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村”包围城市
夏垫村只是中国被公开的近百“癌症村”之一。
19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了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制造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增添了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水是致命中枢。美国纽约史蒂文癌症中心研究员雷蒙对106名死于各种癌症的人的细胞研究发现：围绕在癌细胞的DNA周围的水与健康人细胞周围的水的结构是不同的。
这就像围绕夏垫村的鲍邱河已不是普通的河流。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呼吁，一直没有建立水质监测体系的农村水源污染严重，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多方怂恿的污染
在法学界看来，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侵权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不同，涉及对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认知，污染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
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法学界一直指责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等不起的制度改良
冯军的两年似乎展现了一个癌症病人的走投无路——无处求助，进而死路一条。对他们来讲，现行各种制度不是寻求公正的路径，倒是一堵无门可入的墙。
200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农村，试图建立一种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来解决农民疾病问题。2006年，大厂县开始推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11种重大慢性病在2008年1月才列入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补偿范围。
女儿逝世后，冯军试图去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被告知一些费用根本不能报销，且一个人一年最高封顶是1.5万元。
大厂县对这笔统筹资金实行严密控制。截止到2007年8月16日，大厂县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补偿，补偿金额共计78.4万元，人均补偿191元。
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透露，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情况》同时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
有评论指出，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
而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
对农民集资办医疗，冯军不解:“为什么工厂伤害了人民，还要人民自己掏医药费呢？”
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3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保部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推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5亿多元优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该部更制定了指导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承诺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癌症村”，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但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冯军和夏垫村村民困惑的是，鲍邱河至今还是一条臭水河流，未见大厂县领导的官运受何影响。
一批人或被牺牲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3年多过去，对此仍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稍微像样的调查。冯亚楠的经历表明，他们将在黑暗中死去。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时至2009年3月，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第四届东南亚与东亚国家环境与健康高层会议上说，环保部将投入更多经费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疾病的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
有批评说，即便民众耐心等待环保部门完成摸底调查，拿出数据，但新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大笔救助资金从何而来。
如果对眼下农村癌症病人进行有生存意义的治疗，将使勉强搭建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顷刻崩溃。
在那些注定被抛弃的“癌症村”和冯亚楠这样的癌症患者之外，还有大量替补进入黑名单的村庄和人名。他们等来了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新法和环保新政，却等不及新政实施的冗长时差。
而环保部门和强势的GDP部门之间的权力级差，更于不动声色中决定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石见元在北京呼吁加大农村水源保护力度，政府要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采取关、停等严厉措施。但现实是，中国需要鼓励企业们奋发图强，和政府共度时艰，甚至新的劳动法被斥责为“不合时宜”而事实休克。
“来几个记者有什么用嘛？我们死定了。”夏垫村里专门负责看管水井的左姓老汉如此哀叹。
河南“癌症村”里的死亡编辑本段回目录
村民石章云3年前患了食道癌，现病重不起
刘长月老人在发臭的黑水河上，吃力的挪动着渡船
王子清已记不清自己主持过多少次葬礼了。
自打他48岁那年起，癌症患者便在村子里多了起来，死亡接踵而至。每遇死亡，王子清必会到场，或主持，或与亡魂告别。多数情况下，他是主持者。
本来，作为子字辈的他，是没有资格主持这种仪式的。子字辈之上，还有祖父辈的玉字辈和父辈的德字辈。在村里，这种告别亡魂的庄严仪式，通常是由年岁较大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但如今村子里玉子辈的人已所存无几，而德字辈的人，或因癌症相继去世，或已“逃离”了这个村子。因此他这个小子辈，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岁岁月月，“送走一茬又一茬”。
“每死一个人，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现年65岁的王子清步履蹒跚地走在村中，神情黯淡。有时，他还会停住脚步，摆摆手，不去追忆往事，“都是大好的年龄，死的太可惜了。真不知道啥时才是个头啊！”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郭建光 发自河南
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1200多人。原先孙姓为望族，后王姓成了大姓。现全村王姓约有800多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有些人腹泻不止，有些人内脏出现了各种不适。此外，偏瘫、智障、畸形和妇科疾病也频频出现。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五六人，多则达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
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新起的坟茔、白对联、哀乐，一年四季绵延不绝。
王子清的族人便是这个不幸村庄的不幸家族。
1991年，小他5岁的弟弟食道出现问题，吞咽困难。次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出现同样病症。俩人的病后来都转化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这边丧事还没料理完，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死于食道癌。短短一个月，王子清相继失去3位亲人。
而这仅仅是幽灵掀开的序幕一角。事实是，这些年，仅王姓德字辈的族人中，25对夫妇，便有19人死于癌症。而子字辈中不到80人，便有16人死于癌症。死者大都正值壮年，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
“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王子清抽泣着，任由眼泪淌满褶皱的脸上，“我不知道村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死。”
王子清本人虽然没有患上癌症，但胃穿孔也让他遭了不少罪。2004年，他花了5000元做了胃部手术，至今天气转凉，伤口就会隐隐作痛。为“转移痛苦”，他染上了抽烟的毛病，一支接一支，一会儿功夫，一包烟就空了。
在大多数地区，通常每个村里有一名医师就不错了，但在沈丘县东孙楼村却增加到了4名医师。刘德亮是村里最老资格的医师。他记得最忙碌时自己每天要跑三四家，“抗生素药供不应求”。村里的人口一度竟出现了负增长。
一位正在病床上输液的腹泻患者挣扎着坐了起来，插话说，就是现在，村里患腹泻的病人至少也不下100人。
不仅是东孙楼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2005年间，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015人的大衤者庄，有145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而据沈丘县医院记载，1972年当地120万人中，只发现癌症患者12人，发病率仅为十万分之一。
由于癌症爆发的密度大、频率高，故上述村庄被当地人称作“癌症村”。3年前，河南省周口市有关部门，曾联手在沈丘县的“癌症村”做过一次癌症患者的入户统计，但该数据一直没有公开，沈丘县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表示，不能向记者提供。
谁得病谁家就败
在王子清隔壁的一条小巷子里，原先住着16户人家，现在只剩下3户了。其中，有两户全家死于癌症，其余的因害怕也搬走了。
恰逢雨后，巷子里一片泥泞。在这条约100米深的小巷子里，已有很长时间没人出入了，显得分外寂静。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是两层预制板楼，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村子里，这栋小楼显得十分气派。但如今铁门上的锁头已经生锈，门口杂草丛生。显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了。
“死的死，走的走。”王子清趿着拖鞋，在泥水中“啪嗒啪嗒”地走着，不时发出重重的叹息，“以前这里可热闹了，现在一点生气都没啦。”
这个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的村子，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曾和许多村一样，过着自给自足的闲适生活。农忙时，男人女人热火朝天地干活，换取一年的口粮。收成好的时候，兴许还会落些余钱，添几件衣服，买两件电器，乐呵一番。不忙的时候，男人们出外找些活计，或在本地打打零工。空闲时，招呼几个人喝上几盅，或搓一阵麻将。
可眼下，疾病和死亡像恶魔一样几乎缠扰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街上偶尔遇到几个人，脸上也大都带着悲伤、无奈或茫然。有时能看到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往往都和癌症有关。
一位癌症患者盖着一床厚被子躺在床上呻吟。经过化疗和放疗，她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头皮清晰可见。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瘦得皮包骨头。她紧闭双眼，嘴里不时嘟囔着什么。守在她身边的丈夫，愁眉不展，目光呆滞，偶尔下意识地给妻子掖掖被子。“家里有多少钱，也让病折腾穷了。”他说。
在这三间预制板结构的楼房里，大理
石地板、雪白的墙壁、宽大明亮的窗户、墙上四大名楼的挂图，以及一台21英口寸的彩色电视机，多少彰显出主人的能干和富足。如果不是癌症拖垮了这个家庭，在这个举目都是低矮房屋的村子里，楼房主人的生活一定会让邻居羡慕。可现在，这间屋子里死气沉沉。
“谁得病谁家就败。”王子清说，有钱的人家，病人能多活两天，没钱的，就只能等死了。他一再表示，村子里钱都不好借，有钱也不敢借出去。“我们东孙楼穷，不是因为人懒，没能力，而是因为癌症。只要家里有病人，都得花上三两万块。”
王子清的一位叔叔患了胃癌，家里拿不出钱为他填这个无底洞，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上吊自杀了。“因没钱看病上吊自杀的，村里已有好几个。”他说。
人死了，葬礼照样得办。火化1000元,棺材1500元,孝服500~800元,灵车灵棚各100元，唢呐100元。各种费用算下来，至少需要5000元。因外出和死亡的青壮年多，棺材都没人抬，以至于吊车下葬，成了当地一个“热门”行当。
由于贫穷，村里如今盗窃成风。王子清家原来的围墙不高，人很容易翻墙进去。现在，他已把原有的围墙拆掉，准备加高。“我怕小偷。”他说。
村头墙壁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治疗腹泻、癌症的广告。有些患者无奈只能找江湖游医寻求安慰；有些患者则只能求助“神”的力量。
黄孟营村33岁的孔鹤琴，19岁嫁到此地，26岁得了直肠癌，4次手术，12次化疗，花了7万多元，如今家徒四壁，外债高筑。两年前，“感到无望”的孔鹤琴皈依了基督。每周五，骨关节变形的她，都要坐在轮椅上，让丈夫推着，到两公里外的王寨村做礼拜。王寨村基督教堂的信徒芦美英则表示，七八十名教友中，基本都是身体有病的人。
孙营村的村民孙振雨，不忍看着自己的乡亲们忍受癌症的折磨，于1999年，筹钱2500元，修复了村里的华佗庙，“初一十五，香火很旺”。但华佗庙重修后4年，孙的爱人得了偏瘫，至今卧病在床。可叹的是，连塑华佗像的匠人也因癌症而去世了。
与周边“癌症村”一样，东孙楼村能参军的人很少。有几年，竟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
“人活得都没有希望了。”王子清说，“村里的人总担心，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
又黑又臭的卫河在村口流过
都是污染造的孽
王子清家正对着一个大水塘，塘边有几棵树，几只白色的鸭子在水塘内戏水。如果不与癌症发生联系，塘边树下，静坐垂钓，本该是件惬意的事。
像这样的水塘，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处，只是有些已经变成了倾倒生活垃圾的地方。在这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县域内，因河流冲刷，坑塘较多。加之，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地人鼓足干劲，大修水利。干渠、支渠、斗渠、毛渠，通向每一个角落。四通八达的灌溉系统，造就了这个曾经的鱼米之乡。
东孙楼村也有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东南西北四条水渠，将村南两公里外的沙颍河水，输送到地里田间。这个处于沈丘县“锅底”的村子，即使在非灌溉季节，沟渠里也会积下不少的水。因此，这里几乎一年四季浸淫在水中。
在王子清的记忆中，沙颍河和渠塘里的水曾经清澈透明。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人上地，“从来不带水”。渴了，随便在渠塘中掬一捧水就喝。“甜着呢，比现在的自来水都好喝”。
可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沿河一些污染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沙颍河水逐年开始变坏变臭，致使源自沙颍河的灌溉沟渠的水也变得腐臭难闻。在王子清的带领下，记者沿着村里的沟渠水塘走了一遍。水面上覆盖着一层绿油油的浮萍，树叶、秸秆散落其中，蚊虫猖獗，臭不可闻。
据沈丘县水文站站长李斌提供的一份资料：沙颍河槐店（沈丘县城所在地）段，1990年、1994年、2000年均属劣V类水质，已失去各种水体功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水质监测周报显示：2005年和2006年，此段水质分别有两次是Ⅳ类水，其余时间皆为V类或劣V类；2007年第20周和21周的水质也均为劣V类。水体中高锰酸钾和氨氮含量均超Ⅲ类水标准的数倍。
1994年7月中旬，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在黑色污染团过后，水质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安徽省蚌埠
市自来水公司取3000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
化验，结果对比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129种“首要控制污染物”，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90种和95种，其中，致癌物高达67种。
淮河60％的来水量源自沙颍河，而沙颍河贯穿沈丘全境。今年4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沙颍河的监测报告显示，其水质全部为劣V类。
“作为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的水质污染可想而知。”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痛心地说。
有研究显示，这些高污染、富含各种致癌物的水，通过发达的沟渠逐渐渗透到地下水系统，破坏了当地的地下水水质。据当地人反映，自1990年代以来，压水井里压出的水混浊不清，能看到明显的杂质；有些地方的水，粘性特别大，能像油一样流成细线状；水烧开后，水壶上会留有厚厚的一层水垢；即使开水也苦涩难咽，喝下去后喉咙会发麻。有媒体称，“地下50米以上的浅层地下水已不能饮用”。而在沈丘，农户自家的压水井一般都在20米以上。
据阜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年7月13日做出的一份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沈丘县黄孟营村一家的压井水送检样本中，有10多项指标超标，其中锰、硝酸盐氮严重超标。科学实验证明，过量摄入高硝酸盐氮的水或食物会引发消化道癌症或者肝癌，而高锰的暴露会对大脑产生危害，使一些大脑皮层坏死，对人的智力发育甚至大脑神经活动产生危害。
“都是污染造的孽。”王子清说，虽然他本人不能从科学上证明沙颍河水污染和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生活经验和直觉告诉他，严重污染的沙颍河是癌症高发的直接元凶。
2005年，国家疾控中心曾对淮河流域癌症高发地进行全面普查，其中包括沈丘县全境，最终结论是：一、淮河流域沿河、近水区域癌症高发；二、癌症高发与劣Ⅴ类淮河水密切相关。
而沈丘县卫生局一位副局长表示，虽然河水污染与癌症之间一定有关联，但关联究竟有多大，专家还在研究实验之中。
希望政府搭建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平台
沙颍河由沙河、颍河于周口汇流而成，自西向东流经河南中东部，全长600余公里，是淮河最大的支流。沈丘，是沙颍河入安徽的最后一站。
“你们得利，俺们得病；你们升迁，俺们升天。”这是流传在沈丘县民间的一则顺口溜。主要针对的是坐落在沙颍河流域大大小小的企业，其中不少为高污染企业，比如造纸、皮革、塑料、酒类等等。这些企业中比较知名的有：项城市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莲花味精”）、扶沟县的扶沟味精厂、漯河的银鸽实业集团以及丁集皮革业等。过去这些企业的工业污水基本上都排放在了沙颍河中。据当地人反映，前些年，沙颍河水色如墨汁、臭气熏天，曾发生过呛死人事件。
驸马沟是项城市污水入沙颍河的一条人工河道。其污水源主要是城市生活污水和莲花味精集团的工业废水。
“以前这里臭气熏天，活像一个化肥窖，人人都得捂着鼻子走。”76岁的老船工连德财说。据老人描述，在没有污染之前，这里的水清澈见底，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岸上看得一清二楚。水里的鱼又多又大，经常能够捕到十几斤重的大鱼。而现在，这里的鱼几乎绝迹。即使偶尔能捕捞上一两条，也没人敢吃。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水里的鱼给什么喂，什么就死”。
据说，前几年，水面上到处漂着白沫。有一次，不知何故，驸马沟的水面竟然着火了，把泄水闸烧坏了。
“以前河里洗澡的人很多，每年都要淹死好几个人。”连德财说，“不过，水污染后也有好处，不会淹死人了。因为没人去游泳了。”
仅这条小小的驸马沟，污水一流就是十几年，迟迟得不到治理。而早在1994年国家就启动了治淮工程，历经10年，投资600亿，但至今未能实现“水体还清”的目标。淮河干流支流的治污任务，依然十分严峻。
“环保局是属地管理。很多污水都是从别处流到沈丘的，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9月5日，沈丘县环保局副局长徐启亮对记者说。沈丘县水文站站长也表达了水文站的无能为力。他说，水文站的权限只限于取样监测，并没有管理职能，因此，对治理帮不上真正的忙。他透露，有时地方政府出于利益保护，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水文站取水样。
不过，在治污形成共识的今天，特别是在上级环保部门的重拳出击下，一些企业已经被迫加入治污的行列。比如位于项城市的莲花味精，这个昔日沙颍河的排污大户，曾屡被媒体曝光并被罚款，10多年被迫为环保交了7亿多元学费。项城市环保局前局长还因此“下课”，该市分管环
保工作的副市长，也因此被责令深刻检查。
“做好环保是首先对企业的效益负责。”莲花味精环保事业部负责人王飞对记者说，“我们企业曾经为环保付出过很惨痛的代价，几次差点被关闭，因此绝不能再走老路了。”
“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在沙颍河治污问题上曾屡次和莲花味精交涉，可谓“老对头”。今天他也认为，莲花味精“的确下了功夫改造自己”。
“企业在主观上对自己负责了，在客观上就对社会负责了。”霍岱珊说，希望企业能够意识到，做好环保是分内的事，是真正对企业发展负责的事。
少了莲花味精的污水排放，驸马沟的水质，在当地人看来，已经稍有好转，臭味也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远远望去，几个老人坐在树荫下乘凉，卖冷饮的小贩在吆喝生意，更远处的沙颍河大桥下，几个孩子正在水中攀登桥墩。
今天，最让霍岱珊头疼的不再是像莲花味精这样的大企业，而是许多名头不响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经常和政府职能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人手，根本无法发现不达标的排放，更不用说治理了。“更何况，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刻意保护本地的企业”。
“政策宣传就像文工团。”霍岱珊说，“光有文工团不行，解决问题还要靠步兵，要打阵地战。”
“公众就是步兵，就是打阵地战的基础。”霍岱珊说，“组织公众参与，可以形成对排污口的实时监控。”他一再呼吁，希望政府搭建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平台，让污染源无处隐身。
命都没了，经济发展了又能怎样
王子清家先后打过4口井，依次是4米、15米、28米、40米。
井一次比一次打得深，但水的口感并没有明显变好。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水到底安全不安全，会不会让自家人远离癌症。每逢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子和在城里上学的孙女，总会带些纯净水回来，这样的水，全家人才敢放心地饮用。
3年前，在霍岱珊的联络下，亚洲博爱救助基金会为东孙楼村的全部村民安装了水过滤器。尽管“这些设备并不能根本改变水质”，但村民们还是松了口气。此后河南省财政每年安排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解决重污染地区群众饮水安全问题。沈丘县也在这一年修建了污水处理厂。同年，有关部门还为东孙楼村打了一口200米的深水井，并提供了主管道、潜水泵和无塔供水装置。入户管道需各家自行购买，为此，王子清花了800多元。
2006年1月26日，即春节前三天，村里人第一次吃上了深井水。王子清把所有盛水的家伙都接得满满的，痛痛快快享受了一番。然而16天后，水停了，王子清获知的消息是试运行。4个月后，深井水正式供应。不过，“经常是三天两头没水”。
今年8月初，深井水又停供。王子清只能重新饮用40米的压水井的水。可是，几天后，他的胃开始不适，“一天到晚折腾个没完”。其间，他的老伴过生日，因为没水，他只得用摩托车载着老伴，到沈丘县城过生日。
“潜水泵的功率太小，负荷太大。周边几个村的水，都是接东孙楼的水，电机超负荷运转，烧坏了。”深井水管理员说，“潜水泵是水利局提供的，我到水利局找过，可水利局说没有配件。”
这位管理员表示，自己曾和厂家联系过，但总也联系不上。“电机坏了，潜水泵就不能用了，得换新的”。
然而换潜水泵又产生一个问题：“水利局不给换”，村里又没有钱，他不知道到哪儿去弄钱。“我也想过集资，但又怕集资违法。”管理员说，他只得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家收三五元，先把大功率的潜水泵买回来，以便尽早让村里人喝上“比较放心”的深井水。
另一个让他头痛的问题是，1元／吨的水费，还不够付电费和管理费用。“实在没钱，那就只好断水了。”管理员摇了摇头。
“以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村子里能打上一口深井。”王子清俯身望着井底，“可是三天两头断水，成本又那么高，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虽然深井水供得断断续续，可毕竟隔三岔五有了水吃。然而，有了深井水，并不意味着癌症病魔从此就远离了这个村庄。霍岱珊以前联系过的一些癌症患者，相继都离开人世，现在不断仍有新的患者的名字传入他的耳朵。
王子清也常常担心，活着的人会有各种隐疾。他希望有关部门能为村里的人做一些专项检查，建立村民医疗档案，并派专人检验一下深井水的水质，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虽然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在东孙楼村喊的与外面的世界一样响，但老王真诚希望“不要仅仅是一阵风，仅仅是应付检查”，而是能确实给村里改善一下环境，比如道路硬化，渠塘净化，等等。
“命都没了，经济发展了又能怎样？”王子清质问。
对于东孙楼村出现的新问题及群众呼声，沈丘县卫生局一位副局长称，有关部门曾做出过应对措施，但这些应对措施还没有公开，不便透露。
不过，霍岱珊倒是带来一条好消息：一位日籍华裔将为村里提供生物过滤技术，据说应用此技术，届时就可喝上“达标”的水。
“莲花味精总经理高君也说了，他们公司将积极对待沙颍河的污染问题，要为历史的欠债填坑（埋单）。”霍岱珊说。
尽管东孙楼村治污的脚步在加快，可村子外的污染仍在继续。途经纸店镇一带，依然可闻到刺鼻的气味。司机介绍说，那一带的皮革厂很多，污染特别严重，许多树都死了。记者沿途看到，沟渠里的水黑乎乎的，像是粘稠的发酵物，沟渠边的几行树，叶子已经完全脱落，毫无生机。
一只野鸭子在不远处的水塘里游弋，司机放慢车速，瞟了一眼。
“这年头，能看到野鸭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
注：本文配图除资料图外，全选自卢广“中国-人与水”摄影大赛入围作品《“癌症村”的悲哀》。
“癌症村”的拯救与希望编辑本段回目录
稀释了1万倍的河水，水生物还是不能在里面存活到24小时。广东翁源县上坝村，是这条毒河流过的村庄，1987年以来已有250余人因癌症丧生。
在广东韶关翁源县的上坝村，有3000多名村民。而从1987年至今，该村已有250余人因癌症丧生。
上坝的环境问题也受到了广东省科学界的关注，目前已有包括华农大、广东土壤研究所在内的两个科研团体在此立项，致力于土壤修复和矿山水土保持功能。其中的一个项目，已经成为广东省科技厅的重大专项，并获得了政府40万元的科技支持。
是什么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如此关注？上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怎样的图景？记者日前到访上坝，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横石水稀释1万倍后，水生物在里面存活不到24小时
横石水本是从韶关大宝山流出的山泉水，它冲出了凉桥、上坝等村落肥沃的土壤。
20多年前，横石河清澈见底的水流淌过石子一路欢唱；20多年后，横石水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河”。
横石究竟有多毒？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林初夏带着他的学生，取了一些水样，稀释了1万倍，结果发现，水生物还是不能在里面存活到24小时。
就是这样毒的一条河，上坝村村民在它边上住了30余年。
至今已有250人死于癌症，最年轻的才26岁
“村民对饮水的异常重视，是在最近的几年，这些年上坝因为癌症死亡的人实在太多了。”上坝村村委会主任何寿明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软皮本，上面一排排记录着近年死亡人员名单，旁注上有出生日期，死亡年龄和死因。
据何寿明介绍，从1987年至今，上坝村因为癌症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250人，他们中最年轻的不过26岁，最年老的60多岁。中壮年的逝者们，给上坝人留下的是对癌症的更深入恐慌。
据上坝村干部介绍，一般村民检查出癌症，都已是晚期了。因为去正规医院检查需要很多费用，村民拿不出来，所以一般者是实在熬不住了才去。“治疗癌症的费用，还是得村民自己出。而这一笔笔钱对于村民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
村民生存在一个重金属污染到处存在的环境中
在澳大利亚有13年土壤治理经验恢复生态学专家林初夏和他的团队在大宝山做了3年调查试验，对于上坝村的生态环境评估，他给出了这样的数据：大宝山外排酸性矿水对粮食和果蔬匀已造成了严重污染。其中，以镉污染最为突出，甘蔗、香蕉、莴苣、苦瓜、茄子、辣椒、通菜、红薯叶和稻谷中镉含量分别是标准值的149、187、7.7-29、6.6-10.5、15-24、7、15-59、33和2-5.7倍。受酸性矿水影响，横石河所含铅、锰、铁、铜、锡、镉分别是不受矿水影响支流水的11倍、12倍、224倍、6.6倍、3.7倍和10倍。
饮用被矿水污染的井水，和进食量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的大米、蔬菜，是上坝村民癌症高发的两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近几年上坝很多村民不种稻谷，改种甘蔗，卖出去，再买回粮食。也有种稻谷的村民自己不吃，而是拿到街上去卖，但都不敢说是上坝的，不然没人要。
污染下游村落的矿水，是矿山剥采造成的水土流失
被上坝人称为“毒水”的矿水，是从何处来的呢？记者乘车沿京珠高速路走，看到一个个村庄——上坝、阳河、塘心、凉桥，然后是大宝山。大宝山的海拔超过
在山上，近百辆大卡车来回在采点和洗矿点之间不停搬运矿石。同一批矿石，有两个洗矿点，一个在半山腰，一个在山脚。这两个洗矿点，被
沿小岔路走，记者发现了好几个私采矿点，规模都不大，矿主们在土坡上搭了好多临时工棚。私采矿的洗矿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溪流中。
“私采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但主要的污染还是大宝山国营矿，他们是剥采，整个山头都剥开。私采一般是挖洞钻进去采，和国营矿山造成的污染相比，算是小打小闹。”饱受污染之苦的何来富如是说。而这也正是林初夏等专家的看法。林初夏指出，如果光看洗矿，大宝山矿和采点相比，确实比较规范，但矿山剥采造成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这是主要的污染源。
“你看那些从山上流下来的水，其实比洗矿水毒上好多倍！”林初夏告诉记者，一些还原性很强的矿石，如硫铁矿，被岩石覆盖是稳定的，但在剥采中，和空气一接触，就会发生化学变化，生成硫酸。
“露天开采，就是天然的硫酸生产工厂！”据林初夏统计，一吨矿土最多可以形成100～200千克浓硫酸，加上大量重金属，如镉、铅的溶解，从大宝山上流下来的“山水”是“既酸又毒”。
村民盼望多年的水库，明年就能派上用场了
去年，在翁源中学做校长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沈演泉提了一个议案，要帮上坝解决饮水问题。议案得到了批复，但资金迟迟难以到位。几经周折后，省里拔了429万元，韶关市拔了500万元，大宝山矿出了500万元，有了钱，工程进展很快。
科研部门致力于生态修复
据了解，目前已有华农大、广东土壤研究所两个团队在上坝扎根。以
获得环境生物学博士学位的陈能场目前在大宝山有一片试验田，在水稻等作物生产期间，他们通过水分管理和使用石灰、硅肥等土壤添加剂的方法，抑制水稻对镉等重金属的吸收。种植季节过后，则种植对重金属有高吸收特性的香根草、芥菜、油菜等作物来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
陈能场认为，这种修复综合技术是建立在国情基础上，不耽误种植，同时也可修复土壤。
另一种治理思路，则来自于华南农大
在上坝，记者看到了林初夏种下的10来亩实验田，试验的作物有3种：甘蔗、象草和相思树，每一种都长得很繁茂。三种都是林初夏认定的能源作物，林认为，从大方向看，把开发生物质能和治理污染结合在一起，应该是个非常合理的途径。
林初夏指出，上坝的污染深，挖到
先污染，后治理？
先污染，后治理，这种模式并不鲜见。但对于大宝山下的几个癌症村，却成了难解之痛。
据何来富介绍，他从1998年开始做书记已经上访了无数次。多次上访换来了大宝山矿给上坝村每年3.3万元的经济补偿。
大宝山矿环保科科长李中平介绍，自从实施排污染收费后，大宝山矿每年上交给翁源县环保局几十万元的排污费。今年，根据实测流量，这个金额被定为30万元。
翁源县环保局局长涂韶安曾表示，大宝山矿是横石河的主要污染源。关于大宝山每年上交的排污费的流向，涂指出，作为县环保局，根本没有权力处置。这笔钱有15%上交，还有85%用于公共性的排污治理项目，需要项目立项，专家论证可行后，报省环保局批准，专门用于流域或公共环境的污染治理。
按照法律规定，排了污就要交费，那是不是交了费就可以热电厂污？省人大代表、翁源中学校长沈演泉认为，这样的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他指出，对于大宝山这样对周边生态引起巨大破坏的排污，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至于大宝山的污染，不仅仅是上坝等村，还是一个流域污染的问题。
日前，在广东一个绿色经济高层论坛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在当今社会，资源消耗的价格治理机制对企业不能完全起到约束作用，但如果要找一个完全彻底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排污费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污染排放了，政府收一笔钱，如果用在公共排污治理上，则也比较合理。
中国癌症村地图编辑本段回目录
（《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
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因空气和水污染，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
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
（《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
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2006年5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
（《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
无锡市广益镇广丰村
（《中国消费者报》2003年报道）
村子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1999至2003年间患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1/3。毒气、粉末铺满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来拜年的亲戚。
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
（《中国环境报》2004年报道）
因水系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
江西
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
（《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人民日报》2006年报道）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
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报道）
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
四川
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
（《民主与法制》 2004年报道）
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
德阳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报道）
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该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
河南
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等21个村庄）
（《西安晚报》2004年报道）
沈丘黄孟营村14年（1990-2004）间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癌症源于沙颍河上游工业、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严重水污染。沈丘全县21个乡镇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赊账买纯净水。
浚县北老观嘴村
（《南方周末》2002年报道）
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成长的小造纸厂所排工业废水，导致数百公里长卫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症。
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
（《广州日报》2007年报道）
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
广东
韶关翁源县新江镇（上坝村等5个村庄）
（《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
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水流入上坝村、小镇村，曾为“鱼米之乡”的小村，耕地变成了棕红色。至报道时，该村皮肤病、肝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鸭子下水后，最快四五个小时就会死掉，最慢三四天也会死掉。
湖北
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
（《长江商报》2006年报道）
3年内3000人的村庄里1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30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河北
涉县（固新村等至少6、7个村庄）
（《新民晚报》2004年报道）
这些县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癌者明显增多。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20多倍。
磁河两岸诸多村庄（西南留村等8个村庄）
（《法律与生活》2007年报道）
磁河两岸的8个自然村，因污水渗漏，近两万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近半。
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
（《科学新闻》2009年报道）
近5年来，不足700人的小村陆续发现10位癌症患者，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原因疑为炼铁厂污染。
安徽
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
（《人民网》2001年报道）
著名的“癌症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湖南
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全固村
（中国新闻网2008年报道）
水质出现问题，井里压出来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机点燃。是当年日军投弹地点，数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气弹在作孽。
隆回县金湖村
（长沙政法频道（F·TV)2006年报道）
20年间，这个总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
海南
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新村
（《海南日报》2008年报道）
莺歌海新村10年内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卫生厅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视。
万宁市新群村
（《海南经济报》2008年报道）
该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国肺癌高发地区的9倍。当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陕西
华县瓜坡镇龙岭村
（《北京青年周刊》报道）
1974年以来，该村民小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症的29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的2人，仅1人属于自然死亡。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林景星等专家根据环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样本，得出惊人发现：该村的土壤、所产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
商洛市贺嘴头村
（《西安晚报》2003年报道）
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在1991年各个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浙江
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
（《每日商报》2004年报道）
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2000吨以上。
山东
肥城市肖家店村
（《重庆晨报》、央视经济半小时2007年报道）
2006年，该镇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死者平均年龄48.2岁，年龄最小的仅4岁。专门负责记录死者名单的王医生称，这些癌症都经过县以上医院核实，如此多的癌症患者，肯定与水污染有关。
内蒙
包头打拉亥
（《新民周刊》2006年报道）
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
云南
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
（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报道）
上世纪70年代起，肺癌发病率高达6.5％，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近1000倍。
天津
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
（《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
5年间200多人患癌，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
重庆
重庆市梁平县碧山镇黄桥村
(《重庆日报》2006年报道)
这里的村民过年时以钟馗像驱“病魔”。从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继死于癌症，可病因无人能知。
台湾
台中县大肚乡王田村
至2007年底，该村一处电信基地台设立约5年，其间有上百村民罹患癌症，患病者更多，居民恐慌到极点。有村民质疑是基地台的电磁波，让该村成为“癌症村”。
20个癌症村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news.qq.com/a/20070926/00088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