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托研究所，英文名称“Cato lnstitute”，中文也译为“卡托研究所”。创设于1977年，主要宗旨在于促使公共政策讨论能注意“有限政府，个人自由”的原则。出版品：《凯托杂志》、《凯托政策报告》。研究计划包括：电讯及科技研究，外交及国防研究，贸易政策研究等。由此可见，CATO的宗旨在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凯托研究所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有：主张美国在台湾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武装台湾而非协防台湾，台湾虽不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但为吓阻中共犯台，美国应在武器供应上，尽量满足台湾的需求。
网站标识凯托研究所基本信息
地址：1000 Massachusetts Ave.，N.W. Washington，D.C.，2007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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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202)371-0841
电子邮箱：jjohnson@Cato.org
联系人：Julie Johnson
网址：http://www.cato.org
凯托研究所(一译“卡托研究所”)是以鲜明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著名思想库。《华盛顿邮报》评价凯托研究所为“最热门的政策出售者，由于坚持信念，即使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不妥协，因而广受尊敬”。美国学者简·斯蒂芬奇克(JemStefamie)称凯托研究所“在塑造占国会多数的共和党人的思想和政策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基本情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1．推进法权自由的25年历史
研究所办公楼
凯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于旧金山。研究所创始人为爱德华·H·克雷恩(Edward H. Crane)和查尔斯·科克(Charles G.koch)。克雷恩目前仍是研究所所长。25年来，克雷恩与其他“自由至上主义”者一道影响了美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把美国政治的核心争论由自由与保守之争转变为公民社会与政 治社会之争。
凯托研究所的名称取自《凯托的信》(Cato's Letter)，这是一本宣传“自由至上主义”的小册子。凯托(公元前95—公元前46年)是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和政治家，他拥护共和与自由原则，反对皑撒独裁。1720—1723年，英国人约翰·特伦查德(Joh Tmnchad)与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凯托”为笔名，在《伦敦杂志》(Imdon Joumal)等英国报章上连续发表有关“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文章，谴责暴政，鼓吹公民自由。这一系列文章后来被结集为《凯托的信》出版。《凯托的信》在英国和美洲殖民地大受欢迎，对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建国之父”们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基础。凯托研究所以“凯托”作为研究所的名字，凸显了该所致力于推进公民自由的目标。该所的宗旨是：探讨在当代环境下，如何拓展有限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平等美国传统思想的范围。
2．旗帜鲜明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库
中国学者对凯托研究所的定位比较混乱。一些人认为凯托研究所是一个保守的思想库，另一些人则认为凯托是偏左的、鼓吹自由主义的研究所。这种棍乱是由于对“自由主义”一词理解的混乱造成的。在美国政治思想的光谱中，“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涵义过于复杂，也偏离了该词早期的涵义。凯托研究所认为美国政治思想中的“左、右”或“自由、保守”等词汇都不能准确标明自己的定位，因此该所明确拒绝“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等标签。凯托研究所认为，“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有一种反对变化、愿意向后看的意昧。“自由主义”在当代美国则意味着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的“大社会”这种思路，意味着干预社会的大政府。
凯托研究所不像大多数美国思想库那样标榜“中立”，而是明确宣布自己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danism)的追随者。“自由至上主义“也有人翻译为”公民拥有充分自由权论“。简单地说，自由至上主义追求的是公民的法权自由(1iberty)、实质自由，包括经济自由(所有权不可侵犯、交易自由、对契约关系的法律保护等)、政治自由(表现在言论、集会、结社、政治参与等)；自由至上主义极端强调消极自由，其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在当今美英等国一般被认为是“右派”或者“保守派”。弗里德曼的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大行其道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凯托研究所多位研究人员都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弗里德曼本人也的确与凯托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曾为凯托研究所的几本书撰写前言，他写的评论文章也曾在凯托研究所的杂志上发表。凯托研究所从2002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弗里德曼奖”，奖励那些为促进人类自由做出贡献的人。克雷恩在庆祝弗里德曼90诞辰时宣称，“弗里德曼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自由主义”(liberalism)在当代美国更多地是要追求一种“作为能力的自由”(freedom)，例如让少数民族能有平等的工作、学习机会。这是一种和极自由，也就是“能去做某事的自由”(free to do something)。要实现这种自由往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因此，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恰恰是主张“大政府”的“新政自由主义”，其哲学根基反映在刚刚去世不久的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思想中。“自由至上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有着共同的根基，凯托研究所只是不喜欢后者中的“古典”一词。这一思潮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至上主义”并不强调保持传统社会价值等“保守”成份。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重新回潮，“自由至上主义”作为一种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点的思想也开始大行其道。因此，将凯托研究所和自由至上主义归人偏左阵营是不准确的，多少有些望文生义。在真正的美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凯托的思想与保守派有颇多共同点。事实上，凯托研究所也主要是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发挥影响力。不过，由于“自由至上主义”过于强调小政府、绝对自由市场、充分公民权，主张将政府缩减到“警察加灯塔”的程度，其理论在复杂的现代政治生活中井不能真正加以贯彻，因此“自由至上主义”已更多地成为一种社会学说，耐橄治学说，这一思想对民众、媒体、乃至政府官员都可能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在行政部门的实际政治运作中，绝对的“自由至上主义”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凯托研究所在政治上推崇有限政府和公民的个人自由，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公民自由，对国家权力保持戒心，担心国家权力侵蚀公民个人权利。该所常常引用杰斐逊的名言——“自由的代价就是要永远保持警惕”，宣称要担负起对国家权力保持警惕的职责。经济上，凯托研究所推崇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农业社会笨拙繁冗，在工业社会成本巨大，在信息社会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凯托研究所常常以“市场自由主义”一词来表明自己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社会政策上，凯托研究所支持少数民族平等地位和妇女解放，反对歧视外国人和外国移民。在对外政策上，凯托研究所鼓吹向国外扩展自由市场制度，反对美国在全球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总体来看，凯托研究所还是一个保守的思想库，但是在外交政策上，凯托研究所又与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想库明显不同。
研究领域和经费编辑本段回目录
凯托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法律、科技等方面，几乎涵盖了公共政策的所有领域。该所较大的研究方向共有22个：预算与税收；医疗；民权；国际经济与发展；司法与执法；自由至上主义哲学；宪法问题；法律问题；防务与国家安全; 货币与银行政策；国内问题：管制；教育与儿童政策；科技与太空；能源；社会安全；环境与气候；技术、电信与互联网；外交政策；贸易；政府与政治；福利与劳工。每个研究领域下有十个左右的课题。例如，在外交方向下，有非洲、巳尔干、中亚与南亚、东亚与太平洋、欧洲、大战略与美国外交政策、拉丁美洲、中东与波 斯湾、恐怖主义、联合国、北约、国际组织及条约等十个研究课题。
目前，研究所有近90名全职雇员，其中16名高级研究员，60名助理研究人员，此外还有一些在研究所工作的实习生。
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凯托研究所不接受来自政府的资金。其收入主要来自基金会、企业、个人的捐赠以及研究所出版物销售所得，作为一个非赢利的研究教育机构，凯托研究所也享受美国法律所规定的免税待遇。凯托研究所近年来收入增长很快。1992年，凯托的收入只有400万美元，到1998年则翻了一番，达到800万美元，2000年，凯托研究所的收入已接近1300万美元。
人员构成编辑本段回目录
凯托研究所理事会由15名成员组成，除所长爱德华·克雷恩以及研究所主席威廉·尼斯卡宁(William A.Niskanen)以外，其他成员都是媒体、电信、能源、金融等大公司的总裁。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自由化 的国际媒体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也曾一度加人凯托研究所理事会。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营运商TCI集团(Tele-Communications In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隆(John C.Malone)、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密斯(Frederick W.Smith) 均为凯托研究所理事会成员。凯托研究所的主要捐 者还有微软(Microsoft)、贝尔 (Bell)、太阳(Sun Microsystem)等电信业巨头，雪佛龙(chevron)、艾克森(Exxon)、壳牌(Shell)等能据业巨头，辉瑞(Pfizer)、默克 (Merck)等医药业巨头，菲利浦一莫里斯 (Philip Mor-ris)等烟草业巨头，花旗银行等金融业巨头。美国学者斯蒂芬奇克在《毫不怜悯：保守思想库与基金会如何改变美国社会议程》(No Mercy：How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and Foundations Changed Medea’s Social Agenda)一书中指出，凯托研究所背后的资助者近年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了科克工业(Koch Industdes，Inc.)、萨拉·斯凯夫基金会 (Sarah scaife foundations)等企业与机构外，联邦快递、菲利浦—莫里斯、某些石油天然气公司、证券商成为凯托研究所的主要资助者。这些公司都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受益者，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庆恶政府管制”。这些资助者所希望的政府政策与一贯鼓吹解除管制、自由市场的凯托研究所完全一致。凯托研究所与这些捐助者的关系体现了美国工商业与学术界互相借重、互相推进的特点。
详细情况介绍编辑本段回目录
出版
卡托研究出版的期刊包括了卡托的信函、卡托期刊、管制杂志、卡托最高法院监督以及政策研究。卡托研究所贩卖的书籍包括了《社会福利：内在的矛盾》（Social Security: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替全球资本主义辩护》（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sm）、《教育卷战争》（Voucher Wars）等书。
卡托研究所曾在1977年至1982年之间出版Inquiry Magazine，他们也曾出版一系列名为Cato Papers的论文集。
理念
卡托研究所的理念深扎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卡托的学者经常从许多不同哲学和宗教的角度来探讨各种议题，举例而言，2005年一本由卡托的贸易政策研究部门学者Dan Griswold发行的小册子，便从基督教的观点申扬个人自由的立场。卡托研究所的政策分析家Will Wilkinson也曾主张以综合哈耶克与约翰·罗尔斯理论的方式来替自由原则辩护。
三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学者对卡托研究所的理念有特别深刻的影响，米尔顿·佛利民首先提出了学校自由选择制度（School choice）的概念，之后便成为卡托教育自由中心一直提倡的政策。佛利民也影响了卡托研究所在其他许多议题的立场，包括了货币主义以及停止征兵和反毒政策的理论。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所提出的自愿秩序概念以及强调价格机制的重要性也对卡托研究所的许多学者有深刻影响。詹姆斯·M·布坎南在公共选择学派上的理论也影响了卡托研究所对政府的各种计划和政策提出的深刻批判。
艾茵·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对卡托研究所有极大影响，客观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共同主张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小政府的理念。在1997年卡托的副所长大卫·伯阿兹（David Boaz）写道所有的客观主义者都必然是自由意志主义者。
与保守派的冲突
在共和党于1994年的国会选举大胜之后，卡托研究所经常被视为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重镇之一。在20世纪后半重塑并重振了共和党以及保守主义运动的贝利·高华德与隆纳·雷根也都曾受到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的深刻影响。
不过，卡托研究所在正式上一直拒绝被称为保守主义智囊，因为“保守派代表了一种对改变的反抗、以及一种企图保持现状的心态”。随着卡托研究所对于共和党主流的尖锐批评，这样的矛盾关系在近年也开始越来越明显[8]。逐渐扩大的冲突可以归咎于共和党官方逐渐支持的ㄧ些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对于政府开支的扩张、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
卡托的学者对于乔治·沃克·布什任期下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提出许多尖锐批评[9]，同时也批评他对伊拉克战争的政策[10]。在2006年和2007年卡托研究所还特地出版了两本书，批评共和党在从1994年掌权后对于小政府理念的逐渐抛弃和背叛[11][12]。举例而言，布什总统在2005年提出的民营化社会福利制度的提案只获得一小部份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民营化社会福利制度的概念一直是卡托研究所长年来所提倡的。在109届的国会会期里，布什总统以卡托学者Dan Griswold提议为基础[13]所构画的移民政策改革甚至在大量保守派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主导下遭到封杀。
与客观主义的紧张关系
尽管两者在政治议题上都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立场，自由意志主义的卡托研究所与客观主义的各种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非常和谐。艾茵·兰德在世时一直藐视当时发展中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15]，兰德的精神继承人列奥那多·培可夫（Leonard Peikoff）也坚持兰德的立场，拒绝与任何自由意志主义组织来往－包括卡托研究所在内。其他客观主义的机构，尤其是阿特拉斯社会（Atlas Society）则对卡托研究所表现出比较友善的态度。在2007年10月一场由阿特拉斯社会主办庆祝《阿特拉斯摆脱重负》出版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卡托研究所的所长和创办人Ed Crane还表示他和其他卡托的成员都也自认为是客观主义者，他强调客观主义者与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是自然的战友，并且鼓励客观主义者与主流的自由意志主义动合作交流。卡托研究所的领导人长年来一直企图化解客观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研究所标识议题立场
依据研究所的格言，卡托研究所支持的是那些可以促进“个人自由、小政府、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政策。卡托的学者在各种政策上都保持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ㄧ些卡托研究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包括已经实行多年的种族资料建档以及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并且减少对于私人领域歧视的管制。
社会福利
卡托研究所在1995年开始了社会福利民营化计划，并在2002年将其重命名为社会福利选择计划。卡托研究所强调应该让美国人民个人自行选择是否参与或退出社会福利制度。如同其他支持个人化健保储蓄帐号概念的组织，卡托的学者现在也避免使用“民营化”一词来描述他们的政策，因为当前这一词对美国大众而言带有些许负面含义。
卡托研究所的社会福利政策提议包括了让劳工可以选择是否将他们的社会福利费用存入一半至个人的帐户，并且放弃在这之后的任何累积的社会福利津贴。而对选择了这项措施的劳工，剩余的社会福利津贴则可以被以债券方式转售，让愿意的劳工可以重复投资福利津贴换取更高的未来收入。不过对这些劳工，本来会以雇主名义投入社会福利帐号的薪资税金将会改投入其他仍然选择保持旧制度的人的帐号里。
卡托的学者强调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并且必将需要未来的增税和津贴减裁来维持平衡。由于当前制度下“工作便要缴费”的本质，现职的劳工被迫要纳税支撑过去的劳工（已退休的），当现职劳工与退休劳工比例差距缩减后，现职劳工便会背扛越来越多薪资税的负担。卡托的学者也强调福利津贴的可继承性，与当前制度不同的是，卡托的计划将会允许那些在达到退休年龄前便去世的劳工将他们累积的个人社会福利储蓄继承给子女。在2003年，卡托研究所主张若是政府减低对企业的补助，布什总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民营计划其实可以获得足够资金。
外交政策和公民自由
在近年来，卡托研究所的不干涉主义外交政策以及对于公民自由的坚定支持，使卡托的学者经常批评政府的许多政策－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卡托的学者反对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在1991年发起的波斯湾战争、比尔·克林顿对海地和科索沃的干预、以及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2003年发起的伊拉克战争。不过卡托研究所支持了2001年对阿富汗的入侵以作为对911恐怖攻击事件的回应。
卡托的政策分析者也经常批评近年来政府政策对于公民自由所构成的侵犯，他们尖锐批评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在1993年攻击德州瓦科市大卫教派本营的决定。而最近卡托研究所也反对了美国爱国法（USA Patriot Act），以及对涉嫌恐怖行动的外籍人士的未审拘禁，并且也批评布什总统第二届任内对于执政权力的强硬扩张。
其他国内政策
卡托研究所在1998年对许多州分与烟草公司达成的反垄断协议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28]。除了其他各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外，卡托的学者也提议开放更多移民到美国工作。
卡托研究所还提议一种用以平衡预算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用以作为减少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的自我监督机制。
在2003年卡托研究所表态支持最高法院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一案里的判决，禁止剩余的几个州分继续非法化私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卡托研究所以第14号宪法修正案来作为他们立场的主要依据。
除此之外，卡托的学者也对当前美国的反毒品政策有尖锐批评[19]，并且批评美国执法单位越来越军事化的执法手段。
环保政策
卡托研究所定期几办许多与全球暖化及全球暖化怀疑论有关的研讨会。在2003年的研讨会包括了环保和生态学者Patrick Michaels、Robert Balling、和John Christy等人。Balling和Christy还主张全球暖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归咎为人类制造的现象：
没有人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短期内停止全球暖化发生。国际性的协议像是京都协议书和联合国的气候改变协议框架，都不会在政策实行的期间内（例如50年或更长）对平均的气温有任何的影响－即使是所有国家皆合作亦然[32]。
卡托研究所与主流科学界的关系曾经一度紧张，举例而言，当Sarah Darby等专家指出住宅区氡扩散会对大众健康造成影响时，卡托的研究员Steven Milloy便曾撰文批评这些科学家的研究。
资金来源编辑本段回目录
卡托研究所被美国税务局登记为501(c)(3)的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并不进行契约性的研究，同时也不接受政府的补助。在研究所资金来源上，卡托研究所主要是依靠民间的私人资助。依据其年度报告，卡托研究所在2007年获得$2040万美元的资金，而支出则是$1940万元。年度报告也指出卡托研究所有74%的收入是来自个人捐款、15%来自其他基金会、3%来自私人企业、8%来自其他计划和收入（例如出版盈利、学费）[1]。
基金会资助
资助卡托研究所的组织包括了：
Castle Rock Foundation
Charles G. Koch Charitable Foundation
Earhart Foundation
JM Foundation
John M. Olin Foundation, Inc.
Claude R. Lambe Charitable Foundation
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Scaife Foundations (Sarah Mellon Scaife, Carthage)
企业资助
如同其他大多数智囊，卡托研究所获得来自各种企业的资助，不过企业资助仍然只是研究所次要的资金来源。举例而言，2007年的研究所财务报告里，私人企业的资助只占其预算3%的款额。
依据卡托研究所的说法，较少的企业资助使研究所得以在政策研究上保持更为中立客观的立场。在2004年卡托研究所发表了一篇支持“药品重进口”的文章，激怒了美国国内的制药产业。在2006年研究所则批评了千禧电子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卡托研究所也曾尖锐批评那些被他们称为“公司福利”（corporate welfare）政策－亦即那些政府官员以纳税人资金对私人企业的补助，通常是透过预算开支的形式，来补助那些与政治人士关系亲密的企业。举例而言，2002年时卡托研究所的所长于华盛顿邮报投稿了一篇呼吁抵制共和党能源法案的文章，主张那则法案只会让华盛顿特区的各种游说团吸取更多的政治资金。同样的在2005年，卡托的学者Jerry Taylor再度批评共和党的能源法案是对于企业游说团的政治勾结。
新闻事件编辑本段回目录
许多卡托研究所的成员都是学界知名的人物，包括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以及弗农·史密斯。
卡托的资深研究员兰迪·巴内特在2004年是最高法院的Gonzales v. Raich一案里的律师。
卡托的研究员P. J. O'Rourke是畅销书《妓院国会，世界上所有问题的制造者》的作者
卡托的政策分析家Radley Balko在2006年最高法院的Hudson v. Michigan一案里被法官Breyer引述，反对“没有敲门”的执法突袭
在2005年12月，卡托的研究员Doug Bandow承认曾从游说客阿布拉莫夫收取资金并在Copley Press报上撰写有利于阿布拉莫夫的评论。不过刊登的评论实际上并非Bandow自己的观点。Bandow在12月15日从卡托研究所辞职。
在1999年，知名的环保科学家David Rall于车祸中丧生。当时担任卡托研究员的Steven Milloy在其个人网站junkscience.com庆祝其去世，还写道：“一个一直把老鼠接触化学元素的成果拿来冒充人体副作用宣传、浪费数百万美元公共和私人资金的垃圾科学家终于死了。”卡托研究所的所长Ed Crane表示Milloy的个人攻击是相当缺乏判断力和礼貌的，但Milloy仍然拒绝道歉。他一直保持卡托的职位直到2005年底。在后来又因被指称与烟草公司有资金往来的争议传出后，Milloy的名字被从卡托网站移除。
米尔顿·佛利民奖
自从2000年以来，卡托研究所每隔两年便会颁发米尔顿·佛利民伸张自由奖给那些“对于伸张人类自由有杰出贡献的个人”。奖项的奖金还高达美元$500,000元。
机构人员编辑本段回目录
过去的得奖主
Peter Thomas Bauer - 2002
Hernando de Soto - 2004
马尔特·拉尔（Mart Laar） - 2006
知名的人物
学者
大卫·伯阿兹（David Boaz）, 副所长
Edward H. Crane, 所长和CEO
Jagadeesh Gokhale, 资深研究员
Daniel T. Griswold, 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Andrey Illarionov
Brink Lindsey, 研究部副所长
William A. Niskanen, 主席
Tom G. Palmer, 资深研究员, 卡托大学院长
Roger Pilon, 法律事务中心副所长
José Piñera, 社会福利选择计划共同主席
Alan Reynolds, 资深研究员
John Samples, 代议政府研究中心所长
Jerry Taylor. 资深研究员
Ian Vásquez, 全球自由与繁荣研究中心所长
Will Wilkinson, 政策分析员
Sigrid Fry-Revere, 生物伦理研究所长
助理学者
Donald J. Boudreaux
Robert L. Bradley, Jr
Tyler Cowen
Michael Cox
Richard Epstein
Michael Gough
Tibor Machan
Randal O'Toole
弗农·史密斯
Thomas Szasz
Robert Corn-Revere
研究员
兰迪·巴内特
James Bovard
詹姆斯·M·布坎南
Steve H. Hanke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
Andrei Illarionov
Penn Jillette
David Kopel
Johan Norberg
P. J. O'Rourke
Jim Po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