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跨三步 中关村从0到1编辑本段回目录
联想、四通时代的科技贸易中心
白颐路改造前的中关村双螺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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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跨三步 中关村从0到1编辑本段回目录从1980年一个夹缝求存的小小民营科技机构建成到电子一条街,再到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短短8年的时间,中关村自主萌发、 大胆变革,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和一批具有传世影响的技术,将一个小农经济的“村”定义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 联想、四通时代的科技贸易中心 白颐路改造前的中关村双螺旋标志 创业过程耗尽血肉,只剩骨架,也愿成为新一代企业家登上巨人肩膀的人梯 ——纪世瀛 一棵“资本主义”的苗 当陈春先和纪世瀛一拍即合,要尝试在中关村进行新技术扩散时,没想到的事情很多。他们根本不知道办企业是怎么个办法,有的只是一个信念:要搞技术扩散。道理很简单,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公路能搞成,该有的条件我们都具备,为什么不行? 但确实不能搞。科学院体制内的科研人员,正业就是好好搞研究,出成果,在这个方面,陈春先可以说是卓有成就的。可是,他怎么就偏偏要剑走偏锋呢?当时他们都很理想化,虽然以后的历史将其变为现实,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想过会经历那么多坎坷和波折,更没有想过,他们在斗室里的一个决定,将会成为一段历史。 他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从金字塔的塔尖纵身跳下大海,压力倒在其次,如何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呢?用纪世瀛的话说,世界历史证明,改革创新一定是要在体制外突破,那么,他们最先需要的不是一笔钱,而是一个缝隙,能够到体制外呼吸的缝隙。 这个缝隙,就是科协。 为什么是科协呢?科协有政策。 北京市科协当时的副主席赵绮秋对此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支持。陈春先是科协下面等离子协会会长、纪世瀛是等离子协会核聚变分会的秘书长,没有理由不支持。 何况,在此前,赵绮秋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当时北京科协党组书记打来的,“要组织科技人员为经济服务,要在科协成立咨询服务部。”当时科协下面有上百个学会,上万个科技人员,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是科协领导一直在考虑的事情。所以,当时的科协是有咨询服务的,并且开了科技服务是有偿的这样一个先河。 1980年10月23日,从来没有谁想过,物理所一个旧仓库里腾出的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诞生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竟然成为历史。那个时候,科研人员的参与热情来自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想法。而这点星星之火所形成的燎原之势,体现了创新的强大力量。 当时,两种思想观念斗争非常激烈。科研人员下海被认为是扰乱秩序、扰乱人心。用柳传志的形容就是,“只能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能长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先进技术服务部每人每月7月钱的补助,就引发了一次大调查。纪世瀛说,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就是56元,7元的外快不是个小数目了。为此,跟踪盯梢查账封门,他们都经历过;风言风言更是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即使创业环境非常艰苦,大环境是阻挠大过支持,但是到1982年秋,先进技术服务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合同27个,与海淀区4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建立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创立新技术实验厂和3个新技术服务机构,组织了多期培训班。回头看看,当时这个还不能称为企业的咨询服务部,已经用实际成果证明了在中关村建立高技术企业群实现技术扩散的可能性。 不管怎样,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就此作罢。也许就是这么一点点坚持,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83年1月25日清晨,纪世瀛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当时心里一颤,以为又要被批判。结果,他听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传来了中央支持的声音,“新技术扩散的大方向正确”的肯定给了第一代创业者极大的鼓舞。现在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纪世瀛总是很激动,热泪盈眶,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天大的喜讯从中南海传来”。胡启立同志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 于是,在服务部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的想法浮出水面。而此时,站在时任北京海淀区科委主任胡定淮面前的陈春先,一没钱,二没场地,但是,公司要办、事情要做。胡定淮当时的感觉是“有些无奈”。科委的职能决定他没有权限帮助陈春先解决这样的难题,“好在当时海淀区政府思想非常解放也非常团结。当时贾春旺书记强调,办事情要转向思维,看有没有法律法规红头文件规定不能干,只要没有就可以利用政策余度去干!”对于陈春先和纪世瀛的理想事业,海淀区上下思想一致,后来,资金和场地由工业公司提供,挂靠单位就选择了北京市科协。 华夏所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在有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华夏所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服务部不可同日而语。后来,虽然华夏所被迫关闭,但由此衍生的机构却依然活跃在中关村,以它28年的历史,成为中关村乃至中国民营企业的“活化石”。 在讲起创业经历的时候,纪世瀛提到,在北京等离子体先进技术服务部成立的时候,当时北京市科协副主席赵绮秋就在场,她的出席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在两种思想斗争、他们的尝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苗时,赵绮秋和胡定淮他们都顶住压力,保护了这棵幼苗的成长。纪世瀛在推荐中关村20年创新先驱的时候,写下了宋健、贾春旺、赵绮秋和胡定淮这些政府官员的名字。这首次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中关村第一家民营企业的诞生,它不仅是陈春先、纪世瀛的创新之举,也是当时政府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的结果。 “当时全区上下非常团结,思想非常开放,在贾春旺区长的带领下,我们干得很顺,特痛快,遇到难题非常容易解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和谐’。”原海淀区科委主任胡定淮,在回忆起中关村诞生初期的那段时间,感触很深,“这个时候出来的企业家,和区政府的关系很好。”在他看来,有了当时政府的开明和思想解放,才使得初创期步履维艰的企业得以平稳发展,后来过渡到试验区发展阶段。 买和卖今天是流通领域的事情,很平常;过去是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因此,中关村最早的突破是向市场经济突破,技术突破是1987、1988年之后的事情了。 ——柳传志 一条“倒爷”街 1983年5月4日,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成立,这是海淀区政府和中科院联办的第一个科技企业,主要负责将科学院的研究成果转化和推广。此后,信通、海华、四通等公司相继成立。到1984年底,中关村地区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新技术企业发展到40家,形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雏形。 此时,王志东正好从广东考到北大,目睹了中关村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当时亲朋好友都不理解他,从东莞考到北京为什么呢?别人都往海边走,他偏偏往内陆走。当时的王志东目标是搞学术,而不是做生意,因此,离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他并不觉得遗憾。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从中关村企业的身上,看到了对技术的追求可以与创业结合,这让他无比兴奋。他对计算机技术非常热衷,但是他也感觉到,“最前沿的技术信息在中关村不在大学里,中关村是中国离硅谷、离尖端技术最近的地方。” 从此,王志东这个自称为“村里长大的孩子”,就成了“中关村的小倒爷”。1987年还没毕业的王志东,就经常“上街”、“打游击”(这是对当时在中关村一些公司兼职的说法),他直接站门面,接待客户、听需求、定方案、抓货、装机器……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后来展开了创业之路,成为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中关村的典型写照。 有人说,科海的财富积累就是靠“倒”计算机,但是,科海集团首任总裁陈庆振现在对于中关村发展的观点却是“中关村应成为技术创新的基地,而不是创造GDP的地方”。对此,柳传志的一段论述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中关村,要想买电脑、买元器件根本不可能,全靠国家分配。因此,中关村最早的突破是向市场经济突破,技术突破是1987、1988年之后的事情了。买和卖今天是流通领域的事情,很平常;过去是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因此,能在中关村买到电脑、卖到元器件,这是“两通两海”那个时代最大的突破之一。以此为突破口,他们才撕开了原有体制的裂缝,为中关村的发展带来的无限生机。 其时的中关村,是名副其实的“倒爷一条街”。虽然今天讲到中关村,它是与创新如影随形的,但是“倒爷”的历史并不是中关村不光彩的一段历史,相反,正是“倒买倒卖”使早期的企业完成了原始财富积累,为后期的创新提供了动力;也正是那些曾经被称作“倒爷”的人,创造了中关村的历史,这段历史为中关村的科技创新铺设了一条大路。 联想的创业是在一个传达室开始的,当时共有11个人。几个女同志到后勤去领抹布等用品回来后,就开始打扫传达室。“当时,他们谁也没意识到这就开始办公司,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还以为只是从一个室调到另一个室。当时我的心里压力很大,这是一条新路,能否退得回去还不知道。1999年之后,科研院所、高校教师创业不成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政策。”柳传志说。 为了公司能够生存下去,柳传志卖过旱冰鞋、卖过电子表,这是“必须做的”。但是,没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很少能卖出东西,全部都赔了进去。直到后来搞技术服务,联想才算挖到“第一桶金”,走上了联想发展之路。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秘书长石定寰说,起初中关村的企业都是靠贸易起家,先挣到钱再说,走的是贸工技的路子。而技工贸总收入的统计数据,也是中关村发明的,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关村特色。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进行了第一次体制创新和模式创新,“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自原则”,指导中关村企业走出一条探索的新路。 随着这股创业浪潮的不断高涨,到1986年底,中关村各类开发型公司已近100家,逐渐形成了闻名中外的,以开发、经营电子产品为主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即集中分布于从海淀黄庄沿白颐路向北至成府路西口和中关村海淀路一带呈“F”型的地域。 “电子一条街”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促成了若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涌现出了一大批高新技术拳头产品,联想汉卡、四通MS系列文字处理机、长城钛金公司等离子体加速器法离子镀膜技术、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等等,成就了一批企业,更成就了今天的中关村。 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孙狄说:“改革开放的实践向我们证实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充分条件。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对‘电子一条街’的肯定,就不会有今天繁荣的中关村。”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价值不在于经济贡献,而在于走出了一条路子——中国科技工业园怎么搞? ——于维栋 一条“中关村模式”的路子 改革开放方针既定,但是,没有经验、没有方法,需要实践探索;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也在敲击着国门;一批科技人员已经走出来办企业,进行着改革的创新和尝试;台湾新竹工业园1980年成立,深圳也于1985年建立工业园,那么,中关村如何将“电子一条街”积累的经验和财富扩大,形成一个区域发展的全新模式? “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关村建立科技工业园就是一块石头。”中共中央办公厅原研究室副主任、原党委书记于维栋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价值不在于经济贡献,而在于走出了一条路子——中国科技工业园怎么搞?深圳建立科技工业园更早,但是却没有走出来。在1985年~1995年10年间,深圳工业园进展不大。1995年,深圳科技工业园改制,还是应用了‘中关村模式’。” 究竟什么是“中关村模式”?海淀区副区长于军说,“这个我永远说不清。因为中关村的发展模式,永远都在赋予新的内涵、加入新的内容。”此前计划2000年技工贸总收入达到1000亿元,可是2000年技工贸总收入就超过了2000亿元;谁能想到理想大厦一夜间出了很多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海淀区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的2.5%,谁能想到这样的百姓富裕程度?于军认为,中关村发展过程,是自主创新体系不断提升的过程。 无论中关村的现在和未来发展如何,1988年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中关村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988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再次肯定了几年来蓬勃兴起的民办科技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并提出,鼓励和组织更多的科技人员从人才积压的地方走出来,到社会上去创建科技先导型企业或民办科技机构。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即十八条)。条例规定,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区划出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建立外向型、开放型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一个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区域,中关村被正式推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很多企业家认为,没有“18条”,就没有今天的中关村。 “18条”明确了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地位,规定了税收返还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特别重要的是,对各种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一视同仁,为新兴的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生存空间,为海淀区支持科技企业的做法给予了正式的肯定,提供了政策依据,并规定了统一的办事程序。 对此,柳传志深有感触,“坦白地讲,试验区成立之前,政府对待企业是有分类的,四通是四季青乡办企业,是亲儿子;科海是海淀区和中科院合办的,是女婿;而联想是外人。但是,试验区建立以后,政府一视同仁,树立了旗帜,企业谁办得好就扶植谁。” 而陈庆振认为,试验区的建立给了企业一个统一发展的平台,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根据企业的需要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为中关村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像科海那样,企业运行当初,一年多都是无照经营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当初陈庆振以为,开了成立大会,领导都出席了,公司就算成立了,根本不知道还有工商登记一说。没想到,旧社会结婚是吹吹喇叭坐坐轿拜了天地就行了,新社会结婚要登记领证的。而且,试验区建立的“一站式办公”体系,也使企业也受益良多,“过去你要注册一个公司,难死了。就一个工商局就很麻烦,还犄角旮旯地不知道在哪里。你注册了之后还得到别的部门去办手续,绕一大圈,不知道跑多少地方,还找不着门。试验区成立之后,一栋大楼里实现一站式办公,一下大家省了很多时间。”陈庆振说。 他还提到,当时企业都需要进口一些元器件,报关是很麻烦的。试验区成立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节约企业的时间,就在海淀区成立了一个海关,让大家直接在这里报关,极大地方便了企业。这就是现在位于中关村东路的“中关村海关”。他说:“试验区的成立等于为企业撑起了一把伞,在试验区的范围内,别人不能干扰我的企业,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要是动哪家企业,先要经过试验区的同意,帮助企业避免了很多麻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 那个时候,企业有事随时可以见到领导,这点让企业心里很踏实。陈庆振说:“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去推开工商局局长的办公室门。”直到现在,柳传志不管在哪个地区投资,前提条件就是有需要随时可以见到地区领导。 柳传志认为,开发区在精神层面给了企业很大的帮助。在信通走私案案发后,中关村的企业感觉到大事临头,不得了了。当时北京市本想派多路大军进军中关村,在当时的企业看来,那将不啻于一次“扫荡”。因为信通,所有企业都可能因此受到牵连。但是,时任试验区主任胡昭广和副主任王思红说,实际上,这是两种体制的矛盾。“我觉得政府特透彻,心里踏实了。”柳传志说。果然,后来政府处理信通案改变措施,经过调查之后妥善处理,使其他企业的发展获得了良好和平稳的环境。 1988年,经过认证,144家企业成为这里的首批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8/6/207948.html →如果您认为本词条还有待完善,请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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