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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行

“南三行”，是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合称。三家银行都由江浙籍银行家投资创办和主持管理，并都以上海为基地，在经营上互相声援、互相支持，互兼董监，虽没有联营或集团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收到联合经营的指臂相助的成效。民国21年（1932年）银行联合准备库未成立前，互相对开户头，使三行之间的票据，可不托其他银行、钱庄代理，而自行轧抵清算；三行中头寸有紧缺时，互相融通支援；三行相互代理收解，互通往来，并在利息上给予优惠等。在互兼董监方面，浙江兴业、上海两行中均有浙江实业银行的人担任董事；浙江实业银行的董事会中，也有上海、浙江兴业两行的人担任；浙江兴业银行的人还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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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点编辑本段 回目录

南三行

三家银行经常互相声援，互相支援，能够结合在一起，是由于它们之间有共同点：（1）三家银行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抓住有利时机，打下了基础；（2）经营管理上比一般银行出色，致力于银行近代化，注重人才培养；（3）与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联系较多，从而在开展业务上和获取利润方面得到便利；（4）它们的当权者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反对北洋军阀，因此国民政府建立后，这三家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全国解放以后，三行先后实现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参加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与其他行庄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兴业编辑本段 回目录

南三行

这家银行开办时总行设在杭州，系浙江铁路公司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议设立并为最大股东。次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民国3年（1914年）浙路公司收归国有，股份出让，承购者多为工商业者，而以杭州丝绸商蒋海筹、蒋抑卮父子为最巨。民国4年总行迁沪。以“准备充足，信用为上”为经营方针，业务稳扎稳打。从民国7～16年间存款总额曾五度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首位。放款中对民族工商业的贷款占相当比重。30年代初期上海13家重要商业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中，该行贷出数约占总数的1/4。据统计，得到该行贷款的民族工商企业先后有600余家，如大生纱厂、永利制碱公司、宝成纱厂、恒丰纱厂、大中华纱厂、中兴煤矿、商务印书馆……等等，都曾得到过该行大量的资金支持。在该行发展的中后期，经营房地产业务是其特色之一。在上海的华资银行中，浙兴的房产业务做得最大、最著名，拥有近1000幢房屋。

实业编辑本段 回目录

该行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原名浙江银行，由浙江地方政府和商人合资设立。总行设于杭州，上海设分行。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华民国浙江银行，经理库款，发行钞票，具有省立银行性质。自民国3年（1914年）起，专著商业银行业务。民国4年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不再发行钞票。民国12年官商分家，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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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原有上海分行划归商股经营。设总管理处于上海，另设分行于杭州。民国12年4月23日，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实收资本为180万元，随后又补足为200万元。第一届董事会推举胡济生为董事长，李馥荪为总经理。民国16年胡病故后李继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该行在李馥荪的主持下，业务发展迅速。经营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业务主要面向外商，着重兜揽在沪外商企业的存、汇款。如著名的存款大户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将存款等全部集中于该行。为了开拓与巩固和外商的业务关系，李馥荪采取请进来，如请外商头目或买办当银行董事，或加入股份；打出去，如大量购买外商债券和股票，打入外商投资集团，在外商企业中兼任董事或经理，以利于该行对外业务的开展。二是发展国外汇兑业务。最初由李馥荪亲自主持，很早就与欧美各国的银行建立了通汇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行以与德商交往为主，德商西门子、美最时、礼和、谦信洋行等提供外汇以作进口押汇，所获利润极为丰厚，积累了可观的外汇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独家经营瑞士法郎，从民国33年以后的一年半后，瑞士法郎汇款几乎集中于该行，每月吐纳几十万至上百万瑞士法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利益，积累了大量外汇，是私营金融业中拥有外汇资产较多的一家银行。其外汇资金，大部分投放在美国。民国37年10月该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商储编辑本段 回目录

创设于民国4年（1915年）6月。由庄得之、陈光甫、李馥荪、王晓赉等人创办。总行设在上海，最初资本额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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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实收8万余元，办事人员六七人，是一家规模很小的银行，时人称为“小小银行”。第一届董事会推定庄得之为总董事（后改称董事长），陈光甫为总经理。业务上打出“服务社会”的旗号，强调走入社会、接近工商、以服务取胜。故该行的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逐渐为人们所称道，如不厌繁琐，从小处做起，便利顾客，为人所不屑为，时时想新方法，谋取顾客好感等，开银行界风气之先。并在经营方式上采取许多革新措施，如推行银两、银元并用，开办小额储蓄，以1元为起储点，倡导对物信用，提倡铁路押汇，开拓国外汇兑，创办旅行事业等。该行的内部管理制亦比较健全，办事讲求效率，注意服务质量，较早使用机器记帐，并重视人才培养，延揽了一批精明能干、具有现代银行业务知识的人作为骨干。由于总经理陈光甫经营精明，管理严密，业务发展迅速，盈利较多，资本积累亦较快。存款从民国4年底的57万元，到民国15年底已增至3244万元，放款从51万元增至1919万元，分别增加55.24和36.6倍，在全国11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放款金额中排列第五名，资本额亦由最初的10万元，增为民国10年的250万元，比创立时增加24倍，进入大银行行列。在国民政府时期，该行的规模和业务又有长足进展。到30年代初，上海总行已设有储蓄、信托、外汇、证券、农业、盐业、仓库等专项业务部，并在全国重要城镇设立100多个分支机构，职工2775人，存款总额近2亿元，均居私营银行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