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给政府下跪是什么世道逻辑？
作者：冯相军2013-01-09
法学教授下跪 草民给官爷下跪，在中国的古代，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缘故，以及在此实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权场理论。那时的百姓，叫做草民，贱民，刁民，意思明白不过，命如草芥，更别说什么道理公义。时至今日，尽管已经成为法治国，草民也已被公民所替代，但下跪的传统却依旧没有改变，不仅普通的坊间百姓蒙冤受屈要下跪诉求，而且体面的法学教授讨要说法照样得下跪诉求！
据说，12月29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先生在三亚市凤凰镇政府门前跪地请愿，以为当地中级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终审裁定驳回原羊栏镇农场83名村民起诉三亚市凤凰镇人民政府侵占农场2535亩土地，侵犯所有权及行政赔偿一案的所有诉求，维持一审裁定的判决纯属强盗逻辑。为使读者对事情有大致了解，简要概述案情就显得确有必要。1988年政府决定成立羊栏镇农场，属自负亏盈，自主经营，三年后农场开垦出生产基地2535亩，经济效益可观。大概是政府见钱眼红了，于1991年要求时任农场场长吕谦交出农场经营权，吕谦以需要职工集体讨论同意为由拒绝。次日，政府便撤销了其场长职务，同时指定了新场长。而后农场职工因发不出工资陆续空手回家。2010年农场职工根据政府文件关于“羊栏片区补偿尺度为每亩86034元”的政策内容，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亿元。但两级法院均以超出起诉时效对诉求予以驳回。
先说说法院判决的理由到底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法院以为，政府侵害的是经营自主权，应当适用最长5年的诉讼时效，因此裁定驳回。法学教授认为，本案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关于不动产的，应当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职工在第19年时提起诉讼，法院应当支持。为此，法学教授还举出了个形象的例子，说“强盗不由分说从你家里把东西强行拿走了。几年过去了，就因为你当时没有及时报警，强盗多年强行拿走的东西就成了他合法拥有了，这合理吗?”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农场的那块土地，到底是不是不动产，但凡知道何谓不动产的人，都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法律的游戏规则，在于定性的把握，在于证据的较量，而不是法律之外其他因素的左右制约。我并不想据以世俗经验的合理联想以为法院的裁判遵循了“大事讲政治，中事讲影响，小事讲法律”的现实规则，但除此之外却又找不到理由做更好的解释，坐在审判席上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宣告，不仅关乎停纷止争，而且关乎是非公义。那场官司涉及到的利益是亿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方是政府，一方是百姓，一方得罪了可能被斥之为不顾大局办事不力，一方招惹了可能照样是俸禄照享衣食无忧。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面前，处于世俗社会的法官们可能也会在利益和正义的权衡中迷失本该坚守的法治信仰，放任自己以利害而不是以是非进行决断。否则，还能找到更好的理由予以解释吗？
跟案件裁判对错相比，我更在意法学教授为何选择下跪方式乞讨公道——我丝毫没有不敬和冒犯的意思——尽管这极不符合体面的法学教授应当为社会公众进行理性维权的路径选择示范预期。按照常理，法学教授通晓法律，熟悉套路，该不会为了官司的暂时失利而不顾师道尊严，继而以坊间极为盛行的传统下跪方式换取司法正义的世间归位。但是，法学教授就这样做了，而且做得义无反顾，跪得荡气回肠——面对权力，法律老爷的面孔总是表现的和蔼可亲，权利即便有十二分理直气壮的理由，也会被逼入穷途末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唯有置此情景，才会对“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有深刻的体会，才会对“莫与官斗”的前人古训有深刻的理解，才会对“六月飞雪”的千古奇冤有深刻的感受。
人有常情，法无常理，法学教授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为民请命却依然还得跪下来，好像唯有喊出老爷莫要与小人一般见识，老爷要替我等小民做主，以唤醒老爷的恻隐之心，方能让老爷施舍那么点正义，让拿回老爷看上的却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崇尚法治的社会，发生法学教授下跪政府请愿的咄咄怪事，着实有些讽刺的味道，并不由得让人生出莫名的愤怒，以至于看到权力趾高气昂的头颅，恨不得手持达摩克利斯之剑将其砍下来。
教授下跪请愿，是法律的悲哀，时代的悲剧
文/大漠鱼
互联网“禁言令”发布以来，所取得的效果显然不尽人意，不断摄入人们眼界的“负面”截图不是越来越少，反而陡增。由此可以证明的是，这个社会病得实在不轻，依靠掩盖、包裹已经很难凑效了。
今天腾讯新闻上的一组图片再度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成为焦点话题。图片显示，2012年12月29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与数十位村民一起在三亚市凤凰镇政府门前下跪请愿，称法院对某案件的判决是“强盗逻辑”。更夺人眼球的是，旁边还打出了一款白底黑字的条幅，上写“非法强夺农场一分钱不补，这是'政府'，还是'土匪'”。
把“政府”比作“土匪”，这是中国特别语境下，罕有的一幕，也是无所顾忌，极其大胆的行为。从中可以看出，受害者的愤怒已经到了即将引爆的临界点。
据新闻报道称，原“三亚市羊栏镇农场”，是经当时县委同意成立的，属自负亏盈，自主经营的集体所有制农场。经过3年的努力，已经开垦出生产基地2535亩土地，并种植橡胶、芒果、椰子等经济作物八万株。然而，在1991年，当地镇政府强令时任场长的吕谦交出农场经营权，被拒当场签字后，第二天，吕谦被撤销农场场长职务并处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紧接着镇政府另外指定一名承包者张伟接替了场长的职位。但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职工开不了工资，农场职工被迫陆续空手回家。从1991年农场被指定承包到2010年农场职工提起起诉的19年里，失去农场所有权，土地等同被征收，全体农场职工过着农民无地可种的日子。为此，农场原场长吕谦与其他共83名农场职工在2010年6月向法院就凤凰镇政府侵权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然而经过两院三审后，三亚市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原农场83名职工的诉讼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作出该判决的理由是，1991年侵权，到2010年起诉，超过了最长5年的诉讼时限。
而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涉及“不动产”的侵权诉讼时限为20年，三亚人民法院的裁决显然是罔顾法律的“强盗逻辑”，就如“强盗不由分说从你家里把东西强行拿走了。几年过去了，就因为你当时没有及时报警，强盗多年强行拿走的东西就成了他合法拥有了，这合理吗?”
从上述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法院的裁决显然有违常理，也有违法律规定。但法院就这么判了，而且是终审裁决。当我们对权力拥有者深感无奈、倍感无语的时候，唯一可以感到一丝安慰 的是，这个时候有一位法学教授与弱势的农民站在一起，并发出了心底的怒吼。当然，同时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法学教授居然也无力地走到不得不跪地请愿的地步。不得不说，这不仅是法律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任何国家，任何人都知道，法律是用来抑恶扬善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工具。然而中国的法律似乎总是拒绝履行这样的职责，以此催生出一幕幕影视剧中才可以看到的“拦轿喊冤”的现实版。毫无疑问，这是对社会文明的否定，是对现实黑暗的强烈控诉。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或者说是理想，那就是做一位法官或者是律师，因为我从始至终认为这是一份神圣的职业。当然这份愿望最后落空了。而真正让我彻底失望是在我成年之后听了一位律师朋友的感叹后开始的。律师朋友是这么说的：律师在中国就是个摆设，狗屁不如。请律师辩护，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法律不会听你的，法官更不尿你。也可能朋友的说辞有失偏颇，但现身说法的实际案例总是不出其右地兑现后，就只能留下最后的悲鸣了。
法律是规范一切社会行为不逾矩的最后防线，是维护公平正义不缺席的有力保障，如果这道防线一旦决堤，各种灾难就会接踵而来，祸患众生，而中国正频临这样的灾难性境地。几乎每时每刻我们都能耳闻目睹到法官徇私枉法，滥用权力的现象，这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可怕的，更是恐怖的。
尽管说中国的法律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就现有法律条文而言，它还是相对完整和向上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就算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却得不到落实和执行，这就不是法律自身的问题了。除此之外，究其原因，唯一干扰法律不能落到实处的因素就是“人”了。而这“人”并非普通人，乃是手握权力之人。而授予其权力的恰恰是这个体制，中国现有体制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施放权力，必然有悖于多数人的意志，自然也就缺少了监督。缺乏监督的权力，极有可能成为一把狂宰滥杀的屠刀，其杀伤力和破坏性可想而知。中国的现实正是一抹权力举刀狂舞的血腥风景。
拿上述被强制剥夺了经营权的农场来说，它是由众职工出力流汗打拼出来的，而且自负盈亏，不需要政府负担，镇政府你凭什么说换法人就换法人，说承包给谁就给谁？更何况在新承包人的领导下，农场经营一天不如一天，最终落败。对于这样的后果，政府难道没有责任？不仅如此，一群无地可种的农民为此提起起诉后，居然被法院三次驳回。这样的法院，这样的政府，不是土匪强盗又是什么？
法律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不是一句空话。农民以土地为生，法律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生存资源，而不是恃强凌弱任意从他们手中去抢夺，更不能以不适法律为借口为自己的强夺行为做辩护。因为权力一旦被“人民”加冕，人民就是权力的主人。而所有罔顾人民利益的行为都是不法强盗行使的流氓手段。而我们实在不愿意相信某些政府已经堕落为地地道道的流氓、土匪！
2 01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