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综合类书籍- 科技百科 -互联网博物馆，你我的知识加油站

世纪的孤独：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
　　内容简介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小说家，拉丁美洲重要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作品，以及在马尔克斯影响下的当代南美文坛。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流程中最为典型而且对他的创作影响较大的事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于《百年孤独》的介绍也比较全面系统，使尚未来得及读这部小说的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世纪的孤独

　　引子

　　1982年10月21日，对于拉丁美洲的文学界是一个重要而光荣的日子。这一天，瑞典皇家科学院把世界文学上最为重要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哥伦比亚优秀的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l GarciaMarquez。）授奖的理由是，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马尔克斯作品“将幻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一个大陆的矛盾和生活。”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的消息传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时，引起强烈的反映。全城人民喜出望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中断了日常的节目而改播这位作家的生平和获奖的喜讯。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说：“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的巨大光荣。”总统还亲自打电话向马尔克斯表示祝贺，他说：“全哥伦比亚人民的心都被你征服了！”

　　此时的马尔克斯侨居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消息传到后，马尔克斯的数十位报界朋友纷纷前往他的寓所，举行香槟酒会，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佳音。哥伦比亚前总统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也在当天打电话给马尔克斯，希望他结束在墨西哥的“自动流亡”生活，回波哥大。

　　得知被授予诺贝尔奖的马尔克斯也异常兴奋地说：“这件事对拉丁美洲是最重要的。”“对我自己来说，诺贝尔奖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因为它在公众中享有可观的权威和力量。当然，我并非企图借此参加竞选或进入议会。我只是由此想到解决中美洲或全拉丁美洲的问题的可能性。”“对哥伦比亚年轻的作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这向他们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可以获得的。”在1982年12月8日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马尔克斯发表了著名的《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讲演。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第一个获得这项享有很高国际威望奖金的作家，在拉丁美洲他是第四位。前三位拉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　1945年获奖的智利女诗人加贝列拉·米斯特拉尔、1967年获奖的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71年获奖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金额为一亿一千五百万克朗（约合十五万七千美元）。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百年孤独》，这部小说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决定性的一票。这部写于1965～1967年间的长篇小说，在他获奖之前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1969年获意大利基安恰诺奖，同年获法国最佳外国作品奖。1970年被美国文学评论家列为十二部优秀作品之一。1967年6月《百年孤独》问世。第一版刚印刷完几天就被销售一空，第二版、第三版及至以后的数版，情况也是如此。在三年半时间内，小说出售了近五十万册。到1982年获诺贝尔文字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百年孤独》已经出版了一千万册以上，被译成了三十二种外国文字。而且，至今这部风靡全球的文学名著还在大量地被印刷、出售、阅读，这在文学史上，尤其是拉美文学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观！

　　除《百年孤独》以外，马尔克斯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197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迷宫中的将军》（1989年）；中篇小说《枯枝败叶》（1955年）、《恶时辰》（1961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年）；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1955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年）；电影文学剧本《绑架》（1984年）、《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1982年）；报告文学集《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70年）、《米格尔·利廷历险记》（1986年）等。

　　马尔克斯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在运用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上有独创精神。他接受并突破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在创作中又采用了阿拉伯神话、印第安民间传说以及《圣经》故事的技巧、兼容并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善于把现实主义场面与完全出于虚构的情境并置共存，通过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的折射，反映和表现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无论马尔克斯或者他的作品，无疑都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最典范的代表。

　　孤独：拉丁美洲的主题

　　辉煌

　　1899年到1902年哥伦比亚爆发了长达1000天的内战，这次血腥残酷、使国家蒙受破坏并使这濒临绝境的千日战争，以自由党人的起义开始，以保守党人的胜利而告结束。那时候，马尔克斯的诞生地阿拉卡塔卡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城镇、它依山傍水，坐落在马格达雷纳省境内一个时而酷热难挡、时而大雨滂沱的地区。

　　从1904年到1910年拉斐尔·雷耶斯统治哥伦比亚时期，由于马格达雷纳河流域大规模种植香蕉，从而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地繁荣起来，并形成了令哥伦比亚人日后津津乐道的“香蕉热”。“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来商人，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也在此时浸入到这个地区并扎下了根，依据它雄厚的实力，开始吞并和剥削这块肥沃丰饶而充满魔力的土地。仅1908年，在1100名种植香蕉的农业工人中，就有3000名是为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卖苦力的。

　　于是，阿拉卡塔卡一下在哥伦比亚发迹并名噪一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描述他的家乡阿拉卡塔卡那时繁荣景象的：

　　香蕉公司一经宣告建立，世界各地各色人等立即接踵而至，来到这个小城镇。它一下子就充满了颇为奇特的色彩，因为一时间，哥伦比亚频临大西洋的这个小城镇居然通行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了，然而，人们彼此却谁也不懂谁讲的话。那年头，真是阔绰得很哪，当然，这只是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阔绰，人们一面跳着昆比亚舞，一面点火大把大把地烧着钞票。昆比亚舞通常是要点燃一支蜡烛来跳的，但那时，普通的香蕉种植园雇工和正式工人居然也阔得能用钞票来代替蜡烛了。这也就是说，一个香蕉园雇工也许每月可以挣到200个比索，而镇长或法官只能挣到60个比索。所以，那时也就无所谓什么真正的权势；有也可以贿赂的，因为只要香蕉公司随便出点钱，给点好处，便可有权有势，称王称霸了。

　　同样，民间也有类似的描述：

　　放荡的裸体女人在达官权贵面前跳着昆比亚舞，而这些阔佬却为那些骚娘儿们在大烛台上用面值100比索的钞票来代替蜡烛点火照明。

　　这样，“香蕉热”所带来的“黄金时代”在哥伦比亚人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落没

　　美国的经济侵略不仅没有遭到任何反抗，恰恰相反，甚至还受到了欢迎。因为它为当地人编织了促使经济兴旺的海市蜃楼般的幻景：美国的商人们能提供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能为封建的大庄园里的农民提高工资，因此，人们似乎觉得，这样就能促使本地区实现进步和现代化了。

　　其实，他们错了，这种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这种对当地廉价劳力的剥削，和强行加在拉丁美洲各国经济身上的束缚，实际上是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他们沦为单纯的原料输出国这样一种畸型状况。美国人在当时所使用的政治手腕，一是用金钱收买，二是靠武力侵略，目的是建立一个俯首贴耳的傀儡政权，以便确保他们的经济侵略的顺利进行。而且他们还镇压建立工会等种种不轨图谋以及工人所发起的要求享有各种权利的任何运动。

　　对于所有这一切，当时的公众似乎尚未觉醒，甚至在许多地方（马尔克斯的家乡阿拉卡塔卡就是如此）还把这段时期追忆为“幸福的时代”！

　　但是，1910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唤醒了沉睡的拉美人民。从二十年代开始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发展壮大起来，从此，这块被外来势力侵扰的土地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和工人斗争的时期。各种工会、劳动者总部相继成立，第一批无政府主义、工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也先后宣告组建。

　　与拉丁美洲的革命相呼应，哥伦比亚的觉醒也开始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的第二年，即1928年，哥伦比亚也爆发了第一次大罢工，并影响到整个种植香蕉的地区。这次罢工遭到了军队的野蛮镇压，统治者下令宣布罢工者是一帮“歹徒”，并授权军队用武力镇压。罢工者在谢纳加火车站惨遭机枪扫射。这一大屠杀使无辜牺牲者成千上万，尸横遍野。当时的马尔克斯仅仅两岁，而后来成为马尔克斯密友的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当时就住在惨案发生地点对面的一座房子里，他目睹了这一切。

　　这一事件深深地铭刻在哥伦比亚人民的脑海中，人民真正地清醒起来。马尔克斯后来是这样描述的：

　　终于，那些人一个个地都开始觉悟了，都有了行会意识。工人们首先提出的是基本的生活要求，因为当时的医疗待遇极差，无论谁生了什么病，都只给小粒蓝色的药丸吃。工人们瞧病得先排队，然后由护士在每人嘴里塞一小粒蓝药丸……这种问题后来变得既尖锐，又普通，连孩子们生病也得排队就医，领取一小粒蓝药丸了，可他们又把药丸从嘴里吐出来，还回去，用来画彩票上的号码。事到了这种地步，就得要求改善医疗待遇。在工人居住区修盖厕所，因为他们每五十个人只有一个简单茅房而且每年圣诞节才更换一个……此外，还有另一件事令人不快：香蕉公司派货船驶往圣玛尔塔，然后装上香蕉开往新奥尔良，但是货船返回时，船舱里却空空如也。当时公司方面竟想不出办法来支付返程的开销。后来，他们总算想出个办法，其实，也不过是为公司所属各店铺带回货物，然后卖给工人作为开支。但工人们要求支付现金，而不只是领取只能在这些商店使用的购物券。他们举行了一次罢工，一切便陷于瘫痪了。政府不但没有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反而出兵弹压。大兵把工人们集中在火车站，说是一位部长要来处理此事，但实际上军队把工人在车站上团团围住，限令他们五分钟内全部疏散。工人无一人撤离，便惨遭屠杀。

　　于是，“香蕉热”迅速地降温，再加上香蕉种植园在其他地区的拓展、香蕉价格在世界市场的下跌，使“香蕉热”降温速度大大加快。这样，哥伦比亚盛产香蕉的地区日渐衰落，“香蕉热”时期建立起来的与世界各地的交通联系也纷纷中断，大片大片的耕地遭到遗弃。对于哥伦比亚的人民来说，等待着他们的出路就是背景离乡和失业挨饿。

　　孤独

　　跟着这种落没萧条的状况，人民也就失去了往昔那种用钱当蜡烛燃的辉煌心境，而代之以压抑的、郁闷的孤独了。

　　阿拉卡塔卡更是如此，经济的崩溃、背景离乡的磨难，和失业挨饿给这个热带城镇带来的同样是痛苦和无奈。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时候，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对于阿拉卡塔卡来说，都是往昔的回忆了。

　　现实已经告诉了人们：这世界已濒临贫困，堕落和崩溃的边缘了。然而，过去消逝了的现实在当地居民的记忆里，仍然没有泯灭，而且，还是他们用以抵御当前空虚的生活的一种绝妙武器，因此，该地人民的想象力也就很自然地会丰富甚至扭曲历史的真实，以致使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变得异常矛盾。也因此使得他们由于没有其他更为美好的事物，阿拉卡塔卡只能在神话、鬼魂、孤独以及对往事的眷恋之中苟且偷安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是以这种神话、鬼魂、孤独为素材加工而成的，这也曾经是他儿童时代的精神食粮。当马尔克斯出世之时，阿拉卡塔卡已经是只能凭借对往事的追忆才得以生存了。因此，马尔克斯的作品也将凭借对阿拉卡塔卡的追忆才赋有生命。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命流程

　　私生子的儿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在二十年代初，离开了他的家乡辛塞镇，独自一个来到哥伦比亚著名的港口卡塔赫纳的大学深造。但由于无人接济，不久便被迫中断学业，自谋生路。

　　那时，大西洋沿岸正是“香蕉热”的鼎盛时期，来自各地的人都芸集在这个盛产香蕉的村镇，一心想挣钱发财。马尔克斯的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就在这个城市的中心——阿拉卡塔卡找到了一份电报报务员工作。尽管在学业上没有什么机会了，但他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赢得了温馨的爱情。

　　那时，他刚刚来到阿拉卡塔卡，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埃利希奥结识了全镇最漂亮的一位姑娘——路易莎·圣地亚加·马尔克斯·伊瓜朗并爱上了她，姑娘对埃利希奥·加西亚也是情有所终，心心相印。

　　路易莎出身当地名门世家，因此，这种人家，对于那些由于“香蕉热”而不断芸集到承拉卡塔卡的外乡客是绝对地蔑视的。再加上路易莎的父母都是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路易莎的父亲——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伊瓜朗曾在本世纪初爆发的规模最大的内战中，在自由派将领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的指挥下，驰骋战场，荣获上校军衔。因此，埃利希奥·加西亚的爱情必然也遭到了这位上校及其夫人的反对了。

　　更为糟糕的是，埃利希奥·加西亚是一个私生子，这样的出身和处境，怎么能异想天开地要一位最漂亮最显贵的小姐呢？于是上校对女儿严加防范，但压制也没有阻碍两人的爱情，他们依旧能偷偷地幽会。于是，上校就把女儿送出家门，让她去本省各镇有他们家亲友照应的地方走走。

　　但是，即使这样也没能将路易莎与埃利希奥·加西亚分开，只要路易莎到了一个新地方，埃利希奥·加西亚就会给她发电报（别忘了，埃利希奥是一个电报报务员！），而路易莎又通过报务员把情书传给埃利希奥·加西亚。上校一气之下，就把埃利希奥·加西亚给轰到哥伦比亚北部的城市里奥阿恰去了。

　　但是，路易莎对自己的情人坚贞不渝、痴心不改，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路易莎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但要求这对情侣要远离阿拉卡塔卡，于是，1927年，两人移居里奥阿恰。

　　不久，即1927年，路易莎即将分娩（在1926年她就已经怀孕），她的父母听到这一消息后，转怒为喜，老夫妇俩盼孙心切，便命路易莎回到阿拉卡塔卡，以便使第一个外孙安全出世。

　　于是，1927年的3月6日，这个在日后的世界文坛上响当当的才子出世了，当时，取名叫加夫列尔·何塞。

　　孩子出世之后，路易莎和丈夫回到里奥阿恰，孩子便留在阿拉卡塔卡他外祖父母身边由他们抚养。以后，莎易路又生了七个儿子和五个女儿，而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父亲有十六个名正言顺的孩子。在里奥阿恰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路易莎又随丈夫迁居巴兰基利亚，并在那里开了一家药店，再后来，他们又搬到苏克雷，他又开了家药店，最后，举家定居在卡塔赫纳，直至今日，他们一家仍然住在那里。

　　家：魔幻般的摇篮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时代，有四个影像在他的心目中扎下了极深的根，并在日后深深地影响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家生活，它们是：他所居住的环境、马尔克斯的姨妈、外公、外婆。

　　马尔克斯在八岁前是跟着外祖父母度过的，他们居住在一座阴森恐怖的房子里，那些房子仿佛常有鬼魂出现，这段童年生活是这样的：

　　这座宅院的每个角落都死过人，都有难以忘怀的往事。每天下午六点钟之后，人就不能在宅院里随意走动了。那是一个恐怖而又神奇的世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私语声。

　　那座宅院里有一间空屋，佩特拉姨妈就死在那里。另外，还有一间空屋，拉萨罗舅舅在那儿咽了气。那时候，一到夜幕四合时分，就没有人敢在宅院里走动了，因为死人这时比活人还要多。一到下午六点钟，大人就让小马尔克斯坐在一个旮旯儿里，对他说：“你别乱走动，你要是乱动，佩特拉姨妈和拉萨罗舅舅不定是谁就要从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走到这儿来了。”所以，那时他总是乖乖地坐着……马尔克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就塑造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这样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就一直坐在一张小椅子上。至今，使人仿佛依然觉得，那个小男孩就是那时的小马尔克斯，在一座弥漫着恐怖气氛的宅院里，呆呆地坐在一张小椅子上。

　　除此外，外祖父母的家常常高朋满座、宾客盈门。除了朋友常来拜访外公外，外公还有很多私生子也常常到这里歇脚打尖——尽管马尔克斯的外公是那么的不喜欢女婿的私生子出身，他自己却在硝烟弥漫的内战时期制造了许多私生子。不过，外婆却对这些私生子们没有反感，而且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地对待他们。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童年时期静静地观察眼前一切的习惯。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中，有一个秉性古怪的姨妈：

　　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妇女，每天在家里总要干点什么事情。有一回，她坐下来织裹尸布了，于是，小马尔克斯就问她：“您干吗要织裹尸布呢？”她回答说：“孩子，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果然，等她织完裹尸布，她就躺了下来，呜呼哀哉了。大家就用她自己织的裹尸布把她的尸体给裹了起来。像她这样的女人在哥伦比亚并不多见。

　　还有一个奇怪的故事讲的主要也是她：有天她正在廊子上绣花，突然有一个女孩子拿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蛋走了过来。那蛋上面有一个鼓包。那时侯，马尔克斯的家简直象一个解迷答疑的问询处，镇上谁有什么难事，都来问个究竟，马尔克斯至今对此依然迷惑不解。一碰到谁也解不了的难题，总是由这位女士，由他这位姨妈出来应付，而且人们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使人最为欣赏钦佩的是她在处理这类事情时那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她转脸朝向那位拿着怪蛋的姑娘说道：“你不是问，这个蛋为什么长着一个鼓包吗？”她又看了看那位姑娘，接着说：“啊，因为这是一个蜥蜴蛋。你们在院子里给我升一堆火。”等生着了火，她便泰然自若地把蛋扔进火堆烧了。她的这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后来帮助马尔克斯掌握了创作《百年孤独》的决窍。他在这部小说里，也像他姨妈当初吩咐人把蜥蜴蛋扔在院子里烧了一样，神色自然，从容地叙说耸人听闻、奇谲异特的故事，尽管，时至今日，马尔克斯仍然闹不清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下的蛋。

　　马尔克斯的外祖母也是一位博通今古的人，她善于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对于马尔克斯的日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时，外祖母有五十多岁，她皮肤白皙、眼睛湛蓝，风韵犹存。每天马尔克斯就坐在外祖母身边，听她漫不经心地一边做着活一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寓言故事以及阿拉卡塔卡人民为描绘那个辉煌的“香蕉热”时代而编织的传闻。马尔克斯认真地听着，他被每一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所吸引。对于马尔克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外祖母往往都用一个长长的鬼故事来加以回答。外祖母不仅慈祥地照顾着外孙，而且，她还是全家至高无上的女王，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子女成群、才识过人，她能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人口众多的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她既是这家的统率者，又是这家的带头人。

　　因此，外祖母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成为众多妇女角色的典型。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他的外公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外公在内战期间做过上校，他性格善良倔强，思想激进。他曾两次在内战中幸免于难，而且总是站在自由党人一边作战。外祖父一辈子都在等着领取“军功奖”，但始终也没有领到。根据外祖父的说法，依据法律，作为一名老军人，他领取“军功奖”是当之无愧的。等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就替外祖父等待这笔空想的酬金。外祖母在双目失明时曾失去理智地大叫“等我百年之后，希望你们能够领到这笔钱！”的情景时时地在马尔克斯的眼前浮现。

　　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堂·尼古拉斯是阿拉卡塔卡的老住户，对拉卡塔卡的一切变迁，包括“香蕉”的黄金时代，他都是最好的见证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动情地追忆过他的外公：

　　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不得已杀了一个人他当时住在一个镇子里，有一个人老是纠缠着他，向他寻衅。他一直没有答理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处境了，就给了他一枪。全镇的人都觉得他干得好，甚至死者的一个兄弟当天晚上还横卧在他家门口，脸朝着他的房间，以防死者家属前来报仇。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可受不了这种威胁，于是就离开本镇，另攀高枝，也就是说，他并未低俯别镇，而是举家远走高飞，自行创建了一个城镇。

　　这个事件被马尔克斯在后来写进了《百年孤独》中，书中那个马孔多镇的创建人布恩蒂亚就曾杀死过一个人，这个死人的尸体常常出现，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布恩蒂亚忍无可忍便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翻山越岭，建立了马孔多镇。

　　“是的，他走了，后来建立了一个镇子。关于我的外祖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对我讲这样一句话： ‘你不知道一个死人多折磨人啊。’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永生难忘的，我认为，这跟我后来成为作家也有很大关系。有天晚上，他带我去马戏团，我们看到了单峰驼。一回到家里，他就打开一本词典，告诉我说： ‘这儿就有单峰驼，你看，单峰驼和大象不一样，单峰驼和双峰驼也不一样。’总而言之，他简直像是给我上了一堂动物课。从此，我就养成查词典的习惯了。”

　　就是这样，马尔克斯的外祖母和外祖父滔滔不绝讲叙的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了他小说世界的整整一个家族的楷模典范。

　　外祖父在晚年时瞎了一只眼，在马尔克斯八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走出温暖的“牢笼”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有那么多有趣的往事，也有他依依不舍的外公、外婆和他的姨妈们，但是如果他永远生活在阿拉卡塔卡的话，那么他日后也绝不会成为名扬天下的大作家。因此离开阿拉卡塔卡是马尔克斯日后作为作家生涯最为重要的选择。

　　1936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九岁的时候，他离开了阿拉卡塔卡，被送到巴兰基利亚去上学，后来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获准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的锡帕基腊国立学校去读书。

　　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一个娇弱而又没见过世面的孩子。由于离家远行，所以他的身边专门有个照顾他的“学监”。马尔克斯穿得严严实实，一边拉着学监的手，一边担心自己会得肺炎死去，那个胆怯而又小心的样子怎么也不能让你联想起作家这个词。

　　他们经过跋山涉水、乘火车乘轮船的可怕旅行之后，第一次“触摸到”首都波哥大。但马尔克斯对波哥大的印象坏极了。

　　这里，成千上万个披着套头斗蓬的人熙来攘往，这里，听不到巴兰基利亚人的那种喧闹，有轨电车满载着乘客鱼贯而过。当他经过坐落在七马路尽头希门尼斯大街上的内务部时，他看到年轻漂亮、讲究衣着的小伙子都是一身黑礼服，他们手执雨伞，头戴圆顶帽，蓄着小胡子，一个个站在那里。那时候，马尔克斯便忍不住哭了起来，一气哭了好几个钟头。

　　就是从那时候起，波哥大教会了他领略人生，同时又让他“内心感到忧伤”。也是从这时候起，他就养成了躲在宿舍、学校或阅报室里读书看报学习的习惯，除了这三个地方，其他的场所他甚至一无所知。

　　看来，“大都市”并没有迷住这个外地的一个落没小镇的孩子，相反，这个地方使他感到一种压抑和不快。他总是把波哥大同自己的家乡、跟沿海地区进行比较，那里的人很容易交往接近，性格开朗，可波哥大呢，他觉得是“阴暗而又僵硬”、“令人透不过气来”。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描述的那个“遥远的、笼罩着阴影的首都”“那儿的毛毛细雨使行人满腹狐疑、脸色发青”的城市和《百年孤独》中“在幽暗可怕的夜晚还骨碌骨碌地驶过总督大人的华丽的座车”的“凄凉的城市”几乎都是作家对童年来到波哥大时的感受的追忆了。甚至，到了1968年，马尔克斯四十一岁与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重游波哥大时还耿耿于怀。他在去波哥大之前事先给那里的几个朋友打了几个电话，秘密地与他们商量好，把此次的“旅行”安排得满满的，不让自己和略萨有机会见到这座城市，只给略萨留一个从一家人家到另一家人家的路上，从小汽车的窗户匆匆地瞥一眼这个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成的“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的机会。

　　同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锡帕基腊那座寄宿学校的感受也是极其阴暗的。那时已经萧条的阿拉卡塔卡在马尔克斯的视线中虽然已经不见了，但那所城镇美好的影子却时时地在他心头浮现，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心目中，世界的一切，如果不是阿拉卡塔卡，那他就难以接受。“我被带到了锡帕基腊国立学校，我就在那里念了几年中学。锡帕基腊也是一座阴冷的城市，房顶上的瓦片破破烂烂的。”马尔克斯所在的学校是一个很大的寄宿学校，在学校住的孩子有二三百个，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自由外出。而马尔克斯由于不愿看到“凄惨阴冷”的城镇，就一个人躲在宿舍里不出屋。而正因如此，他才充分地利用这些时间，浏览了包括儒勒·凡尔纳和埃米利奥·萨尔戈里等著名作家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为他日后成为作家打好了基础。

　　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心理上始终与这些陌生的封闭式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因而，使那时的他在心里也产生了空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的影子，于是，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扎下了根。对于阿拉卡塔卡的思念又成了马尔克斯填补这种孤寂空旷之感的妙方。阿拉卡塔卡使年少的马尔克斯深感忧伤，也使他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他总要去追忆他所失去的“天堂”，那个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在这段寂寞孤独的中学时代，小马尔克斯与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模仿西班牙著名抒情诗人希门尼斯的诗集《石头与天空》中的作品，也写了几首“石头与天空式”的诗歌。但他文学的才华到了大学时代才真正地显露出来。

　　厌倦的大学生活

　　194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十九岁时，他中学毕业了，这段在他的心灵留下重要印迹的时间终于在巴望中结束了。这时，马尔克斯已经成了一个小伙子，他的内向和他绝对的逆性格使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不满。毕业典礼之后，他便收拾起行装匆匆地像逃避灾难一样离开了锡帕基腊的寄宿生活，去苏克雷他父母兄弟居住的地方去。

　　尽管炎热、脏污的没完没了的旅途把马尔克斯颠簸得疲惫不堪，但能逃离那座让他极度厌烦的城市他却从内心里感到舒畅。对于这次的艰难而又难忘的行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中有所描写，那是在写到梅梅·布恩蒂亚和她母亲使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大为伤心之后所作的那次旅行，书中大量的感受和那非亲身试验不可的描述正是这次去省亲途中切腑的感受。

　　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二十岁，他再一次不得不重新返回到首都波哥大，因为他要到大学读书。和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样，他在大学主要是攻读法律专业，也和其他学法律专业的拉美作家一样，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法律专业失去了兴趣。

　　当然，在波哥大读大学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结识了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朋友。他们当中有哥伦比亚小说家、记者普利厄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圈儿内最重要的一位。还有哥伦比亚的牧师、社会学及法学教授卡米洛·托雷斯，1965年他创办的《统一阵线》周刊，抨击政府。1965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提出：“誓死为人民夺取政权”的口号，在1966年的游击战中牺牲。

　　那时的马尔克斯已经留起了小胡子，而且还是一个时常起哄闹事的老手，由于对所学习的法律的极其不满，他总觉得很无聊。每当到学商业法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和一群学生在法律系的走廊上使劲地跺脚。在谈到这段大学生活时，马尔克斯这样说：

　　“中学毕业了，我便注册入国立大学攻读法律，我登记的期限为五年，但我始终没有毕业，因为这一漫长的专业学习令我十分厌烦……我当时住在弗洛利安大街的一家膳宿公寓里。尽管我当时收入微薄，但是我比其他的寄宿生还是要奢侈一点，居然出得起钱给自己在早餐里增添一个鸡蛋，我想，在所有住在那家膳宿公寓的人里，我是唯一在早餐时享用鸡蛋的人。我觉得民法比刑法难学，不过说实话，无论什么法我都懒得学。”

　　但是，在波哥大读大学期间，有一件事使他走向上了写作的道路，而且一发不可收。这件事完全是由于他的极端叛逆性格所致。

　　1947年的哥伦比亚文坛，是不十分景气的，那时，有一个小说家兼评论家，名叫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他是《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外号叫“尤利西斯”写了一篇文章，对当时的文坛状况非常的担忧，并断言说，哥伦比亚这一代文学青年极不成器。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到这篇文章后，很是生气，他觉得博尔达的断言未免太夸张。于是他就想写一篇小说，写一篇让博尔达一代作家吃惊的小说，把他们的嘴给堵上。

　　于是，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尽管这篇以“体育运动的速度”写出来的小说并未被后来成名的马尔克斯所重视，但在当时的那种“要堵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的目的，是达到了。

　　“于是，我就坐下来写出了一篇短篇小说，并随即投寄《观察家报》，不想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打开报纸一看，只见整版登着我的那篇小说，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还撰写了按语，承认错误，因为十分明显， ‘这一个精采的短篇证实，哥伦比亚文学一代天才已经出现’，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这一来，我倒真垮了，我不由得扪心自问：瞧我闯了多大的祸！为了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梅尔达产生不好的印象，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继续写只能是这一回答。”

　　从此，在1947年到1952年间，他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九个短篇小说，而加上他的第一篇小说《第三次忍耐》共十篇，就构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世界的“史前”时期。在写完了这十个短篇小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依旧没能见到那位“逼”他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而博尔达也一直没有给马尔克斯写过回信，只是给马尔克斯不断地发表小说，邮寄一百五十比索的稿费。

　　暴力文学与波哥大事件

　　194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二十一岁时，他所在的哥伦比亚首都爆发了 “波哥大事件”。

　　1948年4月9日，波哥大前市长、前自由党政府教育部长、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豪尔赫·盖坦在市中心的街头被枪杀。他是一位慷慨激昂、极具魅力的演说家，而且是自由派人士中最活跃的一员。由于他的遇害，从而导致了波哥大的暴力行动。这场暗杀是保守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一手策划的，因为他们对盖坦日益明显的主张感到害怕。

　　这次暗杀使波哥大遭受了三天的恐怖笼罩，这期间市区的一些重要的建筑被大火夷为平地，而三天内有两三千人死于非命。从而使哥伦比亚的两大政治派别——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内战苗头更加明显。

　　“暴力行动”从1949年到1962年使约二三十万人丧生，几乎使莫利纳全省毁于一旦。从1948年起，“暴力”已成为决定哥伦比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某种因素，在该国私人或公众团体的活动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正因为“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哥伦比亚盛行，因此，近二十年的叙事文学就很自然地充斥着这场悲剧的韵味，因为它能够不断地提供各种证据，这种文学，后来被称为“暴力文学”。

　　记者涯活和小说创作

　　“暴力”的味道同样也影响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作品里也出现了清晰的图像，但他的创作与其他的“暴力文学”又有所不同。

　　1945年的波哥大事件使波哥大大学被迫停课，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动身来到了卡塔赫纳。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已经搬到了这里。

　　马尔克斯来到了卡塔赫纳，就进入了当地大学继续攻读令他厌烦的法律系专业。同时，他在该地刚创办的一家报纸《宇宙报》找到一份工作——记者，这是他日后将赖以生存的一项重要职业。

　　在这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负责一个名叫《句号，换行》的栏目写社论外，他还几乎发狂似地读福尔纳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而他的大学课程也就拖拖拉拉、漫不经心地读着。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呆了两年半，一边给《宇宙报》撰写文稿，一边给《观察家报》投寄小说，一直到1950年，马尔克斯二十三岁时，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这种生活：

　　第一件事是在他逗留巴兰基利亚时发生的。

　　当时，一位朋友介绍马尔克斯去一个叫“乐逍遥咖啡馆”的地方去，说那里有几位非常有潜力的作家，同他们认识当然对于马尔克斯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于是他就去了。正好遇到了三位青年和一位老人。三位青年是：为《先驱报》撰稿的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已经发表了好几篇短篇小说的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以及《国民报》记者赫尔罗·马尔加斯。而那位老人，就是卡塔卢尼亚共和派人、女子中学教师兼书店老板拉蒙·客耶斯，他似乎还是这四人中的头头。

　　这四人早就拜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便十分热情接待了他，同时这四人也被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吸引。他们相识的当天晚上，阿尔瓦罗·塞佩达就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带到自己到处堆满书籍的家中，非常兴奋地指着书对马尔克斯说：“我可以把书都借给你看！”

　　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他们四人时曾说“他们对世界上的小说真是了如指掌啊！”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具备更为渊博的文学修养”“他们是我一生最初也是最后的好友。”那时他以与这四个人相识感到无比的幸运，于是，他回到卡塔赫纳后，立即辞去在《宇宙报》的记者工作，同时终于放弃了法律系的学习，移居到巴兰基利亚来，与这四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汇合了。

　　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件事是他陪同他的母亲到阿拉卡塔卡去变卖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祖父的那幢房子。重新回到童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过去美好的、令人难忘的生活和那些朝夕相处的人有着无法用语言描述清的感情。阿拉卡塔卡使他重新又见到了那座充满恐怖又充满了神秘的大院，使他追忆起了外祖母那不紧不慢的魔一般的故事，也想起外祖父那个慈祥而又倔强的上校，还有那个从容不迫解答邻居提出各种古怪问题的姨妈等等，这一切却是在外飘波了十几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流连忘返。

　　因此，重新熟悉阿拉卡塔卡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巴兰基利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0年离开卡塔赫纳来到了巴兰基利亚。

　　在巴兰基利亚初期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在一座名叫“摩天大楼”的妓院里租了一间简陋的昏暗的房子，因为那时他的经济条件很差，过着拮据的、难堪的生活。他的邻居们都是一些妓女和嫖客。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些并不在乎，甚至还和这些妓女嫖客们交上了朋友。他住在“摩天大楼”的最高层。妓女和他们的嫖客经常到马尔克斯的房间来高谈阔伦，他们很乐意与年轻的又不乏魅力的马尔克斯闲聊，很乐意向他请教问题。马尔克斯也是经常深更半夜或晨光微熹时回来。在妓女们看来，年轻而贫穷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还有许多尊贵的朋友驾着新式骄车到她们这个寒酸的妓院来拜访马尔克斯。她们始终也不知道她们的这位房客究竟是何许人也，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过，她们对马尔克斯却是颇有好感的，也非常敬重他，有时候，还请马尔克斯跟她们一起品尝她们自己烹制的饭菜，或者请马尔克斯用六孔竖笛吹奏《小山谷》之类的民歌给她们听，她们也就入迷地合着节拍，有的还跳起舞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初来到巴兰基利亚时，他新结识的好朋友富恩马约尔为他在《先驱报》谋到了一份差使。他在《先驱报》开辟了一个名叫《长颈鹿》的每日专栏，写一些有关当地新闻式人物的随感，每写一条，可得三个比索。靠这点儿少得可怜的钱，他远远应付不了在“摩天大楼”的伙食费、房租以及日常的开支。

　　加西亚·马尔克斯每天跟他新结识的文学朋友在“乐逍遥咖啡馆”和“世界书店”里聚会，他贪婪地阅读着威廉·福克纳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等现代派小说家的作品。被作家的精彩的又是奇特的描述所吸引。那时候，他虽然已经发表了几篇比较抽象的、“雕字琢句”的小说，但他与母亲路易莎的阿拉卡塔卡之行却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尔克斯对文学的态度。他最初就是在巴兰基利亚的“摩天大楼”里的“黑窝”里萌生了创作《枯枝败叶》这部中篇小说的念头的。他决定用他的笔把自己的童年以及阿拉卡塔卡的各种精灵鬼神统统地复现出来。起初他为这部小说起名为《家》，数年后问世时才定名为《枯枝败叶》。

　　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创作这部中篇小说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往往穿一条涤纶长裤，一件带有条纹、色彩鲜艳的汗衫，端坐在《先驱报》编辑部的办公桌旁，或者坐在他那间“摩天大楼”里的简陋房间中那张木板床上拚命地写作。他于1951年写完了这部小说，那时他二十四岁。

　　这部马尔克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完成后，却使他非常的失望：这不是他想要写的东西，小说几乎完全违背了他的创作初衷。他原来打算写一部能容纳马孔多全部历史的小说，但他写出来的书稿仅仅展示了这个城镇的部分概貌，这也是他之所以不太愿意把这部小说投寄出去的原因，直到他又创作了《百年孤独》他的这一描述马孔多全貌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枯枝败叶》完稿后，过了几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书稿就委托给阿根廷的落萨达出版社在巴兰基利亚的一位代理人，连同哥伦比亚另一个小说家卡瓦列罗的小说《腰板硬朗的基督》一起，《枯枝败叶》被寄到了阿根廷的落萨达出版社。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却被退了回来，并附寄了阿根廷的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的一封刻薄的退稿信：说马尔克斯并不具备从事写作的天赋，奉劝马尔克斯还是改行搞别的工作吧。

　　他的第一部作品在精神上以及在出版上的挫折倒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他的创作情绪。相反，他更加热情而又勤奋地从事着写作和阅读。他的生活尽管依旧很艰苦，但他的精力和情绪却都是最佳的，特别是他和赫尔曼·巴尔加斯、阿尔瓦罗·塞佩达以及阿方索·富恩马约尔的极其深厚的友谊，是他创作生活的最大动力，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说，他的写作是“为了我的朋友们更加爱我”。他们之中富恩马约尔是一个年龄略大一点的，是他们这几个人中的知识导师。福克纳、海明威、弗吉尼亚·吴尔夫、卡夫卡、乔伊斯等大作家就是他发现的，后来，他们对这些人的作品都读得入了迷。他们也常常去“乐逍遥咖啡馆”去和拉蒙·宾耶斯聚会，他是一位性格奇特，知识渊博的老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大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对文学的许多问题、社会的许多现象等等都十分关注，他们除了进行有关的学术知识问题的讨论、进行阅读同一部书籍的研究外，还与普通的人一样，他们也在一起进行一些娱乐消遣。如他们也时不时地去巴兰基利亚第一家妓院的传奇人物“黑美人欧费米娅”那儿去。关于她，流传着许多故事，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朋友们到那里，无疑也对《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神话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那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常常地在一家药店附近出没，因为药店主人的女儿梅塞德斯·巴尔恰，那个漂亮的极富异国情调的女孩，深深地吸引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朋友谈到她时，马尔克斯总是以一种神秘的神色谈论。朋友们都把那个埃及后裔的漂亮女孩叫做“圣鳄”。

　　重返波哥大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27岁时，他又发生了变化，因为阿尔瓦罗·穆蒂斯在波哥大的《观察家报》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撰写电影评论和社论。但是，波哥大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心里早已是一个让他生厌的地方，那个给他磨难又给他孤独的城市，他实在是不愿去，但在阿尔瓦罗·穆斯的一再劝说下，不得不又重返波哥大。没想到，正是在波哥大的记者生涯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重要的一段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对这一段记者生涯作了记录。

　　他到《观察家报》当了一名记者，这是他唯一仍愿再干的职业。使他最为耿耿于怀的是不当记者，而他生平唯一一次使他感到痛苦的时候则是他不在哥伦比亚期间，在奇金基拉发生了集体中毒事件的那会儿，他本该全力以赴地去进行这次报道的。然而他却参与了编造新闻消息的活动……有一次，也就是有人想把乔科地区划归邻近两个省份的那个时代，马尔克斯所在的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名叫普里莫·格雷罗的驻基夫多的记者的电报稿，就是该地爆发了一场群众示威，规模空前。过了一天，紧接着又过了一天，他们接连收到同样的报告。于是，马尔克斯决计亲自前往基夫多去看看沸腾起来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模样。由于动乱频仍，他得到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去。他顶着火辣辣的骄阳，终于抵达了这个人迹稀少、昏昏欲睡的城镇。大街上尘土飞扬，酷热使周围的东西都扭曲变形了。马尔克斯好不容易找到了普里莫·格雷罗的住所。到了那里，只见这位老兄高卧吊床，睡得正香，可那时已是闷热的下午三点了。

　　那是个人高马大的黑人。他对马尔克斯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基夫多什么事也没有出。不过，据他说，他认为打几份报道抗议活动的电讯稿还是对头的。可是，马尔克斯想既然花了两天时间来到此地，而摄影记者也不愿带着空胶卷就回去，于是他们便征得普里莫·格雷罗的同意，决议“组织”一次小规模的示威活动：敲大鼓、鸣汽笛，好不热闹。过了两天，消息就见报了。到了第四天，首都一大群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赶来采访示威群众。于是，马尔克斯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这座可怜的城镇依然沉睡未醒，不过，马尔克斯说他们可以为这些记者再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示威。“乔科问题”居然就这样地解决了。

　　还有一次，马尔克斯他们感到适于报道的素材实在太少，便想出了一个招儿：弄架直升飞机在特根达玛瀑布降落。其实，这算不了什么壮举，倒还很可笑，因为这架直升飞机玩这种把戏已近千次，所以太普通太平常了。所不同的只是这次在瀑布上空而已。他们对此充分进行了发挥：马尔克斯让摄影记者钻进机舱，自己则站在公路下端，因为他不想机毁人亡；结果，竟搞到了在直升飞机拍摄的第一张著名瀑布的艺术珍品。后来，马尔克斯又接连写出了有关水兵贝拉斯科的报道。

　　以上所描述的材料表明了这样几点：

　　一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新闻记者的工作充满了激情，而且他很乐意干这项工作。

　　二是记者工作使他感兴趣，并非是因为社论的篇幅，而是因为这项工作可以充分地发挥，有时，甚至像上面所叙述的，在新闻匮乏时，自己可以编造乃至人为地制造新闻（这是不正常的）。

　　三是他对新闻记者工作的兴趣，正是反映了他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他特别地喜欢奇闻异事，他往往把轶事逸闻也作为现实来进行观察。

　　海上遇难的报道

　　1955年，马尔克斯二十八岁，他的名声在哥伦比亚的新闻界已是很响亮了。这年的2月，哥伦比亚海军舰队所属的军舰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八名水兵在加勒比海海面落水。数天之后，八名水兵中的一名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小伙子奄奄一息地出现在海滩上。原来，他已经不吃不喝呆在一个偏离了航向的皮筏上漂流了整整十天。马尔克斯听到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详实的采访。根据贝拉斯的叙述，马尔克斯连续撰写了十四篇文章，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海上遭难的始末。

　　这个系列报道，在哥伦比亚引起了巨大的反映。马尔克斯将这篇历险故事写得轻松自如，文采飞扬，客观、情节连贯、戏剧性场面恰到好处的穿插、悬念以及幽默的语言都深深地吸引感动了读者。由于马尔克斯精采的文章，使遭难者在数周后，成了全国的英雄人物。尽管那是一组报道性的文章，但作家下笔干净利落、准确明快，不仅把新闻记者的才华展示了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小说家的天赋在那些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篇报道引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来，马尔克斯转述的贝拉斯科的叙述证实，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甲板上载有一批走私品，而这批货物正是在舰只起锚远航后导致失事的原因，绝非官方所说，由于暴风雨而引起的。于是，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对此事采取了一列剧烈的报复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在数月之后封闭了《观察家报》。

　　尽管《观察家报》耗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他仍然是笔耕不辍，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1955年初，他的短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在文艺家协会于波哥大举办的一次比赛中获奖。这篇小说描写的故事也发生在马孔多镇，后来小说被收进《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集子里去了。除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写《枯枝败叶》的时候忽然觉得其中的一章可以独立成篇，于是便把这一章抽出另写，写成了《伊萨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并在1955年发表在《神话》杂志上。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是从他的第二部小说的某一情节衍生而来。与此同时，他的那部被阿根廷出版社给退回四年之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也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小。发表后，那时正处于非法状态的共产党设法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取得了联系，马尔克斯便参加了一个支部的活动。他们将地下组织搜集到的资料提供给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便用这些资料来进行新闻报道的写作，他的短暂的党内生活几乎仅仅是进行有关政治或知识界的讨论。他的同志们认为他的《枯枝败叶》所运用的手法并不适用于反映哥伦比亚现实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写作时，就有所改变了。

　　浪迹欧罗巴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报道有关水兵贝拉斯科的真实报道和他对这次海上走私丑闻的揭露，使得他四面受敌。《观察家报》在那时，为了保护马尔克斯便立即派他到日内瓦去，采访报道四国首脑会议。这次旅行原则上是短暂的，但是，没想到，一去就是四年。

　　最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瑞士呆了一个星期。欧洲四国首脑会议闭幕后，他的报道工作也就结束了。但正当他打点行李回国时，报社给他拍来了一份电报：“请即赴罗马核实教皇是否行将噎嗝而终。”没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刚抵达意大利，这位罗马教皇的身体却已经康复了。于是，《观察家报》便命他留驻欧洲从事新闻报道。

　　他在欧洲起初是比较舒适的，每月有三百美元的工资，还有非常充裕的业余时间。于是，马尔克斯抓住这个机会，报名参加了“电影实验中心，”从此开始了他与电影文学的联系。在导演班，他学习了几个月，在那里结识了他的朋友电影工作者吉列尔莫·安古洛。这年，即1955年年底，他决定迁居巴黎。来到了巴黎时，他得知《观察家报》在这时已经被封闭，于是，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他失业了。

　　尽管如此，《观察家报》还是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寄来了回国的路费。可是，那时他刚刚开始动笔创作一部作品，于是便决定留在法国一段时间。靠这点回国的路费，他在拉丁区居雅斯大街破旧的佛兰德旅馆最高一层楼上租下一个房间，满怀激情、日以继夜地不信写作起来，这部作品就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马尔克斯在巴黎遇到了他的好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那是1955年圣诞节前夕，刚到巴黎不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院路的“巴黎高脚杯”酒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告诉普利尼奥，他已拿定主意，要把这个关于匿名帖的故事写出来。这个“匿名帖”的故事，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恶时辰》中是这样描述的：

　　有天，镇里各家的墙上出现了几条匿名帖儿。这些没有署名的揭人隐私和诽谤别人的帖儿引起镇民许多冲突，酿成了不少悲剧，甚至还发生了流血事件。末了，大批镇民被迫出走另投他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在巴黎的佛兰德旅馆动笔把这个故事想写成一个短篇。但第一天晚上，一口气他就写了十张稿纸。他这才感到，一个短篇绝对容纳不下这个故事，于是决定改写为一部长篇作品。于是1956年的头几个月马尔克斯就按步就班地创作这部小说，写成了《恶时辰》一书，为了写这部作品，他将他那部记者用的打字机的钢键一根根地都打坏了。

　　匿名帖儿的故事写得越来越长，而且还分出许多枝杈，衍生出好多别的情节，常常是写着写着就偏离了主要的线索。特别是其中一个人物，按作者原来的构思是个次要角色，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越来越丰满，越写越显得这个人物非常重要起来，他的故事简直就可以单独再写一部了：那是参加过内战的一名老年人、一位老上校，他无休无止地在等待一笔退休金，他人穷志不短，他还养着他那个被谋害致死的儿子的一只斗鸡。“上校和他的斗鸡的故事从我那部小说里跳出来了”。

　　其实，这个故事源于这样一个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一家鱼市上有好几次总看到一个人靠在栏杆旁边，像是在等待的样子。这个人使马尔克斯联想起另一个人物，一个没完没了地在等待着什么的老人。然后，这一形象又很自然地和他童年时代的追忆对上了号：外祖父的形象。这个等待的老人，应该是一位上校，内战的幸存者，他等待着对他的赫赫战功表示酬谢。描写斗鸡的设想和他的故乡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一带，和所有加勒比地区一样，斗鸡是一项极为普遍的民间运动。

　　除此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将回国的路费用完之后忍饥挨饿的经历，也为这个故事增加了感性的东西。那时，他每天到楼下去等信送来，满心盼望有个好消息，这部小说里的上校也该象他一样惴惴不安地准时到邮局去。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被上校这个人物以及他的斗鸡所吸引，于是便决定把这个故事从描写匿名帖儿的小说里抽出来。

　　1956年，也就是马尔克斯二十九岁时，在巴黎完成了他的《恶时辰》的初稿，然后用一条彩色领带把小说捆了起来，藏进手提箱里，集中精力去撰写关于上校的故事。他怀着同样的激情投入了这项创作。他写了又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部小说他总共打了11遍草稿最后终于在1957年l月完成了，这是他的一部杰出的作品，当时他对此还茫然不知。

　　剩下了日子就极其艰难了。1968年，马尔克斯成名后，巴黎的一家报纸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段艰辛、冒险而又奇特的生活进行了报道。

　　他没法找到工作，因为必须要有介绍信。可他举目无亲，谁也不认识，又有谁会给他工作做？再说他又不会讲法语。有时候，他捡几个空酒瓶去换点儿钱，有时候则检点旧报纸，他就以此度日。马尔克斯有整整三年过着这种窘迫拮据的生活。当时他们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与马尔克斯处于同样困境的还有好些拉丁美洲人。他们发现要是向肉店老板买一块牛排，他就会奉送一根骨头，这样就可以熬一锅汤了。他们常常彼此之间从有肉骨头的人那里借骨头来熬汤，然后再还给他。那时候无论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还是店员或服务员都很粗野无礼，如今他们一个个地倒全和蔼可亲了。也许“这大概是因为我当时买一块牛排还要人饶一根骨，而如今我一买就是一公斤肉的缘故吧。我不敢肯定这是否就是他们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的缘由，要不，法国人真的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候，马尔克斯在居雅斯大街的一家旅馆下榻，旅馆名“佛兰德”，老板是拉克鲁凡先生夫妇。当他一文不名时，他就跟他们说，我付不出钱了，他们就让他搬到阁楼上去住。“我想，要不了两三个月。情况就会改善的，不料我一住就是一年，而且总是交不出一分钱来。”一年之后，马尔克斯付给他们十二万旧法朗，这对他来说可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啊。后来，马尔克斯又到了巴黎，第一件事便是打听佛兰德旅馆的拉克鲁瓦夫妇的下落。可听人说，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有一次，马里奥·巴尔加斯路过巴黎在韦特旅馆下榻。马尔克斯就去拜访他，当马尔克斯走到这家旅馆时，发现老板竟是拉克鲁瓦夫妇俩！令人颇为惊异的是，马里奥当时的处境竟跟马尔克斯在1960年时一模一样，他们同样也对他说类似的话，请他搬到阁楼上去，他也跟马尔克斯一样，好长时间掏不出一分钱来。也正因为如此，马尔克斯才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而马里奥写出了《城市与狗》。巴黎并没有变，倒是马尔克斯自己变了，现在只要马尔克斯愿意，就能找到工作。不过，马尔克斯要是没有这三年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可能当不了作家。他在这儿学会了：谁也饿不死，而且谁都能学会在大桥底下睡觉过夜。1956年年底，《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完成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便离开佛兰德旅馆搬进了达萨大街的一间“女佣客房”。原来，那儿住着一位西班牙姑娘，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时与她有过一段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爱情瓜葛。后来，这段爱情消失，而代之以两人的友谊。

　　到社会主义国家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达萨大街继续写他的匿名帖儿小说，一直写到1957年中期，他的好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又回到了巴黎。于是，两个人便决定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三十岁。

　　他们先去西德，然后再到了东德、又去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这次旅行写了许多文章加以报道，他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糟糕的是东德。他看到，人们虽然吃得很好东西也很便宜，但是，那儿给人的感觉什么都很难看，千篇一律、灰不溜秋。他们早餐时吃的东西在其他地方简直可以用一吃顿正经的午餐，而且价格要低得多。但是他们象是很沮丧、很痛苦，无精打采地吞食着那一大份肉和煎蛋。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压抑的还有人们那种悒郁寡欢的情绪以及他所见到的市政建设的拙劣的审美意味，特别是柏林“斯大林大街愚蠢可笑的情景”“真不可思议，东德人民既然已经夺取了政权，掌握了生产资料、商业金融和交通，何以竟如此忧郁呢？他们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忧郁的人民。”

　　对捷克斯洛伐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印象就要好多了。“我见到的捷克人，没有一个不对自己的命运多少感到欣慰。大学生们几乎没有就当局对文学和外国报刊毫无必要的控制以及难于出国外访表示不赞同的意见。”“那是人民似乎并不感到神经紧张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儿，人们并不感到（无论确凿与否）自己受到秘密警察的管制。”他刚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觉得“在欧洲与我们哥伦比亚各城镇之间，居然有不少相似的东西”，“这不禁使我感到，那个酷热的、广漠的、只有一个人趴在一辆摆满彩色瓶子的冷饮小车上呼呼大睡的车站，简直跟圣玛尔塔那一带盛产香蕉的地区的尘土飞扬的车站一模一样，何况，唱片更加深了这种印象：那是哥伦比亚的洛斯潘乔斯博莱罗舞曲、古巴的漫博舞曲和墨西哥的科里多舞曲。博莱罗舞曲《佩尔菲迪娅》播了一遍又一遍，而仅仅在我抵达之后数分钟，还播放了拉斐尔·埃斯卡洛纳演唱的《米格尔·卡纳莱斯》。”

　　在捷克，一条小小的街道，也能引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浮想：

　　“那儿有一条小小的街道，即炼金术大街，那是为数不多的，建造得很平常的一座博物馆是逝去的岁月把它形成这个样子的。据说在十七世纪，那儿有几家卖新奇玩艺儿的小店。而炼金术士们则在店堂的后院烧自己的眼睫毛，说是这样可以搞到点金石和长生不老之药。天真的顾客们张大着嘴巴等着奇迹出现，可末了，自然是空欢喜一场，他们一个个地张大着嘴巴脱离了尘世（为了买一贴长生不老之药，他们那点放在玻璃柜上的钱，可真是攒之不易啊）随后，炼金术士们也都一个个仙逝归天，而随之同归于尽的，还有他们那些妙不可言的处方。其实，那些玩艺儿，不过是一些杜撰的 ‘科学’歪诗罢了。如今，这些小店一家家门户紧闭。然而谁也没有为了讨好观光游客而对这些小店加以乔装打扮。为了不让蝙蝠和蜘蛛充斥店堂为了显示年代的久远，这些小店每年都有人用黄色和蓝色这两种粗拙的，幼稚的颜料油漆一遍，因此总显得崭新光鲜，只是这不是现代概念上的崭新，而是十七世纪那种崭新。这些小店即没有门牌号，也没有可供咨询的材料。你要问捷克人： ‘这是哪儿呀？捷克人便会神色极其自然地回答你，使你恍若置身十七世纪： ‘这就是炼金术士大街。’”

　　到了波兰，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有些惊异了，这儿的土地自然是一片干燥，但不知怎么搞的，他总感到华沙曾经连续多年下着大雨。

　　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最大王国，他发现了苏联人的慷慨大方的优点：

　　“在乌克兰的一个火车站上，我结识了一位德国代表，这位先生对一辆俄国自行车大加赞扬。在苏联，自行车是很稀少的，也是很昂贵的。受到赞扬的那辆自行车的女主人（一位姑娘）听到后，便对那个德国人说，她要把自行车送给他。他婉言谢绝了。火车开动时，那位姑娘在群众的帮助下，把自行车扔进了车厢但没想到把那位代表的脑袋给砸破了。后来，在莫斯科联欢节上，有一件趣事是尽人皆知的。一个用纱布包扎脑袋的德国人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兜风。”更令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兴趣的是苏联的辽阔的国土，纷繁复杂的民族、语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风格不同的景色。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苏联那种：一方面，劳动人民拥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每人一年只能买两件衣服；另一方面，又为苏联火箭登上月球而自鸣得意的状况也十分吃惊。

　　对苏联的观察，明显地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苏联在政治上感到失望。因为苏联现实的一切都已经表明，它已经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这种与外界隔绝封锁的局面使苏联陷入一种困境。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道，只有一个，那就是莫斯科电台的频道。在那里，只能呼吸到“一种既土里土气，又装腔作势的空气。”在这里一种闭关锁国的土地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感兴趣的是斯大林。他想弄明白斯大林在那样一个反对“个人迷信运动”的潮流下是怎样将难以形容的强大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及对斯大林的怀念为什么仍能激起人们狂热情绪的。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红场的陵墓去看了看斯大林的遗体。

　　奇怪的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参观斯大林的遗体时，他将斯大林——那个在玻璃棺材中的、蓄着八字胡子、长着一双女人般手的独载者与卡夫卡的作品联系起来了“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在苏联是见不到的。据说因为他是一个有害的形而上学的教士。然而他却可能是为斯大林立传的最优秀的传记作家……”“有一天下午，有人在莫斯科给我解释究竟什么是斯大林制度，我感到他们所解释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找到先例……”。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一个撰写一部有关独裁者的长篇小说的念头的。

　　委内瑞拉

　　这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和感受是惶惑的、矛盾的、有的报道还自相矛盾。

　　在欧洲长期的飘泊，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尝够了生活的苦头，但终究他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转起来。

　　195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游历归来，在10月份又去了英国的伦敦。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想学会英语。但是英国对于来自热带地区的马尔克斯来说，未免就太冷了，他在英国只呆了两个月，并且是躲在肯辛顿南部的一个旅馆里度过的，在那里他写了几个早已在脑子里有形的短篇小说。

　　也是1957年12月中旬，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从委内瑞拉发来一封电报，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已经担任《瞬间》杂志的领导工作，决定聘请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该刊的编辑，去委内瑞拉的旅费由《瞬间》杂志社负担。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而且他也非常迫切地想回到那片适宜他生长的拉丁美洲去。他用一条彩色丝带把新的手稿一捆，收拾好行李，就动身了。

　　在圣诞节的前夜，加西亚·马尔克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在圣贝纳迪诺区的一座公寓中住下了。

　　对于委内瑞拉，加西亚·马尔克斯怀有一种美好的，然而又是紧张的记忆。对于在那里的朋友，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对于加拉加斯他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认为它是“一座可怕的，不实际的、不近人情的城市”。因为他刚到加拉加斯没多久，就发生了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政权的倒台事件。那时，他在《瞬间》杂志工作还不满一个星期，他与普利尼奥正忙着要准备到海滩去，突然听到轰然一声巨响，随后就是机关枪扫射声、炮声以及喷气式飞机擦地飞行的轰鸣。那时，马拉凯地区的军队发生政变。从 1958年的1月1日到1月21日这二十天里，加拉加斯的整个城市都被各种袭击、示威游行、警察的盲目镇压以及不着边际的谣言所充斥着。

　　从那时起，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和其他的加拉加斯市民一样在高度紧张和惊恐中度过了二十天。也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写一部有关独裁者的长篇小说的冲动。

　　1958年3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委内瑞拉回国，在巴兰基利亚与梅塞德斯完婚。尽管在巴黎的那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那位西班牙姑娘动过春心，但梅塞德斯三年苦苦的等待也着实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内疚了很久。这次闪电式的回国总算了却了一桩大事。在回国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手稿留在了波哥大的赫尔曼·巴尔加斯那里，赫尔曼·巴尔加斯于是把这部手稿转交给豪尔赫·盖坦·杜兰，不久，盖坦就把这部小说在《神话》杂志上发表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完婚后立即又回到了委内瑞拉的巴拉加斯。他在《瞬间》杂志工作了仅仅半年。这半年也是委内瑞拉噪动不安的时刻，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委内瑞拉就平息了三次政变。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维持生计而忙碌，但他的小说创作却从未间断过。在委内瑞拉这段时间创作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小说集子里的绝大部分的短篇，其中有几篇是在伦敦开的头。第一篇《礼拜二午睡时间》曾参加由加拉加斯《国民报》主办的短篇小说年度大奖赛，但没能获奖。接着，他写出了小说《有这么一天》、《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蒙铁尔寡妇》以及《纸做的玫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篇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后写成的。

　　1958年中旬，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市，当时的市民对尼克松早已恨之入骨，于是，当尼克松的车行到市中心时，遭到群众的石块袭击。尼克松本人也受到了冲上来的群众的唾骂，而且几乎受到皮肉之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瞬间》杂志的老板拉米雷斯·马克格雷格尔卑琐地写了一份“道歉书”，准备以《瞬间》杂志社的名义，作为社论发表。但普利尼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把老板的名字署上，公开发表，因为他们不赞同老板这种卑琐而下贱的行为。文章发表后，老板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谴责和唾弃，使他丢尽了脸。这位老板大发雷霆，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也愤怒地辞去了《瞬间》杂志的工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瞬间》杂志退出来之后，很快又在卡普里莱斯电视台主办的一个叫《委内瑞拉画报》的杂志社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杂志爱登社会丑闻和小道消息，在当时的委内瑞拉的名声不太好。但这并没有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不安，因为在他看来，报界的工作只是他谋求生存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

　　但是，当1958年年底古巴革命爆发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再也不能以这样一种泰然自若、孤芳自赏的心态在一个被社会所不信任的黄色杂志工作下去了。

　　与许多拉美作家一样，古巴革命，在一段时间内，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积极支持左派政治行动的人物。

　　1959年1月，由于拉美地区的报界对古巴革命的真相不太清楚，因此对古巴枪毙反革命分子的行动采取了充满敌意的报道。古巴革命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便发动了一场“公布事情真相行动”，他邀请世界各国记者和观察家来参加审判索萨·布朗科大会。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赶赴哈瓦那参加了审判会，当宣布判处被告死刑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的几位记者产生了同情心，于是就提出更改原判的要求。

　　尽管古巴枪毙战犯使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测隐之心。但他返回到加拉加斯后，依然是坚决地支持古巴人民的革命的，而且他也在寻找能为古巴革命做点什么的机会。

　　那时，古巴革命正在组建一家通讯社，称作“拉丁美洲通讯社”。当时领导“拉丁美洲通讯社”的人是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就来到了拉美通讯社。马塞蒂建议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哥伦比亚去建立拉丁美洲通讯社办事处，两人接受了。

　　1959年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祖国。来到波哥大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立即投入到他的政治记者的生涯。他主要负责向古巴的哈瓦那拍发有关哥伦比亚局势的真实消息，并将拉美通讯社采写的电讯稿在哥伦比亚报纸上发表。但当时的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哥伦比亚的报界，为古巴的过激措施感到不安。有时候，他们常常通过私人的关系，说服各日报、电台、杂志的领导人消除成见。这样，1959年，他们在报界打开了路子，使拉丁美洲通讯社的通讯稿在电台得以广播，从而能与美国通讯社对古巴的敌意报道形成对抗。

　　这一年，即1959年，马尔克斯三十二岁。他的文学创作也正是上升时期。1959年的中旬，《时代报》发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同时，在这一年他完成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篇著名的小说。随后他又将那部写了很长时间的“大部头”有关“匿名贴儿”的小说，从头到尾重新读了一遍。经过默默地细致的思考，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这部从巴黎就开始写起，写了四年的长篇小说的五百页稿纸全部撕毁，他要重新写，这个痛苦的割舍对于一个以业余时间进行终身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那么的不容易。原来写的这些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第一稿中，那种明显的、根深蒂固的受福克纳的影响和模仿海明威的那种笔法，因为，他要的不是仿模和相似的作品，他要超越这两位大师。因此，他谨慎地制定了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三个月之内写完了那部他花了四年写就的匿名小说。

　　1960年9月作为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在哥伦比亚办事处的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被召到古巴的哈瓦那，并在哈瓦那一直工作到年底。

　　也是在196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巴兰基利亚那儿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单行本的第一版面世，两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由于缺钱花，就将这部小说的版权以五百比索的代价卖给了阿尔贝托·阿吉雷这位出版家。

　　在纽约

　　1961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记者的身份带着妻子梅塞德斯和两岁的儿子罗德里戈到达纽约城，并出任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副主任。

　　但他们在纽约的日子并不好过，处处充满了危机。对于记者来说，那时的纽约成了令人胆怯的地方，成群结队的流亡分子整日在街头寻衅闹事，记者是他们威胁的主要目标。由于记者不准携带武器，所以他们只得在办公室里准备了几条铁棍，以便防止受到这些人的袭击骚扰。

　　1961年4月份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美国报界歇斯底里地掀起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运动。4月26日，古巴革命被宣布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行动付诸实施，美国飞机轰炸了古巴机场，同时流亡分子拼凑而成的队伍和在佛罗里达、中美洲军事基地受训的军队在猪湾登陆。但没过多久，这场入侵就被击退，死伤惨重，于是古巴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

　　过了没多久，又发生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影响的一件事：以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为首的原共产党集团，用阴谋诡计和官僚行政手腕把对他们并不绝对忠诚的人，从政府和国有化企业的重要位置上统统清除出去。谁要是胆敢说一个不字，便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拉丁美洲通讯社也是他们清洗的目标。1961年5月，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到哈瓦那去，拉美社的负责人马塞蒂便向他通报了这些情况并告诉门多萨他要辞去在拉美社的职务。于是过了几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在纽约也提出了辞呈，以表示对马塞蒂的支持。

　　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再一次地失业了，而且他自己所剩下的钱也不多了，加上妻子和孩子都在身边，他便决定回哥伦比亚去。曾利尼奥在回波哥大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约好将钱汇到美国的新奥尔良去，于是，他便决定先坐长途汽车到新奥尔良去，去亲眼瞧瞧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是什么样子。

　　经过二十天的颠簸，他们来到了新奥尔良城，在那时他们见到了他们想要见到的一切。

　　《虚度年华的海洋》

　　来到新奥尔良城，加西亚·马尔克斯改变了计划，他决定从陆路到墨西哥去，以便投身到电影事业中去。

　　当他来到墨西哥时，当时文坛上的一颗伟大的巨星——海明威陨落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时，正赶上各大报纸报道海明威逝世的消息。他的心情非常悲痛，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那么迷恋过海明威的作品，现在他却去逝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篇《一个男子汉从容地死去》的悼念文章，以示对这位世界文坛的巨人的纪念。

　　来到墨西哥有好长一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找不到工作，他的钱带得又很少，他在墨西哥城负债累累。这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了他小说创作沉默期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虚度年华的海洋》。从此一直到1965年，这四年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再也没有产生过想写一部小说的想法，这四年可以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创作中的“沉默期”。

　　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墨西哥城，本来是想投身到电影创作中来的，但现实使他明白了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电影界中打开局面不是很容易。于是，他不得不退一步，再次搞起他新闻记者的老行当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出任墨西哥《事件》和《家庭》这两个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的负责人。他并不为这两个刊物写稿，而是为杂志设计版面，并把从各种搜集来的材料改头换面、排满版面。《家庭》是一份妇女杂志，常常登载夫妇生活咨询、菜谱以及言情小说之类的稿件；而《事件》则专登耸人听闻的犯罪事件和社会新闻。

　　1962年4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二个儿子在墨西哥出生了。

　　1963年9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辞去《事件》和《家庭》两家杂志社的职务，到华尔脱·汤普森新闻社工作。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合作，开始改编墨西哥作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胡安·鲁尔弗的短篇小说，并改写成第一部电影剧本《金鸡》。第二年，由罗伯托·加瓦尔车导演，拍成电影。

　　从1963年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编写了许多电影剧本，但很少是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他常常是不得不修饰和改写别人的剧本。196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的《死亡的时刻》才是他电影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独立完成的作品，但后来在《艺术杂志》上发表时由卡洛斯·富恩特斯修订了全文，并作了改动，以致对白更具“墨西哥”特色。1965年，这部《死亡的时候》由阿图罗·里普斯坦拍成电影。

　　继《死亡的时刻》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又编写了一本剧本《佩茜，我的爱！》，也由曼努埃尔·米歇尔拍成电影。1965年，阿尔贝托·伊萨克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后来，这部影片参加了瑞士洛迦诺电影节。196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写了电影《H.O.》，由阿图罗·里普斯坦导演。后作为总片名《危险的游戏》的上下两部影片之一上映。后来，他又参加改编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电影脚本的工作。最后，他与制片商安莎·马吐克签订合同，与路易斯·阿尔科里萨合编三个电影剧本，但可惜的是一个也没有拍成电影。

　　《恶时辰》的遭遇

　　1962年4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到了一张一千墨西哥比索的支票，因为，他的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由维拉克鲁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印了两千册，但销售情况不太理想，卖了数年才卖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包括：《礼拜二午睡时刻》、《有这么一天》、《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蒙铁尔寡妇》、《周末后的一天》、《纸做的玫瑰》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共八篇小说。

　　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再次动手修改那个从巴黎就开始写的匿名帖的故事，并为这个故事起了一个非常放肆的名字《这他妈的镇子》。后来，这个书名被哥伦比亚驻墨西哥的大使卡洛斯·阿朗戈改为《恶时辰》，从此这部小说就以《恶时辰》而一举成名。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部小说寄到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去，参加由美国埃索石油公司举办，哥伦比亚语言学院赞助的文学竞赛。那位语言学院的院长费利克斯·雷斯特雷波神甫对小说中那些大胆而不堪入耳的字眼儿大为不安，但对作者那赋于天才的描述又很高兴。于是，在决定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埃索奖”之前提出了一条出人意料的建议：他要求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阿朗戈与《恶时辰》的作者进行商谈，希望加西亚·马尔克斯能将作品中两个不能使某些人容忍的字眼——“避孕套”和“手淫”删掉。但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与大使会面时，故意做出一副学者的严谨风度，说他只同意删掉一个词儿“我同意删去一个。大使，随你挑一个吧。”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获得了埃索奖，奖金是三千美元。

　　但是，《恶时辰》这部小说的坎坷经历还没有就此结束。文学评奖的资助者哥伦比亚语言科学院，为了把这项评奖活动办得更加圆满便把这部作品寄到西班牙马德里路易斯·佩雷斯出版公司，想在那里正式出版。但是，这一寄却坏了，该出版公司的校对人员没有征求作者的意见，就擅自以“准确的西班牙文”对小说原稿进行了修订。他们删除了原文中拉丁美洲方言词语，把小说“西班牙”化了。而且，在校对的过程中，把小说弄得错误百出。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到由这家出版公司从西班牙寄来的《恶时辰》时，他非常生气，那简直是对原稿的无情践踏，加西亚·马尔克斯立即在《观察家报》上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该版的印书。小说第二版，后来在墨西哥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第二版上附了一个声明：“《恶时辰》曾于1962年首次出版，校对人员借口维护语言的纯洁，曾将原稿中某些词汇擅行更改并僵化了小说的风格。此次，作者为维护其主权及本人意愿，特将被篡改歪曲的文字与风格复原如初，因此，本版《恶时辰》实乃该书初版。”

　　尽管加西亚的《恶时辰》和他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短篇小说集都完全有资格获得好评，但这两部书的发行量却很小。

　　孤独：一个刚刚开始的旋律

　　从1961年的七、八月份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完《虚度年华的海洋》开始，一直到1965年1月的《百年孤独》的写作，近四年的时间，即加西亚·马尔克斯三十四到三十八岁这段时间，他基本是处于一种沉默的状态，尤其他的小说创作，这近四年的时间他没有写出来什么东西。而这种沉默的，近乎停止的创作冷战状况，对于那样一位炽恋着小说且又是那么勤奋的作家来说，这样的“嘎然而止”确实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这四年当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多次说过“我再也不写作了”。是他不愿写了，还是受外界的什么力的作用而不能写了，或是写不出来了呢？

　　这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墨西哥城。一直到写出了《百年孤独》，他都在沉默着、自责着。

　　他最怕的是朋友们或毫不相干的人，在见面时，跟他议论他以前的作品，赞扬诸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之类的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时唯一一个常常留在心头的意念就是他以前创作的所有作品，包括几个短篇，两部中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是“失败之作”，以他在文学上的雄心和他写小说之初的打算来衡量他以前的作品，就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中断自己的创作进行自渎式的自我批评是有他潜在的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他长期的记者编辑工作以及后来他所热衷的电影编剧从客观上不知不觉地限制和影响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为了谋生，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作的这些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同时由于撰写大量的政论性的评论和按着杂志和电影主管们的意图而进行的不自由的创作，从客观上不仅限制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凡的想象力，而且他的创作技巧也受到了束缚。

　　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声言“我再也不写作了”的时候，一个伟大的巨著和一个超凡的想象正在形成着。

　　1965年 1月，这个超越他以前所有作品和创作技法的长篇小说，就在他驾驶着那辆漂亮的奥佩尔牌小轿车从墨西哥城到阿卡普尔科的公路上一下就涌到了他的眼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这部从遥远的、漫长的青年时代就在朝思暮想的小说的出现而兴奋、惊奇、情不自禁的激动着。他曾对人回忆他在那时的感觉时说道：这部小说我已经深思熟虑，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我简直可以在车里把第一章逐字逐句地向打字员口授出来了。”

　　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便迫不急待地赶回家去，立即和自己的夫人商量了一下，将一间名为“黑窝”的秘室腾出来，专门用来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制作这部伟大的杰作之用。

　　于是，从1965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关在那个“黑窝”里，一直到1967年，他被“放”出来时，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半了！等加西亚·马尔克斯重新把“黑窝”的门打开时，他手中拿着一部惊世骇俗的巨著《百年孤独》的手稿，而在门口迎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梅塞特斯夫人手中拿的，却是这一年半中欠下的十二万墨西哥比索（合一万美元）的帐单。

　　在这一年半的闭门创作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请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因任何事情（特别是经济问题）去打扰他，而他的两个儿子只有在晚上才能见到他。由于长期坐在打字机前连续地每日以八—十小时的工作强度工作，他的神情显得很疲惫，再加上他在创作中猛吸烟卷而显得面容憔悴。有时候，他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天，只进展了一小段。

　　“黑窝”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给自足的“家中小家”，那儿有一张长沙发，一个小小的自用浴室，一个小巧玲珑的庭院。

　　每天晚上，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疲惫不堪、面容憔悴地从“黑窝”出来 “会见”他的儿子时，总有一批朋友等待在那里，来探望这位身患“绝症”的“病人”。他们中有：阿尔瓦罗·穆蒂斯、玛丽娅·路易沙·埃利奥和霍米·加西亚·阿斯科特。这部《百年孤独》正是为这几个人而做。

　　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书稿的前三章写完后便把稿子寄给了旅居欧洲的卡洛斯·富思特斯，他读过之后，非常高兴，立即提笔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永久》周刊《墨西哥文化》专栏内，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作品大为赞扬： “我刚刚读完《百年孤独》前七十五页手稿，精彩之极……其中，虚构的故事与 ‘实际’的故事、梦幻与史实交织融合，而由于运用了民间传说、杜撰、夸张、神话……，马孔多变成了一块世界性的土地，变成了一个缔造者以及他们的兴衰之圣经般的故事，变成了一部有关人类保存或毁坏自己的渊源和命运以及梦想和愿望的历史。”

　　不久，《百年孤独》的部分章节便开始在波哥大的《回声》报、巴黎的《新大陆》、墨西哥的《对话》、利马的《阿马鲁》上登载出来，并立即受到同样的好评，这样，在这部伟大的巨著尚未完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成功前景。

　　1966年初，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美出版社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写来一封诚恳的信，信中提出要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前的作品重新出版印刷。于是，马尔克斯便把正在撰字的这部《百年孤独》答应给这家出版社。于是，1967年6月，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这部作品完成没多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美出版社就出版发行了这部作品。

　　《百年孤独》的问世，引起了轰动，第一版在几天内便销售一空，第二版、第三版以及后来的数版，也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购一空，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出售了近五十万册。

　　与此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前的所有作品，一版再版。过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尽管在朋友们中间的声誉很好，但那些作品印成书后，卖得并不快。但当《百年孤独》一问世，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这部书的成功，而且，连以前人们都不太在意的作品也成了热门书籍，一时之间，人们以尽可能多地阅读到这位世界性的作家的作品，而感到荣幸和欣慰。

　　这部小说的声誉很快超越了语言的屏障，传到了外国出版商那里，他们竟相抡起稿来。小说在问世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便签定了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芬兰、巴西、瑞士、德国、俄国、挪威、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英国、丹麦、日本和匈牙利等十八个翻译出版合同，而最初的几种外文版本也获得了种种荣誉：1969年获意大利基安恰诺奖，同年获法国最佳外国作品奖，1970年被美国文学评论家列为12部优秀作品之一。

　　在荣誉面前

　　小说在世界上引起的轰动，使这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有些手足无措。连他自己都难以相信，一夜之间，由于他小说创作的成功不仅使他那笔难以偿还的债务得以迎刃而解，而且还使他有充足的财力来干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了，这时，他想带着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孩子举家迁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去，到一个陌生的清静地方去写下部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

　　在动身去欧洲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参加了两个难以推脱的活动，一个是出席第八届伊比利亚文学国际会议并出席1967年7月底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授奖大会，二是参加同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颁发的《头版新闻》小说奖评奖委员会工作。

　　《百年孤独》的成功将加西亚·马尔克斯推到了一个明星的角色，到处都是请他做报告的，采访他的，请他参加各种委员会的，他一边耐心地以幽默的方式进行着推委，一边对这一切又感到极度的厌烦。那时，他身穿一件花花绿绿的衬衣，以极不严肃的装扮骗过那些聪明而博学的教授们的眼睛。而且，他还常常学着佩特拉姨妈的模样，板着脸，向记者们透露，他的小说都是他夫人写的，自己只不过署上个名字而已。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让他在扩音器前和大庭广众中讲话，简直是难受极了。

　　他在加拉加斯待了几天后，便去波哥大。回到自己的祖国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很亲切，他的作品在自己的国家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采访他的记者们不断，大街上到处是追着他要求他签名的人。后来他还到了智利接受了专访和报告，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讲话和他的活动，知识界和新闻界都反映极为强烈。

　　巴塞罗那

　　1967年10月，即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十岁时，他移居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他移居巴塞罗那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到一个没有人打扰他的陌生的地方专心致志地进行他所热衷的写作，但是，没有想到，从南美来到欧洲一样让他不得安宁。

　　每天，总有两三个出版商或记者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住所打电话，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接见他们。马尔克斯的妻子每次接电话，都不得不耐心地撒着谎，说他的丈夫不在家。但那些人，几乎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妻子一样有耐心地每天给他们打电话。

　　最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不接待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而对于报刊的记者尚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报刊记者，对同行就有所宽容。但那些记者们，一来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就喝酒，喝得酪酊大醉，而且一直闹到凌晨两点多钟。回去之后，就把那些在酒桌上讲的口无遮拦的题外话往外披露，弄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哭笑不得。有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规地接待报刊记者的采访，认真地回答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等发表出来内容就大大地变了样。

　　在巴塞罗那，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要对付记者们的纠缠之外，还要应付出版商的纠缠。

　　有一次，有一个姑娘来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住处，对马尔克斯说：你要是回答我二百五十个问题，我们就可以为您出一本叫《加西亚·马尔克斯答250问》的书。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客气地把这位姑娘请到他楼下的一家咖啡馆里，告诉她，要是我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了二百五十个问题，那本书的板权就是我的了，当然，赚钱的还是你们。那位女士也同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意见，说自己也不过是受那位出版商的剥削。

　　还有一次，一个出版商找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妻子，让她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私人信件都找出来，想为他出一本书信集，当然赚钱的依然是出版商。

　　又一个出版商来了，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为切·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日记写一个序言。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客气而又不乏幽默地回答他说，我很乐意照办，但是得需要八年时间才能将这篇序言写完，因为我拿出来的必须是像样的东西，你们能等吗？

　　还有一个西班牙的出版商，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可以在马略尔卡岛的帕尔马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一幢乡间别墅，而且可以给他充分的时间进行创作。条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必须把下一部长篇小说交给他来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十分恼火，写信给那位出版商说“你恐怕找错了人了，因为我不是一个妓女”。

　　更有甚者，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巴塞罗那后，从美国的纽约来了一封不相识的老太婆的信，信中先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大加赞扬，最后她说，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愿意的话，她就可能寄一张她的全身裸体照片来，马尔克斯的妻子梅塞德斯看过这封信后十分的恼火，把那封信撕得粉碎。

　　重返欧罗巴

　　《百年孤独》的成功，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和金钱，而且还有许多令他厌烦透了的事情。因此，从1968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提《百年孤独》这部书，他很怨恨它，他认为是这部书差点把他给毁了，在有这部书和没有这部书前后，他的日子是那么的不相同。

　　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次检查这部使他成名的作品时，他说《百年孤独》“写得简洁流畅，但轮廓粗糙，我倒要说，写得很肤浅”。

　　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从1967年10月迁居巴塞罗那后，除了进行了几次旅行，访问了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等几个国家以外，就开始潜心进行了下一步的创作。这中间他除了写出了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篇幅很长的电影剧本《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外，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这部书上了。

　　《家长的没落》这部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年轻时代就在构想的一部反映独裁统治者的小说。他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去构思，而于1968年到1975年花了七年时间才创作完成，因此，在马尔克斯看来，在《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这是他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5年写的《家长的没落》时，写了六个月便停了下来，因为他作品的主人公——一个年迈而昏慵的独裁者品格方面的某些特征写得不太清楚。大约过了两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到了一本海明威的关于非洲狩猎生活的一本小说，当他读到了海明威描写的大象那一章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突然找到了写好那位独裁统治者的方法了。原来，《家长的没落》中的独裁统治者，就是根据大象的某些特性来描绘的。

　　《家长的没落》刻画了一个大独裁者，某共和国总统尼卡诺尔的一生。这个独裁者采用种种阴险手段，清除政敌、镇压反抗者。他有无数个情妇，生了五千多个儿子，他母亲去逝了，他便命令全国上下为他母亲哀悼一百天，并把她的诞辰日定为国庆日。他实行独裁的家族式的统治，他老婆莱蒂西娅控制着政府的各个部门，就连他刚出生的儿子也被授于少将军衔。他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极端家长式的独裁统治，终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在写作的过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是在欣赏音乐中完成的，因此，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音乐的影响，使作品具有散文诗的风格。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5年完成并发表了他的《家长的没落》。

　　文学“罢工”与恢复创作

　　1975年到1981年，整整五年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又中断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在他的一生中，小说的创作出现了两次断层，第一次是 1961年～1965年那一次的“文学沉默”时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前的创作并进行消化批判时期，这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说的是“我再也不写作了”认为自己以前写的作品都不值得一提，在这种类似受难式的煎熬中，他渡过了那段比较危险的文学沉默时期。

　　1975～1981年这五年的“文学罢工”实际也是他文学创作的调整时期，这次文学创作中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抗议智利的军事政变，因此，无论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来看，还是从他所从事的事情来看，他都可以说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热切关注现实的作家，他作品中出现的场景无论是虚幻的，还是现实的，从某种角度来看，都带有很浓重的政治色彩。

　　经过五年多的“文学罢工”和在各方面的充分积累准备，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81年又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

　　1981年4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出版了新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部小说由哥伦比亚出版社出版，在西班牙语国家中再一次引起了轰动。但是，西方文艺评论界对他这部小说的反映有些不同。赞扬这部书的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的文字精练，结构严谨，将虚幻的和现实的场景结合在一起，将夸张与写真、戏剧性的冲突与爱情的纠葛熔于一炉，是部十分难得而又“成就卓著的优秀作品”。批评的人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究竟是有五年的时间没有创作小说了，因此，从作品中可以看见他对小说创作已经比较生疏了，认为“作为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丧失了表达能力，丧失了他那种写景时感人肺腑的渲染和描写才能”。“其中不少段落，读来是令人感到单调乏味的”。

　　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1982年10月21日，一个消息震撼了拉美文坛并响彻在世界人民耳畔——诺贝文学奖授予《百年孤独》的作者哥伦比亚著名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消息使哥伦比亚全国一片欢腾，拉丁美洲的文学界也为此殊荣第四次降临在拉美文坛上而欢欣鼓舞。

　　1982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成了世界文坛引人注目的人物，而他的小说创作也因而越发不可收拾。

　　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了他的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清晰地阐明了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和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而天才的思考。198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他的著名电影文学剧本《绑架》，1985年 12月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代的爱情》。小说以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初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地区为背景，以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弗尔米娜·达萨为主线，表现了由爱情、老年、死亡这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组成的主题。这部小说，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创作风格、表现手法上，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前的作品很不相同。拉丁美洲文学界、批评界对他的这部作品这些突然的转变，感到大惑不解，对小说本身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法很多。

　　为了写这部《霍乱时代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一度“失踪”。他先辞去了《观察家报》星期日专栏撰稿人的职务，排除了由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带来的一切干扰，然后谢绝了与朋友们的一切来往，包括中断电话联系。这段时间他主要居住在墨西哥，有时也悄悄地回哥伦比亚的卡城待上一段时间。当然，在小说的意向披露之前，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卡城之行的原因。当他再次出现在朋友们面前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朋友们说“我已把牲口圈好了”意思是他的小说已经大功告成了。与写作《百年孤独》的年代相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次的写作环境大为改观。这部小说一经问世，便在十个国家同时出版。

　　紧接着，198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投入到创作描写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传记小说的创作中。那个时候，创作这个名为《迷宫中的将军》的长篇小说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那时候，即1987年初，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进入关键时刻时，哥伦比亚的另一作家以同一题材，同一内容写成了西蒙·玻利瓦尔的传记小说《解放者的骨灰》一书，并已经由西班牙的行星出版社的波哥大分社出版了，可以推想，这本传记小说的问世无疑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情绪带来了某种冲击和压力。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全书的所有细节按排和艺术构思，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落入别人的套路而失去自我，也就有可能留下日后遭人非议的口实。因此，这部《迷宫中的将军》的写作，竟耗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年之久的时间和精力。小说于 1989年1月份完稿，并于1989年的3月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数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并引起了意料中的良好的热情反映。

　　同时，在1986年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曾利用创作的间隙创作了《米格尔·利廷历险记》等小说。

　　孤独，一个无法摆脱的世界

　　—— 《百年孤独》评介

　　内容介绍

　　自由党军人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上校带领的军队与保守党军队进行作战，结果被保守党军队打败，上校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面对执行枪决的行刑队伍，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上校回忆起故乡马孔多镇的往事和自己的身世。原来，马孔多镇是上校的父亲霍塞·阿卡蒂奥·布恩蒂亚带着一些年轻人在人烟绝迹、无人问津的一条小河边建立起来的。原因是，他的父亲霍塞·阿卡蒂奥·布恩蒂亚和自己的表妹乌苏拉成了亲。因为是近亲结婚，乌苏拉表妹非常害怕自己生出个长有猪尾巴的孩子来，便不肯与丈夫同房。慢慢地村里人都传说布恩蒂亚不通人道。一次在斗鸡中，他赢了邻居普罗登肖，普罗登肖由于输了心里不痛快，便当众奚落挖苦布恩蒂亚不能讨好老婆。布恩蒂亚不堪忍受这种侮辱，便拿起长予与他决斗，在决斗中，普罗登肖被刺中了咽喉，当时死亡。从此，普罗登肖的鬼魂经常出没在布恩蒂亚的家里来纠缠布恩蒂亚。布恩蒂亚夫妇一恨心，就远走他乡。镇上的一些与他们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怀着冒险的乐趣，也跟着他们夫妇走了。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了两年多的时间，最后在一条荒无人烟的小河边上安营扎寨。当天晚上，布恩蒂亚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们住的这条小河边建立起了一座城市，房子都是用镜子做的，叫做什么“马孔多”。于是，布恩蒂亚便决定在此定居建立一个村镇，名字就用“马孔多”。

　　后来，乌苏拉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霍塞·阿卡迪奥是在旅途中生的；小儿子奥雷连诺是第一个在马孔多镇延生的人；女儿叫阿玛兰塔，从小由一个印第安女仆看管照料，三个孩子都很正常。

　　几年之后，马孔多人口增到了三百人，每年的3月份，总是有一伙吉卜赛人到马孔多镇来，带来镇民们从未见到过的磁铁、望远镜、放大镜等新鲜玩艺儿，有时甚至还带来冰块，最后还送来了一座炼金试验室。

　　布恩蒂亚对炼金简直着了迷，成天足不出户、埋头搞他的炼金试验。小儿子奥雷连诺也就是后来的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上校跟着父亲整天泡在试验室里。大儿子霍塞·阿卡蒂奥不久就跟一个经常来家里帮活的用纸牌算命的女人皮拉发生了两性关系。当皮拉告诉霍塞·阿卡蒂奥说她已经怀孕时，他非常地恐惧。后来，霍塞·阿卡蒂奥去看新来的吉卜赛人部落的表演时，却看中了一个吉卜赛姑娘。从此，他不辞而别，跟着吉卜赛人远走高飞了。霍寒·阿卡蒂奥的母亲乌苏拉得知儿子出走的消息后去寻找。五个月后，她领着一帮男男女女返回到马孔多镇。原来乌苏拉没有找到儿子，却在无意中找到了她丈夫吃尽千辛万苦也没有找到的与外界的通道。马孔多人丁兴旺，从此繁荣起来。

　　不久，一个人把一个小女孩带到了布恩蒂亚家里。小女孩带着一张摇椅和一只装着她父母骨殖的口袋。布恩蒂亚夫妇收养了这个小女孩，并给她取名叫雷贝卡。这个女孩有一个嗜食泥土和石灰的怪癖，还患了会传染的不眠症。很快，全家、全镇的人都被她传染而患上了不眠症。全镇上的人整日整夜地不想睡觉，而且毫无倦意，更为严重的是，得了这种病会失去记忆力。于是，布恩蒂亚想了许多办法在全镇开展了一场跟遗忘作斗争的运动。幸亏老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来到这里，他配制了药水给大家喝，使大家恢复了记忆。

　　布恩蒂亚因为孩子长大，人口增多，决定扩建新房，门面漆成白色。这时新任镇长莫科特命令所有房子都要刷成蓝色。从马孔多创立之日起，布恩蒂亚就是镇里的当然权威，他不能容忍别人来对他发号施令，一怒之下，他把镇长赶走。不料，没过几天镇长带着六个赤着脚的士兵及一辆载着他老婆和七个女儿的马车又回来了。后来，双方妥协，莫科特一家住了下来。

　　奥雷连诺随父亲去了镇长家谈判时，爱上了镇长未成年的小女儿雷麦黛丝·摩斯柯特，后来，两个人结了婚。跟大家所担心的相反，雷麦黛丝表现得出奇的自然、庄重和熟谙世务，很快便赢得了布恩蒂亚全家的喜爱和敬重。但是，后来雷麦黛丝却误服了阿玛兰塔对雷贝卡下的毒药，不幸暴亡，腹中还怀着双胞胎。此后，奥雷连诺便天天和岳父打牌，消磨时间。

　　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保守党和自由党竞选镇长，莫科特倾向于保守党，奥雷连诺同情自由党。不久，自由党与保守党打了起来。保守党的军队开到了马孔多镇，占据学校做司令部，严厉搜查武器，枪毙自由党分子。奥雷连诺带人冲进学校，杀死了保守党军官和士兵，委派他的侄子阿卡蒂奥（即奥雷连诺的哥哥霍塞·阿卡蒂奥之子）镇守马孔多镇，自己则投奔自由党梅迪纳将军的部队。后来，成为名闻全国的奥雷连诺上校。

　　自由党战败，奥雷连诺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此时，他回想起儿时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想起他不平凡的戎马生崖。奥雷连诺上校发动过三十二次武装起义，三十二次起义都失败了。他跟十七个女人生了十七个儿子，但一夜之间，都一一惨遭杀害，其中最大的还不到三十二岁。奥雷连诺躲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二次埋伏和一次行刑的枪决。

　　正要执行枪决时，奥雷连诺被自己的哥哥霍塞·阿卡蒂奥救出，然后兄弟两个人一起解救梅迪纳将军。他们赶到军中时，将军却已经被害。大家便推奥雷连诺为加勒比海革命军总司令。

　　阿卡蒂奥不久便被保守党的军队枪毙。他死之后，他的母亲乌苏拉便把他的妻子圣女索菲娅及其子女接到家中。乌苏拉不顾死去儿子的意愿，把阿卡蒂奥的长女取名为雷麦黛丝，一对孪生遗腹子取名为霍寒·阿卡蒂奥第二和奥雷连诺第二。霍塞·阿卡蒂奥和雷贝卡搬到阿卡蒂奥新盖的房子里去住。一天，他象往日一样手中攥着双筒猎枪，提着一串野兔回家，雷贝卡去洗澡了。突然，霍塞·阿卡蒂奥房里传出一声枪响，血从门下流出、淌到大街上，穿街过巷，一直流进布恩蒂亚家里的厨房。霍塞·阿卡蒂奥的尸体一抬出来，雷贝卡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与世隔绝。慢慢地，人们也就把她给遗忘了。

　　奥雷连诺上校走后八个月，差人送来一封火漆封口的信，说爸爸快死了，要家人好好照顾。乌苏拉叫来七个人，好不容易把霍塞·阿卡蒂奥·布恩蒂亚从大栗树下抬到房里的床上，但第二天，他又回到栗树下去了。两星期后的一天凌晨，他死了。当木匠来量尺寸做棺材时，天上掉下许多小黄花，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10月初，奥雷连诺率兵打回马孔多镇，保守党守军司令战败被俘。革命法庭将所有参与抵抗的保守党人判处死刑。奥雷连诺当上了总司令。

　　就在奥雷连诺的权威被全体起义者承认的当天晚上，一股侵入肌骨的寒气袭击了他，使他好几个月不得安寝，终日要用一条毯子从头到脚裹起来。他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厌恶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周旋，保守党与自由党终于鉴定了停战协定，奥霍连诺却用手枪自杀，但侥幸重伤未死。伤愈后，他闭门不出，在家里做金制小鱼，做了化掉，化了再做。

　　有一年，在政府宣布将为奥雷连诺举行庆典后，他在战争期间所生的儿子都回到马孔多来。神父在他们额上画十字，结果他们额头上的灰十字却成了永远洗不掉的标记。其中的两个儿子留了下来，在马孔多镇开办家庭制冰工厂，发明了冷饮，还修筑铁路，使火车开进了马孔多镇。

　　霍塞·阿卡蒂奥第二也招来一批工人，从事挖河道、修码头等工程，马孔多镇逐渐地现代化。有一个美国人来到马孔多镇吃了这里生产的香蕉，研究了这里的土地和气候条件后就走了。

　　不几天，来了一大批带着家属的外国技术人员，盖起了铁皮屋顶的房子，土地被铁丝网围了起来。马孔多变成了一个香蕉种植园。美国人在马孔多专横跋扈，草菅人命。奥雷连诺极为气愤，心想总有一天要把孩子们武装起来赶走这群外国佬。但这时掌握市政大权的美国佬布朗已下令把他的十七个孩子统统杀掉。

　　儿子死后，总统致电慰问，镇长送来花圈。奥雷连诺极为颓丧，从此关在屋子里又做起金制小鱼来，做满十七个化掉再重做，反复不已。一天，他到一棵大桑树下小便，于是死在了那里。

　　霍塞·萨卡蒂奥第二领导的工会组织香蕉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政府与美国的香蕉园主相互构结、派兵镇压。他们在马孔多广场杀死了三千人，把尸体装上二百节车皮，运到海岸，丢进大海。霍塞·阿卡蒂奥第二在火车上苏醒过来，跳车逃回到马孔多。

　　这时，下起了滂沱大雨。这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香蕉园一片汪洋，马孔多回到了田园荒芜的状态。

　　布恩蒂亚家族的第六代孙奥雷连诺·布恩蒂亚破译了老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提前一百年在羊皮纸上写就的这个家族的历史；家族的第一人被绑在一棵树上，最后一人正被蚂蚁吃掉。果然，此时，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把布恩蒂亚家族最后一代人——一个长有猪尾巴的婴儿拖到蚁穴中去，而马孔多也在一阵旋风中消失。

　　《百年孤独》故事分析

　　《百年孤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品，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代表作，被评论界称为“继《唐·吉诃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品”，是“本世纪下半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部小说”。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的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

　　全书近三十万字，内容庞杂，人物众多而且姓名相似，情节曲折离奇，再加上作品中对于阿拉伯神话故事、圣经典故、印第安民间传说以及作家独创的打乱时间的次序，从未来的角度来追忆现在的新颖的手法的运用，让人眼花缭乱却又趣味横生。难怪有的评论家说这部小说简直是“向读者的一种挑战。”

　　通过《百年孤独》所叙述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想通过对布恩蒂亚一家七代人在小镇马孔多创建、发展和毁灭过程中的遭遇，来反映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兴衰、历史演变以及社会现实，要求读者在理解作家描述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熔为一体的故事的基础之上，来思考是什么造成了马孔多镇的百年孤独，从而去寻找一个能够摆脱这种残酷孤独的途径。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5月出版的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一书中曾说过，他说奥雷连诺上校一家七代人历尽沧桑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拉丁美洲的历史，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提醒人民要牢牢地记住这段容易被人忽视、遗忘的历史。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的西北部，西临太平洋，北有加勒比海。地处热带，盛产咖啡、可可、香蕉、橡胶，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黄金、白银、铀等自然资源。十六世纪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19年哥伦比亚正式独立。1903年，原来属于哥伦比亚的巴拿马省在美国的怂恿和唆使下，宣布独立，成立了巴拿马国家，从此，美国的势力渐渐地侵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由保守党和自由党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在哥伦比亚政坛上轮流执政。

　　从1830年至上个世纪末的70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使数十万人丧生。《百年孤独》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内战和外国势力入侵的历史事实。并通过小说中主人公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集中表现了出来。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的残忍，老百姓的盲从、愚昧无知等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加西亚·马尔克斯用生动的笔触，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描绘了布恩蒂亚这一家族的孤独心态。在这一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的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尽管许多人都为了赶走这种孤独而进行过种种的艰难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这种各自为营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后都失败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孤独的反义词就是团结。”因此，打破孤独而又压抑的局面的办法，就是“团结”，用拉丁美洲民众团结起来的力量，共同努力摆脱包括自身形成的孤独，以及外来势力强加给拉美人民身上的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描绘了马孔多的兴盛和衰亡，在这个小小的城镇里不仅凝聚了哥伦比亚丰事的历史和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这也是拉丁美洲整体的一个缩影。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在西班牙和其他外来殖民势力入侵之前，经历着一个原始落后，但没有动乱和骚扰的和平时期，《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镇也正是如此。居民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人民是勤劳而又朴实的人民，从来与世无争。“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这块天地是如此崭新，许多事物尚未具名，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但是，这种田园般的封闭的原始社会里不可避免地有着种种弊病。其愚昧落后的现象之一，就是近亲结婚。马孔多镇的建造者，布恩蒂亚家族的第一代霍塞·布恩蒂亚与妻子乌苏拉是表亲结婚。他们的上一辈也有人因近亲结婚生下一个畸形儿——长猪尾巴的孩子。羞耻心和无名的恐惧感一直在折磨、追随着布恩蒂亚一家人，到最后他们也没有逃脱惩罚。最后，布恩蒂亚家族的第六代人还是生了一个长猪尾巴的婴儿，并被蚂蚁给吃掉了“这时，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蚂蚁穴中去。”整个布恩蒂亚家族就此覆灭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注意了把历史的真实性与作家想象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拉丁美洲的侵入，虽然也将西方的一些文明带来了，改变了当地人民与世隔绝的孤立孤独而又愚昧无知的状态。但是，同时，他们也掠走了大量的宝贵财富，剥削当地的劳动人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殖民者的侵犯所带来的“香蕉热”，人民不但不以为那是一种侵略，反而成了日后他们得以追忆回味的美好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一种历史，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中是这样进行浓缩的：以老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来到马孔多镇，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他们从未见到过的磁铁，望远镜和放大镜以及炼金术试验室等“新鲜玩意儿”。但为了换取那两块磁铁，霍塞·布恩蒂亚是将付出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的代价的。后来，他又用这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又换回了吉卜赛人的放大镜。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人从未见过的冰块，马孔多人要付每人五个里亚尔的价钱给吉卜赛人，如果想摸一下，价线还要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香蕉热”时代，美国人与哥伦比亚人民那种关系的影子。

　　在哥伦比亚，国家最初的独立，并未给人民带来什么改观。当权的统治者全是一些狠毒强横的独裁者。在《百年孤独》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到：那时，布恩蒂亚因孩子长大，人口增多，决定扩建新房，而新房都被布恩蒂亚漆成白色的了，这时，现任镇长堂·阿波利那莫利斯下了一道命令，全镇上所有的房子都必须刷成蓝色的。这一描写，恰与哥伦比亚的一个历史事实，即在萨尔瓦多独裁统治下，政府曾下令把全国的路灯必须统统地用红色的纸包起来相符合。在这段历史中，全国的老百姓吃够了苦头，在再也忍不下去的情况下，起来进行斗争。于是党派纷争、内战频繁。《百年孤独》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内战，并集中在奥雷连诺上校的戎马生涯中表现出来：“奥雷连诺上校发动过三十二次武装起义，三十二次都失败了。他跟十七个女人生了十七个儿子，但一夜之间，一一惨遭遇杀害，其中最大的还不到三十二岁，奥雷连诺上校躲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埋伏和一次行刑队的枪决。有一次，他的咖啡里被放了足以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他居然也幸免于难。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授予的勋章，最终他当了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南征北战，成了最令政府畏惧的人物。”内战使大批的无辜者惨遭涂炭，就连奥雷连诺上校这样一位“战果辉煌”的“功臣”也对战争感到茫然，最后也成了内战的牺牲品，不免于一死。至于两党轮流执政，加西亚·马尔克斯借奥雷连诺的一句话非常精彩地点出了它们的实质：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唯一的区别不过是自由派五点钟去听弥撤，而保守派是八点去。”

　　还有一段历史，就是哥伦比亚在独立后不到一个世纪，美国便看中了属于哥伦比亚的巴拿马运河，于是便怂恿巴拿马省独立，终于在1903年把这条能为美国人赚取大量金钱的运河搞到了手。从此，美国的经济入侵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拉丁美洲人民称之为“绿色的地狱”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哥伦比亚经营着大批香蕉种植园，对当地的农业工人进行了残酷的盘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表达对这一侵略行为的厌恶情绪的：

　　“……美国佬后来又带来了他们的妻子，她们穿着薄洋沙衣服，戴着宽大的纱布凉帽，情绪郁郁寡欢。美国佬在铁路的另一侧单独建了个村子。街道两旁是一排排棕榈树，房子上都装有沙窗，阳台上有白色的桌子，天花板上吊着大吊扇，宽阔青绿的草地上养着孔雀和鹌鹑。这片地区由一道铁丝网围着，活像一座巨大的电气化饲养场……”那个到马孔多镇招摇撞骗的赫伯特先生“活像一只拔光了毛的公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给拉丁美洲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掠夺和剥削，而是在精神上他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愚弄和束缚人民的措施，宗教，就是他们带来的另一种病害。殖民者入侵后，盛行于欧洲的天主教便像瘟疫一样在拉丁美洲蔓延。这种麻醉人民的鸦片在《百年孤独》中成为作者继对殖民者、独裁者、外国经济侵略势力嘲讽鞭笞之后，又一个重点攻击对象。比如，嘲笑宗教的代表尼卡诺尔神父只有在一杯巧克力的作用下才能证明上帝那种至高无上的能力等等。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暴露了许多人在宗教的毒害下做出的愚蠢可笑荒唐的行为，如写菲南达把家中的便盆统统打上了家徽等。

　　孤独，是作品中使人常常能体会很深的一种味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表现这种人们在绝望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日益冷漠和疏远的情况下，那种人在人群中依然感到的冷漠凄然的孤独感。而且作家时时地暗示人们去思索，这种孤独感出现的真正原因。书中写奥雷连诺上校背井离乡，去参加那些他并不理解的一场场战争。战争带给他的并不是人们的拥戴和无上的荣耀，而是人民的唾弃和难捱的孤独。到了晚年，老奥雷连诺战败回家，为了赶走孤独，他埋头于一种毫无意义的工作：炼制小金鱼，他做了又化掉，化了又重做，以此来消磨时间，打发孤独。然而，他还自我安慰地想：“……他隐约知道，一个幸福晚年的秘决不是别的，而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再如写阿玛兰塔最后天天在家织她的裹尸布，她白天织了，晚上又拆，打发她孤寂的生活，俏姑娘雷麦黛丝每天赤条条地在浴室里整整呆上两小时，来打发时间；雷贝卡因为爱情的失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封上窗户，钉上大门，孤零零地死在床上等等。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许许多多倍受孤独折磨的凄惨镜头。而描写这一切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去思索一个解除孤独感的途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说过“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因此，解决孤独感的途径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就是团结起来。

　　所以《百年孤独》中处处浸透着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正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排斥于现代文明世界进程之外的一种愤懑和抗议，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对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这个大陆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想象力进行独特的思考后而形成的一种自信。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创作《百年孤独》时主要是采用了“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经过精心的巧妙的构思和想象，把真真切切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彩色缤纷、风格奇特的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又觉得好像没见过的那种感受，从而激发起阅读的人去探求“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好奇心。

　　魔幻现实主义，是以现实为基础，但又超过现实而进行极端夸张的一种写作手法，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多处都非常娴熟地运用了这一创作手法。如小说中写外部的文明对马孔多镇的侵入，是现实的历史，但他又把这段历史给魔幻化了：吉卜赛人抱着两块磁铁“……挨家串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镙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的后面乱滚”。又比如写夜晚的宁静：人们可以听到“蚂蚁在月光下的哄闹下，蛀虫啃食时的巨响，以及野草生长时持续而清晰的尖叫声”；又如描写政府把大批罢工者杀害后，将尸体装上火车运到海里扔掉，那辆火车竟有二百节车厢，前、中、后共有三个车头牵引。

　　另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对于象征手法运用得非常成功，例如，写马孔多镇的居民染上了一种不眠之症那段。一个带着一张摇椅和一只装着她父母骨殖的口袋的小女孩来到了布恩蒂亚的家，布恩蒂亚夫妇就收养了她，取名雷贝卡。这个小女孩患有一种会传染的不眠症。于是，全家全村的人都被雷贝卡传染上了这种病，严重的是，得了这种病，人就会失去记忆。为了能够生活，全村的人不得不在物品上贴上标签。例如，他们在牛身上贴标签并写上：“这是牛，每天要挤它的奶，要把奶煮开加上咖啡才能做成牛奶咖啡。”这类例子在小说中很多。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里运用这种手法的目的是在于提醒人们要牢记容易被人遗忘的拉丁美洲大陆的历史。

　　对于东方神话，圣经故事和印第安民间传说的有机适宜的运用，是《百年孤独》的又一特点，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常用手法。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他和许多拉丁美洲的国家一样，通过对古代神话和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汲取，建立了一种现代神话体系。在小说中，描写布恩蒂亚把普罗登肖杀了，普罗登肖的鬼魂便日夜纠缠着霍塞·布恩蒂亚一家的故事，便取材于印第安民间传说中关于冤鬼自己不得安宁也不让仇人安宁的说法；有关飞毯以及俏姑娘雷麦黛丝抓住床单飞上天空的描写是从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中来的；而对于马孔多镇下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的描写则是《圣经·创世纪》中有关洪水浩劫及挪亚方舟等故事的移植，而布恩蒂亚和乌苏拉带一群年轻人远走他乡的故事与圣经中塔拉迁居于哈兰有些类似，马孔多镇最后被一阵飓风刮走又与《圣经》中关于世界末日的故事相同。

　　从这种对于神话与宗教故事的运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副拉丁美洲的演化史，即从氏族社会末期及新大陆的发现到拉丁美洲的独立及共和国的建立，一直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拉丁美洲的新的侵吞即新殖民主义时期。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实践中，极为重视全书的第一句话和开头的段落。因此，在《百年孤独》的创作上，他也极为费一番功夫，在寻求一种能够比较恰当地表述他要在全书中所要描写的故事的手段了。于是，他的《百年孤独》的开头就有了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写法了：

　　“许多年之后，面对刑行队，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着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样短短的一句话的开头，实际上容纳了三个时间的层面，即未来、过去和现在。作家是隐在“现在”的角度里，进行故事的叙说。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利用这样一种能承上启下的开头，很容易地把读者带到了马孔多镇的初创时期。而这样的结构，在小说中一再地出现，不断地给读者以一种新的悬念感。

　　从《百年孤独》的叙事手段上来看，它采用三段式叙事法，即阿卡蒂奥为第一个叙事系统，奥雷连诺为第二个叙事系统，整个家族的女性为第三个叙事系统。

　　在阿卡蒂奥这一叙述体系中的人物，个个都是体形健壮、放浪形骸、无拘无束、天真烂漫但又是缺乏理智、缺乏道德感和承担生活负担的责任感，他们喜欢乱伦，放纵自己，一生都是在食、色、欲上耗费着精力。这个典型的叙述体系告诉人们，这些人都是一群放纵的原始的自然人。

　　奥雷连诺的叙事系统是一个较有理智的人群，他们勇于探求知识和真理，他们都勇敢、坚强而有毅力，但他们也是孤独人。奥雷连诺上校是这个家族中经历最复杂、最具传奇色彩的男人，他一生发动过三十二次失败的武装起义，又和十七个情人生了十七个儿子。但他是绝对孤独的，因为，他不知为何而战，他有时又厌倦生活，他也曾经企图拯救衰败的家族和马孔多镇，但似乎命中注定了他们的种种追求都是徒劳的，任何挣扎都是无力的。

　　第三个叙事系统中的女性们是这个家族最坚强的人群。男人们喜好战争，好动武力，放纵情欲，而这些女性们则极端地务实、坚强地维护着家族的生存。男人们使世界趋于无序，女人们则使这个世界趋于有序，她们才是世界坚强的支持者。尽管这个世界是靠她们来维持的，但她们面对命运，也无可选择，家族的衰落就在不远的终点等着她们，不管她们怎么样地努力也无济于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自己的叙述，想表明，妇女们能支撑这个世界，使之免遭破坏，而男人们只知道一味地推进历史。

　　另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还制造了两个极不寻常的叙事效果，即魔幻的人物和魔幻的时间。

　　魔幻的人物：小说虽然写了现实的世界，但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叙述马孔多镇的世事变迁时是写实的，而涉及到家族的人物则是魔幻的。布恩蒂亚家族的每一代人几乎都有奇怪的事情发生。霍塞·布恩蒂亚晚年长期在大树下日晒雨淋，与大树叽叽咕咕；奥雷连诺上校具有能使金属移动的特异功能；雷贝卡童年时代有靠啃呢巴和吃墙土为生的怪癖；阿玛兰塔能准确地预见自己的死期，而且当她为自己织完裹尸布时，她就死了；俏姑娘雷麦黛丝坐在床单上飞上天空；霍塞·阿卡蒂奥的牲畜有奇异的繁殖能力。这些人物的描写与现实的有机结合，都给马孔多镇造成了一种魔幻神秘的氛围。

　　魔幻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马孔多镇的时间是反复循环的，这里即有与外界时间相一致的一种呈线型流向未来的时间；也有当外在现实的时间向前飞逝，而内在的心理的时间停止不动的时间。雷贝卡带来的能够传染的失眠症就是一种典型的魔幻时间，而产生这种时间在某一时候静止不动的原因则是马孔多镇的闭塞和落后，而伴随着吉卜赛人的到来，他们的历史才被纳入到了世界人类历史的正常轨道从而进入正常的时间中去。

　　《百年孤独》艺术手法分析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在他的这部代表作中充分地展示了他天才的艺术想象和构思，不仅将读者带入了他那奇幻的，多彩的魔幻世界，而且也使我们读到这部小说时深深地被那用不寻常方法表现出来的境界所吸引和感动。

　　文学评论家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使用的艺术手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首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中运用的奇特的时间观。他不仅在时间上打乱了由线型流向未来的时间秩序，而且还比较多地运用了“轮回”的时间观念，正如小说中阿卡蒂奥第二计划开凿一条横穿马孔多镇的河流时，乌苏拉立即想起了她丈夫曾经干过这种事时，她不禁那样地叫道：“此事我记得很清楚，时间好像在打转转，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候”。小说中这种轮回时间的观念出现的地方很多。小说的全部故事就是在一百年的大轮回中叙述的。马孔多镇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布恩蒂亚创建了它，由最初的荒凉走向繁荣，经过长期的动乱，最后被飓风毁灭，马孔多也就再也不存在了。布恩蒂亚家族也是如此，从第一代在马孔多镇定居，经过一百年的生生息息，到第七代生出一个猪尾巴的婴孩又被蚂蚁吃掉。在人物当中，对时间的这种反复轮回现实更为敏感的是老祖母乌苏拉。家族内发生的一切变化和马孔多镇的苍桑坎坷她都亲身经历过。重复的事件，重复的现象和重复的人名都使得她觉得时间在原地打转转。包括后来奥雷连诺上校在家里制作小金鱼，做成了，把它们化了，然后再做，以及阿玛兰塔在最后的日子里，天天在织自己的裹尸布，白天织成了，晚上把它给拆了，白天再去织等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感觉，时间在马孔多镇确实是一种停止的轮回的东西。

　　在小说中，人名的重复所造成的轮回的反复的感受更为明显。霍塞·布恩蒂亚这个大家族的生育能力极强，子孙满堂，一代一代地取了相同的名字：男的一律都叫奥雷连诺或阿卡蒂奥，女的则叫阿玛兰塔或雷麦黛丝。根据小说中提供的出场人物统计，小说中有五个阿卡蒂奥，四个奥雷连诺，加上私生子共有二十一个，三个阿玛兰塔和三个雷麦黛丝。由于人名和人物行为的不断重复，在客观上就造成了一种感受，即时间在回转，人物在重现，事件也在重复地发生，因此，世界就是在时间上轮回打转的空间，世界万物仿佛总是在周而复始地不断循环。

　　其次，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的叙述中充分地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写法，使读者读起来非常有兴味。小说中写了许许多多荒诞不经的故事，读起来使人难以置信。例如，布恩蒂亚夫妇在马孔多镇生了第二个儿子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这个孩子在乌苏拉的腹中时就会啼哭，出生时就睁着眼睛。在被割掉脐带时他的脑袋还在转来转去的，好像在探察屋里的东西，并且好奇地望着周围的人，一点儿也不害怕。俨然是个大孩子，却不象是个小婴孩儿。第五代的阿玛兰塔·乌苏拉因为和第六代的奥雷连诺乱伦，生出了一个带猪尾巴的小孩儿，再如佩特拉·科特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即她的性欲特别旺盛，她的激情能刺激家畜的生长和繁殖。她喂的母马一胎能下三个马驹，她喂的母鸡一天能下两次鸡蛋，她养的几只兔子一夜之间生的小兔子竟然在院子里铺了一层，她喂的猪长起膘来没完没了。又如，小说结尾时提到的那场飓风是那样的猛烈，以致于把马孔多镇都席卷而去，什么也没有留下。诸如此类荒诞离奇、全然不可思议的描写在《百年孤独》中到处都是。这些现象一般都缺乏科学的依据，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是罕见的。这些都是作者想象、杜撰和幻想的产物，但是，这种想象都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艺术上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是将现象或某种意念通过比拟、象征等手法间接地表现出来。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使用的重要手法。例如，马孔多镇的居民都被传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病症——不眠症，于是产生了集体失眠现象，而这种失眠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人不能入睡，最重要的是由失眠而引起的遗忘症。果然，最初全镇的人几天几夜不能入睡，后来便把已经发生的事情都给忘记了，最后连眼前的东西也不知道其名称了。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在物品上贴上标签。布恩蒂亚正是用小刷子蘸着墨水，给家中的每件东西都写上名字的：桌子、钟、门、墙壁、床、锅……然后到畜栏和田间去，也给牲口、家禽和植物都写上名字：牛、山羊、猪、鸡、木薯、香蕉。为了治疗遗忘症皮拉尔·特内拉用纸牌来占卜往事，布恩蒂亚试图制造一种记忆机器，把写着生平大事的卡片钉在一起，通过它的旋转来查询往事。

　　这种顽固而又可怕的遗忘症，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用极端的艺术手法进行的充分想象，也正是通过这一奇特的叙述方式，告诉人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已经正在被人们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说过“布恩蒂亚家族的历史是拉丁美洲历史的一种解释，拉丁美洲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的却是徒劳的努力和预先注定将被人们遗忘的戏剧的总和。在我们中间也存在着健忘症。时代过去了，现在谁也不承认香蕉工人们所遭受的屠杀是确实的，也没有人记得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上校了。”那场由自由党和保守党发生的内战，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日后的贫穷、落后，以及人民身上所有的那种愚昧和麻木，都是做为历史见证人的人民所不可以忘记的事实，现在，我们应当记住它，吸取这场灾难的教训，避免历史的重演。但就是这一点，却也正在被现代的人渐渐地遗忘着。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提醒着：不能够忘记！

　　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些象征隐喻的写法，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黄色的东西；小黄花、黄蝴蝶、黄玫瑰、黄荞糊、金黄色的衣服、金黄色的马、金黄色的钱币、金黄色的小鱼。这种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黄色的东西，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因为黄色是印第安人视为凶兆的颜色，是根据有关虎神传说引伸而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将黄色当作书中一切腐败没落、死亡、离散、苦难的象征的。在小说中，只要是出现了黄色的东西，就会伴随着发生一些不幸的灾难，如死亡、衰败和病患；或者反映人物的某种心境，如孤独、郁闷等等。比如小说曾三次写到小黄花。第一次写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把假牙放在水杯里，牙缝里便长出了开黄花的水生植物，不久这位吉卜塞人便死去了。第二次是当阿卡蒂奥·布恩蒂亚送葬那天，“黄色花朵像无声的暴雨，在市镇上空纷纷飘落，铺满了屋顶，堵住了房门，遮没了户外的牲口。”第三次写布恩蒂亚家里的水泥地的裂缝里长出了小黄花，从此这个家庭便日趋衰落，不久乌苏拉也就去逝了。

　　四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更多地运用了夸张手法。而这种夸张是以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为基础的，借助于艺术家的想象与幻想，抓住事物质的某些突出的特征加以夸张或渲染，造成一种离奇而又生动的感觉，来加强艺术效果。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所说的“到目前为止，我搞创作一直走着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没有冒什么风险。现在我觉得我应该沿着边缘走了。你听听，我这本书里有一个挨了一枪死了。一股血水流过全镇，一直流到他母亲那儿”。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在《百年孤独》中写霍塞·阿卡蒂奥在外面中弹身亡，血流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向前，流到街角，然后横穿街道，流上对面的人行道，流到另一个街角，再流过街道，最后爬上台阶，从布恩蒂亚家关着的门下挤进去，绕过客厅，顺着墙角穿过起居室，在餐厅的桌边画了条曲线，沿着秋海棠长廊蜿蜒前进，悄悄从阿玛兰塔的椅子底下流过，流进了厨房。乌苏拉正在打鸡蛋做面包。血水又原路流回，乌苏拉跟着它来到出事地点，方知霍塞·阿卡蒂奥已经死了。他身上的火药味如此浓烈，马孔多人无论怎样也无法驱散，多年后他的坟墓依然散发着火药味。这是一种多么奇特而又大胆的夸张！

　　书中还有一段描写霍塞·阿卡蒂奥是个畸型怪状的人，他的肩背方方正正，门口几乎都通不过。他挂上吊床，一连睡了三天，醒来吃了十六个鸡蛋，然后去酒店同时和五个汉子扳手腕，他们甘拜下风，直叫“不行、不行”。随后，他又把柜台一下子举过头顶，搬到大街上，用了十一个人才把它给抬回来，这些用来表现霍塞·阿卡蒂奥能吃能睡、力大无比、体形异常，性情刚烈而没有理性的性格特点的文字在这里使用的又是多么的生动！

　　五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中运用了事先能预知事物的那样一种奇特描写手段。比如小说中描写奥雷连诺在刚满三岁的那一天，他的母亲把一锅滚沸的汤从炉子上端下来放在桌子上。小奥雷连诺站在门口惶恐不安地对母亲说“锅要掉下来了！”孩子的话音刚落，那个汤锅便自己移动起来，仿佛受到内力的推动，移向桌边，啪地掉在地上。成年后，奥雷连诺在外地打仗，忽然派人给家里送来一封信，说父亲快要死了，让母亲好好地照顾他。没过几天，他父亲果然去逝了。梅尔基亚德斯的预言更是高妙。他在一百年前就已经预知马孔多镇和布恩蒂亚家族的命运了：布恩蒂亚家族的第一人将被绑在树上，最后一个人将被蚂蚁吃掉，马孔多将被一场飓风卷走。他的预言在小说中都一一得到了验证，正如作者所说“为作品带来文学价值的因素是神秘性。”因此，对于那种具有神秘的预见性情节描述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高明所在。

　　最后一种手法，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对于阿拉伯神话与印第安民间传说的故事的移植，以及对于《圣经》故事典故的应用使他的小说更具魅力。

　　小说中，有一段描写由于阿卡蒂奥·布恩蒂亚和乌苏拉是表兄妹，所以乌苏拉与他结婚后怕生出带尾巴的孩子，而不与他同床，结果受到了邻居普罗登肖的嘲讽。阿卡蒂奥恼羞成怒，便把普罗登肖杀死了。不久，死者的灵魂便天天来纠缠，使他日夜不得安宁。这个故事是从印第安民间传说中移植过来的。而多年后，普罗登肖的鬼魂在阴间也感到了孤独，害怕另一种死亡向他逼进。于是，他便决定去找生前的邻居，一天凌晨在阿卡蒂奥的卧室里见到了他。这两个仇人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一直谈到天亮，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惯用的手法。

　　此外，《百年孤独》中还大量使用或模拟使用了《圣经》故事和《天方夜谭》中的神奇故事。如由于邻居嘲笑阿卡帝奥，怕生下猪尾巴的孩子而不该与表妹同床，而导致阿卡蒂奥将嘲笑者杀死，并出走他乡的故事描写就像《圣经》里的《出埃及记》。小说中描写那场下了四年八个月零两天的大雨也酷似《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和洪水洗劫的故事。还有，作品中关于俏姑娘雷麦黛丝抓着床单飞上天空的描写显然是从《天方夜谭》中的飞毯的故事来的，神话故事的运用无疑是使《百年孤独》生辉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对于这些理论家们的研究效果，马尔克斯本人却似乎不太喜欢，他认为评论家不是在小说家的小说中去找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去找他们乐意找的东西。他非常恼火评论家们这种给《百年孤独》作注般的牵强附会的作法。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孰对孰错之分，只是对作品理解的不同。或许思维方式的不同就是小说家和评论家难以沟通的重要原因吧。

　　加西亚·马尔克斯

　　其他作品评介

　　短篇小说评介

　　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二十岁在读大学期间，由于不堪忍受前一辈文坛人物轻视他们一代“没有出息”而写出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三次忍耐》开始，一直到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没有停止过短篇小说的创作。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他整个写作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这样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创作是他中长篇小说创作的基础，他后来的许多长篇的写作，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百年孤独》中对马孔多镇的描写，其实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早已多次描述过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即《第三次忍耐》就受到了好评，那位曾经对哥伦比亚文学青年十分失望的评论家爱德华多·萨梅亚·博尔达当即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篇小说大加赞扬，同时声称“这一个精彩的短篇证实，哥伦比亚文学一代天才已经出现。”

　　由此，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本来只想替当时的文学青年出口气，证实一下他们那一代人并非不成器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不得不继续创作下去了。

　　于是，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出了许多短篇小说。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的名篇《周末后的一天》这个短篇小说获得了哥伦比亚全国作家与艺术家联合会奖，那时，他二十七岁。这篇作品，最早是登在哥伦比亚的《神话》杂志上。这个时期，他又运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创作出另一个短篇《伊萨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成为这一类型小说的杰出典范作品并获得了成功。

　　196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小说集收入了马尔克斯的八篇短篇小说作品，题材都取材于马孔多镇的社会生活。在这些作品中，马孔多居民的心理状态和性格以及一系列令人烦恼的事件和离奇的情节交织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小镇复杂的社会生活。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镇上没有小偷》于1965年被搬上银幕，在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上映后得到了好评。《最近的一天》是这部小说集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作品，小说具体而生动地描写了马孔多镇以牙科医师和军人为代表的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故事情节非常紧凑，读起来非常吸引人。《星期二的午休时刻》所表现的矛盾在失去儿子的母亲和整个小镇之间展开，神父多疑的心态与母亲那庄重的神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物性格刻画的栩栩如生。《巴尔塔萨尔的奇妙黄昏》的冲突发生在慷慨的木匠和贪婪的蒙铁尔之间，蒙铁尔没有把为儿子做鸟笼的工钱付给木匠，但从慷慨而又宽容的木匠身上我们却找不到灰心的影子。集子中的其他短篇小说，如《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蒙铁尔的寡妻》、《纸做的玫瑰花》、《这个镇上没有小偷》和《周末后的最后一天》，表现的也都是这一类人物，矛盾和气氛。197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了另一本短篇小说集《埃伦蒂拉和祖母的悲惨遭遇》。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的创作风格不断地变化、出新，他高度娴熟地运用各种创作手法，使他小说的风格亲奇，幻想的或虚构的题材，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精心的结构安排以及富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手法都在他的小说中展现出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自己这种大胆的创作手法也曾说过“我始终在进行试验。小说创作的乐趣就是探索、成功和革新。所以，我的文学理论每天都在变化。我没有什么固定的公式。我要是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写作，我就完蛋了。我是自相矛盾的。谁要是不自相矛盾，他就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是反动的，我不愿意成为教条主义者。”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法与写作风格的不断翻新。同样的情节或细节，在他的小说中，绝不会用同一种手法来写，而是要寻找一种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发生在同一个人物生活中的故事，他的描述也不用同一种方法。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中，多次地重复地写到过马孔多镇，但每一次的描写给读者的感受都是新奇的。在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天》和《恶时辰》中，曾两次写过同一个情节，即马孔多镇的镇长去找镇上的牙医去治疗牙痛，两次都写到镇长的牙疼得难以忍受，忍了好几天，再也不能忍了，才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到牙医那里去看病。他半个脸浮肿，牙医说他的牙齿必须拔掉，镇长只好同意。细节虽然是同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描写时的角度却不同。在《最近的一天》中，加西亚·马尔克斯首先写的是牙医堂奥雷利奥·埃斯科瓦尔：他独自坐在治疗室里磨光一颗牙齿。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医牙身上。镇长到来后，牙医若无其事，只顾做他的活儿，一眼也不看镇长。但是镇长却心情紧张地盯着看他。牙医的冷漠同镇长的紧张形成对比，镇长多疑而恐惧的心理暗示：他认为牙医是反对派的同情者，甚至相信他的住处藏着武器弹药，他是镇长，有权有势，此刻有病来到牙医这里，受牙医的支配和左右。自然会感到紧张不安。在《恶时辰》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却又改变了一种写法：先写镇长，把重点放在镇长身上。当镇长出场时，已经是三天三夜不能入睡。虽然吃了许多药片，但是毫无作用。做为一个有钱的人物当了镇长，有了权力和势力，但是得不到人民的同情。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甚至要求从国外为他购买药品，因为他担心镇上的药剂师会害他。直到发现对上帝的祈祷和乞怜为他带来的只是更大的痛苦时，他才接受被他拒绝过的建议。他答应去看牙医，但是必须由三个警察陪同，免得牙医趁机将他杀死。为了安全起见，他先派警察进牙医的诊所搜查武器，并要求他们监视牙医为他治疗时的一举一动。这一次，在为自己的人身安全高度担心的时刻，镇长竟对自己的疼痛毫不介意。但是，“他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一旦过去，他对政治的担心又加重了。他马上警告牙医说，有人告诉他，在他家里准能搜到武器、弹药和文件。文件的内容是关于一次全国性的阴谋的。不难看出，同一个细节，运用了前后两种不同方法的描写，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具有了政治色彩和很显然的隐喻意义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过“我不关心历史事件。我的兴趣是研制使读者感兴趣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它们当然不是来自历史文献，然而它们是从我的亲身经验中产生的。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发现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我们生活在其中，养育在其中，成长在其中的现实，天天都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因此，准确地表现历史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关注的，他所感兴趣的是幻想、虚构、夸张了的现实。

　　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述的马孔多镇不仅代表了哥伦比亚人民的某些特性，而且它几乎是整个拉丁美洲的缩影。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反映的现实是一个“神奇的现实”这一现实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浓厚的“魔幻”意味，而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的现实，经过这种虚幻的处理，在他的小说中也反映了出来。短篇小说《蒙铁尔的寡妻》中写的那个男子汉，每天穿着内衣坐在他的春米机前，这就是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掌握了政权，跟着大权在握，他的势力和金钱也就来了，他同镇长和警察勾结起来，对反对派进行了镇压。同时继续恐吓豪门巨富，强迫他们把财产按照他规定的价格去出卖。格兰德大妈的权势还要大。由于她的财富和特权，她活着的时候已经很令人新奇了，祭献时她可以不屈膝膜拜，她是旅长，每年都要收取巨额的租税和贡品。在她的详细财产清单中，连同族的颜色、人的固有权力、自由的贵妇、共产主义的危险和生活的高昂代价都包括在内。这一切的描述，正是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将拉丁美洲现实的统治者的形象加以“魔幻”化了。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领域中（甚至许多长篇都是如此），许多时候都反映了许多不幸的人的遭遇。这些不幸的人们除了要忍受社会的不公平外，还得受到现代社会为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所描写的那些男子汉们，他们的活动大大地加速了他们自己创建社会的瓦解，同时在这种建立一个世界又轻而易举地毁坏它的过程中，他们内心的孤独、痛苦和衰竭都同时积淤在现实中。在《这个小镇上没有小偷》中，达马索打算把镇上的弹子房里的弹子偷来卖到别的镇子去，但是他的第一步计划就宣告失败了。于是弹子房的老板控告他偷了一笔钱，而在他作案的那个夜晚，钱并没有放在弹子房里，这样事情就复杂化了。同样，巴尔塔萨尔的慷慨却被他的荣誉感所葬送，因为他把他刚刚编织的一只小笼子赠送给别人时，不得不马上公开声明人家付给了他三十比索。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钱请大家喝啤酒了。最后，当他萎靡不振地躺在街上时，人们连他的裤子都脱走了，去教堂的妇女们竟认为他是个死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社会是一个混乱无序而又悲凉没有暖意的世界，党派、政派的争斗、暴力、内战、落后、痛苦和灾难是那个世界的一切。这些现实内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他的短篇小说《星期二的午休时刻》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这种“太露”的描写就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星期二的午休时刻》，这篇小说写于1948年，主要的人物之一是位可怜的母亲。她的遭遇是不幸的。上个星期她的儿子，被作为小偷杀死了，她渴望到儿子墓前去致哀。她碰到的却是一个对她怀有敌意的村镇和对她的要求漠不关心的神父。小说叙事的风格朴实而又不紧不慢。这样的风格准确而有力地表现了乘车前往儿子墓地的母女两个人的贫困和忧伤。当她们孤独地坐在三等车厢里旅行时，觉得什么都在同她们作对，连烟雾都从窗口飞进来烦扰她们：“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冲进窗口。小姑娘换了个坐位，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只有一塑料袋食物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她的座位上。然后离开窗口，坐在对面的位置上，正好和妈妈面对面。母女俩都穿着褴褛而肃穆的孝服。”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又描写了另外一些不幸人物。他们遭受着格兰德大妈的压迫。“这位‘格兰德大妈’一直主宰着马孔多这块独立王国”， “本世纪一直是马孔多的核心”，“她的钱财和权势越是多得无法估量，赵象一位世界上最富有权势的女王”。她撮合人们的婚姻，操纵选举活动，要求住在她的土地上的人交纳贡税。加西亚·马尔克斯用大段的描写来表现格兰德大妈神奇的功绩和由于她死亡而引起的可笑的混乱状况，导演了一出闹哄哄的讽刺剧。照料她的神父已经一百岁，在送葬的行列中，有来自各界的美女皇后，“这是她们第一次没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显示她们的光彩。走在前面的是大学皇后，后面依次是优质芒果皇后、青萼梨皇后、香蕉皇后、木署皇后、优质番石榴皇后、黑班皇后、多汁耶子皇后……”即使她死后，她的灵魂依然支配着一切接近她尸首的人。可是格兰德大妈的尸体已经在九月的高温下冒气泡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不仅仅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中成功地得到了发挥，而且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埃伦蒂拉和祖母的悲惨遭遇》中也得以体现了。这部小说集的第一篇是《巨翅老人》，小说的一开头就描写了一个天气阴沉、水天苍茫，到处灰蒙蒙一片的不同寻常的感受。佩拉约中午回到家里，模模糊糊地看见院子当中有一个东西在蠕动和呻吟。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巨翅老人趴在水里。那对大翅膀又脏，羽毛又稀疏。到了晚上，主人把他同鸡一起关在铁丝笼子里，活像马戏团里的动物。最后，写巨翅老人展翅想飞，终于飞了起来，飞过最后几家的房顶后，渐渐地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小点儿。此外，作品中还写了其他种种奇怪的现象。例如，那个由于违背父母之命而变成蜘蛛的少女：她的身体有一只绵羊大小，长着一个忧愁的少女的脑袋。小时候，有一次溜出家门去参加舞会。当她跳了一夜的舞从森林回来时，突然一声炸雷劈开天空，从裂缝中迸出一道可怕的闪电，把她变成了蜘蛛。还有一个麻疯病人身上的疮口里长出了向日葵。这些描写，有的是来源于神话、传说，有的就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杜撰幻想出来的，看似荒诞不经，难以置信，但这正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这些描写都是有一定的象征或隐喻意义的。巨翅老人，实际上是拉丁美洲传统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就像天使一样能造福于人类。但是，在不合理的残酷的现实中，却像那个老的受伤的天使一样受到的是无情的打击、冷待和嘲弄，被践踏得无法振作起来，即使有翅膀也难以起飞了，甚至被人作为廉价商品出卖了。作品用象征隐喻的手法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拉丁美洲人民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中长篇小说评介

　　《家长的没落》

　　这是一部从1968年开始到1975年才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历时长达八年时间，被人们称作“盼望已久的作品”问世后，再一次地引起了拉丁美洲文学界和世界文坛的轰动。美国的《时代》周刊推荐该书为 1976年世界十大优秀著作之一。拉丁美洲文学界把这部小说推崇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又一部新的经典著作”，认为“这部小说无论从结构还是语言来看，在拉美文学界以及作家本人的作品中，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赞扬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无与伦比的语言巨匠”。

　　《家长的没落》写的是一个独裁者的故事。在一间密室里，共和国总统尼卡诺尔趴在地上死了，总统府内一片衰败景象。但人们不敢相信总统真的死了。因为他假死过一回：他有一个死心塌地的替身，一次被有毒的爆竹炸死，他就将替身伪装成自己睡觉死去的样，窥视人们的反映。他惊讶地发现群情振奋，他极为恐慌，于是大规模地屠杀无辜，那些在他假死后表示高兴的和对他有言词上的反对者，统统都给杀了。

　　这位共和国总统极为重视权欲，心地歹毒，性情阴郁。他的寿命极长，有无数个情妇共生了五千多个儿子，而且都是怀孕七个月就早产的，因此取名为七月七。总统的母亲是个虚假的鸟贩子，死后被总统封为护国至尊、神医、鸟仙、俗圣，又让全国为这个鸟贩子哀掉一百天并将她的诞辰日定为国庆日。

　　总统生性多疑，最忠诚的亲信国防部长因有一次受到总统的怀疑，因为总统遇刺，虽然未损皮肉，却被吓得屁滚尿流，他于是怀疑是国防部长指使的。三月之后，在保镖节那天晚上，总统设宴犒赏卫队队员。入席后，他请大家先喝开胃酒，然后宣布等国防部长一到，就正式开宴。好不容易熬到十二点钟，有人通报国防部长到，结果只见国防部长被烤得焦黄的身体被放在银托盘里，四周摆满了菜花和桂枝，被送上餐桌。

　　总统对宠爱的第一夫人却是言听计从的，她成了他的耳目与最高意图的解释人。她的亲戚也得以“鸡犬升天”。一天第一夫人误被猎狗活活吃掉，总统大怒，杀了许多有关人员，有个叫德拉巴拉的人乘机求见，杀了所谓“仇敌”九百多人献给他，从此成为总统的心腹人物。

　　这个独裁者横征暴敛，国家遭殃，债台高筑，他甚至把国家物产的专利权、铁路航运权等都拱手让给外国人。同时利用爪牙德拉巴拉建立情报网，设立刑讯室，控制和镇压颠覆活动。但独裁者防不胜防，于是宣布全国处于瘟疫状态，授意部队任意处置人民，进行大肆屠杀。死亡的数字达到可怕的程度，尸体腐烂引起一场真正的瘟疫，外国的占领军被瘟疫吓跑了。临走时，把住宅全拆成块块，装进箱子里运走，把草原整个地揭起来，象卷地毯一样卷走，还把大海分成块块，编上号码拿走，海中的生物、海风也统统地带走，只留下像月球表面一样的荒原。

　　独裁者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孤立无援，某晚十二点钟，他独自走进内室，把房门闩上三道，锁上三道，扣上三道，然后趴在地上，头枕右臂，只见死神正在向他召唤。这时，这个专治家长的末日才真正地到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过“我们必须向反动的社会制度作斗争，我好比一头急急忙忙冲进沙场的斗牛，随时准备发起进攻。”就是这样，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的笔，尖刺一样刺向了拉美的独裁者，《家长的没落》中所描绘的种种荒诞离奇不可思议的故事，正是拉丁美洲那个不刺不行的现实的写照。在拉丁美洲这样的大独裁者比比皆是，有的独裁者曾下令把全国的黑色狗都杀掉，因为据说他的一个政敌为了逃避暗杀和逮捕，竟变成了一条黑狗。有的让人把全国的路灯统统用红纸包起来，说是可以防止麻风流行；有的发明一种钟摆，进食前先在食物上摆两下，便可知道食物是否下过毒药；有的把他的国家当作一幢房子关起来，只许打开一扇窗户递进邮件；有的让人宣布自己的死讯，后来又突然地复活……这几乎就是将拉丁美洲那些独裁者们的全像！

　　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家长的没落》中所描述的独裁者形象几乎就是真实的现实搬上他的小说的。那些鲜活的形象就连统治者自己读了也连说“我们确实像你描写的那样”。

　　《家长的没落》使用的是“多人称对白”方式进行故事的叙述，全书共分为六章，每一章都没有段落，也没有传统上情节式格局。前面五章只用逗号和句号，后一章索性全用逗号一逗到底。每章都用“我们”即不朽的人民作为先导。整部小说都是在多人称独白中进行，人物的语言和来去无踪的口舌交叉叙述，相互补充。这是一部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达到了自然与超自然，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荒诞，事实与夸张的完美和谐的统一。

　　《霍乱时期的爱情》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12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半月后决定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经过约一年半的时间他于1985年正式在十个国家同时出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描写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全心全意相爱的故事。

　　圣灵降临节早晨，胡韦纳尔医生因为他的朋友热雷米亚患恐老症而服毒自杀一事心绪不宁，意识到自己的死也要到了。家中鹦鹉逃离引起骚乱，他登梯捕捉，不慎摔下来，临死前对妻子费尔米娜说：“只有上帝知道我多么爱你。”

　　参加胡韦纳尔医生葬礼的人中有一位七旬老人，是费尔米娜初恋的情人费洛伦蒂诺。他最后留下对费尔米娜说：“我等了半个世纪，今天终于可以向你重申我的诺言：我永远忠于你，永远爱你。”费尔米娜表示拒绝，但当天夜里便梦见了他。

　　五十多年前他第一次向她求爱，两人书信往来，陷于热恋中，但遭到她父亲的极力阻拦，父亲带着女儿离城远去他乡。等到他们归来时，她已经长大了，而且心情也有了变化，突然间感到弗洛伦蒂诺外貌猥琐，便断然拒绝了他的爱情。

　　事隔五十一年，弗洛伦蒂诺重申爱情，使费尔米娜心乱如麻。胡韦纳尔出身名门，从巴黎学成归国继成父业，在一次对怀疑费尔米娜有霍乱病的诊断中，疯狂地爱上了她。由于种种外在影响和压力，促使费尔米娜负气嫁给了胡韦纳尔医生。

　　费洛伦蒂诺闻讯后心灰意冷，从此判若两人，一心想用别的女人代替费尔米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与六百二十二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同时发誓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把获得费尔米娜的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但四十岁后身体渐渐不支。

　　胡韦纳尔与费尔米娜从欧洲归来后，夫妻生活渐渐地不和谐。丈夫与一个混血女人的私情使费尔米娜愤而离家两年之久，同时意识到自己也老了。

　　弗洛伦蒂诺的最后一个情人是十四岁的阿梅里亚。她几乎使他恢复了青春。听到了胡韦纳尔去逝的消息，他仍然坚持向费尔米娜重新表达自己内心的爱情。

　　胡韦纳尔死后，费尔米娜感到凄凉。弗洛伦蒂诺的那些充满人生哲理的信给她极大的安慰，她重新认识了他的感情。

　　费尔米娜的女儿对母亲的爱情非常的反感，费尔米娜便指责女儿：“从前因为我们年轻，被人毁了一生，现在又因为我们太老，来破坏我们”。弗洛伦蒂诺邀请费尔米娜乘船游览马格达莱娜河，并一心使她渐渐完成由恨到悔到爱的过程。费尔米娜终于克服了年老、羞怯等等心理障碍，投入到了弗洛伦蒂诺的怀抱。船到终点，费尔米娜担心遇见熟人，他立即命令空船返航，并挂起了表示霍乱的黄旗，船上只有他俩儿尽情地享乐。抵达港口后，她又有将死的恐惧感，他乘机命令再次溯水而上。船长大惊问何时停止，弗洛伦蒂诺以五十三年七个月又十二天中准备好的回答说了出来“永世永生。”

　　《迷宫中的将军》

　　这部长篇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89年1月份完成的，并于3月份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由数家出版社同时出版。

　　写作《迷宫中的将军》这部小说，难度很大，因为，在1987年初，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这部小说进入关键时刻时，哥伦比亚的另一个小说家以同一题材、同一内容写成了小说《解放者的骨灰》，并由西班牙行星出版社的波哥大分社出版了，可以想象，这本书的问世无疑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情绪带来了冲击和压力，他不得不重考虑全书的所有细节安排和艺术构思，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留下日后遭人非议的事实，因此，这部小说的创作长达四年之久。

　　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虚构的情节描写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将军生命中最后时光的一段历史。

　　玻利瓦尔拖着瘦弱的病躯离开他在波哥大圣母山下的索居之所，来到纵贯哥伦比亚南北的马格达莱纳河之滨乘舟远航，故事就在这次航行中开始的。这个时候的玻利瓦尔已不是过去那位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赫赫战将，而是一位政治上饱尝失败之苦、肉体上遭受沉痛折磨的孤苦病夫。尽管统一拉丁美洲的雄图已成为过眼的烟云，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梦想，即建立一个横跨拉丁美洲的共和国。此时的玻利瓦尔虽已被重病缠身、心力交瘁，但在举止上依然不失当年浪漫多情的骑士风采。曼努埃拉·萨思斯和阿妮塔·莱诺伊尔这两位他昔日的情人，仍然在热烈地追求着他的爱，两个女人都愿意伴着他走完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为此，这两位女人展开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充满智与谋的斗争，使昔日威震敌胆、慧眼独具的将军陷入了一座情与爱的迷宫中而难以自拔了。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非常得意的中篇作品，出版于1961年。作品是根据一个现实人物而创作的。

　　上校把家中仅剩的一勺咖啡倒进锅里，然后坐在旁边开始等待。从内战结束以来，上校除了等待以外没做别的什么事情。

　　上校把咖啡让患气喘病的妻子都喝了，又去用玉米喂斗鸡。斗鸡是因散发地下刊物而被打死的儿子的遗物。上校感到饿得内脏发慌，但仍留着斗鸡不卖。因为他听说这是全省最好的斗鸡，如果比赛赢了就能卖大价钱。

　　这一天是礼拜天，上校又去港口等邮船，跟在邮差后面看他分发信件。邮差告诉他什么也没有，他羞愧地撒谎：“我什么也不等，没有人给我写信。”九个月前，他们卖了儿子我缝纫机，熬过了几个月，现在只剩五角钱了，家中除了没人要的挂钟与美人画外，别无可变卖的人。上校安慰妻子：“明天就来信了。”可是第二天什么也没有，这样又过了一周，上校回想着那份退伍补助金证据，那是多年以前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现在上校和他的妻子都饿得皮包骨头了。妻子劝他把鸡卖掉，他硬是不答应，等待着斗鸡比赛。儿子的伙伴给斗鸡送来一些玉米，他们就与鸡一起享用，但仍然不愿意邻人知道他们的窘境。

　　上校从儿子的教父那里得到了一笔借款，日子又稍稍缓和了一些，他又不决定卖鸡了。他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斗鸡的那一天。妻子问及鸡输了吃什么，上校以直率的口吻回答他的妻子“屎！”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于 1981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可能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相比美。也有人说，这部作品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事新闻事业所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因此没有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可言。

　　这篇小说采用平铺直叙的笔调从各个角度来写凶杀的原因和背景，探究造成悲剧的原因，没有详写凶杀的细节，也没有编造曲折的故事情节，作者的创作意图主要是通过这件事，来反映哥伦比亚人的精神文明落后，谴责人们头脑中的盲目仇杀行为。

　　佩特罗尼奥将军的女儿巴亚多来到一个小镇上，宣称自己是机床车辆厂的工程师，来这里是为了在河水泛滥之前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

　　这位放荡的年轻人挥金如土，仪表不俗，引起当地各界人士的注意。他又非常能干，机敏待人，因此得到许多未婚姑娘的青睐。在一次海滨游玩中，巴亚多看中了屠户家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他用权势引诱她父母，威逼她答应与他结婚。他的目的达到了，婚礼举行得非常盛大，富丽堂皇。洞房之夜，新郎发现新娘并非是处女，打了一顿之后，当夜送回娘家去。

　　她母亲觉得无地自容，也拼命地抽打女儿，并把两个孪生儿子叫回，逼问破坏了她贞洁的人是谁，两兄弟性情暴躁，新娘被逼无奈，信口诬指了镇上的一位小伙子的名字——圣地亚哥·纳赛尔。

　　于是两位屠夫到处扬言，要杀死纳赛尔。纳赛尔的亲戚朋友都把这件事当作耳旁风，谁也没有去告诉纳赛尔。也有人根本不相信镇上会发生凶杀案。包括镇长在内的二十多人知道凶杀快要发生了，但没有什么人站出来阻挠。

　　果然有一天，两兄弟与纳赛尔狭路相逢，用刀捅死了纳赛尔。然后，“勇敢”地投案自首。法庭经过调查，竟然宣判无罪，两兄弟被称为“好样的”。巴亚多发现妻子婚前不贞之后，产生了厌世思想，离镇远走。新娘安赫拉非常地怀念他，从此不再嫁人，每天都给他写一封信。突然有一天，罗曼来找她，发现箱子中装有一千多封信，一封也没有拆过。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这篇短篇小说收在196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的特点就是用“影射”的方式进行的隐喻。马孔多镇是拉丁美洲的象征，而格兰德大妈是美国经济入侵势力的代称。

　　马孔多的女族长格兰德大妈活到九十二岁，临死前她要留一件遗嘱。这天上午，格兰德大妈托伊萨贝尔神父料理后事，同时向守候在旁边的九个侄子安排钱箱问题。一个礼拜前，这所宅院的人就开始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许多不必要的活动都停止了。

　　格兰德大妈统治森严，她的财产都围上神圣的铁丝网。她的族中只允许近亲结婚，除成立正式的家庭外，男子还可以在外行使初夜权，因而得了一大堆私生子，组成没有父姓的农奴群，格兰德大妈把他们都收为养子。

　　格兰德大妈从祖父母亲开始就统治马孔多已有两个多世纪。谁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起的家，土地家产有多少，可是大家相信甚至连落下的雨水都归她所有。她的去世将惊动许多有关的人。临终前，大侄子尼卡诺尔让她开一个清单出来，一共写满了二十四张纸。她祖传不动产只有三块封地，到她手中竟变成无边无际的原野，连政府在街上占个地方也得向她交租。她甚至还开出了一张精神财富清单：地下资源、领海、自由选举……一口气说了四十多种，然后断了气。

　　格兰德大妈的死对社会秩序产生了影响。国家总统发表演讲，表示要把葬礼办成世界一流水平。国际人士与宗教团体也纷纷吊唁。格兰德大妈家人如潮一样，前来哀悼的人堵了大门，但她的尸体只有等待郑重决定后才能处置。几个月后，葬礼隆重举行，场面之壮观，足以载入史册。但谁也没有发现，尸体刚搬走，格兰德大妈的亲戚们就关起大门，拆窗挖墙，分起房产来。现在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这片土地上占领地盘，因为，那位唯一有权压迫他们的人已经在地下开始腐烂发臭了。

　　电影戏剧的创作

　　《绑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以前他也创作或与人合作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绑架》则是1989年在哥伦比亚出版的一部优秀电影文学剧本。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是以尼加拉瓜为背景，描写桑地诺民族解放的领导人胡安·何塞·克萨达绑架索莫查政府要员何塞·马利亚·卡斯蒂略的经过。某晚，卡斯蒂略的家里张灯结彩，正在举行盛大的舞会，以克萨达为首的十五名桑地诺民族解放组织成员突然闯入，并以闪电般的速度绑架扣留了卡斯蒂略等人做为人质。据此，“桑阵”代表要求索莫查政府释放十四名政治犯、缴纳五百万美元的赎金、提供通讯工具发表声明以及宣言、增加国民收入，等等。最后，索莫查终于被打跨下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纷纷拥上街头、游行庆祝……

　　报道评论说，这个电影剧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又一成功之作，语言朴实无华，毫不矫揉造作。

　　1987年由加西亚·马尔克斯主持的“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又决定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七部作品搬上银幕。

　　在戏剧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部剧作《怒斥薄情郎》于 1988年的　月8　20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塞万提斯国家剧院上演。这部戏剧采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主题，展现在舞台上的是一位妇女痛苦的独白。这位妇女在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意识到自己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爱情。

　　在一个小时零四十分钟的时间里，格拉谢拉哈拉伊茨·德拉贝拉再现了她丈夫使她遭受的所有不公平。他三心二意、态度冷淡，而最恶劣的是对妻子漠不关心。这实际上是一场谩骂，其余十七个角色都没有一句台词。在全剧过程中，丈夫弗洛罗手持一张报纸遮着面孔，坐在安乐椅中一言不发。

　　这部剧的上演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响。卡洛斯·阿西迪亚科诺在报纸上撰文写道：“这幕清唱剧，使人领略到一片绿色风景的温暖，领略到热带地区令人心旷神怡的情调，在一个爱情成为大自然的另一种实质的世界中体会到兴高彩采烈的气氛。”路易斯·马萨斯认为剧本“会引起争论，它写得栩栩如生，充满诗意使作者聊以自慰的是，他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有犯迷糊的时候。”《民族报》的评论家奥斯瓦尔多·基罗加对这部剧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部肤浅、冗长而又索然无味的情节剧。”马维尔·伊茨科维奇写道：“该剧写得很美，可没有戏剧味儿，因为小说家只注重了台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阿根廷作家奥斯瓦尔多·索利亚诺在该剧上演前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想写一幕从一个女人嘴里道出的谩骂自己的长剧。……也许他在为自己未能成为一名好丈夫的想法所困扰，为他努力创建一个新的小说世界，和作为一名当代作家要得到本世纪的最后一次文学荣誉的诸多不便而心神不安。”

　　对于这部戏剧的演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也没有看。

　　报告文学的创作

　　1985年在促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开始的那家刊物——哥伦比亚《观察家》报，创刊一百周年之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报告文学作品《智利地下工作者利丁》在该刊发表了。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报纸也同时登载这篇报告文学作品。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共有十章，每天由《观察家报》和西班牙等国的报纸连载。同时哥伦比亚的黑绵羊出版社和阿根廷、西班牙等国的出版社还出版单行本。

　　利丁，全名米格尔·利丁，是智利影坛的著名电影导演，五千名流亡国外的智利重要人士之一。皮诺切特政府一直到该报告文学发表之际还将他们拒之国外，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智利的全部国境线都必须提高警戒，防止他们过境回国”。

　　《智利地下工作者利丁》写的就是利丁如何回国做地下工作的故事。他骗过智利的公安机关，秘密回到祖国，花了2个多月的功夫拍了一部反映智利目前局势的电影。电影胶片长达七千英尺。任务完成后，他又悄悄出境回到以前的避难处。此外，作品中还回忆了海上遇难者贝拉斯科的著名历史。这段历史或事件，《观察家报》曾在五十年代做过连续报道，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为此事写过14篇的报道，轰动一时。

　　文学谈话录

　　《番石榴飘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哥伦比亚另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兼记者普列尼奥·阿普莱德·门多萨的谈话录。该书于1983年1月在西班牙布鲁格拉出版社出版。这部谈话录共十四章，具体而详尽地叙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创作实践和社会活动。

　　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哥伦比亚作家通过侃侃而谈的对话，向读者介绍了他最初的文学训练、所受的文学影响，对自己作品的剖析以及对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解释。这些来自拉丁美洲的第一手材料极其重要。原因很简单：对于自己的作品，创作家比评论家更具有发言权。作家将谈话录题名为《番石榴飘香》也另有用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该书中说，精选素材有可能加工提炼出番石榴的香味这是一个极富拉丁美洲特色的比喻：番石榴系南美洲一种常绿灌木，其果实呈球状或卵形，香味浓郁，可供鲜食或制成果汁、果酱等。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只有经过精心的提炼加工，文学素材才能成为艺术品。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文学对话的普·阿·门多萨是哥伦比亚著名的小说家兼记者，曾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法国等多家报刊中担任重要职务。著有短篇小说集《逃兵》、长篇小说《逃亡岁月》等等。

　　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分别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智利地下工作者利丁》外，还于1986年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并于1986年11月在哥伦比亚《品尝家》报上首先发表出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报界表示，他将继续“为了朋友们更加爱我而写作”。

　　这篇回忆录的第一章《访罗马教皇》，记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次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会面，虽然不过短短的十五分钟，但是这位前波兰大主教却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印象是，教皇的音容笑貌甚至举止手势都象捷克斯洛伐克当代著名作家米兰·混德拉，外表和善慈祥，但似乎不太机灵，甚至有点笨拙，因为临别送客时，教皇甚至连自己办公室的门也开不了，后来还是呆在外面的一位助手来解了围……第二个印象是，教皇似乎不仅在梵蒂冈，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孤立无援的，几乎与世隔绝，尤其是与现实中的人民隔绝，因而也令人感到有点可怜。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大恭敬地议论道，这样一位“好好先生是怎么能指望他来祈祷上帝降福人类、维护人权呢？尽管他为了出访墨西哥，还捡起了他曾在中学时代学过的西班牙语，但是一个甚至连第三世界的教徒都会对之产生怜悯之心的教皇，恐怕其威望也是有限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

　　关于写作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向一位评论家证实，他们那一代人是能够出作家的。除了写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更加喜欢，他在写作中经历了许多的苦乐时光，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谈他在创作中的感受的：

　　“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刚刚探索到写作的奥秘，心情欣喜愉快，几乎没有想到自己要负什么责任，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我干完报社的工作，还写上四页、五页，甚至十页书。有时候一口气就写完一个短篇小说。”“现在一天能写完一个大段落就算万幸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已经变成一件苦事了”。

　　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己写作技巧越来越娴熟的情况下，却又感到写作很苦呢？

　　“问题很简单，就是责任心越来越强了，现在我觉得，每写一个字母，会引起更大的反响，会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他成了名，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写作越发地小心谨慎起来。

　　对于成名之后的许多事他都感到厌烦：

　　“我非常讨厌自己变成众目睽睽的对象，讨厌电视、大会、报告、座谈会……”也讨厌采访。

　　对于写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出了一些成名之作后更是感到焦灼： “除了医学上所说的悠闲恐怖之外，最使我感到焦虑的就是这件事了。但是，我听了海明威的忠告之后，这种焦虑就一扫而光了，他说，只有对第二天要干什么心中有数时，才去休息。”

　　对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灵感。我记得，我们住在阿拉卡塔卡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天，我外祖父带我去马戏团看过单峰驼，又有一天，我对我外祖父说，我还没见过冰块呢，他就带我去香蕉公司的仓库，让人打开那里的冰冻鲷鱼；把我的手按在冰块里。《百年孤独》就是根据这一情节开的头。”

　　构思与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要回答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体会是，他创作《百年孤独》就用了十五年进行构思，写《家长的没落》他想了十六年，而创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去构思。对《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马尔克斯是这样谈它的：

　　“小说中描写的事情发生在1951年，当时我觉得，还不能用来作为写长篇小说的素材，只能用来写篇新闻报道。可是，那时候，在哥伦比亚，新闻报道这种体裁还不太流行，而且我又是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报社对这类事情也许不感兴趣。十二年之后，我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只要一想到我母亲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被卷进儿子写的一本书中会不高兴，我又犹豫不决了。不过，说实话，这一题材只是在我思考多年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之后才吸引住我的。问题的关键是：那两个凶手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想让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结果事与愿违。这是万不得已的，这就是这出悲剧唯一真正的新奇之处；当然，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是相当普遍的。后来，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我又迟迟没有动笔。事实上，小说描写的故事在案件发生之后二十五年才算了结。那时候，丈夫带着曾被遗弃的妻子回到镇上。不过，我认为小说的结尾必须要有作案行为的细节描写，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使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笔意纵横，奔放自如。这就是说，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有人认为，一个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要先受一定的磨难和痛苦才可能写出一部好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

　　“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说是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忍饥挨饿，必须经受磨难，这我根本不相信，吃得好，使用电动打字机，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写作。”

　　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什么样的环境最好，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我这里所说的和威廉·福克纳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那么，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生活中是谁和什么读物影响了他呢？

　　“首先，是我的外祖母。她不动声地给我讲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亲眼看到似的。我发现，她讲得沉稳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我外祖母的这种写作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

　　第二个使他成为作家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是卡夫卡：

　　“我认为，他是采用我外祖母的那种方法用德语来讲述故事的。我十七岁那年，读到了《变形记》，当时我认为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茨一天早晨醒来居然会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于是，我就想：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原来在文学领域里，除了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的中学教科书上那些刻板的、学究式的教条之外，还另有一番天地，我发现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因为这很危险会谎言连篇，而文学作品中的谎言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谎言更加祸患无穷。事物无论多么荒谬、悖理，总有一定之规，只要逻辑不错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到荒谬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

　　除了卡夫卜之外，海明威也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过影响。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家，但是个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他有句名言，他说，短篇小说仿佛一座冰山，应该以肉眼看不见的那个部分作基础。也就是说，应该以研究、思索经过搜集然而没有直接选用的材料作为基础。是啊，海明威使人获益匪浅，他甚至告诉你如何去描写一只猫拐过一个街角。”

　　格林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是的，格雷厄姆·格林确实教会了我如何探索热带的奥秘。一个人很难选取最本质的东西对其十分熟悉的环境作出艺术的概括，因为他知道的东西是那样的多，以至无从下手；要说的话是那样的多，最后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兴致勃勃地读过富有观察力的哥伦布·皮卡弗达和西印度群岛编年史家的作品。我还读过带着现代主义有色眼镜的萨尔戈里、康拉德和本世纪的拉丁美洲热带风俗作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我发现，他们的观察和现实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有些人只是罗列现象，而罗列的现象越多，眼光就越短浅；据我们所知，有的人则一味地雕词琢句，咬文嚼字。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正确地解决了这个文学问题：他精选了一些互不相干，但是在客观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真正联系的材料。用这种方法，热带的奥秘可以提炼成腐烂的番石榴的芳香。”

　　除了一些作家对马尔克斯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外，一些文学作品对马尔克斯的写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阅读的作品是法国小说家、儿童文学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和康拉德的作品：

　　“人们再次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的唯一原因是喜欢他。所以，我喜欢康拉德和圣埃克苏里，就是由于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一个特点：他们能够平静地描绘现实，把它描绘得诗意盎然，尽管有时候可能有点俗气。”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很多，其中女作家弗吉尼娅·吴尔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黛洛维夫人》中的这样一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我记得我是在一家旅馆的简陋的房间里，忍着酷热，一面轰蚊子，一面读这段话的。当时我在哥伦比亚的瓜希拉卖百科全书和医药书籍。她是这样写的： ‘但是，毫无疑问，（车子）里面笼罩着一种庄严的气氛：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隐隐约约的庄严气氛，凡夫俗子都能企及；他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的尊严这么近，离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么近，而这种尊严是急切的考古学家们挖掘了时间的废墟之后加以证实了的，当时伦敦还不过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每星期三上午在街上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过是一截戴着结婚戒指的尸骨，他们浑身沾满了尘土，并且由于龋齿而作了满口的白铅。’”

　　这段描写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这使我在一瞬间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另外，我想，它难道不是《家长的没落》的遥远起因？而这本书正是描写人类的权力之迷，描写孤独和贫困的。”

　　在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影响的人当中，还可以列出一些：索福克勒斯、兰波、卡夫卡、西班牙黄金时代诗歌、从舒曼到巴尔扎克的宫廷音乐。

　　“灵感这个词已经给浪漫主义作家搞得声名狼藉。我认为，灵感既不得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为他们所努力要表达的主题做出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碍碍。有时候，一切障碍会一扫而光，一切矛盾全迎刃而解，会发生梦想不到的许多事情。这时候，你才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灵感。”

　　写作中的困难

　　在写作过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往往不得不推翻原有的想法，而且修改一遍又一遍。

　　“1962年我在墨西哥写《家长的没落》，写了近三百页稿纸，便停了笔。底稿里只有主人公的名字给保留了下来。1968年我在巴塞罗那重新开始写，辛辛苦苦干了六个月，又停了笔，因为主人公——一个年迈昏馈的独裁者品格方面的某些特征写得不太清楚。大约两年之后，我读到一本描写非洲狩猎生活的书，因为我对海明威为此书写的前言很感兴趣。这篇前言对我来说价值不大，但是等我读到了描写大象的那一章，便发现了写好我这部长篇小说的办法。原来，我可以根据大象的某些特性来描绘我小说中的那个独裁者的品格。”

　　在写作过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还碰到过其他一些困难：

　　“有一次我简直无从下笔，我怎么也写不好我作品中某个城市的闷热的气候。这事很棘手，因为那是加勒比地区的一座城市，那儿的天气应该热得可怕。”

　　“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举家前往加勒比，我在那儿几乎逛荡了整整一年，什么事也没干，等我回到过去写《家长的没落》的巴塞罗那的时候，我栽了几种植物，让他们飘逸出阵阵芳香，于是我终于让读者体验到了这座城市的酷热天气。这本书后来没费多大周折就顺利写完了。”

　　魔幻的神奇“现实”

　　“现实并不是西红柿或鸡蛋多少钱一斤。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为此，我总是愿意举美国探险家E·W·格拉夫的例子。上世纪初，他在亚马逊河流域作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这次旅行，使他大饱眼福。他见过一条沸沸滚滚的河流；还经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一说话就会降下一场倾盆大雨。在阿根廷南端的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军城，极风把一个马戏团全部刮上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用网打捞上来许多死狮和死长颈鹿。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短篇小说里，我描写了教皇对哥伦比亚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一次难以想象的、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行。我记得，我把迎接教皇来访的总统写成一个秃了顶的矮胖子，以别于当时执政的高个瘦削的总统。小说问世十一年后，教皇真的到哥伦比亚来访问；迎接他的总统跟我小说里描写得一模一样：秃顶、矮胖。我写完《百年孤独》之后，巴兰墓利亚有一个青年说他确实长了一条猪尾巴。只要打开报纸，就会了解我们的周围每天都会发生奇特的事情，我认识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兴致勃勃地、仔细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事情。”

　　在《百年孤独》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描写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但无论哪一件事都是有他现实的基础的。

　　“比方说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吧。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住在阿拉卡塔卡。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电工换电表。这件事，历历如在目前。仿佛昨天发生似的。他用一条皮带把自己绑在电线杆子上，免得掉下来。这条皮带当时真把我看呆了。后来，他又来过好几次。有一次他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外祖母一面用一块破布赶一只蝴蝶，一面叨唠：“‘这个人到咱们家来，这只蝴蝶就跟着来。’那个电工就是《百年孤独》中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原型。”

　　在《百年孤独》中，还有一个俏姑娘雷麦黛丝飞上天空的描写，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把她给“写上”天空的。“本来，我打算让她在家中的走廊里跟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一起绣花时销声匿迹。但这是电影镜头般的安排，我觉得很难让人接受得了。雷麦黛丝说什么也得留在那里，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她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升上天空。这样写，有事实根据吗？有一位老太太，一天早晨发现她孙女逃跑了；为掩盖事实真相，她逢人便说她孙女飞到天上去了。”

　　“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 ‘有了。’我想到。俏姑娘雷麦黛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床单便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因素。当我回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麦黛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关于自己的作品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他的《百年孤独》创作出版后，许多评论家说，这部作品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隐喻或讽喻。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艺术地再现我童年时代的世界。你知道，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景况悲惨的大家庭里度过的。我有一个妹妹，她整天啃吃泥巴；一个外祖母，酷爱占卜算命，还有许许多多彼此名字完全相同的亲戚，他们从来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为什么患了痴呆症会感到莫大的痛苦。”

　　“要说有什么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不过话说回来，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因为他们总是俨然摆出一副主教大人的臭架子，居然不怕冒大放厥词的危险，竟敢承担解释《百年孤独》一书之谜的全部责任。他们没有想到，《百年孤独》这样一部小说，根本不是什么一本正经的作品，全书到处可以看出，影射着不少至亲好友，而这种影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发现。

　　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一位评论家看到书中描写的人物加夫列尔带着一套拉伯雷全集前往巴黎这样一个情节，就认为发现了作品的重要关键。这位评论家声称，有了这个发现，这部作品中人物穷奢极侈的原因都可以得到解释，原来都是受到了拉伯雷文学影响所致。其实我提出拉伯雷的名字，只是扔了一块香蕉皮，后来，不少评论家果然都踩上了。”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作品中，他偏爱那些描写孤独的书：

　　“请注意，《枯枝败叶》中的主要人物的一辈子就是在极端孤独中度过的，此人可谓是生于斯、死于斯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的人物也是感到世态凄凉、孤独无援。每个星期五，上校和他的老婆、还有他那只斗鸡、眼巴巴地等着有人给他送退伍救助金来，可是总也等不来。《恶时辰》里的那个镇长也是孤独的一生，他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饱尝了权力的孤独的滋味。”

　　“孤独是《家长的没落》的主题，显然也是《百年孤独》的主题。”

　　在作品完成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出版这些作品费了很大周折。对于《枯枝败叶》这部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整整花了五年时间才找到一家出版社。我把原稿寄到阿根廷的洛萨出版社，后来给退了回来。还附了西班牙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的一封信。这位先生劝我还是从事别的工作为好，不过倒还承认我这篇东西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此我至今深感满意。”

　　其他的作品的出版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交给迦里玛的，比《百年孤独》交稿要早得多。当时有两人读了稿子：胡安·戈伊蒂索洛和罗歇·加依鲁瓦。前者那时还不像今天这样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阅毕原稿，写了一篇出色的读后记；但加依鲁瓦却原封不动地把稿子退了回来。我不得不抓紧写《百年孤独》，目的是要使迦里玛对我的某一本书感兴趣。不过当时我的出版代理人已经在法国另外订了一些合同。”

　　在写作技巧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枯枝败叶》之后、《百年孤独》之前创作的作品，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更加向现实主义靠近。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道：

　　“我在着手创作《枯枝败叶》的时候，就坚信一切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可是我那本书是在哥伦比亚人民横遭血腥的政治迫害的动荡岁月里问世的，于是我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朋友们得出了非常严厉的指责。他们对我说：‘你这部小说什么也没有探告，什么也没有揭露。’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它也促使我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应该时刻关心国家的现实，应该对我原先的文学创作主张略加修正。很幸运，后来我这一缺陷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可当时我真是冒着打破脑袋的危险的。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还有《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许多短篇都取材于哥伦比亚的现实，其合理的结构则取决于主题的自然氛围。我并不后悔写作了这些作品，但是，这是一种事先进行构思的文学作品，是现实文学的独特的反映。这些书，不管好坏总还算有始有终，没有怎么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之外。”

　　《家长的没落》是一部被评论家称为散文诗的作品。

　　“那里基本上是受了音乐的影响。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欣赏的音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最欣赏的是贝拉·巴尔托克以及加勒比民间音乐。这两者的混合是爆炸性的，真没有办法。”

　　“从语言这个角度来衡量，《家长的没落》是我所有长篇小说中最通俗的一部，小说的题材、用语、歌曲以及谚语最接近加勒比地区。书中有些句子只有巴兰基利亚的汽车司机才能看懂。”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最重要的成果，最能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家长的没落》。它是我一直想写的一本书，而且，我在这本书里尽情地抒发了我个人的看法，做到了畅所欲言。”

　　番石榴飘香

　　——马尔克斯之后的文坛

　　拉丁美洲文坛

　　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曾经断言“世界文学的未来属于拉丁美洲的叙事文学”并指出“必须把眼光转向这种文体，真正的、优秀的创作将在那个大陆”。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几乎是准确无误地证实了这种断言，这其中包括四位最主要的拉美文学家在世界文坛上引起的 “文学爆炸”，他们是：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代表作是《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代表作是《城市与狗》）、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代表作是《掷钱游戏》）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代表作是《百年孤独》）。

　　这些先峰作家，为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迎得了巨大声誉，同时也给当时的作家们在创作上带来了新的启示，那就是从更新更高的视角，来审视世界，才能进入更高的艺术境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说过“什么是最理想的小说？我认为，那应该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小说，它不仅应该以它政治的和社会的内涵来打动人心，而且还应该具备洞察现实的能力，如果能把现实翻个个儿，从它的反面来加以观照，那就更妙了。”

　　正是由于这些前辈作家在拉丁美洲文学界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轰动，所以才引起了另一批晚于这些前代作家一些时候更新的作家群的不满。而这些作家以颇为“不服气”的姿态冲上拉丁美洲的文坛，这些人的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引起公众的注意。如，古巴作家塞韦罗·萨多伊曾经宣称：“文学爆炸已经结束，接踵而至的就是我本人。”“在我之前的所有作品，都不过是《创世纪》中的那场洪水浩劫。”尤其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百年孤独》，萨多伊更不放在眼里。他认为，只有他们这一代作家，才是真正的希望。

　　智利流亡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也认为，拉美文学的爆炸已经“消亡”，但，他又转过来较为客观地分析道“拉美文学爆炸为拉美当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情势已有所改变而不同压力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必然会有他们自己的美学爱好和追求。三、四十年代出生的拉美中青年作家面临的是一个在文学上已被征服的拉美大家，他们已经有了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两座截然不同的高峰。因此，他们必须，而且也能够有所突破，尽管这种突破必将是十分艰巨的。” “我们当然不拒绝文学爆炸时期所获得的成就，既作家驾驭文学及进行想象的巨大能量。我认为，我们无需自己加以限制，恰恰相反，我们对无止的境界要大胆拓展。”

　　因此，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在拉丁美洲文学界的年青一代作家群中，蜂拥而起一大批具有很强文学创作潜力的作家，试用从更新更好的角度超过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们。这些作家主要包括智利流亡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哥伦比亚作家古期塔沃·阿尔瓦雷斯·加尔德比萨瓦尔、尼加拉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秘鲁作家伊萨克戈尔登贝格。其中，尤以斯卡尔格达、阿连德和阿尔瓦雷斯为最突出的代表。

　　被称为“空前哥伦比亚文坛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第一号人物”的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雷斯·加尔德比萨瓦尔是拉丁美洲文坛上空骤然出现的一颗名星。他生于1945年的哥伦比亚考卡省图鲁亚镇一个富裕的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文学教育，从小酷爱文学作品，从初学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是近年来拉美文坛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之一，主要的作品有《秃鹰并非天方埋葬》（1972）、《达贝瓦》（1973）、《白痴市场》（1984）、《杂耍艺人》（1977）、《酒瓶子贝贝》（1984）、《神明》（1986）等等。他的作品大多以他的家乡图鲁亚镇为背景，反映哥伦比亚社会的弊端，新旧思想的冲突，创作手法常常摹拟加西亚·马尔克斯，但又在摹仿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突破。

　　描写拉美社会人性的孤独和人类的窘境，是阿尔瓦雷斯经常涉及的一大命题。阿尔瓦雷斯的成名之作《达贝瓦》描绘了哥伦比亚一个名叫达贝瓦的奇特而偏僻的小镇中人们孤立无援的窘态：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就要发生了，但在这大祸临头的危急时刻，人们却因交通闭塞，无法互相转告，而只能胆颤心惊地受着灾祸威胁的痛苦煎熬。《白痴市场》是以一个无所不知、博学多才的叙述者的口吻，讲述图鲁亚镇一个荒唐可笑的故事。图鲁亚镇教士塔斯贡神父不顾镇上居民的抗议和反对，竟与一女人同居通奸，后生下一女，名字叫马西亚妮塔。这个女儿长大结婚后又生下两个儿子，均为白痴，这两个白痴儿子长大后，虽然智力迟钝低下，行为呆傻，但是，两个人通过手淫，居然发现这个办法能医治百病。两个人因此而扬名小镇，以至全国，成了受人景仰的“英雄”。小镇也因此而兴旺发达，变成了旅游中心。因而，在这种情绪的鼓舞下，瘸子也可以被选为“美女皇后”，失去“情人”的同性恋者也能转悲为喜。国内外有关专家纷纷前来调查研究，但此时两个白痴却相互谋害致死。阿尔瓦雷斯的锋芒是直接指向教会的，在叙述中，他不仅使用了诙谐幽默的笔调，而且叙述中的文笔多变。

　　阿尔瓦雷斯的另一长篇小说《神明》，描述的是里考特镇的权势人物毛里西奥·金特罗回归故里的故事。里考特镇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居民们无以为生，只能背景离乡，留下来的人不得不苦苦度日。他们唯一的寄托是祈求神明的保佑和怜悯。毛里西奥·金特罗为人机敏，出外数年，居然也发了大财，回镇时坐着被镇民视为“神明”的直升飞机，出尽了风头。在参加宗教仪式活动时，他被尊为“神明毛罗”、“弥达斯王”，真是道不尽的风光，而镇民们一直信仰的神明及神父等宗教人士却被人冷落遗忘了，这部小说的用意是在讽刺人们迷信神明的愚昧观念。

　　阿尔瓦雷斯的《杂耍艺人》是他用来讲述自己文学主张的一本小说，这种方式在文坛上少见。《杂耍艺人》讲的是哥伦比亚卡利市德尔巴列大学中的一场冲突。故事围绕着大学生埃德加·梅希亚·巴尔加斯之死而逐步展开。故事的讲述者是卡利市德尔巴列大学的一位教授，听众是在他掌握中的学生。教授在回忆了一桩桩往事之后，便抑扬顿挫地宣讲着“……小说决不能囿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叙事模式结构。我们必须有全新的形式，探求新的途径……”可是也是这位教授不久前声称“……本人并不想拼搭七巧板之类的玩艺儿，以显示自己是二十世纪小说的伟大革新派，也决无当谁也不解其意的所谓 ‘幻想家’的任务企图。”阿尔瓦雷斯的用意是不仅要写出拉美公众对新小说的认识过程，而且还要进一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为更新的小说被人们接受和了解，打下深刻的读者基础。

　　与阿尔瓦雷斯同时跃起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拉美文学新星的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她出生于1942年，是智力已故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女，也是拉丁美洲第一位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她曾任报刊记者，至今著有《幽灵之家》（1982年）、《爱情与阴影》（1984年）、《埃娃·卢纳》（1987）三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多部。她的三个长篇小说都成为畅销书，并被译成多国文字。

　　善于刻画人物复杂的性格和心态，是伊·阿连德小说在名家如云的拉美小说界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幽灵之家》的中心人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他脾气暴躁、专断蛮横、心狠手辣，是一个思想极端保守的庄园主，但他仍有良知；他无情地欺压盘剥农民，但他对雇工佩德罗·加西亚之死却表示了哀伤，他亲自参加葬礼，他还记着是佩德罗·加西亚治住蚁穴、救活庄稼、在地震时帮助自己死里逃生；他曾极其凶狠残暴地用斧子砍去了佩德罗第三的的手指，但后来在军事政变中佩德罗第三身处险境时，他却以参议员的身份帮助这位青年躲入外国使馆，以便他逃往国外，他不赞成“那位诗人”的共产党人立场，但却十分欣赏他的诗篇；他蹂躏了无数农妇村姑，但又常常在内心自责，想把真正的爱倾注在克拉拉·布兰卡和阿尔芭身上，当然，作家所注意的还是特鲁埃瓦阴暗的一面，而且，作家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由于他青年时代的胡作非为而得到的严酷报应：被特鲁埃瓦污辱的妇女，怀孕后产下了许多私生子，其中的一个私生子的后代在独裁政府中担任了军事警察上校，此人利用权势，对特鲁埃瓦心爱的外孙女儿阿尔芭横施暴虐。封建专制、不可一世的家长特鲁埃瓦或许在临终前多少会认识到，他儿子海梅之死、外孙女儿阿尔芭惨遭酷型、甚至他全家的不幸遭遇，都跟自己短见而顽固地支持军事政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自己政治态度的必然结局。

　　伊莎贝尔·阿连德认为“拉丁美洲各国尽管气候、种族、身份有所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有某种同样的魔幻色彩，有着观察现实的同样方式。还说：我们的大陆是一块无需作挖空心思进行想象的大陆。这里所展示的一切都是事实。”因此，拉丁美洲大陆那“神奇的现实”在她的笔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新的具体的事实得到了证明，《幽灵之家》中，伊莎贝尔·阿连德描写了真拉能用意念搬动东西，能和幽灵对话，能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爱情与阴影》中埃万赫利娜癫痢病发作时房屋震摇、家具跳动、禽畜飞舞等异常景观，读者在惊奇之余，更多的是对生病的天真女孩子更加同情，因此，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描写的“神奇”而又神秘的“现实”是吸引读者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伊莎贝尔·阿连德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是善良、勇敢正直、慎谨令人尊敬和同情的，《幽灵之家》的阿尔芭，《爱情与阴影》中的贝利萨·克雷普斯库拉里奥，《复仇》中的杜尔塞·罗莎·奥雷利亚诺，都是这种可敬又可爱的女性。同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还大胆地描绘了这些女性与她们的情爱，如《爱情与阴影》中伊雷内利弗朗西斯科的情爱，被描写得炽热、真诚、美好，充满了诗意，而读者绝不会从中找出任何的邪念、淫俗，或者粗俗的暴露。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形成的文坛主力军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斯卡尔梅达在70年代就已经成名，但影响并不大。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后，斯卡尔梅达流亡联邦德国，从事电影创作。斯卡尔梅达的短篇小说集有《激情》（1967年）、《屋顶上的裸者》（1989年）、《自由的枪声》（1973年）、《情侣和孤独者》（1975年）。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1975年）一问世使斯卡尔梅达一举成名。此后，他又写了《叛乱》（1982年）、《炽烈的耐心》（1985）等作品。

　　斯卡尔梅达在文学上主张作家要回到现实中来，回到具体的事物中来，主张继承并发掘“文学爆炸”时代的成就，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胆突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是以智利各阶层人物的不同观点从三条迥然不同的线索来剖析智利的社会现状。《炽烈的耐心》则寄托着对祖国命运的美好憧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里奥出身渔家，后来在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居住的黑岛当邮递员。他在政治上懵懵懂懂，他之所以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只因为聂鲁达也持同样的立场，而他之所以阅读聂鲁达的诗，则是因为聂鲁达送给了他一本有诗人亲笔签名的诗集。当天，他爱上了一位姑娘，便用聂鲁达的爱情诗向姑娘倾诉衷肠，爱情诗果然灵验，他终于征服了姑娘。由于诗人出面向姑娘的母亲说情，这对青年人于是结合了。读了聂鲁达优美的诗篇，马里奥不但政治觉悟迅速地提高，学识也大有长进，而且自己也写起诗来了。智利联盟竞选胜利，萨尔瓦多·阿连德出任总统，聂鲁达被派往法国任驻法大使。马里奥仍与他保持联系继续求教诗人。后来，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聂鲁达不久也病逝。马里奥悲痛欲绝，但仍在报刊发表诗作。后来被捕入狱，但仍然坚持诗歌创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1982年以前，即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的文学界对拉丁美洲的文坛似乎比较忽略，介绍和关注这一大陆文学思想的人也不多。而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第四次拿回了这项充满诱惑的世界大奖之后，中国的文坛似乎也“爆炸”了，他们马上惊异地注意到了这块神奇土地上的作家们神奇而具有魔力的创作了。

　　于是，像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的文学界也掀起了一股“马尔克斯热”，这一热，就是十几年。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的文学界必然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作家个体的影响，即，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在接受马尔克斯时，是大胆而又果断地吸收了他的手法，又有新的突破，如，郑万隆就是用“开放性的眼光进行研究”、“对自己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进行反省”之后，“开辟一条生路”。于是，他创作了扑朔迷离的《异乡异国》。韩少功笔下创作的《爸爸爸》的畸型儿也从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里汲取了重要的养份。而莫言的《球状闪电》也带有浓重的从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色彩”。刘索拉给《蓝海绿天》的主人创造了一个布恩地亚式的虚虚实实的灵魂。至于王安忆的《小鲍庄》中，那七七四十七天的大雨，那侄儿和大姑不安分的情欲，更是直接地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

　　莫言在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其创作的影响时，也曾说：“我认为，《百年孤独》这部标志着拉美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骇世惊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它最初使我震惊的是那些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但经过认真思索之后，才发现艺术上的东西，总是表层。《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他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地叙述，与他哲学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认为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的家园。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轮回，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无疑受了相对论的影响，他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充满同情地鸟瞰着纷纷攘攘的人类世界。”

　　第二点，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区域文学或文学流派的影响。如中国的西藏当代文学和广西的“百越境界”派等等，都打出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号进行创作。尤其是西藏的一些青年作家写出了一批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地受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有着很明显的模仿的痕迹。这也与西藏本身的条件有关。从文化地理条件上讲，西藏有着与拉丁美洲相似的地方，这一点，在西藏的文学青年们进行吸收时，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种相似之处，才尝试着使用具有“魔幻”色彩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作品的。有些评论家，对西藏文学的这种现象曾经提出过尖刻的批评，但这些作品显然不能按照评论家的说法，把它们归入“照搬”的行列，因为，就西藏青年作家们发表的这些作品来看，他们的确在努力地传达、描述，表现他们所体验和认识到的西藏所独有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所仿效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观念和写作方式。在这些试验用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中，已经有人写出了相当不错的作品来了。如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不仅吸收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而且更多地是摆脱了这种手法的束缚，成功地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揉合在了西藏的当代文学中。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中有趣的争议

　　自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美文学界成名之后，尤其是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研究“热”也兴起。在研究中本来不该出现的一些争议出现了，非常有趣。

　　首先第一个争议就是评论家强加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福克纳影响”。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段时间内也很生气，他曾指出过“批评家们那么顽强地强调福克纳对我的作品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竟被他们说服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当我纯粹出于偶然开始读福克纳的小说时，我已经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我一直想知道批评家们所说的福克纳对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许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南方旅行时，我相信找到了在书中肯定找不到的解释。那些尘土飞扬的道路，那些炎热而贫穷的村庄，那些绝望的居民，都跟我的短篇小说中描写的极像。我认为这种相像不是偶然的；我出生的那个镇子大部分是由美国香蕉公司建造的。”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解释，那些“严肃”的批评家仍然不肯放松说他是受福克纳的影响的。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们在黑暗中干蠢事却很开心”。当时，对于福克纳马尔克斯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关注，但是：

　　“当然，我不是厌恶福克纳的影响。相反，我应该把它视为一种荣誉，因为福克纳是一切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之一。问题在于我不十分清楚批评家们所谓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事实上，一位知其所为的作家不但总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和任何人的相似，而且竭力避免模仿他所偏爱的作家。”

　　第二个争议就是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底是生于1927年还是生于1928年，这个本来问一问仍然活在世上的作家本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却是争论不休。

　　起初大多数人都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生于1928年的3月6日，连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成名之前作传的秘鲁当代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也这样认为。但是，1985年12月16日，哥伦比亚《万花筒》周刊第一期发表了该刊记者费尔南多·科尔特斯的专稿，他在洗礼记录册上发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确切的出生日为1927年3月6日，以前所有材料都说他是生于1928年，是错的。

　　到此，这场关于出生日的争论似乎就此该停止了，但是，后来还是有人就此提出异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不屑一顾。

　　第三个争议更为有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底本名叫什么，大多数人以为他的全名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就是说，马尔克斯应该是姓加西亚，而1985年12月16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同时对此提出了纠正，认为，马尔克斯的本姓应该是马丁内斯，即，马尔克斯全名叫加夫列尔·马丁内斯·马尔克斯。这篇文章的证据是，作者在马尔克斯的故乡阿拉卡塔卡的圣何塞教堂的洗礼记录中发现了马尔克斯 1930年接受洗礼时的文字记载： “……孩子取教名为加夫列尔·何塞；父母名：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路易莎·马尔克斯；祖父母名：加夫列尔·加西亚，阿尔赫米拉·马丁内斯；外祖父母名：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特兰基利娜·马尔克斯”。文章说，在用钢笔书写的原始记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的祖父原姓马丁内斯被人擦去，又被用圆珠笔在原处写上加西亚字样，而作家原姓加西亚的祖母却被写上马丁内斯。由此可见，作家的祖父母的姓氏需对换过来，恢复真姓。作者又从马尔克斯父亲的老友卡米洛·比斯卡伊诺那里了解到，原来作家父亲是个私生子，不愿用其父的姓，而袭用其母姓，这样，马尔克斯也就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而名扬天下了，其实，应该是马丁内斯·马尔克斯才对。

词条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要解决具体问题
（尤其在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本词条对我有帮助0

《百年孤独》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对词条发表评论

《百年孤独》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对词条发表评论

《百年孤独》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