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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峻
时代变局中一个教育家的晚境
————读张伯苓
作者：王昊 发表日期：2007-01-13 文章来源：思与文 字号：大 中 小 [查看和发表评论] 阅读指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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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生凭借着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凭着苦干、硬干、傻干而奉献于南开教育的张伯苓，最终却被人民南开所抛弃，岂非天大的笑话！现在南开人每提起这事，有人总是忿忿不平。岂不知，在这群抱怨的人里就有当年给老校长泼污水的人，这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1951年4月8日，一个不大隆重的追悼会在天津南开女中大礼堂内举行了，被悼念者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生前弟子"三千"，"两园桃李"的张伯苓身后清寂，很悄然地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不免让人慨叹历史的忽龙忽狗之变。作为张伯苓的学生--黄钰生在悼词中讲："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这段隐于整篇悼词末尾且不太能引人注意的话语隐隐地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新政权冷落了旧时代的张伯苓。这种冷落绝不是一次失漏和偶然。这种局面的造成既与时代变局中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更迭密切相关，又与张伯苓个人的思想状态、认知方式、处世原则紧密相连。
于个人感受而言，张伯苓以老迈之躯迎来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他难免会有不合乎时代要求的思想和认识。然而，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前，他选择留在大陆，其拳拳爱国之心肯定与当时许多留在大陆，不愿赴台的爱国人士是一样的。但无论是从当时新中国的社会评价来看，还是将其与诸多故友的社会地位比较，张伯苓显然已是今非昔比。特别是他已不能像在国民党时代那样游刃有余地参加政治、社会、文教等多方面的活动了，其晚境会落得如此冷寂，恐怕是他决定留在大陆之前未曾料到的。
别样两重天--对国共的认识
1949年11月的山城重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已经危如累卵。27日，就是这一天，蒋介石再次造访张伯苓，肯盼他能赴台或赴美。而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不愿意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愿意离开祖国"等等。
对于去留问题，张伯苓不可能轻易地做出决定，不走的决定肯定是经过他深思熟虑过的。不过，处在时代十字路口的张伯苓，其内心所思所感，想必如大海扬波，久久难平。在蒋介石最后一次到府敦请他离开大陆之前，据说张早已得到周恩来稍来的口信，即"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这句后来被传得像个"定心丹"式的话语，究竟给张伯苓带来多少安慰，恐怕还有待推敲。私意以为，张伯苓决定不走，并不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和了解。他当时所以要留下，多半是出于一种要继续报效国家的冲动，他对建设新的国家是怀有希望的。毕竟，国民党统治后期，政权的日益腐败使其感触日深，而他对于百废待兴的家国，其热切期盼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走，也许张伯苓能开创出南开的另一片海外天地！清华、复旦、辅仁、东吴等名校大都部分地移砚孤岛，继续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办学。虽说，海峡两岸当年形同水火，教育制度和办学方式也是天壤有别，但两岸各同名学校毕竟骨肉相连，血脉相通。每当台海局势稍稍缓和，兄弟之间一苇互航，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景象让现在的很多人羡慕不已。假使当时张伯苓浮海东渡，那么在大陆教育文化思想领域内，他的事功和思想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话语暴风雨般地批判。不过，从其他远遁海外的民国文化人后来的命运看，要想在大陆获得公正而客观的评价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走，张伯苓自然保住了在大陆的晚节，尽管留下后的境况并不尽如人意。虽然身后的否定和不实的评价只是暂时的，但毕竟是迟到了三十年，张本人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一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1986年，在张伯苓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纪念活动，缅怀他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奋斗的一生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朝代更易之际，前朝的宠臣往往会被新朝拿来祭旗，偶尔也有例外，不过，张伯苓没有那么幸运！张伯苓与蒋介石的私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新中国的荣辱浮沉，按理讲张伯苓应该是那种能经得起风浪的"宠辱不惊"之人，毕竟一生以教育为安身立命的所在。对于张伯苓来讲，教育是他一生事业之本，政治不过是事业上的细枝末节，是一条歧路。若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即使政治玩得不那么得心应手，退而求教育，舍末求本，无所谓损失。按照一般规律讲，往往官场上失意的人，可能会在商场、情场，或是其它方面有所得。不过，1949年的那场变革，绝不同于往昔的任何一次革命、改良和改朝换代，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毛泽东语）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小到个人，大到各阶级，必须做出选择。
张伯苓虽然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但他个人的悲剧却不能避免。他为国民党跑了多年的"龙套"，始终没有深谙出政治的一丝奥妙，在身份上虽然"教育家"的色彩依然重些，毕竟还是有着前朝考试院院长的尴尬经历，而且这种经历又恰恰与国民党政权的败亡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成王败寇"的道理看似简单，但这确实是在惨烈的政治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而且这四个字，字字带着血和泪。张伯苓秉性豪直，凡厚待南开之人，他亦必倾心相待。重庆解放不久，张伯苓决定将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献给国家，表示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以诚相待共产党。
也许张伯苓对于国民党是有深入了解的，至少抗战后期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有深刻的洞察和强烈的不满。但他对于共产党了解多少，或许只能用"知之甚少"四个字来形容。国共两党二十多年的相持和聚散离合，造就了中国两个不同色彩的政治空间，身处两个空间的不同人物必然在精神构成和思想状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人的思想状态不容易立刻发生改变，张伯苓也不能例外。反过来，在另一空间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共产党亦会对张伯苓存有戒虑，这些都是时代变局中的正常现象。
张伯苓的命运又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是他那一代从旧时代迈入新时代的爱国人士的群体命运。
被剥夺的"义务"--"苦干"的无奈
一生凭借着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凭着苦干、硬干、傻干而奉献于南开教育的张伯苓，最终却被人民南开所抛弃，岂非天大的笑话！现在南开人每提起这事，有人总是忿忿不平。岂不知，在这群抱怨的人里就有当年给老校长泼污水的人，这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张伯苓留在大陆，从他个人考虑角度考虑，恐怕就是自认为那一个政权都要办教育，自己总不至于沦落到"教育的门槛"之外吧！作为一个一生办教育的教育者总可以继续报效国家吧！但关键是，安身立命之"本"被剥夺了，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解放后，津渝等地的南开学校相继归公。1950年，张伯苓打算从重庆回到北方，必须经过新政权的首肯。尽管从表面看，周恩来对张的北返，安排得极为周到。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参与的色彩极淡，在当时社会政治氛围中，明眼人很容易能看出新政权对于一个人的好恶态度。
回想1944年南开四十年大庆之际，张伯苓说："惟其奋斗也，故日新月异奋斗之准则，则为公为能，为公为能则能增智有为公服务之能力，以此种精神来复校也好，将来建国也好，决无不成之理。--我还想干十五年，我极羡慕在做事时死了，最不喜欢养老等死。凡事决非顺利轻易成功的，必须经过若干挫折，若干困难以及若干失败方能成功。即使自己承认失败才算真失败，如不承认失败，另想办法去'顶'去'干'，则天不战胜失败者。"据学生们回忆，张伯苓常爱讲，南开总有难的遭遇，不怕难，反要顶过难。经过一番难，就进步，愈难愈顶，愈顶愈进步，愈进步愈不知足，愈不知足愈有进步。而在战后那个鼓足干劲准备再干一场，且最不喜欢"养老等死"的张伯苓，在新中国的晚境明显不似其最初料想的那样。
1950年周叔弢代表周氏家族向南开大学捐赠图书，而参加捐赠的张伯苓不能入座主宾席。同年10月南开校庆前夕，中学方面派人转达了学校不希望张伯苓出席校庆活动的意思，当儿子张锡祚将"学校不欢迎你去"告知他时，"张伯苓全明白了。他没说什么，颓然坐在椅子上。"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太大，读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可知，晚年张伯苓在被拒之南开门外之后，从此精神一蹶不振，意志十分消沉。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张伯苓壮怀激烈的豪迈情怀已经丧失殆尽，徒有一腔悲凉。每当读到张伯苓被拒绝于亲手创立的南开学校之外的情景，总不免揣测这个老人当时的面部表情，是尴尬错愕？是颓然无助？是悲哀愤怒……总之，他的悲剧已经定格在那里了。
在人生舞台上，张伯苓没有大起，似乎有大落，他的成功是通过一点点地积累教育成绩而来的，而失败则像是一夜间的事情。如果国民党政权没有败亡，也许他能够功成身退，但历史确实不能假设。在大历史的情景中，对于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教育先行者，人们对其往往疏于理解。而这种理解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在否定之后的肯定，更不仅仅在于每逢"纪念"的日子，将他的牌位拿出来供一供！而是需要人们走进这个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和他交流、沟通，尽量地理解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尽管做到这些有些痴人说梦，但还是要尽力去做。（文中引文主要引自梁吉生著《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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