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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型之下华为走向透明，任正非之女孟晚舟首度公开亮相，践行开放承诺
2013年1月21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华为工作20年后，首次公开在媒体前露面接受采访。
作为华为的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的这次亮相可谓成功，与她的父亲——“神秘的企业家”任正非不同，她不介意被问及隐私问题，并几乎有问必答。她公开了华为的财务数据，甚至公开了华为的年终奖数额。
“我们已经有一个想法，选择一个时机把黑屋子变成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孟晚舟说。
对于信息公开，孟晚舟为何与父亲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由于长期的信息封闭，已进入全球500强之列的华为，在公众眼中依然低调、神秘。信息封闭带来的认知偏差，使得外界不断“演绎”华为的故事：任正非的接班人、员工持股制度、与军方的关系等等，坊间各种版本的传言，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2001年，任正非在书中写道，“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
12年后，他的女儿孟晚舟说，华为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封闭10余年后，华为走出了黑屋。在这背后，是华为从B2B企业向世界性消费品牌企业转变的战略转型。
在华为工作20年后的首秀
作为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华为工作了20年。
在这鲜为人知的20年里，外界不了解她在华为的履历，坊间流传的她的简历也不尽相同。她为何姓孟而不是姓任？她的丈夫是华为高管徐文伟？她只有高中学历？她在公司做过前台接待员？这些问题，外界只有传说，没有答案。
2013年1月21日，孟晚舟首次与媒体公开见面。
在与会媒体人士的形容中，孟晚舟明媚、亲切、干练。她不忌讳媒体问她的各种八卦问题，并坦诚相告：她随母姓，所以姓孟不姓任；她的丈夫不是徐文伟，而是一位非电信业人士；她上过大学，还在华中理工大学读了硕士；她曾是华为早年仅有的三个秘书之一，“在华为最早的工作是接电话”。
除了正面回应一些八卦问题，孟晚舟还“破天荒”地向媒体透露了华为以前从未透露过的数据：全年业绩预测与年终奖数据。
在华为的一篇新闻通稿中，有着这样的字句：这是华为首席财务官首次公开对外披露业绩预测，被视为华为践行开放透明承诺的又一举措。
除了公布了去年的全年业绩预测，孟晚舟还公布了华为的年终奖数额——125亿元。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成了坊间热议的焦点。
这让华为员工也感到有些意外。在华为“心声社区”上，一位网名为“你好”的华为员工称：“这次孟总有点太高调，好多同学打电话来问。”其他员工也反映，朋友家人都在询问此事。
此外，孟晚舟对外界一直好奇的员工持股制度也进行了公开回应：任正非的股权是1.4%。华为员工持股会，也叫华为工会，是一个注册社团机构，华为员工通过与持股会授权和协议方式持有华为虚拟股权。
“华为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关于员工股权结构，我们已经有一个想法，选择一个时机把黑屋子变成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孟晚舟说。
任正非，“最神秘”的企业家
1987年，任正非等人创立了华为公司。
在任正非的领导下，此后的十余年间，华为一直身处“黑屋”。
任正非几乎从不与媒体打交道，许多报道都用“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来形容他。虽然曾多次入围CCTV年度经济人物，但他一直拒绝参选。
任正非曾说：“媒体记者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企业老总一个人头上，不然不生动，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我不认为自己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有影响力，但是很敬业、无私、能团结人。”
“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我们有的员工到网上的辩论，是帮公司的倒忙。”2001年，在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文章中，任正非说出了他对媒体、舆论的看法。
华为的做事风格与任正非高度一致，同样低调、神秘。
在媒体眼中，华为是最难采访到的对象。在华为总部深圳坂田，记者也只能绕着坂田走一圈无功而返。即便是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华为“安全威胁论”出来后，除了一个简短声明，华为的高管没有一个公开发表任何看法。
关注华为10年的通信业资深人士康钊说，他对华为的一些信息的了解是在近两三年内积累的，“以前只知道它的总部是在深圳，具体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华为不愿再做鸵鸟
不过，这些都在变化。
2008年创办的“心声社区”是一个标志。在这个华为公司自己的社区里，员工可以自由发帖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非华为员工也可以浏览这个社区的内容。
2010年，任正非在一次公司内部座谈会上表示，“心声社区”的开放曾遭到很多人反对，他心里也有压力。
然而这些压力并没有让华为停下开放的步伐。
2010年12月份，一位华为员工在“心声社区”里发了一篇名为《改善和媒体的关系——转自总裁办文件》的帖子。帖子里的《文件》显示，2010年11月25日，任正非与公司高层、公关部门、品牌部门进行了座谈。任正非说：“公司要把我个人的心理障碍和公司的宣传分开，因为华为是向上蓬勃发展的公司，必要的宣传是需要的。”他还说：“在舆论面前，公司长期的做法就是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我可以做鸵鸟，但公司不能。”
在这次座谈会上，任正非要求“改善和媒体的关系，善待媒体”，任何员工都可以接受媒体采访，高管也要敢于和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与《华为的冬天》一文中“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的明显不同。
“华为开放是这两三年的事情。以前被动接受质疑，现在主动发布信息，并邀请媒体等去总部参观；以前没有一个高管出来，现在连任正非的女儿都出来了；以前看不到高管的言论，现在高管可以随意开微博。”康钊表示。
在2010年年报里，华为首次公布了董事会成员名单。2011年年报里华为披露了各项业务的管理者名单。
2011年2月25日，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在美国媒体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澄清了关于“与军方有密切联系”、“中国政府财政支持”等各种言论。华为不仅邀请美国有关部门对华为进行调查，也邀请外国记者到华为总部参观访问。
2012年1月1日，华为官方微博正式开通。随后，一大批高管的微博也先后开通。
除了这些，华为每年还举办分析师大会，邀请媒体和分析师参加，披露企业相关信息。
信息封闭导致认知偏差
是什么原因，让自喻“鸵鸟”的任正非，做出让华为从“黑屋”走向“透明的玻璃房子”的决定？
“一味地拒绝媒体会导致外界对这个企业的认识产生偏差。”电信业专家项立刚说，华为曾经的信息封闭，导致其在企业相互竞争中吃亏，甚至在国际贸易上被对手利用。
由于形象上的偏差，华为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遭遇了一些挫折。
最近的一次相关事件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安全威胁论”，认为华为的产品可能威胁美国信息安全，建议美国企业放弃与华为的合作。
在国内，华为也曾深陷舆论的漩涡。一位华为员工的死亡事件曾使得华为的形象一度与富士康类似。
行业危机倒逼华为开放
除了“认知偏差”带来误解促使华为走向开放，同时，行业的变迁和华为经营策略的改变，也在倒逼华为走向“透明”。
在创立后的10余年中，华为从电信设备提供商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做的是运营商业务，B2B(公司对公司)业务，不直接面对个人消费者。这种特性使华为即使身处黑屋，仍可以快速发展。
然而，在数次电信业建设高峰期后，华为的这一核心业务增速开始放缓。2011年，华为运营商业务增幅为3%，2012年增速为6.7%，高速增长不再。
如今的形势是：3G建设高峰已过，4G的建设高峰尚未到来。市调机构Gartner预计，2013年运营商全球网络设备支出仅微增2.3%。
在这一行业背景下，爱立信、阿朗、诺西、中兴等业绩下滑的下滑，亏损的亏损，裁员的裁员。
尚保持增长的华为，不能无视低谷带来的压力。
2011年，华为将公司划分为三大业务集团，分别面向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
除了运营商业务，企业、消费者业务均需华为面向公众和行业。尤其是消费者业务中，手机业务已成为华为保持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12年第四季度，华为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已达到4.9%，仅次于三星和苹果，位列全球第三。
项立刚表示，做手机要面对的是消费者，需要推广品牌，华为做运营商业务时躲避媒体的想法已无法适应新业务。
实际上，华为在2003年就已成立了手机业务部，但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华为在手机销售上，基本是依靠通过运营商定制机或运营商的渠道。这样一来，华为仍无需直接面对个人消费者。
但从去年以来，华为开始由运营商渠道向社会化的公开渠道转型。在公开的渠道上，华为与苏宁、国美等合作。同时，华为还建立了华为网上商城，在电子渠道上直接面向消费者。
IDC分析师在报告中表示，进入前5大手机制造商，意味着华为已向国际化企业转变。华为原本关注低端市场，但最近开始转向高端手机市场。
在行业变化和新业务的发展要求下，华为不能再继续保持神秘，并需要将自己转型为一个世界级的消费品牌企业。
手机业务高管“最爱发言”
如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华为的广告。华为的广告语变成了“华为，不仅仅是世界500强”。
但华为的品牌之战才刚开始。“在品牌宣传方面，华为和苹果、三星有很大的差距。”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此前表示。
余承东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米缸里的老鼠长期在米缸里吃米，吃得很舒服，米的高度却越来越低，最后永远跳不上去了，等米吃完了以后也死掉了。“如果我们再继续下去，我们就死掉了。”
在微博上，余承东是最活跃的华为高管，他的头像总是不定期地更换为华为最新的手机图片，有时半夜也能看到他新发的微博。
余承东在微博中说：“我发微博只为宣传华为消费电子产品。”他还说，“我把这个当作兼职，想改变大家的习惯，包括内部所有员工，要求大家主动地去宣传。”
在余承东的带动下，负责手机等终端业务的华为终端的几位中高级管理人员，在微博上均较为活跃。
另一方面，企业业务与运营商业务的华为高管，或者没有公开的微博，或者不太活跃。
“我们内部也常常在居安思危过程中去反思自己的问题，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孟晚舟说，“华为在过去的每一天都在讨论华为会不会倒下，这是我们的危机意识。”
□新京报记者 刘兰兰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