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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武宗灭佛 |
事件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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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白玉菩萨残像 |
在灭佛同时，大秦景教穆护、祆教僧皆□令还俗，寺亦撤毁。但当时地方藩镇割据，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贯彻，如河北三镇就没有执行；有的地方执行命令不力。这是一次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总爆发，佛教遭到的打击是严重的，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又下令复兴佛教。
历史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中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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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舍那佛 |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隋炀帝时，命僧人法果在洛阳缩写佛经经目。所以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朝统治者虽也有几次抑制佛教的活动；但总的说来还是提倡的。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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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金刚力士像 |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教斗争中的一个回合。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曾为她当女皇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事件原因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各种对于唐武宗灭佛原因的分析中，矛头纷纷指向了皇帝身边的几个道士。佛道冲突被视为永昌灭佛的主要原因之一。道教在唐朝的地方达到了无比尊崇的地步，原因是李唐王朝把老子李耳视为自己的祖先，而老子又是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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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像 |
唐朝大部分时期是佛道并重的，两派宗教势力为了赢得官方的支持，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到唐朝中期，双方势力争执不下。道教虽然在皇帝面前多次占了上风，让佛教势力吃了几个小亏，但是在民间信徒和拥有的资产来看，佛教明显是处于优势地位。唐武宗笃信道教，早在藩王时代就和道士赵归真交好。赵归真（？～846）为唐代道士。曾在敬宗朝（825～826）充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出入宫掖，人呼赵炼师。向敬宗“说以神仙之术，宜访求异人以师其道。”武宗好道术修摄之事，对赵归真更为宠信。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开成五年（840）九月，武宗初即位，便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金箓道场，武宗到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
事件过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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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经》插图—观音送子图 |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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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大佛 |
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这样评介：“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另外，政治上儒家重臣，比如武宗的主要政治助手李德裕，鼓吹道统的韩愈、杜牧等以巩固皇权道统的为号召，坚决攘佛，再加上中唐以来，国力大为衰落，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这也是社会走向衰落期，社会思潮必然的一种反映，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灭佛运动如同暴风骤雨，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中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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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唐王朝把老子李耳视为自己的祖先 |
然而，武宗这次灭佛不同，经过隋唐时代的盛极一时发展出来的中华佛教八宗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播之后，自身已经没有多少能够推动佛教发展的活力因子，在晚唐西风残照的悲凉氛围中，在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无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虽然其后的唐宣宗停止灭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复，但那是着眼于过激地灭佛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远谈不上兴佛，中华佛教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这些道士，继续前代以来佛、道二教的斗争，对佛教大肆攻击。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但也和道士赵归真对佛教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旧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赵归真可以出入皇宫。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曾下令禁止度僧和营建寺庙。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赵归真利用了这一点。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
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会昌五年（845年），规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并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4600余所，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中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
事件后果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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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裕 |
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唐武宗的政治头脑并没有被宗教思想所迷惑，他不可能为扶助道教去打击佛教。至于儒家与佛教的矛盾，虽然中唐韩愈提出激烈的反佛崇儒主张后，不断有身体力行实践这种主张的儒士如姚崇、李夷简、石昂父子等，但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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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崇 |
由对“唐武宗灭佛”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中央政府虽然也对宗教加以利用，但也努力维持自身的非宗教色彩，并保持对宗教势力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相沿袭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使中国政治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非常明显的世俗特征。这种特征在以往使中国社会免于陷入宗教狂热，也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相关人物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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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武宗（814～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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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1）《剑桥中国隋唐史》崔瑞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2）《旧唐书》卷18上。
（3）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新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