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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国——欢迎光临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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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创新发展环境之变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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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创新发展环境之变编辑本段回目录

 编者按

  2010年是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30周年,30年。中关村创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时势造英雄,今天创业却面临成本、机会等高门槛。究竟中关村创新发展卡在哪儿?《中关村周刊》2010年末盘点,将从环境变化、文化变迁、领导者缺失,以及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的方向是什么等方面,来总结中关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建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示范区核心区的发展。

  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始于1980年,截至2010年已走过30年。1978年,陈春先作为我国核聚变专家到美国访问,为硅谷和128公路新技术扩散模式所震撼,于1980年建立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陈春先认为中关村具有跟硅谷类似的智力资源和新技术扩散的基础。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促成了中关村成为中国工业科技园的发端,对于中关村至今发展都不可不说的贡献。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22年了;2009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得批复,中关村的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

  但是,却有许多中关村企业家认为,今天的中关村,缺乏有效的创新。一方面,中关村的发展因地制宜,需要寻找更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路径,不可照搬硅谷模式,因此中关村的发展虽然由硅谷新技术扩散的理念而来,却走了一条中关村特色的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关村迄今为止三代创业者不断探索产学研结合方式,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与科技的结合发展,投入不断增加,产出似乎也在增加,但是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可否认,今天中关村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30年前相距甚远,那么究竟哪些环境变了?企业又该如何做才能做到真正的、持续的创新呢?

  时代之变 只身创业难

  北京市海淀区在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过程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就是“先行先试”,股权激励、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等多项具体措施也在推进中,政府更大力支持中关村科技银行、新型产业化组织这样的新生事物的各种创新,目的就是为了顺应发展大势,将中关村真正变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09年,英国著名IT网站Vnenet评选出全球十大IT中心,中关村位列第六,在相关描述中专门提到联想、百度、微软中国的总部均在此地。

  这段描述引出了一个关于中关村发展的争论,究竟中关村应该支持和鼓励做强做大的企业,还是为创新的幼苗企业提供创业的土壤?两派意见一直存在,且争论已久。从海淀区“十百千工程”和对重大产业专项资金列支等举措可以看出,中关村核心区未来发展将着力于培养一批规模企业,而这也与核心区建设“四个一批”的大方向相吻合,在“四个一批”中“做强做大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都是对企业和品牌的规模与影响力提出的要求。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要形成几家千亿规模的企业,必须要有十几二十几家百亿规模的企业;要形成百亿规模的企业,至少有上百家数十亿规模的企业;要形成数十亿规模的企业,则需要更多上亿规模的企业……而中关村目前已经做起来、脱离3年生死线的企业中,以数千万元规模为主,那么,如何支持这些企业,让他们中不断产生上亿元的规模企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许多走在百万元、千万元规模路上的企业。不同规模企业的排列如同金字塔结构,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底座,才能延伸至塔尖。这样看来,支持大企业发展与鼓励创业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链条上的两端,相辅相成。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都强调他们的成功是拜那个时代所赐,王洪德说:“没有那个时代,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个创业集群的成功。”周明陶说:“真正的创造者和有功者,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是那个大时代。”如果说,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为改革开放大潮所涌动,功成名就;那么,今天的创业者所要面临的环境则要复杂得多——从创业本身来讲已经有经验可循,有制度和环境的保障,要容易一些;但是从整体环境来讲,创业的成本越来越高、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很多企业家认为,今天中关村的环境缺少创业企业生存的土壤和氛围。

  当初万儿八千元就可以在庞大的社会需求中实现创业;今天,创业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使得创业成为门槛很高的事儿。有观点认为,创业者要创业,首先就要能够承受各种成本,否则,即使创业也很难获得成功。中关村既需要不断有创新活力的创业企业加入其中,那么,就必须要有支持创业的环境。当然,于创业者本身而言,今天的创业,对于市场眼光、领导魄力、管理能力等有更高的要求,亦不可冲动盲目。

  关系之变 政企同心难

  官民同心、产学共济、和谐共生的局面,这是第一代创业者对于当时创业环境的一个突出的评价。

  “那个时候想见哪个领导,推门就进去了。”“如果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打个电话,领导就亲自到企业来了”……正如他们认为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英雄一样,二三十前弄潮的创业者亦认为,如果当时海淀区领导没有采取开明的态度,没有对民营科技企业这样的新生事物坚持保护、支持的立场,没有在企业危难时候的设身处地同舟共济,就没有他们的成功,也不会有今天的中关村。

  1988年3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批示,要求制定一个建立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 要求研究、解决好有关政策问题,财政、税收、银行等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开绿灯、减少扯皮”。从政策导向上给予民营科技企业以极大的支持。

  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石定寰曾说过,“我们的近邻韩国,依靠创新使自己的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LG、三星、现代,一大批韩国民族品牌得到了发展。韩国做到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什么做不到?当然这有政策方面的原因,我们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我们可以看出,历来,政府对于创新都采取支持的态度,但是,为什么今天企业却感觉政府遥不可及呢?一方面,是企业数量庞大,区域领导无法像当初那样实现面对面甚至一对一的帮扶,所以,大企业大品牌会获得更多关注;另一方面,环境变化使得今天的区域政府和企业,不可能像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样。虽然政府一直在强调服务职能,“大服务,小政府”的呼声也从未间断,但是,企业的感觉政府是又高又远。

  而政府对于企业的支持,也往往因为缺乏一个专业的平台来对企业进行评估,而导致有些企业认为其中存在不合理性。比如创新基金,是政府对于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支持方式之一,但企业认为,“撒胡椒面”的方式无法使真正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受益,“很多钱就是白砸了”。据此,中关村某科技园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假设现在政府将支持一个企业20万元,改为200万元,那么相当于少支持了9家企业,你知道这9家企业里是不是有漏掉的‘潜力股’?而且政府一次投入200万元支持企业的风险也很大。企业有企业的需求,政府有政府的难处,需要相互理解。”

  那么,如何架设起政企之间沟通的桥梁,协会等中介组织被寄予厚望。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体制下,一些协会如何改善只做表面文章、走走形式的做法,切实能够为政企之间有效沟通并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之变 产学共济难

  原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高级经济师赵慕兰曾撰文指出,“在中关村没有像硅谷那样的半导体产业集聚,没有像意大利的瓷砖产业集聚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中关村的产业是什么?是技术的辐射和产业的孵化。中关村那么多大学,国家重要的硕士培养点、博士培养点,中关村都有。中关村有重要的开放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中关村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当任何一个科技源头要推向市场的时候,第一脚就会迈进中关村,第一个在市场上的实践可能就是在中关村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个技术源头彼此之间是不可能形成产业链的,但它们是一个一个强大的辐射源,每一个技术源头的辐射对象不仅是北京,而且是全国。”

  赵慕兰的这番话明确了中关村技术辐射的特点,而这点也印证了当初陈春先新技术扩散的理念。但是,我们从另一层面来看,中关村在产业聚集方面仍有不足。

  有企业表示,“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自主创新很多,真正成功的案例不是很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浮躁的文化和商业氛围,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这种文化,导致做企业的浮躁,搞研究的也浮躁。有民营科技研究专家指出,正是因为这种浮躁的氛围,使得今天的产学研实现有效结合比较难,因为合作的各方都利益过重。双方一旦陷入利益的博弈,就会导致对接困难。中国民协秘书长陈庆振也表示,今天产学研结合之难,难在人脑。技术持有者太在乎控制权和利润分配。陈庆振认为,“不要看百分数,要看绝对值。”产学研结合的利益各方,目标应该是共同做大一个市场。

  浮躁的氛围很难实现真正有价值的创新,这也是中关村存在创新难的原因之一。中科院动力研究所研究院范良藻说:“中科院要重视基础研究,企业同样要重视基础研究。”他举例说,150年前,英国开尔文男爵就发现了磁致电阻效应,但由于变化量很少,最大不到2%,所以一直未受关注。直到1988年德国科学家格林贝格尔和法国科学家费尔用分子束外延技术,将铁磁材料和非磁性材料相间制备成纳米级薄膜三明治和纳米多层薄膜三明治,把磁致电阻一下提高到6% 和60%,引起科技界巨大惊喜。而IBM科学家帕金和他的研究小组放弃了费时又昂贵的分子束外延制备纳米薄膜方案,改用精度不高却方便易行的真空阴极喷镀薄膜的方法,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规模生产的方案,并于1997年推出了第一台生产设备。从而使科学家从有所发现,迅速转变成有所发明,把科技成果直接转化成生产力。”

  2010年,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30周年,中国民协组织“中关村创业文化座谈会”。在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看来,爱国的情怀和回报社会的价值观是中关村创业文化的核心。今天,在浮躁、功利的文化氛围之中,企业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创新,而不是搏出位的噱头。

  规则之变 企业长大难

  且不说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发展要示范什么,克服和解决现实问题更为重要,原四通总裁、华志泰欧企业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总裁、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朱希铎说:“我们重点不是要谈论让中关村如何出现20个‘联想’,而是要分析为什么出不了第二个‘联想’。”

  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简称“十八条”)以及其优惠政策,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此后多年,中关村一直奉行“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再加上孵化器的建立,对于创业企业给予了很大的激励。

  2008年,新的高新认定办法,改普惠政策为支持那些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从出发点来看,是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有利于支持那些真正需要支持且有创新价值的企业,但是,新办法实施一年之后,企业却渐渐对此热情不高。一方面有些企业认为,获得认证之后所获得的税收优惠力度不大,而为了适应认定本身所做的调整会产生一部分内耗,因此高新认定对企业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认可和企业实力的旁证;而初创企业因无缘高新认定,在已经居高不下的创业成本之外,无形当中运营成本进一步增加。

  众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都在抱怨:“有谁关心中小企业?我们全靠自己,活得最艰难。和大企业相比,民营科技中小企业能够获得的资源是很有限的。” “员工是弱者,企业是强者,可是,中小企业却是企业中的弱者。”“我们解决了大量就业,金融危机中‘不裁员、不减薪’,但是,民营科技企业却只能靠自己,而得不到任何支持。”已经步入发展期的企业,以过来的经验建议,政策应该分层,在高新认定政策之外,理应有专门针对幼苗期企业的政策,都等企业发展起来了,政府的支持是锦上添花;唯有雪中送炭,才可能支持更多初创企业走过最艰难的日子。

  另外,一些法律法规,也被企业认为不尽适合高科技企业。因此,《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成为万众的期待。2001年1月1日实行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一些突破性的条文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发展上的一些政策和法规的束缚;10年之后的2011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是否会为企业带来新的惊喜呢?

  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关村“1+6”的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系列先行先试改革政策,将于2011年初正式实施。

  “1”——要搭建首都创新资源服务平台。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领导机制下,搭建一个由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共同组建的工作平台,进一步整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央企业、高科技企业等创新资源,采取特事特办、一条龙服务,落实国务院同意的各项先行先试改革政策。

  “6”——支持在中关村深化实施先行先试改革的6条政策。推进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权改革,中央级事业单位处置科技成果,价值在800万元以下的,可由本单位自主处置,同时抓紧研究制订处置收入的管理使用办法;开展完善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对中关村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权形式奖励个人的,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中央有关部门会同北京市研究制订股权激励试点方案审批细则,明确审批主体、审批程序等;原则同意在中关村开展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改革试点,在科研和产业化项目招标、立项等环节中,加大对中关村园区内企业的支持力度,开展科研项目经费后补助等试点;在中关村代办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工作基础上,加快推进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在中关村先行开展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

  此外,国务院有关部门已于近日下发了支持中关村创新创业的3项税收政策,包括科技人员股权激励、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等。

  至此,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改革首次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我们期待即将到来的2011年,示范区以及示范区核心区将会呈现出一番新的面貌。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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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关村创新发展环境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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