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1939年出生，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青联特邀委员 。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汉字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研究的学者之一，提出并实现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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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倪光南
生卒：1939年8月1日～
描述：计算机专家
籍贯：浙江省镇海人
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汉字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研究的学者之一，提出并实现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主持开发的联想式汉字系统，较好地解决了汉字处理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于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所在企业亦由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随后又主持开发了联想系列微型机，于 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联想微机成为联想公司的主要业务。上述二项拳头产品，创造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致力于在中国推进开放源代码的Linux操作系统，以及基于国产CPU和Linux的网络计算机等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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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编辑本段回目录
这是一篇两年前为《IT史记》而写的初稿，最终出版被有所修改。刊登与此，仅作为资料供大家参考，也是一家之言。——方兴东
谁是中国IT业最具影响力的人？
作为联想前总工，他是联想成功的重要缔造者。他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主持开发联想式汉字系统、联想系列微型机，联想集团即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得名。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导。离开联想后，成为中国IT业发展核心技术（软件和硬件）的主要呼吁者，近年来作为Linux\永中Office\NC\中国芯等创新技术的积极推动者，堪称中国IT业第一“赤脚”企业家。
起笔于1998年，写作时间历时5年的新书初稿——《IT史记——影响全球IT业的100个人》终于接近尾声。面对这部100万字的兴趣和爱好之作，如同马拉松选手进入最后的冲刺一样，既有马上抵达终点的喜悦，也有最后关头的爆发。我的确遇到了真正的难题。那就是，在这本书中，如何为中国IT业的人物选择合适的位置和人选。毕竟是中国人写，写给中国人看，因此肯定不能一片老外的天下。因此，在100个人物的位置中，我将其中的10个位置留给了华人。虽然，有所照顾，但是也没有显得太不合理。
我们确立的评选标准，是期望能够具有21世纪IT业的宏观视野，能够为百年IT英雄奠定一定的权威性。因此，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经过了许多次讨论和争论，最后确立的是：
1、 影响力具有广度：个人（可以通过思想、技术、创业、经营等不同方式）对全球IT业（各大领域中）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公认性。
2、 影响力具有深度：其贡献塑造并长远地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发展。确保能够在IT历史上长久地占据重要位置。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3、 影响力具有个性：必须富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其代表的思想、技术、创业、经营等都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具有一定的人性色彩，体现本书“以人为本”的独特视角。
在10位华人中，前六个席位经过一定调整，很快就确定下来：王安（An Wang（1920-1990））：文字处理机之父，王安公司创始人，堪称华人电脑之父；王嘉廉（Charles Wang）：曾经长期雄踞世界第二大软件公司CA创始人、原主席兼CEO，目前为止依然代表华人在软件业取得的最高峰；施振荣（Stan Shih）：宏基（Acer）创始人、主席，有台湾IT教父之称，创造过中国IT公司在国际上最大的影响力；杨致远（Jerry Yang）：全球最大门户Yahoo创始人，互联网时代的符号性的人物；张忠谋（Morris Chang）：台湾半导体教父、台积电半导体创始人、主席；庄思浩：最大中间件厂商BEA共同创始人、CEO兼总裁，是目前华人在软件业冲在最前沿的代表人物。
那么，余下的四个位置就有点难以安排，这当然需要留给祖国大陆的人选，候选人有许多，可以罗列出满满一张纸。但是，都缺乏一锤定音的份量。一则，要的确有（或者会有）世界性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力也可以多一点中国视角）；二则，评判结果必须能够真正经受时间的长久检验，能够真正占据未来历史的重要篇章，而不是一时风光；三则，在中国IT业本身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经过反反复复的权衡，最后确定了以下人选。技术方面两个人。一个是王选（软件）：“当代毕升”，方正原董事长；一个是倪光南（硬件）：原联想总工、Linux\永中Office\NC\中国芯等创新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企业方面也有两个人，一个是任正非（通讯设备）：华为创始人兼CEO；一个是杨元庆（电脑硬件）：联想电脑公司CEO。许多人一定会问：为什么是他们？
在IT历史上，最耐久的当然是技术。因此，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中国IT业的技术领域。王选和倪光南是中国IT业的两颗绝对不可替代的“技术心”。王选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好，因此，他终于离开了坚守的岗位。但是，他所创造的技术奇迹会，代表着中国IT历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中国IT业技术的当然代表。倪光南离开联想已经很多年，但是，这么多年来，毫无资源的他，却依然在为中国IT业的“核心技术”鼓与呼，而且成为多项重大创新技术的“幕后”推动力！过去已经证明（联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应该归功于他的技术，虽然这些成就还被一定程度上埋没），现在依旧在努力证明，而且未来的影响力也可能继续会让许多人惊讶。
杨元庆和任正非是真正有希望在全球市场上打开道路，树立中国IT产品影响力的开拓者。而其他人物，包括最被看好的柳传志，都是中国IT业的阶段性人物，真正的影响力只能局限在国内。柳传志是联想成就的最大功臣，但是在中国IT企业“老一辈”人物中，他的角色比同时期的段永基等人更高一些，但是没有实质性超越。而90年代中期以来，杨元庆真正是联想的拯救者。从此，就是联想市场化能力的真正驱动力。联想能否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还要看他的进一步表现。因此，经过权衡，我还是把位置坚定地留给了杨元庆。虽然实际上，忧患多于希望，我们还是期待他为联想，为中国IT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任正非是一个低调得有些“怪异”的人物，但是实质上，无论在创业历程、发展速度、技术积累、全球拓展方面，都比联想、海尔毫无疑问地更胜一筹。如果说，未来有谁可以成为中国IT业的代表性企业和人物，可以与世界级巨头直接对话，可以面向全球市场直接发言，那么，我现在一定会把“赌注”押在华为和任正非身上。这一点，杨元庆和张瑞敏还需要想任正非虚心学习。虽然，无论在媒体上，还是政途上，他们远比任正非来得更著名、更热闹、更风光。
倪柳之争未来的旋律
倪柳之争无疑是中国IT业最敏感和最具震动的事件之一。经过长期纷争之后，1998年，联想正式宣布将倪光南“驱逐”出联想。许多人以为，联想的柳倪之争早已尘埃落定。如今，柳传志背依庞大的联想集团，倪光南一介书生，两袖清风。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较量，不是一个档次的问题。
的确，在财富、名气和媒体舆论等方面，这场争论早以分出胜负，而且永远不可能再“更正”。但是，这场竞争又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技术”这个幽灵，仍盘旋在这场貌似胜负已定的斗争中，不愿离去。
对于倪光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再不屑的人都得正视倪光南这20年来的技术眼光，从汉卡、微机、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都是最好的印证。直到今天，细心的人都可以发现（我想柳传志应该比任何人都会明察秋毫），没有一个公司作为背景、近乎一无所有的倪光南，依然顽强地在中国IT业四处点燃技术之火，无论是国产CPU、集成电路、自主NC、国内Linux还是永中Office，都深深打着倪光南的烙印，星星之火随时都会燎原。倪光南会有弱点和缺点，但是在技术判断的敏锐和技术追求的执着上，业内可能还找不到第二个人。
这些年，杨元庆对于技术的偏执让我吃惊，也改变了过去我对他片面的看法。过去，连杨元庆朋友圈里的人都戏称他只是一头会卖PC的“骡子”。看着他能够克服柳传志的局限（杨元庆的可贵之处是他试图超脱于倪柳之争），在技术如此执着（免不了有些浮躁），的确令人赞赏和敬佩。
当然，在杨元庆重兵挥师技术的时候，倪光南也没有闲着。一个院士，一个政协委员，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车库创业”状态，你不信服也应该被感动。大概除了技术，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兴趣。好像一直在捕捉产业中的“技术气息”，随时准备热情相助，摇旗呐喊。因此，如果说，他是不幸的，那技术可以弥补他长久的失落；如果他是幸运的，那也必然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而IT业的“车库奇迹”依然没有灭绝。因此，今天谁要低估倪光南，谁可能就会跌眼镜！谁要是高估联想技术创新的成功概率，谁也会跌眼镜。IT业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创新之神”永远不会嫌贫爱富，永远不会恃强凌弱，而是相反！有了技术创新，一无所有的一个人都可能发挥到极致，引发产业革命。
刚好，我在网上看到一篇11月11日的访谈，是网景创始人、互联网最具传奇色彩的技术创新者和创业者安德森的对话，主题就是创业与创新。31岁的安德森正经营着他创办的第二家上市公司Opsware，他说：“创新通常非常简单，任何个人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完成，但是，创新永远不可能来自大公司，也基本上从来不会来自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他的定论对许多人来讲，可能有些偏偏，却触及到许多真谛！
因为，大公司从来不是IT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这个本性现在也没有改变。PC就不用说了，都是车库里的杰作。我们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核心的创新都不是来自大公司。大公司是90年代后期才后脚进入。柳传志的技术冷漠和杨元庆的技术急躁，都会增加联想技术之路的难度和风险。技术创新永远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那么，要深刻理解倪光南，必须回到他的历史中去。
倪光南与联想式汉卡
1961年，倪光南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他曾参予研制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
1978年7月，竺乃刚，倪光南，陈芷英等在《计算机学报》上发表了“汉字输入与人机对话”，系统地总结了“111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经验，在汉字信息处理学术界首先提出了汉字的熵和编码效率，不等长编码等问题，并系统地阐述了联想输入方法，在业界有广泛影响。1978年11月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议”，倪光南是六人领导小组之一。这次会议是汉字信息处理界的第一次正式聚会，会后成立了由康奉为主任、刘涌泉为副主任、包括倪光南等，共七人领导的“中国汉字编码研究会”，后来发展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倪光南在青岛会议上作了“计算机和汉字信息处理”的发言，后来发表在197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上。针对当时在汉字输入码和内码方面存在混淆的状况，文中提出：“尽管汉字输入计算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是进入计算机后，每个汉字应当用标准码表示，……需要制订统一的、信息交换用的汉字标准码”。1980年我国标准化部门制订了GB2312-80汉字编码国标，达到了内码的统一。
1984年时倪光南认识到IBM-PC将会成为工业界的主流，而用Z80的系统，像当时流行的Cromemco，TRS-80，包括自己研制的LX-80都将被淘汰，于是倪光南着手将LX-80的技术向PC移植，研制“联想式汉卡”。
1984年11月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计算所公司）成立。当时中科院提出“一院二制”，即研究院、所采取二种运行机制，一是研究院、所，另一是院、所办的公司，所以计算所公司的任务就是转化所内科技成果。计算所公司首任总经理是王树和，副总经理是柳传志和张祖祥（1986年秋，王树和调回所里，由柳传志接任总经理）。公司一成立，王、柳、张等就共同决定请倪光南出山担任总工，倪光南于12月加入公司。
计算所对计算所公司的投资只有20万元，在当时只够买十台IBM-PC/XT，但同时，所里给计算所公司转化所里成果的权利（也是义务），这些成果包含的知识产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20万元。在1985年5月公司成立半年后油印的第一张“产品目录”上，列出了29项产品都是计算所的成果，其中第一项“LX-PC多功能汉卡”，就是第一型“联想式汉卡”。
联想式汉卡或称联想式汉字系统它是“硬汉字系统”，用专门的硬件（汉卡）处理汉字。在硬汉字系统中，特别是联想式汉卡，它的设计思想就是使西文PC变成中文PC，使它在性能方面可以和西文PC比美。
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方块汉字不能适应现代计算机的要求，因此汉字需要改革，需要走西方文字拼音化的道路。但是在我国学者的努力之下，随着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现在一般称为“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含义比“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更广）的发展，计算机处理汉字的各种难题逐步得到解决。现在，对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来说，汉字不仅不是一个障碍，而且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优点，例如汉字信息量大，有易读性等，这应归功于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取得的成就。2001年在由中国工程院倡议主办的“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中，共评出了25项重大工程技术成就，其中“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 仅次于“两弹一星”，居第二位。众所周知，“印刷革命”主要由王选主持的方正排版系统实现，而“汉字信息处理”则由众多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实现，其中，联想式汉卡是首个在198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
联想式汉卡通过硬件与软件相结合的方法，使PC处理汉字和处理西文的效率相同：无论是中文还是西文，显示速度不变，显示格式不变，内存资源不被占用，“直接写屏”协议不变，西文软件基本上不需“汉化”就可使用。当然，联想式汉卡的最大特色是采用了联想输入方法，故命名为“联想式汉卡”。
在当时“汉卡”这类产品中，联想式汉卡推出是最早之一，并很快成为销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汉卡。严格说，它叫联想式汉字系统，是由硬件（联想式汉卡）加软件（LXPC系统软件）构成的，但是软件并不单独定价、销售，而是包含在硬件销售中，即用户每买一套汉卡就必定带一盒装有LXPC系统软件的软盘，采用这种硬软件“捆绑销售”在当时是必要的，象方正排版系统，四通打字机等都是如此。
软件在联想式汉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提供了中文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支持，尤其是，联想式汉卡发展了智能化的汉字输入，例如：它支持联想功能，“联想”的相关长度达到4个汉字；用户可用码表生成任意输入方案，支持字和词的输入；利用“联想”可减少输入中的重码字数或调整输入中的候选字顺序；允许在输入现场自定义词（或词组）；输入中的候选字可根据使用频度动态排序……。
联想式汉卡的效益
联想式汉卡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财务证明记载，从1985年4月至1987年12月的二年半里，创造产值3473万元，利润1237万元（当时能退税）。十年里，联想式汉卡总共销售出16万套，创造了上亿元利润，成为计算所公司的第一代拳头产品，成为计算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
例如，公司的第一个大合同，即中科院购买500台微机的合同，正是依靠联想式汉卡打败了竞争者才取得的，这些微机基本上都配联想式汉卡，而汉卡当时可卖4000元左右，利润很高。
图. 在计算所公司头三年（1985-87）的总产值和利税中，联想汉卡占了38.1%和45.6%。
在计算所公司头三年（1985-1987）的总产值和利税中，联想汉卡占了38.1%和45.6%，因买汉卡的用户往往也买微机，正如1988年3月柳传志所说，公司以“联想式汉卡作为拳头产品，作为龙头，带动起整个经销”。当时利税率高达30%，是靠产品的高技术附加值而不是靠品牌、规模或销售渠道。
图. 计算所公司在头三年产值以平均500%的速度跃升，1987年产值逼近亿元。
计算所公司依靠联想式汉卡等高技术产品和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的方针，在头三年产值以平均500%的速度跃升，1987年产值就逼近亿元，进入了中关村“两通两海”等大公司的行列。
倪光南认为，联想式汉卡的成功首先是把握市场的成功，因为联想式汉卡的主要技术在LX-80上已基本实现，移植到PC上的难度相对说来不大。从学术的角度看，LX-80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联想式汉卡仅仅是PC上的一个扩展卡，但从市场的角度看，LX-80只推广了600台，而联想式汉卡总共推广了16万套。另外，联想式汉卡还带动了公司的微机销售，带动了其他相关产品，如汉字仿真终端、汉字网络和软件等等，其效益是LX-80无从比拟的。这是因为PC是工业界的标准，是主流，联想式汉卡是依托PC才取得成功的。
倪光南与联想主板和联想微机
改革开放前，我国也能自行设计和制造某些计算机，但数量很少，我国大多数用户使用的计算机都是进口的。从计算所下海的倪光南及其同人都渴望能亲手做出国产计算机，供广大用户使用。随着计算所公司的成长，他们的这种理想逐渐具备了实现的条件。由于联想式汉卡的销售带动了公司的微机销售（主要是代理AST微机），计算所公司的领导层也开始考虑做自己微机的问题。作为公司的技术带头人，倪光南认为联想式汉卡不会一直兴旺，它和其他高技术产品一样，要从兴旺走向消亡。基于这种认识，倪光南在联想式汉卡还在上升期的1988年就把重点转向了微机的开发，他把联想汉字系统交给了许志平负责，他除了仍抓汉卡硬件的改进外，软件从V3.0版本后就由许志平负责了。
1988年6月，由北京联想、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和港商吕谭平等，各投资30万港币合资建立了香港联想。公司的业务依托北京联想的保底市场，以代理AST微机为主。因为联想式汉卡只适合国内市场，因此需要为海外市场开发新产品。倪光南等认为，依靠北京联想的技术力量完全能够在短时间内设计出有竞争力的微机产品。在当时，PC-XT已被淘汰，286微机是主流机型，而386属于高档产品，386的支持套片还不成熟，由于时间紧迫，柳和倪决定先开发生产286微机。公司成立了由倪光南为首的包括秦梅芳、杨建祖等的队伍，倪光南立下“军令状”：在3个月内搞出样机，参加汉诺威的CeBIT展览会。除夕前，倪光南在香港联想紧张地调试286样机，终于在当年农历十二月廿九的下午把机器调试好。大年三十晚上，倪光南带着286样机通过“押关”回到北京，正月初一就开始测试，结果表明，联想286在同类机中达到先进水平。联想的286终于赶上了1989年3月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CeBIT博览会，获得了国外客户的好评。接着，参加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Comdex计算机博览会，联想自行设计制造的微机产品从此进入了国际市场。
在北京联想、香港联想、深圳联想的开发、生产、销售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联想主板和扩展卡到1992年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最初，香港联想以“Quantum Design Ltd.”的名义销售主板，倪光南提出，用“Quantum”这个名称不合适，因为在国际市场上Quantum是著名的硬盘公司，容易造成误解，宜改为“QDI”。后来香港联想就以QDI为品牌，大量出口主板和扩展卡，其中部分也销往国内。
1990年北京联想在国内市场上推出了采用自己设计制造的主板，打联想自己品牌的微机，成为当时国内四家自有品牌微机的公司（长城、联想、浪潮、东海）之一。
第一台286开发完成后，倪光南从北京抽调了一批骨干，再招兵买马，组建了香港和深圳的R&D部。这二部分是一个整体，统一领导，开发人员大多在深圳以减少费用，主要骨干则来往于香港、深圳之间。由于PC的核心技术如CPU、支持套片、BIOS等都需要依靠外国厂商，而当时这些公司在亚太地区只支持东京、汉城、香港三处。因此主要骨干来往于香港、深圳之间，可以取得这些厂商的支持，使联想微机的开发与国际同步。
虽然联想推出自有品牌微机较迟，但联想在香港和深圳的R&D部是国内最强的微机设计队伍，联想微机能用自己设计制造的主板、扩展卡，而其他各家只能依靠进口，这不但使联想微机具有性能价格比的优势，而且使联想能比国内别家公司更早推出新的机型。今天，一个公司如果能得到Intel公司的支持，可以在第一时间和跨国公司同步发布最新的机型，而且现在各家公司的微机性能指标基本一样，这是PC更加标准化，集成度愈来愈高以及Intel公司也介入支持套片和主板业务的结果。但在1990年左右并不是这种情况，那时，一家微机公司只有拥有很强的微机设计能力，才能比别人早推出新机型，而且各家公司的微机性能指标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例如1990年联想286微机进入国内市场时，它的速度比当时最流行的AST 286快0.7倍，价格却便宜几千元，质量也很过硬。一次，前门某用户失火，一台联想286的外壳都被烧得变了形，但加上电后仍能正常运行。由于那时外国公司的新产品首先在国外发布，到中国发布要延迟半年左右，而国内公司一般没有自己的开发部，新机型要从国外进口，也很慢。所以联想得以在国内推出第一台486（1991年11月）和第一台586（1993年11月），都比其他公司领先半年左右。那时，联想正是依靠着自己强大的微机开发力量和公司上下的全力投入，很快赶上了国内其他微机公司。到1991年底，联想微机获亿利达科技奖，1992年底，联想系列微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全国用户评为“最佳国产微机”。1993年联想微机销售出现了问题，但这主要是体制、管理、销售策略等等造成的，1994年杨元庆接手微机部后，并没有改造微机开发部门，联想微机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倪光南与联想激光打印机和联想程控交换机等
1991年，倪光南设立联想激光打印机项目，由孙祖希、徐非、刘洪等开发用于联想汉字激光打印机的LXCG9000芯片。这是一个汉字字型发生器，一秒钟可以生成数百个汉字，大大提高了打印汉字的速度。用这个芯片做出了联想激光打印卡，插在HP激光打印机上，可使打印汉字的速度从每页2-3分钟提高到一分钟打4页。后来成立了联想激光打印机事业部，徐非、刘洪等进一步自行设计由80188CPU、LXCG9000等芯片加上固件构成的嵌入式系统作为激光打印机控制器，再OEM外国公司的机芯，推出了联想品牌的激光打印机系列，包括打A4纸的LJ-1，LJ6A等，打B4纸的LJ4B和打A3纸的LJ6C等，都有很好的性能价格比。例如能打B4纸的、能仿真LQ系列针打的LJ4B激光打印机，在市场上没有同类机可比，所以每台的利润超过5000元。这样，联想激光打印机从无到有，在与HP、Epson等外国大公司的竞争中，发展成为国内激光打印机第一品牌。
在联想式汉卡、联想微机和联想激光打印机等产品上应用ASIC技术的成功经验，为联想进军ASIC核心技术打下了基础。鉴于联想的市场能力，倪光南在1993年提出了建立ASIC设计中心的方案，他多次在联想领导层会议上报告方案，取得了一致赞同，柳传志、吕谭平等都积极参予，如1994年1月20-21日他们和倪光南一起和国外合作伙伴进行协商，并出了会谈纪要。
1994年上半年公司领导人与上海复旦大学微电子中心、长江集团多次谈判，筹建ASIC联合设计中心。吕谭平、吴礼益，张祖祥、胡靖宇、倪光南、杨元庆等先后四次访问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陈志立十分重视，接见并宴请倪光南、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长江集团陈震雷总裁等三方代表，表示大力支持。1994年4月26日，三方（胡靖宇副总裁代表联想）签署了合作意向书，香港联想公关部1994年5月为此专门出了一个“新闻剪影”，收集了十多家报纸的报道，都对这项合作给以很高的评价。联合设计中心依托复旦大学的ASIC国家实验室，该实验室是“世行项目”，投资已达180万美元，基础很好。预计总股本金为1200万人民币，联想占55%
正当联合设计中心即将启动时，柳传志的态度发生突变，现在看来，这是由于倪光南当时上告了柳传志借钱给港商“负债持股”所致。1994年6月5日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一张200多字的便条，“不同意仓促合资”，没有经过讨论就否定了这个计划。柳传志的“理由”主要是“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有问题。这是否有道理呢？回顾在联想过去十年的开发中，并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在倪光南下台后，从联想出走的许多骨干大多都成了业界精英；复旦微电子中心建立的公司，后来也在香港成功上市。这些情况表明，无论是联想还是复旦微电子中心，在“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方面是不存在问题的。
不过倪光南还不死心。1994年8月，他担任了国家经贸委的“多媒体技术”国家技术开发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并为联想申请了“多媒体芯片和板级产品技术”项目，得到了国家1100万元的科研费和数千万元的贷款支持。倪光南认为，这样联想连钱都不用出，建立ASIC设计中心应当可以批准了，但柳传志仍是不批。柳传志还宣布成立一个“技术指导委员会”，由他自己担任主任，事实上剥夺了倪光南的总工领导权，实际上从1994年下半年起，倪光南基本上靠边站了。
1992年初，计算机和通信融合之势已初见端倪。当时，郑州信息工程学院自主开发的04程控交换机为业界树立了榜样，说明计算机技术在通信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倪光南认为，应当利用联想在PC技术方面的优势，进入通信领域，因此他立了程控交换机项目。
1994年7月立项仅二年半的联想程控交换机就拿到了入网证，批量进行销售，甚至进入了中南海。程控部在上地联想微机生产部的五层开设了程控交换机调试生产线。1994年11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电子部部长胡启立参观联想集团时，柳传志还陪同他们视察LEX5000。
当时程控交换机的毛利超过40%，但这种产品是卖给电信局的，回款慢，平均回款周期约一年，因此要扩大市场就需要流动资金。同时，LEX5000只是LEX系列程控交换机的一个型号，程控部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计划，这也需要加强投入。按照程控部1995-1997年的投入产品方案预算，如果资金到位，到1997年就可以取得近3亿元的销售额和2000多万元利润。
但从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上告港商负债持股问题后，柳倪二人关系实际上已非常紧张，而程控交换机又是倪光南支持的“第一号”项目，不免受到牵连，柳传志始终不批程控交换机的资金计划，使该部陷入困境。
为了帮助程控部度过难关，倪光南就和当时分管子公司的胡靖宇商量，想把程控部改造为子公司，以便可以自己争取贷款。以当时联想的声誉、程控部的实力，争取贷款不成问题。此外，倪光南还想通过这个改造，使科技人员有股权，他认为这是高技术公司能够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香港联想上市使他十分失望，他希望通过程控子公司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倪光南和程控部一起拟了一个方案，由联想控股51%，员工自己出钱投资入股，一切都依公司法去做。1994年12月1日柳传志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程控部就给员工分配股份，骨干多些，一般员工少些，为了今后能搞好关系，联想各职能部门的头头也给些，200万元的个人集资额度一下子就分配完了。当时大家都看好程控交换机，程控部分配的股份远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除了本部的员工外，其他部门，包括后勤、保卫等等都争着向程控部要配额。可惜，正当程控部要分发“集资入股登记表”筹资时，柳传志给罗争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们集资的事不要做了，这事我另有考虑”。这一句话，程控部改造为子公司的计划就流产了。
柳传志不批程控部资金计划的一个理由是“有亏损”，胡靖宇就率他的“子公司管理部”会同“财务部”对程控部特别“开小灶”，仔细地对该部从1992年8月到1995年4月25日的财务情况作了认真的调查。结论认为，“程控部的经营情况是比较好的”，除应收帐款较大外（因电信局欠款），“在全部开发投入都摊入成本和费用的情况下”，仍有利润103万元。另外，“因为LEX5000已属于国家级科技开发项目，可享受高新技术产品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因此183万元的应付税金可视同国家扶植基金，列入自有资金。”两项相加，程控部从零开始，经过短短的三年，不但完全收回了开发投入，而且已为联想创造了286万元纯利，发展成为联想中仅次于微机部的第二大部。不过，靠这样的财务报告，根本唤不醒“装睡”的柳传志。
1995年6月倪光南下台后，罗争和他的骨干们先后离去，程控部烟消云散，树立在计算所大院门口的LEX5000广告牌也拆掉了，联想从此长期徘徊在通信领域之外。
今天中国通信业的“巨大中华”四巨头（巨龙、大唐、中兴、华为）都是以程控交换机为切入点进入通信领域的。在罗争那时，只有“巨龙”的04机已做出来，联想和华为程控交换机的进度差不多，中兴稍后，大唐还没有成立。联想与华为相比，在技术上各有千秋，但在品牌、规模、体制、地域等方面都有优势。当时华为也被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欠款所困扰，后来国家支持华为，给这家民营公司很大的信用额度，使华为发展起来了。而当时联想要申请贷款就容易得多，例如1993年联想一申请主板出口，就拿到了3000万美元贷款。罗争的程控部如果不是受到柳倪之争的牵连，恐怕早就使联想在中国通信领域称雄了。
倪光南与联想1+1家庭电脑和联想Office等
1991年秋，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访问香港，倪光南向周院长汇报说，R&D部正在开发一种“家庭电脑”，采用“All-in-one”（一体化）主板等措施，成本比一般微机低，这种电脑可以卖到中国的许多家庭中去。周院长听了很高兴，给以热情的鼓励，柳传志在场也十分赞许。家庭电脑原来由R&D部殷卫国等开发，但柳传志后来亲自抓，改叫曹之江负责，还和香港Vtech以及教委下属一个单位合资，成立了“联想教育电子有限公司”，由许志平担任总经理。Vtech的主要业务是玩具、电话等，微机开发力量很弱，这个合作有所欠缺，后来甚至形成了和杨元庆微机部的竞争，不得不并入微机部。
许志平在当“联想教育电子”的总经理时，为家庭电脑市场开拓做了很多工作，还为联想家庭电脑建立了著名的“联想1+1”品牌。
我国各家基于DOS的汉字系统（属于系统软件）的寿命到90年代中期，随着Windows 3.X和486以上微机的推出而逐渐消亡。倪光南和汉字部的新老骨干，许志平、皮卓丁、秦梅芳、樊毅、韩振江等人讨论，大家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过去联想式汉字系统在系统软件方面做得好，但在汉字应用软件方面做得差，WPS的成功是一个启发，他们决定今后要从做汉字系统软件转到做汉字应用软件。当时担任汉字部总经理的皮卓丁决定开发LX-Office（汉字办公应用软件系统），由LX-DTP（排版）、LX-WP（文字处理）等等软件组成，倪光南对他们的计划全力支持。1995年初柳传志要取消汉字事业部，倪光南不同意，认为继续维持汉字部，有利于取得联想汉卡广大老用户的支持，有利于推广LX-Office，这个主张反映了汉字部的意见。可惜1995年6月倪光南下台，皮卓丁及其他骨干纷纷离去，LX-Office计划也随着汉字部消失了。假如当初LX-Office计划没有流产的话，恐怕今天Office市场就会是另一番格局了。
1990年倪光南在Comdex展览会上看到了一种“多口卡”产品，它是PC机联接多个终端时用的部件，当时PC运行SCO UNIX系统在银行、学校等有一定的市场和较高的利润。倪光南认为可以发挥联想在PC设计方面的优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贺志强负责。多口卡（联想智能多用户卡）是一个嵌入式的286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开发难度较高。贺志强这个组的后来留在联想的人很多，如徐文革、杨立中、于德重等都是。
多口卡项目从1991年10月立项，1992年8月开始推出产品，包括8口卡和24口卡二种，性能价格比优于同类产品。按1994年1月财务部转发各部课题费用支出明细表统计，该项目实际投入44万元，试销毛利58万元。1993年下半年，联想的一家进口商出了问题，联想的一大批器材被扣压，其中主要是硬盘，也包括多口卡器材。一年半以后，联想才拿到这些器材，损失很大。对于多口卡来说，因为一年半左右无货可卖，市场已经丧失；同时，PC的UNIX系统也不行了，当时贺志强已到香港联想做R&D经理，徐文革等就放弃了多口卡，改做终端了。
倪光南与柳传志
略
“创新”进入联想新标识，“倪光南”依然进不了历史
2003年联想换标识了，“创新”的内涵进入了标识。这是可喜的事情。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细节”，这是联想“意识形态”的一次重大转变。标志着杨元庆不仅仅作为联想的名义“领袖”，而且把自己的纲领写入了联想内核。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升级”。因为，倡导“贸工技”的柳传志，技术一直是他心中的痛，也一直是最大的忌讳。
但是，未来的创新首先来自对历史的创新的肯定。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感到大为失望。
按照联想现任高级副总裁、联想研究院院长贺志强的“四段论”：
第一阶段（1984年～1989年），联想依靠倪光南研制的汉卡在市场上立住了脚，挖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阶段（1990年～1994年），联想研发“四面开花”，研发方向很多，有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等；
第三阶段（1995年～1998年），所有研发人员都下放到事业部，事业部有各自的研发中心，公司级的研发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联想在PC的产品技术研发上取得一定成绩；
第四阶段（1999年至今）联想逐渐建立起由联想研究院领衔的二级研发体系，开始从产品技术研发向前瞻性技术研发迈进。
显然，联想真正具有创新的阶段就是第一第二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都是倪光南领导的。除了汉卡、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重要技术成果，加上里面忽略的倪光南在80年代末微机方面的重大研发功劳，以及没有能够展开的集成电路等，都主要是倪光南的功劳。是倪光南奠定了联想技术的内涵。
因此，迄今为止，为联想带来创新的最多、功劳最大的人，依然是倪光南，依然无人可比。可以说，联想如果与创新有关联，那么这个链结上一定有一个大大的名字叫“倪光南”。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名字“创新”般地消失了，从《联想为什么》，到成功时的论功行赏，到今天这份18个拐点。斗争的失败者已经永远不可能卷土重来，倪光南已经是真正的“赤脚”企业家。斗争的胜利者名利双收，江山一揽，永远是“伟大”的企业家。
那么，为什么胜利者不能多一点点胸怀，维护一点历史的真实。对己、对人、对产业都是多好的事情，对过去、对现在、对将来，都是锦上添花的举手之劳。现实中已经不可能纠错，那么就在尘封的历史“赏赐”给一个只够搁置一个名字的角落吧。请还原历史的真实，使联想的历史从此变得可信，这是一个旁观者的一点期望！
否则联想的“创新”永远有那么一些不真实。“创新”进入联想的标志，“倪光南”应该重新进入联想创新的历史。这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因此，我们希望联想除了启用新标志，还应该启用新的胸怀。一个不敢肯定历史中的创新的企业，很难相信它能够正视现在和未来的创新，一个不敢直面历史真实的人，很难相信他对现在和未来的真诚！当然，拨乱反正不可能是现在杨元庆的事情，还需要老柳有一天豁然开朗。那一天，我们这些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的“批评者”也一定会他真诚喝采。
也许本来仅仅是一张纸而已。一张纸有时候很薄，有时候也很厚，关键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心。
倪光南10年回首柳倪之争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
编者按：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纪念中国IT行业30年来的变迁，新浪科技近期组织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回顾这一段历程。11月21日上午，新浪科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老师，他和网友一起分享改革开放30年中国IT行业的变化，并回顾了10年前他与柳传志的那场争论——“柳倪之争”。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牛立雄：各位网友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新浪科技组织了一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回顾这一段历程。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先生，给我们聊一聊改革开放30年中国IT行业的一些变化。先请倪老师给我们打声招呼。
倪光南：各位网友上午好。
60年代中国计算机水平居全球第四
主持人：倪老师在IT行业应该说几十年一直是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和观察者。问一下30年前，1978年，当时倪老师在做什么？
倪光南：30年以前这个时候，晚上我大概都会在我们计算所的一台大型机111机上调试软件，这是由我们自己设计的一台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50万次，是当时的大型计算机，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大家知道现在的一个笔记本电脑每秒就能运算几十亿次了，但当时50万次就是大型电脑，而且是我国的第一台集成电路电脑。当时我做的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调试，就是联想汉卡前期的开发工作，特别是软件工作更多一些。我们往往是整晚上做系统调试，一起上机的还有同事马长山和陈芷英，我们在这台电脑上调试软件和硬件。当时因为电脑的机时很宝贵，我们为了节省科研费用，都利用晚上的时间，白天的机时一般分配给外单位做“两弹一星”那种大项目的科学计算，晚上外单位不大愿意来，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机时进行调试，开发我们的软件。所以常常是整晚上上机，白天休息。那时我们用的是汇编语言，几乎没有调试手段，不像现在的软件开发有强大的调试工具，那时我们只能根据程序运行情况来判断，根据判断来修改软件，可以在控制台上按板键输入二进制代码进行修改，如果修改较多一些就要再穿一条穿空纸带来输入修改的数据。所以，开发效率是较低的。当时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锻炼，要在开发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把软件开发出来。
主持人：倪老师，你是哪年进的计算所？
倪光南：我是1961年进去的。我们中科院计算所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领域的研究所，是1958年根据国家当时的科技发展规划，在华罗庚这些老科学家的支持下兴建的一个新研究所。我作为比较早的员工，经历了我们国家电脑从无到有的过程，有幸参与了我们国家计算机自主开发的工作。当时中国的计算机水平大概在世界上居前四位，只有美国、英国、前苏联和中国能自主设计制造计算机。例如我们所当时设计的109丙机和英国的KDF9计算机的指标差不多。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停止下来了，不发展了。这个时期正好是世界上IT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集成电路和软件的发展最快，可惜这一段我们停滞了，落后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追赶上去，现在我们正在迎头赶上，IT技术发展很快，某些方面可以有跨越式发展，不必走老路。
主持人：很多人都知道近些年IT技术发展我们都还是落后的，我们第一次听说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并不落后，还能排第四位。倪老师加入计算所当时多大岁数？
倪光南：22岁。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
倪光南10年回首柳倪之争：不后悔
主持人：后来做到哪一年，当时柳传志先生邀请您到联想？
倪光南：1984年底的时候，当时中科院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一院两制”。这和“一国两制”不一样，意思是除了有研究所的形式，还要鼓励研究所办企业，面向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当时业务处的处长王树和，带了十几个人办了一个所办公司，叫“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就是“计算所公司”。这个公司做什么？所里没什么钱，按照中科院的方针，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所办公司就是转化科技成果，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我的课题组当时已经开发了一台LX-80电脑，它是联想汉卡的前身，但推广起来觉得很难，我们转给四家公司生产，只做了600台，离产业化的要求太远了。王树和他们和我一说，大家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转化科技成果，我就和王树和他们一起出来办公司了。当时，计算所公司中，王树和是总经理，我是总工，柳传志、张祖祥是副总经理，大家的目标一致，合作得很好。首先是将联想汉卡做成产品推向市场，再带动微机销售，使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我们在前十年，在计算所公司里合作很好，在中关村是公认的。那时，联想、方正等等公司创造了一个经验，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一条技术创新道路。联想是企业和研究所结合的典型，方正是企业和高校结合的典型。这条道路现在国家在自主创新的战略方针中也是肯定的，作为产学研相结合的方针，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体系。
主持人：您刚才讲过前十年我们合作非常愉快，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十年前，您和柳传志先生有一段争论，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有15年了，15年也过去了，到现在倪老师你有没有再回头想一想的当时为什么爆发这么多矛盾？
倪光南：联想开始十年的历史实际上有个客观的记载，有本《联想之路》写得很清楚。前十年，包括我和王树和的合作，和柳传志接替王树和担任总裁之后，和柳传志的合作都很好，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实行产学研相结合，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做的很成功，在中关村人们都是肯定的。这一段已经有客观的记载，但现在有人有不同的说法，他们可能是不了解过去的情况，也可能是出于别的目的。
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现在还没到评论它的时候。我从没有就这个问题在任何公开场合或媒体上发表什么意见，因为时机还没有到。等到以后事实真相清楚了，大家自然会对这个问题有全面的认识，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且不去讨论它。
主持人：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不是局外的人所能了解的，就像倪老师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查阅当时新浪做的一个专题，当时这个事出来之后，倪老师的说法是，我们不要再炒作这件事了，这件事您也道歉了，当时您是怎么考虑？
倪光南：联想当时已经是中国一个知名的IT企业。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我发现有问题，我的处理方式是把我发现的问题反映到组织上，并没有公开。我认为如果把它公开，对联想不利，为了保护联想，我应该顾全大局。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报道，都是单方面的，我并没有把我向领导上汇报的情况公诸于众，这还是本着爱护联想的想法。因为从84年创建联想开始，我们就像培育一个小孩一样，使联想成长到一个相当的规模，成为国内有相当影响力的企业，我很珍惜它的前程，珍惜它的声誉，我不希望把分歧公诸于众，以免影响联想。我曾经提出，是否以健康为理由主动辞职，我当时也50多岁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着，有人希望把这个事情公诸于众，那是他们的考虑，但是从我本人来讲还是尽量维护联想的声誉。最后被扫地出门了，我也不后悔，说了真话就要有这种思想准备。总之，这个问题现在先不去评论，将来真相清楚了，再去评论也不迟。
主持人：我们当时从倪老师的声明中能看出来，倪老师肯定是从爱护联想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东西可以对大家讲的没有讲。
您刚才讲以后事实可能有一天会被公布出来，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15年了，您和柳传志先生现在年纪也都偏大了，以后还有机会澄清吗？还是这段真相就此永久尘封了。
倪光南：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的，不要着急，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主持人：当时媒体还在讨论一个比较高的问题，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当时说一个企业到底是总裁说了算，还是总工程师说了算，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倪光南：国有国法，公司有公司法，在公司法中，都有规定，各个职位有各自的职权，不是简单的谁说了算的问题。比如上市、股权改变，就是董事会的职权，不是总裁说了算，也不是总工程师说了算。当然，日常经营中，有总裁说了算的事情，也有总工程师说了算的事情。有人还在企业里边分科学家、企业家，其实是不合理的。在高技术公司中，分不清谁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在高技术企业中，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你要做科学家，就不要去办企业，就专心做研究，做教学好了。有人硬要在企业里划分出企业家、科学家，其实是因为他没做过企业。在企业里，必须包含各个环节，包括开发的环节、生产的环节、销售的环节、服务的环节等等，但所有公司的员工大家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去做的，如果只考虑一个环节、一个部门的利益是不符合企业要求的。事实上，联想的前10年大家确实都能很好地在一起合作，因为有一个目标，为公司创造效益，实现科技产业化，根本不存在什么科学家与企业家之争。上面说到的《联想之路》这本书，将联想前10年的历史写得很清楚，看了这本书就知道，在联想的前10年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谁说了算的问题，或者什么科学家与企业家之争，或者什么“技工贸”与“贸工技”之争，这些都是后人为了某种需要编出来的，可惜很少人能看到《联想之路》这本书了。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
倪光南回忆“汉卡”时代的联想电脑
主持人：我读过介绍联想历史的书籍，我知道倪老师当时开发的汉卡卖得特别火热，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2.0版本卖得特别好。
倪光南：最重要的是把握住机遇。最早在中国，大型电脑是为两弹一星这样的大项目使用的。等到电脑进入事务处理，做办公，做一般的管理等等，电脑处理汉字在中国就是一个必要条件。当时外国公司还不会这个技术，电脑怎么处理汉字，只有中国人擅长，我们就抓住这个机遇把这个技术变成产品，实现产业化。比如联想汉卡，是用硬件加软件的方法实现电脑汉字信息处理，也有全用软件的方法，如CCDOS，UCDOS等等。汉字信息处理后来外国人也会搞了，因为我们的人才到了外国公司。我们当时抓住了这个机遇，采用最容易产业化的方式，就是汉卡这种方式，作为电脑的标扩展卡，用硬件加软件的方式，性能好，容易推，又能保证利润。而且，你要买汉卡，就往往同时要买一台电脑，意味着你可以用一张汉卡带动一台电脑的销售。我们用这种方式，以汉卡的销售带动了微机的销售。联想的头三年，光是联想汉卡就给公司创造了1200多万的利润，还打出了“联想”品牌，所以5年后，到1989年11月，我们将“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了。
主持人：我们国产PC的初期，倪老师给我们回忆一下、介绍一下，当时IT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倪光南：我们开始的时候，整个IT基础比较薄弱，我们当时能够做的就是围绕着电脑做一些增值，比如像汉卡，通过硬件和软件，使得电脑能够处理汉字，这是一种增值。方正的王选院士也是搞汉字激光照排，在电脑加上一些特殊的硬件、软件进行中文的排版。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可以做更多。在1989年，联想开始通过设计生产PC主板进行业务的扩展，后来我们又用自己的主板设计生产自己品牌的电脑，就是联想电脑，这是一个进步。当然，我们的电脑还是Wintel架构，要用英特尔的CPU、微软的操作系统，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自己设计、生产，打自己的品牌，这也是一个进步。在IT行业中，“中国制造”这个台阶，我们经过前些年的努力，当时已经成熟了。这样，联想在90年以后就推出了自己品牌的电脑，当时在90年代初期，中国有四家电脑公司，包括长城、浪潮、东海、联想。联想很快在93年就成为中国国内第一品牌，因为联想电脑是自主设计的，有些公司当时采取OEM的方式，就是贴牌的方式，而联想当时是自己设计，通过自主设计可以有增值。所以，联想电脑虽然进入市场比较晚一点，但是联想品牌的电脑发展得很快，因为我们在设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有一定的增值，有差异化。例如联想286推出的时候，因为是自己设计的，主频是16MHz，而当时最快的286是AST 286，是10MHz，我们的速度是它的1.7倍。所以，我们能够通过自主设计，使联想电脑在竞争上有优势。再加上市场能力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杨元庆94年成为微机部总经理，有很好的销售策略和管理，以至于95年后联想电脑达到了亚太第一。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
国产PC与洋品牌的数次交锋历程
主持人：倪老师，您是民族感情很深的一个人，您对国产PC和国外的品牌交锋了几次过程，应该记得非常清楚，给我们讲一讲，第一次肯定是国外的品牌在国内占主导，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占了上风？
倪光南：第一次交锋，把国内市场品牌电脑从进口品牌领导变成民族品牌领导，联想电脑成了中国第一品牌。我们有二个优势，一是自主设计，不采用贴牌子，通过自己设计，有一定的增值，可以实现个性化、差异化，在某些指标方面可以比进口品牌好一点。再说我们公司较小，推出新产品更快。当时联想在中国推出新的机型比国外品牌要早半年，像联想486，联想586，都是联想第一个在中国推出。当时国外的PC厂商，像DELL、惠普、IBM等等，对他们来说，中国市场还不是主要的，它们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的机型往往比较迟。
第二个优势是，联想民族品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联想电脑能够很快地成长起来，当然靠杨元庆建立了分销体系，销售策略正确，管理得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对民族品牌的支持，在政府采购方面，还有央企、国企的采购，联想都占了很大优势。大家觉得这是民族品牌，于是不去购买进口的电脑，而是买联想的电脑。
直到现在，中国市场仍然是联想电脑最大的也是利润最高的市场。中国的政府采购、央企、国企的采购，始终是对联想民族品牌的很大的支持。上面说的这两方面原因，使得在90年代后期，确定了民族品牌微机在中国市场的领导地位。
主持人：后来国外品牌慢慢地在市场占有率上超过国内品牌，这是哪一年？
倪光南：我们要找找什么原因。看来我们在自主开发方面还是做得不够。我们在90年开始推出联想电脑时都是自主设计的，虽然没做CPU，也没做操作系统，但还是有增值。后来一些国内品牌厂商，往往选择OEM方式，丧失了差异化、个性化。PC行业虽然是Wintel的架构，使创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但在设计方面，创新仍有一定的空间。比如，最近苹果电脑在美国市场上份额上升到第三位，为什么？因为苹果电脑在设计上有创新，还是给它产品有了增值。所以，我们还应坚持发扬自主创新，包括设计上的创新。现在，国家起动了“核高基”重大专项，在未来若干年后，可能我们在架构方面也可以不用Wintel架构了，那时可以用国产的CPU、国产的操作系统，这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了。
另外，在品牌和规模的方面，国内厂商大多比外国跨国公司差得多，除了联想目前在PC行业是第四位，其它一些国内厂商，在规模和品牌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个行业一般说来，第一位、第二位的利润较好，第三位、第四位利润就比较差了，不用说更小的企业了。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
倪光南谈中国软件产业突围之路
主持人：聊完了硬件的PC，因为IT行业最开始主要还是PC的应用，后来我们用软件。倪老师您的记忆中我们的软件发展是从哪一年开始？
倪光南：软件比较明显的发展，我认为是在2000年以后。这和国家在当时发出的一个18号文件有关。18号文件对软件产业的带动比较大，当然还有其它一些相关的政策。18号文件的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使得软件行业的增值税从17%可以降到3%。这种优惠对于软件产业的作用是很大的。2000年到现在的8年左右，中国整个软件产业的规模大概增加了有10倍左右，这是值得肯定的。
主持人：整个软件里，不同软件类别发展的不太均衡。很多基础类的软件、工具类的软件发展比较慢一些，而管理软件、外包方面发展速度比较快一些。原因在哪儿？
倪光南：因为基础类的软件，比如操作系统、数据库之类，这类软件一个是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而且往往已被垄断了，后来者不容易成功。比如像操作系统，已经形成了垄断。要进入这个市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仅是操作系统一个软件的问题，而是需要有操作系统上面所有软件的支撑才行。所以，并不是单独做了一个操作系统就可以进入市场。这就意味着基础类软件的市场一旦形成垄断，其它竞争对手是很难进入的。但是应用软件不太一样，应用软件只要你满足特殊的需求就可以发展起来。应用软件并不是哪家公司可以垄断的，比如用友软件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满足了中国财务制度的需要。所以，应用软件的发展空间就大一点，而且相对说来，中国的企业会有一定的优势。但基础类软件，由于垄断的原因，由于门槛很高，中国的软件在这方面特别薄弱，很难进入，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主持人：我们在软件外包这个领域，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特别快，但是大家有一点争议。提倡自主创新的人认为这个还是在产业链的下游，自主创新没有用，只不过是把软件变成工厂来这样操作。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有这么多人才，软件的下游已经挣的比传统的制造业要多，倪老师，你什么看法？
倪光南：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有争议。从客观情况来看，只要有机会发展，我们都应该去发展，因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软件人才。特别是目前大家认为软件和服务外包是一个趋势，市场越来越大，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市场，把外包的业务发展起来，这是没错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具体的国情，我们认为外包主要是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应该去发展，例如大连，他们搞的比较好，主要是对日外包做得比较好，而且有相当的优势。但是从整体看，中国做外包和印度相比，有它不利的一面，比如语言方面，尤其是英语方面，印度占优势。而且印度在外包方面已经占有了主要的市场，中国是后来者，在竞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客观来讲，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在2007年整个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销售额是5800亿，在这5800亿中间，国内市场和出口之比是7：1，也就是说，对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主要的贡献是在国内，国外市场的贡献只是国内市场贡献的八分之一，这和印度不一样，印度的情况是反过来，大约80%是外包市场的贡献，这是两国不同的国情。另外，也要看到即使是出口，也并不是单纯的软件和服务外包的出口，其实中国软件出口这一块，主要部分是嵌入式软件，就是华为、中兴等等公司出口的设备中所包含的软件，这属于嵌入式软件。总之，外包这一块，目前在中国整个软件产业里大概只占2%左右，不大，我们要努力去扩大它。这里要防止两方面的倾向，一是不重视它，不去利用外包服务这样一个机会，扩展外包市场，这是不对的。另外，认为这是中国软件的主体，抓软件就只抓外包，这也不对。中国的国情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信息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内需市场，这个市场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我们不要把国内市场都送给跨国公司，然后希望跨国公司给我们一些外包定单，这个想法是不行的。我们要把国内的市场，这个市场在世界上已经是第四位了，仅次于美国、欧盟和日本，要把这个市场能够利用好，这个市场能够支持中国自己软件产业的增长，等到中国软件业在国内发展壮大后，也可以走出国门，那时不一定是外包出口这种类型，还可以有各种软件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所以要全面地看中国软件业，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正确地定位，重视外包，但是不要把它作为中国软件业的主体，这样一种定位会比较客观，符合中国的国情。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
中国半导体设计发展迅速 制造落后
主持人：倪老师，您一直比较关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目前国内的半导体行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同时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在国内的内需非常大，但主要还是依赖进口。您觉得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要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还有哪些障碍？
倪光南：半导体行业从产业链来看，大体上有半导体设计，有半导体生产，包括测试、封装，还有半导体的装备制造业。我们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目前这些年设计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中国的半导体设计，我们往往把它作为软件产业的一部分，享受优惠政策。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包括高性能的CPU、嵌入CPU，还有许多专用的芯片，目前国内设计能力都是可以的。应该利用我们的人才优势，面向中国市场需求，可以大力发展，这方面不需要很大的投入，一个设计公司几千万元就有可能创建起来。
另外，半导体的制造，目前向中国转移也是一个趋势，世界上很多集成电路的制造厂都往中国转移，过去是8英寸，现在是12英寸生产线。半导体制造厂商向中国转移，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目前还会继续下去，但是生产线的投资是很大的。一条12英寸半导体生产线需要2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这个投资要比较谨慎，不能大家一窝蜂就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投入。而且半导体行业有一种周期，有时可能进入低谷，就很难取得效益。
另外，中国目前国内半导体生产工厂，装备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投入，希望能够发展国产的装备。因为一个半导体工厂，70%以上都是装备，而目前的装备基本上都是进口的。这样，在经济上，在发展上，都会受制于人。所以，从长远来看，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还需要解决半导体装备国产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任务，不能指望我们短期之内就解决，因为这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发展的过程。此外，比如EDA设计工具和IP核，国家都有相应的部署，经过国家科技计划的带动，经过若干年以后，我们希望在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方面会有很大的提高。在集成电路方面相对说来，我们的差距要比软件业大一点，软件方面更容易赶上国际的先进水平，集成电路产业方面，特别是在制造装备方面，我们的差距大一点。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
倪光南：龙芯崛起与Linux普及相辅相成
主持人：我们谈通用的CPU不得不谈到国产的龙芯，龙芯让很多中国人都对它寄予厚望，现在龙芯也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频率达到多少，我们的性能优多高，我们什么时候会上四核、八核，倪老师，龙芯也是计算所做的，您也长期观察，现在技术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工艺和架构，它还需要多久？
倪光南：龙芯目前从性能指标来讲也是比较先进的，之所以龙芯的应用推广有一定的困难。一个原因是软件的问题。由于存在着知识产权壁垒，龙芯的架构不是英特尔的架构，龙芯不能跑Windows。所以，龙芯将来成功很重要的是需要国产操作系统的支持，要用LINUX操作系统。“核高基”专项中，国家要发展基础软件和高端CPU，这二者是互相支撑的。我们必须要将国产CPU和国产基础软件都发展起来，大家愿意用Linux了，龙芯的电脑大家也就愿意用了。并不是说龙芯的性能指标不够，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比较旧的电脑，如果从技术指标来讲，龙芯比它不会差，但是因为那是Windows的电脑，我们现在要换成Linux的电脑，用户不习惯。所以，龙芯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Linux软件能发展起来。软件平台要从Windows切换到国产操作系统平台上，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另外，龙芯的差距还在制造工艺上，英特尔有自己的生产厂，英特尔目前最新的CPU是45纳米，但是龙芯最新的是90纳米，差了两代。技术指标会有差距，这依赖于中国整个集成电路水平的提高。
但是龙芯的性能指标也是可以使用的，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最高的性能指标。比如龙芯有一项指标就相当好，我们现在提倡绿色IT，要将CPU的能耗降低。龙芯在同等功耗下，它的性能指标是非常好的，这是它的优势，并不是我们国产CPU一定比国外的差，我们在能耗上是有优势的。
展望未来，随着国产基础软件的发展，采用龙芯和Linux操作系统这种电脑，一定会大量的推广，不一定是所有的地方，但是在很多地方的应用是能满足的。
另外，我们在核高基专项里，除了像龙芯那样的高端CPU，还支持一些嵌入应用的CPU，它的应用面更广，每年嵌入CPU在中国的应用需求是在10亿片的量级。嵌入式CPU，每个手机都有，像机顶盒、MP4播放机都有，应用面非常广。这方面目前中国的水平已经和国际上的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方面还有自己的优势，性能价格比很有竞争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在集成电路芯片方面，特别是设计能力方面，我们和国际上差距已经较小，某些方面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长处。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左)与主持人、新浪科技牛立雄合影
倪光南谈“核高基”的意义
主持人：倪老师今天聊了很多次核高基，核高基是这个行业中的热门话题。给我们讲一下核高基20年的规划，投入大概多大？我听外面说，力度大得让人吃惊，你希望我们这个核高基在某些领域，让国产IT业可能也会上一个台阶。
倪光南：核高基的来源是国家在2005年制定了一个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是15年的规划纲要，从2006年到2020年。这15年国家制定的规划纲要，要在一些重大的领域赶上国际的先进水平。核高基就是信息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项，一共有16个专项，像大飞机、下一代能源、下一代宽带通讯等等，其中核高基作为信息领域的专项，重点要解决一些核心电子器件问题，要解决高端通用芯片的问题，要解决基础软件的问题，可以说，这些是我们信息领域的硬件和软件的基础，希望通过这个专项打下我们信息领域的硬件基础、软件基础，从而在自主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可以很好地推进中国的信息化，建立起中国的各个信息系统。
这个重大专项对信息技术的长期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脑是Wintel架构，我们希望不久以后中国将会有另外一种电脑，用国产CPU和用Linux操作系统的这类电脑。这有什么好处呢？除了价格比较便宜，最主要的是这样的电脑不会黑屏。我国信息安全的一个原则是要求自主、可控，这种电脑是自主可控的，不会担心被别人控制，会给你黑屏。最近“黑屏”事件给我们的感受是，现在的电脑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重大专项发展起来的这些技术，用我们自己的CPU、自己的操作系统，就可以放心了，这个电脑一定是在你的控制之中，安全是可以有保障的。
我们将发展性能价格比很高的嵌入式CPU，将来我们的手机、播放器、电视的机顶盒、信息家电等等，都可以用自主的嵌入式CPU。在这方面推广将更容易，因为人们不在乎是用什么操作系统、什么CPU。所以，嵌入式CPU技术会很好地支撑我们庞大的制造业。由此可见，“核高基”专项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战略决策，可以说，它将帮助从“中国制造”发展到“中国创造”。
主持人：倪老师肯定也参加了核高基的一些讨论，支持力度有多大？
倪光南：重大专项一般都是百亿元的量级，因为中国目前有一定的国力，可以有一定的投入。中国的技术人员是很优秀的，而且我们的工资水平跟美国相比大约是1：8，跟欧洲相比是1：6。美国一个工程师，在中国可以支撑8个工程师，而我们人才的素质、创新能力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相信在高科技领域是能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
主持人：今天由于时间关系，跟倪老师先聊到这儿，今天倪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几十年从事IT行业的经历，还有对目前IT行业各个领域的看法。倪老师几十年一直致力于推动民族IT产业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也向倪老师致敬，感谢倪老师。
倪光南：谢谢大家。
倪光南院士：中国该对微软说“不”了编辑本段回目录
日前，一场关于文档格式国际标准的竞争，悄然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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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关单位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于XML的开放文档格式UOF，并已成为国家标准。UOF，作为中国国产文档标准，成为摆脱技术标准受制于外国人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微软也试图通过国际标准组织“快速投票”通道，让微软的OOXML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微软此举遭到以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为代表的中国专家和中国软件公司的强烈反对。2007年7月，倪光南撰文呼吁中国政府对微软的OOXML投反对票，他将微软此举称作“信息领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竞选’活动”，指出微软标准一旦通过，“就可能挟老文档格式事实标准的优势，以OOXML一统XML文档格式的天下”。
在去年9月2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微软OOXML未获通过。今年2月，将进行一轮最终投票。
科技领域的游戏规则由谁制定？
中国已经可以向微软说“不”了吗？
我们离国际标准还有多远？
自从十年前因“柳倪之争”退出联想集团后，倪光南基本上淡出媒体视野。此次呼吁，不仅让人们再次想起了这位很有个性的老科学家，也让公众把目光聚焦在他正为之奔走的中国文档标准UOF上。
在软件领域，中国完全可以对微软说“不”了
中国青年报：听说，微软OOXML已经提交ISO（国际标准组织——编者注）“快速通道”，准备使OOXML成为国际标准，在去年9月2日的投票被否决之后，今年2月将再进行一轮投票。
倪光南：是的，作为国际标准会有一些很高的要求，包括开放性、知识产权和本身技术内容等。前一时期全世界对微软的OOXML共提出了3522个问题，它想成为国际标准还是有许多需要讨论和改进的地方。中国也投了反对票。2月要在日内瓦开会，还要再进行一次投票。
中国青年报：这是最后一轮投票了吗？还会有其他程序吗？
倪光南：如果通过的话，OOXML就从现在的决议草案变成标准了。如果通不过，微软就不能再走这个“快速通道”了，必须走另一个更规范的流程，那就要经过反复讨论，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了。
中国青年报：为了和微软标准相抗衡，现在我们也在为国家标准UOF成为国际标准而努力。中国在信息科技领域已经拥有向微软说“不”的实力了吗？
倪光南：中国的信息市场规模太大了。我国的手机用户已经是世界第一。网民规模也即将是世界第一。在一些传统领域，比如飞机、汽车等产业，我们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但信息科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眼下正处在更新换代时期。中国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像基于XML 的文档标准，是一个新标准，对谁都一样，包括微软，这回是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有实力跟微软抗衡。
现在，中国不仅有市场优势，也有人才优势，中国应当重视自己的话语权，在软件领域完全可以对微软说“不”。
中国青年报：几天前，微软表示将“坚决支持UOF”，希望UOF与OOXML共同成为国际标准，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倪光南：微软确实做了一些让步，主要是希望通过那种表态缓和中国方面的反对吧。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提了那么多条意见，微软也需要进行一些改进，这是它在来自全世界的压力下作出的一种妥协。
由于中国在国产Office软件的基础上，自主发展了UOF标准，又拥有巨大的市场，中国在办公软件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话语权。现在，我们的 UOF标准得到了微软OOXML和国际标准ODF的肯定，他们两方都在向中国主动示好，希望联合中国，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可以说，现在的主动权在于我们。
中国青年报：我们注意到，微软表态支持UOF之后，您在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反馈，感觉您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吗？
倪光南：我们对微软的表态表示欢迎，但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实际行动。微软表示支持开发UOF和OOXML之间的“转换器”，并无条件开放二进制文档格式信息。到底“转换器”做得如何，我们还要通过测评才会有答案。
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之争，而是垄断与反垄断之争。由于文档是信息的重要载体，这也是一场信息资源控制权之争，影响很大。
过去，我们的文档标准都是微软公司私有的，就是DOC格式标准，这已成为一个事实标准，存在着很大安全隐患。因为它是不开放的，它会在文档中加入一些用户所不知道的信息。而且微软的标准只能兼容它自己的Office软件，会造成新的垄断，不利于国产软件的发展。
如果微软真的按照承诺做了，在开放性方面有所改善的话，即使OOXML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对我们的UOF标准也影响不大，微软说“转换器”使两个标准可以自由转换，所以国产UOF可以放手推广应用。这些标准在一定时间内也许可以共存。但是，就历史经验来看，最终的文档标准只会有一个。就像之前微软老的DOC标准一直成为事实标准一样。这是人们的使用习惯造成的。
掌握了文档标准，最终会推动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
中国青年报：将UOF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或者事实标准，对于我国信息产业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倪光南：这将形成一条创新产业链，而文档标准是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UOF标准发展了，国产Office软件就可以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国产Linux的发展，它是一切软件运行的平台。最终会带动国产CPU的发展，因为国产CPU只能够运行Linux，但不能运行Windows。这个产业链条太重要！掌握了文档标准，会影响硬件基础和软件基础，最终会推动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
中国青年报：长期以来，广大电脑用户好像已经习惯了微软的文档标准，国产UOF标准的生存空间在哪儿？
倪光南：中国有那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现在努力的，是要尽快推广使用UOF标准，使UOF由国家标准变成中国的事实标准。我们有自己文化的特点，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特点，中文文档由我们自己的UOF处理起来是更方便的。
目前，国际上其他两个标准ODF和OOXML，都已表示可以做转换到UOF的“转换器”，这至少说明他们认可UOF标准，UOF标准是足够开放的，是可以实现公平竞争的，我们要放手推广UOF，这个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中国青年报：我们距离国际标准还有多远？还要做哪些努力？
倪光南：UOF能否成为国际标准，这是难以预测的。但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标准，我们需要去努力推广。
今年，丹麦和荷兰政府都已经实施了一项措施，在政府部门采用开放标准。因为你要使用微软的私人标准，每年需要付给它大量的专利费用，这对于国家是很不利的。我国政府也应当研究在软件领域，是否可以采取类似措施，使“开放标准”成为我们国家的事实标准，具有类似“国际标准”的地位。
当然，这是全社会的事，广大用户也要支持国产软件，因为一开始在使用上肯定有些不适应，但这只是一个使用习惯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您使用过国产Office软件吗？感觉如何？
倪光南：我一直在用国产Office软件，刚开始还不习惯，现在我已经可以不用微软Office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国产Office软件用起来已经没有问题，能满足应用。下一步是推广UOF，国产Office要做好对UOF的支持，要使UOF和DOC两种格式的文档可以平稳转换，不发生 “跑版”现象，使用户几乎感觉不到差别。
但是，中国的软件公司在市场推动方面，还太薄弱，关键是用户太少了。任何软件都是用出来的，微软的软件也不是一步到位，但有海量的人在使用，也就等于有无数的人在帮它找漏洞，正因如此，它才能经常发“补丁”，进行版本升级。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推动阶段，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使用国产软件。
“政府采购正版软件”不能变成“政府采购外国软件”
中国青年报：您曾经撰文批评政府采购中的一些现象，呼吁“政府采购正版软件”不能变成“政府采购外国软件”。您认为，在推动国产软件上，我们政府应该起带头作用，是这样吗？
倪光南：正是。这是我在2004年写的文章。政府推动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政府采购。有人会觉得加入WTO之后，要求政府采购国产软件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其实，中国并没有签署“政府采购协议”（GPA），中国政府采购根本不需要开放。但当时，有些地方受到跨国公司的游说影响，大量采购外国软件。本来，本国软件企业就只在政府采购市场还有一点优势，现在连这点优势都丧失了，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买套微软的正版Office要3000元人民币，而国产软件只要几百元。各级政府，包括企业采购，都要降低信息化成本，应该把购买国外高价软件的钱用来购买更多的国产软件。
我们的政府采购还应该向国内的中小企业倾斜。美国的政府采购就是这样的，因为中小企业最具创新活力，政府扶持它们有利于产业创新。而中国现有的做法，反而向一些大企业倾斜，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这很不利于中国软件产业发展。
中国青年报：在中国科技产业的战略选择和部署中，对于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世界制造车间”和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世界制造中心”两种定位一直存在争议。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定位？
倪光南：中国有最好的市场和最好的人才，不应该再做世界加工厂。中国必须要占据产业链的上游，而不是只在下游接订单。我们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发展。
“印度模式”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印度在软件外包方面已经做了20多年，我国是从2000年国发18号文件起，才明确软件业的战略地位，起步显然是迟了。但是，印度国内市场很小，信息化程度很低，主要依靠“离岸外包”，承担外国对软件和服务的定制。中国情况不同，我们国内市场很大，信息化程度高，在我国软件业中，“离岸外包”只占3％，软件业绝大部分都是做国内市场。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贴着这么大的国内市场，为什么不争取在自己的地盘上做大、做强起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