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祥，联想共同创始人之一。
联想惊蛰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2年冬日的一天，北京中关村大街一如往常喧闹嘈杂。13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相约在一起，他们避开拥挤，来到一间即将拆除的平房前做最后的留念。
18年前，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传达室，也是后来为中国人熟悉的“联想集团”的诞生地。老人们的合影成了这间平房最后的影像，几天后，小平房被推倒。
1984年深秋，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柳传志，与后来被称作“创业元老”的11个中年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间简陋的平房。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在我们那个传达室里，去了以后，就是所谓大家动手做大扫除。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大家都跑到各个办公室去，非常热情，这个找凳子，那个找抹布。大家把这个房间收拾的干干净净。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这个给我的印象不是扫除本身，而是我的同事们一个个都像平常一样，或者说兴高采烈的到后勤去领拖布，拿个什么东西。在我这有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说多数的同事还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生活中将有一个突出的转变，以后要靠我们自己自负盈亏了。
就这样，没有鞭炮，没有剪彩，在一间普通的平房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诞生了。柳传志被任命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1967年，柳传志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来到中科院计算所，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满腔热忱的投身于祖国的科技事业，但热情很快被苦闷所代替。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在当时感到有些苦闷，就是我们不停的为国家做一个又一个大的机器，因为当时外国对中国是封锁的，我们必须得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做完了，只能做一个后边没有后续的力量进行生产，做了一个就摆在那，跟着又做第二个，只是为了跟上水平，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把这些科研成果变成生产力。这是使我心中大为不安的。
1990年12月联想执委会成员开会的照片，现在已经发黄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 搞一台机器从设计、工程化到最后做出来需要8年的时间。到80年代初，我们都是40几岁的人了。我还能有几个8年呀！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我愿意出来闯一把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想体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正好有这么一个改革开放的机会，所以大家都蠢蠢欲动。
柳传志他们的机会源于1978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春天”随之来临。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一个崭新的时代随之开启。
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81年的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通过自谋出路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与待业青年自主择业不同，创业对于体制内的科技人员来说意味着打破手中的铁饭碗，这使这些习惯了安稳生活的中年人顾虑重重。在计算所的这间简陋的平房里，新旧体制正以一种粗粝又暧昧的方式潜藏着。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生活状态就处在这种既稳定又不稳定的状态。说有距离，距离又不远。处的和常人生活差不多，心里很安宁。大家都在一起吃大锅饭，都在科研所里工作，挣多挣少都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感觉。彼此彼此觉得生活可以。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是觉得在计算所里面。工作起码是一个铁饭碗，旱涝保收的。虽然工资不多，但它是稳定的。要一但办了公司，干成了吗？就开出一番事业，干不成的话，恐怕铁饭碗也丢掉了，还是有些顾虑的。
他们的顾虑很快被打消。在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倡导下，中科院开始实行一院两制，鼓励像柳传志一样的科研人员下海创业。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他说钱不多给你们二十万，但是给你们金字招牌，你们可能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这块招牌。另外给你们三权，给你们财务权，人事权，经营决策权。就把权都放给你了。
这是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领导任命书，每个人的名字后边都有一个显眼的括号。柳传志的括号里写着“副处”。
凌志军（《联想风云》作者）：这个括号的标明你这个人还是传统制度序列官员序列当中一个人，这个括号不仅是几个字，他代表着你可以非常稳定的一个铁饭碗。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应该说，科学院计算所给了我们一个很宽裕的条件，办不成是允许我们退回去的。 只是说我们的工资要我们挣的钱交给所里，然后所里再发给大家。感觉上还是所里的人，这样会使人心稳定一点，如果完全脱离计算所，我估计11个人大部分都来不了。
在兴奋与忐忑之中，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之船启航……
80年代初，北京西北郊的这条不足1000米的马路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市。1980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为引燃中关村创业激情的第一人。随后，京海、科海、四通、信通等几十家科技企业相继出现。中关村开始以“电子一条街”闻名全国。
那时候，虽然空气中弥散着改革的新鲜味道，但刚开始组建公司的柳传志无暇细细品味，他正在忙着为自己找合适的帮手。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在当时办公司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很多人觉得在业务上有发展，好好的办什么公司啊，那都是业务上不能发展的人。另外当时在社会上办公司的人多半都是三教九流的人，在我们肩膀上是有压力的，因此，不是说大家踊跃来报名，来了100人，我挑了11个，不是那个意思。
柳传志首先想到了他的同事张祖祥。张祖祥是中国最早接触电脑的人，在中关村已小有名气。
张祖祥：我知道他来可能有事情，然后他就开始讲了，计算所所和曾茂朝先生跟他讲了，打算办一个公司，钱没有多少，就剩二十万。
聘请张祖祥的除了柳传志，还有信通公司总经理金燕静。信通公司注册资金达到300万元。与信通雄厚的实力比起来，柳传志区区20万的启动经费显得微不足道。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他们很希望我去，跟金艳静，我就讲我理由不适合的地方，围绕我们科学院计算所的这个圈就转了两圈。想前想后，恐怕我很难处理好这件事情，因此我就谢绝了金艳静的邀请。
被媒体称为“超级妇女” 的金艳静，是中关村有名的女强人，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她很快将她领导的信通公司发展成为中关村业务最全面的企业。最终，柳传志凭借多年的友谊留住了张祖祥。但是很快，柳传志开始为资金发愁。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第一还是钱，因为资金实在是太短缺了。这个当时的20万看怎么说，买猪肉200万计算机2万，一台PC7万……
为了迅速积累资本，这几个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中年人开始模仿别人，倒卖电视机、电子表和旱冰鞋。1985年，由于在买卖一批彩电时轻信他人，公司损失惨重。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计算所投资20万块钱，就是在1985年，结果不到半个月，我们就丢了14万块钱。
渴望的资金积累转瞬变得更加捉襟见肘。正当中关村的同行们生意如火如荼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这家蜗居在传达室里的小公司第一次为人所知。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国家领导人摸着石头过河，每个企业怎么做在当时完全没有规定的法则，当时没有一本管理的书，没有一个成功的高科技的民营企业，所有的一切都要探索。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就是大家试了半天了，半天后来呢？觉得试哪样都不行，最后还要发挥我们身上自己的技术特长，发挥我们所处的资源环境的优势。
经过反思，柳传志他们重新把目光落在了中科院计算所给他们的金字招牌上。
柳传志：大概做了大半年以后慢慢上了正轨的路，在一开始还谈不上，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要有一个计算所的招牌，招牌还是很重要的。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就正好有这么一次机会，科学院要为各研究所配备500台PC/XT、PC/AT机器。
这是一笔维护电脑的生意，需要的仅仅是验收、组装等基本的电脑技术能力，但非常辛苦。当时，信通等大公司也盯上了这笔生意。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当时很多公司想做，但我们更想做。因为别的其它公司当时像两通两海都已经非常出名了，挣大钱的机会对他们来说都是做的非常好。那些大公司未必把这个看的那么重。所以我们就可以得过来了。
这笔生意使公司获利60万元。赚到第一桶金的柳传志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公司的未来。就在此时，一个惊人的消息开始在中关村这条喧闹的马路上蔓延。信通公司总经理金艳静被捕了。
凌志军（《联想风云》作者）： 罪名就是走私，确凿无疑的走私。信通公司因此垮台，这件事在中关村影响很大。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金燕静的公司应该讲是一个体制的牺牲品。就是在我们国家计划内的企业本身的有权利有批文去进口，我们做得高技术产品离了进口是不行的。很多元器件必须进口，我们国家没有能力去做，这些计划内的企业就有批文，计划外的像金燕静和我们这样就没有。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关税壁垒，许多物资进入国内后大幅加价，一些人似乎从中发现了机会，在出入境时开始夹带或者藏匿物品走私，以谋取暴利。
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国家对商品进口有着严格的限制，大多数计算机公司进口元器件需要缴纳300%的关税，只有少量获得批文的企业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设备。一纸批文，成为企业与利润之间的鸿沟。面对高额的利润，一些企业开始铤而走险。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走私和不走私，用今天的眼光应该完全重新定义，我们比如把元器件买回来，装配成机器。当时的说法，只要在不同的地方买进来的元器件组装成机器都叫走私。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因为你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出来以后发展特别快，随着市场经济的法制一时跟不上所以用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法制。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定了这个法其实没法执行，选择性执法，突然在金燕静这执行了，那么金燕静就出事了。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相撞，把法制改了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制，这时候可能就有说法，说你干的是合理的，但是不合法。但现在就给你警告一下，或者将来方向变成合理合法的。
走私显然是违法的，但公司要发展，国外元件的进口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柳传志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当时，很多内地的公司把已经走私进来的货物买下，再进行整合销售，这种方法被称为买断。
凌志军（《联想风云》作者）：北京市的领导专门开过一个会议，讨论这个买断的问题，就把这个区别开了，说金艳静是实际上走私，这个东西是不能保护的，但是更多的人是买断，类似联想这样，把买断作为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跟海关协商，促使海关把这批人网开一面，这是专门讨论过的。
在政策的边缘游走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柳传志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他把目光投向了自主产品的研发。
这是柳传志1985年印制的产品目录。从中可以看到，联想式汉卡是公司的主要产品。
1984年，邓小平提出“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一些学校开始设置电子计算机课程。当时的计算机主要来自国外，进口计算机无法识别中文，这成为它在国内普及的主要障碍。柳传志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他找到了正在研究计算机汉化的倪光南。
倪光南（联想汉卡主创人员）：至少我当时在搞的，联想的汉卡这个成果，已经基本上快要变成产品了，很希望把这个成果放在公司里面，做产业化，我们应该是互相一拍即合。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用它插在国外PC机，当时的国外机没有汉字能力，只有插了汉卡以后，销售一台PC机利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用它作为一个辅佐PC机的一个产品使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加，也是公司利润的一个来源。
1984年冬天，阴冷的空气中雪花零零散散的飘落，慢慢积满了屋顶。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倪光南加入了柳传志的团队。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 倪光南作为一个科学家，跟别的科学家不同的是，他更早的看到市场的意义。
倪光南联想汉卡主创人员）：我当时自己去站柜台，我要知道用户有什么反应。记得后来有一个热线电话，当时有一个小史，接这个电话，我当时就在边上，用户有什么意见我就知道，有时我就自己去回答用户一些意见，一些反馈，那些好的，那些不好的，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的。
科研人员站柜台直接面对市场，使产品性能在市场的反馈信息中不断提高，柳传志终于实现了把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的梦想。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 在汉卡上有联想的功能，今天敲一个中后边跟着中央……
这是经过改进的联想汉卡，1985年它刚刚诞生时，远没有这么精密，三块电路板之间用扁电缆互连，臃肿拖沓，售价4100元。然而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计算机的汉字世界。
凭借汉卡的联想功能，柳传志的产品很快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赚钱后，柳传志花费5000元为公司增添了一部直拨电话，人们找公司联系业务再也不用烦琐地从中科院计算所转接了。
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在《新闻联播》之后看到了这样一则广告。
很快，广告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成为当年的流行语。随着广告语的流行，人们注意到，在香港有一个名叫“联想”的计算机公司。它的名字，正是来源于畅销内地的联想汉卡。
1988年，在柳传志开始大量生产汉卡的第二个的春天，联想公司召开了 “进军海外誓师大会”，这次会议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柳传志站在众多风云人物曾经站过的舞台上，正式宣布公司进军香港。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我们卖的一些东西，元器件或者这整机都要从香港进货，这个由香港商人盘剥一道，他们留了很高的利润我们没法察觉，我们应该直接到香港去和他们合作利用他们进口供应商的资源使北京联想降低成本。
迫使柳传志进军香港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产许可证”，在中国大陆生产计算机必须获得这样的许可证，如果未经“许可”便属于违法生产。而除了政府下属的几家老牌计算机厂家外，几乎没有企业可以获得生产许可证。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国家不给批文，我们希望通过在海外，在香港办一个公司能够生产。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我们有时会开玩笑在讲，这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那么，从海外回来就会被认可。要是在国内恐怕是不可以的。
香港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是柳传志在香港的第一个合作者。进入香港后，联想的对手已不再是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几家公司，它面对的是包括IBM在内的国际大企业，与他们比起来，幼小的联想依然显得单薄而寒酸。
吕谭平（香港导远公司总经理）：柴湾我们的办事处，很多地方连空调都没有，张祖祥说笑说“我是汗人”，当时在工厂拆机器，满身大汗，干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那是非常深的回忆。
1988年6月23日，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成立的时候，和当时数不清的希望借风水发财的小公司一样，柳传志他们请来了风水先生。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当时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给我们财务经理看了之后说，桌子得是白色的，放在什么位置，如果这么做了不赚钱，你砸我招牌。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烧香、拜天地，吃乳猪，我们信倒是不信，就是喜气洋洋。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结果第一年我们真的赚了很多钱。所以后来每一次搬家都要请他来做风水先生，他借这个也赚了，把他价格也提高了很多。每年都有这样一个。
联想如同一阵旋风席卷了香港计算机市场，很快，这股风暴吹到了海外，联想开始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拳脚。
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很少有人留意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已经离开诞生的那间小平房，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
80年代的最后一天，“联想”正式成为公司产品的商标出现在联想汉卡和微机上。三个月后，“联想286”通过检验，柳传志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国内生产许可证。
当年不足1000米的小马路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在北京的三环路上，人们还能看到以计算机公司命名的立交桥，“两通两海”那些曾引领中国科技改革的符号早已被时代的洪流淹没，只有联想，依然捍卫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光荣。
2001年，花甲之年的柳传志正式从联想集团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在联想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他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年轻人。
2003年，联想宣布了自己新的、独一无二的英文标识lenovo，一年后，联想以这个新名字成为了国际奥委会电脑独家赞助商，之后，联想成功并购了IBM全球个人PC业务。此时，人们的目光更多的投向联想的新领导者，以及他们带领下的新联想。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偶尔会回想起20年前那些创业的老者，那座小平房，以及那个冗长的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局中人：张祖祥 编辑本段回目录
选自《联想局》 作者：迟宇宙 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张祖祥在香港听到一个笑话：一个人每天都开车到山顶锻炼身体，每天他都要爬一个山坡。有一天他开车往那边走，对面过来一辆车。“猪！猪！猪……”他气愤异常，大骂一声：“你才是猪呢！”等他拐弯时路上突然蹿出一头猪来，他来不及反应，把猪给轧死了。原来人家提醒有猪小心，他还以为人家是骂他猪呢。
给他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柳传志。“反正守着柳传志，你耳朵不会清静，他不断讲，”张祖祥有一次说，“他讲的所有事情，除了偶尔会有一段两段笑话，剩下就是公司的事。可以说他的心血整个都倾注在这里。”
张祖祥193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在大连长大成人。他1962年在计算所开始其工程师生涯。离开计算所前他是八室副主任。八室搞微机，有时还搞机房维护。说是搞微机，但真正的计算机他们难得见上一眼。
张祖祥的运气还算不错，1980年国家科委进口了一批微机，他第一批接受了培训。培训完了，回到计算所后他就变成了“先知”，在国内到处讲课。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翻译一些资料、开发一些系统。
这时的中关村，“两通两海”已小有名气。更早的华夏，是系统物理所陈春先教授访问硅谷后创办。陈教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但他的华夏始终没有变成一家大公司。张祖祥曾在华夏做过技术顾问，他对陈春先还算推崇：“他应当属于办公司的一个先驱，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开会，都把陈春先老先生请去。”
柳传志有一天找到张祖祥，他递上了烟，抽了两口说：“所长要拿20万办一间公司，老张，咱们一起干。”张祖祥记得柳传志那天与他一起坐在小楼梯旁，拿出的是带锡纸的“香山”。他知道这烟三毛七一包，很贵。他们平常抽不起这烟，两毛七的“八达岭”都觉得奢侈，有时候还只能拿烟丝“卷大炮”。柳传志的邀请既然发出，又抽了人家带锡纸的“香山”，张祖祥便“欣然答应”了。
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计算机专家，他曾收到无数邀请。信通曾希望他去做副总经理，但他感到畏惧。他惧于与外界打交道，满脑子全是机器与程序，不知道人际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它代表三家股东利益，它们各出100万。既要有一个团结的集体，还要维护投资方利益，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处理？我没法处理。”
他知道金燕静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但他内心已存顾忌，便不再动摇，金燕静再三邀请，他再三婉拒。有一个寒冷冬日，金燕静推着自行车游说他，他们在中关村转了三圈，他都未尝动摇。
“后来信通走私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走私是整个总经理室的决议。”如果张祖祥做了信通副总经理，他肯定会跟随金燕静锒铛入狱。他有时会感到万幸，有时则为金燕静鸣不平，觉得那是大时代造成的结果，却仅由金燕静来承受。
“当时市场转型，游戏规则却没更改，只有按旧规则来做。当时管得松，好多公司都走私。走私违法，不走私便得退出游戏。这是一种改革下的冲突。”
但是，信通跨了，金燕静入狱了，张祖祥到了联想，在那里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后来有一次说自己欣然应承，还因与柳传志的熟稔。他记得柳传志小他5岁，他属兔，柳传志肖猴，刚到计算所时是一位英俊少年，“看起来非常邪乎，见面就笑嘻嘻的，两个大虎牙，特好”。“四人帮”倒台后，柳传志在台上做的一次发言极为精彩。
“柳总年轻时就善讲。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见面我们打个招呼说说话，越混就越熟。”他说，“我想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可以不考虑人际关系。我可以逐渐学习市场，不会在这个过程里被人打倒，弄得我最后什么事也干不了。”
事实上，张祖祥早已厌倦了研究室副主任的生活。他一天到晚要忙些与技术无关的事务，有时一些工程师为了分一个煤气炉也要在他面前哭闹半天。“我那时候一天到晚忙于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些烦心，觉得时间不是真正用在业务上。”
既然三人达成一致，他们便开始招兵买马。计算所拨了20万元，买马是买不起了，好在计算所兵多，随便拉来一个，在1984年冬天都能派上用场。技术骨干虽然不会轻易到联想来任职，但没甚前途的人则或许动心。“这样好不容易凑了11个人，”张祖祥回忆说，“我们开了一次会，就决定要成立公司了。”
张祖祥与柳传志一样，知道那因循苟且的中关村，非经过一番革新整饬，不足以应付艰难危局。但他们找不到方向，更无法为自己的希望重新厘定疆域，划分沟洫。他们只能踯躅于“十八相送”的路上，来来往往地寻找出路。
他们后来终于捞到了为科学院500台IBM微机验机、培训的生意，付出“蚂蚁搬家”的辛苦后狠狠地赚了一笔。汉卡也很快研制了出来。李勤倒是聪明，他动员科学院的500台IBM电脑全部都装上联想汉卡。他召集人马到科学院里宣传，做演示。那些人都懂技术，见汉卡技术不赖，便全部配了联想汉卡，使联想又小赚了一笔。一直没发奖金的联想，也在1985年6月第一次发了30块月度奖。
公元前522年，郑国著名的子产临终前说：“唯独非常有才德的人才能靠宽纵。其次莫若使用猛力。你看那火，因为它猛烈，所以人人见而畏惧，因此死于火的人很少。但水，因为它看似柔弱，人人都去狎弄，故而死于水的人很多。”
联想早期管理，人情上宽纵，人事上却使用猛力。张祖祥记得公司初创时柳传志有一次说：“大家办公司，一定不能吃里扒外，不能拿回扣损害公司利益，这是公司天条，谁违反了天条都请出公司去；我们的子女不能到自己公司来；有问题都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不能在下面搞小动作。”
但柳传志后来对倪光南不惟人情上宽纵，人事上也宽纵起来，终于酿成大祸，差一点断
送了联想和自己的前途。这是题外之话。
柳传志曾问过张祖祥他们：“我们是船长还是船主？”那时候他们都默然不语。柳传志说：“我们是船长，那船主是谁呢？是国家。既然是这样，违法的事情我们不做。”张祖祥对柳传志的这句话记忆犹新，他知道若无当日的这条铁律，联想难免走上信通老路，柳传志、李勤和他难免落个金燕静的下场。
在联想，开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以儆效尤。张祖祥是联想第一个被罚站的人。那时公司没什么纪律，张祖祥有一次开会迟到，柳传志虎着脸说：“你怎么坐下了？不能坐下，你迟到了得罚站一分钟。”张祖祥马上就站起来，他觉得委屈，只是为柳传志权威计，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
会议停止了，讨论变成了安静。有人在看表，看够不够一分钟。张祖祥站在那里，异常严肃。一分钟到了，柳传志说：“请坐吧。”他们便接着开会。
开完会后，柳传志找到他说：“张大哥，你不介意吧？”张祖祥说我不介意。柳传志告诉他，办公司总该有个规矩，以后不管任何人开会迟到都要罚站一分钟。后来柳传志也被罚了几次，其中一次电梯出了故障，大家都准时去开会，没有人知道他被困电梯里，他叫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把他揪出来——可他照样还得罚站。
罚站只是联想的特色管理之一。张祖祥说，柳传志当日还严令，下属找到他们总经理室，他们要先问一问：这件事有没有跟其他总经理讲过？他是怎么决定的？柳传志担心由于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造成总经理室成员的矛盾。
1987年，联想在中关村大街上谋了一个门脸，柳传志叫它“新门市”。新门市的装修由张祖祥负责。楼上挂了一个牌子，用的是郭沫若的字体。与四通比牌子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张祖祥说：“四通那个牌子搞得太大，把我们的二楼窗户都挡住了，为这事我跟四通那个副总还吵过架……搞得周院长反复协调。”
他们早期做汉卡时通过一个香港人进口元器件，后来也进口了一些微机。柳传志想：海外微机的价钱到底是多少？代理商的成本和利润到底有多少？他告诉张祖祥：“我们假如能够走出海外信息畅通的话，我们的利润就可以扩大一些。”
他给张祖祥举了个例子：他们从代理商那儿买机器，代理商拿15%利润，他们再加价15%卖出，那总利润就超过30%。假如他们在海外办一间公司，代理商15%的利润便由海外这家公司获得，联想的总利润就可扩大。
“我们还可以制造一些产品拿到国内来，”柳传志说，“为将来我们走向海外铺垫一个基础。”他们觉得柳传志的主意不赖就讨论起来。柳传志因为天天思考，每次给他们“洗脑”都要增加点内容，补充些细节。
“他先给你讲一遍，过两天他再给你讲一遍，他就像热水器、粉碎机。他把话零零碎碎地给你讲，给你讲热了，就开始执行了。”张祖祥说，“最后讲到什么程度？他最后讲了三步曲，越讲越像那么回事。”
张祖祥对柳传志的嘴皮子功夫大感钦佩，他说柳传志总是通过“磨嘴皮子”把别人磨倒，达到目的。“他走路讲，到哪儿都讲。有一次王树和要到香港，李勤知道柳传志爸爸爱吃小米，就弄了一包小米，跟柳传志俩骑自行车到王树和家。他们路上聊得起劲，到了王树和家一看：小米没有了，骑到半道丢了。”
既然柳传志提出了海外战略三步曲，联想便开始准备。张祖祥想到了香港导远，那是吕谭平、吴礼益的公司，在柳传志、张祖祥他们心中留有不错的印象。
张祖祥讲了一个故事。最初吕谭平他们在民族饭店有一间驻内地的办公室，张祖祥因为业务上的往来就跟他们混熟了。吕谭平到了北京，柳传志就与吕谭平在联想的小食堂见了个面。“刚一坐下，柳总眼尖，一眼看到筷子上粘了个死苍蝇，马上就把这个苍蝇拿掉了，换了一双新筷子。就这样我们见了第一次面，互相都有了解，觉得这人还不错，大家就合作起来了。”
有一天柳传志在路上拦住了张祖祥说：“老张，给你谈点事。咱们要去香港建公司，想派你去。”张祖祥说：“柳总，那可不行。我这个人不精灵，又不懂香港话，弄不好叫人给骗了。”柳传志说：“没关系，你去。有事大家一块商量。派你去我们才放心。”张祖祥数了一下公司的人头，知道柳传志跑不开，李勤负责内地业务也渐入正轨，公司只能派他去了。
1988年1月8日，张祖祥离开北京到遥远的香港筹建香港联想。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将在那里度过多长时间。
柳传志在春节前也到了香港，他与张祖祥和吕谭平一起去为新公司找房子。他们最终选择了破败的柴湾，在那里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办公区。他们之选柴湾，是因柴湾系偏僻的工业区，房价便宜；别处他们也买不起。
他们将柴湾的办公区稍微装修一下，便正式成立了香港联想。他们装修的时候还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给他们设计的桌子比裁缝的桌子还高，全部弄成了白色，怪模怪样。中国的风水学上有讲究，说什么“面水背山”的风水最好，财源会滚滚而来。那个风水先生说：“今年你不会低于500万，低于500万你砸我的牌子。”第一年，香港联想的营业额果然超过了500万。后来柳传志再也不敢请风水先生，他害怕搞不清楚到底是战略起作用还是风水先生起作用。
既然生意兴隆，吕谭平和张祖祥便开始买房子。他们在柴湾一层一层买，最后把柴湾的房子买了一大半。他们运气不坏，每次买下房子，柴湾的房价就会暴涨。有一段时间，吕谭平和张祖祥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又拜天又拜地又吃乳猪。
他们先做AST的代理，到了1988年底便涉足制造业。他们与Quantum合资生产线路板。当日他们每卖一块主机板就要亏损一个美金。他们忍了。在那段“联想史”中，张祖祥明白了研究出成果和真正出产品不一样，商品要保证质量好。“为什么现在的联想能生产如此质量的机器，那是经历了一种痛苦过程。”
板卡生意越做越大，联想的形象慢慢高大起来。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上市了。“上市那年不错，挣了8000多万，上市以后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
那是联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亏损，那一场大亏损直接导致了联想整合。张祖祥说大亏损的原因“主要是领导班子决策失误”。他推卸不了责任。
张祖祥有时会想起1980年代末期的时代背景，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游戏规则有时还是计划经济。生产计算机必须得拿到许可证，没有“批文”什么都干不了，联想绕了好大一个弯才“曲线救国”成功。
那时候走私普遍存在，如果不走私，微机价格便会高得离谱，企业无法生存。柳传志严令联想不得走私，不能犯法，但他从不说不能使用走私货。所以联想有时会采用非常手段——“不管你从什么渠道进来的，我从你手里买回来，起码不违法。”虽然也冒风险，但至多遭受经济损失，不至于像金燕静锒铛入狱。
柳传志在涉足计算机制造后开始提出了完整的“贸工技”思路，但倪光南很快使其陷入痛苦之中。柳传志给予倪光南极高的地位，甚至将科学院奖励给他的房子也让送了倪光南。柳传志还为倪光南争取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程院院士的头衔，正是这些头衔为倪光南告状大开便利之门，使一桩恩怨演变为“惊天大案”。
张祖祥从1994年开始鄙夷倪光南。那时联想要上市，倪光南提出要做董事。联想原定的董事有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倪光南的要求令柳传志极其为难——合资公司上市，各方董事名额已经确定，增加倪光南一人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结构。
张祖祥不忍柳传志为难，便将自己的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虽然争端以其牺牲结束，但他感觉倪光南权位欲望开始增强。不久之后，倪柳之争便公开化了。
1993年是联想史上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年，张祖祥回北京与柳传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估计“里边有些事情”。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也开始展现出来，张祖祥说作为公司2号人物的倪光南不太认同李勤是3号人物。“他是搞研发那一块，对研发人员管理太松，只要他批过的，别人都不能干预。”他还曾对柳传志说企业必须由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来管理。柳传志深以为然。
1996年，柳传志开始整合香港联想，张祖祥回到了北京。他在香港度过了八年半的时光，度过了联想最为艰难的岁月。2001年张祖祥退休，那年他62岁。
有时他会想：为什么是柳传志？他觉得幸而王树和离开，“要他在这儿，柳传志有再大能耐恐怕也难出头，毕竟位置和角色都不同”。他以为王树和并非极有魄力之人；“柳传志也谨慎，但他的想法每次都不断有新的高度。”
张祖祥钦佩柳传志对事物看得比较透，他说联想做AST代理每年都几千万利润。联想决定造自己的机器时，柳传志坚持将AST剥离出去，以免造成自相矛盾的后果。他们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却开辟了在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好局面。
“他经常讲拐弯要拐大弯别拐小弯，开车拐大弯不容易出事，拐小弯反而容易出事故。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预先总要摸索，不断地去想，自己想完善了，大家也都一点点地理解了。”他说，“GE公司CEO把改革的事情跟下属不断地沟通，下属知道怎么改制。他也是一样，不断地跟这个讲跟那个讲，不断地讲，越讲越深刻，最终使大家理解了，他也成熟了……”
他年长柳传志5岁，对柳传志却极为佩服。他从来不以兄长的姿态去显示自己的威权，却像一位真正的兄长，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十几年的兄弟。他们的确是兄弟，也只有他们可以把联想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珍贵。联想就像他们的孩子。联想就是他们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