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客令是郑国入秦修建水渠,乃是韩国借修渠企图在经济上拖垮秦国的阴谋,向秦王发出的号令,下令限期将秦国内所有外来宾客驱逐出境。当时李斯力阻秦王逐客,上奏了一篇《谏逐客书》,指出逐客的危险结果,后被秦王政接受而撤销。
解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逐客令」中的「客」,指客卿,古代指在本国做官的外國人。「逐客令」本为驱逐客卿的命令,后來,指主人对来客不欢迎時,用明说或暗示的方式,催客人离去。
作者介绍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秦代政治家。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 、 《书》 、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颁布编辑本段回目录
最早下「逐客令」的是谁?是战国时的秦始皇。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時代,秦国有不少大臣是別国人,如大夫百里奚、蹇叔、丕豹,国相商鞅、張儀、范睢,將軍馬錯、甘茂以及秦始皇的國相呂不韋,都不是秦国人。
在秦始皇时,国相吕不为后來犯罪被罢官,接着韩国人有個叫郑国的又被告有罪,引起了秦始皇對客卿的不信任和怀疑。秦国的宗室大臣为争爭奪權勢,趁机紛紛勸說秦始皇逐客,于是發布了《逐客令》。
历史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公元前237年,在醪嫒叛乱势力被镇压下去,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尚未被触动之际,秦国又发现了奸细。秦国一直未察觉韩国派来的水工郑国,是来执行疲秦计划的。郑国入秦修建水渠,乃是韩国借修渠企图在经济上拖垮秦国的阴谋。于是秦王发出逐客令,下令限期将秦国内所有外来宾客驱逐出境。当时李斯力阻秦王逐客,上奏了一篇《谏逐客书》,指出逐客的危险结果,后被秦王政接受而撤销逐客令。
取消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厕所见到老鼠吃人粪,一见到人和狗,老鼠就被吓跑了。后来,他在仓库里看到老鼠很自在的偷吃粮食,也没有人去管。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就应该象在粮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陈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他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吏。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读后感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逐客令》才有相反的《谏逐客令》。秦国为何逐客,因为发现了韩国的阴谋——韩国派间谍郑国到秦国修渠,名为兴修水利,实为消耗与牵制秦国的国力,秦王嬴政发现这一阴谋后,下令驱逐全部客卿,即要把在秦国做官的六国人全都赶出去。就事论事,这一政令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它犯了因噎废食、以偏概全的错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科学家要想成就事业,除自身力量外,借助外部力量是必要和必须的。将自力更生绝对化,无异于自杀。嬴政因一个间谍而驱逐全部客卿,无疑是自削臂膀。从这一基点上看,李斯的眼光显然高出嬴政一筹。
书内读书,《谏逐客令》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它论点明晰,论据无可辩驳,以历史论现实,以大量成功的事例论眼前一事一理。阅读此文,局外人马上能够明白逐客之举实为愚蠢之举,逐客之令实为自残之令。论证方式异常新颖,论文幽默化,论文形象化,文风犀利,言语如箭,箭箭中的。阅读此文,可以使读者马上接受作者的认识,感情立刻会偏向客者一方。“秦之文章,李斯一人。”(《汉文学史纲要?李斯》)鲁迅先生此番评价,言之不虚。
但是,书外读书,马上就可以发现《谏逐客令》的另一面——反文化的一面。《谏逐客令》中只有形而下的利益交换,而没有形而上的道理。一篇美文,可以归纳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狼狈互利规则:大王您只要不赶我走,只要给我官做,我会死心塌地地为您效劳,帮助您夺东西南北之地,取五湖四海之宝,聚天下之美女,采古今之音乐,敛六国之钱财,成一统之霸业。总之,只要大王您重用我,一切悦目的、悦耳的、悦心的、悦口的、悦身的东西,只要大王喜欢,我都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满足您。至于道啊,德啊,人民啊,规矩啊,是非善恶啊,咱们可以统统不管不顾。纵看《谏逐客令》全文,横看《谏逐客令》全文,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善不善”、“该不该”的价值判断标准,通篇只有“你先满足我,我再满足你”的条件与交换。
反动于元文化的文化由此而生。李斯的主张,在中华元文化中找不到任何理论依据。与《周易》 、 《尚书》相比,《谏逐客令》有三个明显反动之处:其一,动乱取代了和谐。以八卦为起点的中华元文化其精髓在于和谐——阴阳和谐、天人和谐、男女和谐、夫妻和谐、家庭和谐,最终目标是天下和谐即天下和平。在《尚书》开篇之作《尧典》里,论九族关系时,结论在一个“睦”字上,论万邦关系时,结论在“协和”二字上。在《周易?彖传》中,出现了“万国咸宁”、“天下和平”的最高目标。中华元文化中的理是和谐之理,而《谏逐客令》中只有按照欲望在四处挑起动乱的毫不掩饰的宣言。
其二,“有力”取代了“有道”。 中华先贤清楚地认识了这样一条道理: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但是战争的立足点在一个“正”字上,即战争必须是正义之战。如《师》卦所言:“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尚书》记载了两种战争,一种是中原民族与外族的战争,一种是民族内部的革命战争。苗族与中央对抗,舜、禹征伐时以武力为基础采取了文德教化,使苗族诚心悦服于中央。商汤与武王发动革命战争有两个重要支点:一是天道,二是民心。“有道”是发动战争的前提。《谏逐客令》中所歌颂的秦之历代战争,讲究的是“有力”——能力与实力。有力就可以发动战争,根本不用顾及什么“正”与不“正”、“有道”与“无道”。
其三,胜利者取代了得道者。李斯之前、法家之外的人物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他们尊重的是得道的贤者,无道的胜利者在儒家、道家、墨家文化里是被鄙视的人物。孟子的一句“春秋无义战”,否定了所有的胜利者。在《谏逐客令》这里,尊崇的不是得道者,而只是胜利者。在李斯这里,在法家文化里,胜利者的主张就是道,胜利者就是得道者。
李斯最后的结局是“腰斩咸阳市”,而且株连了全家与“三族”之内的亲人。据《史记》记载,行刑前李斯与儿子抱头痛哭,最大的欲望不再是做官而是回家乡到郊外打兔子。从害天下开始,到害自身自家告终,从李斯到“四人帮”,讲法不讲道的人物下场大都如此。
笔者此处困惑的是,会写文章的人为什么不明白这些根本道理呢?为什么会为了一己之私而紧跟残暴的君王呢?法家之外的儒家、道家、墨家游说君王时,是按照天道民心说话的,他们对君王说的是“应该这样”与“不应该那样”;法家人物游说君王时,是按照君王的喜好说话的,他们对君王说的是“我可以为您做这样,也可以为您做那样”,这一根本性区别,后世区分开了吗?对照秦汉到满清的实际,历代皇帝“独尊”的到底是“儒术”还是“法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