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Pitt，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的前会长。
Joseph Pitt当代活跃的技术哲学学者。他吸吮英美哲学传统的丰富乳汁，特别关注技术的认识论问题，当属分析哲学传统。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是Pitt技术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在这一著作中，Pitt认为，在知识的秩序上，技术的认识论问题具有对社会批判主义的逻辑优先性，并由此而构建起了他宏大的基础主义技术哲学理论。
Joseph Pitt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Ph.D.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1972
232 Major Williams Hall | Email | (540) 231-5760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Pitt earned his Ph.D. at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He ha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es on scientific change. His historical interests include Galileo, Hume, and American pragmatism. He is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and numerous articl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is Founding Editor of the journal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Social, published by MIT Press. Winner of the Alumni Teaching Award and a member of Virginia Tech's Academy of Teaching Excellence, he teaches regularly at introductory, advance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pistemology.
Books
The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of Public Choice; Reflections on the VPI Center, co-edited with Dhavad Saleh-Isfahani and Douglas Eckel, London: Blackwell, 2003.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Recent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Design Criteria in Architecture”, in Philosophy and Design: From Engineering to Architecture, ed. Pieter E. Vermaas, Peter Kroes, Andrew Light, and Steven A. Moore,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Common Sense,” in Rescher Studies;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Nicholas Rescher, ed. R. Almeader, Heusenstamm: Ontos Verlag, 2008
“Don’t Talk to Me,” in iPod and Philosophy, ed. D.E. Wittkower, Chicago: Open Court, 2008
“Anticipating the Unknown,” in Emerging Conceptual, Ethical and Policy Issues in Bionanotechnology, ed. B.Fabrace,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Hume and Peirce on Belief, Or, Why Belief Should Not be an Epistemic Category,"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41 (2), 2005.
"The Dilemma of Case Studies,"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9 (4), 2001.
"What Engineers Know," Techne, 5 (3), 2001.
Regular Classes
Philosophy 1204: Knowledge and Reality
Philosophy 6314: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hilosophy 6334: Advanced Topic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分析技术哲学示例：Pitt编辑本段回目录
当代分析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Friedrich Rapp，Mario Bunge，Henryk Skolimowski，Joseph Pitt，Peter Kroes等。这里，我们主要来看一下Pitt的分析技术哲学思想
Pitt早期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从1970年代中期才开始转向技术哲学研究。Pitt的这种科学哲学背景，使得他宣称必须从科学哲学的（当然也是分析哲学的）角度探讨技术哲学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说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科学知识的性质；科学解释的性质；科学定理的功能与结构；科学中证明的形式和特点；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展的性质；科学证据的性质；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那么，令人奇怪的是，在技术哲学中却很难找到这些问题的对应物。对于Pitt来说，为了矫正这一状态，也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技术的哲学问题的更满意的入口，我们应该整理研究出来一套与上述关于科学的基本认识论问题相匹配的关于技术的问题的对应物。这些问题包括：
——技术知识是什么？
——技术（技艺）解释包含的是什么？
——技术理论的结构是什么？
——技术发展的性质是什么？
——技术定理的功能与结构是什么？
——关于技术决定论的争论是什么？
Pitt认为，将技术哲学集中于这些认识技术的认识论问题而不是技术的社会批判，意味着社会批判主义退出技术哲学的中心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批判主义在技术的哲学讨论没有地位，而只是表明，只有在对技术的认识论维度有了深刻的理解后，对技术的社会批判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把关注技术的好的或坏的结果作为起点来开始研究技术哲学，那么，那些本应该决定这些问题的基础的有关技术的性质和技术理论的结构的问题就彰而不显了。
技术是什么？
在试图对技术进行定义时，Pitt认为，我们必须超越那种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的标准概念。技术的概念要比工具与人造制品的概念更为广泛。在他看来，技术有两个特定的因素：技术是一种人类活动；技术是工具的有目的的使用，不是工具自身。因此，Pitt把技术界定为“劳动中的人性（humanity at work）”。
MT模型
对于“劳动中的人性”这一定义，Pitt建立了一个MT模型（Model of technology），意图使其具体化。Pitt认为，对于任何工具、体制与决策程序，都是一个转换输入到输出的过程。如在做出决策时，知识是输入，获得的实际结果是输出。根据这种思想，Pitt将MT模型看成是一个输入/输出的转换模型，它分为一级转换和二级转换。决策是一个别一级转换。一级转换可以产生另一个一级转换，即一个决策导致另一个决策，或者可以产生一个二级转换，即导致一个创造某种工具的决策。
二级转换涉及到一个建造的装置。一个炼油厂执行二级转换的功能；一个法律系统、几何体系或望远镜也是如此。它们是通过使用有效的知识建立一个炼油厂，裁定冲突，建构一个测量特定关系的系统，或看更远的物体的这样的一级转换的结果。因此，决策过程是一级转换过程或一级转换者。以炼油厂为例，建立一个炼油厂的决策涉及到另外一系列的一级转换，它们被用于计划、设计、建构项目的过程。建立一个炼油厂既涉及决策也涉及物质材料的操纵。而最后建成的炼油厂本身则是二级转换者，因为它借助机械的手段转换原材料。
为了让MT模型能够体现技术是进步的这一含义，Pitt引入了模型的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评估反馈。因此MT包括如下三个主要的因素：
——一级转换是一套熟思的过程。在这里，我们面对一种由一个或一套问题所产生的、需要我们使用已有的知识基础，从给定的发展状态出发加以解决的决策情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时需要新机器的制造。另一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特定的社会机制（委员会，新组织，公司，科层体制或法律系统）。
——二级转换包括日常意义上的技术即机器所涉及的第二级过程。但它也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括社会结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由原油到汽油的转变来讨论炼油厂，可以根据由冲突到协调的转变来讨论法律系统，根据知识、理论、仪器与数据到更多的知识的转变来讨论科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这一过程的最终产品是什么，都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些产品还有更特殊的目的和更长远的用途。
——技术评估是一种特定的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执行一级转换的决策的影响借助于反馈机制而得以表明出来，这可以为更进一步的决策提升知识基础。现代技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评估反馈已经渗透到新发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决策过程中了。
技术知识、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Pitt认为，在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上有三个认识论的错误假定，这些假定是：
——理论与应用知识的区分，科学代表着理论（纯粹）知识；
——知识的等级说明，纯粹科学知识优于应用知识；
——将技术特殊化为应用知识，因此劣于科学。
然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更复杂的，共生的关系。甚至如果我们必须在技术基础结构的背景上理解科学，那么，技术在认识论上是高于科学的，科学是技术的子集，而不是技术是科学的女仆。在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就早就有了技术。
技术与意识形态
Pitt认为，工具与技术体系是内在地独立于意识形态的。一个个体可以使用工具去实现他的目的，但是并不会使工具具备意识形态性。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象Winner一样用价值负载的、辩论术式的假定，或者象Heidegger一样用同义反复的难懂的语言去接触技术，那么，“……我们就会忽视与问询技术相关的认识论问题。”（p. 83）这样，我们的哲学永远不会有什么进展。
技术的自主性
Pitt拒斥自主性技术及其对社会与个体的负面影响的这样的观点。Pitt认为，技术的确有一定自主性，如一个发明超出发明者的意图与控制，或者发明者没有预测到发明的后果，但这是微不足道的。一旦发明进入公共的领域，技术不再是自主的。它们被人类所使用、转化与改进。因此，技术不是自主的。不是机器使人恐惧，而是那些拥有机器的某些人。枪没有杀人，是人杀人。
工程师知道什么编辑本段回目录
Pitt
Joseph C. Pitt（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彭纪南 译（华南理工大学）
说工程知道的东西构成工程知识,正像说科学家知道的东西构成科学知识一样,这种对一个不言而喻的东西应该是什么的表达方式，很容易令人误解。毫无疑问，构成科学知识的东西，不仅超过了一个科学家所知道的东西，甚至也超过了所有科学家所知道的东西的全部总和——因为在任一给定时刻都存在一些可能没有被科学家记住的科学真理。例如，孟德尔（Mendel）定律被人遗忘一直到它被人“重新发现”时为止。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全部科学知识要比所有科学家知道的东西的总和要少，因为，科学家们所知道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差别相互一致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某些科学家知道的东西同其他科学知道的东西是不相容的——或许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样一来总的知识减少了。
有趣的是，工程知识的总和似乎并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受到损害。在工程认识论的领域内矛盾似乎没有出现。在工程师之间在什么是解决某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方面可能存在着争论，但是——在给出特定的围绕有关接触点的设想的条件下——情况并不是两个所受的教育和经验阅历相类似的工程师可能各持完全不同见解、相互对抗，即他们竭尽全力地相互反驳。
在本文中我要考察工程知识的某些方面，目的是要确定工程师知道的是什么东西。许多方面都依赖于我们如何解释“知识”。我将为知识的实用说明进行论证，这一知识是奠基于真实基础之上的，在这种知识当中，相对于科学知识来说更广更高的要求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工程知识被证明是比科学知识更加可靠得多——从而揭穿了在传统观点中认为科学是我们的最好的最成功的生产知识的手段这一谎言。我将首先将对一种实用知识理论作简略的勾画，接着在转到工程知识之前先考察一下科学知识。最后将考察一下某些传统哲学问题的命运以此结束本文。
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
认识论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并且至今依然墨守成规地存在着。至少自柏拉图以来，知识论就一直集中到一个关键性因素——-单个个体的内在心理状态上面。在休谟（David Hume）著作之前，这一心理状态是确实无疑的东西（certainty）。在休谟之后，经验主义者为了对被证明的真正信仰的形式作某些修改而抛弃了确实无疑的东西。可是仍然是把重点集中到单个个人知道的是什么东西上面。我现在极力主张的观点最初是在作某些修改的Charles Saunders Peirce.的著作中提出来的。Peirce.所发现的传统经由William James, John Dewey, C. I. Lewis, Nelson Goodman, W. V. O. Quine, Nicholas Rescher ，当然还有很少人知道的 Wilfrid Sellars等人延伸下来。由这些人以这一形式或另一形式认可的一个简单的思想就是，一个命题或命题集要有资格成为知识必须经由一个合适的共同体认可。我在《关于技术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1999）中，将上述思想大致以这样方式作了表述：单个个人生产的知识候选者，只有得到一个合适共同体按照统一标准使用协商一致方法认可的时候，才有权要求成为知识，并且才能变成为知识。这对于强纲领的社会学家（Strong Programme sociologists）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对相对主义者来说也是如此——Peirce毕竟是一个实在论者（realist）。但是，这一思想却解除了我们设计命定的标准使我们能够用它来确定述说一个具有X,Y,和Z性质的命题是否能够被说成是知道了某些东西所带来的毫无效果的烦闷。这一标准之所以是命定的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历史上的和其它方面的偶然性事件。在另一方面，例如实用主义的说明，把重点转移到由科学共同体己经设计出来的标准上。不过，即使是在这里，这一标准必然会碰到底线条件。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这一底线就是成功的行动（successful action）。根据C.I. Lewis的说法，“知识的效用就在于，它给我们一种控制力，通过合适行动，控制整个我们未来经验的质量。”(Lewis 1962, p. 4)
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的性质、结构和证实问题对于20世纪的许多人来说一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心议题。虽然这一问题现在仍然未弄清楚，就是说关于科学知识的标谁没有一致的意见，由于科学是一个进化着的活动将来也可能不会有一致意见，但是，若干个关键性的特征已经从讨论中涌现出来了。这些特征是从对在科学革命过程中原先提出来的科学知识标准进行重新评价当中产生出来的，在科学革命进程中，被提交出来的新科学被声称为在类型上根本不同于以前作为知识被接受的那种类型的知识——像亚里士多德学派那样的从基础概念的深奥定义出发产生出来的知识。
根据新科学的传统，存在几个值得重视的科学知识的特征，最近的讨论却迫使我放弃它或作重大的修改。已知新科学强调数学的作用，科学知识被描写为“普遍的”，“真的”，和“确定性的”。可是，由于不同的科学有独特的特征——最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这己经变得更加明显，普遍性的要求不得不被修改或被谨慎地打破了。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相对主义的发展使得这成为不可避免。科学对“真实性”和“确定性”的要求也遭受到相类似的命运。但是在这一情况当中, 问题并不是涉到各门科学的特殊特征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很难以毫无疑问的方式证明科学主张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普遍认为根本无法确定任一科学主张同它的证据之间关系的性质。
为回答这些最新重构的问题，引起了对原有科学知识标准的批评，依据这一批评对该标准作出了修正。在系统阐述了对科学知识标准所作的修正的前提下，传统的说明也还提供了某些继续可行的特征。例如，传统观点认为科学知识是由探索某一理论领域的研究者所创造的，这些研究者的目标是提供对在该领域的客体和过程当中的关系的一种说明，即能够为通常所观察到的现象或在其它领域中所发现的现象提供某种解释基础的那样一种说明。假如我把科学知识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孤立出来，这就是：科学主张从其中它们被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中得到它们涵义，因此，科学知识是受制于理论的（scientific knowledge is theory-bound）。[1]
科学知识受制于理论的性质提出了除了另外一些问题，它超越了那些上面提及的有关科学知识的某些传统假定特别是这样的观点：科学知识假如是真的，它永远就是真的。如果科学知识是受制于理论的，并且假如（如我们从科学史上知道的）理论是变化的，那末科学知识就是变化的。因而，被当作科学知识来接受的东西，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真的，至少并非的全部都是真的。[2]然而这也许不是一个惊人的主张。人类知识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在取得新发现的进程中所知道的东西，并且抛弃那些不再继续同最新的一批信息相一致的东西。
我们要进一步注意的是，科学知识的试探性的性质并不意味着知识仅仅是相对的——特别是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要给反对科学主张在认识上的优先权的那些人以安慰，这一认识上优先权是传统上我们赋予科学主张的。科学家不断地修正他们志愿认可的东西——并且检查他们的假设和方法——这一动态过程正是科学生命力的真正中心。因此，尽管科学知识具有受制于理论的性质，科学质询的自我批判的过程，确保所主张的知识，在它被共同体按照标准判定为“最好的”的那一时间范围内，是最有用的。
科学探索的最终目的是解释。因此，在实用主义说明的悟境中科学知识应用的最终的成功就是解释。我们运用一种理论去探索某一对象领域，简化它们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借助于该领域客体的活动去解释那些用别的方式不能够加以解释的东西。为什么一个桌面是硬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求助于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提出，存在一个比较小的客体的领域，这些微小客体由一系列的力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在这一微观领域之中的力和客体，使得我们有可能对某一坚硬的桌子作现象学上的描述。科学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并且它通过求助于并不是直接显而易见的世界的面貌特征来构建和检验理论去实现这一目的。[3]
科学知识还有其它方面对其生命力来说是基本的特征，但是在这里无需涉及。为了有一个富有成效的考查工程知识性质的出发点，我们只需要集中到这两个特征上来：（1）科学知识是受理论制约的，以及（2）科学知识是被发展来解释世界运转方式的。不幸的是，当科学活动的试错和重新评价过程这一特征似乎是展现出它的活力的同时，这一过程也毁坏了科学知识在认识上优于工程知识这一主张的基础，同样地——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科学知识的受制于理论的性质引发了若于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使工程知识陷入烦恼。
工程知识
在《工程知道什么和他们是如何知道的》（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1988）一书中，Walter Vincenti确定并且发展了一个最初是由Edwin Layton在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作为知识的技术》（"Technology as Knowledge."）中引入的主题。Vincenti从一个实践的和深入思考的工程师的观点对工程知识提供了一个说明。Layton和Vincenti两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工程知识——和一般说的技术知识——构成一种离散的不同于科学知识的知识形式。Layton在比较后的一篇文献，他著名的1987年技术史协会的主席致辞，“通过照镜子或者从湖面镜像来的消息”（ 1987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Presidential Addres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r News from Lake Mirror Image,"）当中，他支持A.R.Hall的发现,并且声称“技术知识是关于如何做或制造东西的知识，反之基础科学具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知识形式。”（Layton1987，p.603）Vincenti支持这种观点，援引Gilbert Ryle著名的关于知道如何（knowing how）（技术）和知道那（knowing that）（科学）两者之间的区别的论述。
Layton和Vincenti两人都参与为这样的观点辩护——虽然科学和技术可以以各种方式相互借用和相互依靠——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目标从而构成两种不同的知识形式。科学的目的是解释，技术/工程的目的是创造人工制品。Vincenti以如下方式来表述：“技术，虽然它可以运用（apply）科学，但是它不是如同或完全等同于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 Vincenti1990，p.4）。他用有几分迷人的和高度启发性的陈述来为这种观点辩护。由于他看到这一点，假如我们以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命题出发，那末就没有可能去考虑这样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技术可能包含有能够对独立于科学而取得的技术成就——例如埃及金字塔和古罗马的大道作出解释的一种知识的自治形式。己知的、非常明显是不依赖于科学的那些技术的存在，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不能把技术仅仅刻画成为应用科学。没有事实根据说科学和技术每一个都必需依靠另一个，同样也没有事实根据说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子集。假定是半自治的知识形式，关于作为技术知识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工程知识的与众不同的性质，我们能够说什么呢？
从一个由G.F.C. Rogers给出的极为简明的“工程”定义出发——这一定义使人非常想起Emmanuel Mesthene的“技术”定义（Mesthene 1970，pg.25）——Vincenti确定了工程的三个主要组成，然后集中到设计的观念上。根据Rogers的说法（如Vincenti所引用的并且由我作稍微的扩展），
工程指把任何人工制品的设计和建造（以及，我（Vincenti）拟加上去的，运转）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这种人工制品对围绕我们的物理的（以及，我（Pitt）拟加上的，社会的）世界进行转换以适合于公认的需要（Vincenti 1990，p.6）。
Rogers定义最值得赞扬的一个方面就是把工程描述成一种实践活动。就是说，工程——好像科学一样——是一种带有特定目的的活动。己知Rogers的见解以及Mesthene把“技术”看作是“为达到实践目的的的知识组织活动”的定义——通过一系列的替代我们完全充分地看到这一点，工程知识是同目的在于对付人类的环境的人工制品的设计，建造和运行相关联的。Vincenti通过集中到设计上面把工程知识的中心进一步聚焦在“设计知识”这一论题上。详细地引用Vincenti对设计过程的描述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它直接地导出了作为一系列计划的设计同设计过程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设计”当然表示一批设计图和生产这些设计图的过程这两个方面内容。在后者的含义中，它典型地包括提出关于人工制品布局和尺寸的试探性的设计图案（或若干设计图案），通过数学分析和实验测试检查候选的设计方案看它是否能做所要求的工作，以及当它不能按要求工作时（通常在开头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进行修改。这样的程序通常需要多次重复直到最后确定的设计图能够被发送去进行生产时为止。正在做的事情也比这样一个简单粗略的设想要复杂一些。可能需要进行多次艰难的交替使用，同时要求在不完全和不确定的知识的基咄上来作决定。假如可利用的知识不适用时，也许不得不要进行专门的研究（Vincenti 1990, p. 7 - emphasis added）。
Vincenti所描述的这一设计过程是“任务特殊的”并且本质上是用试错来刻画其特征的，但是这并没有揭示出设计知识内容的一般性质。这是因为Vincenti要获得为任何一类任务所需要的设计知识的一般性质，必需提出一个把设计过程分解为垂直的和水平的两个组成部分的详细样式，从而可用来在总设计过程中精确确定什么东西何时何地是需要的。Vincenti把为此目的提出的设计叫做常规设计（normal design），以此同根本设计（radical design）相对立。[4]常规设计以解决问题过程的最关键方面即问题的辩认开始，分为五个部分。Vincenti虽然只是从他自己的学科来提取合适的例证，但是他提出的这一设计模式一般地说足够涵盖大量的设计过程。例如，包括建筑物外观的建筑工程的设计，电子系统的设计，卫生管道工程的设计等等，或者如置于太空的绕着轨道旋转的望远镜的设计。
1．工程定义——把一些通常不太清楚明确的军事上或商货上的需求转变成具体的技术
问题以便提供给第二级设计用。
2．总体设计——作出适合于工程定义的飞机的布局和比例的设计图案。
3．主体设计——将工程划分为机翼设计，机身设计，着陵传动装置的设计，电子系统设计等，
4．根据工程学科要求在第三级设计基础上对各组成部分的细部进行设计（，例如机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机翼的结构设计，机翼的机械制造设计）。
5．把第四级设计中的各类设计进一步划分为一些非常专门的问题（例如，机翼空气动力学的设计细分为平面图形，机翼截面和高寿命装置问题）（Vincenti 1990, p. 9）。
Vincenti概略描述的过程似乎十分简单。首先定义问题，将问题分解为它的各组成部分，并且如果需要的话，按照问题和专门的要求再细分为更小的区域。最初扫视一下不明显的方面就是各层级相互作用的方式。进一步反思基础上，能够看到的在第三层级上会发生对总体设计的一些分岔并且互相对立着，但是承认这一点就要求做一些工作，简言之在整个过程中任何一个设计工程都要允许有大量的得失取舍协调工作。在这一方面，如果一个设计过程仅仅是集中到协调工作上，设计过程听起来就好像是科学过程的回响。不过，在科学研究过程同工程设计过程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或者说明显表现出有重大的差别。正如Vincenti说的，“这样的连续的划分把飞机问题分解为比较小的易干管理的子问题，其中的每一个子问题都能够用半孤立的方法来处理。这时完整的设计过程，上上下下和水平方向地跨越各个层级反反复复地继续着。”（Vincenti 1990，p. 9，重点号是加上去的）假如——通过举例的方式——我们这用这一方式来思考一个建筑学问题，我们就很容易确定要设计的建筑物是什么类型（第一层级设计），例如，是专门用途还是多种用途的建筑，这同应该有的浴室的固定设备那种类型（第四级设计）是相对立的，虽然其中一个最终将对另一个有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暂时停下来并且仔细检查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的这种比较。首先诸如受理论制约以及目的在于解释这样一些科学知识的特征似乎是同Vincenti所寻求的那种类型的知识尖锐对立的。工程知识是有专门任务的，并且其目标是生产人工制品用于预定的目的。
由Vincenti对工程知识的说明中揭示的两种类型知识之间还存在着第二方面的重大区别。由于工程体现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这不是它自身具有的、使它与其它的诸如生物学活动或者甚至是哲学活动区别开来的特征），工程师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就有其独特的方面。对这些特殊类型问题的解答结果以参考手册的形式被编入目录和记载下来，这些参考手册能够被跨越各个工程领域使用。例如，测量材料的应力已经很大程度上被系统化整理出来，依靠这一材料，如何做这种测量在一个应用手册中就能够找到。这种情况导致这样的观念即认为许多工程是“食谱工程”（cookbook engineering），但是在这个讽刺当中忘记了这一点，还有另外一部分知识是必需的，那就是要知道找什么书。这是引导工程师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形式的知识。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读“食谱工程”这一词组通常是以一种贬义的方式来用的。但是在这方面什么是错的？假如这种在手册中的知识表达了这祥的信息，我们不仅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而且在无论有那一种特定的意外事件发生的环境中都能够使用这些信息，那末这种知识不是那种接近于是普遍的、确定的以及（我们必需说的）真实的知识吗？能否说那些认为存储在手册中的工程知识如同是食谱知识一样的人使用一些夸张词藻是为了掩盖科学知识的不充分性呢？
我们将这种食谱知识同受理论制约的知识加以比较。当该理论以这些方式或另外一些方式被证明是根本上有缺陷时，这种受制于理论的知识就会被更换。这意味着，我们知道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应该是或不是这种情况——这对我来说很难说像是知识。可是，一个好的能够提供应力计算的食谱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被使用，一直到在适当条件下你替换时止。正好用一句基本的隐喻来表达——一本好的食谱可以为任何一个人准备一顿美餐。
让我们再深入一步地将Vincenti说明的工程设计过程同科学活动进行比较。我认为，许多人用许多地方的充分详细的资料已经证明根本不存在像科学方法那样的东西，就是说不存在这样一种方法，它能够保证客观性并且确保生产出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和真实性的知识。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科学工作的受制于理论的性质将驱散任何残存的幻想。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在一种理论内部工作的一位科学家正在进行探索的领域是由该理论所圈定的，他或她的研究方向，即他或她要进行那一类研究，都是由理论确定的。另一方面，当该理论领域需要时，研究就会被引向该领域，由理论提供的能告诉你要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这样的响导是根本不存在的。再者，也没有一种对所有科学都起作用的方法。考虑一下天文学，己知的我们在天文学中查到的只是某一时间的观察资料，重复再现这一观察结果，传统上这是科学方法的基础，至少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很难说天文学不是一门科学。另一方面，Vincenti对工程设计过程的说明却为整个设计过程进行的程序提供了一个详细而确定的结构。
我们再越过Vincenti来看一下Larry Bucciarelli 的工作（《设计工程师》（Designing Engineers）, Cambridge: MIT Press），他否认在工程中存在一种唯一的设计过程。Bucciarelli观察到，按照被设计的对象或被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作出独一无二的设计是不可能有的。但是他的异议不是基于对工程设计的否定，而宁可说是基干对相关的各种可能发生的偶然事故的性质的精密细致的了解。就是说，在Bucciarelli看来，我们能够凭着观念的产生和流动来发现设计的程序，而且相关的偶然事件也伴随着Vincenti提出的那种模式进来，当你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的交互作用时，只能采用更为复杂的方式。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工程设计中至少有一个起点，对于Vincenti来说，这个起点就是问题，对于Bucciarelli来说，这个起点就是对象。两个人都看到，无论如何正在工作的过程是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而且它们都有一个由任务定向的起点，可是，对科学研究来说却没有给出这样的起点。
哲学问题
工程知识的食谱性质的两个推论就是：（1）这样的知识能够跨越各个领域传播以及（2）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被使用——水闸通筑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化——特定环境的意外情况可能要求一方穿越到另一方，但是其基础依然是坚固的。与此相反，科学知识明显地不能像工程知识那样以同样方式跨越领域“传播”。一个关键的障碍是它自己提出来的：不可通约性问题（The problem of incommensurability）。
不可通约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在库恩对科学变革的性质的描述中以大量篇幅居于前面。对于库恩来说，科学中的基本原理的变革是通过范式更替（paradigm replacement）实现的，以他的不可通约的观点，起初使用跨越范式（across paradigms）。库恩看来，一个范式包含了许多东西。可是为了进行这个讨论，让我们把范式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方法论规则，形而上学预设，实践，以及语言约定。两个范式被断定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处于不同范式中的主张是不能比较的只要确定来自那个范式的那个主张是真的就行了。
对于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必须假定一种特殊的意义理论，并且必须激活一种非常可疑的元语言假设。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意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意义理论，在不可通约性的假定之后，假定：语句是按照处于受到统一的规则集支配的体系即范式内部的语境来接受其意义的。这方面本身并不是这样麻烦。困难的部分是来自于元语言的假定，即对于两个范式来说不存在共同观点由此不可能比较来自不同范式的主张。要论证的是，必须这样一种共同的中性的观点，因为语句的是受到范式的规则的。由于语句的意义是会根据不同规则来确定的，如果我们将一个语句从一个范式转换到另一个范式，它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
在其他困难问题中间此处挑楝出来的难题明显是一个不可辩明的二难假定：认为存在着一个能够应用到所有范式基本的意义理论，即处于任一特定范式之中的语句的意义都由这一范式的规则来决定，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存在允许对跨越范式语句进行比较的单一的意义理论。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断言，所有的范式通过详细说明规则将意义赋予出现在该范式中的词句，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用以发表这一声明的同样的元语言，来创立可以实现让语句进行比较这种目的的另一个范式呢？例如，完全不清楚的是，使词句获得意义的方式是通过详细说明规则来实现。可是，这正是我们正在考虑的理由，而且也是库恩的不可通约性问题的根源。那些更多的方面己经通过库恩对范式的解释而作了规定。但是除某些东西进一步禁止我们这样做，我们肯定能够说这样一些话：对于比较两个语句（每一个都是来自于不同范式）这个目的来说，假如根据元语言的规则用元语言表达的语句，其运用的结果是相同的，那末无论如何事实上这两个语句都意指同一东西。简言之，假如出自于两个不同科学理论的两个语句，当它们转换到第三种理论中时，产生了同样的结果，那末我们能够说这两个语句表达了相同的主张。
这种解决办法是建立在我们对工程知识的说明之上的。假如处于某一范式的语境中的被系统阐述的某种东西能够被成功地运用到另一领域，那末有关含糊难懂的意义理论的深奥的哲学问题就被撤消了。对于处理不可通约性问题来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会比不理会这一问题更好一些。这也可能不是一件坏事。有许多哲学问题依然围绕着我们，由于它们似乎离题我们不再对其给予关注，例如，考虑一个许多天使在针尖上如何能够跳舞这类伪问题。不清楚的是，这个问题好像从未得到解决，可是谁关心过它呢？不可通约性的问题情况也是如此。假如这样陈述的问题从来也未被解决，那末它似乎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这种失去的关注起的作用就是使我们的立场从要为只是哲学家所担心的东西提供一种抽象的哲学上的辩护的烦恼中转移到一种实用主义的成功的条件上来：考虑处于这个语境中的来自于这个理论的主张的使用后果。[5]采取这种态度就要拒绝原先的在20世纪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对科学的哲学分析的方法即逻辑实证主义，并且要接受实用主义。特别是当我们关注这个具有真正的世界影响的技术的时候，这是一件应该做的好事。
最后，我们注意到，工程知识是可以传播的，不仅可以跨越领域，而且可以传遍全世界（或许还可以超越出这个世界之外）。预计会有一个来自于我的同事的有关各种文化帝国主义言行的异议——让我尝试地先发制人地作这样的声明。我不是说要去传播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活动的拨款是一个政策考虑的事情。这不是在这里我要谈的东西。
现在回到我开头提出的结论上来——与那种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被断定为是我们的最好的知识形式的科学知识相比较而言，工程知识是一种更加可靠的知识形式。可是，简略地说，我们已经注意到科学知识是短暂的——即当理论变化时它是变化的。我们也注意到科学方法同样地不只是短暂的，而且是不稳定的，依赖于被讨论的科学领域，不仅没有跨越科学领域起作用的方法而且在一门科学内部被研究的对象领域的性质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法；可以比较一下生物化学和植物学。最后，假如科学知识要通过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来评价，并且己知它的任务就是解释，那末当理论变革时，解释就会失败。这样科学史就成为失败理论和不成功的解释的历史。
与之相反，我们具有工程知识，它是任务定向的。假如由书中的信息和专用于特定任务的方法和技艺组成的工程知识应用的结果，导致了客体的生产和问题的解决，符合那些完成这一任务的人的标准，这时它就是成功的。因为它是任务定向的，并且因为真实世界的任务都会碰到各种各样可能的意外——例如，材料，时间构架，预算等等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一项工程任务是成功或者是不成功。进一步说，那些食谱表达了什么工作积累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普遍的，确定的并且（如果它起作用的话），在“真” 的某种意义上说必定是真的。因此，按照我们提出的科学标准，工程知识似乎更加可靠，更加可信，具有更强的活力。因此，工程师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知道如何去完成任务——首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
参考文献
Bucciarelli, Larry. Designing Engineers. Cambrdge, MIT Press, 1996.
Layton, Edward. Technology as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15 1974.
_____.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r News from Lake Mirror Imag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Presidential Address, 1987.
Lewis, C.I.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 La Salle: Open Court Press, 1962.
Mesthene, Emmanuel. Technological Change: 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Vincenti, Walter. 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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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不是探讨科学理论和其技术基础之间关系这一有趣问题的地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科学家的使用与这一基础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有的时候对于处于某一给定领域中的某类客体的考察由于新的仪器而成为可能，伽利略的望远镜揭示了木星的卫星的存在，这就是一个例子。同样地，一定的理论用支持它们的仪器可以增强其辩护力。再来谈一下天文学的历史，一旦通过望远镜可以观看天体的时候，有关宇宙大小的问题就推动人们为做这种测量去改进望远镜来显现微米尺度，这就要求发展一种测量和距离的理论，等等（见Pitt 1994）。
[2] 我这里所指的是理论接受的历史，而不是指理论的真理性问题。
[3] 这一科学解释的说明看来像是支持一种形态的科学实在论。这一观点所依据的解释理论是由Wilfrid Sellars发展起来的，他是一位科学实在论者——他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世界的终极实在要素是由我们的最好的被确证的理论所断定的理论实体。我接受Sellars 解释理论的结构并且用Sicilian的实在论（Sicilian Realism ）来取代 Sellars的科学实在论（Sellarsian scientific realism）。Sicilian的实在论有两个基本观点：（1）接受这一见解即由当前公共接受的理论集所假定的实体是完全真实的，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地方，（2）否认归化原理（the principle of reduction），按照这一原理某一领域的实体被唤成不外是这个或那个理论领域实体的归并，例如，桌子只不过分子的集合体。Sicilian的实在论是彻底的实在论。
[4] 跟随E. Constant之后，在他的《涡轮喷气机革命的起因》（The Origins of the Turbojet Revolution, Johns Hopkins Press 1980)中。
[5] c.f. Richard Rorty.《语言的转向》（The Linquistic Turn）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