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国氢弹之父编辑本段回目录
于敏，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于敏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
如今，他已经高度近视，略有些背驼，头上华发稀疏。他便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1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15年过去了，许多不可以说的也可以说了。
靠古诗词安眠
78岁的于敏告诉记者，目前，他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体很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如今还挂着个顾问的头衔。
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们背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于敏——电影剧作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于敏，原名于民，著名电影剧作家、评论家。1914年3月15日生于山东省潍县。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渤海边的烟台市度过的。那时，烟台是帝国主义势力很雄厚的地方，于敏小学毕业后家里就把他送进教会开办的海外贸易专科学校，为他安排了一个从事“洋务”的生活道路。对此，于敏自己并不心甘情愿，但是，在这个专攻英语的学校里，却为他提供了接触外国文学，特别是英、美的优秀文学作品的机会，不仅使他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增进了他的文学修养。当时烟台虽然比较闭塞，进步的文化活动很少，但是他通过邮购图书的办法，接触到普罗文学，象《十月》、《毁灭》、《母亲》、《士敏土》以及十八、九世纪俄、法、德等国的作品，进步的民主思想渐渐沁入这个青年人的心田。特别是他读了鲁迅的小说 《故乡》之后，大为震惊，描写的逼真与思想的深刻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力量。于敏，被选为鞍山市第一届至第六届人民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电影艺术》主编。
在于敏十七岁的时候，由于其父经营的罐头工厂破产了，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在同学的帮助下来到上海谋生。因为无正式职业只得依靠朋友资助，生活很苦。但是，他不想通过亲戚去搞海外贸易，而一心想当个记者，甚至很天真地想去当个教授或作家。当然，在那个时候，这不过是青年人的空想罢了。 为了生计， 他曾代替同学王滨到联华影业公司做过一段场记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前，于敏又回到烟台做教师。
青年时代的于敏求知欲很强，可是家境的败落使他无法升学，他常为自己没有出路而苦闷，自然也产生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八?一三”之后，不断兴起的抗日浪潮促使他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认识到个人的出路只能是去改变现实的社会，于是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先参加了晋南的一个游击队，在那里讲政治课。1938年春，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罗炳辉介绍，于敏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二十四岁的于敏在延安开始了崭新的革命生活。他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年马列主义，后在党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 《新中华报》作记者和编辑。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在鲁艺实验剧团、延安中学搞研究工作和担任教师。1946年调到山东大学（临沂）任教，因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他同学校的部分学员不得不过海撤退到东北。
1947年冬，于敏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作编剧。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应该说于敏早已有从事创作的念头，不过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延安时，他只翻译了一些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章，或以记者身分写些报道、通讯。在那段时期，他已攻读了一些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初步地钻研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他对高尔基尤其钦佩，并受到相当大的影响。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苏联的文学》中关于“应当选取劳动作为我们书中的主要英雄”，“我们应当学会理解劳动是一种创作”的思想，对于敏的创作起了极大的启发作用。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使于敏树立起马列主义的文艺观，明确了社会实践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重要意义。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他越发认识到要去表现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人——工人和农民，这一思想成为于敏以后创作所遵循的信念。
于敏正是带着“写工农兵”、“为工农兵创作”的想法，于 1948年以满腔的热情来到哈尔滨机车车辆厂，一方面帮助工会工作，一方面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三个月后，他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桥》。剧本通过工人阶级为支援解放战争而抢修江桥的感人故事，歌颂了他们在战争中克服一切困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其中炼钢组长梁日升，铆工组长老侯，两个人物形象刻画得比较生动，显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气魄和精神风貌。剧本虽然在艺术上并不很成熟，但是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部正面表现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和业绩的故事影片，所以放映后获得社会上的普遍赞扬。有的评论说它“为人民影剧开拓了新的园地和新的道路”，“是新中国影坛上的一声春雷”。《桥》揭开了新中国故事片史的第一页。
1949年春，于敏又完成了第二部电影文学剧本《赵一曼》。它讴歌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坚持地下斗争的女英烈赵一曼。这个剧本和《桥》相比，有着明显的前进，主要在于它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女英雄的形象。为此这个艺术形象至今还令人难忘。
于敏到本溪、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他每到一地首先是参加工会的工作，举办工人训练班，组织报告会，为工人群众辅导，搞宣传活动，用他的话说是“为工人服务”。在大量的群众工作中，他与工人们结成了知心朋友。工人们的劳动精神和优秀品德常常使他感动得落泪，使他的思想感情起了更大的变化，在于敏的心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去表现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劳动和斗争生活。于敏带着这样的心愿，1953年来到“鞍钢轧钢建筑工程公司”作党委副书记，自此他便在鞍山安家落户，长达二十余年。在此期间，他进行了许多社会活动，帮助市文联办工人业余学习班，组织大型报告会等等。他不仅和那里的各级领导干部有广泛的交往，而且虚心拜老工人为师。老英雄孟泰，全国劳模王崇伦都是他的知己，他还是工人家属模范王秀兰家中的常客。他常说“能入才能出”，“作家自身泡在生活里，反过来，又把生活泡在自己的心血里”。于敏正是这样热情地感受生活，认真地思考生活，又勤奋地表现生活。从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中，他先后写了《高歌猛进》、《无穷的潜力》、《我们是一家》、《工地一青年》、《一个平常女人的故事》、《炉火正红》、《天外有青天》等电影文学剧本（其中拍成影片的有六部）。反映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家属等各种人物及其生活面貌。在用电影的形式表现我国工人生活方面，他作了刻苦而大胆的探索。由于我国工业方面形势和政策的不断变化和他对生活认识的某些局限性，因此有些作品还不够成熟。对此，于敏并不后悔，他认为这些实践都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经验。
于敏在文学方面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除写电影文学剧本外，还写了十万字的报告文学《老孟泰的故事》和包括二十篇报告文学的集子《王秀兰和她的姐妹们》，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如《老杜和助手》、《冬夜》等，还有潇洒隽永的散文《西湖即景》。于敏是一个文学造诣很深、生活根基扎实、又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作家。他在文艺理论方面很有建树，象《本末》、《探索》、《工业题材一解》、《心声》、《求真》、《树人》等理论文章对指导我国电影创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末》既是一篇理论性文章，也可以说是他的创作宣言，文中精辟地阐述了电影创作的规律；认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作家对生活有真知灼见；提倡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倡电影文学创作形式、风格的多样化，等等。《求真》、《树人》、《时代和人》、《清醒》等则针对电影创作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他一贯坚持的反映论和实践论的观点，强调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与方法。这些论文不仅观点鲜明，很有针对性和战斗性，而且文彩横溢，生动、形象，形成了独特的文风。
于敏在美学上有理论，也有追求。他十分喜爱契诃夫的作品，从中汲取到营养——契诃夫善于从不同人物身上发现最美好的东西，于敏认为作家正需要这个本领。从他自己的一贯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正是在努力追求通过对普通工人及劳动群众的形象刻画，来发掘出他们身上最深厚、最质朴的美。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工农兵的先进人物和他们的干部是民族的精华，是人民的骄傲，是天下钟灵毓秀的结晶。”为此他热情地高呼：“请为劳动人民立传吧！”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便是他这一宣言的创作实践。
“文化大革命”后期，于敏下放在海城县农村。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文化的时期里，他没有消沉，而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认识，完全摒弃“三突出”的原则，坚持从生活出发，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勇敢地写出了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小说写的是解放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东北某钢铁基地，经过短短三年的时间，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克服种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动人故事。这部以工业战线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凭着十几年积累的丰富的生活素材，不仅展现出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工人群众真实热烈的斗争生活，更可贵的是从这些平凡、朴素的生活之中，开掘出闪光而美好的事物。另一点是，作者避开了枯燥乏味纠缠不清的技术过程，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创造出二十多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着眼点在于反映人和人的新关系的形成和社会新风尚的形成。于敏曾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写厨娘比写苏格拉底难。”他自己的整个创作过程，正是在为写普通的、真实的人而下苦功夫。
于敏于敏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炼钢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向明的形象，这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和群众作风的党的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他把向明放在经济恢复时期的艰难创业过程里。向明从部队转业到工业战线，面临着我们党的广大干部从战争时期转向建设时期所遇到的普遍课题——一切从头学起。向明在新事物面前依靠工人群众，团结知识分子，在不断摸索中前进。他不是一个只会说空话、发号施令的领导，而是一个踏踏实实干事业的人。对党的领导问题、组织生产、安排工人生活、家属工作，他都一丝不苟地抓到底。他既是群众的知心人，又是群众的带头人。在向明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智慧与才干。书中还用比较多的篇幅塑造了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工人形象。相当成功地揭示了老工人宋老铁的精神世界，通过他的平凡的、勤恳忘我的劳动，反映出工人阶级的本色。他说得多么好：“我就是高炉，高炉就是我。”做为工厂的主人，他是那样的自豪。对青年工人罗明立则是着力描写他强烈的阶级责任感，他奋发图强、积极进取、无私无畏，在他身上跃动着时代的脉搏。作者还花了不少笔墨来写工人家属，其中唐景秀、沈佩兰、盛玉华尤其动人，她们都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妇女，但面貌各异，性格不同。书中把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波澜，写得那样真挚、娓娓动人，表现出了真诚、朴素、高尚的爱情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小说还通过江有声、梁端端、范存宇、邢桐几个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的各自经历，写出了他们的思想转变与成长。这许多形象使小说的生活面不仅仅包括了工人劳动群众，也伸展到知识分子中间，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前进带动着人们思想、精神面貌的变化。
《第一个回合》内容的丰富，思想的深沉，技巧的纯熟，都是很值得称道的。这部长篇小说虽然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脱稿了，但它的酝酿、成熟却远非一、两年的事。早在六十年代，于敏就开始构思这样一部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作品，也曾动笔写过两章（就是现在书中的第二、三章）。应该说五十、六十年代他写的那些电影文学剧本，都为这部长篇作了准备。随着他对生活的不断观察、感受、反复认识，七十年代写成了《第一个回合》，确实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创作进入了更为成熟的阶段。虽然在“四人帮”独霸文坛的时期，《第一个回合》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不被容许的，小说完稿后经历了一番曲折，有的出版社要求作者按“帮文艺”的教条进行修改，但于敏断然收回文稿，他说：“我不懂什么‘三突出’原则，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想法。”只有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被粉碎后，这本书才得以和读者见面。1979年他又出版了《千里从军行》，这是一本以抗联活动为题材，着重于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中篇小说。
于敏在从事创作和接触生活方面，一向认真、严肃，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从不迎合什么或为什么“风”所动摇。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有明确的理论指导，这只能来自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美学观；必须确信自己对生活和对人的反映，这只能来自不断的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于敏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着，可又总是不满意自己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