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1980》——联想惊蛰 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2年冬日的一天,北京中关村大街一如往常喧闹嘈杂。13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相约在一起,他们避开拥挤,来到一间即将拆除的平房前做最后的留念。
18年前,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传达室,也是后来为中国人熟悉的“联想集团”的诞生地。老人们的合影成了这间平房最后的影像,几天后,小平房被推倒。
1984年深秋,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柳传志,与后来被称作“创业元老”的11个中年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间简陋的平房。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在我们那个传达室里,去了以后,就是所谓大家动手做大扫除。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大家都跑到各个办公室去,非常热情,这个找凳子,那个找抹布。大家把这个房间收拾的干干净净。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这个给我的印象不是扫除本身,而是我的同事们一个个都像平常一样,或者说兴高采烈的到后勤去领拖布,拿个什么东西。在我这有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说多数的同事还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生活中将有一个突出的转变,以后要靠我们自己自负盈亏了。
就这样,没有鞭炮,没有剪彩,在一间普通的平房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诞生了。柳传志被任命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1967年,柳传志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来到中科院计算所,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满腔热忱的投身于祖国的科技事业,但热情很快被苦闷所代替。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在当时感到有些苦闷,就是我们不停的为国家做一个又一个大的机器,因为当时外国对中国是封锁的,我们必须得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做完了,只能做一个后边没有后续的力量进行生产,做了一个就摆在那,跟着又做第二个,只是为了跟上水平,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把这些科研成果变成生产力。这是使我心中大为不安的。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 搞一台机器从设计、工程化到最后做出来需要8年的时间。到80年代初,我们都是40几岁的人了。我还能有几个8年呀!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我愿意出来闯一把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想体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正好有这么一个改革开放的机会,所以大家都蠢蠢欲动。
柳传志他们的机会源于1978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春天”随之来临。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一个崭新的时代随之开启。
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81年的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通过自谋出路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与待业青年自主择业不同,创业对于体制内的科技人员来说意味着打破手中的铁饭碗,这使这些习惯了安稳生活的中年人顾虑重重。在计算所的这间简陋的平房里,新旧体制正以一种粗粝又暧昧的方式潜藏着。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生活状态就处在这种既稳定又不稳定的状态。说有距离,距离又不远。处的和常人生活差不多,心里很安宁。大家都在一起吃大锅饭,都在科研所里工作,挣多挣少都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感觉。彼此彼此觉得生活可以。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是觉得在计算所里面。工作起码是一个铁饭碗,旱涝保收的。虽然工资不多,但它是稳定的。要一但办了公司,干成了吗?就开出一番事业,干不成的话,恐怕铁饭碗也丢掉了,还是有些顾虑的。
他们的顾虑很快被打消。在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倡导下,中科院开始实行一院两制,鼓励像柳传志一样的科研人员下海创业。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他说钱不多给你们二十万,但是给你们金字招牌,你们可能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这块招牌。另外给你们三权,给你们财务权,人事权,经营决策权。就把权都放给你了。
这是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领导任命书,每个人的名字后边都有一个显眼的括号。柳传志的括号里写着“副处”。
凌志军(《联想风云》作者):这个括号的标明你这个人还是传统制度序列官员序列当中一个人,这个括号不仅是几个字,他代表着你可以非常稳定的一个铁饭碗。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应该说,科学院计算所给了我们一个很宽裕的条件,办不成是允许我们退回去的。 只是说我们的工资要我们挣的钱交给所里,然后所里再发给大家。感觉上还是所里的人,这样会使人心稳定一点,如果完全脱离计算所,我估计11个人大部分都来不了。
在兴奋与忐忑之中,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之船启航……
80年代初,北京西北郊的这条不足1000米的马路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市。1980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为引燃中关村创业激情的第一人。随后,京海、科海、四通、信通等几十家科技企业相继出现。中关村开始以“电子一条街”闻名全国。
那时候,虽然空气中弥散着改革的新鲜味道,但刚开始组建公司的柳传志无暇细细品味,他正在忙着为自己找合适的帮手。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在当时办公司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很多人觉得在业务上有发展,好好的办什么公司啊,那都是业务上不能发展的人。另外当时在社会上办公司的人多半都是三教九流的人,在我们肩膀上是有压力的,因此,不是说大家踊跃来报名,来了100人,我挑了11个,不是那个意思。
柳传志首先想到了他的同事张祖祥。张祖祥是中国最早接触电脑的人,在中关村已小有名气。
张祖祥:我知道他来可能有事情,然后他就开始讲了,计算所所和曾茂朝先生跟他讲了,打算办一个公司,钱没有多少,就剩二十万。
聘请张祖祥的除了柳传志,还有信通公司总经理金燕静。信通公司注册资金达到300万元。与信通雄厚的实力比起来,柳传志区区20万的启动经费显得微不足道。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他们很希望我去,跟金艳静,我就讲我理由不适合的地方,围绕我们科学院计算所的这个圈就转了两圈。想前想后,恐怕我很难处理好这件事情,因此我就谢绝了金艳静的邀请。
被媒体称为“超级妇女” 的金艳静,是中关村有名的女强人,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她很快将她领导的信通公司发展成为中关村业务最全面的企业。最终,柳传志凭借多年的友谊留住了张祖祥。但是很快,柳传志开始为资金发愁。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第一还是钱,因为资金实在是太短缺了。这个当时的20万看怎么说,买猪肉200万计算机2万,一台PC7万……
为了迅速积累资本,这几个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中年人开始模仿别人,倒卖电视机、电子表和旱冰鞋。1985年,由于在买卖一批彩电时轻信他人,公司损失惨重。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计算所投资20万块钱,就是在1985年,结果不到半个月,我们就丢了14万块钱。
渴望的资金积累转瞬变得更加捉襟见肘。正当中关村的同行们生意如火如荼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这家蜗居在传达室里的小公司第一次为人所知。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国家领导人摸着石头过河,每个企业怎么做在当时完全没有规定的法则,当时没有一本管理的书,没有一个成功的高科技的民营企业,所有的一切都要探索。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就是大家试了半天了,半天后来呢?觉得试哪样都不行,最后还要发挥我们身上自己的技术特长,发挥我们所处的资源环境的优势。
经过反思,柳传志他们重新把目光落在了中科院计算所给他们的金字招牌上。
柳传志:大概做了大半年以后慢慢上了正轨的路,在一开始还谈不上,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要有一个计算所的招牌,招牌还是很重要的。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就正好有这么一次机会,科学院要为各研究所配备500台PC/XT、PC/AT机器。
这是一笔维护电脑的生意,需要的仅仅是验收、组装等基本的电脑技术能力,但非常辛苦。当时,信通等大公司也盯上了这笔生意。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当时很多公司想做,但我们更想做。因为别的其它公司当时像两通两海都已经非常出名了,挣大钱的机会对他们来说都是做的非常好。那些大公司未必把这个看的那么重。所以我们就可以得过来了。
这笔生意使公司获利60万元。赚到第一桶金的柳传志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公司的未来。就在此时,一个惊人的消息开始在中关村这条喧闹的马路上蔓延。信通公司总经理金艳静被捕了。
凌志军(《联想风云》作者): 罪名就是走私,确凿无疑的走私。信通公司因此垮台,这件事在中关村影响很大。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金燕静的公司应该讲是一个体制的牺牲品。就是在我们国家计划内的企业本身的有权利有批文去进口,我们做得高技术产品离了进口是不行的。很多元器件必须进口,我们国家没有能力去做,这些计划内的企业就有批文,计划外的像金燕静和我们这样就没有。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关税壁垒,许多物资进入国内后大幅加价,一些人似乎从中发现了机会,在出入境时开始夹带或者藏匿物品走私,以谋取暴利。
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国家对商品进口有着严格的限制,大多数计算机公司进口元器件需要缴纳300%的关税,只有少量获得批文的企业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设备。一纸批文,成为企业与利润之间的鸿沟。面对高额的利润,一些企业开始铤而走险。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走私和不走私,用今天的眼光应该完全重新定义,我们比如把元器件买回来,装配成机器。当时的说法,只要在不同的地方买进来的元器件组装成机器都叫走私。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因为你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出来以后发展特别快,随着市场经济的法制一时跟不上所以用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法制。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定了这个法其实没法执行,选择性执法,突然在金燕静这执行了,那么金燕静就出事了。
李勤(联想集团创始人):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相撞,把法制改了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制,这时候可能就有说法,说你干的是合理的,但是不合法。但现在就给你警告一下,或者将来方向变成合理合法的。
走私显然是违法的,但公司要发展,国外元件的进口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柳传志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当时,很多内地的公司把已经走私进来的货物买下,再进行整合销售,这种方法被称为买断。
凌志军(《联想风云》作者):北京市的领导专门开过一个会议,讨论这个买断的问题,就把这个区别开了,说金艳静是实际上走私,这个东西是不能保护的,但是更多的人是买断,类似联想这样,把买断作为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跟海关协商,促使海关把这批人网开一面,这是专门讨论过的。
在政策的边缘游走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柳传志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他把目光投向了自主产品的研发。
这是柳传志1985年印制的产品目录。从中可以看到,联想式汉卡是公司的主要产品。
1984年,邓小平提出“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一些学校开始设置电子计算机课程。当时的计算机主要来自国外,进口计算机无法识别中文,这成为它在国内普及的主要障碍。柳传志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他找到了正在研究计算机汉化的倪光南。
倪光南(联想汉卡主创人员):至少我当时在搞的,联想的汉卡这个成果,已经基本上快要变成产品了,很希望把这个成果放在公司里面,做产业化,我们应该是互相一拍即合。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用它插在国外PC机,当时的国外机没有汉字能力,只有插了汉卡以后,销售一台PC机利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用它作为一个辅佐PC机的一个产品使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加,也是公司利润的一个来源。
1984年冬天,阴冷的空气中雪花零零散散的飘落,慢慢积满了屋顶。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倪光南加入了柳传志的团队。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 倪光南作为一个科学家,跟别的科学家不同的是,他更早的看到市场的意义。
倪光南联想汉卡主创人员):我当时自己去站柜台,我要知道用户有什么反应。记得后来有一个热线电话,当时有一个小史,接这个电话,我当时就在边上,用户有什么意见我就知道,有时我就自己去回答用户一些意见,一些反馈,那些好的,那些不好的,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的。
科研人员站柜台直接面对市场,使产品性能在市场的反馈信息中不断提高,柳传志终于实现了把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的梦想。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 在汉卡上有联想的功能,今天敲一个中后边跟着中央……
这是经过改进的联想汉卡,1985年它刚刚诞生时,远没有这么精密,三块电路板之间用扁电缆互连,臃肿拖沓,售价4100元。然而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计算机的汉字世界。
凭借汉卡的联想功能,柳传志的产品很快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赚钱后,柳传志花费5000元为公司增添了一部直拨电话,人们找公司联系业务再也不用烦琐地从中科院计算所转接了。
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在《新闻联播》之后看到了这样一则广告。
很快,广告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成为当年的流行语。随着广告语的流行,人们注意到,在香港有一个名叫“联想”的计算机公司。它的名字,正是来源于畅销内地的联想汉卡。
1988年,在柳传志开始大量生产汉卡的第二个的春天,联想公司召开了 “进军海外誓师大会”,这次会议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柳传志站在众多风云人物曾经站过的舞台上,正式宣布公司进军香港。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我们卖的一些东西,元器件或者这整机都要从香港进货,这个由香港商人盘剥一道,他们留了很高的利润我们没法察觉,我们应该直接到香港去和他们合作利用他们进口供应商的资源使北京联想降低成本。
迫使柳传志进军香港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产许可证”,在中国大陆生产计算机必须获得这样的许可证,如果未经“许可”便属于违法生产。而除了政府下属的几家老牌计算机厂家外,几乎没有企业可以获得生产许可证。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国家不给批文,我们希望通过在海外,在香港办一个公司能够生产。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我们有时会开玩笑在讲,这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那么,从海外回来就会被认可。要是在国内恐怕是不可以的。
香港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是柳传志在香港的第一个合作者。进入香港后,联想的对手已不再是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几家公司,它面对的是包括IBM在内的国际大企业,与他们比起来,幼小的联想依然显得单薄而寒酸。
吕谭平(香港导远公司总经理):柴湾我们的办事处,很多地方连空调都没有,张祖祥说笑说“我是汗人”,当时在工厂拆机器,满身大汗,干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那是非常深的回忆。
1988年6月23日,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成立的时候,和当时数不清的希望借风水发财的小公司一样,柳传志他们请来了风水先生。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当时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给我们财务经理看了之后说,桌子得是白色的,放在什么位置,如果这么做了不赚钱,你砸我招牌。
张祖祥(联想集团创始人):烧香、拜天地,吃乳猪,我们信倒是不信,就是喜气洋洋。
柳传志(联想集团创始人):结果第一年我们真的赚了很多钱。所以后来每一次搬家都要请他来做风水先生,他借这个也赚了,把他价格也提高了很多。每年都有这样一个。
联想如同一阵旋风席卷了香港计算机市场,很快,这股风暴吹到了海外,联想开始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拳脚。
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很少有人留意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已经离开诞生的那间小平房,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
80年代的最后一天,“联想”正式成为公司产品的商标出现在联想汉卡和微机上。三个月后,“联想286”通过检验,柳传志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国内生产许可证。
当年不足1000米的小马路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在北京的三环路上,人们还能看到以计算机公司命名的立交桥,“两通两海”那些曾引领中国科技改革的符号早已被时代的洪流淹没,只有联想,依然捍卫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光荣。
2001年,花甲之年的柳传志正式从联想集团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在联想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他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年轻人。
2003年,联想宣布了自己新的、独一无二的英文标识lenovo,一年后,联想以这个新名字成为了国际奥委会电脑独家赞助商,之后,联想成功并购了IBM全球个人PC业务。此时,人们的目光更多的投向联想的新领导者,以及他们带领下的新联想。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偶尔会回想起20年前那些创业的老者,那座小平房,以及那个冗长的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