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全文下载（英文版）：
http://www.stanford.edu/group/esrg/siliconvalley/docs/siliconvalleyed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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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格兰诺维特与《硅谷的社会性网络》编辑本段回目录
推荐两本书给对社会性网络(Social Networks) 感兴趣的朋友看。一本是《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The Silicon Valley Edge: a 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另一本是《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and Action) ，介绍两个教授给大家认识，一个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另一个是林南(Nan Lin)。
硅谷半导体公司社会网络这个介绍性文章共分为四段，大家可以点击最下面的链接看全文!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硅谷社会网络”SiVNAP研究项目组
·马克·格兰诺维特和"弱链接"的故事
· 硅谷的社会性网络
· 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背景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硅谷社会网络”SiVNAP研究项目组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是斯坦福大学社会系琼·巴特勒·福特（Joan Butler Ford）教授。曾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斯德哥尔摩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在社会学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论述社会网络、不平等与经济社会学，现为斯坦福大学Bechtel创新计划“硅谷社会网络”项目负责人。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2000年和玛格丽特·韩柯克（Marguerite Gong Hancock）、黄浩秋（Hokyu Hwang）、埃米利奥·卡斯蒂拉（Emilio J.Castilla）和艾琳·格兰诺维特（Ellen Granovetter）等人一起搞了个调查研究：“硅谷的社会性网络（Social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后来这个研究报告被编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The Silicon Valley Edge）。
研究报告的英文版可以点击下载。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最新著作：
2005. Forthcom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这里是马克·格兰诺维特所负责的“硅谷社会网络”SiVNAP研究项目组（Silicon Valley Networks Analysis Project）的主页.
在这个项目组的网站里除了Social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的研究报告以外，还有其他的相关性报告，同时还有很多研究资源，比如进行社会性网络SNS的节点分析的软件！
·马克·格兰诺维特和弱链接的故事
马克·格兰诺维特在大陆为人所知大抵是因为“弱链接”的关系，尤其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在其中引用了关于马克·格兰诺维特的调查研究故事以后，他在社会大众中的知名度与日俱增，而在2003年开始Social Networks的创业浪潮开始兴起以后，“弱链接的威力”更是SNS创业者们的口头禅。
《引爆流行》里面这样介绍马克·格兰诺维特和他的弱链接的故事：
社会学家马克·的作品中有一个反映联系员发挥作用的精彩例子。在他的1974年的优秀研究作品《找到一份工作》中，格兰诺维特采访了波士顿郊区几百名职业工作者的技术工作者，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就业经历。他发现有56%的受采访者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谋得工作的。另外18.8%的人是利用正规渠道——招聘广告、猎头公司——找到工作的，大约20%的被采访者是自己直接去申请求职的。最好的牵线办法是通过个人关系，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格兰诺维特尔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这些人利用的个人关系大多数属于‘微弱关系’。那些利用个人关系找工作的人中，只有16.7%与自己的求助者（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好友）“经常”来往，有55.6%的人只不过是“偶尔”见到求助者。还有28%的人“很少”见到帮自己牵线的人。而且，通过朋友介绍通常都找不到工作，一般都是靠有一二面之交的人找到了新工作。
这是为什么？格兰诺维特认为，要想了解新工作的有关情况，或者有关工作的新信息或新想法，“微弱关系”总是比牢固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毕竟，朋友与你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差不多。……而另一方面，相识，顾名思义，与你的生活圈子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知道一些你不了解的情况。为了捕捉这一明显矛盾说法的准确含义，格兰诺维特生造了一个精辟的短语：弱链接的威力。简而言之，相识人数的多少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相识越多，你的社交能力就越强。
这个故事另外一个更为专业的版本在林南写的《社会资本》这本书里，林南在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历史的时候，介绍了这个故事：
社会网络分析对地位获得的贡献，可以追溯到格兰诺维特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Granovetter，1974），他访谈了马萨诸塞洲牛顿市（Newton， Massachusetts）的282名男性专业和管理人员。数据显示，那些使用人际关系渠道的人似乎得到了更满意、更好的（如高薪）的工作。在这个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格兰诺维特又回顾了关于找工作的研究，于1973年提出了信息流动的网络理论。弱关系强度假设指出，弱关系往往把个体与其他社会圈子连接起来形成桥梁，从中得到的信息是不可能在自己的圈子里获得的，这些信息对个体是有用的。
（表面上看，这个假设只是很早就为人所知的强关系假设的颠倒，强关系在那些共享相似的特征和生活方式的人当中形成，也即有名的同质原则或似我假设（Like-me hypothesis）(Homans，1950;Lazarsfeld和Merton，1954;Laumann，1966;Lin，1982)。弱关系强度观点的贡献在于，它挑战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强关系或同质原则所具有的属性：强关系促进了群体团结，具有社会性价值。格兰诺维特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弱关系，提醒我们，弱关系促进了对不同的和新的信息的获取，也是有社会价值的。）
然而，格兰诺维特从来没有指出，对弱关系的接触或者从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中获得帮助，会导致人们获得更高的工作地位（Granovetter，1995，p.148）。
·硅谷的社会性网络
马克·格兰诺维特在他主持的研究项目报告里〈硅谷社会关系网络〉里将“社会关系网络”定义为“由社会关系或某一特殊类型的链接联系起来的一些节点和行为者（个人和组织）。两个行为者之间的链或关系既有紧密程度也有具体内容。内容可能包括信息、建议或友谊，共同利益或成员资格，通常还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在硅谷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链的信任程度是关键。社会关系网络的两个方面影响信任。一是“关系的”——必须利用这一链的特定历史，它能使行为者之间相互依赖。二是“结构的”——某些网络结构比其他网络结构更容易使人们建立信任关系和避免不当行为。例如，具有多方联系的紧密关系网更易把一个人的声誉好坏的信息传播开来。”
这个报告全面的描述了硅谷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尤其是他们详细论述了本来处于硅谷产业活动之外，却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个人如何与“圈内人”合作并有时也变成了“圈内人”。最为突出的是团体有教育家、风险投资家、律师、猎头、工程师和产业/市政协会及行业团体。金融、商业、教育和政治制度不仅同信息技术公司有联系，而且在这个地区中，它们相互之间也有联系，因为产业不会凭空产生和存在，必须在一个独特的体制背景下产生。这些环境的不同，较好地解释了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仅通过照搬公司的特点来复制硅谷的无数尝试鲜有成功的可能性。
这个报告最开始综述分析了经济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劳动力市场、权力和影响、创新知识交流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而后重点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思想和方法是如何对硅谷产业地区的主要机构如教育、产业、金融和法律活动产生作用。作者将历史研究和专门的网络分析程序技术结合起来，从1957年的肖克利公司的八叛客派生出仙童半导体公司，再从仙童半导体公司到英特尔的历史逐一研究，用MAGE计算机图像程序的动态三维图像来探讨和评估工程师、发明者和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合成的图像表现了行为者及其链条的社会网络。他们用这种分析方法和计算工具，绘制了半导体产业、风险资本公司和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等）的“产业家谱”。
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背景
小容看完这个报告的感觉是，硅谷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它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区文化，不是一天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也不可以随便模仿。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想要在当地克隆硅谷，发展当地的创新经济，虽然政府出了很多的推动政策，也投资很多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最终还是做了一个四不象出来。
在中国，发展社会性关系网络的情况更为特殊一些，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通常民众对参与公共事务，建立民间协会、兴趣社团等中间层组织等缺乏兴趣，民众个体对公众的信任，依血缘关系而排序，血缘关系近的，信任度最高，血缘关系远的，信任度最差。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导致民众在公德和私德之间，以私德为重，所以对公共秩序的遵守，国人向来是最差的。关于这一点，小容的朋友温德诚在他的新书《精细化管理》（未出版前的名字叫“农耕文化与精细化管理”）里面有更为深入的剖析和探讨。
同样，林南先生也在他的《社会资本》里面谈到了“弱关系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可能是另一种情况。”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很难想象民众会对“社会资本”有清晰的认识，并积极地参与到信息技术搭建的社会性网络交流网站，自觉地遵守整个网络的规则，积极地交换有效用的“内容”——“信息、建议或友谊，共同利益或成员资格，通常还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至于技术是否会反过来改变这种传统，我们尚未可知，或许这是下一步的社会性网络研究人员重点探讨的话题。网络构建的虚拟社会，会对我们的社会文化造成影响吗?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如何影响?影响的作用外化地表现出来会在何时?......
无论如何，有时候我感觉第1代的基于FOAF模式的SNS网站在面对网络新手的时候，似乎很难向他们解释FOAF以及背后的社会资本对个人生涯成长的意义。而一些网络老手，就用Blog来互相交流，同时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借助更多的新型SNS的，一个开放的Social Networks将会形成，这个没有明确边界的SNS才会是孵化新社会文化的温床。(只是我希望主流的舆论渠道多关注这些变化，而不是一味的以娱乐化的视角来看待网络。)（小容，http://www.Swordi.com）
硅谷创业文化的现实载体：非正式组织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世界各国试图依照所谓“硅谷模式”进行移植或再造硅谷的浪潮中，很少有成功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后来的模仿者都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创业文化，而这个却是硅谷成功的关键因素。硅谷的创业文化对这一地区风起云涌的创新活动的推动是巨大的，但它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它是通过硅谷地区非正式化社会组织体现出来的，这就造成了硅谷研究的难点。一方面人们习惯于把成功者的经验总结成一些条条框框，而当你问硅谷人什么是硅谷成功的秘诀时，他们会很难给一个令你满意的答案；另一方面，人们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中对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不重视，这或许是后来者的困惑，尤其是东方人。我们总得弄清楚政府该依照何种“模式”来进行规划吧，是不是一块土地加一笔资金加几个项目再加上几个博士就能造就另一个硅谷呢？
试验结果并不理想，各地的科技开发园区成了一个个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现在我们又欣喜地发现了“创业文化”这个新名词。但创业文化能否像这个名词一样轻易地被移植或复制呢？硅谷的创业文化深深扎根于硅谷地区的社会体系中，这种社会体系就是硅谷人几十年来形成的非正式化的组织联系。硅谷的工业体系以这个组织为基础，各公司之间开展激烈的竞争，同时又通过非正式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松散的班组结构鼓励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部门与公司外的供应商、消费者的交流。在这个非正式组织系统中，公司各个部门职能界限相互融合，各公司之间的界限、公司与贸易协会和大学等社区机构的界限也被打破。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围绕着某一行业专业技术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使得硅谷形成了一种自我支持的创新环境。
在硅谷的许多公司都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的是一棵“公司树”，它表明硅谷各老牌电子公司之间的渊源。这里，我们要提到一家公司，就是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对于硅谷早期的半导体工程师来说，仙童公司的经历是他们之间强有力的纽带。60年代，几乎每一个工程师都曾为这家公司效力过。最早对旧金山半导体工业地区进行观察并命名它为“硅谷”的记者唐—霍伊夫勒（Don Hoefler），对硅谷的新兴产业合作做了最早的描述：“共同的祖先使这个半导体共同体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团体，无论到了哪里，以前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人都会对他们以前的同事感到亲切，怀有敬意。尽管在生意场上他们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走出办公室他们还是亲密的朋友。”
由这种准家族式关系中诞生出来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维护着当地生产商之间无处不在的广泛合作和信息共享。在一家名为“马车轮”的酒吧，工程师们经常在那里相互交换意见，传播信息，由此被喻为“半导体工业的源泉”，人们逐渐从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发现极具商业价值的信息。美国西部电子协会主席就这一点把硅谷与波士顿128公路地区作了比较：“东部人对我说他们从不与对手交谈，但我们这里的人不仅会坐到一起，而且还会讨论所遇到的困难，并相互讲述自己的经验。”
这种非正式化社会组织对硅谷众多中小高科技公司的创新活动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帮助：
一、迅速而广泛的不受地位限制的技术和信息传播
一位资深工程师认为，“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是硅谷的文化。如果一个领域遇到困难，我会毫不犹豫地给另一个执行总裁打电话询问。尽管我可能不认识他，但他肯定会回答我的问题”。
70年代中期，硅谷地区计算机爱好者的非正式组织经常在一家俱乐部聚会，年轻的电子工程师与计算机爱好者定期会面，交流这一领域的信息并讨论其发展。成员之中有后来苹果电脑的发明人史蒂夫·伍兹尼克、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其他著名人物，他们后来成立了20多家电脑公司，包括苹果、微软、康门克和北极星等。
在硅谷，人们倾向于高度的不拘小节，个人之间很容易交流，不受职位、出身、学历和富裕程度的限制，使得人们能共享理念并迅速地行动。
二、频繁的人才流动
在硅谷，人们跳槽的情况非常普遍，社会不反对这种变动，而且还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而跳槽主要是通过非正式网络进行的。像“马车轮”酒吧这样的聚会场所不仅是非正式的招聘中心，而且还是情报收集中心，工作职位信息和技术信息同时在这里流传。通常你雇用的人都是你认识的，或是你认识的人认识的。这样一来，硅谷很快以它快速的跳槽而著称。70年代，硅谷电子公司的雇员平均每年变动35%，在小公司更是高达59%，很少有人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平均年限为两年。
由于人们不断地在硅谷的公司之间流动，他们的关系在不断变化，同事可能成为顾客或对手，今天的老板可能就成了明天的下属。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改组却加强了个人关系和非正式组织的价值，加强了硅谷工程师相互的信任感。频繁的人才流动使硅谷人对他们所献身的科技事业，比对他们所属的公司有着更高的忠诚度。当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为寻找更好的机会和更为刺激的研究任务时，他们往往留在硅谷，他们设法使自己的非正式组织保持活跃，这能帮助他们共同解决技术问题。
三、杰出的创业和风险投资者
硅谷的非正式化组织还支持了硅谷的另一个关键部分——风险投资的发展。风险资本是高科技行业的经济引擎，对高科技电子公司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通常人们会以为风险资本来自旧金山和其他地方的金融市场，但事实上，硅谷的“天使资本”来自它自己产生的财富。第一轮电子公司中的工程师和经营者靠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证实创业计划的可靠性，为下一轮新公司的成长投入资金。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硅谷就创造了自我支持的金融系统，成为非正式组织的一部分。而主要金融机构在硅谷的风险资本市场开设办事处则是80年代的事情。
事实上，这种非正式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比起其他地方那些专业金融公司更能促进创新。因为硅谷的风险投资者本身就是技术人员或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他们与创业者都来自于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熟悉技术与经营。并且他们更倾向于创办新企业，然后参与其中给予帮助，再把它卖出去。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风险投资者主要是保守的银行金融家们，他们谨小慎微，并且缺乏高科技产业的经营经验。
四、新的公司内部管理模式
硅谷的高科技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其他地方极不一样，要素在整个行业里自由地流动。因此，单独一个公司时刻受到行业内要素变动的影响，其管理模式也必然受到硅谷非正式组织文化的影响。
硅谷的工程师和经营者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在这里面模糊了公司之间的界限，消除了公司内部不同职能之间地位的界限，形成了一种内部平等独立的工程队的联合，联系紧密但不正式。
这一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对个人能力的充分信任、极高程度的专业化自主性和优厚的福利。公司内部不再分为雇主和雇员，通过股权分配和分散化的非正式组织使得大家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这就是著名的“惠普模式”。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能够激发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和协作精神，有助于形成更为开放和积极参与的文化氛围，从而与非正式化社会组织相协调。企业内部的员工能同时受到来自于公司内外的技术与信息刺激，使每个员工在对科技事业共同追求的氛围中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五、完善的高效率的创新服务
在硅谷，以非正式组织为纽带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创新服务行业。专门解决技术行业问题的服务者与风险资本一样由熟悉当地技术产业的个人来经营。他们起着卓有成效的桥梁作用，向硅谷的技术公司提供了完备的专业服务。比如Regis Mckenna这家公共关系和营销公司经常举办会议和非正式聚会，把当地的经理、分析家、媒体和大学代表连成一体，促成行业社区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
硅谷一流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法律事务，他们还起到了商业桥梁的作用。一项对硅谷法律体系的调查表明，该地区的律师最大的贡献是他们与风险资本家的私交甚密，能让风险资本家与他们的顾客共进午餐。这项研究的结论是硅谷地区的法律操作是“非正式的、实用的、注重结果的、灵活的和富有创新性的——这是与硅谷的商业文化相匹配的”。
六、富于创新和竞争力的分散型工业系统
至1997年硅谷地区的高科技公司已达7000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平均雇员不到100名。也有许多非生产性的公司，包括R&D实验室、产品设计室、猎头公司、风险投资企业、市场调查公司等相关服务行业，这体现出硅谷工业系统的分散性。但是，这种分散型工业系统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集中性，有助于工业结构的弹性和适应性。“硅谷悖论”在于竞争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又需要合作。
美国学者Saxenian在分析波士顿128公路地区为何在创新方面落后于硅谷时提到了这一点。她认为128公路地区的工业结构是以独立的大企业为主，公司之间缺乏交流，大企业完全依赖自身的资源来发展，采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效忠企业的管理模式，这样导致了该地区在新一轮创新活动中的失败。相反，基于非正式化组织网络中的中小企业群体造就了硅谷的创新浪潮和繁荣局面。
有一个问题已经被问过许多次：硅谷模式存在吗？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对硅谷的表面现象总结出一些地区经济、技术、地理或制度上的特点，然而硅谷长期具有的活力与弹性以及它所达到的杰出技术成就则只有在硅谷的工程师、管理者和企业家之间创造出社会网络后才成为可能。现在世界上许多公司在进入硅谷的产业区或者是试图与硅谷建立起技术和贸易上的联系时，它们会考虑到这种组织文化的影响力。而当其他的地区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硅谷”时，这种非正式化组织对于习惯于用“模式”去指导经济发展的人们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