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或戒烟，谁说了算编辑本段回目录
吸烟或戒烟，谁说了算
主笔◎鲁伊
想象一个晴朗的夏日夜晚，想象你可以置身云端俯瞰大地，想象就在这一刻，全中国的吸烟者同时点燃手中的香烟，深吸一口，然后将缭绕的烟雾喷向空中……你将见到一个由3.5亿个明明灭灭的小火光组成的蔚为壮观的地上银河。
这火光的背后，是一个每年为中国贡献近5000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为3000多万人提供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庞大产业，一个用100年的时间，将一种既不能吃也不能用、在野生环境下几乎无法生存的植物，变成全世界研究最透彻、利用最充分的经济作物之一的神奇领域。这星星点点的火光，是这个行业得以存在和兴盛的源头，也是它不惜借助一切可能的技术和手段也要保持不灭并蔓延流传以致燎原的希望之火。
与此同时，这火光背后吞云吐雾的人，却在公众视野中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香烟正在受到全方位的围剿。”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在《上瘾五百年》一书中如是说。的确，在西方国家，随着医学界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烟草对吸烟者本人及身边人的健康危害，随着与烟草公司划清界限日益成为一件易于讨好且可以带来实际好处的事，随着老牌烟草公司因为自身原因和巨额民事诉讼的负担纷纷开始向多元化经营转型，烟草的魅力正在无可挽回地减弱。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香烟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性感、优雅、时髦、知性的符号形象已经被改变。2007年，当奥巴马准备参加总统竞选时，他过的第一关，就是妻子米歇尔的严厉要求：如果不戒烟，没戏。潜台词是，假如你连自己的坏习惯都没办法改变，怎么让选民相信你所许诺的改变？而身为烟民的奥巴马上任半年后就签署通过的对烟草广告和包装予以空前严厉管制的烟草业管制法案，更表明了整个美国社会对烟草控制的主流态度。
然而，这种西方主流社会对烟草业的态度转变，在全球化与中国经验两种体系的冲撞下，却在中国以一种对吸烟者“特别关照”的形式表现出来。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总结全球控烟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6项扭转烟草流行的系列政策“MPOWER”。其中M代表监测(monitor)，通过建立有效的监测、监督与评价系统，监测烟草使用情况；P代表保护(protect)，实现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及工作场所完全无烟化，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O代表提供(offer)，即提供方便易得的临床戒烟服务；W代表警示(warn)，警示烟草危害，使所有人都能了解，烟草使用的结局只有痛苦、残疾和过早死亡；E代表执行(enforce)，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R代表提高烟税(raise)，从而逐步降低烟草制品的价格可承受度。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着重指出，“这些政策是互相补充和相互增效的……部分实施对减少人群使用烟草通常是不够的”。但实际上，在中国，6项措施中得到执行力度最大的，却只有对吸烟者单方面加以约束和要求的P。
直到目前为止，国家投入到烟草使用状况及消费模式调查上的经费屈指可数；卫生系统的临床戒烟服务仅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得到开展；在烟盒上印刷图片警示信息的措施至今未能通过；以各种隐蔽形式出现的烟草广告和促销依然屡禁不止；而烟税的提高也远远及不上人们消费能力的增长。
此消彼长的结果，使得中国的吸烟者面临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至少从短期看，吸烟的成本，远远低于戒烟的成本，而戒烟的收益，却因为种种原因不为人所知，或是难以企及。与此同时，在控烟的其他实质性领域鲜少作为的政府，却出台了一系列很多时候并无执行力的公共场所禁烟法规。吸烟者成为被歧视的对象，但缺乏相应辅助戒烟手段的配合，这种歧视并不能像在西方国家一样，转化为真正有益于整个人群免受烟草危害的现实。虽然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显示，公共场所与工作场所无烟化可以使烟草消费量减少3%～4%，在无烟场所工作的吸烟者戒烟的可能是在允许吸烟的场所工作者的两倍以上。但在中国，尽管早在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就明令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1995年，北京市人大也第一个通过立法规定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现实情况却是，中国香烟的消费量却在实质性地上升。
90年代初，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刚刚开始用提高烟草税的办法控制烟草流行的时候，借着到北京访问的机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曾对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提议，中国的吸烟人数这么多，为何不采纳加州经验，通过征收高额烟草税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减少国民的烟草消费，另一方面，这部分税收也可以用于辅助戒烟的健康医疗。“陈部长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了朱镕基总理，得到的答复是，烟草税的确可以实行，但实行之后，中国的烟草工业怎么办？几千万烟农的生计怎么办？”胡德伟对本刊记者说，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在中国，控烟绝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或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要参照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更得从中国的微妙力量平衡中，寻找答案。■
3.5亿烟民背后的博弈
时至今日，美国烟草公司向海外的扩张，是从种植基地到生产线全方位的转移。1997年的时候，美国还是全球第二大烟草生产国，仅仅3年后，就落到了印度和巴西之后，而津巴布韦和马拉维，成了烟草种植的新一代黄金之国。这种地理上的乾坤大挪移不仅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更广阔的受众，还有更小的道德和诉讼风险。
主笔◎鲁伊 记者◎石鸣
中国控烟领域的“女唐吉诃德”
“我不怕别人说，我就是个疯子……一个单枪匹马面对庞大的烟草企业的退休老太太。”许桂华摊开手，对本刊记者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在北京亚运村最常见的一栋砖红色大塔楼中，两间略显昏暗的公寓房打通成为简陋办公室，包括志愿者在内的11名工作人员，是这位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手下的全班人马。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个最初由一群卫生部退下来的老部长、老司长、老专家倡议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中国最主要的控烟行动倡导者之一。
见面的时候，这个中国控烟领域著名的“女堂吉诃德”正在向百度发起挑战。事情的源头，始自美国无烟草青少年组织的合作伙伴4月7日发来的一封邮件：
你好，最近我们发现媒体报道百度CFO提名为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注：万宝路香烟的生产商)独立董事的文章。媒体没有理解‘菲莫’是一个与其他500强公司不同的企业……百度曾经作为无烟企业的代表在CDC的培训上发言，而且百度的老总也曾经支持制作控烟公益广告。百度CFO表示，希望学习‘菲莫’的经验并用于百度，这种联系将严重损害百度的企业形象和投资者的感情。不知道协会是否可以致信百度和媒体，劝阻百度CFO成为‘菲莫’独立董事，并扭转大家对此事的看法。我们总部正在搜集相关资料，届时也会发给你们以做参考。
就在见面的两天前，许桂华刚刚召集了有40多名公共卫生专家和媒体参加的百度事件专家研讨会，并与专家联名致信百度，要求百度CFO李昕皙在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百度公司副总裁之间做一个最终抉择。
这已经不是许桂华和她领导下的控烟协会第一次对一件牵涉烟草业的已成事实发起挑战，而且，在此前的三大战役中，她都取得了胜利：2008年11月，她成功促使民政部取消了颁给6家烟草企业的“中华慈善奖”；2009年7月，在她的呼吁下，上海世博局退回了烟草企业对中国馆的2亿元捐赠；2009年10月，也是在她的干预下，第十一届全运会退还了收到的所有来自烟草企业的捐款。
一个每年只能从卫生部拿到“少得可怜、办不了事”的十余万元委托费的协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里一改以往几乎悄无声息的面目，促成中国在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上做出在全世界都引起轰动的改变，除了工作人员的激情和能力，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作为推动力的来自国外的公益捐助。
烟草战争中的外援
“对烟草的战争是没有国界之分的。”2006年，当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宣布，从自己的个人财产中拿出1.25亿美元用来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5个国家开展控烟工作时，这位身家180亿美元的媒体大亨激情洋溢地对着摄像机挥舞着拳头，做出一副胜利的表情。2008年7月，除了再从钱包中掏出2.5亿美元追加到“彭博减少烟草使用行动基金”中之外，迈克尔·彭博还成功说服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投入1.25亿美元，用于专项扶持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吸烟大国的烟草控制行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就是彭博基金和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的资助对象之一。
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捐助者名单上，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辉瑞基金。2008年2月，辉瑞公司宣布，出资3300万美元，支持一系列旨在应对全球癌症和烟草控制挑战的公共卫生项目。在对外公布的新闻中，辉瑞公司表示，将与26个国家中的15个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改善癌症的早期治疗和诊断，通过对医务人员的训练和提供技术支持，实现更好的控烟行动。
“如果要给烟草业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只有制药业能够担当起这个责任。”2006年，当辉瑞的新型戒烟药物Chantix(中文商品名畅沛)在美国上市时，美国媒体上尽是计算这款药物将如何与现有的戒烟药物厮杀、最终可能占领多大市场份额的文章，只有《华尔街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敏锐地看到了这粒药丸背后所隐藏的吸烟与控烟两大阵营的战力变化。而辉瑞基金的设立，正印证了这个预言。
“彭博基金、盖茨基金、辉瑞基金，如果没有这三个基金会在背后的大力推动，中国的控烟绝对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声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生经济学教授、《中国烟草控制的经济研究》一书作者胡德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而在此之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拨给他的为期10年、总计300万美元的Fogarty研究基金，则是中国众多从事烟草控制工作的学者和组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重要经费来源。
外国的基金会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民戒烟？如果从功利的角度考察，辉瑞基金的意图似乎是最昭然若揭的。作为全球目前最有效的一款戒烟药物的生产商，辉瑞从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市场也是潜在的第一大戒烟市场上可能收获的利益，据制药业市场调查公司IMS在2008年做出的预测，高达50亿美元。而戒烟药物得以推广的关键，一是烟民开始有意识地寻求有效的戒烟手段，二就是使戒烟药物列入政府的医疗保险报销，令戒烟者得到费用补偿，从而增加尝试戒烟者的人数。
“虽然辉瑞2008年底才在中国上市了新一代戒烟产品畅沛，但支持中国控烟工作却很早就已经展开。”辉瑞中国基础医疗二部总经理康志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些举措包括2006年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共同发起的旨在提高未来医务工作者控烟意识的“无烟校园”活动，2007年底支持中国预防医学会举办的有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和卫生部陈竺部长参加的中国控烟与履约高层研讨会，以及从2008年起，与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合作推广的“无烟医院”运动。自2009年起，辉瑞还支持中国医师协会开展了中国医师戒烟项目，计划帮助全国10个城市50家医院的1000名以上的医生成功戒烟。根据2004年六城市医生吸烟状况调查结果，中国男性医生吸烟率为45.8%，平均每日吸烟量高达12支，而医生吸烟一直被认为是烟草控制中最坏的榜样之一。在这一背景下，无烟医院和医生戒烟项目的推动，无疑是一种双赢，意义深远而手法高明。
“与黄金时期的烟草公司一样，今天的制药公司深谙消费者的需求，并拥有将实验室中的最新研究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传递给消费终端的已经形成一套周密完整体系的技术和庞大经济实力。这是象牙塔中的科学家和力量薄弱分散的非政府组织所无法企及的。其效率之高，只有集权国家的政府之力，可以相提并论。”上面提到的那篇《华尔街时报》的评论如是说。
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较量
然而，又该如何解释彭博基金与盖茨基金对中国戒烟项目的热心捐助呢？他们并无可供盈利的产品或服务尾随其后，也似乎不能从中获得切身的好处。在众多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中，为何偏偏选择了烟草业作为进攻的对象？在《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中，戴维·考特莱特给出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解释：这是一场朝阳产业对决夕阳产业，象征新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与老旧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符号化的较量。他们对中国烟草控制问题的关注，不过是在美国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吸烟与控烟之战的映射。而无论是在1994年开通了彭博电视台的迈克尔·彭博，还是1994年因为一手打造的微软帝国而荣登全球首富的比尔·盖茨，他们与这一年在白宫大刀阔斧地向烟草业宣战的克林顿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绝不是个人私交或巧合所能解释的那么简单。
在哈佛大学医学史教授、《烟草世纪》(The cigarette century: the rise，fall and deadly persistence of the product that defined America)一书的作者艾伦·布兰茨(Allan Brandt)看来，1994年，是美国反烟运动进程的一个转折点。此前30年，尽管1964年由美国卫生局局长公布的官方报告已经明确肯定吸烟导致癌症的科学研究结果具备有效性和合法性，美国烟草业却并没有因此受到来自联邦政府的实质管制。“终于封上了烟草业声称吸烟危害没有科学证据的嘴”的这份报告，并没有成为有效控烟的起点。“烟草公司在谋划一个集中应对策略，而反烟的公共健康组织却组织混乱，各自为政。”不仅如此，在艾伦·布兰茨看来，美国文化传统中对个人自由和意志的重视使得社会舆论对反烟者不利。这集中体现在199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罗斯·西波隆一案对烟草公司40万美元的赔款的判决中。即便环境烟草烟雾此时已经被美国环保署归入致癌物，社会舆论也已经开始明显不利于烟草业，吸烟者依然很难以受害者身份从烟草公司获得赔偿，因为他们是“知情情况下的自愿选择”。
1993年，第一位明确将反烟作为执政目标之一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结束了此前12年里根·布什政府对反烟的无作为态度。拖了5年的关于环境烟草烟雾的评测报告迅速得到环境保护局的公开，宣布二手烟是“严重而真实的公众健康威胁”。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提出全面推行“无烟环境运动”的措施，劳动部通过一项在全美600万个工作场所有条件禁烟的建议。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大卫·凯斯勒的雄心最为突出，他策划了一项尼古丁方案，意在把近一个世纪以来逍遥法外的香烟以药品的范畴纳入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管理权限之下。
有人将克林顿对烟草的坚决抵制归因于他本人对烟草的过敏。那句流传甚广的“我吸过(大麻)，但没吸入”的诡辩，背后的真相是克林顿患有过敏性鼻炎，对空气中的烟雾耐受力很差。但这终究不过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而已。促成克林顿对烟草业痛下杀手的重要原因，是庞大的医疗保险开支此时已经成为吞噬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无底洞，而这些开支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为美国政府此前30多年里在控烟一事上的不作为埋单。“烟草致害有滞后性，从开始吸烟到发病高峰期要延迟三四十年。”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烟草或健康学组委员胡雪君对本刊记者介绍道。克林顿执政时，正是美国烟草销售量高峰期后的40年，整个美国因吸烟导致的肿瘤、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提高。吸烟不再是吸烟者自己的事，而开始关乎国家经济大局。为此，克林顿计划将联邦烟税提高3倍，以支付增加的保健费用。
当美国从上到下的政治气氛都在发生有利于反烟运动的变化时，历史洪流的闸门被那些曾经为烟草公司工作，后来又良心发现的内部人士打开。他们不顾与烟草公司签的保密协议，在新闻媒体上开了口。首先是外号“深咳”(Deep Cough，对应水门事件里的“深喉”)的一名雷诺公司员工在美国广播公司“每日一谈”节目中公开了烟草公司有意操控香烟中尼古丁含量的行业秘密。在吸烟责任主体的界定中，公众的注意力头一次有说服力地被从个体选择和个人责任上移开，开始注目烟草公司的企业行为。而“香烟文件”的公开更是把烟草公司30年来声称对香烟危害不知情或不确定的辩护策略送上了不归路。1994年5月7日，在“深咳”透露的消息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后不到3个月，《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文章指控烟草公司有意向公众说谎、暗地阻挠吸烟与健康的科学研究以及进行产品欺诈性宣传，证据来源于一名曾经的雇员偷带出的布朗·威廉姆森公司的4000多页的内部机密文件。鉴于这些泄密行为均属违法，“他们密谋起来揭露了一个阴谋”。艾伦·布兰茨总结道。
这些文件被公开后，对美国公众的刺激是显著的，美国的烟草公司从此陷入法律诉讼的泥淖不能自拔。尽管克林顿政府的“寓禁于征”的反烟计划很快就因为医疗保健计划改革的搁浅而搁置，食品药品管理局对香烟的管制权也被借反对克林顿医改计划而上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所否定，但各州政府、美国司法部仍然没有放弃对烟草公司的管制和问责，在既有“香烟文件”的证据支持下，起诉方在法庭上越来越得以摆脱个人选择论的束缚，专注于烟草公司的欺诈责任。克林顿任期内香烟管制的重大转变之一，就是从立法管制之路转向了诉讼管制之路。根据艾伦·布兰茨的统计，1994到1997年间，针对烟草公司的诉讼比过去30年的总和还要多，集体诉讼和政府诉讼兴起。集体诉讼尤其使得起诉方免受“个体知情选择责任论”的困扰，布罗安诉菲莫公司案成为1954年以来第一个针对烟草公司诉讼的庭外和解案而非原告败诉案。卡斯塔诺诉美国烟草公司，恩格尔诉雷诺公司等案开始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政府诉讼1994年首度出现于密西西比州。州政府向烟草业索赔本州医保系统在治疗吸烟相关疾病的巨额花费，这一诉讼的重点离开了受害归因，着重于经济补偿。“如同工业污染，烟草业如今被要求清除他们带来的经济烂账。”艾伦·布兰茨告诉本刊记者。代表州政府的起诉律师则宣布：“你们引起了健康危机，你们就要为此付费，免费搭便车的时代结束了。”这一诉讼思路使其他各州大受启发，西弗吉尼亚、佛罗里达、马萨诸塞州于1995年提起类似诉讼，到1997年春天，超过30个州加入这一诉讼队伍。
尽管这场世纪诉讼最终达成的协议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因为几大烟草公司在给出2460亿美元赔偿后，纷纷涨价而被认为是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之举，但在明尼苏达州的诉讼后，被牵涉进来的英美烟草公司被要求公布多达3000万页的企业内部机密文件。“这是具有历史含义的，我们如今清楚地知道这个行业如何从自身企业利益出发，以公众健康为代价而犯下欺诈罪行。这些文件还将继续鼓励世界范围内更多的烟草管控。”艾伦·布兰茨对本刊记者说。烟草公司用了近100年时间在公众心目中打造的光明形象，自此一落千丈。吸烟不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时髦的事，而成了一个暴露于阳光下的卑鄙的商业阴谋。“在1994年前后，美国成年人口中只有大约1/4吸烟，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等于完全不吸了……作为全世界效率最佳的香烟公司的故乡，美国差不多已经成为芸芸吸烟者汪洋中的无烟孤岛了。”戴维·考特莱特如是指出。
转移的战场
与此同时，美国烟草种植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也开始逐渐降低。烟草种植的环节多、工序复杂，尽管美国的烟草生产中机械化程度相当高，但每公顷烟叶所需投入的工时仍在494小时到741小时之间。根据北卡罗来纳州2007年的调查结果，平均每公顷烟叶的销售收入为8154美元，但化肥、农药、除草剂、除芽剂、雇工等可变成本就高达6637美元，分摊下来的烤房、机械、税和保险等固定成本，也多达1275美元。两相扣除后，每公顷烤烟的净收入仅为242美元，而这还是2004年布什政府通过企业税收议案，由政府埋单支付101亿美元买断烟草种植配额后的数字。由于配额买断后仍种植烟草的农户均扩大了种植规模，一般认为，这之后美国烟草的成本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高人力成本，低公顷收益，不能像种植粮食作物那样从国家获得农业补贴，以及整个社会对于烟草种植业的道德预设，使得越来越多的传统烟农自愿放弃以此为耕作对象。烟农老龄化成为一个重要趋势，目前美国烟农的平均年龄为57岁，许多已经退休或行将退休，而在反烟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像18岁的巴克·杜克(Buchanan Duke，美国烟草公司创始人)当年那样，对种植和销售烟草抱有那么高的热情了。种种原因导致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烟草种植面积不断下降，据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全美今年烤烟种植面积减少了7%，在传统的烟草大州佐治亚，由于病害和卷烟制造商不再续约的原因，烤烟种植面积减少了29%。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烟草消费市场开始以每年1%到2%的速度向下滑落时，美国烟草企业就开始将目光转向广阔的新世界。据说，19世纪末，当杜克听说卷烟机发明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给我拿地图来”。当在地图上找到标着4.3亿的一个国家时，他伸出食指，“那儿就是我们要去推销香烟的地方”。这个国家，是中国，4.3亿，是当时的中国人口。然而，100年前的杜克恐怕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当时令他一想到就兴奋莫名的“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天抽一支烟，加起来就是4.3亿支——多么动人的数字”，在100年后，却不过是中国烟民不到半天的消耗量。当时杜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替因为生产技术的改进而激增的香烟产量寻找更大的海外行销市场，时至今日，美国烟草公司向海外的扩张，却是从种植基地到生产线全方位的转移。1997年的时候，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烟草生产国，仅仅3年后，就落到了印度和巴西之后，而津巴布韦和马拉维，成了烟草种植的新一代黄金之国。这种地理上的乾坤大挪移不仅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更广阔的受众，还有更小的道德和诉讼风险。
直至目前为止，由于中国严格的烟草专卖制度，国外烟草企业还未能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他们所期待的盈利。许多业内人士猜测，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之所以会对百度的CFO李昕皙产生兴趣，主要原因便是以她为桥梁，通过搜索引擎的关键词排名，了解中国网民对烟草的偏好，从而为开拓中国市场积累资本。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对于烟草产业的遏制，也成为一件没有疆域的事。烟草企业将触角伸展至全球各个角落，控烟者也步步紧追。正如“百度-菲莫”事件中，最先监测到这一事态的，是远在大洋彼端的美国无烟草青少年组织。看似多管闲事的表象背后，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地球村的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吸烟率的国家，每年归因于吸烟的死亡人数为100万，是全球最高数字。由它导致的死亡人数几乎是空气污染的3倍，不安全饮用水的2.4倍，肺结核的5倍，艾滋病的30倍。而且，近年来对香烟主流烟气(吸烟者吸入的烟气)和侧流烟气(散布到环境中的烟气，也即俗称的二手烟)的研究显示，与吸烟者共处同一封闭空间的人要分享大多数健康危害因素，并没有最低暴露的安全值可言。”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胡德伟则通过实地调研，算出了这样一笔账：“在中国，吸烟带来的经济成本估计为每年410亿元人民币，其中140亿元是医疗成本，270亿元是生产力的损失(包括工作时间和病假的损失)，吸烟引起的医疗成本占2000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1%。”此外，针对控烟可能影响贫困人口的生活和烟农切身利益的说法，经过2004年在云南省的调查，他发现，农作物每亩的收益—成本比，烟叶最低，为0.99，最高是桑蚕，4.0，其次是水果，2.0，然后是油菜籽，1.7，大米和小麦均为1.0。
在胡德伟看来，即使中国政府从现在就开始像美国克林顿当政期间那样大刀阔斧地对烟草工业加以改革，提高烟草从量消费税，基于烟本身固有的成瘾性和习惯的力量，烟草业至少还有30年的时间，可以慢慢完成自身转型。“仅需每包卷烟增加1元人民币的从量税，政府财政收入将增加649亿元，并将挽救340万人的生命，减少医疗费用26.8亿元，同时还将创造99.2亿元的生产力收益。”胡德伟指出。而现代社会饥渴心灵取代饥饿肚皮的现实，更注定了，可以令人成瘾的物品永远找得到自己的存在空间，但它将真正成为一个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某种势力诱骗、蒙哄或绑架的结果。■
两条路线的斗争：香烟百年要事记
1880
卷烟制造机器本萨克机(左图)获得专利，将手工生产效率提高了40至50倍，每10小时工作日可卷7万支烟。卷烟进入大规模机器生产时代，为卷烟的普及和流行提供了基础。
1889
杜克(左图)与美国其他4家最大的烟草商达成协议，共组烟草行业托拉斯——美国烟草公司，一年花费80万美元向全球行销香烟，推动了人们对香烟的狂热。
1900~1908
英国少年反烟联盟、国际反烟联盟、卫生联盟以及抑制青少年吸烟联盟纷纷成立，关于青少年吸烟的辩论基本围绕道德和公民权进行。
1911
杜克的烟草托拉斯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解体。杜克退出烟草业，捐赠建立杜克大学。
1913
在英美烟草公司的推动下，中国发展了山东潍坊、安徽凤阳、河南襄城三大烟区。“一战”刺激了中国的烟草种植，1915年，中国烟草种植面积为0.95万亩，1917年猛增至2.98万亩。
1913
“骆驼牌”香烟问世，标志着英式烤烟之外美式混合型香烟的诞生。
1914~1918
“一战”期间，几乎每个欧洲参战国的士兵都得到红十字会的烟草配给。除了武器外，香烟是前线少数贴有商标的产品之一。美国“达勒姆公牛牌”香烟的口号是：“我们小伙子一点烟，匈牙利人就熄火。”
1920's
第一次女权运动兴起，女性开始冲破道德樊篱公开吸烟，西方社会中叼着烟嘴、在谈话中不断吐出烟圈的“It girl”被认为既独立又自信。
1925
《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卷烟是一种时尚标志”。
1925~1933
1925至1933年，外资烟草企业在中国兴盛的同时，我国的民族卷烟业也在市场竞争中空前繁荣，上海的民族烟厂1924年为14家，1927年激增到180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本土企业崛起。
1933~1939
德国纳粹展开了以吸烟为主题的鲜为人知的社会调查，目的是关注种族健康和身体纯净，并开展了一系列反烟的社会运动。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反对吸烟。事实上，德国科学家是最早发现烟草和肺癌关系的科学家之一。
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烟草再次成为关键的战略物资，这场席卷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人口的战争极大地扩展了吸烟者的群众基础，造就了许多人此后几十年对香烟的消费习惯。
1937~1945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青岛、上海、汉口相继沦陷，机制卷烟无法输入内地，传统手工卷烟大大发展，甚至成为后方许多地区的经济支柱。
1942
国民政府财政部在重庆成立“烟类专卖局”，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烟草专卖局，并颁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为我国对烟类实行专卖的第一部正式法规。
1950~1953
统计学数据、临床解剖和实验室的研究结果都指出吸烟提高了罹患癌症，尤其是肺癌的概率，标志着香烟魅力的蒙昧认知时代的结束。
1954
美国的烟草公司自杜克的垄断结束后第一次共同采取行动，在发行范围覆盖全美258个城市的448家报纸上发表了“对吸烟者的坦诚宣言”。宣言表示，烟草公司此前完全不知晓香烟烟雾的有害性，将采取措施保护公众健康。
1950's~1970's
早在1931年就曾经推出过的过滤嘴香烟重新得到烟草公司的青睐和推广，50年代后半期，滤嘴烟品牌成为烟草公司产品计划的必备，从60年代开始，滤嘴烟开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普及，70年代中期，市场上90%被消费的香烟都是滤嘴烟。
1962
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发表《吸烟与健康》报告，指证“烟草有害的例子不胜枚举”。该报告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成为英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在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4
1964年1月，美国卫生部公布了第一份来自官方的关于吸烟与癌症关系的权威性总结报告。报告提出吸烟比空气污染更容易引起肺癌和支气管炎，并指出“对身体功能、器官、细胞核组织的许多伤害，在吸烟者身上出现的比不吸烟者更为频繁和严重”。
1960's~1970's
西方的烟草公司之间展开了一场焦油竞赛，低焦油香烟成为流行趋势。
1968
在第二次女权运动影响下，女性香烟消费再次上扬。女性用烟的形状更加纤细，苦涩后味减少。如维珍妮(Virginia Slims)，其宣传口号是“宝贝，你辛苦了”。推广6年后，美国女性吸烟的比例翻了一番。
1962~1975
以“披头士”为代表的摇滚乐队获得了一大批青少年的拥趸，这些吸烟的音乐偶像使得香烟继续在工业化国家流行。越南战争继续培育美国新一代的吸烟者。
1971
吸烟产生的烟雾对非吸烟者健康的不良影响首度由美国卫生部长斯坦菲尔德在其报告中提出，尽管他没有为这一论断提供数据支持，但反烟行动由此有了更好的理论依据。
英国皇家学院发表《当今吸烟与健康》，将吸烟描绘为“现代大屠杀”，英国广播公司(BBC)配合制作了一期“面面观”特别节目。1972年，英国成年男子吸烟人数下降到50%以下。
1975
美国明尼苏达州通过了《保护室内空气清新法令》，规定“除规定的吸烟区之外，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公共集会上吸烟”。这是第一个规定在被允许的特殊区域之外禁止吸烟的法规。
1977~1979
一种含钯的“安全香烟”被研制出来，其原理是在吸烟者尚未吸入香烟产生的烟雾前钯先将其催化，实验证明涂抹钯催化残留物的老鼠没有生出肿瘤。但是广告效果并不理想，这种香烟还没有正式投放市场就宣告失败。
1981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一项关于吸烟者的妻子被动吸烟患肺癌的概率的统计研究，被动吸烟的危害开始得到统计数据支持。
1982
伦敦世界著名的哈罗德百货公司发布了自己的香烟型号，法国珠宝商卡地亚也开始开发卡地亚牌香烟，形成一股名牌香烟消费的时尚趋势。
1987~1992
美国环保署评测了环境烟草烟雾(ETS)的危害，最终报告将ETS暴露归入致癌物类，并估计二手烟导致了美国每年成人不吸烟者中大约3000例肺癌死亡。
烟草业开始转移战场，加强海外市场的开发。80年代晚期，全球性跨国烟草公司已经形成，其收益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烟草公司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力树立与自由、自我解放等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香烟形象。
1987~1989
禁烟首先在各国公共交通场所推广开来。1987年6月1日，北京火车站全站禁烟，成为中国第一个无烟车站。1988年，美国联邦政府禁止在短于两个小时的国内航班上吸烟，1990年，完全禁止在国内航班上吸烟。1988年，东京地铁191个车站内禁烟。1989年，伦敦地铁禁止在车厢内和站台上吸烟。
1991
海湾战争期间，香烟不再成为美国军队的配给品。
1990's
浅色烟、混合型低焦油安全烟、薄荷型卷烟继续发展，长支烟越来越受到青睐，许多品牌的长度增加到“国际型长度”，超过90毫米，最长达120毫米。
1990's
烟草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初具规模，几大跨国烟草集团不仅销售香烟，也销售宠物食品、啤酒、软饮料、饼干、成品奶酪甚至人寿保险。“米勒酿酒”、“费城奶酪”、“卡夫食品”等品牌隶属菲莫公司，雷诺公司则售卖“戴尔·蒙特牌”水果和果汁，以及“奥利奥牌”饼干。
广告宣传上，烟草公司继续采取品牌延伸的策略，万宝路和骆驼都成为覆盖范围巨大的服装休闲品牌。
2003
2003年6月，欧盟发布烟草广告和赞助禁令，禁止烟草公司赞助体育运动。按照此规定，2006年开始，英美烟草公司退出F1赛事的赞助。
2003
世界卫生组织192个成员国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烟草的国际性条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该公约2005年2月27日起生效。截至2009年11月共有168个缔约国，覆盖世界人口的86%，中国为第77个签署国。
2008
截至2008年，在公共场所实行全面无烟法律的国家共17个，覆盖了世界人口的5.4%，包括爱尔兰、挪威、瑞典、意大利、英国、法国、新西兰等。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分别于2007年1月和2009年1月开始在公共场所实行全面禁烟。■
烟草经济是夕阳经济
——专访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
“如果把投资烟草的钱投资到其他地方，比如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石油产业等等，实际上会带来更大的利税。烟草本身是一个不健康的产业，危害民众健康，就像危害环境一样，难道你觉得能创造利税，就任凭环境受到污染吗？以后整个社会都会向环境友好的、绿色的、健康的产业发展，这是一个趋势。”
记者◎曹玲
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192个成员国一举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于当年10月8日签署了公约，当年加入公约是出于自愿吗？
杨功焕：控烟和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不冲突。1999年4月我去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参与了《框架公约》公共文本的发表。从2000～2003年，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日内瓦进行的6次政府间谈判，除了第一次谈判时我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之外，其余5次都参加了。第一次谈判时，不仅卫生部派了代表，国家烟草专卖局也派了代表。当时国家烟草专卖局表达了很多吹毛求疵的意见，比如文本中“烟草带来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他觉得“极具破坏性”要改成“吸烟带来了有害的危害”等等。虽然都是小问题，但也反映了一种态度。等到第二次谈判时我已经回国，当时国务院给了相关部门三点指示：第一，积极促成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第二，不要纠缠于文字和词句，这是明确批评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代表。第三，关于当时的台湾问题，不要使这种谈判变成两个中国。这三点指示非常能说明当时政府的态度，我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了第二到五次政府间谈判，我们的态度基本上都是积极的。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中国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曾于2007年6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世卫组织控烟大会在上担任过主席，为什么后来又于2008年11月在南非德班的国际控烟大会上得了一个“脏烟灰缸奖”呢？
杨功焕：公约当时规定，健康警示标签有三个明确要求：第一，要大而清晰；第二，占据主要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至少是30%；第三，不能简单标注“吸烟有害健康”，必须告诉消费者吸烟能导致肺癌，吸烟的父母会导致新生儿疾病等等，如果放图片会效果更好。
在讨论关于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不做修改地通过，而中国代表团则发言说：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因此“尽管从法律上、健康上中国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中国代表发言后的当晚，就被与会的200名全球非政府组织代表授予了“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当时我们有句话来形容中国的控烟形势，叫做“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这样一个情况，控烟当然控不了。
实际上，在签署公约之前的第六次政府间谈判上，就已经涉及烟盒警语的面积，当时谈判团团长让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代表赶紧打电话请示。但是对国家烟草专卖局来说，他们觉得30%的面积太大了，所以不同意。当时我们的谈判进行了一个通宵，最后谈到早晨6点，很多国家在谈判的过程中，争执很多。世界卫生组织也考虑到烟草经济在一些国家确实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所以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女士说，如果公约非常严厉，就不容易通过，所以是要一个不那么严厉能通过的公约呢，还是要一个很严厉却通不过的公约？我们当然是选择前者。在这种情况下，世卫组织做出了一些让步——有些问题留到日后的实施准则里来讨论，就产生了后面关于烟盒警语面积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态度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转变？
杨功焕：最初进行政府间谈判的时候，牵头的部门是国家发改委工业司(2008年原工业司、中小企业司、产业政策司三司被撤除，新设产业协调司)，这是一个负责宏观调控的部门。虽然发改委当时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上级主管单位，但实际上国家烟草专卖局是由发改委经济运行局(2008年被改为经济运行协调司)直接分管的，工业司和烟草局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在谈判中表现得很积极。谈判团团长开始是工业司司长刘铁男，后来是工业司副司长熊必琳。
当时熊必琳认为，烟草经济是夕阳经济。在国家刚发展的时候，烟草经济占的比重比较大。随着国家的发展，比如电子产业、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发展壮大的时候，烟草业会萎缩，它可以转换或者改善自己，所以被称为夕阳产业。当时整个代表团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我们也会有很多争论，但是展现的总是积极的态度。
后来谈判变成由发改委经济运行局来负责，经济运行局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上级单位，态度没有工业司积极，但仍然比较公立。等到2008年大部委调整后，国家烟草专卖局不归发改委管了，主管单位变成了工信部，形势就变了。
在德班会议上，工信部和烟草局根本不和我们商量，也没有备案，也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到了开会那天，政府代表的发言，让我们觉得很羞耻。
德班会议后，很多世界卫生组织的朋友都问我：“杨，这是怎么回事？中国的态度为什么发生那么大变化？”我认为，不是国家的态度变了，而是这里面牵扯的各部门利益太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从2006年1月公约在中国生效到目前，中国的履约情况如何？
杨功焕：履约的情况实际上是都没有实现。第一，最先要实现的就是公约11条的标签面积，要求中国于2009年8月1日必须生效。正因为对于改变包装的担心，国家烟草专卖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于德班会议前数月联合发布了烟草包装的中国标准，弄了一个表面上履约，实际上完全无效的东西。公约要求最低限度要达到三分之一，但是我们要求只是划了一条线说是有三分之一，文字部分实际上远远小于三分之一。健康警语没有明确指明具体的健康危害，仍然只有“吸烟有害健康”、“戒烟有益健康”，警语的另外一部分还是英文；公约要求大而清晰，现在要求的只是字略与背景有差异，根本谈不上大而清晰，所以这个中国标准完全不满足公约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百姓做了很多事，包括“两会”代表的提案和140万网民签字支持图片警示烟盒，但是国家烟草专卖局都不予理睬。
第二个是烟税。去年国家提高了烟税，原来以调拨价50元/条为界，将卷烟产品分为甲乙两类，50元/条以上的甲类烟由45%上调至56%，50元/条以下的乙类烟由30%上调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到36%。烟税提高了显然要涨价，但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涨税不涨价，它耍了个花招，把原来甲乙类香烟划分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原来50元的分界线上浮至70元，50元到70元一条的这部分烟被降到了乙类烟，这部分烟原本要收45%的税，增税后反而变成收36%的税。这也是中国特色。
德班会议通过了三个实施标准，除了烟标警语外，还有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禁止烟草行业干预政府政策，这三条实施标准已被各国的烟草控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中国都没什么结果。
到现在来看，履约什么都没做成。公约生效已4年，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国家控烟规划，没将公约相关条款转化为国内立法，履约协调机构鲜明的控烟声音更是难以听到。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这些年我们的控烟工作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
杨功焕：现在为止还是工信部领导履约小组，如果不调整这个领导机制，绝对会导致中国的控烟在政治层面上不会有大的进步。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控烟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一，政治意愿比以前强得多，群众的动力比以前广得多，媒体关注的程度也高得多。就政治意愿来说，从“两会”的政治提案来说，以前可能一个两个关于控烟的提案，现在每年好几十个关于控烟的提案。除了国家层次，省一级的层次，甚至市一级层次都有大量关于控烟的提案。凡是和烟草局没有利益关系的部委，都很支持控烟。
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有提高。中国的一个很坏的风气就是递烟，他既然递给你一支烟，你肯定就会抽，怎么能预防呢？所以我们专门提出了“送烟就是送危害”的口号。从整个社会动员上来说，力度比以前不知强了多少。我们的项目中，包括很多农村和县城，都有无烟政协会，还有老百姓自己创办的无烟婚礼。我觉得从这些层面来说，控烟的效果很明显。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提到烟草业被认为是夕阳产业，为什么这么说？
杨功焕：如果把投资烟草的钱投资到其他地方，比如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石油产业等等，实际上会带来更大的利税。烟草本身是一个不健康的产业，危害民众健康，就像危害环境一样，难道你觉得能创造利税，就任凭环境受到污染吗？以后整个社会都会向环境友好的、绿色的、健康的产业发展，这是一个趋势。当然，烟草业的消亡不是一下子就会消失，会逐渐衰落。
三联生活周刊：前一阵发布消息说，自2011年1月起，中国内地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这听起来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怎么可能办到？
杨功焕：这个消息被误读了，卫生部实际的规定是，明年1月份开始全国卫生部所有的医疗机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而不是全国范围内的规定。接下来，教育部将于今年6月1日出台更严格的规定，中小学和幼儿园校园室内外禁止吸烟，大学室内禁止吸烟。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公共场合禁止吸烟这个问题，国内执行情况一直欠佳。就拿北京市来说，1995年就通过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处罚条例于2008年5月才开始实施，而且效果不佳。
杨功焕：现在对反对二手烟的阻力没那么大，但是实际执行起来也挺困难。中国关于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是有，但是和公约要求的法实际上差得很大。第一，中国的法实际上是有限执法，比如在电影院、邮电局等场所禁止吸烟。但事实上，中国很多人受二手烟危害是在工作场所。实际上公约要求的是，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第二个区别在于，室内设不设吸烟室，换句话说，就是单间办公室能不能抽烟，公约要求没有这个例外，但是我们国家不是。第三个差别在于谁能够有效执法，没有有效执法，法律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才能做到有效执法？
杨功焕：不能只靠“爱卫会”几个人去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准备过程。比如要求每个单位的法人都是负责人，他有三个义务，拿宾馆来说，负责人必须要做到不摆放烟具，张贴禁止吸烟的标签，看见有人吸烟要主动劝阻。接下来可以进行联合执法，比如负责餐馆卫生的人，可以先检查有没有蟑螂，再检查有没有烟灰缸。还要设立举报热线，如果“爱卫会”监督官员收到举报，就要去核实。一般我们不赞成对吸烟者个人罚款，只赞成对机构罚款。如果我们这一套机制建立好，宣传到位，是可行的。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疾控中心从事控烟工作的人有多少？理想的控烟队伍应该包括哪些机构？
杨功焕：目前疾控中心系统内主要从事控烟工作的人只有1%，常规工作经费占疾控系统防治经费不到0.5%，与烟草导致危害的严重程度不匹配。控烟首先应该是一个政府的事，要有法学专家、媒体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等相互配合，才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弄好。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也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从事控烟工作的人比烟草行业的人少多了，目前控烟和反控烟的势力是一个什么状态？
杨功焕：现在控烟和反控烟处在胶着状态。以前，中国的控烟力量很弱，烟草行业觉得你做的事都没用，根本不理你。现在控烟工作做得比较大，烟草行业反弹的力量也比较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控烟工作的一个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