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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迪昂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年出生于巴黎,1916年病逝。他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大体分为几个阶段:1884~1900年期间,他的兴趣在热力学和电磁学方面;1900~1906年他集中研究流体力学;1892~1906年他转向科学哲学;1904~1916年从事科学史的研究。迪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界最卓越、最有创见的人物之一。本书旨在对物理学籍以取得进步的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并对物理这门最精确的实验科学的逻辑和历史面貌作了生动的描述,本书在理论物理学、哲学、科学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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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迪昂:科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皮埃尔·莫里斯·玛丽·迪昂(Pirre-Maurice-Marie Duhem,1861~1916)是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现在,人们公认他是科学思想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是他所处时代最伟大、最有才智的人之一。
迪昂在物理学的众多领域有卓越建树。此外,他还获取了物理科学方面的广博的历史知识,并对物理学理论的意义和范围作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科学哲学见解。
迪昂的一生除教学与研究外,就是写作。对于他来说,散步和沉思是最好的休息。一旦脑子闪过一个念头,他就坐下来,从容地写下一页又一页,一气呵成,无须修改和增删。他在短暂的一生中总共出版了22种书(45卷),在20多家期刊上发表了近400篇科学论文和评论。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德布罗意在1953年谈到他的这位同胞时说:“皮埃尔 ·迪昂作为一个不知疲倦的研究者,在55岁就过早地去世了,他在理论物理学、哲学和科学史中留下了大量的贡献。他的严格的科学研究的价值,他的思想的深刻,他的学识惊人的广博,使他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科学最卓著的形象之一。”
迪昂由于保守的政治立场,极端的宗教信仰以及有原则性的、执拗的个性,使得他一生遭遇坎坷。在生前和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学术成就即使在法国也得不到公正的承认,人们几乎没有就这位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写过多少东西。在苏联和中国,人们多年来仅仅是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得知这位被错译为“杜恒”的、所谓的“马赫主义者”的,其形象自然是残缺不全的和被贬损的。现在,我想依据手头的有关资料,尽可能完整地、客观地勾勒一下迪昂其人。

(一)
迪昂于1861年6月10日生于巴鲁。其父是法国北部工业城市鲁贝(Roubalx)一个推销员的儿子,其母是一个店主的女儿,祖籍在卡尔卡松(Carcassonae)附近一个名叫卡布雷斯潘(Cabrespine)的小镇。他们后来定居巴黎,有两个男孩和一对孪生女儿,迪昂是最大的一个, 自幼在家庭受教育。11岁时,他被双亲送到一所名叫斯塔尼斯拉斯(Stanislas)的教会中学上学。他在中学是一名优等生,精熟每一门课,其中包括古典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现代语言、文学、历史、科学和数学,这为他日后多方面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对自然科学特别感兴趣,这明显地受到一位有才华的教师穆蒂尔(J.Moutier)的影响。
中学毕业后,父亲希望儿子上综合工科学校受高等教育,以便掌握一门专业技术谋生。可是,母亲却担心科学和工程专业会削弱儿子的宗教信仰,敦促他到高等师范学院学习人文科学。他按照母亲的意愿,在入学考试中一举夺魁,于1882年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学习,这所学院为法国培养了相当多的文学和科学的优秀教师。由于他对献身科学事业有强烈的欲望,他选学的却是中级科学基础课程。在这里,他是一位有才华的学生,顺利地通过了学士学位考试和做大学教师的学衔考试。1884年,当他还是学生时,就发表了关于把热力学势用于电化学电池的论文,这是他科学生涯的开始。在大学,他还是一位名气不小的漫画家。
就在同年,迪昂向校方递交了博士论文,论述的是化学和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势。由于受到马歇(F.J.D.Massieu)1869年、吉布斯1875年和亥姆霍兹1882年关于热力学势研究工作的激励,迪昂早在获得学士学位前就作这项工作了。这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推翻了用反应热作为自发化学反应标准的最大功原理,并按自由能概念严格地定义了标准。最大功原理是贝特洛 (M.Berthelot,1827~1907)在20岁时提出的,他后来当上了法国政府教育机构的要员,并在1886~887年升迁为法国公共教育部部长。
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怎能料到,这一正常的举动却是他一生厄运的肇始。贝特洛对迪昂推翻他的错误的最大功原理耽耿于怀、伺机报复。在贝特洛的操纵下,学位委员会无理拒绝了迪昂的博士论文。迪昂此时也不甘示弱,他为捍卫真理挺身而出,于1886年作为小册子发表了他的论文《热力学势及其在化学力学和电现象理论中的应用》。他认为,不管谬误在哪里出现,都要不顾个人安危去英勇斗争,这是基督徒的重要职责之一。在这部早慧的著作中,迪昂用热力学势逻辑相关地说明了下述现象:温差电、热电现象、理想气体的混合和液体的混合、毛细现象和表面张力、溶解热和稀释热、饱和蒸汽、离解、复盐溶液的冰点、渗透压、气态的液化、带电系的电化学势、平衡的稳定性以及勒·夏特里埃(Le Chatelier)原理的推广。这是迪昂许多非凡的、天才的思想的首次显露,标志着他未来研究的总方向。
对于迪昂的挑战,贝特洛大为光火。他扬言,只要他还活着,迪昂就休想在巴黎任教。在中央集权制的法国,贝特洛的权势在教育界不用说是所向无敌的,迪昂不得不在1888年递交了另外一篇关于磁学的数学理论的博士论文,这是数学工作者的研究范围,贝特洛因隔行而难以插手。不过,尽管迪昂1885年为教物理在竞争考试中赢得了第一名,他仍无法在巴黎的大学谋求—个职位。贝特洛等人对迪昂的职业迫害一直持续到1900年,他们多次压制迪昂的职务晋升,限制他的薪水;如有可能便封锁他的成果,如无可能便毫不注明地盗用它们。要知道,在现代法国科学的历史中,还没有一个像迪昂这样的具有同样丰富、同样深度以及同样创造力的科学家被贬到外省工作。
1887 年,迪昂被迫只身到里尔(Lille)大学教物理。事实证明,迪昂是一位育才气的、出类拔萃的教师。他的富有启发性的、明晰的讲演是精心地、逻辑一致地组织起来的,他的出发点是如何让学生多学,而不是让教师多教,也就是事事从学生方面的收益考虑,而不是为了讲课人的虚荣和方便。因此,每当他上课时,学生们便蜂拥而至,致使课堂暴满。他的名声在当时具有传奇色彩,即使在今天看来,他手写的讲稿也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上面系统地加注着历史的和哲学的评论。
在里尔时期,他结识了女友夏耶(A. Chayet),他们在1890年10月结婚,不到一年就有了头一个女儿。迪昂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但却是悲剧性的短暂,他的妻子和第二个女儿不幸在1892年去世。从此,迪昂再未婚娶,他把全部心力操在工作和女儿身上。
在妻子逝世后不久,他不满意大学校长多次谴责实验室助手,结果两位先前的好友闹翻了。1893年,他请求调离。
在里尔的六年间,他先后出版了三本书,发表了50篇论文。他的才能和学识是众所周知的,完全可以在巴黎赢得一个好职位。但是,由于贝特洛等人的阻挠,迪昂未能去成巴黎,而被发配到雷恩(Rennes)大学。这个职位很不遂意,迪昂仅呆了一年就决定再次调离。
尽管迪昂一再梦想赴巴黎任教,但他接到的却是在波尔多(Bordeaux)大学任职的通知书,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使迪昂极为生气,他曾考虑拒绝这项任命。他的朋友在谨慎打听后告诉他,波尔多的职位可能是通向巴黎的大道,他于是在1894年接受了任命。1895年,当他34岁时,他升任为物理学教授,占据了大学理论物理学的教席。他一度曾致力于大学的行政事务,负责批准本省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后因受到该机构内一个反教权主义成员的无端攻击而愤然辞职。迪昂背井离乡,在波尔多一呆就是20余年,他最终也未能了却在巴黎教书的心愿。
迪昂的研究兴趣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884~1900年间,他的兴趣主要在热力学和电磁学方面,尽管在1913~1916年间他又转向电磁学;1900~1906年间他致力于研究流体力学;他对科学哲学的兴趣主要在1892~1906年期间,科学史方面的研究多在1904~1916年间,虽说他在1895年就发表过科学史的论文。下面,我们分门别类地介绍一下迪昂的贡献和成就。

(二)
迪昂的主要科学建树在热力学领域。他的1884年的未被接受的博士论文不仅对热力学势的系统应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以此为起点的一系列研究,也使他与范霍夫、奥斯特瓦尔德、阿累尼乌斯、勒·夏特利埃一起成为现代物理化学的奠基人。
1887年,迪昂对吉布斯著名的静热学(themostatics)论文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分析。在题为《关于J.W.吉布斯热力学著作的研究》中,迪昂首次给可逆过程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迪昂证明,一个系统的两种热力学态之间的不可逆过程,能够通过使系统和环境之间力的不平衡在每一步趋近于零而产生的真实过程的有限集合来构成。这种有限的过程现在称为准静态过程。如果同一过程以相反的顺序进行,且同一不真实的限度被达到,那么该过程就是可逆的。
迪昂对热力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发展了处于动态的物体的热力学理论。在迪昂研究之前,热力学基本局限在静力学范围内。从1892年到1894年,迪昂发表了题为《热力学原理评论》的一组著名论文。在这里,迪昂首次严格地定义了不可逆“准静态”热力学过程。这是一种类似滞后现象的过程,对这种过程而言,在一个方向平衡态的有限集合与在同样两个热力学态之间的相反方向的不相同。这组论文包括迪昂两个开创性的贡献。他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和热力学势作了详细阐明,对热力学第一定律进行了公理化处理,这在目前看来仍是惊人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热量首次借助于功和能被抽象地定义了。由于这一先驱性的工作,迪昂成为物理学理论公理化的奠基人,他对其他学科的公理化研究的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与迪昂同时代的伟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直接受到迪昂关于热力学公理化工作的感召,先后开始了他的关于几何学和物理学公理基础的重大研究。
1896年,迪昂发表了一篇研究粘滞作用的论文。这对应于吉布斯的“无源阻力”,属于可逆过程,而摩擦则属于不可逆过程。迪昂把摩擦作为一种普遍的物理现象,用它来研究“假平衡”问题,这属于力学化学范围。迪昂在化学热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他的四卷专题论著《论力学化学基础》(1897~1899)和一卷著作《化学热力学》(1902)中。
根据吉布斯的建议,迪昂在《关于化学静力学的一般问题》(1898)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关于吉布斯相律的非约束性证据。同时,又将它推广到超出仅仅考虑强变量的情况,并给出了确定各个相的必要条件。对于压力-温度和体积-温度这两对变量,其条件是不同的,它们的表述称之为迪昂定理。此外,对于共沸性 (azeotropes)是其简单特例的“中性”系统的性质,也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迪昂十分注重假平衡和摩擦的热力学。在迪昂看来,假平衡可以分为两类:表观假平衡和真实假平衡。前者例如饱和溶液,在给一个小扰动后,它即刻便返回到热力学平衡,后者诸如金刚石或石油构成的有机化合物,相对其他物质来说,这样的化合物在热力学上是不稳定的,但却经历了整个地质时期的巨大扰动仍然保持不变。但是,如果这种扰动相当大(通过加热金钢石变成石墨),它们将转变成稳定的产物。吉布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迪昂的兴趣也曾集中在流体力学和弹性学上。1891年,他出版了《水力学、弹性、声学》(两卷)的讲义,对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迪昂进而在1903~1904年以两卷本出版了《水力学研究》一书,它包含了关于纳维尔—斯托克斯流体的一些开创性的探索成果,以及波在粘滞流体中的传播、考虑到稳定性和可压缩性的流体等课题的研究。
在流体力学领域中,迪昂是第一个在粘滞的、可压缩的导热流体中利用稳定性条件和热力学的充足资料研究波的传播的学者。他得出了一个当时令人震惊的结果:真正的冲击波(即密度和速度不连续)或高阶不连续根本不可能通过粘滞流体传播。这与严格的非粘滞流体的结果相矛盾。迪昂证明,在粘滞流体中唯一的不连续是横向的。他引入“准波”的概念,建立关于冲击波的定理。他还推广、完善,校订了流体稳定性的早期结论。
在当时,迪昂实际上是严格的、合理的,有限的弹性理论的唯一培育者,他强调建立精密的、普遍的定理的重要性。迪昂对弹性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结果汇集在《弹性研究》 (1906年)一书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理论曾起过显著的影响。迪昂也是弹性披传播、热传导和在有限形变下粘滞连续体的开创性的研究者。
在世纪之交,迪昂与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等人一样,同属非力学学派或批判学派,而当时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是力学学派,力图把一切物理现象都化归为力学。迪昂系统地反对这种科学中的还原论和力学自然观。他明确表示,如果科学知识仅限于流行的状态,或科学家只知道“一时的流言”,那么科学的正确思想不可能得到。迪昂也极力反对物理学中的模型理论,他偏好逻辑和明晰性,对无逻辑性和自相矛盾的模型总是感到厌恶,即使当模型方法在新发现中变得可能和有用时,他也难以改变自己的观点。这自然有其合理之处和积极意义,但也直接决定了他对麦克斯韦理论和原子论的偏执观点。
迪昂虽然承认麦克斯韦的个人天才和理论的独创性,但却极其严厉地批评了麦克斯韦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缺乏首尾一贯的和综合的逻辑结构,即使在其最终的抽象形式中,也显示出人为的力学产物的标记,此外它还有符号上的错误且缺乏实验基础。由于亥姆霍兹的影响,迪昂偏爱大陆的电动力学,因为它能够用逻辑的方法由经典的基本的电磁实验来构造。经过迪昂精心阐述和改进的亥姆霍兹-迪昂理论比麦克斯韦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能简单地描述光的电磁理论和赫兹实验。而且,这种理论包含两个附加参数,适当选取参数的值,麦克斯韦理论就成为它的特例。这些观点,都包含在迪昂1902年出版的《麦克斯韦的电理论: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中。迪昂不久便认识到,麦克斯韦理论在他所处时代的物理学家中得到广泛的承认,而他的批评却无人问津,麦克斯韦的理论当然是胜利了。不过,他还是希望,在将来人们将会认识到,亥姆霍兹理论确实是杰出的成果。他说:“逻辑是有耐心的,因为它是永存的。”
迪昂的基本的科学思想形成于 1880~1890年之间,即在放射性发现和佩兰实验之前。当时,为实行其“宇宙的力学解释”而使用原子和分子模型的一帮人,随意改变他们的“弹子球”模型以拯救现象,顽固地把那些自相矛盾的性质赋予原子。迪昂因偏爱逻辑和厌恶力学模型,无法接受原子、分子论。他在研究中有意识地避开依赖于力学模型的微粒理论,在他的论著中,找不到原子,分子论的描述。他攻击用小的、硬的、具有弹性的粒子来简单说明原子;他有时带点天真地攻击开耳芬勋爵用齿轮和漩涡来说明白然现象的思想。他好像不知道原子模型曾给物理学带来了巨大的复兴,也完全没有预料到原子物理学在半个世纪里会有惊人的发展。即使当1908年佩兰的实验确证了分子的实在性时,迪昂因其执拗的个性也迟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希望像能量学(energetics)这样的更为普遍的理论能够从原子论的废墟中产生。
在1911年,迪昂总括了他毕生努力构造的物理学理论的体系,这就是作为一种理性论的现象论的连续理论的能量学,它避免了关于物质内部终极实在的形而上学假设。其结果就是两卷专论《论能量学或广义热力学》,他认为这是他对科学最后的第一流贡献,因为该书是他对物理学和化学作了几乎30年的广泛研究而完成的。不过,这部专题著作略去了电磁学论题,这意味着在他的批判性的科学观点中,他没有找到满意的电磁学的能量学理论。迪昂想把力学、热力学和电磁学囊括到能量学或广义热力学的企图最终未能实现,但是他对物理学和化学诸领域的贡献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意义的。

(三)
迪昂也是现代的科学史的奠基人。在这个领域,他也许胜过了当时所有其他科学史家,因为没有人接近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人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与迪昂相比,他的同时代的科学史家似乎有点外行人的味道,因为他们缺乏迪昂那样卓越的才干和博大精深的素养。迪昂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有能力深刻地评价、分析、批判过去的科学工作的内容。迪昂说过,批判任何科学工作,就是要分析和评价它的逻辑结构,它的假设内容,以及它与现象的一致。只有下述科学家用完善的才能和巨大的信心才能作到这一点,这些人创造了基本的科学,同时也是第一流的科学哲学家,而且通晓多种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显然,迪昂是能够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科学史家,因此他的科学史工作自然要优于其他科学史家了。
迪昂对科学史的兴趣来源于他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他早就认为,要卓有成效地创造新科学,就要批判地理解科学和科学哲学。为了正确地理解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连续性,迪昂深入地、广泛地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他起初研究科学史,主要是想支持他的科学哲学,而他所进行的科学哲学研究,则是为了支持他的科学研究。其结果,迪昂成为一个智力十分高超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
迪昂1902年出版的《化学化合与混合:论观念的进化》和1903年出版的《力学的进化》,就是这样的有材料、有分析、有评论的历史批判著作。尤其是后者,可与马赫的《力学史评》 (亦译《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1883年)相媲美。该书的第一编是自然哲学思想发展的权威性的、高明的叙述,它表明各种观念是如何受到赞成、如何发展、尔后又是如何被抛弃的,另一些观念是如何受到偏爱、如何变化,如何在转变中得以保留的。第二编是19世纪末的力学物理学的概观。迪昂当时已经看到,物理学急剧的、持续的、激动人心的成长已摇撼了古典力学的根基和古典物理学家的一些信念;由于纠缠到新的问题,力学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它再次向新的领域进军。
迪昂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发现了中世纪的科学的历史,他对17世纪物理学和古代物理学的发展史也作出了有深远意义的和独创性的研究。迪昂幸运地在巴黎图书馆找到了许多中世纪的手抄本,他运用大量的原始资料证明,科学的发展总是连续的,从而是进化的,伽利略的思想也是由许多早期的科学工作进化而来的,并不象伽利略本人和其他人认为的那样是最早的。为了充分说明这些观点,迪昂由静力学起源的研究开始了他的考察,结果形成了两卷专题著作《静力学的起源》(1905~1906年)。迪昂在书中追溯了静平衡原理从古希腊到拉格朗日的发展,他洞察到,近代科学诞生于公元1200年左右的中世纪,个睦纪的部分成果被15和16世纪的一群数学家抄袭,他们把这些作为他们自己的贡献加以发表。迪昂谴责这种智力上的腐败现象,他强调指出,传统对于真正的科学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迪昂由建立物理科学历史的实际记载,进而研究各个时代最重大的个人成就,他着手研究达·芬奇的笔记和原始材料,以及 16世纪科学家的著作。16世纪的科学家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那里知道,他们的物理学实际上来源于中世纪。人文主义者抱怨中世纪的倒退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浮夸,与此同时却一字不漏地抄录中世纪的科学手抄本——这是人文主义者的知识的真正源泉。
1905~1906年,迪昂以三卷专题著作《列奥纳多 ·达·芬奇:他所看到的和看到他的》发表了他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他运用翔实的中世纪科学的原始资料令人信服地表明,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世纪的大学,特别是巴黎大学起了重要作用。他揭示出,在托马斯·阿奎那后出现了对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土多德学派的思想的抨击,这是否定希腊哲学关于运动概念的思想开端,它以惯性原理、伽利略的工作以及近代哲学而告终。他确认,巴黎大学神学院1327年前后的院长让·布里丹(Jean Buridan)具有惯性原理的最早思想,并用拉丁术语impetus(冲力)引入了一个量,这个量虽未明确定义,但却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动能和动量的量有关。迪昂分析了稍后的萨克森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ony)和尼古拉·奥热默(Nicholas Oresme)的著作的重要进展,后者尤其完成了值得重视的工作,因为他关于太阳系的思想是哥白尼的先驱,他关于解析几何的工作是笛卡儿的先驱。接着,迪昂指出,达·芬奇这个具有多方面天赋的人,吸收和继承了他的先驱们的工作,铺平了科学发展的道路。伽利略正是沿着这条道路,继16世纪的许多科学之后,明确地开始了近代力学发展的历程。

迪昂然后着手独自一人对科学史一一从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到古典物理学建立的物理学理论的历史——进行最为不朽、最为系统的研究。迪昂在短时间内所作的开创性的工作之浩繁是令人惊讶的、超越时代的。他计划在四年内写12卷书,最后只完成了10卷手稿。这部名为《宇宙体系:从柏拉图到哥白尼宇宙学说的历史》在他在世时出版了四卷 (1913~1916),第五卷是在他去世后的1917年出版的,迪昂的女儿在1954~1959年监督出版了其余五卷。在1908年,迪昂还出版了一本《拯救现象:论从柏拉图到伽利略的物理学理论的观念》。这部著作是最重要的物理学历史著作的文献汇集,它揭示出形式化的数学在西方科学发展中总是起着实质性的作用。该书中的有价值的历史引言,可以看作是《宇宙体系》一书全部观点的浓缩。
迪昂是一位有高度教养、坚定信念和明确感受的人,他的所有判断都是与他的基本观点一致的。他也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的爱国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科学观点和价值判断(但从未达到使这些观点和判断绝对无效的程度),结果他倾向于过高估计法国科学家的成就,而低估或贬低其他国家科学家的贡献。他驳斥了奥斯特瓦尔德关于“化学是德国科学”的论断,批判了德国科学中的蒙昧主义和“自然哲学”倾向。他尤其对英国科学家怀有偏见,认为他们的思想粗俗而浅薄,因为他们缺乏逻辑严密性,对科学的系统数学理论漠不关心(这些批评也不是没有—点道理,而且他从未诉诸恶语和漫骂)。他并未因牛津默顿学院的经院哲学家对运动学理论的贡献而称赞他们,也未因托马斯•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对亚里士多德运动定律的重新系统阐述的重要性而褒扬他。同时,他却不恰当地高估巴黎大学在新物理学中的意义,过分颂扬布里丹、奥热默等人的贡献。他的宗教感情也使他过高评价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的科学的哲学。他称颂巴黎大学的经院哲学家具有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都服从同一物理定律的观念,而实际上第一个明确宣布这一点的却是德国中世纪的科学家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尽管迪昂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冲淡了他对法国人科学贡献的过高估价,但个人感情方面的因素对他在价值判断中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迪昂也意识到,在任何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的价值方面做出裁决,都需要一定的文化观点,即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和理智的观点。
通过深入的科学史研究和在科学前沿的长期探索,迪昂充分认识到历史方法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他说,唯有科学史才能使物理学家避免教条主义的狂热奢望和皮浪怀疑主义的悲观绝望。物理学家的思想往往偏向一个极端,科学史能够做出合适的校正。他看到,通过追溯一系列做出科学发现时的错误和犹豫,它使物理学家警惕虚假的证据,通过回顾宇宙论学派的盛衰,通过发掘一度获胜而又被忘却的学说,它提醒物理学家,最吸引人的体系也只是暂定的描述,而不是确定的解释。

(四)
作为一个在科学前沿进行开拓的第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作为一个对科学发展的历史有渊博学识和精湛研究的科学史家,加之迪昂又善于通过这种双重的智力结构思索物理学理论的成长、发展和范围,因而他很自然地转向科学哲学。他通过系统的思考,对物理学理论的意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在各种论著中系统发展了这种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它堪称现代科学哲学的经典著作,至今还与当代科学哲学家所讨论的问题和所提出的观念密切相关,其中的许多观点,即使今天读起来还是新鲜的和激动人心的。
《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分为两编11章,外加一个附录。第一编是“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它有四章:“物理学理论和形而上学解释”、“物理学理论和自然分类 ”、“描述理论和物理学史”、“抽象理论和力学模型”。第二编是“物理学理论的结构”,它有七章:“量和质”、“原质”、“数学演绎和物理学理论”、“物理学中的实验”、“物理定律”、“物理学理论和实验”、“假设的选择”。附录包括两篇文章,其一是“信仰者的物理学”,其二是“物理学理论的价值”。书中贯彻了迪昂下述成熟的思想:关于假设的逻辑作用,定律与理论的关系,测量、实验、证实和解释在构造物理学理论时的本性,作为与大陆物理学中的数学演绎相对照的英国物理学中的力学模型,物理学理论相对于形而上学解释形式或神学解释形式的自主性,物理学的精神等等。这些结果是长期的实验经验和教学经验、广泛的历史知识以及深入的哲学思索的产物。
在迪昂看来,物理学理论是从少量的原理演绎出的数学命题的系统,其目的在于尽可能简单、尽可能完善、尽可能严格地描述实验定律。迪昂是明晰的和抽象的物理学理论的倡导者,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完整的、一致的,在数学上是精确的。他认为,物理学理论是物理现象的描述,不是根本的、最终的实在即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实在的解释。按照迪昂的观点,解释就是剥去象面纱一样的覆盖在实在上面的现象,以便看到赤裸裸的实在本身。观察物理现象并不是使我们与隐藏在可感觉的外观背后的实在相联系,它只是使我们以特殊的、具体的形式理解可感外观本身。迪昂的结论是,物理学理论的目的是描述实验定律而不是解释实验定律,假若其目的是后者,那么理论物理学就不是自主的科学,它就从属于形而上学。迪昂注意到,科学家很少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做出区分,从而许多理论似乎都被视为一种尝试性的解释,是用多余的“图像”成分和解释成分加以修饰。这些理论实际包含着两种成分,迪昂称其为“描述性的” 和“解释性的”成分。在这样的理论中,描述性的部分是有价值的,因而它幸存下来,并且对表面上看来不同的理论来说是相同的。迪昂反对物理学中的原子理论,正是出自他的这一观点:可靠的物理学理论不应当包含关于物质终极的内在本性的形而上学假定。他认为,形而上学地构造模型和在物理学中追求粒子的研究不能导致揭示物质内部的终极本性,正如原子物理学这种类型的支持者的朴素实在论导致他们所思考的那样。
其实,迪昂并不是根本反对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形而上学也是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它深入到事物的实质并解释现象,因而也应当受到尊重。迪昂的本意是强调二者的区别和各自的职权范围,以免形而上学侵入科学而扰乱科学理论的目的。其实,科学与形而上学是并蒂而生的,又怎能将它们截然分开呢?就连迪昂本人也无法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纠缠。当迪昂认为人们能够在竞争的理论之间做出区分、能够决定哪一个在某一确定的方面更好地对应于现象的感性表现形式时,他不得不严重地依赖形而上学的信念。而且迪昂也涉及到科学理论进步的另一个形而上学观点:如果人们不相信,与现象的物理表现形式更好对应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比所抛弃的理论更好地反映了现象的终极物理实在的话,那么物理学的进步便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形而上学判断:如果人们继续发明关于现象的相互竞争的理论,继续选择与现象的表现形式对应得更好的理论,那么这种持续改善的理论的进步便渐进地趋于这个现象的理论的有限形式,该理论是完全一体化的,—十分合乎逻辑的,它把实验定律整理成类似于其的秩序,但并不必然地与其等价,这是一个高度先验的秩序,按此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实在被分类。迪昂一再明确阐述说,在物理学理论促成进步的程度上,它变得越来越类似于自然分类,这是它的理想目的。物理学方法无能为力去证明这个断言是正当的,但是它若不是正当的,那么引导物理学发展的趋势就依然是无法理解的。理论越完善,我们便越能更充分地理解,排列经验定律的逻辑次序就是本体论次序的反映。
迪昂强调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判决实验,能够用来检验理论的任何一个特定假设的真理。一个假设的实验检验必然包含该理论的所有其他假设。因此,理论与实验的矛盾不仅能够通过改变一个被认定是“判决性地” 检验了的假设来消除,而且也能通过改变其他假设而保留一个“判决性的”未改变的假设来消除。因此,从实验出发通过归纳不能决定一个假设集,从而有可能存在另一个假设集,它也能够描述同样的现象。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大量的假设都偏离了科学家的判断,这意味着理论依赖于个人的情趣(鉴赏力),而情趣则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文化素养。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假设的选择都是超逻辑韵,由理论家的情趣管辖。所以在迪昂看来,引导科学基础建构的是科学史。他以合理的论据表明,形式化的定量的科学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物理科学,实验科学的定律和结论不能直接揭示事物潜在的最终本性。迪昂宣称,人们需要相信自己的想像力,以猜测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实在的本性。
迪昂认为,就物理学理论发展的任何阶段而言,任何基本的元素仅具有暂定的和相对的状态。人的精神能够获悉某些关于物理世界真实的内在本性,但是人们不能剥去现象的外观,而获得关于事物终极本性的直接知识。在迪昂看来,要是人们仅仅运用定量的方法,甚至要抽出关于物理世界深刻的内在本性的知识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某些定性的考虑也是必需的。物理科学正是在这样的两级之间定向的,即亚里士多德纯粹定性的方法和当代物理学纯粹定量的方法。物理科学由于固执于两极而遭到磨难,片面的方法使它的发展停滞了。今天,尤其是在西方,定量化“狂”已经渗透到人类事业和经验的每一部分,定量化无错误的神话已显示出真正的危险,构成了对科学和文明的威胁,因为它带来了非人性和物化,并伴随着个人自由和自由探询的丧失。迪昂当时就意识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危险。
谈到理论的用处,迪昂指出了以下三点。第一,在几个假设和原理下,它们通过把大量的实验定律演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能促进思维经济。第二,通过定律的系统分类,它们能使我们根据特定的场合,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选择我们所需要的定律。第三,它能使我们预言,也就是能够使我们预期实验的结果。
迪昂关于物理学理论构成方法的叙述,显示出他的物理学理论的本质的概念。他认为形成物理学理论有这样四个相继的操作:1)在我们着手描述的物理性质中,我们选择我们认为是简单的性质,以致其他性质将设想是它们的简单性质的聚集或组合。我们通过合适的测量方法使它们与某一群数学符号、数字、数量对应。数学符号与它们所表示的性质没有内在本性的关系,而仅是一种约定的记号。通过测量方法,我们能够使物理性质的每一个状态对应于表示符号的一个值,反之亦然。2)我们借助于少数命题把这样引入的不同种类的数量联系起来,这些少数命题在我们的演绎中是作为原理来看待的。这些原理在该词的词源学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假设 ”,因为它们确实是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是它们并不以任何方式宣称陈述了物体真实性质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些假设当时是以任意的方式形成的。限制这种任意性的唯一的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同一假设术语之间的逻辑矛盾,或者是同一理论各种假设之间的逻辑矛盾。3)理论的各个原理或假设按照数学分析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数理逻辑的需要是理论家在这一展开的过程中必须满足的唯一需要。理论家计算所依据的数量并未宣称是物理实在,他在演绎中所使用的原理并未陈述这些实在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他所进行的操作是与真实的还是可信的物理变换对应没有关系。人们有权要求的一切就是,他的符号化是可靠的,他的计算是正确的。4)从假设推出的各种结论可以被翻译为许多与物体的物理性质有关的判断。对于定义和测量这些物理性质的合适的方法,犹如容许人们进行这种翻译的词典和图例一样。把这些判断与理论想要表示的实验定律相比较。如果它们与这些定律在相应于测量程序所使用的近似度上相一致,那么理论便达到了他的目标,理论就是好理论,如果不一致,就是坏理论,就必须被修正或被抛弃。简而言之,这四个基本操作就是: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选择假设,理论的数学展开,理论与实验的比较。迪昂再次强调,真正的理论不是给物理现象做出与实在一致的解释的理论,而是以满意的方式表示一组实验定律的理论。与实验一致是物理学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五)
在政治立场和社会观点上,迪昂被认为是右翼分子、保皇党人、反共和政体者、民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分子。这种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的。迪昂的这种政治态度部分地是从他的中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盲目的偏见,但恐怕主要来自他的强烈的基督教信仰。不了解迪昂深挚的宗教感情和坚定的宗教信条,就无法理解他的锋芒毕露的性格和过激的行为。
迪昂这位对西方文化有着极其广泛和深刻洞察的人,他的这些政治上的瑕疵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作为一个学者,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并具有真正的学者那种坚不可摧的独立性和科学良心。作为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信徒,他有着基督教绅士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以及基督教骑士的无畏和勇猛。他时刻准备着,一旦当他的基督教原则受到挑战时,他就立刻去进行十字军东征,不惜一切地去捍卫它们。
迪昂彻底地研究过中世纪,它对中世纪的成就怀有高度的敬意。他乐于承认,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在文化上融合了希腊文化,它是中世纪的创造物。中世纪的初期在人的历史上是一个最早慧的时期,在人的生活中是一个空前的精神的、技术的和科学的进展时期。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即与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良心有关的独立在生涯的后期,迪昂的命运有所好转。其转机在于,年迈的贝特洛良心有所发现,他后悔自己将近20年一直对迪昂采取不公正的态度,承认对迪昂的职业排斥负有责任。1900年,贝特洛改正了先前的错误,投票选举迪昂为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在贝特洛的支持和帮助下,迪昂首次得到了他早该得到的荣誉。其实,迪昂从来也不是为了名望或荣誉才希望到巴黎致力于他的科学工作的,而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扩大他的科学影响,这一点甚至连他的敌手也承认。这也是他这位基督徒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迪昂从贝特洛的积极行动中看到了贝特洛的悔悟,他立即以宽宏大度的胸怀予以回报,就像贝特洛对他的迫害从未发生过一样。迪昂的行动体现了基督教的所谓上帝之爱。
在这些年间,迪昂被选为几个外国科学院的院士,并接受了两个荣誉学位。但是,他还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因为在那个时候,它的院士必须在巴黎工作。1908年,他基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拒绝了荣誉军团的提名,因为他认为,接受由一位他所蔑视的共和党人的签署的这一共和国荣誉称号,对他来说是虚伪的。他也拒绝提名他作为巴黎法兰西学院有威望的科学史教席的候选人,因为他不愿走历史的后门去巴黎。他说,他或者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去巴黎,或者根本不去。1913年,当法国科学院要增选六个外地院士时,迪昂被一致拥戴为头六个候选人之一。但是,他却力图撤回他的候选资格,以便使下一个最接近的候选人——一位90岁的博物学家,迪昂欣赏他的工作——能在去世前当上法国科学院院士。迪昂再次体现了基督徒的上帝之爱之心。
迪昂在波尔多整整呆了21年,直至他的去世。自从女儿长大到巴黎上学后,他独自一人在波尔多工作,只有在假期才能与女儿团聚。这时,他和女儿或者在卡布雷斯潘的房舍(这是迪昂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遗产)里度假,或者和老朋友一起到法国各地徒步旅行,他在旅途中用墨水笔或炭笔画了许多非常优美的速写画。
平时,迪昂是一个彬彬有礼、富有魅力、讨人喜欢的人,有不少亲密的朋友。他的学生也很敬慕他。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是诚心诚意的,乐于助人,经常承担一些慈善服务工作。然而,他的信仰和个性又使他得罪了一大批人,失去了许多社会联系。他40岁时患上的指痉挛和一生所遭受到的痛苦的胃痉挛,都与他耿直、易怒的个性有关。
迪昂身材矮小,表面看来身体好像还强健,实际上却内虚多病。1913年,当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外地院士时,这个迟到得多的承认使他极为高兴。他似乎焕发了青春,社会联系明显增加了。他开始对天主教学生会感兴趣,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积极参加寡妇和孤儿救济会。
1916 年夏,迪昂和女儿像通常那样到卡布雷斯潘度假,并带有工作、徒步旅行和画速写的计划。9月2日之夜,在相当紧张的行走之后,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这种病无疑源于他儿时得过风湿热病。医生诊断他患的是心绞痛,心绞痛的征兆已出现六七年了,但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胃痉挛。迪昂顺从医生的劝告,限制了自己的活动。在9月14日的上午,他感到自己好些了。但是,当他用墨水笔画素描并与女儿谈论战争近况时,他的心绞痛又发作了,几分钟内便离开了人世,终年55岁,留下了未完成的手稿《宇宙体系》。他被葬在卡布雷斯潘。这位一生不知疲倦地从事教学、研究、写作和细读中世纪手抄本的伟大学者获得了休息的权利,但却是永远地休息了。

主要参考文献
[1] P. Duhem, The Evolution of Mechanics, Translated by M. Cole, Sijthoff & Noordhoff, Maryland, U.S.A., 1980. 尤其是其中Oravas写的“Editor’s Introduction”。
[2] P. Duhem,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1954.包括其中Louis de Broglie写的“foreword”。
[3] Donad G. Miller, Ignored Intellect: Pirrer Duhem, Physics Today, № 12, 1966, pp. 47~53.
[4] Dictionary of Scientist’s Biography 和The Encyclopeadia of Philosophy中关于:“Pirrer Duhem”的条目。

简论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编辑本段回目录

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物理学、理论力学、物理化学)、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 。由于他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保守的政治态度、非凡的学术才干、秉直而倔强的个性,他生前受到法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一些当权人物的排斥与迫害,很不得志。在他死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似乎被西方世界“遗忘”了。在我国学术界,人们多年来对他所知无几,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以讹传讹了几十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误译为“杜恒”)。其实,迪昂是科学思想界中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由于迪昂长期在科学前沿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又对科学发展史(尤其是中世纪的科学史)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这成为他的科学哲学思想的丰富源泉。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1906年出版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 一书中。这是现代科学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中的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新鲜的和激动人心的。下面,我想以此书为主,简要论述一下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

一、物理学理论的目的
在迪昂所处的时代,关于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物理学理论就其对象而言是解释(说明)在实验上已经确立的一组定律;也有人认为,物理学理论是一种抽象系统,其目的是概括和在逻辑上分类一组实验定律,而不是标榜解释这些定律。
按照迪昂的观点,前一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迪昂看来,解释(explain或explicate,法文是explicate)就是剥去像面纱一样的覆盖在实在上的外观,以便看到赤裸裸的实在本身。但是,观察物理现象并不能使我们进入与隐藏在可感觉的外观之下的实在的关系之中,而只能使我们在特定的和具体的形体中理解可感觉的外观本身。此外,实验定律就其对象而言并不具有物质的实在性,它仅是以抽象的和具体的形式处理这些可感觉的外观。例如,弹奏和吹奏乐器,人们听到或强或弱、或高或低的声音,从而产生了声音感觉和音乐情感。这些特定的和具体的感觉经过我们智力的精心制作,形成了像强度、高音标准、八度音、和音、音色等普遍而抽象的概念。声学实验定律就是阐明这些概念和其他同样抽象而普遍的概念之间的恒定关系。而当物理学理论被看作解释时,那么,在每一个可感觉的外观被剥去,抓住物理实在之前,其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样一来,对于这样两个问题,即“存在与可感觉的外观不同的物质实在吗?”“这样的实在的本性是什么?”在实验方法中没有它们的来源。观察和实验只能得到可感觉的外观及其关系,而无法达到它们背后的实在。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答超出了物理学方法所能达到的范围,它们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因此,如果物理学理论的目的是解释实验定律,那么理论物理学就不是自主的科学,它就要从属于形而上学。倘若如此,物理学理论就不成其为受到普遍赞同的理论,因为把不同形而上学体系分开的观点就会扩散到物理学领域,从而形成深刻的分歧、尖锐的对立。事实上,形而上学体系并没有给出足够严格或足够详细的工具,从中能够推导出物理学理论的所有元素。因为关于物质真实本性的形而上学所提供的工具经常是否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笛卡儿主义者都否认空虚空间的可能性;牛顿主义者拒不承认不能还原为质点之间作用的力;原子论者和笛卡儿主义者否定任何超距作用等等。当情况否定敌对学派所提出的理论时,它们可以恰当地得到辩护;但是当我们希望推导物理学理论的原理时,它们则不结果了。物理学理论所求助的命题是形而上学无法提供的,从而对于该体系的信徒来说依然是神秘的。无法解释的东西总是形而上学宣称所给出的解释的基础。迪昂的结论是:即使没有形而上学体系也足以构造物理学理论。
迪昂从物理学理论的目的看到了它的真实本性,即物理学 理论不是隶属于形而上学系统的解释,而是从少数原理(假设)演绎出来的数学命题的系统,以便尽可能简单、尽可能完善、尽可能正确地描述一组实验事实。
要形成这样的物理学理论,迪昂认为必须通过以下四个相继的操作来完成。第一,我们选择自认为简单的性质描述我们所要描述的物理性质,其他性质可视为这些简单性质的组合。我们通过合适的测量方法使它们与一组数学符号、数字,大小对应。符号和性质之间没有内在的本质联系,符号只是约定的记号。例如,用摄氏温标测量的温度就是感觉经验所感知的冷暖的约定的、定量的描述。第二,我们选择少量的原理或假设,作为演绎的逻辑前提或理论的基础。它们仅仅是根据方便的需要和逻辑上的一致,把不同种类的符号和数量联系起来的命题,它们并不以任何方式宣称陈述了物体真实性质之间的真实关系。第三,根据数学分析法则把原理或假设结合在一起。理论家计算所依据的数量并非是物理实在,他们所使用的原理也并未陈述这些实在之间的真实关系。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符号化是可靠的,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第四,由第三种操作所引出的某些结论被“翻译”成物理学术语。也就是说,我们得到关于物体可测量特性、关于定义和测量这些性质的方法的新陈述,这些方法作为一种“词典”,可以帮助我们翻译。现在,这些新命题可以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由它们与实验是否相符,看其是好理论还是坏理论。简而言之,这四个基本的操作也就是: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选择假设;理论的数学展开;理论与实验的比较。
迪昂由此得出结论说,真正的理论不是给物理现象以与实在一致的解释的理论,它是以满意的方式表示一组实验定律的理论。虚假的理论不是试图在与实在相反的假定上建立的解释,它是一组并不与实验定律一致的理论。与实验一致是物理学理论真理性的惟一标准。
关于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迪昂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的。首先,他赞同马赫的观点 ,把理论视之为思维经济。他说:用定律代替具体的实验事实达到了经济;当我们的精神把实验定律浓缩为理论时,便是双倍的经济。迪昂从中看到了物理科学进步的道路:实验家不断揭示出迄今未曾料到的、未形成新定律的事实,理论家通过构想更浓缩的表达、更经济的系统,使之有可能容纳这些获得的东西。物理学的发展刺激了“不厌倦提供的自然” 和不希望“厌倦想像”的理性之间的持续斗争。其次,迪昂认为,理论不仅仅是实验定律的经济描述,它也是这些定律的分类。实验物理学向我们提供的是一堆杂乱的定律,没有用一种亲族的纽带把它们联结起来,常常是十分偶然的原因或相当表面的类似导致我们把它们汇集在一起。可是,通过把原理与实验定律关联起来的演绎推理,理论便在定律之间建立了秩序和分类。它使某些定律汇集在一起,把它们密切地排列在同一个群中;它通过把其他定律放在离得很远的两个群中,从而把它们分开。这样的分类使知识可以被方便地使用、顺利地应用。迪昂从这种有秩序的分类中洞见到科学美。他说:秩序不论在哪里统治,都因之而产生美。理论不仅给出了物理定律群,而且它声称这些定律更容易运用、更方便、更有用,从而也更美。
这种审美情感并不是达到高级完善程度的理论所产生的惟一反作用,它还能使人们在理论中看到自然分类。迪昂指出,理论变得越完善,我们就越理解,理论使实验定律秩序化的逻辑秩序是本体秩序的反映;我们就越是觉得,它在观察资料中建立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就越是感到理论倾向于自然分类,而不是纯粹人为的系统。
理论形成自然分类的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理论在实验之先。在这样的理论中,不仅每一个已知的实验定律被假设的推论所表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从假设中推出不与先前任何已知的实验定律对立的推论,它们描述了可能的实验定律。其中一些涉及到实际能够实现的情况,这些推论特别有趣,因为能够把它们交付事实检验。如果它们严格表示了支配这些事实的实验定律,那么该理论的价值将被扩大,该理论支配的领域将增添新定律。相反地,如果在这些推论中存在一个与事实全然不一致的理论,那么该理论就必须或多或少地受到修正,或者也许要被完全抛弃。
作为纯粹人为的系统的理论对不可见实在之间的真实关系没有任何暗示,这种理论不会进一步预言新定律。而作为自然分类的理论表示了事物之间深刻的真实的关系,它的推论在经验之先,并能激起新定律的发现。由此可见,自然分类这一特征是由在还没有被发现的实验定律之先的理论的多产性标志的,这增强了我们的下述信念:我们的理性在抽象的概念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关系。迪昂关于越完善的理论越倾向于自然分类的思想是颇有启发性的。
由于自然分类在各种实验定律之间建立了一种作为真实秩序的图像和反映的逻辑协调,从而把脱离我们的实在组织起来,构成能够启发新发现的、富有成效的理论。因此,迪昂认为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就是变成自然分类。
迪昂考察了已有的物理学理论以及往昔的物理学家关于物理学理论本性的观点,他辨认出它们实际上是由两个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其一是描述部分,它是为分类定律而提出的;其二是解释部分,它是为把握潜藏在现象深处的实在而提出的。有人认为,解释部分是描述部分存在的根据,是描述部分成长的种子或是养育它发展的根。迪昂强调指出,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几乎总是十分脆弱和十分人为的。描述部分就其自身而言,是由于理论物理学的合适的、自主的方法发展的;而解释部分则像寄生物一样附着在这种充分形成的有机体(描述部分)上。
迪昂进而指出,理论具有的功能和多产性,并不归因子解释部分,理论中的每一种好东西(如理论在实验之先的功能)都能在描述部分中找到。这一切都是在物理学家忘记探索解释的情况下发生的。另一方面,虚假的、与事实矛盾的东西尤其可以在解释部分找到;物理学家把错误引入其中,这是由于他希望把握实在而引起的。迪昂洞察到,当实验物理学进步到与一种理论对立并迫使理论修正或变换时,纯粹描述部分几乎全部进入新理论中,并把旧理论固有的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带进新理论,而解释部分则被抛弃了,以便给另外的解释开辟道路。迪昂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种连续的传统保证了理论的生命的永恒和科学的进步。迪昂通过对物理学理论目的考察,不仅为物理学家的活动划定了范围,避免他们在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上纠缠,而且也恰当地说明了理论更替的连续性和科学进步的大趋势。与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和否认“科学进步”的观点相比,也许更为可取一些。问题在于,每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也都具有求根溯源的本性,“画地为牢”能否使他们“安分守己”?形而上学不仅侵入到科学家的研究纲领之中 (在许多情况下还是有成果的),而且也融入理论的“硬核”之中,能否人为地把它分离出去?最绝妙的途径也许是:既接受形而上学的启迪,又不墨守形而上学的教条。当然,这不是一般人所容易做到的。但是,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的科学家却具有这种高超的本领 。
迪昂还谈到抽象理论和力学模型,并把欧洲大陆的和英国的物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在迪昂看来,任何物理学理论的构成都源于抽象和概括这两方面的工作。首先,精神分析大量具体的、不同的、复杂的、特殊的事实,并用定律(即把抽象概念连结在一起的一般命题)概述什么对事实来说是共同的和根本的。其次,精神考虑整个定律群;它用极为少数的、与某些十分抽象的观念有关的极其普遍的判断代替这个定律群;它选择一些初始性质并以下述方式形成基本假设:属于所研究的群的所有定律都能够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来,演绎也许是冗长的,但却是十分可靠的。基本假设和可以演绎出的推论的系统,抽象、概括和演绎的工作在我们的定义中就构成了物理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抽象理论。
欧洲大陆物理学家偏爱这种理论。他们的理论不管是解释的还是纯描述的,都是按照严格的逻辑法则构造的体系。作为不畏惧深奥的抽象和冗长的演绎,主要渴求秩序和明晰的理性的产物,他们的理论要求无缺点的方法贯彻始终。这种体系把若干十分清楚的公设(原理、假设)看作是其基础,并力图建立一个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极其严格的和有逻辑性的结构,每一个实验定律都能确切地容纳在这个结构内。这种理论的统一和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下述观念自然而必然的结果:思想的力量加于物理学理论,动摇这种统一和打破这种联系就是违背了逻辑原则或犯了错误。
对于英国学派的物理学家来说,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例如,开耳芬勋爵就这样宣称:“我的目标就是要证明,如何建造一个力学模型。这个模型在我们所思考的无论什么物理现象中都将满足所要求的条件。”“在我未能给一种事物建立起一个力学模型之前,我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如果我能够建立起一个力学模型,我就能理解它。只要我不能建立起力学模型,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它。” 开耳芬的话代表了英国物理学家的典型观点:理解一个物理现象与模拟该现象设计一个力学模型是一回事;从而,实物的本性必须通过设想的机械来理解,它的运行将显示和模拟出物体的性质。
这样一来,在英国物理学家的眼中,理论既不是解释,也不是物理定律的合理分类,而是这些定律的模型,这种模型不是为满足理性而建立的,而是为偏爱形象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它摆脱了逻辑的统治。正是英国物理学家构造一种模型描述一群定律,构造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型描述另一群定律,而不管某些定律对于两个群是共同的事实。对拉普拉斯(法国)和安培(德国)之类的学者来说,给同一定律以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并坚持两个解释同样可靠,这是荒谬的。对于开耳芬和麦克斯韦学派的物理学家来说,对同一定律用两种不同的模型来描述,这并不矛盾。而且,这样引入科学中的解释根本没有震动英国人,反而认为它增添了额外的变化魅力。英国人的想像强有力,但却不像欧洲大陆人那样渴求秩序和简单性,缺乏构成抽象和概括的理论的方法。迪昂在另一处也讨论了抽象思想者和形象思想者的两种不同类型思维的特征及差异 。

迪昂还进一步对力学模型方法作了分析和评价。他强调不要把类比方法与模型的使用混淆起来。物理学史向我们表明,探求不同范畴现象之间的类似,也许是构造物理学理论全部程序中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方法。物理学中的类比方法正是这样的方法,但它的利用常常使用更精确的形式,即代数方程等价。这种代数方程的对应是无限有价值的东西,它不仅引起思维经济,而且由于它容许人们把构造另一种理论的所有代数工具转移到一个理论中,也构成了发现的方法。类比在于把两个抽象的体系汇集在一起;无论已知它们中的哪一个,都有助于我们猜测另一个未知的;或者两个在都得到系统阐述时,它们互相都明晰了。在这里没有使最严格的逻辑学家惊讶的东西。力学模型虽然能够在发现的道路上引导某些物理学家,它还能导致其他发现,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它没有引起物理学的进步,倾入到我们大量知识中的份额似乎是相对贫乏的。事实上,开耳芬利用力学模型作为一种发现工具远不如作为一种说明方法。

二、物理学理论的结构
迪昂还就物理学的结构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依次讨论了物理学中的量与质、事实、实验、定律、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假设的选择等问题。
迪昂认为,为了使在物体中所发现的一个属性可以用数字符号来描述,用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来说,其充要条件是这个属性属于量的范畴而不是属于质的范畴;用比较容易接受的现代几何学的语言来讲,其充要条件是这个属性是一个数量。任何属于量的范畴的属性的基本特征是:量的数量的每一个状态总是可以借助于同一量的另外的较小状态的相加而形成;通过比第一个量小但与它同类的量的交换和结合操作,每一个量都是一个联合,它们是它的部分。
每一个不是量的属性即是质,起源于相加思想的测量不能对付质。但是,正如量不仅仅是用抽象的数确定的。而是由与它的标准的知识相关联来确定一样,质的强度也不完全是由数字符号表示的,而必须把适合于得到这些强度尺度的具体程序与这一符号联系起来。当然,作为一种质的不同强度标准的尺度,总是作为它的原因的具有这种质的一些量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迪昂在这里还提出了原质(primary qualities)的概念。所谓原质,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一定时期不能再分解、再简约的质。原质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今天不能还原为其他物理性质的质,明天也许将不再是独立的,也许物理学的进步将使我们在原质中辨认出性质的结合。为了给出一组尽可能简单的物理定律的描述,为了达到最完善的思维经济,在构造理论时,应该使用原始的概念或原质。显然,迪昂关于量和质的规定,是他形成物理学理论四个操作的头一步,即物理量的选取和测量。
迪昂把事实分为理论事实和实用事实。理论事实即一组数学资料,在理论家进行推理和计算时用它宋代替具体事实。在理论事实中,不存在模糊和不确定性,一切都是以精确的方式决定的。例如,温度以某种方式分布在某一物体。这里的物体是按几何学定义给出的;该物体每一点都有一个对应的温度;这温度对每一点而言都是一个数,它不与其他任何数相混。与理论事实相对的是实用事实,前者是通过后者翻译而成的。在这里看不到刚刚宣称的任何确定性了。物体是具体的块料;温度不是每一点的,而是某一体积内的平均温度;温度也不是某一严格的数,而是不超出某一范围。迪昂关于实用事实和理论事实的论述,使我们想起他的同胞彭加勒关于未加工的事实和科学事实的划分及观点 。
关于实验,迪昂认为,物理学实验是精确地观察现象,并伴随着对这些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用抽象的符号描述代替通过观察实际收集到的具体资料,前者借助于观察者所承认的理论与后者对应。物理学实验的结果决不是知觉一组具体的事实,而是形成把某些抽象的、符号的观念相互联系起来的判断。迪昂注意到,抽象的符号和具体事实之间可以有对应,但不是完全的对称;抽象的符号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具体的事实,具体事实也不是抽象符号的严格体现。因此,一个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成大量完全不同的实用事实;一个实用事实对应于大量的不相关的理论事实。这一双重的观察表明,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所形成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智力精制品。迪昂还看到,这种智力操作不仅体现在实验结果所获得的形式中,它在实验者使用的工具中也明确地显示出来,因为惟有现象的理论解释使仪器的使用成为可能。
至于物理学定律,迪昂认为它是符号的关系。正如常识规律是人借助于天然的工具对事实进行的观察为基础一样,物理学定律也是如此基于物理实验的结果。物理学定律对于实在的应用,需要知道或接受整个一组定律。常识的规律仅仅是一般的判断,如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一判断,它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但是,物理学定律是近似的,对于严格的逻辑学家来说,它不能或者为真,或者为假。正由于任何近似的物理学定律都会随实验精度的增加而提高近似度,因而定律本质上是暂定的。对定律的价值的估计因不同的物理学家而异,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观察工具和他们研究所要求的精度,因而定律本质上是相对的。而且,总是存在着一些情况,使得通过定律关联起来的符号不能够以满意的方式描述实在,这又是物理学定律是暂定的一个原因。
关于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关系,迪昂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见解。首先,他提出理论的实验检验在物理学中并不具有逻辑简单性。这是因为,不可能将想要检验的理论放在实验室的门外,没有理论就不可能调节任何一个仪器,或者解释任何一个读数。在物理学家的心目中,不断地出现着两种系统:一种是由他操作的玻璃和金属的具体系统,另一种是理论用以代替具体系统的公式的抽象系统,物理学家正是根据后一种系统进行推理的。于是,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割断物理理论与检验这些理论的恰当的实验程序之间的联系,这一事实以独特的方式使得这种检验变得复杂了,并且使人们不得不仔细地考虑它的逻辑意义。
其次,迪昂揭示出,一个物理学实验决不能否决一个孤立的假设,而只能否决一组完整的理论。其理由在于:一个物理学家决定证明一个命题的不正确性时,为了从这一命题推演出对一种现象的预测并进行实验以表明这个现象是否会产生,为了解释这个实验的结果并确认被预测现象没有产生,他并不仅仅限于运用被讨论的命题,他还运用他认为是毫无疑问而接受的一整套理论。因此,导致有争议的预测不仅仅是从遭到诘难的命题而来的,而是从这一命题加上那一整套理论而来的。如果预测的现象未出现,不仅被讨论的那个命题有毛病,而且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整个理论的构架都有毛病。实验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在被用于预测那个现象并确定它是否出现的那些命题中,至少有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在哪里,它却恰恰没有告诉我们。物理学家可能会宣布,这错误正好包含在他想要反驳的那个命题中,但他能肯定这个错误不在另一个题中吗?如果他能肯定这一点,他就隐含地接受丁他所运用的所有其他命题的正确性,他的结论的有效性无非是他的信念有效性。这样一来,物理学家决不能使一个孤立的假设、而只能使一整组假设接受实验检验。当实验与他们的预测不一致时,他所知道的是,这组假设中至少有一个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改;然而,实验并不指明哪一个应被修改。因此,判决性实验在物理学中是不可能的。判决性实验只能说明整个理论是否要修改,至于要修改哪一个假设,纯逻辑是无能为力的,这里需要的是物理学家的洞见(good sense)。那些并非来自逻辑而又引导人们选择的动机,那些“理智所不知道的理由”,那些对充分的“直觉的心灵”而非“几何学的心灵”而言的理由,就构成了所谓的名副其实的洞见。
关于假设的选择,迪昂讨论了逻辑强加在假设选择上的条件。逻辑既不要求我们的假设是某种宇宙论系统的结果,或者至少它们与这个系统的结果一致,也不要求我们的假设仅仅是由归纳概括的实验定律,逻辑不能提出这些不能满足的要求。逻辑强加于作为物理学理论的基础的假设有三个选择条件:首先,假设不是自相矛盾的命题;其次,支撑物理学的不同假设不能互相矛盾;最后,假设将以这样的方式选择,由此出发,作为一个整体的数学演绎能够推出以足够的近似度描述整个实验定律的结果。只要理论家尊重这三个条件,他就享有完全的自由,他可以以他乐意的任何方式为他将要构造的理论体系打下基础。在迪昂看来,物理学有两个源泉:其一是常识的确定性,其二是数学演绎的明晰性。但是,假设却不能够从常识提供的公理中演绎出来。假设不是突然创造的产物,而是逐渐进化的结果。假设的提出和选择缺乏任何指导或法则。在从经验事实到假设之间没有逻辑通道这一点上,迪昂的观点与彭加勒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有共同之处。

参考文献
关于迪昂的生平、思想和工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D. G. Miller, Ignored Intellect Pierre Duhem, Physics Today, No.12, 1966, pp.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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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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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Duhem, The Evolution of Mechanics, 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 & Noordhoff , Maryland, U. S. A., 1980, p. 97.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13--322页

略论迪昂的科学工具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要:本文在简要论述迪昂关于“保全现象”(或“拯救现象”)历史沿革和内蕴的基础上,剖析了迪昂的科学工具论的涵义和精髓,并说明迪昂是如何在他的科学工具论与他的常识实在论和关系实在论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的。
关键词:迪昂 保全现象 科学工具论

1908年,迪昂出版了一本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保全现象》。他在引言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物理学理论的价值是什么?它与形而上学说明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活跃的问题,但是象如此之多的中心问题一样,它们决不是新的。它们属于所有时代:只要自然科学存在,它们就被提起。” 雅基在为该书英文版所写的引论中评论说:迪昂对“保全现象”这一古老的科学研究纲领的有启发性的分析,显示出持久的人文主义的清新气息,可以看作是高度相关的文化贡献。“在其真正的意义上,它是保全所有现象中最伟大、最惊人的东西——人的精神——以免掉进某些诱人的陷阱。”([1],p.xxvi)
在本文,我们不拟因循雅基的思路探讨那些更深层、更玄奥的问题。我们只想探寻一下迪昂对“保全观象”的分析、阐释、继承和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是如何形成他的方法论文脉内的科学工具论立场的,并进而围绕这一立场展开我们的论述。

在 1913年的《简介》中,迪昂扼要地概括了保全现象这一古老的传统沿革和涵义。他说,关于天文学理论的本性和价值,反应敏捷的、明察秋毫的、斑驳陆离的希腊精神已构想出我们时代看到再次繁荣兴旺的所有体系。但是,在这些体系中,有一个体系赢得了最深刻的思想家的满意。它能够用下述原则加以概括,这就是柏拉图告诉那些想从事天文学工作的人的原则:“在把某些假定视为我们的出发点时,人们必须试图保全显露给感官的东西——保全现象。” 这个原则跨越了阿拉伯的、犹太的和基督教的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复,并被说明、阐释或辩驳,直到奥西安德尔(A。Osiander)把它如此系统地加以阐述,置于哥白尼的书的前言中:“这些假设并非必须是真实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可能的。与此相反,如果它们提供了一种与观察相符的计算方法,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因此,两千年间,对物理学家使用的数学理论本性和价值反思的人中的大多数,都一致宣告下述公理——能量学最终把它作为自己的公理:
“物理学理论的第—批公设并不是作为肯定某些超感觉的实在而给出的;它们是普遍的法则,倘若从它们演绎出的特定结果与观察现象一致,那么它们便令人赞美地起了它们的作用。”([2])
在对从柏拉图到哥白尼乃至伽利略长达两千年间的两种研究方法、进路或传统的叙述和评论中,迪昂明显地站在保全现象的传统一边。他实际上持的是明显的工具论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对哥白尼之后的事件进程的分析和结论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迪昂指出,自布鲁诺以来,许多哲学家都严厉责备奥西安德尔放在哥白尼书中的序言。贝拉明红衣主教和教皇乌尔斑八世(UrbanⅧ)对伽利略的劝告自它们首次发表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激烈的对待。可是,我们时代的物理学家比他们的前辈更细致地衡量了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使用的假设的价值,看到如此之多原先认为确实的幻象被驱散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和宣告,在逻辑上同意奥西安德尔、贝拉明和乌尔斑八世,而不同意开普勒和伽利略—一前者理解了实验方法的正确范围,而开普勒和伽利略在这一点上则犯了错误。([1],p.113)然而,在科学史上,开普勒和伽利略处在伟大的实验方法革新者的行列,而奥西安德尔、贝明和乌尔斑八世却在默默无闻中度过。这种历史的霸道难道是公正的吗?要知道,哥白尼学派坚持的是不合逻辑的实在论,多亏权威人士把它确立的“公正价值”归因于天文学假设,从而才避免了哲学家的争吵和神学家的非难。
迪昂揭示出,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用一个声音宣布,天文学应该只采纳这样的命题,即它的真理是由符合子物理学的假设建立起来的。这个断言事实上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涵义:其一是,天文学假设是关于天上的事物及其真实运动的本性的判断;其二是,作为天文学假设校正的一种控制,实验方法将以新的真理丰富我们的宇宙学知识。可以说,第一种涵义在断言的表面,它是径直明白的。16和17世纪的伟大天文学家都清楚地看到并正式表达了这个意义,它诱惑了他们的忠诚。可是,这样的理解却是虚假的和有害的,并产生了无数的误解。奥西安德尔、贝拉明和乌尔斑八世正确地看到它与逻辑背道而驰。另一种意义是,在要求天文学假设与物理学的教导一致时,文艺复兴的天文学家实际上要求,天体运动的理论建立在能够支持下述观察到的运动的理论的基础上。星球的路线、潮汐的涨落、抛射体的运动、重物的下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由同一组公设保全,由用数学语言形成的公设保全。
迪昂看到,第二种涵义潜藏得很深,以致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都没有清楚地觉察到它,但它却具有多产性。虽然他们归因于他们的原理的虚假的和不合逻辑的涵义产生了争论和争执,但是它的另一种真实的和潜在的意义却促进了这些发明者的科学努力。他们尽力支持前者的严格的真理,可是却不知不觉地确立了后者的正确性。当开普勒一而再地借助水流或磁流的性质说明星球的运动时,当伽利略试图使抛射体的路线与地球的运动一致或当他尝试从地球运动推出潮汐的说明时,二人都相信,他们这样是在证明哥白尼假设在事物的本性中有其基础。他们借助一组数学公式一点一滴地引入到作为动力学一种形式的科学中的真理,必须表达星球的运动、海的波动、物体的下落。他们认为他们在 “恢复”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却为牛顿作了准备。迪昂讨论的结果是:
“不管开普勒和伽利略,我们今天与奥西安德尔和贝拉明一致认为,物理学的假设仅仅是为了保全现象而设计的数学发明。但是,多亏开普勒和伽利略,我们现在要求它们共同保全无生命的宇宙的一切现象。”([1],p. 117)
不用说,迪昂在这里坚持的是工具论的方法论。可是,他对两种涵义的分析及结论也是与他的一贯的观点一致的:从物理学理论中排除形而上学和追求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在这里,我们也不能不佩服迪昂的明睿的洞察力和果敢的胆略,因为后一种涵义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而前一种涵义从爱因斯坦坐标系等价的观点来看,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所谓的真实运动或绝对运动并不存在。要知道,在迪昂写出这些分析的1908年,相对论还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呢。
迪昂关于逻辑在奥西安德尔和贝拉明一边而不在开普勒和伽利略一边的论断,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正如迪昂注意到的,“从假前提可以演绎出真结论”,“不同的原因能够产生等价的结果”。([1],p.82)因此,保全现象的假设并非必然为真。另一方面,正如迪昂赞同地引用的尼福的言论所表明的,把保全现象的假设视为真的亦非充分,因为人们还必须确定能保全现象者非它莫属。迪昂还引用阿奎那的下述言论支持他的见解:
“天文学家力图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行星运动。但是没有必要认为他们构想的假设为真。 因为有可能,星球显示出的外观也许是由于人们迄今未知的某种其他运动模式。可是,亚里士多德却相对于运动的本性使用这样的假设,仿佛它们是真的一样。”
“在天文学中,我们假定本论和偏心轮的假设,因为通过作这个假设,天体运动的可察觉的外观能够被保全。但是,这不是充分证明的理由,因为外观也许可以用其他假设来保全。”
迪昂关于奥西安德尔和贝拉明理解了实验方法的正确范围、而开普勒和伽利略犯了错误的论断,也与他的下述思想一脉相承:物理学理论是描述而非说明、物理学相对于形而上学和神学是自主的、观察渗透理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反归纳主义等等。迪昂的观点很明白:既不可能从形而上学演绎出物理学理论的数学体系,也不可能由观察绝对地、—劳永逸地证明它的真理性。迪昂的论断也表明,他对物理学理论和形而上学(处理终极原因和实在)的范围、职份以及实验方法的局限性了如指掌。
迪昂坚持方法论的工具论的论断除上述两方面的理由外,也许多少与他不满意当时流行的对“哥白尼革命” 的经验论诠释有关。后来的有关研究表明,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观察家,他的体系也不是出于对新观察资料的任何钟爱而得的结果。” 哥白尼体系“不是新的观察结果,而是按照半宗教的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观察对旧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作新解释的结果。” 哥白尼的计算结果并不比托勒密的更符合观察,他们利用了同样的数据。迪昂对哥白尼的数学实在论诠释是深中肯綮的。伽利略在这一点上有过之无不及:他认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数学是描述大自然最精确的语言,最适宜用来探求真正的原因;数学能够掌握绝对的必然性,是人类可能获得的最完美的知识,其了解的程度几乎可与上帝的了解相提并论。
林正弘教授对这一学案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13],pp. 1~38)。他认为伽利略之所以不接受贝拉明的建议,并不是故意要和教会抗争,而是基于爱护教会的立场。他清楚地看到,天文学的发展趋势迟早会证明地心说和天地峻别说是错误的。他关于数学、天文学和方法论的实在论观点是与贝拉明的数学工具论(能够算出正确结果的数学公式未必为真)、天文学工具沦(天文学探求不到天象的真正原因,物理学才能探求天象的真正原因)、方法论的怀疑论(对天文学证明方法的怀疑态度)针锋相对的。林教授的结论是:“近代物理科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物理学和天文学合流。两者共用相同的科学定律及科学方法。认为天文学假设不描述物理实在,乃是不合近代科学潮流的见解。”这段引文中前两句无疑是正确的,读者要注意的是,其中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后一句话则是从科学实在论的预设设或承诺出发得出的实在论的结论;迪昂是不会这么看问题的:他把探求实在的任务驱逐出物理学理论,而交托给形而上学——宇宙论或自然哲学。
波普尔也对迪昂做了工具论的诠释,他的分析更具哲学色彩([11],pp. 136~168):
“ 我试图(至少部分地)支持伽利略的科学观点,而反对工具论的观点。但我不能完全支持前者。我认为工具论者对它一部分观点的抨击是对的。我指的是这种观点:在科学中,我们可能意在得到并能得到终极的对本质的说明。工具论的力量和哲学兴趣正在于同这种亚里多德观点(我称之为“本质主义”) 相对立。因此,我必须讨论和批判两种人类知识观——本质主义和工具论。我将提出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的观点,我称之为第三种观点。它是伽利略观点排除本质主义之后留下的东西,或者更精确地讲,它是在考虑到工具论的抨击中的合理因素之后留下的东西。”([11],p. 145)
波普尔进一步申明,他所驳斥的本质主义原则仅仅是声称科学的目的在于终极说明的原则。他的批判企图表明,无论本质存在与否,对它们的信仰丝毫无助于我们,而且确实很有可能妨碍我们,因此科学家毫无理由假定它们存在。他还指出;相信本质(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容易为思想设置障碍,容易给提出新的和富于成果的问题设置障碍。而且,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因为即使我们幸运地碰巧找到一个描述本质的理论,也绝不能确信它)。一个可能导致蒙昧主义的信条,当然不属于一个科学家必须接受的那些超科学的信念。([11],pp.148,151)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波普尔无论如何是心领神会地把握了迪昂的工具论思想的精髓和真谛一一排斥本质说明,摒弃绝对真理,反对蒙昧主义,扫除思想障碍,倡导方法多元化。迪昂看到:“方法合适性的程度基本上是个人评价问题;每一个思想家的特定性情,所接受的教育,沉浸的传统,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习惯,都在很高的程度上影响这一评价,从—个物理学家到另一个物理学家,这些影响的变化很大。” 迪昂对各种方法——包括他不喜欢的模型和归纳方法——都持宽容态度,因为他明白,发现并没有绝对的法则。他在指出模型方法永远不会启发发现的断言是“可笑的夸大”时说:“发现不服从任何固定的法则。没有一种学说是如此愚蠢,以致它不可能在某一天能够催生新颖而幸运的观念。审慎的占星术在天体力学原理的发展中也起了作用。”([8],p.98)他对各种思维风格都公正对待:
“强而窄的精神为了构想观念,并不需要用具体的事物使之实体化,但他们却不能合情合理地否定博而弱的精神有权用他们的形象的想象勾勒和描绘物理学理论的对象,后一种精神不能够容易地设想没有形状或颜色的事物。促进科学发展的最好手段是,容许每一种形式的智力通过遵循它自己的规律和充分实现它的类型发展它自己,即容许强而窄的精神以抽象概念和普遍原理为食物,容许博而弱的精神吃可见的和可触知的东西。一句话,不强迫英国人以法国人的方式思考,或法国人以英国人的方式思维。”([8],p.88)
确实,迪昂从未把任何一种方法或风格——包括他最偏爱的——绝对化和神圣化,他总是在归纳与演绎、分析和综合、数学精神和直觉精神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所有这一切暗示,探求真理不能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方法,不管它是哲学的、宗教的或科学的。每一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它们之间强有力的相互作用,才能指导人们在理解的道路上前进。当这些探索方法中的任何一个占据独一无二的优先权时,真理将蒙受灾难,科学将一蹶不振。费耶阿本德十分欣赏麦克斯韦、亥姆霍兹、赫兹、玻耳兹曼、马赫、迪昂“都赞成受过去研究范例指导的方法论的多元论,而不喜欢研究的超验标准。这些科学家中的每一个当然偏爱某些步骤而反对另一些程序,但是他们都赞成,这样的个人偏好不必变成‘客观的’原则。” 他甚至沿着方法论的多元论走到极端:“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
迪昂的工具论观点渊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哲学的实证论传统和法国物理学家的实验传统——他们的工作在数学上是贫乏的,对理论物理学的呐喊充耳不闻,对实验的细微差异和复杂蕴涵很不敏感。尤其是,迪昂在法国物理化学家德维耶(H.S-C.Deville)的著作中发现了十分明确陈述的观念,即科学理论仅仅是分类的工具,只是在此后迪昂才获知马赫的类似思想。迪昂的工具论也不是世纪之交科学危机的产物,他早在1892年发表的第一篇科学哲学文章中,就把物理学理论视为帮助记忆的工具,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原来是纯粹符号的实验定律的分类。这种工具论的观点遭到了维凯尔的毁灭性批评:如果理论是帮助记忆的工具,那么理论的数学化显然不如记忆术来劲,也无须把融贯秩序作为目标了。翌年,迪昂对他的工具论观点作了重大修正,并用秩序实在论和强调理论化来平衡它。迪昂提出理论融贯性即逻辑统—性的要求,引入了自然分类的概念——类似于波普尔的逼真性或似真性(verisimilitude)概念,即通过部分真理趋近终极真理的胚芽的预期,他强调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理论对于建立实验和描述实验结果都是必要的,无理论的实验物理学是幻想和妄想,而且理论能先于实验做出预言——这是理论对本体论秩序反映的明证。
在这里,我乐于把迪昂式的工具论命名为“科学工具论”(scientific instrumentalism)。科学工具论的特征是:它是在科学土壤中萌生的,在科学实践中修正和发展的,并用来解决合适的科学问题,它不否认本质主义的常识性和合理性,但却把本质主义从科学的追求中排除山去,至多只不过是在“反映”和“类比”的意义上为它辟出小块地盘,它避免了科学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纠缠和冲突,维护了科学的自主性,它主要活动于科学方法论范畴,高扬多元论的方法论,反对一切蒙昧主义的信条和阻碍思想自由的独断论;它与科学实在论并非针锋相对,而是与其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工具论除了上述特征本身所体现出的优点外,它还具有工具论的公共的长处。工具论由于颇具魅力的简化和对奥康姆剃刀的运用,从而具有很大吸引力,它朴素,而且十分简单,同本质主义相比更是如此([11],pp. 153~151)。工具论还具有宽容性、灵活性以及对语言使用的兴趣。工具论也是合理性的,且有客观的含义,它在于人们使用那些不仅被认为是,而且事实上也是导致达到所要求目标的手段。
当然,工具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诚如波普尔所言,工具论断言理论无非是工具,但理论决不仅仅是工具,也是我们心灵用理智征服世界的明证。工具论把科学理论视为计算规则(或推理规则),实际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是不对称的,而且具有很大差异。工具论无法说明纯粹科学家对真理和谬误的兴趣,所以无法说明严格检验(甚至对理论的最间接含义的检验)对于纯粹科学的重要性。同纯粹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那种高度批判精神相反,工具论的态度(就像应用科学的态度那样)沾沾自喜于应用的成功。([11],pp.142,144,l56~157,160)费耶阿本德指出,实在论突破了经验的局限,从更广阔的科学理性的角度思考了科学实在;而工具论则局限于经验之中而不能自拔,恰恰是对科学理性思维的约束 。他据此认为,实在论总是比工具论可取。
把迪昂的诸多基本观点与工具论的上述缺陷相比较,人们不难看出,迪昂的科学工具论思想总的来说几乎不带有那些弱点,即便带有也并不显著。这种看法从我们下面的分析中可得到进—步的印证。

工具论(理论是描述现象的工具)和实在论(理论是说明实在的真理)本来是相互对立的(工具论是一种主要的反实在论的学说)、水火不容的,这两种科学哲学又是如何协调起来,集于迪昂一身呢?

首先,在对实在论的态度上,迪昂并未反对实在论一般或总括的实在论(global realism),而是反对实在论特殊或历史上相对化的实在论 ——中间时期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在长时期内会被撤消。具体地讲,迪昂在本体论上反对实体实在论而坚持朴素(常识)实在论和关系实在论,在认识论上反对强实在论而坚持有保留的实在论(qualified realism)和有保留的工具论,此外,迪昂也部分地反对语义学的实在论。
在迪昂看来,哥白尼似乎固守强实在论的版本:坚信他的学说揭示了现象背后的实在,不只是可能为真,而且绝对为真。迪昂的反对意见是:强实在论要求绝对的、具有必然真理的确实性;一旦某人相信并宣称他自己具有这样的确实性,他就把他的观点强加于其他科学。迪昂反对绝对真理的主张,因为这种主张阻碍探索,并把过多的约束加之于想象。迪昂悲叹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占优势的实在论是哲学—神学帝国主义,这种错误直到19世纪才得以纠正。 按照迪昂的观点,实际事实和常识定律是实在论的,本身虽为符号但经过翻译的理论事实和科学定律也是实在论的。作为非说明的和符号化的理想、即物理学理论虽不涉及实在(当然是非实在论的),但它通过直觉、类比却反映了实在论的本体秩序。迪昂的以自然分类为极限的物理学理论表明,与其说他把实在论视为任何理论必须满足的总括要求,毋宁说视为一系列相关理论相继迈向的目标。
其次,迪昂关于现象—实在、描述—说明的二分法大体上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划出了辖域,也为工具论和实在论概略地设置了活动范围。关于事物的真正本性或潜藏在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背后的实在,是由形而上学告诉我们的,但是在现象王国内,科学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迪昂似乎在物理学理论和物理学定律方面坚持有保留的工具论,而在日常经验和更深入的形而上学直觉方面坚持有保留的实在论。迪昂看到科学是充满错误的历史,他通过把实在论放逐到形而上学来容纳科学的失败。迪昂只是在科学和形而上学在理论终点巧遇时,在理论大厦最终建立起来时,才容许实在论的存在,这种巧合恰恰是通过非逻辑的卓识辩认的。在自然分类这个巧合点,物理学理论便“映射”出形而上学要把握的关于实在的信息。
再次,迪昂的工具论主要是作为方法运用的,它活动在方法论领域。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他基本上持实在论的观点:他承诺外部世界和物质实在的存在,他承认科学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真邵,并持与实在论相符或相容的真理观。耍知道,实证论的工具论是否认实在、抛弃真理概念的。
再者,迪昂清楚地看到,工具论并不足以使科学成功,科学目标是工具论和实在论的混合方向。他明知自然分类是只能接近并不可企及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虔诚希望的东西,他深知对理论融贯或统一的要求是物理学方法无力辩护的,但他还是毅然采用这两个与工具论不相容的概念,来平衡和补充工具论的目标。这样一来,科学理论便在保全现象和追求逻辑统一的过程中趋向作为自然本体论秩序反映的自然分类,从而保证了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另外,科学理论除有工具论的分类和经济功能外,也有实在论的示真(审美)、预见功能,从而保证了科学的非功利的认知价值。
最后,除《保全现象》洋溢着强烈的工具论倾向外,迪昂的其他著作都与此不同,《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中的反对工具论、呈观论和贬低科学认知能力的价值的色彩还是相当明显的。在该书中,他把由彭加勒在法国传播的盎格鲁撤克逊的“模型论”(modelism)视为工具论的危险变种,并采取明确的反工具论立场与之斗争。他批判了他在彭加勒的约定论和马赫实证论中发现的过度的工具论倾向,指出他们没有考虑科学史给出的渐进统一的明确证据。对于经典实在论者和经典实证论的工具论者对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两个原则性的回答 (说明和分类),他持反对和部分否定态度。迪昂坚决拒斥物理学理论是方便处方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物理学理论透露出关于世界本性的信息,给予我们以外部物质世界的知识,而纯粹工具论的物理学也许仅有贫乏的意义。([8],pp.334,314)
与反对工具论相伴随,迪昂也许是秉承亚里士多德的旨意——“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持更为坚决和更为激烈的反对态度,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强他的反工具论立场。他批评法国教育排斥抽象的和演绎的理论,变成功利主义的牺牲品;他抨击19世纪的信仰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使科学沦为功利主义技巧,斥责实用主义认为物理学理论完全是功利主义的谬说([8],pp.93,314)。他甚至把科学背弃“无私的探索”而“服务于功利主义”,视为“反对圣灵的罪孽。([15],p.215)他断言:“导致有用东西的发现”只不过是真理研究的“剩余产品”([15],p.135);“只有当实验科学变成演绎的,尤其是当它变成数学的,它才是工业的向导。”
迪昂向来认为物理学不能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他强调他不是实用主义者:“在物理学理论的价值的主题上,我们与各种实用主义学派分道扬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把我们自己列入它的信徒中的一员。” 萨顿说迪昂哲学“是一种由他的宗教信仰和实用主义倾向赋予活力的哲学” ,显然是出于对迪昂哲学的无知和对迪昂宗教信仰的偏见。
综上所述,迪昂力图在工具论和实在论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或必要的张力,从而把二者协调起来。因为工具论把科学限于观察结果的诠释和预言,而实在论试图揭示实在的深层本性,科学的历史和实践表明,二者的单独行动均不能有效地促进科学的进步,只有它们珠联璧合,才能相得益彰。迪昂深谙此道。他在评论莱伊的著作时说:这位作者依次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和针锋相对的态度一一反思的和批判的态度、本能的和自发的态度。批判的反思迫使他宣布,理论物理学只知道实验揭示的、必定是偶然的和特殊的真理,理论只不过是分类和发现的工具,并未把知识添加到纯粹经验的事实上。另一方面,本能的和自发的直觉又驱使他宣布,存在着绝对的、普适的、从而超越实验的真理,物理学理论稳定地变得更广阔、更统一的进步指向是对这种日益精确和日益完美的真理的某种洞察。我们将宣称莱伊先生沿着相反方向运动的推理的这两条路线是相互矛盾的吗?我们将以逻辑的名义责备它们吗?迪昂的回答是:肯定不!正像我们不谴责我们在机械论的继承者的思想中辨认出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样,正像我们不指责彭加勒先生就不融贯性所阐述的命题—样——这些倾向和命题先是拒绝、后又承认物理学理论的客观有效性一—我们也不谴责它们。迪昂继续写道:
“在马赫、奥斯特瓦尔德和兰金以及所有审查物理学理论的本性的人中,我们都能够注意到这些相同的两种态度,一个看来好像是另一个的平衡重量。宣称在这里只存在不融贯和荒谬是幼稚的:相反地很清楚,这种对立是一个与物理学理论的本性在实质上相关的根本事实,我们必须如实地记住这个事实,如有可能就说明这个事实。”([8],p.333)
因此,迪昂的结论是:“责成物理学理论在它的发展中保持严格的逻辑统一,也许是把不公正和不宽容的暴政强加于物理学家的精神。”然而“物理学家不管多么实证论”,“他都不能使他的精神在物理学理论中看到的只是一组实际的步骤和工具架”,“他都不能拒绝承认”,“他朝向越来越统一、越来越完美的物理学理论的努力是合情合理的”,即趋向于暗示外部世界的“普适的和必然真理”的自然分类。([8],pp. 334,332)
迪昂的能量学既是他心目中的物理学理论的理想形式,事实上也是工具论和实在二者的张力哲学的体现。能量学是用形式方式构造的、用来描述现象的完整逻辑体系,迪昂十分欣赏它的研究进路和方法论价值。他说:
“它没有模仿物理学家到那时提出的许多力学理论,它也没有用假设的物体的隐蔽运动代替仪器测量的可观察的性质,以便能够把理性力学的方法应用于这些运动;它以实验物理学产生它们的形式接受了它们,而没有自称把它们还原为形状和运动——当帮助他们的感官或仪器都未实现这一还原时;正是直接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将被它的公式包容。”
“ 现在,我们未看到任何基本原理来自把我们察觉和接触的物体分解为不可察觉的但却更简单的物体的需要;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把借助隐蔽的运动说明可感觉的运动作为目的。原子论没有以任何方式有助于它们的系统阐述。它们都是出自于把某些十分普遍的法则系统化的需要,这些法则的推论保全了现象。于是,物理学发展史终于确认,那门科学所使用的方法的逻辑分析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从前者和后者,我们复活了我们对于能量学方法在未来富有成果的信念。”([2])
这些叙述中的方法论思想基本上落人工具论的框架内,尽管理论的逻辑系统化已超出工具论的界限。但是,迪昂并未就此止步,他指出在能量学卷入物理学理论的终点,存在着类似于它的宇宙论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尽管二者的创造者是陌生人。迪昂列举了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诸多特征,从类比洞察到同一本体论秩序的图像 ([8],pp. 305~311)。显而易见,这是实在论的语言。
在工具论和实在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是迪昂的明智之举,也是科学历史的启示和科学实践的要求。确实,以历史案例和实践事实作为论据,是在工具论和实在论之间争论的双方都能够玩的一种博奕,但是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成为毫无争议的赢家。一些插曲似乎为工具论的磨房准备了谷物,另一些事件又好像为实在论的大炮填充了火药。 因此,在历史的
争论中不过分地偏袒任何一方,在科学的实践中审时度势地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也许是心开目明和富有成效的。诚如夏皮尔所言:
“ 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术语应该有所指,而且它对于所指客体近似为真。成熟科学中后续理论保持着早期理论所指的事物和理论关系。在科学理论中也存在着具有工具性而不标志实在的术语,我们称为概念工具。当没有理由把一个理论术语作为概念工具时,就应该承认它对客观实在的指称;而一旦有理由怀疑其正确性,就应该在保留它的前提下把它当作概念工具。”

参考文献和注释
P.Duhem,To Save Phenomena,An Essay on Idea of Physical Theory from Plato to Galileo,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Doland and C. Maschl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p.3.
P.Duhem,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Theories,Syntheses,83(1990),pp.189~200.
N.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叶式辉译,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xv页。
迪昂的结论引起天主教辩护者的注意和重视,但迪昂的意图并不是为罗马教廷辩护,而是赞同工具论的保全现象的方法论。
迪昂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哥白尼除借助保全现象外,还诉诸“概念整合”作为可接受性标准来论证他的体系的优越性。“假定地球具有我在本书后面所赋予的那些运动,……不仅可以对所有的行星和球体得出它们的观测现象,还可以使它们的顺序和大小以及苍穹本身全都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不能移动某一部分的任何东西而不在其他部分和整个宇宙中引起混乱。”参见([3],p. xxxii)
考虑到迪昂关于“逻辑不是我们作判断的唯一向导”的名言,也许帕斯卡和迪昂常说的“内心的理性”在表面之下起了作用,因为历史证明伽利略毕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尽管迪昂的论断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科学实践却对他作了有力的反驳。
尼福(A. Nifo)认为:“理论与观察的和谐一致,并不能把理论赖以立足的假设转化为已证明的真理。证明要求人们另外还要确定,没有其他假设的集合能够保全现象。”([1],p. 49)
P.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Translated by P.P. Wien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1954,p. 41.
科恩论证说:“就实践或计算天文学来说,哥白尼进行的创新几乎不是革命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倒退的。”他还断言:康德从未说他发动了“一场形而上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详见L. B.科恩:《科学革命史》,杨爱华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22,245,252页。
H. 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1~22页。
K.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67页。
参见([9],pp. 115,122)。此外,哥白尼的计算方法并非更简单,他用了48个圆,比托勒密还多5个,参见([9],pp.118~119)。
林正弘:《伽利略•波柏•科学说明》,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8年第1版,第18,19,35页。
波普尔对本质主义的定义是:最好的、真正的科学理论描述事物的“本质”或“本质属性”——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立这种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参见([11],p.146)。
波普尔对第三种观点的界定是:科学家的目的在于真实地描述世界或世界的某些方面,在于真实地说明可观察事实(伽利略原则);尽管科学家的目的如此,但他们绝不可能确凿地知道他的发现究竟是不是真的,虽然有时他有一定把握断定他的理论是假的(非伽利略观点)。可参见([11],pp. 161~162)。雅基认为,迪昂在倡导“第三条道路”方面早就行动在波普尔之先。参见S.L.Jaki,Uneasy Genius:The Life and Work of Pierre Duhem,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ing,Dordrecht, 1987, p. 368.
P. Duhem, The Evolution of Mechanics,Translated by M.Cole,Sijthoff & Noordhoff,Moryland,U. S.A.,1980,p. 99.
不用说,物理学家在各种方法中是有所选择的。谈到选择标准,迪昂说:“指导是由我们对科学过去的认识提供给我们的。发现与事实矛盾的原理被详细阐明。其他的享有部分确认的原理各得其所。这些原理本身被修改、校正,用每一步保证它们的推论与事实严格一致。使我们放心的是,我们在这里剪裁出形状的衣服正好适合穿它的身子,因为顾客必定反复试穿过。”([15],p.378)
P.K.Feyerabend,Problems of Empiricism,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 20.
P.K.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页。迪昂若九泉有知,肯定不会同意这种极端主义的立场,他信守帕斯卡的“中道”或“中庸”。
K.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版,第191~205页。
I.C.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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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uhem,Logical Examination of Physical Theory,Syntheses,83(1990),pp.183~188.
G.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26页。
关于“必要的张力”的哲学涵义,读者可参阅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143~156页。
A. Lowinger, The Methodology of Pierre Duhe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41,p. 9.
P.L.Quinn,Duhem in Different Contexts Comments on Brrenner and Martin,Syntheses,83(1990),pp.857~362.
李勇等:我不是历史主义者——与D.夏皮尔先生一席谈,北京:《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第34~35,39页。

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图)Pierre DuhemPierre Duhem

摘 要:本文依据原始文献,论述了迪昂编史学纲领的思想传统渊源、丰富内涵及现代意义。
关键词:迪昂 科学史观 编史学纲领

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91~1916)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的数量颇丰的科学史著作一—《力学的进化》、《静力学的起源》、《列奥纳多·达芬奇研究》、《保全现象》、《宇宙体系》——因其积厚流广、史料翔实、观点新颖而广为学人所知。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迪昂不仅撰写下了彪炳千古的科学史巨著,而且也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整个科学史乃至文明史进行了反思,在科学史观和编史学纲领方面提出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出自迪昂的史学实践,也得益于法国丰厚优秀的史学传统。

迪昂在中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时就保受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影响。他终生对甫斯特尔都十分敬重,那篇著名的代表迪昂历史观的〈历史科学〉(1915年3月11日在波尔多大学天主教学生联合会所作的讲演)就是在甫斯特尔思想的激励下完成的。迪昂十分推崇甫斯特尔下述经典性的卓见,并把它视为自己历史工作的座右铭:

历史总是具有比较和解的方式,它依然是一门纯洁的、绝对无私的科学。我们应该希望看到它在那些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积怨或复仇要求的平静区域里高场。我们要求它十足的公正的魅力,公正是历史的贞洁。……我们热爱的历史是如此沉静、如此简朴、如此崇高的学问……历史既不知道党派,也不知道种族仇恨。它只寻求真,它只称颂美,而厌恶战争和贪婪。它不服务于事业,它没有祖国。它不教侵略,它不需要复仇。

甫斯特尔坚持科学无国界、学问无祖国的世界主义观点。他批评德国历史学家的相反立场:科学是国家的而非世界的,科学是手段而非目的。他认为德国人的科学精神比通常设想的少得多,纯粹的和无利害关系的科学在那里是个例外。德国人总想使学问服务于某一事业,有一个目标,投合本国所好,与国家的抱负和国人的好恶协调一致。因此德国的历史十分自然地变成真正的颂辞,从来也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大吹大擂。([1], pp.51~52)对于政党史观或辉格史观,甫斯特尔持坚定的反对态度:

50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都是政党的忠实支持者。尽管他们可能是真诚的,尽管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无偏见的,但是他们还是遵循把我们分开的这组或那组政治主张。热情的探索者、强有力的思想家、技艺娴熟的作家,他们都把他们的热忱和才干服务于一项事业。我们的历史学类似于我们的立法议会:人们能够分辨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它是各种主张在那里斗争的竞技场。写法国史是为党派效力而反对敌手的工具。历史于是在我们中间变成持久的内战。([1],p.47)

(图)Pierre DuhemPierre Duhem

正是为了对抗国家主义和辉格主义,甫斯特尔才大力维护历史的贞洁,高扬求真颂美的历史职份。迪昂明察到,甫斯特尔的倡导之所以被听信、被响应,首先是因为这位大师在他的教导中像在他的著作中一样,树立了历史学家所应有的美德的完美范例。其次是因为他向法国人民强调: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过分地争斗,那么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至少会为使用不正当的战术而感到羞愧。迪昂也注视到,历史学家的群星诞生并成熟起来,他们恢复了纯洁的、沉静的、无偏见的传统。迪昂本人正是从这样的传统中脱颖而出的。
迪昂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上也受惠于甫斯特尔。甫斯特尔以批判的观点对待原始资料。他一方面极其尊重记载,认为历史本身主要等价于它所写的文献。他总是坚持质问:“你有文本吗?”他对希腊、罗马社会史的分析的名言常常被人们引用:

幸运的是,对人来说过去从未完全死去。他可以遗忘它,但它总是在他身上保留着它。因为设想他处于任何时代,他都是所有较早时代的产物、缩影。让他窥视他自己的心灵,他能够通过它们中的每一个留在他身上的东西发现和分辨这些不同的时代。

另一方面,甫斯特尔又强调,历史科学不仅仅在于文献,而在于阅读它们的理智;历史科学必须考虑较长的时代,以免他的讲述退化为纯粹的传奇或轶事。
作为甫斯特尔的门徒,迪昂关于历史过程的有机的连续性思想和对中世纪科学史的洞见,也有其源头。甫斯特尔在他的经典名著《古代城市》(1884)中坚持认为,古典时代的三次伟大的社会革命——神权政治国王的废黜,作为家庭的氏族的崩溃和平民进入政治生活——无非是连续性的运载工具,即相互责任的逐渐扩展,这种扩展在基督教到来时完成了。关于中世纪研究,甫斯特尔在1887年向史学家强调:“没有什么东西比中世纪更多地抗拒你的狭隘的说明方法了。”([2], p.434)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宇宙和人作为某种被创造出来的东西之存在的观点,变成了不能从历史意识中驱除的文化基质(matrix)。对历史的反思无法逃脱这一点,这与近代不关心存在的创造性和它的固有的意图形成尖锐的对照。甫斯特尔早在187I年就以明睿的眼力指出:

关于对中世纪的精确的和科学的、诚实的而非派别的认识,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是某种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东西,因为这种认识是结束一些人的无意义的向往、另一些人的空洞的乌托邦和许多入的憎恨的最佳办法。([2], p.434)

这些告诫是针对尊重所有不管其来源和视野的事实的学者而讲的。因为在中世纪,事实并没有像基督教信仰激起的冲击那么高耸屹立。尽管异教的希腊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发掉造物的观念,但是近代的对手要想成为学者,就没有这样的自由。除非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关于近代科学的诞生归功于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的争论,只能以十足的遁词和刻毒的攻讦收场。勇敢地面对近代世界的基督教的过去,把这种过去视为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具有潜在作用的过去,是一项比任何其他理智任务更为高洁的任务。这也许是迪昂从甫斯特尔那里获得的珍贵教诲。

(图)Pierre DuhemPierre Duhem

在斯塔尼斯拉斯中学,杰出的历史教师、1870年代第一流的历史教科书的作者康斯对迪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迪昂曾一度考虑把历史作为职业。迪昂后来称赞康斯“精确的、综合性的和深刻的观点”,“方法的可靠性和敏锐的批判意识”,“在他十分短暂的存在中激发出历史学家多少禀性”([2], p.28)。但是对于康斯热衷于革命概念和漠视中世纪,迪昂是断然不能同意的。高师的历史教授莫诺(G.Monod)像甫斯特尔一样,也把连续性引入历史。他告诫未来的作者要看到保证连续性的逻辑关联,甚至在跨越法国大革命、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样的断层时也应如此。至于对历史的当代兴趣,莫诺仅用一句话概括之:“我们的世纪是历史的世纪。”([2], p.376)
迪昂对进化透视的爱好能够在历史学家泰恩的论著中找到证据,泰恩是达尔文主义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中的倡导者。但是,迪昂不赞同借助盲目的偶然性的进化,也不接受把人类历史看作是适者生存的无情斗争的历史,他给目的留下余地,同时揭示出达尔文主义的一些逻辑谬误。迪昂赞赏地回忆了泰恩作为一个学者的正直和骨气。他的《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大大地激怒了保皇党人;致力于大革命史的接连三卷触动了雅各宾派反对的狂潮;最后的一卷招致了帝国主义的诅咒。在这部著作中,没有一个人发现对他自己的党派的阿谀奉迎的描绘。泰恩这位“名副其实的伟大而诚实的人”不需要这样随和的描绘,诚如他所言:

按照我的判断,过去有它自己的轮廓,这里所描绘的画像只是类似于法国在以前岁月的画像。我追溯它而没有考虑今天的争论。我写它就像写佛罗伦萨或雅典革命一样。这正是历史,这正是所告诉的真理,我认为我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太高尚了,以致不能与之俱来地告诉另一个虚伪的故事。([1],p.49)

迪昂称颂“像甫斯特尔和泰恩这样的历史学家知道如何保持对真理的坚定不移的尊重,他们始终如一地是人,是具有灵魂的人,他们坚贞不渝地热忱献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为他们认为是正义和善良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把乌萨耶也列入这样的优秀历史学家当中。乌萨耶在受称道的《1814年》开头写道:

我们诚心诚意地寻求真理。在冒着打乱每一个人主张的危险中,我们希望什么也不遗漏、不隐藏、不软化。但是,无偏见不是中立。在这一尤其集中在法国、集中在重大伤亡的叙述中,我们不可能不因怜悯和愤怒而颤抖。我们没有站在拿破仑一边为皇帝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他的失败而悲痛欲绝。([1],p.49)

迪昂褒扬乌萨耶的心智微妙地知道如何把热爱祖国的牺牲精神与热爱真理的戒备心理和谐地协调起来,其实这也是迪昂心灵的写照。
迪昂的前辈和同胞孔德是科学史的创始人,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第一个对科学史具有清楚、准确认识的人。他在1830~1842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以下三个基本思想:(1)像实证哲学这样一部综合著作,如果不紧紧依靠科学史是不可能完成的;(2)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科学的进化;(3)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学科的历史。” 不知孔德的这些思想是否给迪昂留有印象,但迪昂对实证哲学不感兴趣则是不争的事实。
不用说,迪昂得益于法国丰厚的史学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抹煞他自己的思想的独创性。迪昂从这种传统中当然获得了某种观点上的启示,可是更多的还是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的熏陶,使他从未与流行的“剪刀加浆糊”和“鸽子笼方式” 的历史学沾边,而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别开生面的科学史观和编史学纲领,从而开一代风气之先河。现在,我们仅集中论述一下他的别具慧眼的编史学纲领,关于他的异彩纷呈的科学进化观及科学史的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则另文阐明。
在19世纪,在科学史领域流行的编史学传统是科学家的传统和哲学家的传统(从职业角度划分),或实证论的传统和思想史的传统(从方法的角度划分)。这两种传统尽管促进了科学史的萌生和壮大,但却过度地带有辉格史的倾向,明显地沿用批判史的进路。

(图)Pierre DuhemPierre Duhem

迪昂的编史学就脱胎于这样的研究传统。当他以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名义写历史时,他是为了得到启发现在的眼光而考察过去,并且倡导一种类似拉卡托斯“理性重构”的批判进路。他的《力学的进化》就是力学的凯旋史和批判史,《保全现象》也带有稍微过分的哲学重组的痕迹。只是在本世纪初,迪昂才逐渐摆脱了科学史唯一指导现在的编史学纲领。在转变过程中,他也清算了马赫对他的史学观的一些影响。在为《力学史评》法译本所写的20页的评论(1903)中,他说:“如果用马赫先生要求的方法来处理,那么力学对于物理学家、即对在过去仅仅寻找现在的光辉的物理学家来说将是无限有趣的。”但是,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这样的目标是不会满意的,他们将抱怨作者忽略了笛卡儿,将抱怨作者的叙述与实在的杂烩相比过分简单和有序了,将抱怨作者注入了过多的主观性。迪昂虽然与马赫一致认为,理论物理学应该完全独立于任何形而上学或神学体系,仅是他对马赫关于它们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的缺憾还是有礼貌地提出了批评。

在许多世纪,力学和物理学与形而上学、神学乃至隐秘的科学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哲学科学和神学与力学和物理学之间的这种频繁作用和反作用必然经常地处在任何一个自称恢复了该门科学创造者的思维方式的人的精神之中。……但是,十分经常地是,当[自然哲学的]这些定律达到它们的确定形式时,它们表明它们自己统统切断了与所有哲学和神学观念的联系,而它们长期以来从中汲取它们发展所需要的营养;……因此,在物理科学的历史中仅仅寻找物理学的材料和具体内容的人,几乎总是可能打碎物理科学的历史与哲学体系和神学体系的许多联系。……

以此为契机,迪昂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撰写出名副其实的多卷本历史著作,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形成了他的别具一格的编史学纲领,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著名讲演〈历史科学〉中。在讲演的开头,迪昂就提出了如下的命题:

历史的真理是实验的真理。为了识别或揭示历史的真理,精神要精确地遵循与揭示实验真理相同的路线。不过,历史与其说是观察事实,还不如说是研究遗迹,它译解文本。而且,这些遗迹和这些文本本身也是事实。 ([1],p.41)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迪昂高度赞赏甫斯特尔、泰恩和乌萨耶诚心正意、一丝不苟地维护历史真理的纯洁和贞洁。更重要的是,迪昂对历史和历史真理的认识和把握,远远行动在科林伍德之先。那些把迪昂的历史著作误解为辩护的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丝毫也不了解迪昂的编史学纲领。
正因为“历史的真理是实验的真理”,所以迪昂顺理成章地认为,在所有历史研究的开端正像在所有实验研究的开端一样,“预想的观念是必要的”。这种观念常常启示历史学家做出一些幸运的发现,例如发现某个现在埋在地下的遗址或某个未知的文本,机遇使他在古城的废墟中或图书馆的尘埃中发现它。
一旦心目中有了预想观念,就必须把它与文献对照。为了这样作,有必要仔细研究这些文献。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困难的,总是迷人的,但却没有明确的法则指导研究。人们在其中重新发现追求的能力和不可预见性。指引这种追求的几乎没有什么理性的推理,起作用的是鉴赏力,以致有人把技艺娴熟的发掘者和档案的探求者与追寻气味的犬相比较。
关于如何利用收集到的文献,如何有洞察力地细阅它,迪昂依据他的研究实践作了详尽而中肯的描绘。它是可靠的吗?它所署的日期是它被正式递交时签署的,而不是事后由某个遗忘者或无知者添加的吗?它是完备的吗?或者,假如它是片断,缺失部分的范围、性质和意义可能是什么?它是公正的吗?作者毫无条件和保留地讲出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一切吗?他的激情和兴趣没有导致他或夸大、或隐瞒、或窜改他重述的事件之部分吗?作者消息灵通吗?或者相反地,他并非适得其所地彻底解决了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那些事件吗?我们精确地理解了他所使用的语言吗?对于他向其讲话的那些人来说,他所提出的思想向我们适当地转达了它们所具有的涵义吗?
迪昂就文献的可靠性、完备性、公正性以及作者的权威性和所用语言,一口气提出了11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人们要把这些雕刻在石头或金属上、书写在纸莎草纸或羊皮纸上的记符由死变活,让它们告诉我们过去时代的栩栩如生的存在,那就必须解决上述一掠而过的问题。迪昂回顾了甫斯特尔关于如何利用文本的告诫——“我们要求它十分公正无私地讲话,这是历史的贞洁!”——之后指出:

在文本面前,历史学家应该像检察官一样面对证人——这位证人不准确地看见了事情,或者他顽固地拒绝叙述他所看到的东西,或者他喜次捏造他没有看到的事情。然而,检察官凭藉谨慎的、耐心的和娴熟的接连询问,最终引导这位不知道的、或抗拒的、或作伪的证人讲出准确的、真实的和有用约信息。([1], pp. 42~43)

迪昂进而指出,当人们不得不使文本讲话时,那就必须倾听它们的语言。它们的作证并非仅仅出示有利于预想观念的证据,文本中的有些条款也可能倾向于削弱我们的先入之见。这些条款的证明应当在重要性上超过有利的证明吗?或者它们必须谴责和立即拒斥我们心智认为洞察到真理微光的先入之见吗?检察官必须字斟句酌地权衡它们,才不致畸轻畸重。
一旦我们的初始假定被拒绝,我们就必须考虑所有已知的文本和文献另作假定。接着,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针对新文献检验第二个主张。以这样的方式,通过不断地把我们的思想与事实比较,通过频繁地以事实影响我们的思想,历史的真理将会逐渐地变得明晰,变得清楚起来。为了给法兰克王国第二王朝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政体之起源假设以辩护,历史学家需要像巴斯德为狂犬病因的假设辩护那样进行工作。
迪昂在历史学中也坚持严格性原则,严格性在这里意味着尊重原始资料,它是陷入重复陈词滥调的痼疾的有效解毒剂,更不必说捏造历史的解毒剂了。严格性保证了编史学的确实性。迪昂没有堕进拉卡托斯所谓的“理性重构”——库恩称其为“哲学组装例子” ——的泥沼,他指出伽利略的传奇是“太概略、太图式化的编史学”的产物,它使人们看不到力学在中世纪的自然发展([1],p.389)。因此,迪昂的科学史不是漫画 ,就更不是神话和虚构了。费耶阿本德“回到史料那里去” 的呼吁可以看作是道出了迪昂的心声。当然,迪昂也不是古董收藏家式的历史学家,他从未把历史理解为仅仅是事实的客观叙述,预想的观念和事实背后的思想总是伴随着他,尽管未能诱使他背离真理。在这方面,托马斯也可能为他树立了榜样。托马斯也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引用历史资料是很翔实的,总是承认“本来样子”的事物,从不“打算使它们适应自己对这些事物所下的定义” 。
迪昂把高尚的道德品质视为公正的历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赋予其以极大的重要性。他说:

在每一个科学领域,可是特别在历史领域,追求真理不仅仅需要理智能力,而且也要求道德品质、正直、诚实、摆脱一切偏好和激情。([1], p.43)

迪昂继续说,历史学家应该具有公正的检察官 的所有品质,不仅是心理的严格和眼力、此外还有称之为无偏见性的优秀而罕有的心灵美德。这种无偏见性常常十分难以实行。要放弃起初预先倾向的观念是困难的,因为人们总是依恋他自己的见解。这往往是艰难的,尤其是因为我们希望确立的历史主张在捍卫或攻击时有用处:捍卫对我们来说是可贵的事业,或攻击我们发现是可恶的学说。在这里容易联想到迪昂关于对科学假设的实验批评从属于特定的道德条件、科学家也要像公正而忠实的法官那样评价物理学理论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的论述。在这方面,历史科学和物理科学亦有共同之处。

(图)Pierre DuhemPierre Duhem

迪昂牢记着帕斯卡“我要引人渴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感情而追随真理” 的教诲,他又从甫斯特尔等前辈学者那里汲取了正直和献身精神,他在历史研究中从未让感情战胜理智,让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党派立场蒙住双眼。他尖锐批评德国历史学家把严格性和真理混为一谈,认为从前提演绎出的每一个结论都为真,认为每一个与他的利益和激情一致的判断都是真理;在德国编史学诉诸的公理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公理:德国高于一切;德国学术界辛苦收集的、审慎批判的文献都应该证明:世界上伟大的、美丽的或善良的一切都是德国的;当德国历史学家对文本感到不方便时,他便简单地把它们隐瞒起来,或蛮横地强使反叛的文本顺从他的推理和纪律。他还赞同地引用了甫斯特尔关于德国历史十分经常地是一个武库,德国人从中给他提供为自己的行为乃至罪行辩护的公理。而对德国历史学家不顾最明显、最清楚的文本,把法国等国家的领土添加到德国之中,并为其武力侵略辩解时,迪昂也难以压抑他的爱国热情,抨击德国人“骄傲自大、专横放肆、毫无节制”,像“一群凶猛的野狼疯狂嚎叫”“德国高于一切!”([1],p.50~56) 迪昂的激愤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德国兵正在践踏法国的国土,况且迪昂从乌萨耶那里知道如何把热爱祖国和热爱真理协调起来。
迪昂指出,要完成历史工作,必不可少敏感精神或曰直觉精神。 人们能够就这样的研究用帕斯卡的话恰如其分地说,它的

原则就在日常应用之中,并且就在人人眼前。人们只需要开动脑筋,而不需要勉强用力;问题只在于有良好的洞见力,但是这一洞见力却必须良好;因为这些原则是那么细微,而数量又是那么繁多,以致人们几乎不可能错过。可是,漏掉一条原则,就会引起错误;因此,就必须有异常清晰的洞见力才能看出全部的原则,然后又必须有正确的精神才不致于根据这些已知的原则进行谬误的推理。([12],p.1)

由于丧失了敏感情神,德国理智异常缺乏辨别力。可是,它竟宣称探索出历史工作的路径,并盲目地用护栏如此狭窄、如此严格地加以划定。它突然想到要把文献研究、文本批判和证明结论简化为如此精确、如此断然的法则,以致最缺乏敏感性和最丧失常识的理智只要遵循它们,就可以准确地达到真理。这样一来,这个不能察看时间的钟表的表针被严格标明时间的、精确走动和啮合的机械钳制住。整个这些法则使历史学家的批评变成完全固定的、机械地起作用的时钟机构,它还想以历史方法的名义赢得世人的称赞。
迪昂对此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没有任何历史方法,也不能有任何历史方法。”([1],p.44)这里的历史方法,迪昂指的是德国人在历史中所使用的演绎法。按照迪昂的看法,无论谁说方法他说的都是精确地追踪程序的方式,它能够毫无偏差地从一个界限导向另一个界限。在技艺中,在明确说明程序的地方都有方法,这种程序借助专门的工具容许人们无错误地完成规定的工作。在心理操作中,如果推理具有进行的法则,导致无误地从某些已知的真理的知识发现是其必然推论的其他真理,那么就存在方法。迪昂赞同亚里土多德关于推理即三段论的观点,认为在理智领域,“方法”是与三段论推理同义的,它毫无例外是演绎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迪昂断定:

方法占据一门科学,恰恰是在这门科学处于数学精神控制之下的时刻,只要一门科学的进步仅仅依赖于精神的敏锐,这门科学就反对一切方法。([1],45)

反对归纳法的迪昂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历史不是通过演绎进行的,就根本不存在历史方法。
迪昂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否定命题:“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1],p.45)其原因在于,人及其问题太复杂了、太困难了,以致不能用任何定义约束,由于当他在太众多、太精细、太混乱的媒介中运动时无法进行测量。例如,处于最佳状态的目击者也不能把一切尽收眼底,因而无法详细地说出琐细环境的集合。最诚实的目击者也不会报道全部所见所闻,他只是出于偏爱等微不足道的动机仅仅报道对他来说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者由于时间、场合等关系而遗漏了重要情节。这样一来,人们能期望通过严格的推理达到发生的事情和目击者注意的事情之间、他看到的事情和他报道的事情之间的正确关联吗?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简单的观念、那些明确定义的概念在哪里去发现呢?那样的几个基本原理——没有它们演绎法就无法遵循——在哪里去找呢?在迪昂的心目中,这显然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禁止历史利用演绎法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为了使一门科学变成演绎的,就必须在它的探究的领域使结论必然地从资科推出。情况必然是,这个领域受严格的决定论的支配。这样一来,人们永远也不能在历史中演绎,从来也不能断言这样的已知原因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事实上,人的意志将总是嵌入原因和由原因所引起的东西之间,而且这种意志将是自由的。例如,不可能制定确凿无误的程序,来辨认文献给出的证据是否是真实的或捏造的。收集所有迫使作者掩饰真相的理由,引证所有诱使他的兴趣、所有煽动他的激情、所有腐蚀他的恶习,他依然还是未免除误解,因为他有可能讲真理。如果你谴责他欺骗我们,那将是因为你的常识,你的敏感性使你杯疑他作伪证。这将不是三段论的结论,因为这个人的自由意志总是妨碍你的三段论的适用。为了历史批判像十分规则的机械一样可靠和精确地起作用,那么情况必然是,人本身是机器,他具有机器的简单的、刚性的转动装置和必然的运动。可是情况远非如此!

(图)Pierre DuhemPierre Duhem

迪昂坚决反驳德国人的历史目标——使历史成为井井有条的历史、演绎的历史。从他所提出的作为确定的原理出发,他严格地宣称引出不能不为真的、不能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如果事实与推理的推论不一致,那么更槽的是事实。正是事实错了,而不是三段论的结论。正是事实要被修改,而不是方法提供的预言。他批评德国历史学家常常显示出的坏习惯:在许多情况下,真理无法阻止如此强烈的利益和如此暴烈的激情,以致很难完全独立地探求它,以致很容易诱使实在模仿人们意在认可的论题形成的图像,而不是在事实之上形成论题。
历史研究虽说没有迪昂意义上的历史方法。但毕竟是有一些合情合理的具体作法的,事实上迪昂本人也是这样行动的。库恩强调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恢复一种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 他还说:

在叙述能够开始之前,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较早的任务: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恢复过去,并由此建立他们的叙述,即他们必须重建较早的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 ) 的本体和它诉诸的性质。在工作的这一阶段,他必须像人种学史研究者力图理解和描绘异己文化成员的显然不相容的行为一样。

要知道,迪昂从l903年开始就这样实践了:他广泛搜集、严格依赖原始资料,防止过多地用现代的眼光看待过去,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便正确地鉴别事实在其所在时代具有的真实意义。迪昂的史学实践和史学著作,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编史学。巴特菲尔德的下述主张也许是迪昂的意图的自然延伸:“历史记录坚持,我们必须从内部观察人物,像演员感受角色一样感受他们,反复思其所思;要扮演行为者,而不是观察者,否则便不可能正确地讲述历史。”
历史的目标是诠释,历史本身是一种诠释性的事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史学家的共识。 因此,理解就成为历史学家的准人类学任务的目标。历史学家必须用释义学(hermeneutics)方法阅读和译解文本、诠释比较古老的观念,其目的在于向坚持它们的人解释那些观念的一致性和似乎有理性。只有当人们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古老的观念时,只有当人们理解了什么似乎是它们的证据时,人们才能够希望去叙述、分析或估价它们被放弃和代替的过程。 迪昂很早就持有类似的观点并作了真诚的尝试(在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框架内理解中世纪的科学)。他在谈到如何诠释和理解与我们相隔久远的物理学家的实验之后说:

相反地,如果我们不能够得到关于我们正在讨论其实验的物理学家的理论的充分信息,如果无法在他所采纳的符号和我们接受的理论所提供的符号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那么这位物理学家借以把他的实验结果进行翻译的命题对我们来说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将无意义,是死的字母;在我们的眼睛看来,它们将是埃特鲁斯坎语铭文或利古里亚语铭文 对铭文研究者来说的东西,用译不出的语言写的文献。先前时代的物理学家积累的多少观察就这样地失去了!他们的作者忽略告诉我们通常诠释事实的方法,从而不可能把它们的诠释变成我们的诠释。他们用一种记号密封了他们的观念,而我们缺乏钥匙打开这些记号。

迪昂进而指出,前人著作中的许多命题被未读懂他的人看作是极其可笑的错误;可是如果换一种思路在当时的语境或文脉(context)中去诠释和理解,结论就会迥然不同。拿现在最易于理解的方式去读过去的文本,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这里迪昂实际上在提倡一种文脉主义(contextualism)的编史学进路 :注重科学家和思想家曾经正在工作时的与境或语境,这种上下文的知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使用目前流行的标签或术语的涵义时,为什么往往会出错。现在,夏皮尔甚至主张一种文脉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
迪昂完全可以被称为历史主义的先驱。尽管历史主义的核心思想可追溯到18世纪后期和德国浪漫主义早期阶段,但是历史主义在德国经常使用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种观念把历史的根本意义看作是一种诠释原则;该原则有各种各样的含义,不同的作者强调不同的方面—一理解、集中注意个别现象等。巴勒克拉夫认为:

历史主义观点的核心在于区别自然和精神,特别是区别所谓自然的世界和所谓历史的世界,即区别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世界和历史学所研究的世界。据称,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是不变性和永恒的反复,是为了发现一般原则,而历史学所关心的却是独特的、精神的和变化的领域。一个是“研究普遍规律”,另一个是“研究个别事实”,这个根本差别决定各自要求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抽象和分类方法不适用于历史学研究,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曾经活着的个人和集团,他们的独特个性只有用历史学家的直觉来理解才可能捕捉。

把迪昂的编史学纲领与此加以对照,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契合之处。迪昂的历史主义观点也表现在他1904年为迪富尔克的书所写的序中。在迪昂看来,人类的历史服务于任何观念的展开,更不必说伟大的观念了。可是,

这种伟大的观念并末在我们的目光之下以哲学论述的方式展开它自己。与我们现代的历史学派喜爱的方法一致,那种伟大的观念并不想用普遍命题表达。它宁可揭示它自己,就像它在世界中具体而生动地发展一样;它将通过那些把教导人类作为他们天职的人之口讲话,它将在担忧入民的压力、动乱和革命中激动;人们将看到,它在一大堆杂乱的事件之下穿越。不管它是人的言论还是事实的叙述,这一切都要通过严肃批评的严峻考验,……([1], pp.377~378)

迪昂关于人类历史中存在的伟大观念是在历史世界中具体而生动地发展的思想,使他在规律性和独特性、客观性与个人涉入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这既避免丁实证主义的极端偏执,又摆脱了存在主义的矫枉过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主义对历史学家的日常工作所造成的五点不良的实际后果。
把迪昂关于物理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与编史学纲领比较一下是十分有趣的:他并不像早先的实证主义者那样对待科学,也不像后起的存在主义者那样看待历史。按照迪昂的观点,作为主体间可检验性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个人涉人,而作为对特殊完形关注的独特性也不排除对规律性模式的承认。主客体都有助于所有领域的知识,而且所有事件都可以看作是独特的或有规律的。在这里,迪昂已率先把斯诺后来所谓的人为分裂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部分地沟通或统合起来了。迪昂介于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的观点有些类似于后来的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怀特海肯定主客体在知识中的作用,承认独特性和规律性都是重要概念。他把实在看作真正具有多元性的,尽管每一个实体都是由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在每一时刻,每一个实体都自己进行着自我创造,每一个实体都具有特征和个性。然而,这种自发性和新奇性是在规则性的结构之中产生的。科学家能够从世界的具体情景中抽象出、选择出这些规律性模式并且建立用以表示它们的符号系统。此外,过程哲学还突出了整体的作用,但也没有忽视对部分的分析。这种也许并非偶然的类似是否说明,怀特海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迪昂的某种影响呢?

参考文献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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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Jaki, Uneasy Genius, The Life and Work of Pierre Duhem,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ing Co.,Dordrecht, 1987,p. 376.
G.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l版,第27~26页。
科林伍德认为,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是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学。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不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当这种历史学家对抄录别人的陈述已经厌倦时,他意识到自己也有头脑,感觉到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愿望要运用他们。于是,他们便创造一种鸽子笼体系,把他们的学问置入其中。这就是所有那些图式和模式的来源,历史便以惊人的驯服性被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强行纳入其中。参见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92,298~299页。
R. N. D. Martin, Pierre Duhem, Philosophy and History in the Work of Believing Physicist,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p. 143~144.
科林伍德说:“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 精神科学则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精神事实。”两者的不同之处在:“对科学来说,自己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现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同[4],第ix页。
T. S. Kuhn, Note on Lakatos,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III, Boston: Reidel, 1971, pp.137~146.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史常常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合理重建常常是实际历史的漫画;而有些科学史既是实际历史的漫画,又是合理重建的漫画。”参见I.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1页。
J. 洛西:《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第l版,第228页。
A. 弗里曼特勒:《信仰的时代》,程志民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l版,第176~177页。
科林伍德认为:法规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类比对于理解历史学具有某种价值,但二者并非完全一样,因为它们的目的各不相同。法庭对案件必须尽可能快地做出判决,而历史学家却没有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决定。同前注[4],第303~304页。
B.帕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l 985年第1版,第183页。
把迪昂的观点与爱因斯坦的看法比较一下是有趣的。在爱因斯坦看来,有一种内部的或直觉的历史,还有一种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使用直觉是危险的,但在所有各种历史工作中却都是必需的,尤其是要重新描述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物的思想过程时更是如此。爱因斯坦觉得这种历史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尽管它充满危险。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622页。
T. S. 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纪树立译,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l0卷(1988), 第5期,第16~!5页。
知识主张是指尚末被经验证实的假设,但却可以作为真实的东西而相信。与此相近的又一个词是真理主张(truth claims)。
T.S.Kuhn, 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arman Memorial Lectures, 1987,Type-script.
转引自I. G. 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4l页。
例如,库恩说:“历史是一种诠释性事业,一种启发理解力的事业,因而它不仅要表现事实,还要表现事实之间的联系。”参见T. S. 库思:《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4~15页。还有,萨顿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参见前注[3],第18页。
参见前注[14];前注[18],第iii~v页。库恩在后者中还详细叙述了他读亚里士多德原著时的切身体会。
伊特鲁斯坎(Etrascan)语是古罗马人的近邻埃特鲁斯坎人通用的语言,它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就由希腊字母派生而来,其最后形式约在公元前190年形成,有20个字母。现存一万多块碑铭,至今未被成功解读。利古利亚(Ligulian)语是前罗马时期和罗马建国初期在意大利西北部居住的利古利亚人所操的语言。这种语言主要靠经典著作中的少量词汇注释而见诸于世。
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1954. p.160.
R. M. Burian, Maiochi on Duhem,Howard on Duhem and Einstein, Historiographical Comments, Synthesis, 63(1990), pp.401~408. 作者在文中提出,文脉主义的科学哲学史家在分折特定人物的观点时,至少可以使用四种透视:(1)他或她被卷入的哲学背景和争论; (2)哲学考虑起初被涉及的科学争端和这些考虑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上下文中的诠释;(3)这些哲学考虑在新科学背景和新哲学背景中的含义,包括它们变得有影响的路线;(4)这些哲学考虑在后来哲学文脉中的含义。事实上,迪昂在历史研究中正是这样作的。
李勇等:“我不是新历史主义者”一—与夏皮尔先生一席谈,北京:〈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第34~35页。
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L9页。
这些实际后果是:第一,历史主义由于否认系统研究方法可以应用于历史学,并且特别强调直觉的作用,这样就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尽管在理论上也许未必如此。第二,历史主义用特殊性和个别性鼓励了片面的观点,而不去进行概括或发现存在于过去之中的共同因素。第三,历史主义意味着陷入更加繁琐的细节——若非如此,历史学家怎么能够抓住各种个别的形态和状态呢? 第四,历义主义把历史学引向“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或导致近来的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所表达的那种观点:历史学家的唯一目的是“认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经历”。最后,历史主义赞同历史学的要素是叙述事件并把事件联系起来,结果必然纠缠于因果关系,或陷入马克•布洛赫所说的那种“起源偶像”崇拜。参见前注[24],第201页。

(原载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9卷(1997),第2期,第3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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