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富民穷 ？ Post By：2007-9-8 23:33:00
世界银行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二○○一年至二○○三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二○○四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是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第一次记录到。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贫困的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有时候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水、电、气、买菜、买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就比农村还要难过。笔者的舅父和舅妈，在广东东部沿海的一个小镇，前几天我问他俩，养老金每月多少？每人189.94元。我舅父说，他是集体八级工，三十年前工资八十多元，现在每月拿189.94元，而一瓶液化气就要90元。
“水涨船高”，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根基，也是政府对其体制合理性和执政合法性论述的承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俄罗斯的增长同时起步于一九九九年，增长速度更快。但是，同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的提高却完全不同，犹如天壤之别。
一九九九年至二○○六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人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最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长迅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一九九九年1.5万亿增加到今年接近4万亿元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他们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起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4万亿的国家财政收入，也没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他们的希望，何等渺茫。另：在北京召开的中非首脑会议，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承诺免除债务、提供贷款，开发投资，援助计划共二百到三百亿美元。这一款额，足以在中国农村建立起一套妇幼保障体系。
无意批评当前的政策，任何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某个群体利益意志的反应，批评这样的政策不会有任何的实际作用。但在凯恩斯提出社会保障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后，西方的发达国家不仅仅是从人文的角度来关怀弱势群体，而是从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中国的御用经济学家并非不知道，而是有选择地拿那些对某些团体有用的理论，没有独立的思考必然有这样的结果。
最近几年，国内正规媒体总在宣传我国正进入所谓的“太平盛世”，其依据就是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无可否认，中国经济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些成果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
国富民穷 呼吁大规模减税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8日 04:07 《长江》杂志
2007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从前三个季度来看可能更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创制税费的权力，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民营企业动力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要改变增长方式，增加企业活力与拉动内需，必须大规模减轻企业和民众税负。从历史上看，盛世的出现必须做到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
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
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 “最大”规模。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应该考虑大规模减税
税收应该考虑刺激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
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陈志武，1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
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一个庞大的社会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没办法称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说到底，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让人民对政府更加没有约束力、没办法给老百姓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让一方可以随意用权、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两边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从根本上有悖于多年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可以考虑大规模减税。我最近看了福布斯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中国的税负大概排在世界的第三或第四名。
这个指数水平相当高。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税负和企业税负确实不低。为什么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经受了滞胀两座大山的压力下能够重新振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
如果与世界横向比较，中国企业的负担在世界上是比较重的。很重要的是中国各种各样的税收，包括各种各样间接的负担，使得中小企业的成本相当高。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员工有一些保障，这些保障实际上政府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现在越来越多的责任是由企业来承担，比如说“三险一金”，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企业来交的，这部分能否政府更多的承担，来减轻企业压力。现在为什么要采取减税政策？因为减税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减轻一部分的运营成本。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要激活个人消费能力和企业投资，第一需要政府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就是说要把通货膨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下来。第二政府要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政府要把更多的钱放在老百姓的口袋里。过去10年以来，基本上每一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在GDP当中所赚取的部分越来越大，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是相当不利。要把财政收入与GDP的平衡增长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定下来，限制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在1973年、1974年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由于大量外贸的顺差，使得日元在很短时间大幅升值，日本企业实际上也是面临巨大的压力。美国的很多企业，在1979年、1980年的时候，如果向银行借钱，需要承担20%的利息，它们怎么能够生存？
如果政府不给企业一些资源，通过减税把钱放回到企业的口袋里面，让他们做产业升级换代、建立销售渠道，创立名牌是很难实现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大企业也是一样，同样面临更新换代、产业升级、创造品牌，建立世界性的销售渠道这样的挑战。减税是使企业提升长期国际竞争力的一种现实路径。我们不能永远只做劳动密集的鞋子、袜子、打火机。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首先，最重要的应该是降低企业营业税税率。中国企业的税负高的离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企业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销售收入就要纳税。税收应该考虑刺激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目前可以考虑大幅度的调低营业税税率，即使减半也可以考虑。
另外，我认为所得税税率还是比较高。25%的企业所得税是不是可以考虑降到20%？个人所得税也应该考虑下降，我认为起征点可以提高，这样可以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负担。为了鼓励投资，我认为45%的最高收入税率也应该考虑降下来。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
拿征税作为经济调控、不强调征税后对老百姓的服务回报，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摄取。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经济领域，没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进行实质性改革，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是：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这个权力。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去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这样下去对于企业还怎么去谈激励？如果有一天每赚一元钱就有五角钱上缴给国家的话，企业还怎么活？而且在个人层面上还有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大家都在为抽象的“国家”干活。
只有在老百姓从税赋中得到相配的政府服务回报时，那种税赋才是合理合法的。拿征税作为经济调控、不强调征税后对老百姓的服务回报，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摄取。这即是为什么必须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掌握征税权。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财政政策方面，要一视同仁地给各个行业减税，包括给老百姓减税。
在货币政策方面，让利率水平和通胀持平，或者高过通胀，调整为正利率。不应当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总贷款额，应当通过利率手段控制信贷，一致性地限制和约束企业的贷款行为，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以此来控制信贷总量。
很多人对“二次分配”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当然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说税收是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的，那就是政府花钱的过程、预算的过程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是有实质民主监督问责的，这样才有制度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对预算没有实质民主监督，也没有媒体参与的广泛公开讨论。脱离健全的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单纯谈“二次分配”就没有意义，就只能是一种梦想。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财政收入和国富民穷
2009-01-06 13:39:41
文章不错，先推荐一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0bcz3.html
我担心，我的文章别删掉，希望别。因为没有涉及到什么东西。
记得去年说，我们的GDP和德国的差不多，想来，今年咱们可以超过他们了。我们又该自豪了。
但是，德国人似乎并不在乎，我们的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和德国人，我觉得应该是有差距的，而且还不是小差距。
总之，不管我们的财政收入，或者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我们各自体会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们离德国人的生活有多远。
我们国家恐怕是正在发展吧，所以没有办法吧。
丁学良：警惕中国的“三富三穷结构”
“小众资本主义”导致的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的结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这里的“富、穷”当然是相对而言。这种三富三穷的结构，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缺乏宽广坚实的社会支撑，一遇国际经济衰退的风暴，就易引发国内经济的大动荡。
丁学良教授
作者：丁学良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这一次全球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及后果，每天都在以种种方式展现出来。中国迄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次全方位的冲击之下会作出什么样的调整，这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制定者到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当然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
应该说，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细节和扩展的速度，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相当意外。但是，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来龙和基本根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泡沫、美中经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层问题——，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已经讨论过相当长的时间了。同样，有关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以及此种模式光辉层面之下的结构性失衡的讨论，无论在海外还是在中国，也讨论过多年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可谓连篇累牍。
客观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一场源自国外的传染病、急性病。但是，在这场传染病的打击之下，中国自身隐藏的慢性病也迸发出来。中国当下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传染病是外因，更多的是自身肌体内的慢性病在外来传染病的突然打击之下集中爆发。
从宏观角度解析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条脉络。理清这条脉络，对于反思中国过去30年的成果与问题，至为重要。可以再次强调，很多病灶多年来就在那里。所以，尽管是外来的传染病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爆发的时机、具体的表现细节，难以事先预测，但必须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自身的问题乃是多年生的慢性病。分析这种病灶的成因、寻找解决的药方，是今天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研究界和政策界，不可推卸的职责。
回顾中国30年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认为可以从“两条道路”来总结。而两条道路中的第二条道路，又应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
所谓“两条道路”，是指30年前我们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转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毛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是"均、贫"。那时全中国的居民，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享有对公众保密的“特别供应”保障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均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三十年前起步的中国改革，是从这样一种既平均亦贫困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变。
对过去30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研究者能够总结出很多特点。在它的起步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一部分”的少数人先发财，是中国30年发展的基本道路。必须说明，从毛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承认这一点，今天的探讨就失去了积极意义。
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过去30年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改革的早期，"先富起来"的，多半是中国社会的边缘分子（marginal segments）。这种特点集中体现在当时的顺口溜上，即"不三不四的发了财"。这些边缘人物，或是曾经饱受打击的“黑五类”，包括“劳改劳教”释放分子，或是曾因投机倒把被处理过的，或是上山下乡人员中的不安分者，或是曾冒着风险从沿海倒卖走私商品的，或是偷偷进行外汇交易的——总之，他们是在毛主义的激进时代被抛到社会底层的“贱民”，邓的新政府也没有资源给他们，他们只好靠自己。一无所有，胆子就大，最早“发财”的，多是这些地位底下的小买卖人。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当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刺激。很多当时的精英阶层，对这些忽然冒头的边缘分子很不服气。不满也来自政治上刚翻身不久的知识分子，当时曾流传一些说法，比如，有人称外语学院、艺术院校的女教师，伴舞（指在健康正当的舞厅）一晚的收益，比她们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影响了另外一个更厉害的群体，就是掌握实权的党政官员，他们受到的刺激更大。官员们觉得自己是如此能干，还掌握着那样多的资源，经济上却不如那些不三不四、曾被他们打击和惩罚过的边缘分子。这种心理不平衡，很快导致另外一些人捷足先登，变得"先富起来"。于是，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今天人们熟悉的那些发财方式，如特权经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等。所有这些术语描写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特权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我认为前一个术语更准确一些。
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退化的低级方式——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如管钱物管项目）或政治权力（如管组织管人事），来为自己或亲友谋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官僚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官僚们虽然也在从事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但主要是为国有的、政府控制的企业牟利，尽管个人也顺便有些灰色好处。
中国过去的30年，客观上一路走下来的，就是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小众资本主义”。这条道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的"边缘人"的小资本主义、小打小闹的资本主义，它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为主体的。然后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快演变成“特权资本主义”。
我这里是从宏观的比较角度，来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以及第二条道路中的两个阶段。“小众资本主义”导致的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的结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这里的“富、穷”当然是相对而言。不过，这种三富三穷的结构，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缺乏宽广坚实的社会支撑，一遇国际经济衰退的风暴，就易引发国内经济的大动荡，提心吊胆中国会发生全面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原题《中国的“小众资本主义”难以持续》）
来源: 南方网
『天涯杂谈』国富民穷的中国
作者：虎门销香烟 提交日期：2007-11-30 18:29:00 访问：12765 回复：379
??今天看腾讯，《一是今年财政收入将达5万亿元，比起去年的3.9万亿，增幅惊人；二是中央很多部委到了10月份，该花的钱还没有花掉一半，有的才三分之一。所以，有部委都发紧急通知了——赶快花钱吧！这给人第一个感觉是，国家的钱真多啊！多到什么程度？多到花不完。而且因为钱花不完而担心，而紧张，这可真令人匪夷所思。》真的很伤心。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每个月五百元。
一个是五万，一个是五百，真的很无奈，一个农业大学的本科生，一个父母化了4万快钱培养的大学生，三年找不到工作，今天终于被一家公司录用了，每个月500元，他很高兴跟我说在他们同学当中，他很幸运，能这么快找到一份可以做办公室不用去推销的工作。五百块钱，能不能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可是你不干别人干，就是我们这些事业单位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一个月一千五，但是猪肉已经涨到了30元一公斤，我们一家计划一个星期吃两次猪肉，请注意，我是一个工作六年的老师，房子从来不敢想象，住在一间学校的老房子里。
在昆明这个中小城市里，我的工作是万人羡慕的，因为它可以提供稳定的一千五百元，有多少年青人，他们的工资只是为了还清上个月欠下的钱。他们不断的给人借钱，见人就借，我借过好几个同乡的人，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又来了，让人很奇怪的是他们常常只借20元钱，有时50元钱，这些曾经被褒奖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因为在家乡找不到工作，只好漂在昆明这个城市里，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曾经有一次，几个人商量好了要干黑社会，但是最后找不到“项目”放弃了。
网友们都骂老师的收入很黑，其实跟医生一样，老师和医生只是替罪羊，真正老师化掉的学生的钱，那真的是血汗钱，比如星期天补课，放假补课，每节课5块钱。而百分之九十的从学生收来的钱都被一两个领导化了。学校收了学生很多钱，就建教学楼，我觉得很奇怪，前几年才建好的楼，马上换了校长又要推倒重建，建一座差不多的楼，为什么？主要是转移资金，学校里可以三十万买一棵树，不肯给老师修一个公用厕所。因为这个更赚。我们每天看着三十万的树，一百万的雕塑，八十万的学校局域网，可是每天都在思考晚上究竟要不要往锅里放一点肉。
医院也是一样，一旦医生们因为领导下达任务，从老百姓身上盘剥下一点血汗钱，马上就用来建大厦，购设备，真的有必要吗，无非是领导吃钱的一个借口。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一边是五万亿元化不完，一边到处是在苦苦寻找下一餐的大学生们，每每看到他们菜色的脸颊，我就想，电视上报纸上报道的那一个国家，那一个随时都在翻几翻的国家，是不是别的一个国家，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国家，因为广电局错误的把这个国家的信号传输到我的电视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