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还在增加，依据美国人口调查局12月份的预测，工龄内的人口将会从2010年的9.77亿增加到2015年的9.93亿（参看表格左半部分），但是，年轻劳动力（15-24岁）人口的数量在未来10年将会下降30%。这个预测符合2000年全面人口普查和2005年概略人口普查的结果，跟2008年9月6号报纸上提供的计算结果不同（《失业储备军》一文），那篇文章指出20多岁劳动力人口的供应直到2015年才会到达顶点。
这种假定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54年，亚瑟 刘易斯，一个经济发展学家，注意到在亚洲，农业人口过剩，码头工人和小商人过剩，“这些年轻人冲上来要求帮你拿行李”。他得出结论，“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可以无穷尽地供应。”资本主义的岛屿存在于劳动力供应的大海里。只要这一点成立，资本家的领土就可以成长，工资不用长：他们提供的工资，只需要比在穷乡僻壤里勉强获得的收入高一点点就可以。但是最后，经济会到达一个转折点。资本主义的领土会深深陷在这些国家劳动力的水塘里，剩余的农民，小商人，码头工人，帮忙提行李的人都会减少，不能再满足需求。在这个点，如果工资不涨，经济就不会涨了。
蔡先生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个“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的到来，可以通过越来越自信的工人，还有工资的增长，看出来。去年蔡先生和他的同事在预测中写到“要提高劳动者与雇主对话的权力，因为劳动者会通过用脚投票，来对雇主施加压力。”在本田汽车和富士康公司，劳动者赢得的工资增长非常巨大。一些城市，比如北京，也已经宣称增加最低工资的20%，如果工资持续增加，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拐点。
这么突然的变化很难单一地用人口统计学去解释，然而，年轻劳动力的供应将会降低，虽然现在的供应仍旧比过去5年或10年高，5年或10年以前，年轻劳动力人口群的数量还很小。生育低谷是人口统计学的一个回声，回应了1958——1961年，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那次灾害减少了人口的数量，他们本应是现在年轻劳动力的父母。（参看表格右半部分）。
返乡的转折点
事实上，现在有一些好的理由让人怀疑目前就处在转折点上了。UBS的王涛指出，经过经济危机时期的工资停滞不涨之后，现在工资上涨了。对他们来说，工资的增长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失去土地的损失。中国经济贫困地区面积还是很大，国家劳动力人口的40%还是从事农业，创造的产值是其他经济部分的六分之一。这个40%的比例在缓慢下降：OECD的理查德和他的同事认为，需要10年时间，才能下降到25%。
亚瑟先生提供了几个原因，来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在到达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比如，最低工资自己也可能上涨，“最低工资只是一个传统的观点，而传统已经变了，”亚瑟指出，打工者不再愿意离开家，因为中国贫困地区的条件已经改善了。“家乡现在已经有水，有电，有高速公路，甚至有了互联网”，投资银行CICC的哈纪明说。政府的调查指出，返乡的打工者有30%不确信是否还会出去打工，而两年以前这个比率是24%。
亚瑟还指出，在贫困地区的最低收入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最低工资之间往往有一个差距，资本主义的岛屿遇到了最低收入标准的劳动力的海洋，两者之间，不是“沙滩”，而是“悬崖”。公司为了诱惑悬崖上的工人，不得不付一些额外费用——毒气补助津贴等类似的费用。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年龄的增加，这些额外费用也可能上升，但是，再说一遍，这是它自身导致的上涨，这并不表明是拐点。
当然，拐点时刻还是会到来。当它来临的时候，工资会上涨，对应的，就会侵蚀掉资本。但是，像亚瑟争论的，不是只有工人会移动，资本也可以移动到劳动力丰富的地区，首先，劳动力密集的工厂将会搬到内地，最后，它们将完全离开中国，就像以前它们离开日本和台湾一样。毕竟，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丰田和富士康要开办工厂，为了资本。
纽约时报：中国劳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编辑本段回目录
华南佛山本田汽车厂发生罢工，随后不久，深圳巨型企业富士康又爆发员工自杀和劳工动荡。这一切表明，中国南部沿海劳工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工作条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这些愿望在近年来聚集该地区的年轻民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现如今，中国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由当地或外资企业瓜分，企业工人并没有占到多大份额。从某种程度上讲，劳工事件只是工人希望财富得到更为公正的分配而已。世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雇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能像“社会主义”中国那样低。
然而，工潮爆发并非源于意识形态。一些让人沮丧但却十分重要的数据变化，即人口结构变化才是引发这些工潮的幕后推手。今年，中国业龄人口（15至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为历史最高，达到71.9%，这是三十年来业龄人口持续增长的结果。中国在1980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人口出生率曾一度飙升，而中国业龄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使中国劳动力在三十年内增加了33%。对于中国南部那些生产出口商品的血汗工厂而言，业龄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多少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将在五年后发生：到2050年，业龄人口规模将增至最高点，随后会逐步下降。事实上，中国的可用劳动力已达到最高点，因为呆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比过去更多，时间也更长。因此，更多的人直到15岁后才进入劳动力大军。中国业龄妇女进入劳动力大军的比例占到了妇女总人口的70%，而这也是可能达到的最大比例了。
还有一个与劳动力规模同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在近2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快速增长，部分原因是大批年轻民工从乡村地区来到城镇，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然而，这股逃离农村贫困地区的年轻劳动力资源正走向枯竭。本田汽车的罢工工人，还有富士康的自杀员工大部分都在二十岁左右。这些企业不由得感到，愿意外出打工，寻求生计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少，而一些临近农村地区的城镇和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却比以前更多。
目前整个中国20至24岁的劳动人员为1亿2千2百万，而15至19岁的劳动人员只有一亿6百万；40至50岁的劳动人员有3亿，但20岁以下的劳动人员却只有2亿7千3百万。如今，中国农村地区年轻和流动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幅度最大，这一趋势也将持续下去。因此，未来中国必须找到维持经济增长的其它办法，寻求另外的途径，将工人生产率保持下去。
对于中国某个政党的一些权势官员，以及那些认为投资本身是改善生活的目的，而非手段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可实际上，这差不多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件好消息。罢工的次数越多，要求涨工资的工人越多，中国就越有可能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资金就越有可能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非投资在一些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庞大工程上。此外，提高技术教育水平，促进私营部门的创新精神也能不断推进中国的生产率向前发展。
工资大幅增长固然会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也会因此而消失，但贸易逆差不仅危害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人收入滞后于国民收入，可如今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更快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意味着，在军事扩张以及建设那些声势浩大的工程上，投入的钱会更少，而那些贪官在澳门赌场的洗钱金额或许也会更少一些。消费越多，经济就越能实现长期稳定。比起消费，中国目前依赖投资，无视回报率的做法无助于未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未来也会出现诸多困难：当农村人口渐趋老龄化时，中国的农业将何去何从？在政府允许农村土地流转的情况下，土地合并的规模是否达到了迅速实现农业商业化的地步？农村人口减少和水资源缺乏又是否会导致粮食危机？
可这些问题还早着呢。未来十年，中国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而那些佛山的罢工工人也不过是掀开了未来十年诸多问题的一个序幕罢了。
用工荒倒逼企业加薪潮 中国劳动力市场阵痛中转型编辑本段回目录
编者按：从“用工慌”到“用工荒”，一年之内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彻底逆转。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工人吃紧的不仅是珠三角、长三角，像安徽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工人紧缺现象,“用工荒”似乎正成为全国性的问题。“用工荒”是暂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用工荒”出现的原因何在？对中国制造业是重大打击还是转型契机？带着这些问题，中国证券报记者兵分多路进行调查，从即日起将以系列报道的形式一一为您呈现。
-追踪"用工荒"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卢铮
订单回升本是喜，却因“用工荒”变成了忧。春节过后，全国范围的缺工成了不少企业的心病。“用工荒”正倒逼企业改善员工薪资待遇，中国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阵痛中转型。
企业最愁用工荒
在生产型企业集中的珠三角，大量堆积的订单让不少企业一反过去正月十五开工的惯例，开工时间提前到初八、初九，有的甚至提前到初六。但工人短缺的现实却使得企业开工明显不足。
东莞一家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订单堆积，他们大年初二就开工了。这家工厂有14条生产线1500多名工人，大年初二开工的只有两条线，“能赶多少赶多少吧。”这位负责人说，今年工厂开工时间已经提前到初八，但现在厂里开足工至少还缺200多工人。
为应付企业用工需求，初三初四开始，东莞一些镇街的工厂门口、街道上，就有企业摆摊招工。春节假期一结束，各人才招聘市场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招聘会。东莞长安镇汇安人才市场2月20日、21日(农历初七、初八)举办的春节后首场综合性专场招聘会上，进场单位达到167家，共计提供工作岗位2470个。“但前来应聘的工人只有700多人，尤其是普工缺口非常大。”汇安工作人员付尔见说，东莞90%企业存在普工缺口，平均缺口在20%，技术类人才缺口也在10%，尤其集中在电子、鞋业、服装、玩具等行业。
长三角、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也普遍存在。甚至连安徽这样的劳务输出地也开始出现缺工现象。
位于山东滨州的一家玩具厂因为招不到充足的工人，年前不得不推掉订单延迟开工。“年后再招不到足够的工人，今年要大幅度削减订单了。”在企业负责人看来，“用工危机”已经到来。
不拘一格招工人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少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以解决用工紧张的问题。
“原来招人还要问问文化程度、身高、年龄，还要经过考试，一车拉来四五十个人，最后能留下一半人就不错了。现在只要有身份证，不是伤残的都可以。”深圳龙跃线路板厂负责人表示，“就这，还招不来人呢。”
“用工荒”迫使不少企业都提高了薪酬标准，增设绩效奖金、发放夜班津贴等。比如步步高电子厂计划从3月1日起将770元底薪增加230元，也就是底薪调至1000元/月。中山市一些商会纷纷商议，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30%。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明确表示，今年深圳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温州企业用工需求也大幅增加，多数工种的月平均工资达到了1400元，较去年增加了一、二百元。
还有一些企业瞄准“老乡带老乡”，对介绍入职进行奖励。付尔见介绍，在汇安的招聘会上，有一家电子企业招聘广告上写着“现场招聘女性作业员，介绍入职奖励600元”，可见普工的紧俏。
劳动力供需大逆转
从“用工慌”到“用工荒”，一年多的时间，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东部沿海不少外贸企业因为订单低迷，大规模辞退员工，去年下半年出口订单恢复以来，很多企业的用工缺口还没补充过来，再加上今年新的岗位缺口，使得用工缺口更大。然而就在东部地区遭遇“用工荒”的同时，农村外出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重却在稳步上升。
来自江西赣州的小张在东莞打工两年，过完年后她决定留在家乡就业。在她家里，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服装、电子等企业开出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而在东莞，大部分企业普工的底薪从2008年4月开始就只有每月770元，只能凭加班多赚点钱，相对珠三角高昂的支出，这些钱仅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据统计，2009年第三季度全国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月均收入为1455元，环比增长2.5%；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389元和1382元，环比分别增长3.2%和4.3%。东部比中、西部地区高不到百元的差距，已经很难构成优势，这也成为东部地区面临招工难的深层原因。另外，区域经济带的迅速崛起和产业转移也使得中、西部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与东部展开竞争。
有专家指出，部分企业不能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变化的就业诉求，是导致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之一，80后、90后已构成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包食宿、加班带来的有限工资已经很难吸引他们。“现在是谁的企业待遇好，工资高，环境好，才能抢到人。”全国人大代表、常年做劳务输出工作的“农民工大王”张全收如是认为。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谭炳才认为，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此次招工难的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对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是导致“招工难”最直接的原因。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迫使企业和雇主改善民工薪资待遇。据介绍，在东莞已经有一些企业制定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注重员工的发展，帮助其制定职业规划，部分岗位尽量采取内部竞聘制度，以吸引员工就业。
印媒称中国工人涨薪潮或使印度越南等地获利编辑本段回目录
近日，富士康公司宣布将中国公司员工工资提高66%，随后，本田公司也宣布将提高其中国公司的工人薪资。有印度媒体分析认为，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工人工资上涨的势头越来越强劲。随着这股势头的发展，这些公司可能会考虑将工厂搬往印度、越南等地，从而使这些国家受益。
据印度“每日新闻分析”通讯社报道，富士康集团董事长陈伟良在一次股东大会后表示：“我们可能会为我们的工厂重新选址，或将新厂建在中国北部、印度、越南等成本较低的城市或地区。”而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在印度第四大城市－金奈，开办了工厂。
文章援引部分经济学家的分析说，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会导致中国失去竞争力。如：瑞士信贷经济学家陶冬就表示，工人工资上涨会使无法承受成本压力的公司倒闭，或离开中国。并且，这种势头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导致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
同时，瑞士联合银行的经济学家王涛也表示，工人工资的逐步增长会使中国经济朝着消费导向型转型。她预测，最近中国工人工资上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周期性变化以及中国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
但王涛同时表示，在目前不稳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人们很容易对持悲观的态度看待事物。她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市场即将终结的说法言过其实。
中国成为世界劳动力市场动荡中心编辑本段回目录
世界经济一体化，给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各国面临全球性市场竞争的巨大风险和压力。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必将带来新的变革。
中国作为拥有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人口接近14亿规模的国家，中国在全球金融、社会与文化网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就业市场动荡中心。
一是全球化人口迁移
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要求游戏规则的大幅变化。而唯一的实现途径就是人力资源以迫使其改变，全球劳工重新布局可以而且必须是行使这种权力的主要一方。
中国已经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出现在全球经济体当中。随着国际分工的演变，中国的快速增长、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劳工队伍以及低工资水平。中国的规模与政治经济使其具备条件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本投资场所。中国有近1亿以上人从事外资企业和国际交流合作，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会对全世界劳工的分配格局产生影响。
美国采用了不惜工本招聘人才、任意就业政策、市场导向的教育培训、详细的职业分工、高激励措施等手段开发人力资源，以稳定其人力资源在世界的龙头地位。日本、西欧等国在90年代下半期开始均采用了以企业发展战略为导向的，立体、多维化的人力资源开发手段，建立了科学严谨的人力资源培训管理体系。
二是产业链人口迁移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亚洲贸易、经济与金融网络的中心，21世纪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会继续扩大。在挖掘中国影响力复苏的根源与意义时，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绿色经济的兴起，中国启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将为世界经济打开一个巨大的新的消费者市场，在一个宽广的且长期演变过程下中国将改变产业布局，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上北移，或者移出中国市场，这种产业链变迁已远远超出国内经济的范畴。
中国人力资源提供了整合地区及全球经济的高度有效的手段，中国正在努力发展成大型供应商，一股正在增长的抗衡巨型零售商的力量。许多工商管理理论都强调巨型生产设备时代已经结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以及韩国等地却出现了一些巨型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经营着大型工厂，工厂与消费品零售商及品牌制造商签订贸易合同。这种趋势很可能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内部组织权力的巨大转移。
三是区域性人口迁移
中国重点地区开发开放步伐加快，区域经济活动空间聚集效应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成为我国人口、经济活动的主要聚集区和区域发展的核心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广西北部湾、江苏沿海、辽宁沿海、海峡西岸等城市群和经济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对有效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区域经济带动中国乡村经济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没有大量增加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增加了农村收入；乡镇企业进入市场，使得所有城市企业改善业绩；通过将利润和租金再投资，乡镇企业扩展了国内市场，创造了新一轮投资的条件、工作岗位、劳动分工。
四是智力性人口迁移
中国的经济崛起与自由化过程，并且对中国在21世纪如何重塑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产生影响。一方面我国大量人才参与国外交流，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科都有600人以上自费生在国外留学，约占该专业毕业生总数的40%以上。
另一方面自费留学生的增加，实质也形成了国内资本的大量流出。仅2000年就有8万名自费留学学生。据专家统计，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平均一个人要花费200万人民币。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0万科技人才已得到国外永久移民资格，我国等于损失掉400亿人民币的人力投资，相当于1998年国家教育投资总额。
五是城镇化人口迁移
中国的城镇化率可以从现在的45%左右提高到75%左右。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要进城，那么大约有3亿中国人需要迁移，大量的人力将进入县城和镇，那么住房和道路、水、暖、电、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将带来巨大的市场，带动大规模的就业，使企业从中获得商机。
中国工会，扬汤止沸编辑本段回目录
现今中国，罢工遍地。 但五月末的本田罢工，既无警察岗哨，又无冲突, 更少见盲目从众的运动，较以往罢工思虑更密，影响更深。本田罢工，是中国劳工在外资工厂时间最长，规模最广的运动。罢工发生在中国工业腹地广东省，暴露出政府企业一系列堪忧的问题。
佛山本田罢工，五月十七日始于工资纠纷，稍息，五月二十一日复起，停产期间迫使本田中国装配线全线停工。本田官员称工人已于六月二日复工，但仍有员工不满于日企的妥协方案，罢工再起，仍有可能。
罢工抗议，已在中国遍地开花。官方嘹望杂志十二月报道，广东省零九年第一季度劳资纠纷同比增长百分之四十二。浙江省劳资纠纷同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六十。
中国官方媒体不以本田罢工为颓相。英文中国日报于社论版提出警告，若不及时调整收入分配，令工人阶级受惠，阶层间紧张局势必然火上浇油。但本田罢工，同时映射出中共麾下工会无能。非但未能阻止局势激化，反倒两头挑拨，令矛盾变本加厉。
中国青年视日本国为二战元凶，更恨它不知悔改，于是一有机会，便加鞭挞。但在本田一事中，相比日本老板，抗议工人反而更恨工会。五月三十一日，当地政府派出工会成员百数人到工厂安抚，却为阻止工人与新闻记者对话，发生扭打。一工人斥工会为黑帮，还有一人指着脸上长长一道伤疤，说是“黑帮”所为。
工人说，尽管每月交会费十元，工会从未给工人任何恩惠，在劳资纠纷中帮助工人更是闻所未闻。以往罢工，工会为老板说话，抗议不多时便烟消云散。这次长时间运动，令地方政府蒙羞，数日之后，当地发布报禁，令罢工报道迅速降温，以免本田工人的罢工传染全国。然五月二十八日，现代汽车的零部件工厂确也发生短时间的罢工。
广东知名博客文云超说，罢工传染性极强，零八年，出租车司机罢工就已经席卷中国。但大多数工厂老板与地方政府合作，对镇压工人抗议依然很有优势。文说参加本田罢工的员工与其他不同，多数是技校实习的学生，同一的学生身份，令他们串联起事比起各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要容易百倍。
同在广东，台湾鸿海精密下属富士康，六月二日宣布加薪百分之三十。富士康的妥协，并非来自罢工，而是来自半年来富士康深圳厂区接连十三起员工自杀案件。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在员工自杀事件后说，私企工会必须改进。但要工会脱离党的指挥，依然是最大禁忌。
薪资博弈：新因素倒逼工资水平形成机制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因素倒逼工资水平形成机制，劳方、资方、政府各该做些什么？
□ 本刊记者 兰方 | 文
“这样涨薪非常不合理，台商协会没人能理解！” 6月7日，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会跟风，根本无法承受！”
在富士康工人连续自杀、本田零部件企业工人停工等多重压力下，6月以来，日本本田、台湾鸿海企业及其香港上市公司富士康(Foxconn International)，纷纷承诺改善工人待遇，大幅上调在华企业职工薪资成为最主要措施。
以此为起点，众多在华制造企业面临不断增长的加薪压力。
涨薪连锁反应已经成为现实，珠三角首当其冲。2010年6月9日，深圳市将特区内1000元、特区外900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上调10%和22.2%，统一调高至1100元。由于沿海企业普遍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工资水平，众多原本对加薪仍持观望心态的企业主，不得不被迫上调薪金。
加薪的压力不仅在制造业蔓延，还波及服务行业。2010年6月8日，百胜餐饮集团旗下中国沈阳市分公司，终于同意将2000名在册职工的最低工资从此前的人民币700元，提高至人民币900元，并维持每年5%的加薪幅度。
其他地区亦连续上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截至日前，已有14个省市区做出调整，幅度均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已调至1120元每月。7月1日起，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将从每月800元调至960元。
有乐见其成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工资研究所副所长杨黎明认为，靠压低劳动力成本获得的发展既不合理，也不可持续。诸多接受采访的专家均期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倒逼中国产业向高端化转型。
也有忧心忡忡者。不少企业界人士认为，富士康大幅度加薪的压力，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制造企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郭山辉强调，加薪不是万灵丹，适度调涨工资是必然的，但涨幅太大、速度太快，对企业将造成伤害，长远来看会影响就业率。他称，一些制造企业已开始酝酿向越南等地搬迁。
众说纷纭。对于长期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支撑而奠定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制造业而言，此轮加薪潮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一个合理的工资水平？
补偿性涨薪
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从1995年51%下降到2007年的39%，同时企业盈余则从23%上升到31%
“涨工资肯定是好事，这也是供求关系、市场的力量决定的。”谈起此轮加薪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旗帜鲜明。
他认为，中国现在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劳动者收入明显偏低，一系列的制度环境，导致工人的工资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由于过去分配太不合理，劳动者收入太低，现在工资涨起来是一种向好的表现。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还对本刊记者预言：“中国的加工出口型企业，将普遍面临工人合理增加工资的诉求。”
2010年5月，在富士康的连续自杀事件以及南海本田的罢工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中国一线产业工人的低工资状况。
正如利息是资本的报酬，工资则是劳动的报酬，其高低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提高劳动力投入所增加的产出量，由此形成劳动力供需均衡的市场价格。
也有理论认为，这一价格不应低于劳动力自我维持所需的开支。因为劳动力得以自我存续的前提，就是能够获得一份能够维持体面生活的工资。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均衡水平的工资实际上远低于此。
在目前的中国，一个工人想要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给记者提供了一个计算公式：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
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每周工作40个小时。
但现实中，即使在富士康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涨薪前工人总收入仅在1500元-2000元间。
这意味着这一个希望在城市生活的工人，只能维持自己持续高强度工作的基本生活需求，无力支付城市的房价或房租，更无力为自己的孩子购买优质的教育，为自己进一步的深造支付学费，或者像同龄的“城里人”那样消遣娱乐。
“这是不合理的。”人保部工资研究所副所长杨黎明表示，考虑到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强度，工资与其贡献不相匹配。
2008年2月至2009年8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曾在珠三角和长三角210家出口加工企业内部进行调研，发现这些企业的工人平均月工资仅有1145.55元，其中长三角地区为1196.39元、珠三角地区为1094.71元。这一工资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和农村居民，甚至低于全国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而工人为此付出的劳动量，是平均每天10.67个小时，每月加班120.49个小时，每月仅休息2.19天。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从1995年51%下降到2007年的39%，同时企业盈余则从23%上升到31%。这些普通的一线工人，并没有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付出了高强度的超时劳动，不少人甚至牺牲了健康和生命，劳动所得却长期停滞甚至下滑。
也因此，在不少观察者看来，富士康的涨薪，是一种补偿式的上涨。
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所说：“看起来涨幅大，只是因为工人之前的工资太低了。”
定价机制失衡
供求关系也并非决定工资的惟一机制，还有工作性质、培训成本，行业门槛、法律规定、社会习俗等，另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工会
中国一线工人工资偏低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杨黎明指出，低端劳动力的供过于求，是一个客观的基础性因素。
目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工人绝大部分为农民工。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现状，加之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得大量劳动力成为剩余，这正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崛起对廉价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相呼应。
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导致制造业薪酬上涨乏力。潘毅介绍说，在1995年，深圳普通工人的工资是500元，15年过去，富士康工人工资也不过1500元至2000元。而在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普通女工的工资是400港元，到了80年代中后期，则上涨到6000港元。“香港与内地的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发展速度、物价涨幅相似，而香港工人的工资涨了15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分析，这种供求格局将劳动者置于劳资博弈的不利地位。“当前的问题是，在中国，资方与劳方的力量严重失衡。”
在此轮加薪中，可以看到资方确实对工人作出了种种让步，但无论是对话语权的掌控还是协商的方式，资本的强势地位仍然显而易见。加薪，加多少，怎么加，主动权仍掌握在资方手中。
潘毅分析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农民工用工制度假定，工人们最终都是要回到农村去生活，因此其工资待遇按照农村的生活标准、而不是城市的生活标准设定。
事实上，即便在十分强调市场化的西方国家，供求关系也并非决定工资的惟一机制。除了根据供求关系自由竞争来获得合理工资，决定工资的因素与市场竞争有关的还有工作的性质、培训的成本等；与市场竞争无关的还包括行业的门槛、法律规定、社会习俗等。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工会，工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
在劳动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经常性存在，这就会形成资方对劳动的买方垄断。而工会的存在正可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作为卖方的“垄断者”，工会可以控制劳动的供给需求，与资方形成“抗衡力量”，从而影响实际工资偏离均衡工资。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李环指出，在中国，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抑或是外资企业，一旦工人利益受到侵害，或是与资方发生纠纷，真正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与资方进行交涉的力量几乎不存在。
在工资协商、劳工权益维护的多个领域，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的工会严重缺位。
一份来自于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调研报告显示，广州、佛山、东莞、江门、中山五地进行参与调查的813名工人中，74%的工人所在工厂没有工会，79.2%的工人表示工会领导不是选举而来，61.7%的工人认为工会不能代表、维护工人权益。
被官方认可的工会，显示出覆盖小、组织程度低、民主性差、谈判能力弱的特征。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会长保育钧表示，工会之所以形同虚设，与中国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有关，“工会这种社会组织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问题是，随着新一代工人逐步取代其父辈成为劳工的主体，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有着更强烈的权利意识，对“体面工资”的诉求愈发强烈。
卢晖临表示，随着工人权利意识的苏醒，工人从个别到集体的抗争也将日益普遍。最终的出路，是以组织的方式向工人赋权，才有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劳资双方力量严重失衡的局面。
打折的集体协商
中国现行的劳工制度对集体协商机制有完善的规定，只是实际效果不佳
在市场机制下，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主导工资水平背后，还有着劳资双方充分的谈判博弈。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的集体协商，是工资增长的重要机制。劳资双方的平等谈判和充分博弈，也是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转并健康发展的条件。
杨黎明告诉本刊记者，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于一些替代性很强、供大于求的岗位，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工资权利采取的方式主要是集体协商。
实际上，中国现行的劳工制度中并不是没有集体协商机制。1994年7月5日《劳动法》颁布后，中国立法便确立了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简言之，是指用人单位的工会代表与相应的用人单位代表，就劳动标准和劳动条件进行商谈，并签订集体劳动合同。
从《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到原劳动部的《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再到全国总工会《关于积极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的集体协商机制在文本上不可谓不完善，其内容从职工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劳动安全卫生到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职工培训、职工文化体育生活等，覆盖全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不仅开展了推广集体合同制度的“彩虹计划”，全国总工会也设立了专门的“集体合同部”。
但是，由于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行是非强制性的，其真实效果大打折扣。杨黎明表示，由于中国现行法律对罢工及闭厂并没有明确规定，导致集体协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协商。“协商不成怎么办？我们的规定，是提倡协商，但不协商也不违法。协商不成，就继续协商，反正不能罢工闭厂。”
签订劳动合同，是集体协商制度的一个重要方向。但《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末，经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备案的当期有效集体合同70.3万份，仅覆盖职工9400多万人。
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这些集体合同的真实效果如何？这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就在2009年12月，深圳富士康与工会签订了一个覆盖40余万深圳员工并适用于全国70万富士康员工的集体合同，其中对工资增长做出明确约定：一线员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不低于3%，并将于每年12月定期进行集体谈判。此举不仅得到了上级工会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媒体广泛宣传，成为三资企业中集体协商的典范。但在2010年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中，用人单位未能向工人提供体面的工资却是为各方诟病的口实。集体合同中3%的涨幅与一线工人真实的期望间究竟有多大差距，恐怕由上级工会直接向企业选派的工会主席并不清楚。
诸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劳工专家都指出，要真正实现有效的集体协商，关键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独立于企业的工会，让工会真正成为工人利益的代表，而不是企业的管理手段。
但广东劳动保障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分析说，工会是党委领导下的社团组织，工资和人事权都由上级总工会及党委政府掌控，“很难单方面站在工人的立场行事”。
根据国外经验，在集体协商中，由企业主和工会各自成立谈判班子，双方均可邀请律师、劳工专家、谈判专家加盟。工会和企业主都有权建议举行谈判，对方若无故拒绝、拖延或逃避谈判，则可能受到法律处罚。谈判代表掌握的信息和情况越具体、准确，自然越能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杨黎明介绍，国外劳资双方在对工资协商的过程中，劳方要求增加工资会拿出相应的数据、证据并提出许多理由和资方协商，比如：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物价水平、法律法规、企业当年的盈利情况等。
而当谈判僵持，经过调解或仲裁程序仍不能打破僵局时，劳资双方则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劳方可以进行罢工，而资方也可采取闭厂的手段，拒绝劳方提出的条件。
“罢工与闭厂是劳资双方最后、最极端的手段。”杨黎明介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工人也将失去工作岗位，但是“有了罢工和闭厂的权利，双方才有谈判的筹码，才是真正的协商谈判” 。
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罢工与闭厂的环境条件。”
在中国的企业，这种困惑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在发达国家，罢工是最后的手段。”一位劳工专家向本刊记者指出，很大程度上，正是工会的模糊立场导致了矛盾激化，如果没有机制的创新，大规模劳资冲突的时代恐怕难以避免。
一位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讨论的学者告诉本刊记者，在2008年上半年，曾举行过一次专家内部讨论会。会上曾形成的共识是，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报酬，只能由劳资双方协商来确定彼此的利益关系，因此独立于企业的工会乃是必要条件；工会谈判需要一定的筹码，是否明确罢工权不能回避。长期研究劳动经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只有劳动者通过工会采取有组织的行为，才可能在与资方的谈判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此次会议的共识并未形成政策、见诸文件。
据了解，正在调研起草阶段的《工资条例》不仅将提高集体协商有关制度的法律层级，还将就一些细节问题做出回答。
但目前就集体协商机制是否强制执行，仍未形成共识。而想把罢工与闭厂等产业行为写进条例，难度很大。
让市场的归市场
“不能按照过去的思维，认为由政府怎么来提高工资。”人保部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说，“应该把更多的协商、议价空间留给劳资双方”
在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劳资双方力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以平衡双方利益，成为中国劳工领域最常见的制度安排。
理论上，中国的劳动立法，都有着向劳动者倾斜的价值导向。但实践中，法律法规所确立的较高的劳动保护标准，往往因执法不严或司法不公而被架空。
有劳工专家评论说，政府一方面为了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制定出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却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现实目的，消极对待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使其成为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工资领域，政府调控最主要的手段——最低工资制度，却面临着另一番尴尬。
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其本意是通过政府对劳动力价格的适当干预，对劳动者尤其是低端劳动者进行保护，令其劳动所得能够支付本人和所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故此，最低工资标准，应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调整而调整。这也是我国早在1993年便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
对于最低工资标准，很多经济学家一直持有异议。其理论依据是，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先决条件是对标准的评估，而评估的依据无法绕开市场价格这一至为关键的基准线。若将保护的底线人为地拔高至市场所难接受的限度，使得最低工资水平超过市场决定的水平，就会压制雇主增加就业的积极性，结果是背离就业最大化的目标；而惨遭淘汰的，往往是在劳动力市场上最为弱势的人群。
故此，在现实中，最低工资标准势必在均衡工资之下，仅是对最弱势劳动者的兜底保护，最低工资远不是合理工资。
可在中国，这一最低限度的基本保障，却被沿海企业普遍当做最高的工资标准实施。尽管最低工资标准多年来都在连续上调，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却持续下降。
“不能按照过去的思维，认为由政府怎么来提高工资。”人保部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说，“应该把更多的协商、议价空间留给劳资双方。”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冯同庆则表示：“近来劳工领域出现事件，首先要反思的，是劳动管理上行政主导的方式。”
“政府主要是划出底线、制定规则，强化监管。一个合理工资水平的形成，需要劳资双方的博弈和全社会的推动力。”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表示。
化税为薪
政府减低税费水平，还利于企业和工人
不过，在当前的劳资格局下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报酬，政府仍有一定的作为空间。
“那就是减税。”中国社科院劳动和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表示，当前国民的税负普遍过重。要让普通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一方面需要对劳动者“到手”的收入减税，另一方面则要对企业尚待分配的利润减税。
苏海南指出，现在低成本、低附加值的生产方式要进行调整，但并不是说，中国就不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于这些实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求其提高劳动者待遇的同时，需要政府一定的支持，简而言之，即是“化税为薪”。政府对这些企业减免一定的税费，使企业在涨薪的同时，也可维持发展。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陈步雷亦向本刊记者指出，中国当前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平衡，并不仅是在劳资双方间，而主要是劳资政三方间。
“在社会生产形成的可供分配的总租值中，政府的税费、社会保险费和其他征收的总比例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且承担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职能，为劳资减负解忧；留给劳资双方较大的租值比例，劳资集体谈判才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行为动因。政府在初次分配中抽取过多租值，再次分配领域做得不到位，而将资方和劳方可分租值压得过小，这是很不合理的，会让中低端产业的雇主减低投资实体经济的动因，损害就业、稳定和发展。”陈步雷向本刊记者说。
据了解，当前“化税为薪”的呼吁，尚未升至政策层面。尽管学界多有动议，距离政策成果出台尚需时日。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进一步表示，国家机关不必越俎代庖，只须提供适当的制度化支持。只要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他们就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此外，国家应主动承担体制转型的相应成本，不把过多的包袱任意转嫁给民间和企业。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ncj/news/2010/02-23/213233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