴图和丝带装饰手机可和经济因素没半点关系,这反映出她们热切希望将手机个性化。日本的手机补助很高,转卖价格非常低,所以经常能看见下水道里躺着遗失的手机。
在一些国家里,随身带一部以上的手机很正常。日本公认经常带两部手机:一部私人用,一部工作用(这部手机经常关机,这样老板就不能随时都找到他们了)。一名中东小贩在摩托罗拉调研时对他们说:“我有一部手机是工作用,一部手机家庭用,一部手机娱乐用,还有一部手机开车用”。拥有许多部手机经常是用来彰显重要性的。比如,拉丁美洲的经理们喜欢展示他们有多好的联系:一些人甚至有一部专门接听老板电话的手机。
这个例子表明,稍软性的因素可能影响硬件(手机)——甚至是网络——的选择和设计。如果美国的信号覆盖率不完整,那也是因为人们愿意忍受,而且更换运营商是个麻烦。其他地方此理亦同。意大利人要求在滑雪板上都要信号良好,希腊人希望在各个岛屿上、芬兰人希望在不管多遥远的公路隧道里信号都要好。如果信号覆盖率差,用户们就会换运营商。
然而,矛盾的是,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对电磁场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非常担心。欧洲委员会在2007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6%的希腊人和69%的意大利人对电磁场“非常”或“相当”关注,而这一数字在英国为51%,德国为35%,瑞典只有27%。可能因为缺乏可信赖的信息,人们才恐慌;或者可能在一些国家内,当地政客激起人们的恐惧。
不管是什么原因,公众反应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的电话杆经常是伪装的,比如,伪装成汉堡包店的招牌、一棵棕榈树甚至一座著名天主教教堂的十字架。而在摩尔多瓦则相反,这样的杆被认为是丰饶的纪念柱。“我们每次竖起一根电话杆,他们就会举行一次宴会。这将他们联系在一起。”Orange的Swantee先生说道。
尽管数字技术变化很快,对它们的看法变化也是一样快。文化之间的差异将继续并扩大,还是会随着时间而消弭呢?各个公司会想知道,因为在世界不同地区提供不同手机和服务成本更大,而向所有地方供应一样东西成本就少了。
几年前,这些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不是所有人都同意Ito女士称技术总是社会化架构的言论。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James Katz教授争论到,这其中有一种Apparatgeist(德语意为“spirit of the machine”,器灵)在起作用。他表示,对私人通信技术而言,人们的反应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还存在一些小的国家差异。"不考虑文化,当人们与私人通信技术互动时,他们倾向于标准化的基础并被一贯的品味和一致的功能所吸引。"
最近的发展情况似乎支持Katz教授的观点。当Lasén女士几年后返回伦敦、巴黎和马德里时,移动电话使用习惯已经大致和其他城市相同了(尽管西班牙人仍旧拒绝语音邮箱)。然而,Lasén女士表示,器灵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情况:在所有这三个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日益复杂,因此需要移动电话来管理。Ito女士也同意。美国青年如今也是短信狂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变得几乎和日本人一样规矩了。
这一融合趋势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因为行业巨头的利益在此。手机上所带的传感器日益增多。例如,诺基亚的Jung女士就在从事一个开发“动作通用语”(Esperanto of gestures)的项目,这一项目的目的就在于控制这样的环境感应装置。她的团队正在试图找到一种国际通用的动作来让响铃的手机静音。这很棘手:让装置自己观察或者向它嘘声是行不通的。将事物视为生命在东亚可能行得通,但在中东却不行,那儿的宗教教义让这一行为不可接受。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Scott Campbell预测到,从长远来看,大部分国家差异将消失。他发表了数篇有关移动电话使用的论文。但他预计一些持续的差异将归因于经济因素。在穷一些的国家中,用户处理移动电话的方式会不同,原因很简单,他们缺钱,在非洲打电话几乎都是预付费。“振铃”(beeping)这样的行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当打电话的人缺钱时,他们会在响一下之后挂掉,这是他们希望对方能回电话的信号。
少数差异还将在边境附近存在,在诺基亚工作的Kathryn Archibald暗示道。她试图理解世界不同地区的用户。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大部分在非洲和亚洲——仍然需要在设计移动电话时对文化特别考虑(这也是为什么印度一些手机大得像火炬)。“国家内的差异要比国家间的差异大”,她说道。
诺基亚将移动电话用户人群分为几类,而不是分地区的。“简约主义者”(Simplicity seeker)几乎不知道如何开机,他们用手机就是怕万一遇到麻烦时用。而在另一端,“技术领导者们”总是想要最新的手机,如果没有手机,感觉自己残废了一样。“生活魔术师们”(life juggler)需要手机和生活的其他部分协调起来。Archibald女士表示,诺基亚的目标就是为这样的群体提供适合的手机。
但当涉及到内容——通过手机以及安装在手机内的装置提供的服务——时,诺基亚则很注意当地文化。在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里,诺基亚发布了一系列名为“生活工具”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向农民提供的农业信息以及如语言练习的教育服务等。而在很多富裕国家,诺基亚的动作相反,手机捆绑了下载音乐的服务。“我们需要全球运营,但也要与本土相连”,Archibald女士总结道。
所有这些总结出来了一个问题:随着差异小时,人们正在变成器灵的奴隶吗?“由于我们的进化遗留,我们想要不间断地和其他人联系”,Katz先生说道。正如技术让人们可以过量饮食一样,技术现在让人们沟通过度。如果现在这就成一个问题了,想想心灵感应成为可能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并不遥远:英特尔的研究人员们就在研究用脑波控制电脑的方法。电话移植进入大脑也许就在几年后就能实现,那时,德国人再也不会叫这个东西为Handy(手机)了。
作者:佚名
译者: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