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雾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新闻周刊201148期封面 
2月3日，北京西五环高家堡以北晓月苑8里，高架桥的一部分被大雾所掩盖。摄影/ 王建国 
王一坤所拍摄的北京朝阳区CBD 核心区到中国传媒大学一带的空气质量。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朱彤认为：在特定的气象条件下，周边地区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率高达30%-60%。摄影/ 孙晓曦 京城雾扰
雾霾，雾霾！在2011年的第N场大雾里穿行，北京空气的能见度很低；在各种通讯和互联网技术里穿行，虚拟世界的能见度很高。戴着“猪鼻子一样的”防护口罩，人们知道国际的空气质量标准有对细颗粒物PM2.5含量的要求；亲自测试自家汽车的尾气排放，人们明白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污染来源的一部分。网民的调侃不仅是对自己无奈和焦虑的消解，也促进了“官民互动”式的决策过程；环保专家的专业意见正在促成跨区域的联动措施。
就在这个2011年的岁末，在北京的雾霾里，每一个人都是恶劣空气的受害者，也都是环境保护的参与者。随着“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未来五年北京市将采取有力措施，综合治理空气质量，并执行更加国际化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人们有理由期待首都的蓝天更美好。
12月5日，北京成为雾都
这一天，北京雾茫茫
本刊记者/陈薇 赵杰 文/李媛
12月5日一早，家住京城北部的张凌(化名)刚打开广播，就听到这样一句话：今天可以说是“朦朦胧胧，跌跌撞撞，忙忙碌碌”。
这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间节目，主持人王佳一和顾峰整个早晨都在感慨，大雾对本来就繁忙的周一早高峰交通造成的影响：数条高速路和六环全线封闭，警方增添警力，并启动了紧急畅行方案。
除非是“特别特别需要出门”的人，就别出来了，一位主持人说道；这种天气，对身体也不好，另一位补充。
张凌不幸属于“特别特别需要出门”的人。她刚刚休完年假，必须要上班。她将车开到路上时，发现大多数车都亮起了雾灯，自觉放慢了车速。
报纸编辑于平也不得不出门送儿子去幼儿园。鉴于对空气质量的担忧，他给儿子戴上了口罩，并对不得不在这种大雾天让孩子暴露于室外耿耿于怀。
早上七点前往国贸上班的女孩王诗雨则“特别痛苦”，她需骑15分钟自行车才能到地铁站，这段时间“基本看不清前面的路，只看到天是灰的”，没有戴口罩，她只好下意识地用围巾挡着嘴。
不蓝的天有多少
过去两个月来，有关空气质量的话题就不断搅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
10月底，著名地产商潘石屹开始在微博上质疑，北京市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与北京的实际空气质量存在差距。潘的微博共有近800万名粉丝，他的声音很快被转发了近5000次，评论达1579条，并迅速引起媒体的关注。
这个新闻也激发起了海外记者，尤其是海外新闻社驻北京记者的认同感。洛杉矶时报的记者Elisabeth Rosenthal很罕有地在新闻最后写到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北京一直在和哮喘、支气管炎和肺炎作斗争，他离开北京后，所有问题都消失了。
寻根究底，公众发现，有一项名为PM2.5的数据，在世界各国的空气监测数据中存在，而在北京气象局的数据中却没有。
整整两个月，全国媒体都在讨论这个数据是否应纳入空气质量监测报告中。但在讨论尚没有明确结论的时候，北京便不适时地进入了大雾时节。
王一坤就是这时将他的摄影工作室搬入了北京东六环朝阳路边一个小区的顶楼。工作室阳台三面都是玻璃，天气好的时候，站在阳台上，王一坤一眼就能望到西边的CBD：最高的楼是国贸，旁边矮得有点歪的是中央电视台，大烟囱左边更矮一点的是华茂，旁边一高一矮的是建外SOHO，再往左边像个火箭一样冲出来的是北京电视台……
11月22日，刚好入驻工作室一个星期，王一坤站在阳台上拍了一张CBD的照片。那天天气不好，照片有点灰，北京市气象局的监测数据报告也显示：轻度污染。他听说过有人专门拍摄北京的蓝天，便突然好奇：那不蓝的天有多少？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开始了连续拍摄，坚持几天后，就有了吃惊的发现：拍到第四天，才碰到第一个晴天，拍到第十天，才碰到第二个晴天，拍了两个礼拜后，才碰到三个晴天。
直到12月5日。这天上班，他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公交车开得很慢，红绿灯到眼前才能看到。到了工作室，他按照惯例，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举起相机——只有一片灰黄，而且，相机居然无法自动对焦。
他就这样拍下了一张什么也看不到的照片。他说，他无法区分究竟是雾、污染，或者别的什么，他只能感受到“非常不舒服”，“天气的烂首先是一种感官上的烂”。
“连无线网也堵了”
直到早上九点，北京南部地区依然大雾弥漫。
气象台公开信息显示，当时北京市能见度平均不足一公里，南苑机场只有300米，所有在该机场起落的航班均已取消。
《一路畅通》请来了专家解释这场大雾的形成。“其实，大雾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由地面而升。”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化安在电台中说，大雾的形成需要降温和湿度两个条件，12月2日，北京降下了本年度冬季第一场雪，雪后无风，空气中保持了较高的湿度。更早一些时候，从11月29日起，河北省便一直被大雾笼罩，共有一次黄色预警，9次橙色预警和3次红色预警，周边地区雾气沉重也直接对北京产生影响。
事实上，从气象条件来说，11月底12月初时节，历来是北京易形成大雾的时间，只不过，大雾天气似乎正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2002年12月1日至18日，北京共出现八次大雾，其中有连续四天能见度不足1公里。当时的报道称：历史上北京全年平均出现大雾的天数在17至35天，2002年12月如此频繁的大雾天气为历史罕见。
2004年的同一时期，华北地区出现大范围雾区，北京亦未能幸免，先后两次降雾，第二次持续了三日之久。中央气象台也在这一年首次对北京大雾发布黄色警报，民航空管部门甚至启动了当时国内最为先进的二类盲降系统，辅助航班降落。
三年后，2007年的大雾于10月底提前到达。10月26日，自开始使用气象预警后，北京首次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发布大雾橙色预警，雾气最重时，北京南部地区的能见度只有50米。
北京奥运之后的2009年11月22日至12月2日，北京连续11天出现大雾和轻雾天气，比历史同期多出5天，也是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雾气最重的雾天，北京东南部地区雾气最重时，能见度不超过20米。
时间到了2011年。
在王一坤拍摄的照片中，自11月22日至12月4日，北京已有10天属于灰蒙蒙的，其中，气象数据为“轻度污染”的有6天。
事实上，12月5日时，这场雾气已接近尾声。据气象局的信息，大雾从12月4日下午三点钟开始，从北京市东边到南边陆续生成，至傍晚五时至夜里十时，达到浓度最高，导致首都机场多次航班延误，影响一直持续到12月5日。
在首都机场工作的安静(化名)形容，从12月4日下午起，大雾覆盖了三条跑道，导致多次航班延误。12月5日早上，尽管首都机场的能见度已经能够满足飞机起降要求，但由于前一天延误航班过多，状况依然紧张，地面服务人员人手不够，连机关工作人员都被调去支援。
情况很糟，她说。她不断听到有人质问航空公司为什么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人说，我三四点就起来赶早班飞机，从昨晚到现在还没合过眼；旁边便有人接话说，我是昨天的飞机，到现在还没走呢。
作家杨恒均就在滞留人士之中。他本想上网打发时间，结果“连无线网也堵了”。原定下午三点起飞，杨恒均折腾到深夜十点才登机。
更早一些时间，12月4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也在从杭州回北京的航班上等了三个小时。这位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工程与环境委员会委员，“在飞机上坐了三个半小时，北京不给起飞信号”。当天傍晚，他的同事返京时，航班干脆被取消了，只好在机场住了一晚。
据统计，受此次大雾天气影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进出港合计取消航班236架次，仅3号航站楼的国内航班改签旅客人数就突破了15000人次。
9位大夫一天看500人
医院也在“堵”。
12月5日这天，中国民航总医院呼吸内科的接待量，比平时多了30%。一些住院病人的病情突然加重，连科里的3位护士也一齐中了急性支气管炎的招。呼吸内科主任钱效森有位37岁的病人，也在这几天犯了发作性哮喘，“她本来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平时不发病的，只有雾霾天、花粉过敏或异味才会犯。”
内科门诊量也有所增加。12月5日，内科9位大夫一共接待了500余名病人，是平常的两三倍。
作为呼吸科医生，钱效森一直关注北京市空气质量问题。他的实际经验是，直径超过5微米的颗粒物进不了呼吸道就直接在嗓子和大气道沉积了，然后可以随分泌物排出体外，但真正对人气呼吸道产生影响并致病的，是直径小于5微米甚至是2.5微米的颗粒物。
这也是他们实际治疗中的做法：用雾化器治疗呼吸道疾病时，如果病灶在嗓子，雾化颗粒就设在5微米以上；若是治疗支气管炎，则必须要雾化出2.5微米的药滴颗粒才能有效。
没有去医院的市民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王诗雨在大雾第一天骑车时“被空气呛着”后，立马和同事上网团购口罩，型号是3M的N95，因为“传说这个可以挡住PM2.5”。这种口罩的价格为每个6元钱，使用寿命最长为一周。王诗雨一次性买了一个月的用量：五个。
“我们看到网上有文章说在这样的天气中待一天，相当于抽了50支烟，”王诗雨说，这样的分析让她有些担心。
郝吉明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吸烟有害成分比较高，对两者对身体的危害我没做过对比。”同时，他表示戴口罩对于阻挡PM2.5基本起不到作用，因为这种颗粒过细，只要是戴上还能够呼气的，就不能有效地阻止。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如此，也聊胜于无。
据报道，淘宝商城一商户仅12月4日就卖出3万多个口罩，比前两周平均销量翻了3倍，其中有两万多个是被北京地区用户买走的。也有买家公开抱怨，北京的口罩卖家比上海卖家贵，但上海卖家的客服忙得来不及回复，绝不讲价，“牛气无比”。
大雾也对空气净化器的销售量增长贡献了力量。
远大空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此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雾霾天气中，该公司在北京的网店销售业绩达到了近50倍的增长，政府采购和地产合作的订单也明显增多。“每年空气净化设备的销量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增幅比例，预计今年销量是去年的2倍。”
新七天电器网上的空气净化器销量，也一直占据生活家电销售的前三甲，平日只有20-30台的订单量，在12月4日北京大雾天气加重后，订单量达到150单左右。
这种产品的销售并不是突然增长的。据尚普咨询发布的《2010年中国空气净化器市场分析调研报告》，“十一五”期间，我国空气净化器销售额年均增速高达27%，预计未来5年，我国空气净化器产业将继续保持30%的速度高速增长。
北京亚都室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兼CEO文辉则更加乐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判断中国的污染在20年后达到峰值，然后才会开始下降，“这个曲线要走二十年”。而由于目前政府尚未平衡好环境与发展关系，“较差的空气质量和生存环境会持续一段时间”。
作为空气净化器的使用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现身说法。大雾过后的12月6日，他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他清洁使用了10天的空气净化器芯片的水，漆黑如墨。尽管有人质疑，其中的颜色并非来自空气中灰尘，而很可能是灰尘被净化器碳化所致，不足以证明空气的实际“脏度”，但这条微博被还是被转发了两万五千余次。
自救行动
送儿子去幼儿园的于平也戴着口罩。从去年秋冬季起，他就开始了戴口罩的习惯，并一直保持下来。今年夏天，他又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由于长期上夜班，体质下降，他格外注意环境安全，不希望像别人一样，“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但是肺很脏”。
更多时候，于平根本不看各种监测数据，就站在窗户前面，靠看家对面的建筑物来判断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烟雾缭绕，好的时候，轮廊清晰。“把生存智慧都逼出来了。”
出于对儿子健康的担心，11月底，于平开始向北京市环保局提出PM2.5监测数据的信息公开申请，不料被拒绝，理由是“PM2.5尚未列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无法进行空气质量状况评价”。
他又找到幼儿园，希望在类似的恶劣天气下减少户外活动。幼儿园园长表示理解，但很为难。她说，幼儿园每天的户外活动，教育局要考核、抽查，不达标就会挨批，说没有达到北京市教委“阳光体育”的要求。
于平不得不独自坚持保护儿子的健康。每天放学时，如果当天天气不好，他便不允许儿子留在校园门口玩耍。时间长了，儿子下课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天气好吗？”
或许是亲身经历了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种种难处，在12月4日，他看见北京市卫生局主动发布的“雾天健康叮咛”时，备感激动与惊讶。
一天后，市卫生局又勤快地连发三条“说说口罩那点事”，细致到叮嘱市民，“口罩要看好里外，不戴时，您别挂在脖子上，要及时摘下来，把接触嘴的一面叠在里面。”
拍了12月5日的一片雾色后，摄影师王一坤数了数，他已经拍了相同景别的照片14张。将照片对比拼接，加上拍摄日期、时间、环保局数据、自己工作室的水印，选在下午三点发布。
题目是合作伙伴定的：“这两周北京的天气有多糟”。王一坤说，将照片拼接起来后，他自己也很震撼，“不是被画面效果震撼，是被我生活的环境所震撼。我心里有感觉北京环境有些差，但我不知道它差到什么地步。”
行动的不只于平一人。
作家郑渊洁发起了一个投票，请在京博友评价每天北京空气质量。宣传语写着：“少开车，绿色出行，减排低碳，从我做起。消灭灰霾。”
在一批父母的持续行动下，12月7日，北京市教委终于表示，学校有自主权在室内上体育课或调课，缺少的体育课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再补上。于平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不必担心儿子要在雾霾天气里去室外活动了
同一天，新闻报道，广受关注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于12月6日零时截止，基本监控项目将增设PM2.5数值，然而，新标准拟全面实施的时间，在5年之后的2016年。 ★
北京市清洁空气计划
2011-2015年期间北京市将重点采取五大举措，控制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
举措之一：实施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将城六区建设为基本无燃煤区。工程包括：建设四大燃气热电中心，替代国华、京能石景山、大唐高井燃煤机组；实施城六区20吨以上及分散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完成城市核心区剩余平房、简易楼采暖清洁能源改造。
举措之二：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污染治理。继续淘汰老旧车辆，研究建立老旧机动车更新淘汰长效机制。力争淘汰全部“黄标车”及其他高排放老旧机动车共40万辆。不断提高新车排放标准，力争在2012年对本市新增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车实施国Ⅴ排放标准，并配套供应相应标准的车用燃油。至2015年，北京轨道交通也将达660公里，大力缓解北京的交通状况。
举措之三： 退出一批高污染企业和落后工艺。“十二五”期间，将重点退出4家水泥生产企业；调整搬迁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东方化工厂、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基本退出五环路以内混凝土搅拌站和水泥构件厂。逐步退出沥青防水卷材、冲天炉铸造等高污染落后生产工艺和土砂石开采、平板玻璃等污染行业。关停一批规模以下化工等污染企业。
举措之四：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在建材行业开展物料储运系统密闭化改造，控制粉尘污染；在石油化工、化学品制造、汽车制造、家具生产、工业涂装和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专项治理；开展水泥窑及远郊区新城集中供热锅炉烟气脱硝污染治理。工业企业全面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举措之五：开展扬尘污染综合治理。通过在建设工地开展高效车轮清洗技术示范和推广，开展渣土运输车辆密闭新工艺改装，等措施，加强施工扬尘源头控制。通过进一步提高道路清扫保洁水平，遏制道路交通扬尘。通过生态修复和建设，控制裸地扬尘。推进扬尘污染控制区建设。 ★
京城雾霾探源
机动车尾气对北京城区PM2.5浓度的“贡献率”在25%-30%之间，开车属个人行为，治理难度更大。周边地区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率”高达30%-60%，治污染需要跨区域联动
本刊记者/钱炜
今年入冬以来，频频出现的雾霾天气，骤然提高了人们对北京空气质量问题的焦虑。
“按照北京现在的排放水平，如果遇到持续三天的大雾，空气质量就会不达标，持续五天，就会发生重度污染。”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郝吉明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研究北京空气污染的郝吉明，也是目前环保部正在修订的《空气质量标准》新方案的定稿人。
大雾背后，是大气的“逆温现象”在作祟。实际上，不仅仅是雾天，只要是无风的静稳天气，北京的空气质量就会恶化。在正常情况下，大气层上冷下热，由于热胀冷缩，冷的大气层要比热的大气层重。“头重脚轻”的空气容易发生垂直对流，靠近地面的污染物就随着对流的空气扩散到高处而被稀释。但有时，大气层变得下冷上热，这就称为“逆温”。逆温的空气“头轻脚重”，非常稳定，垂直对流无法发生，污染物则难以扩散。
在逆温时，靠近地面的大气中水蒸汽易凝结成雾，因此，逆温天常有雾发生，而大雾又导致空气污染加重，形成雾与霾的混合体。因此，雾本身没有原罪，雾并不代表着脏的空气。真正可恶的是霾，也就是那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大大小小的颗粒物。根据大小的不同，这些小粒子被分为PM10和PM2.5——分别代表动力学直径小于10微米和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从定义可以看出，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
在人口密集、排放量大的城市，雾与霾往往是亲密的一对，难以区分。在中国，雾霾天已成为东部城市空气污染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机动车排放的细颗粒最易吸入体内
在现有的空气质量报告中，PM10一直是北京大气中的首要污染物，而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其中占70%的PM2.5，这个比例高过了世界平均50%的水平。随着雾霾天气频繁地袭来，PM2.5也迅速从专业领域进入公众视野，12月13日它入选了新华社最新出炉的年度热词。
出于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关心，北京市民马力拿着移动PM2.5监测设备测过自家车尾气中PM2.5的含量。当时周围大气环境浓度是36微克/立方米，被测的是一辆欧Ⅲ排放标准的马自达2.0轿车。在汽车处于怠速状态10分钟时，排气管附近PM2.5的平均浓度是214微克/立方米，而在空挡踩油门、发动机转速达到2500转时，马力吃惊地发现，这一数值竟在瞬间达到了1095微克/立方米！
“如果是在比较通畅的道路上正常行驶，汽车排放的PM2.5不会这么高。但在怠速、突然加速或减速的时候，汽车的排放量会高很多。这就是说，交通拥堵会带来更多的PM2.5。”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解释说，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往往以一种类型为主，要么是煤烟型，要么是由汽车尾气所造成，而北京却很难说哪一种污染占绝对优势，属于机动车与燃煤复合污染。
通常，PM2.5有三大来源：工业生产、燃煤和机动车。北京从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其中，工业污染的治理力度空前大，位于CBD附近的北京焦化厂与京西地区的首钢相继搬迁，使北京城区已经几乎不存在大的工业污染源。
但在燃煤的控制上，效果却并不如意。近10年以来，北京的燃煤总量一直保持在3000万吨上下，不增不减。对此，郝吉明解释说，“虽然五环路以内所有的锅炉都不烧煤了，但北京城区却一直在扩张，整个供暖面积在不断扩大，这是燃煤总量上不去也下不来的原因。‘十二五’期间，北京市打算使年燃煤总量从3000万吨削减到2000万吨，但是考虑到经济仍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非常大。”
机动车排放控制，则面临更大压力：2008年，北京市有350万辆机动车，到今年，已突破500万辆。“尽管有限行措施，目前每天北京上路的机动车仍有200多万辆，再加上拥堵日益严重，机动车尾气成了PM2.5的重要来源。”贺克斌说。
机动车排放的几乎全是细颗粒，主要为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这些颗粒物在空气中和其他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二次颗粒物，造成二次污染。据贺克斌估算，机动车尾气对北京城区PM2.5浓度的“贡献率”在25%～30%之间。
“这个比例看起来不是很高，但机动车的排放在离地面半米距离内，也就是在人的呼吸带范围内，因此与人体健康有更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比例还处于上升趋势。”贺克斌说。
“北京从1999年开始的空气污染治理行动，在刚开始时效果显著，未来治理的难度则越来越大，成效恐怕不会那么明显。”贺克斌坦承，原因很简单，控制大的工业污染源相对容易，而一旦涉及到个人的行为，就难以监管。
尽管如此，机动车造成的污染也并非不能解决。美国纽约有800万辆机动车，比北京还多，但是中心城区曼哈顿的车辆密度没有北京这么高，空气质量也比北京好。很多在曼哈顿上班的人们，先是开车到公交地铁站，把车停在旁边的停车场，再换乘公共交通去上班。很少有人会把车开到自己办公室的楼下，这样的出行习惯跟北京就有很大不同。但北京面临的问题是，公共交通系统还不够发达，公交与地铁的衔接也不是很方便，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环保部门本身的能力。
贺克斌的团队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如果给北京一天之内的PM2.5浓度画一条曲线，那么在夜里3点左右，这个按理说污染最低的时候，这条曲线却出现了一个峰值。通过研究，他们才发现，这是过境车辆，尤其是轻型、重型柴油车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
北京在全国率先实行了汽油车“国IV”的排放标准，而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汽油车还是“国III”标准。更要命的是柴油车，贺克斌说，由于符合排放标准的柴油迟迟不能供应，导致柴油车的“国Ⅳ”标准一直不能实施。相比之下，欧洲已经开始实施欧Ⅵ标准。此外，汽油的含硫量也一直没有降下去，对二氧化硫的减排也带来困难。贺克斌说，油品问题是控制机动车排放的老大难，但这涉及到石油行业的其他问题，已远非环保部门所能控制。
保定的PM2.5一天就飘到北京
2005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朱彤担任了一个科研项目的技术组组长。这个题为“北京与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物输送、转化及北京市空气质量目标研究”的项目不仅名称特别长，而且操作上也是大手笔。当时，整个北京乃至华北地区都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巨大的实验场，课题组甚至动用了直升飞机，在从天津飞到北京的空中采集样本，一路追踪污染物在大气中的扩散途径。朱彤回忆说，“这样规模的研究如今已经难以复制。”
飞机掠过的华北平原，在发展上有着明显的不平衡。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处于落后的中小型工业城市的层层包围之中，它周边的许多地区终日笼罩着烟尘。以河北保定为例，这个位于北京以南约150公里的地级市，其辖区内有众多的钢铁、水泥、化纤、发电等工业设施。当南风吹起时，保定地区大气中的PM2.5随着气流一天之后就可到达北京上空。
与PM10相比，PM2.5由于体积小得多，因而可以在空气中飘浮数周，更善于“漫游”到远方。朱彤去年5月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卫星观测显示，亚洲排放的尘埃可以在两三周内越过太平洋落在美国的土地上。”
经过3年的研究，朱彤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在特定的气象条件下，周边地区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率高达30%～60%。正是基于这一结论，2008年奥运会期间，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采取了华北五省(市)区域空气污染联动控制措施。
“如果今天的空气污染数值较高，那不用看天气预报就可以知道，八成又起南风了。”朱彤说，专家们曾做过计算，一年之中，北京平均有20%的天气条件都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地形也是造成这一种局面的重要因素。由于北京的“簸箕”状地形——三面环山，只有南面一马平川，并聚集较多的工业区。因此，当南风吹起时，“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南风”，南部地区的污染物都将随着气流到达北京，并累积在北部的山前，不易扩散出去。也由于这个原因，北京市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也长期比北部差。
由于北京本地一直在采取较严格的减排措施，周边地区对北京空气污染的影响就愈加凸显。这从北京夏冬两季的空气质量差别就能看出：一年中，北京冬季的空气质量要比夏季差一些，但北京本地的污染源情况并没有随季节有太大变化。实际上，北京五环以内的锅炉都改成了天然气，但是五环以外乃至整个华北平原，冬季供暖仍以燃煤为主，而且大多数没有安装除尘过滤装置。这些锅炉产生的细颗粒物，终日像不散的游魂一样，飘荡在整个华北平原的上空，直接影响到北京的空气质量。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任阵海经过研究就发现，山西省的大气污染会越过太行山脉影响到北京。尽管如此，要想采取跨省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会牵涉到多方利益，所以并非易事。为此，中外科学家联合开展了朱彤所参与的那个大型实验项目，以便用更严谨的科学结论来说服高层下决心，并最终在奥运会前启动了由山西、山东、河北、内蒙古和天津这五个省(市、区)共同参与的空气污染治理区域联动。
“实际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都采取了控制大气污染的区域联合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这些经验出发，国家将在区域联动方面建立长效机制。”贺克斌透露说，以PM2.5为目标，一个“三区九群”的区域联动方案将于明年6月出台。其中，“三区”指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九群”指辽宁中部城市群、山东半岛、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陕西关中、山西中北部和乌鲁木齐城市群。但“三区九群”合作的紧密程度，可能很难达到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那样的力度。 ★
追问天之“蓝”
由于标准的宽松，中国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长期与公众观感有一定差距。此次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则是环保部门为消除这种差距做出的努力。然而标准的修改，是否能带来空气质量的改变，还需拭目以待
本刊记者/钱炜
面对糟糕的空气，而非院士落选，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终于忍无可忍了。
12月5日，他发了一篇名为《可怕的空气污染》的博客，并在文中说明，他早在今年2月的一次雾霾天之后就写好此文，但没有当即发表。
当本月初再次遭遇连续6天的雾霾天气后，有慢性咽炎的他觉得喉咙非常难受，并“感到不安和愤怒”，“过去两年，不止一次地有朋友问我：你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总是回复：最不开心、也是常常痛苦的唯一事情就是空气污染。”
他问身边的朋友们，大家都说奥运会后北京的空气质量一年不如一年，但环保局称北京的蓝天数仍在逐年增加。于是他发问：“难道是大家的切身感觉都错了？还是北京蓝天的标准在逐年降低？”
被定义的“蓝天”
“蓝天”这个词，在环保部门的借用之下，几乎脱离了它的本义。它在行业内指的是“达到空气质量国家二级标准以上的天”。换句话说，即使是下雨、多云、有雾的天气，只要空气质量达标，在环保局的语境里，都算作是“蓝天”。
“蓝天”的这一定义被大众所接受，要追溯到1998年。北京空气质量之恶劣，曾在那一年达到一个顶峰——全年只有100个“蓝天”。施一公还记得，那年夏天他正好从美国回京访问，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竟发现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一片灰霾中忽隐忽现，看不清楚。
由于第二年就是新中国成立50年周年，这样糟糕的空气，显然不利于天安门广场上庆典活动的举行。于是，1999年，北京市发起“向空气污染宣战”的“蓝天计划”。尽管10多年的治理，使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改观，但“蓝天不蓝”，已经是人们的一个直观感受，即使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天空也常常是灰蒙蒙的。根据环保部的数据，与1960年代相比，今天中国东部城市的大气能见度已普遍下降了7公里～15公里。
能见度是一个气象术语，并不属于空气质量标准的范畴，但能见度与空气质量的好坏、尤其与PM2.5浓度密切相关。“我们曾用统计学的方法计算过，PM2.5与能见度的相关性，要比PM10与能见度的相关性大得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
由于中国长期执行较为宽松的空气质量标准，并且没有将PM2.5纳入到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去，因此，所谓“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蓝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蓝天。
中国的标准有多宽松？可对比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空气质量准则》。以PM10为例，中国的二级标准年均值为100微克/立方米。而WHO在这一指标上的指导值是20微克/立方米。对于发展中国家，WHO还设了三个过渡阶段的目标值，其中第一阶段PM10的年均浓度为70微克/立方米，而中国的“蓝天”标准依然没有达到WHO设定的这一最低水平。
中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于1982年制定，经历过1996年和2000年的两次修订。其中，在2000年的修订中取消了氮氧化物，提高二氧化氮与臭氧的标准，其中，二氧化氮的年均值由原来的40微克/立方米，提高到了80微克/立方米。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郝吉明透露，当时对这一标准“放水”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申办奥运会——因为北京的二氧化氮浓度一直无法达标。根据北京环保局发布的《2008年北京环境状况公报》，在治理力度空前绝后的2008年，北京的二氧化氮年均浓度达49微克/立方米，依然超过旧标准，但正好达到修订后的新标准。
PM2.5与健康
有一对“龙凤胎”子女的施一公担心，北京糟糕的空气会影响孩子们的健康和发育。作为研究生命的科学家，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PM2.5纳入到空气质量标准的国家。起初，他们的PM2.5标准为年均值浓度1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为65微克/立方米，但很快就收紧了标准，将日平均值提高到35微克/立方米。
美国的决策，建立在“哈佛六城市研究”的基础上。从1972年开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美国东北部6个城市的大气细颗粒物浓度及当地的9000多位居民的健康状况展开监测与研究，结果发现，颗粒物的浓度与死亡率呈线性正比，而大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及相关组合与死亡率没有很好的相关性。
由于监测时间长达15年，至今在该领域尚无新的研究能超越“哈佛六城市研究”的准确性与影响力。此后美国癌症学会和欧洲的类似研究也均显示，即使在9～11微克/立方米这样低的浓度时，仍能观察到PM2.5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而WHO2005年版的《空气质量准则》则指出，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35微克/立方米时，比10微克/立方米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
从研究大气污染出发，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朱彤意识到，PM2.5对人体健康有着复杂的影响，因此，在奥运会以后，他主动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然而，包括他在内的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却发现，PM2.5对中国人的健康影响，似乎并没有国外学者的结论里描述的那样显著。
在去年的一项对珠三角地区的研究结论就显示，当地大气中颗粒物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人群总死亡率增加了约0.38%，这个数字要比国外低。
在没有更多研究的前提下，将此归结为中国人的耐受性更强是武断的。不过，2011年7月，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人员将吸烟与PM2.5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吸烟的健康影响是一条向上的抛物线，在抛物线的上升阶段，每多吸一盒烟，会对人体健康会产生很大危害，而到了抛物线的上部，多吸一盒烟的危害，要比初始阶段小很多。而PM2.5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与此类似。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PM2.5不那么敏感。因为中国与国外的PM2.5浓度处于不同水平，这就类似于，他们处在抛物线的上升阶段，而我们已经是抛物线的顶部。”朱彤说。
朱彤最近在研究PM2.5中黑碳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是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热点。由于黑碳是化石能源不完全燃烧的产物，并对全球气候变暖也有影响，因此无论是对治理大气污染还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有重要意义。
欧盟经济委员会今年刚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研究将黑碳从PM2.5中单拎出来，作为一个新的空气质量指标的可行性。对此，朱彤说，从PM2.5到黑碳，中国从没有真正搞清这些污染物究竟对国人有何种健康影响，却一直在盲目地接受国外的环保标准。
老话题，新举动
公众对PM2.5的普遍关注，是由今冬以来北京的几场雾霾天气引发的。但实际上，早在2007、2008年左右，国内的环保专家们就已经开始讨论要不要将PM2.5纳入到空气质量标准中去。当时，距离美国真正开始实行PM2.5标准也不过两年。美国虽然于1997年就将PM2.5纳入到了国家标准，但实际上到2005年才真正生效。对比之下，中国环保部的新标准将于4年之后的2016年实行，似乎也并不能算拖延。
对PM2.5标准的讨论意见分为两大派：主张将PM2.5放进标准的“主战派”和支持收紧PM10标准的“温和派”。后一派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中国的PM10里面有超过一半都是PM2.5，那么只需提高PM10的标准，就能对PM2.5起到约束作用。
就在专家们将PM2.5放进去又拿出来，举棋不定争论激烈时，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使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北京的空气质量上来。一些外国长跑运动员声称，北京糟糕的空气会对他们的呼吸系统有不良影响，有人甚至要退出比赛。
PM2.5与臭氧在中国空气质量强制标准里的缺失，成为媒体热炒的话题。在奥运前夕，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曾连续5天召开6场新闻发布会，对空气问题再三解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面积1.6万平方公里的北京目前只有27个空气监测站，相比之下，面积只有0.15万平方公里的伦敦则有上百个监测站。不过，这涉及到钱的问题：尽管空气质量监测站都是自动的，但每个单项污染物的监测仪器都要数十万元，再加上建设及维护费用，一个监测站的总成本在100万左右，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奥运结束后，2009年初，环保部官员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正在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修订，要将PM2.5纳入到标准里去。这些表态，算是为奥运前后的这场争论划上句号。但过了一段时间，标准的修订工作又悄然无声，直至此次北京大雾。
实际上，“温和派”的观点并不比“主战派”更温和。朱彤就认为，如今人们都将目光放在了PM2.5上面，这是好事，但不是问题真实所在。中国的现状是很多城市的PM10还没有达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PM2.5列为空气质量标准，如果标准很宽松，则依然形成不了什么约束力，还不如将PM10的标准提高，反而会起到更好作用。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PM2.5与PM10的年均值与日均值，都与WHO过渡期第一阶段目标值相同。
新标准颁布后，中国众多城市将面临巨大压力。因为以PM10的新标准来衡量，中国将有70%～80%的城市不能达标。根据郝吉明的分析，中国将花40年时间，才能使大气质量逐步达到最终目标——WHO的指导值。
“如果没有这次公众的关注，新标准可能还不能这么快出台，所以社会舆论是好事。”郝吉明显得很高兴。按原计划，新标准将在明年年中发布。但现在加快了步伐，新标准的出台，将不晚于春节。
朱彤的办公桌上，放着女儿去年满百日的照片。望着相片里眼睛笑成两弯月牙的女儿，这个说话一直很严谨的男人，忽然露出笑容说，希望等到女儿长大时，能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 ★
因颗粒物引起的世界著名空气污染事件
虽然肉眼看不见空气中的颗粒物，但是各种颗粒物都能降低空气的能见度。雾是自然的天气现象，和人为污染没有必然的联系；霾则是颗粒物污染导致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空气湿度，通常在湿度大于90%时称之为雾，而湿度小于80%时称之为霾，湿度在80%-90%之间则为雾霾。后来则有人用烟雾这个词来特指由于工业排放的颗粒物和雾共同形成的混合物。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因颗粒物引起的空气污染事件。
40年代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美国西南海岸的洛杉矶，西面临海，三面环山。早期金矿、石油和运河的开发，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很快成为了一个商业、旅游业都很发达的港口城市。
然而好景不长，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人们就发现这座城市一改以往的温柔，变得“疯狂”起来。每年从夏季至早秋，只要是晴朗的日子，城市上空就会出现一种弥漫天空的浅蓝色烟雾，使整座城市上空变得浑浊不清。这种烟雾使人眼睛发红，咽喉疼痛，呼吸憋闷、头昏、头痛。1943年以后，烟雾更加肆虐，以致远离城市100千米以外的海拔2000米高山上的大片松林也因此枯死，柑橘减产。这就是著名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光化学烟雾是由于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排放造成的，一般发生在湿度低、气温在24℃-32℃度的夏季晴天的中午或午后。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氮被排放到大气中后，在强烈阳光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光化学反应，其产物为含剧毒的光化学烟雾。
洛杉矾在1940年代就拥有2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消耗1100吨汽油，排出1000多吨碳氢化合物，300多吨氮氧化物和700多吨一氧化碳。另外，还有炼油厂、供油站等其他石油燃烧排放，这些化合物被排放到阳光明媚的洛杉矶上空，不啻制造了一个毒烟雾工厂。
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
多诺拉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位于匹兹堡市南边30公里处。这个小镇坐落在一个马蹄形河湾内侧，两边高约120米的山丘把小镇夹在山谷中。多诺拉镇是硫酸厂、钢铁厂、炼锌厂的集中地，多年来，这些工厂的烟囱不断地向空中喷烟吐雾，镇上居民们对空气中的怪味都习以为常。
1948年10月26-31日，持续的雾天使多诺拉镇看上去格外昏暗。气候潮湿寒冷，天空阴云密布，一丝风都没有，空气失去了上下的垂直移动，出现逆温现象。在这种死风状态下，工厂的烟囱却没有停止排放，就像要冲破凝住了的大气层一样，不停地喷吐着烟雾。
两天过去了，天气没有变化，只是大气中的烟雾越来越厚重，工厂排出的大量烟雾被封闭在山谷中。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二氧化硫气味，令人作呕。空气能见度极低，除了烟囱之外，工厂都消失在烟雾中。
随之而来的是小镇中6000人突然发病，症状为眼病、咽喉痛、流鼻涕、咳嗽、头痛、胸闷、呕吐等，其中有20人很快死亡。死者年龄多在65岁以上，大都原来就患有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疾病。
这次烟雾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小镇上的工厂排放的含有二氧化硫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气体及金属微粒在气候反常的情况下聚集在山谷中积存不散，这些毒害物质附着在悬浮颗粒物上，严重污染了大气。人们在短时间内大量吸入这些有毒害的气体，引起各种症状，以致暴病成灾。
多诺拉烟雾事件和1930年12月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59年墨西哥的波萨里卡事件一样，都是由于工业排放烟雾造成的大气污染公害事件。
英国伦敦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5-8日，一场灾难降临了英国伦敦。地处泰晤士河河谷地带的伦敦城市上空处于高压中心，一连几日无风，风速表读数为零。大雾笼罩着伦敦城，又值城市冬季大量燃煤，排放的煤烟粉尘在无风状态下蓄积不散，烟和湿气积聚在大气层中，致使城市上空连续四五天烟雾弥漫，能见度极低。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飞机被迫取消航班，汽车即便白天行驶也须打开车灯，行人走路都极为困难，只能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行。
由于大气中的污染物不断积蓄，不能扩散，许多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流泪不止。伦敦医院由于呼吸道疾病患者剧增而一时爆满，伦敦城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咳嗽声。仅仅4天时间，死亡人数就达4000多人。两个月后，又有8000多人陆续丧生。就连当时举办的一场盛大的得奖牛展览中的350头牛也惨遭劫难。一头牛当场死亡，52头严重中毒，其中14头奄奄待毙。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伦敦烟雾事件”。
酿成伦敦烟雾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冬季取暖燃煤和工业排放的烟雾在逆温层天气下的不断积累发酵。可悲的是，10年后，伦敦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烟雾事件，造成1200人的非正常死亡。直到70年代后，伦敦市内改用煤气和电力，并把火电站迁出城外，使城市大气污染程度降低了80%，才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
(摘自自然之友编《20世纪环境警示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