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谎言 编辑本段回目录
谁来终结“政绩谎言”？
刘祖华
??据报道，吉林省柳河、梅河口等县市部分乡镇专门围绕国道、乡道修建“路边政绩”工程，且相互攀比，花样翻新。你搞铁制玉米仓，我搞水泥板“绿化”，他搞崭新铁栅栏，一出出“逼农致富”的闹剧愈演愈烈，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参见2004年5月9日中国青年报）。笔者认为，把“说谎”的板子全打在基层干部身上，是有失公允的。
??“路边政绩”、“形象工程”就像“皇帝的新装”，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影响一个地方经济长远发展，而且劳民伤财，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和矛盾，影响当地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中央政府也曾三令五申禁止地方政府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但为什么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呢？诚然，“政绩工程”是地方政府官员急功近利、捞取升官政治资本的产物。但“政绩工程”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生存土壤和制度性因素更应引起我们的强烈反思。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我国对基层政府都是实行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办法，它有力保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令畅通。但在这种“激励――绩效――满意”模式中，基层政府是没有自由裁量权的。上级领导凭借下边一纸报表或一份汇报评定成绩的优劣和干部的荣辱升迁。当上级提出一些不适当的目标要求，基层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升迁，便不以农民的利益而是以上级要求或自我利益为准绳，硬着头皮跟着上，采取各种手段去达标或超标。在上级“一票否决制”的目标压力下，也使得说真话、报实绩的成本增大，为了降低成本，“假数字”、“假政绩”等制度性“说谎”也就成了基层手段的最优化选择，上面要数字，能多报不少报；上面要典型，要什么有什么。于是基层把更多的财力与兴趣投入到省道、乡道旁凸显政绩的“形象工程”上去，而对关乎当地群众利益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资源保护等见效慢的“潜政绩”漠然不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成了他们深谙的为官之道。可见，从体制上讲，引发“路边政绩”、“形象工程”等制度性“说谎”现象的“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
??而事实上，上级的目标也是很容易掺杂进个别领导的个人好恶的。一些上级领导不深入基层，下基层检查工作也是小车开道、走马观花，热衷于听汇报、作指示，“拍脑袋”决策，喜好推典型、出经验，使基层政府工作在方法上陷入“花拳绣腿”的误区，在价值取向上陷入“领导好恶”的误区。于是，有些群众口碑甚佳的干部在领导心目中却“不显山不露水”，有些群众千夫所指的干部在领导心里却“千宠百爱”，使得搞浮夸的名利双收、官运亨通，说老实话、报实绩的受批评、挨扳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场闹剧表面上是基层政府所为，而真正的导演者则是县及县以上的组织领导，农村基层组织不过是扮演了“马前卒”乃至“替罪羊”的角色。不然，几十个铁制玉米仓，十几块绿色水泥板，几条铁栅栏打造的“空城计”，怎能轻而易举地骗得了一拨拨来参观、考察的“司马懿”们呢？
诚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当制度安排为我们提供了“说谎”的空间时，我们的“公仆”们还有理由选择诚实吗？谁在“说谎”？谁来终结“说谎”？我们应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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