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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赫伯特·米德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个人简历
  乔治·赫伯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1] 1863.02.27-1931.04.26],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及哲学家,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他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南哈德利(South Hadley)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因心力衰竭逝于美国芝加哥。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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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他在家中排行第二,还有一个姐姐。父亲是奥伯林神学院教授,1879 年,米德 16 岁即考入其父所在的奥伯林神学院,1883 年获文学士学位,在校期间,他对文学及历史也有兴趣。因为父亲在 1881 年早逝,米德读完大学后便任小学教师,但任期仅 4 个月,因为他将课堂上扰乱纪律的学生开除。1883-1887 年夏,任铁路勘探工和家庭教师糊口。1887 年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师从帕尔默(George H. Palmer, 1842-1933)和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1916),他也学习心理学、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及法语。有趣的是,虽然当时 W.詹姆斯当时也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且米德还作为詹姆斯的孩子的家庭教师住在他家里,但米德却未在他门下学习。1888 年,米德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888 年米德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和生理心理学博士学位,在这里,他受到 W.冯特和 G.S.霍尔的影响,尤其是冯特的“姿势”(gesture)概念后来成了支撑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概念。在霍尔的推荐下,1889 年春米德又转到柏林大学继续生理心理学的学习。1891 年 10 月,他和朋友的妹妹海伦(Helen Castles)在柏林结婚。1891 年,密歇根大学邀请他任哲学和心理学副教授,以代替因到德国弗莱堡攻读博士而离开的塔夫斯(james hayden tufts, 1862-1942),此后米德没有继续自己的博士学位。米德和海伦的儿子出生于 1892 年,后来他成为一名医生,并和塔夫斯的女儿结婚。从 1891 年秋到 1894 年春,米德一直在密歇根大学执教,在这里,他结识了 C.库利和 J.杜威,并和后者成为好友。1894 年,杜威经塔夫斯推荐出任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主任,受杜威的邀请,米德也来到芝加哥大学任哲学系助理教授。1902 年升任副教授,1907 年任教授直至去世。

作品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米德受到机能主义运动和早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从而涉足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自我理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自我理论家之一。米德生前从未出版过著作,米德去世后,他的学生把他的讲稿和文稿编成 4 卷文集:《当代哲学》、《心灵,自我及社会》、《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和《行动哲学》。

成就编辑本段回目录

  米德以其符号互动论闻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以“符号”为媒介的间接沟通方式,以此方式进行的互动即为符号互动论(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与 J.华生的机械的条件反射式的行为主义不同,在米德看来,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富有意义的。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 - 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成了“有意义的姿势”,即符号。人类互动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通过无意义的姿势,即记号进行互动,而人类既能通过记号又能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正是符号互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米德自称是社会行为主义者,认为象征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通过语言、文字、手势、表情等象征符号进行交往,达到共同理解。社会意义建立在对别人行为的反应基础上。他重视日常生活情境中人们如何交往,如何理解社会关系。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在心理学界及社会学界有较大的影响,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社会学中一个重要学派。

理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米德认为,人类还有一点不同于动物,即人有“自我感”,亦即具有心灵的有机体能够成为其自身的对象,人可以和自己交流。米德认为,一个人如能接受他人的态度,像他人一样扮演自我角色,那么,他就达到了“自我”的程度。实际上,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人可以获得许多自我,第一个自我均代表了一系列从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获得的单一的反应。例如,存在着家庭中的我,学校中的我,能够相互影响的其他群体中的我。自我的概念是两种“我”(“I”和“me”)的结合体。“me”是指通过角色扮演而形成的社会中的自我,“I”是指并非作为意识对象的独立个体。米德认为,“自我”源于社会相互作用,象征符号在其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儿童并不具有天生的自我意识,而是在对语言等符号的学习中理解和掌握他人扮演的角色,并获得社会反馈,从而学会把自己作为客体的思维,产生自我意识。自我的发展经历 3 个阶段:   模仿阶段:发生在 1 岁以内,在这个阶段,孩子和他的母亲进行手势交流,母亲是孩子的重要他人,即生活初期经常来往并对自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母亲的拒绝与孩子的受挫——孩子知道母亲的期待是什么;
   游戏阶段:2-4 岁之间,孩子们扮演他人的角色游戏,并通过游戏来实验重要他人所期待的态度和动作,在这个时候,孩子开始把自己看做是社会客体;
   博弈阶段:发生在 4 岁以后,开始与家庭以外的许多团体发生关系,把家庭看作是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一个群体,并关心非家庭 - 社会期待与要求 - 一般化他人期待与要求。   米德认为自我意识或认知本身只能经由假定他人的位置而获得。个人的认同植根于早期的社会化过程,早期社会生活确立的认同,如性别、自我是主要的认同,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改变较难。米德的自我理论对于建立在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上的现代自我理论,特别是对 C.罗杰斯的个人中心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主要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米德生前从未出版过著作,米德去世后,他的学生把他的讲稿和文稿编成4卷文集:   《心灵,自我及社会》(1934)   《当代哲学》   《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   《行动哲学》

米德的“自我"观点及其局限编辑本段回目录

米德自我概念在其人际思想中的地位
  
  在理解米德的人际传播思想时。心灵、自我和社会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同时通过对三个概念的阐释,米德给出了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认识。而米德的论述显示出,在人们不断融人社会的过程中,自我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它是个体可以形成互动并因之构成社会的前提条件。因为在米德看来。一个身体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只有当它在社会经验背景中发展了心灵,它才成了自我”。也就是说一个缺乏了心灵的身体,并不是自我,或者说自我的存在是以心灵为基础的,人们通过社会的经验过程,在个体的互动中产生、发展心灵。然后形成自我。
  在米德看来,心灵的产生使得个体形成自我,而自我的形成必须经过交流,于是自我不再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个体,而是一个社会心理学上的个体,因为交流不是一种意志和本能,人不是独立的身体的自我,而是社会的自我。可以说在自我的概念里,既包含了心灵也包含了社会,米德通过自我这个概念将心灵和社会连接起来,从而完成了其人际传播思想的统一。从这种意义上说,自我成为理解米德人际传播思想的核心。
  
  米德人际传播的“自我”观点
  
  自我在交流中产生。自我具有一种不同于生理学有机体本身的特征: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人类在相互之间的交往中产生了交流,交流是一种行为,在这种行为过程中。人与交流过程本身构成了关系,同时,与同处在交流过程中的其他人产生关系。正是这构成了自我形成的基础。联系到心灵我们可以知道,在与人的交流中。人们通过智能或者是心灵,可以认知到交流的过程,以及自己与交流过程的关系,同时也认知到他人与交流过程的关系。并最终得出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认知。当具有心灵的身体个体能够认知到自己与交流行为的关系、他人与交流行为的关系,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那么一个人就可以形成对自我的认知,于是自我就产生了。
  米德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意义由他人来决定,而一旦一个个体处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他行为的意义不光会受到个人的影响,还会受到群体的影响,因为个体的行动者会考虑群体中所有个体的观念和态度,在他设想每一个他人的态度的时候。他的行动就会受到制约,“至少那些态度影响了他自己的特定反应”。那些参与同一过程的人的态度,会影响到个体自身行为方式的选择。这种影响事实上制约了自我的行为。米德把这个群体称作“泛化的他人”,这个泛化的他人的态度是整个共同体的态度。“而且事实上,米德想要说明的是。只要一个有组织的过程或社会活动进入一个个体成员的经验,它便是一个泛化的他人,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群体的态度被一个个体感知并成为自己行为的参考,那么这个群体的观念就是一种“泛化的他人”。同时,能否感知和形成泛化的他人。是个体是否具有完全的自我的标准。按照米德的看法、只有当他对他所属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所参加的有组织的、合作性社会活动或活动系列采取该群体所持的态度。他才能真正发展成一个完全的自我,即获得他所发展的完全自我的品质。
  
  米德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局限   
  米德在书中沿用了詹姆斯最初提出的两个概念——主我和客我,主我是无法得到观察和经验的。从经验的角度来说。主我根本就不存在,这样我们对于大量的采用后实证主义为研究方法的人际传播理论,这一个概念至少是无法证明真伪的,所以,这就使得这样一个概念在此类研究中因为无法验证而只能舍弃。
  同时,因为客我和主我是一对相伴而生的概念,一旦主我失去意义。那么客我也就不再被研究者有效考察,即便研究者需要看到人们在互动中遇到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和结果。他们也很难使用客我这样一种模糊的概念来表达它的复杂性,而只能用把概念简单化的方法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
  贝尔特认为米德的自我概念及其随之而来的泛化他人的概念确实暗含着结构概念。毕竟,采纳他人的论点意味着共同体的暗含的共享规则的内部化。从这种意义上说,米德的观点中承认社会结构的存在,但是在米德的著作中。泛化的他人几乎是作为顾及(而不是排除)能动作用的媒介出现的,而且作为助力(而不是约束力)出现,从米德的视角出发,恰恰是由于客我——自我的组成部分,创造性的主我才产生。也就是说,米德承认规则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存在,但是在论述中却强调。自我中考虑泛化他人的倾向是考虑规则的存在,但是这种规则不会对人类行为造成制约,相反还会推动人类行为的有效性。
  这些对于米德观点的质疑。并不能在米德的作品中找到相对清晰的表达,所以也就难怪会有人指出米德观点中概念的模糊之处了。就连罗杰斯也指出,“米德不是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编纂符号互动论,关于他的理论观点。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以编自他学生的笔记的出版物为基础的……实际上,米德留下了一笔混乱的遗产”。

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导读编辑本段回目录

心灵、自我与社会》是米德讲授社会心理学30年的记录,是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我们将集中分析对于我们传播学研究非常为意义的"符号互动论"这一重点内容并揭示他的一些观点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

一、作者简介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是20世纪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从1894年开始,米德在芝加哥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执教了40年。其间曾任哲学系主任。他在芝加哥大学最后10年对社会学系的影响使该系享有"米德的前哨"之称。米德是与皮与士、詹姆士、杜威齐名的实用主义者,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二、思想来源
一)詹姆斯对"自我"的分析

哈佛的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也许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自我概念的社会科学家。詹姆斯认识到,人类有将自身看作客体,进而发展自我感觉和关于自身态度的能力。正如人类能(1)象征性地表示他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各个方面,(2)发展出关于这些事物的态度和感觉,并且(3)形成关于这些事物的典型反应一样;人类能符号化自身,形成自我感觉和自我态度,并构成对自身的反应。詹姆斯把这些叫做自我(self)的能力,而且认为,它们对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建构其对自身的反应方式起着重要作用。

詹姆斯发展了一套"自我"的类型学:(1)"物质自我",它包含着这样一些物质客体——人类把它们看作是其全部存在的一部分和决定其身份(identity)的关键的那些客体;(2)"社会自我"它所包含的是,由于同他人交往而形成的个体的自我感觉;和(3)"精神自我",说的是个体的一般认知风格和认知能力。这种类型学虽从未被后来的互动论者所采用,但詹姆斯的"社会自我"概念却成为所有互动论者理论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詹姆斯的"社会自我"概念认为,人们关于自我的感知源于同他人的互动。他指出"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就有多少个社会自我"。然而,詹姆斯并未对这一初步的见解深入探究,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更关注个体内在的心理活动。

米德显然受到过詹姆斯思想的影响,因为他时常使用詹姆斯的概念,诸如"主我"、"自我"、"客我"等,但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詹姆斯的影响是一个不太容易搞清楚的问题,因为米德在使用这些概念时,表达的意思并不全然相同。在詹姆斯那里,"客我"是作为意识对象的个体,而"主我"则是具有意识的个体。詹姆斯只是划出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米德是要发现心理现象客观性和普遍性。

二)库利对"自我"的分析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对自我的分析,有两点重要的突破。首先他修正了自我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个体在其社会环境中,将自身连同他物一起视为客体的过程。其次,他认识到,自我源于同他人的交往。个体间彼此互动,互相体味他人的姿态,进而从他人的观点中看到自身。他们想像着他人如何评价他们——从中他们获取其自我形象或自我感觉以及自我态度。库利将之定义为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他人的姿态充当了镜子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身,正如他们在其社会环境中看待和衡量其他事物一样。

库利还认识到,自我是以群体为背景,在互动中产生的。他提出了"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的概念,用以强调以某些群体为参照之镜比投入另一些群体里,对于自我概念的产生和保持更为重要——那些存在私人关系和密切关系的小群体,对于形成人们的自我感知和自我态度是最为重要的。

库利对自我概念的进一步修正对米德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人认为米德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但并非是机械的刺激—反应那种。事实上,他的许多思想都不同于著名的行为主义者,如华生(John B. Watson)等人的思想。米德接受了行为主义的基本前提——刺激强化引导行动这一观点,但他却以一种新奇的方式运用了这一原则。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早期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内在心灵动力不可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假设,认为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詹姆期、库利等人的思想确保了米德能够用一种虑及心灵和自我之重要性的方式,去对刺激强化原理进行修正。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

给米德的综合理论提供张力的另一思想是通过杜威的实用主义。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同米德保持了长期的联系。作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学派的主要代表,杜威强调人类同世界的调适过程,在这一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试图掌握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在适应自己所处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特征。

杜威指出,人类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思维能力。心灵意识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人类努力去适应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这与米德的观点是相通的。在杜威看来,心灵意识是这样一个过程:对环境中的客体进行定义,明了行动的潜在路线,想像每一路线所可能产生的结果,抑制不恰当的反应,随后选择一条有利于调适的行动路线。由此可见,心灵意识是一种思维的过程,它意味着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是对各种难以取舍的行动路线(在想像中)进行生动的预演......深思熟虑是对各种可能的行动路线进行的试验,它是对各种已选定的因素进行不同组合的试验......以期了解,一旦采纳了某一行动路线,行动的结果将如何。

杜威关于心灵意识的概念,即认为它是一个调适过程,而不是一个事物或实体,对米德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恰如库利对其自我概念所作的论述一样,杜威论证了心灵意识只有通过人们在社会中的互动才能得以形成和延续。

应该指出米德和杜威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米德关于有机体与环境、个体与社会的连续性的思想,与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同出一辙。米德承认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领导人,杜威则承认米德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特殊影响,并声称自己极大地受惠于米德的哲学。[①]

实用主义把有机体看作是实践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在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中才形成的。结合行为主义,实用主义提出了理解人类生命的新思路:人类试图应对他们周围的现实环境,并学会那些能够使他们获得满足的行为模式,而最为重要的一种满足是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

四)达尔主义

米德理论的一些观点还受到另一知识传统——达尔文主义的支持。米德认为,人类是是不断寻求适应其生存小环境的有机体。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确实是一种进化的物种,但更重要的是人类在社会中找到了这种生存环境这一的事实。米德对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信念促使他将达尔文主义理论——只有那些有利于其生存和适应的东西才能在有机体中保存下来——应用于人类研究当中。

这样,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和进化论原理融合成这样一种人类图景:人类不断地调整与其周围的世界的关系,保存那些在利于适应周遭环境的特征,特别是心灵与自我的特征。心灵、自我和其他人类所独有的特性是在社会环境内的生存斗争中逐渐产生的。这些特征就是在竞争、调适、适应及争取达到最大满足或强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存"能力。因此,米德的分析强调婴儿获得心灵和自我以适应社会的过程。但米德还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怎样依靠个体的心灵和自我的能力而获得生存的。米德认为,心灵和自我的能力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

三、主要观点

符号互动理论虽然被看作是由米德创立的,但"符号互动理论"这一概念米德却从未使用过,据说这一概念是由米德理论的追随者布鲁默杜撰的,布鲁默在谈到 过这个术语时曾说:"这是我未假思索随便杜撰的一个新词......这个词后来开始流行起来了。"[②]乔纳森·H·特纳认为米德的理论似乎是基于两个基本的假设:(1)人类机体在生理上的弱点迫使他们在群体中相互合作,以求得生存;(2)存在于有机体内部或有机体之间的有利于合作因而最终也有利于生存与适应的行为将被保存下来。[③]从这两个假设出发,米德重新组织其他思想家的概念,以提示心灵、社会自我与社会是怎样通过互动而产生和发展的。

在米德看来,人类不断地调整与其周围的世界的关系,保存那些在利于适应周遭环境的特征,特别是心灵与自我的特征。心灵、自我和其他人类所独有的特性是为适应生存环境逐渐产生的。这些特征就是在竞争、调适、适应及争取达到最大满足或强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存"能力。因此,米德的分析强调人类获得心灵和自我以适应社会的过程。但米德还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怎样依靠个体的心灵和自我的能力而获得生存的。米德认为,心灵和自我的能力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要想缠清米德的主要思想,我们必须从米德这部著作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即心灵、自我和社会。

心灵  米德的分析并没有集中于成熟有机体的心灵上,而是集中于考察个体最初是怎样形成这种能力的。米德认为除非心灵在婴儿时期便已萌发,否则,社会与自我便不可能存在。根据行为主义、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原理,米德强调心灵产生于一种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儿童最初的随意之态所具有的可能技能被规制为一些有利于婴儿生存反应的动作。这种选择过程可以通过试错法被规制为一些有利于婴儿生存反应的动作。这种选择过程可以通过试错法来实现,也可通过那些婴儿必须与之协作的人对他的有意识训练中达到。通过试错法或有意识的训练这两个过程中的任意一个,婴儿的姿态便与周围其他人的姿态具有了共同的意义。从此之后,一个姿态现在指涉同一客观事物,并在互动中对交往各方而言具有同一意思,米德把这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姿态称作常规姿态。它们能增强个体间互动的有效性,因为它能促使人们的愿望、需求连同有意识的行动过程在更精确的层面上交流,从而提高个体彼此适应的能力。

在米德看来,人类心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1)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的客体的能力;(2)悄悄预演针对这些客体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能力;(3)抑制不适当的行动方案,选择一种合适的公开行动的路线能力。米德把这种悄悄地使用符号或语言的过程称作想像性预演(imaginative rehearsal),也就是说他认为心灵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个过程。米德还指出,社会的存在与延续或组织群体的协作,都是建立在想象性预演的能力之上的,并籍此选择那些有利于协作的行为。

运用姿态,且用相同的意义来解释姿态的能力,意味着人类心灵、自我和社会的发展。通过接受和理解姿态,人们现在就可以对那些为求生存必须与之合作的人的姿态进行透视(看其意向、需求、愿望和行为倾向)。通过辨认和解释常规姿态,个体能够想像性预演各种行动方案。这就是说,通过将自身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或如米德所言的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使行动预演的能力达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性。

米德认为,当一个有机体能(1)懂得常规姿态的含义,(2)通过这些姿态来领会和理解他人,并(3)想像性地预演可选择的行为方案,那么,米德就相信这一有机体具有了"心灵"。米德写道:"只有当社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或者说出现在该过程所涉及的任何一个特定个体的经验之中时,心灵才在该过程中产生。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个体就成了有自我意识的,并具有了心灵;他开始意识到他与整个过程的关系,意识到他与和他一起参与该过程的个体(包括他自己)的各种反应和相互作用而被更改。当整个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进入该过程所包含的任何一个独立个体的经验之中时,当个体对该过程的顺应受到他对它的意识或了解的更改和限制时,心灵或智能能逐渐显现出来。正是通过反射(个体经验返回到他自身),整个社会过程被引入该过程所涉及的那些个体的经验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个体能够对他自己采取他人所取的态度,能够有意识地使自己顺应那一过程,并且在任何特定社会动作中用他自己的顺应更改那一过程的结果。因而,反射是心灵在社会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④]

自我  米德强调指出,正如人类用符号指称环境中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们也能象征性地将自身标示为客体。对姿态的理解有利于人类彼此间的合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评价和估计的基础。在互动中将自身想像为评价客体的能力是有赖于心灵过程的。在米德看来,在这个过程之中,重要的是,随着有机体的成熟,在每一个与他人互动的场合中引起的暂时的"自我想像",最终将明确为或多或少稳定的、可归为某一类客休的"自我概念"。借助自我概念,个体行动获得了前后一致性,因为这些行动此时作为中介贯穿于个体作为某类人而稳定并始终如一的态度、意向或意义之中了。

米德指出自我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米德把能获得自我想像的角色扮演的最初阶段称为嬉戏(play)阶段。在这一阶段,婴儿只能对有限的几个他人——最初涉及的只是一两个人——进行想像。此后,由于生理的成熟和角色扮演的实践,成长中的有机体开始体味进而理解处于有组织的活动中他人的角色,米德称这个阶段为团体游戏(game)阶段。因为它标志着一种能力,一种从一群处于协作(自身也投入于这种协作)之中的人那里获独得多重自我形象的能力。在这一阶段中,"该个体的自我完全由他和其他个体参与的特定社会动作中其他个体对他以及彼此之间所持有的特定态度的一种组织所构成。"[⑤]当一个人能体味进而理解社会中"泛化的他人"的角色或明确的"共有态度"时,就意味着自我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该自我不只是由对这些特定个体的态度的组织所构成,而是由对泛化他人即他所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组织所构成。这些社会的即群体的态度进入个体的直接经验范围,并作为其自我的结构或构成要素包括在内,与其他特定个体的态度一样;该个体根据其他特定个体的态度的有组织的社会意义和影响,通过进一步组织和泛化这些态度而达到社会即群体的态度,成功地采取这些态度。因此通过把其他个体的态度组织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的或群体的态度,使之成为对包括也和他人态度在内的普遍系统中社会或群体行为形式的一种个体反应,自我达到了其充分的发展。"[⑥]

在米德看来个体似乎能够对社区或一般信仰、价值观和规范作整体性的透视定。这意味着人们能同时(1)提高对那些他们必须与之交往之人的反应的恰当性,并(2)把可以评价的自我形象从具体他人的期望,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共同体的标准和观点。这样,随着"他人"总量的不断扩大,角色领会的能力也不断提高,标志着自我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社会  米德相信,社会或制度代表着个体间组织化、模式化的互动,而这种互动的组织化也依赖的是心灵。如果没能扮演角色和能对可选择性方案进行想象性预演的心灵能力,个体间就无法使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米德强调:"角色扮演的直接效果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反应所能施加的控制。如果个体能扮演他人角色的话,他在一个合作活动中对动作的控制可以发生在他自身的行动中。从组织群体行动的观点来看,正是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而控制个体自身的反应导致这类交流的价值。"[⑦]

社会依赖于自我的能力,特别是在从"泛化的他人"的态度出发评价自身的过程。没有在共有态度中将自身当作一个客体来看待和评价的能力,那么,社会控制就只能通过在与具体的、直接在场的他人效中所产生的自我评价来实现。这样一来,在规模较大的群体中的各种行为的协调就变得极其困难。[⑧]

米德在这部著作中独创性地使用心灵和自我这些概念来解释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潜在变动的。他认为,在任何互动场合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参与者间的角色扮演和想像性预演,这给予个体调整和再调整他们反应的可能空间。进一步地,自我作为客体嵌入互动过程之中,表明一旦自我概念蒙蔽姿态的最初辨识,进而改变可选择性行为的预演,必将对互动的结果造成影响。这样,这种观点也就强调,心灵的调适能力和自我的中介性影响能延续社会组织,也能改变社会组织。

米德指出:"社会制度是群体活动或社会活动的有组织的形式。这些形式经过组织,使得社会的个体成员能够通过采取他人对待这些活动的态度而恰当地合群地动作。压制性的、陈旧的、极端保守的社会制度(如教会)用它们多少有点僵硬、顽固不化的非进步扼杀个性,阻止与它们有关、受辖于它们的个体自我或个人的思想行为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独假冒性的表现。这些制度是一般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的不受欢迎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结果。并不存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理由,使社会制度一定要是压迫性的、顽固合理化的,一定不能像许多制度那样灵活进步,一定不能促进个性而是阻碍个性。"[⑨]这表明米德是厌弃那种僵硬的、压制的社会组织模式的,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构成现象——源自于个体间的调适性互动。如此,社会也就能够被改变和重新建构——通过心灵和自我概念表征的那些过程来进行。然而,米德进一步强调,变迁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即使是那些做出诱发变迁行为的人也难以预测它。

米德还使用了詹姆斯最初提出来的两个概念来说明这种不确定性:"主我"和"客我"。不过,在米德那里,"主我"指的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而"客我"则表示的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组他人态度。"[⑩]因此,"客我"本质上"是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代表着该群体的价值观,代表着该群体使之成为可能的那种经验。他的价值观是该社会所有的价值观。"[11]换言之,"客我"代表行动发生的情境,而"主我"是对该情境的实际反应。[12]米德强调,"主我"或 能动行为是不能预知的,因为个体只能"在经验中认识"("客我")实际发生的事情和"主我"的行动结果。

总之,米德相信社会表征着那些协作活动业已构成的模式——这些模式由行动者内心或他们之间的象征性互动保持和改变。这样不管是社会的维持还是社会的变迁,都是通过心灵和自我的过程来实现的。虽然在米德看来,许多在群体中导致稳定和变迁的互动是可以预期的,但改变现存互动模式的偶发的不可预知行为的存在,也同样是可能的。

四、评价

米德的思想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主要从如下几方面展开分析:

一)人具有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

米德强调了人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而动物的符号运用能力非常有限或者根本没有。米德写道:"在动物的行动中可以有高度的智能(在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而没有任何表意的符号,没有任何意义的显示。"[13]与此相反,人类和人所创造的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来源于人用符号表示彼此、客体、思想和生活中各种体验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就不能产生、持续和变化。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本能和生理上的控制,所以他们必须依赖符号运用的能力来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二)共同意义的产生与表意符号的生成是传播的基础

米德指出,"如果要进行交流,符号必须对所有有关有个体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14]他指出:"如果当某人用某一声音时心中有那个观念,而他所用的那个姿态,比如说一个有声的姿态 ,在另一个人那里引起了同样的姿态,那么后者的那个姿态会在他心中引起同样的观念。""这样我们便有了一个具有一种共同的意义的特殊符号。如果它对构成该群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具有这一意义,那便有了借助表意的符号进行交流的基础。"[15]

正是由于人类能够对共同意义认同,这种能力使他们可以有效地进行传播与交流。米德的这些观念为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从符号的创造与运用的角度来提示传播活动规律,而米德的观点也无疑提醒我们,传播学所关心的符号系统,不能只集中在语言符号方面,还应该注意其它的表意符号形式。因为米德强调人们在传播中不是单纯运用语言符号,还可以运用大家能够懂得的、表达共同意义的其它符号来进行交流,如面部表情、语音语调、身体姿态以及其他符号姿态。

三)要理解传播还必须了解传播活动当下的社会情境

在米德看来,意义"产生并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即某人的姿态与通过这一姿态向另一个人表明这个人后来的行为之间的关系。"[16]如果那一姿态确实向另一个人表明了这个人后来的(作为结果的)行为,那么它便具有意义。米德注意到意义的本质与社会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意义包含着作为其产生与发展背景的社会动作各个方面之间的三重关系:一个有机体的姿态与另一个有机体的顺应反应(同样隐含在特定动作中)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特定动作的完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第二个有机体对第一个有机体的姿态作出反应并表明或批示特定动作的完成。[17]例如,小鸡对母鸡的咯咯叫声的反应是对该声音的意义的反应;咯咯叫声指的是危险还是食物,视情况而定,而且它对小鸡具有这一意义或涵义。

米德指出:(1)社会过程使得它所牵涉的那些个体之间能够进行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使一系列新的对象出现,它们是相对于这个社会过程而存在的(这里的对象指‘常识'的对象);以及(2)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动作中,一个有机体的姿态和另一个有机体对该姿态作出的顺应反应,显示了存在于作为特定动作的姿态与该姿态所涉及的特定动作完成或结果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米德接受了杜威的"意义通过交流而产生"的观点。他进而分析道,"这一陈述指的是由社会过程而产生的内容;不是指单纯的纳或印刷的语词本身,而是指社会过程,构成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环境的那些对象主要是由社会过程造就的,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发挥了主要的作用。"[18]正因为传播是一种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实际进展情况往往要根据互动过程的发展来确定,要根据传播当下的社会环境状况来确定,这似乎为我们研究传播效果指明了方向,即从社会的大环境下来研究某一特定的传播行为,而不能仅仅关注这一传播行为的本身。

四)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的交流

米德指出:"某人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并且如我们所说,有了一种新的灵魂。他让自己采取使用该语言的那些人的态度。不采取那种特殊态度,他便不能读用这种语言写作的作品,不能与属于该共同体的人交谈。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一个不同的个体。人们不可能把一种语言作为纯粹的抽象词语来传播;必定还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其背后的生活。而这个结果与个体的有组织态度之间发生联系,该个体掌握这种语言并不可避免地带来观点的再顺应。西方世界共同体及其不同的国籍和不同的语言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它之中,将存在这些不同群体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不能完全孤立地看待一个国家,而只能在它与属于更大整体的其他群体的联系中去看待它。"[19]这一观点后来在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为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碰撞,因此我们研究宣传、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效果就必须从各个不同的个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生活差异出发,要了解并争取消除这些差异,传播才可能有敌放矢,交流才可能更有效。

五)传媒业在社会共同体组织形成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米德指出:"表现在世界性宗教中的过程必然具有以论域为代表的逻辑共同体的过程,这个共同体完全建立在所有个体凭借相同的表意符号进行交流的能力之上。语言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共同体,有点像经济的共同体。"[20]

仅处理最高级抽象词语的论域为不同质的群体间建立相互关系打开了大门。人们能在这个论域里表现自己,从而有可能把代表不同共同体生活的那些有组织的态度一起纳入这样的关系中,使它们能够获得一个更高级的组织。无论是从宗教的、贸易的还是逻辑思维的观点看,人类社会所有的这些过程的普遍性,至少打开了通往一个普遍社会的门;而且事实上,凡在社会发展达到足够程度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地方,都表现出这些倾向。[21]

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与传媒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米德指出: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的组织,取决于采取其他个体的态度的个体。"这一过程的发展取决于采取有别于单个个体的态度的群体态度,"即"泛化的他人"的态度。[22]正因为如此,米德写道"新闻业所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一望便知,因为它他报导各种情况,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23]这其实也表明,传播业不只是具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功能,它在人的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思想是否对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产生过影响,我不清楚,但新闻传播业的这种功能在米德那里、在文化研究学派的人眼里都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六)自我传播与其他传播形式在本质结构上是一致的

米德一再强调,自我,作为可成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当一个自我产生之后,从某种意义说它为自身提供了它的社会经验,因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但却无法想象一个产生于社会经验之外的自我。米德指出,当自我已经产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其余生中闭门独居,但他仍以自己为伴,并且同他自己思考、交谈,一如他曾同他人交流那样。"[24]米德这里实质上已分析出了内向传播这一过程,从米德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传播与交流就像他人那样对自我作出反应,参与自己同他人的谈话,知道人们正讲的东西。从这方面看,内传播与其它的传播形式譬如人际传播形式的本质没有什么两样。试比较人际传播活动中,我们通过理解自己所讲的东西而不断地继续同他人对话,并利用这种理解指导这种对话进行下去。我们搞清我们准备讲的话、准备做的事,通过说与做的过程,我们不断控制着该过程本身。这两种传播形式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不同。

米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对我们进行内传播(即自我传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自我传播这一传播形式虽然早为传播学界认知,但由于目前传播学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的兴趣等多方面的原因,自我传播的机制与功能并不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对米德研究成果的认真梳理将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七)理性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是社会进步的保证

米德在谈到制度的形成时指出:"整个共同体在一定的环境下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对个体发生作用。它一视同仁地反对偷窃财产的人,不管他是汤姆、狄克还是亨利。在这些制度下,整个共同体有一仲同一的反应。我们把这称为制度的形成。"[25]不过当一个人得出与周围整个世界相反的观点,他可能独自站出来反对这个世界。但是这样做时,他必须用理发的声音对自己说话。他必须理解过去与未来的各种见解。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一种超出该共同体的见解。

米德指出,如果我们采取与自己的反应相对的共同体的态度,那便是一个真陈述;但我们不能忘记另一种能力,即对共同体作出答复并强调要求把共同体的标准变成更好的标准。我们不是简单地受共同体的约束。我们参与了一场会话,在这场会话中共同体倾听了我们的发言,它的反应因此受到了我们的发言的影响。在危急形势下尤其如此。某人站起身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他有自己的‘开庭日';他可以陈述他的观点。"他或许能改变共同体对他的态度。"这个会话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个体在其中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对他作为其中之一员的共同体发表讲话,并导致那些通过某人认真思考某事这样的相互作用,社会得到进步。我们不断地在某些方面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智能来这样做,因为我们能思考。"[26]

总之,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尽管他的研究也存在不少局限,如他试图说明人类交流的机制,但只是对人类特征逐渐显示的过程作了逻辑的重建,而没有提出一种完整的包括生物学条件在内的人类学理论。在本文的结束的时候我还想提一提米德式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从事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从米德的这部著作看,米德主要地是从三个重要的概念,即心灵、自我与社会出发来演绎其全部的理论的,他就是像是一个高明的建筑师,在三个最基本的逻辑起点上筑构起了解释力巨大的理论体系的。这方面笔者的感触良多。纵观目前我国一些传播学研究的著作,不少是些泛泛而谈的东西。正如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国内一些所谓的传播学家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一点创新之处,厚厚的传播学著作几乎找不出几页有新意的观点来。此番评论绝非虚妄之词。平心而论,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到底是什么、传播理论到底该包含些些什么内容,回答起来不是一件易事。所以我们不妨认真品味米德的这部著作,进而反观我们的传播学研究现状是会有帮助的。如果我们能梳理出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并从这些核心的概念入手来筑构我们的理论体系,那么传播学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门独立意义的学科了。

五、米德思想的影响与发展

米德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思想遗产"早在1934年米德讲稿出版之前,就对美国的那一代社会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7]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米德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他不可能对所有的重大的理论课题做出解释,这也为米德之后的学者们发展米德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米德在表述社会组织或社会本质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确切的连接点时含糊不清,由此引出了理论问题。米德把社会看作是业已组织起来,通过一般的他人而得以规则化了的活动,在这里人们彼此调适和协作,这种调适和协作之所以看起来可能,全在于心灵能力和自我能力。既然心灵和自我缘起于既存的社会组织模式,那么这种组织的维持和变动,在米德看来,就是心灵过詹姆斯程和自我过程的反映(reflection)。虽然这些概念和米德的其他一些相关概念,道出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心灵和自我概念说明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依赖得以维系的关键过程,但它们并未使分析进入到社会组织模式的多样性和个体在这些模式中运作的多样性之中去。

换言之,米德的综合提供了最初的概念突破,但它并未令人满意地解决社会结构的参与如何影响个体行为,以及与之相反的问题。努力解决这一含糊问题的社会学探索之一,是开始将目光集中于角色这一概念,个体被看作是在一个大的社会位置网中扮演着与其一位置相联系的角色。一种新的理论——角色理论逐渐发展起来了。

罗伯特·帕克的角色理论  在米德职业生涯的末期,帕克(Robert Park)才来到芝加哥大学,他是最早以强调角色来发展米德思想的学者之一。他曾指出:"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扮演着某种角色。"但帕克强调,角色与社会的结构位置相联系,而自我则与社会结构位置规制下的角色扮演联系紧密。

有关自我的观念,看来除了有赖于他们的职业,一般还有赖于其生活的社区和在社会群体中所力图扮演的角色,同时还有赖于社会给予各种角色的认定和地位。正是地位,即社区对个人的承认,给予个体以某一个人人的特质,因为人是个体加地位。这种地位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地位,而是社会意义上的。

帕克的分析强调自我在人们多重角色的扮演中呈现,而各种角色又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相联系。这种分析意味着学术研究关注点向社会本质研究的转移,以及向社会结构如何对米德综合理论所描述的过程发生影响的转移。

默雷诺的角色理论  部分由于米德角色领会概念的启发,部分基于自己早年对欧洲理论的研究,默雷诺(Jacob Moreno)是最早形成角色扮演这一概念的人。在《谁将生存》(Who Shall Survive)这本书和他在美国创办的杂志上的一些文章里,默雷诺开始把社会组织看作是一种规范和引导行为的角色网络。在其早期著作中,默雷诺区分了不同的角色类型:(a)"身生角色",在其无意识的。(b)"心理角色",在这种角色中,个体按照特定社会背景的具体期望行事。(c)"社会角色",在其中,个体要遵从各种常规社会类别(如工人、天主教徒、母亲和父亲)的更一般的期望。

撇开这些区分的启迪性不谈,区分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它的实际内容,而在于它的意图:将社会结构概念化为有组织的、要求个体按角色行事的期望网络。沿着这条路,就能够超越米德思路的模糊性,米德的思路凭借的是个体依据一般化他人而将协作行为常规化,从而把社会概念化。而这时的社会概念化的分析则是,把社会组织当作是被不同期望所规制的多种相互关联的角色设定的集合。

林顿的角色理论  在默雷诺发表《谁将生存》一书后不久,人类学家林顿(Ralph Linton)通过角色、地位和个体之间的概念区分,进一步阐明了社会组织的本质和个体在其中的z嵌入性:

地位不同于可以占据它的个体,它只不过是权利与义务的集合......角色体现了地位的动态的一面。个体被社会性地置于某一地位,并通过与其他地位的关系实现对它的占据。当他运营构成地位的权利与义务的时候,他就是在扮演角色。

这段话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上的区分,社会结构表露了一些可以区分的要素:(a)一个位置组成的网络;(b)一个相应的期望系统;(c)按特定的互相联系的位置之网的期望来行事的行为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区分是自明的、琐碎的,但就是它们使得后来许多互动论概念的形成成为可能:

1.林顿的区发可以使我们将社会概念化为有明确边界的变量:各种位置间的互动和其特质,以及各类与这些位置相关的期望。

2.米德用心灵和自我所表征的变量能与社会结构(位置与期望)和社会行为(角色设定)区分开来,变得可以分析。

3.通过在概念上把角色领会和想像性预演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加以区分,也就可以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与个体的连接点。因为角色领会从属于人们对相关地位网络期望的内在理解,而且角色表明这些期望的设定是以自我为媒介的。

这样,通过对社会组织的本质提出概念性更强的洞见,帕克、默雷诺和林顿对米德的开拓性概念进行了必要的补充。至此,我们才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存在于心灵、自我和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

人类社会和人际传播――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的贡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和查尔斯·霍顿·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早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他们对于后来被称之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所作的深刻理论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日后传播研究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自从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来我国介绍了他认为的四位奠基者以来,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1]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传播问题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诺总结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姿势对话”和“符号互动”

米德和库利是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者,尽管库利并不曾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际互动上,库利的社会互动理论和米德的社会动作理论,为“符号互动论”提供了一些关键性思想。

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人的互动与动物的互动一样,被认为是出自本能的,米德和他所参与的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超出了本能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提出,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成了“有意义的姿势”,即符号。人类互动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通过无意义的姿势,即记号进行互动,而人类既能通过记号又能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正是符号互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语言则是人类独有的一套十分精致的符号系统。米德的学生布鲁默用“符号互动”一词来总结老师的观点时指出:“‘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寓于这一事实之中,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做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他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做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做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进了一个解释过程。”[2]

米德认为,记号只能诱导出某种确定的反应。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记号刺激引出的反应是固定的,即某种刺激一旦出现,必有某种反应出现。而符号则不然。对符号的反应必须由参与这种符号互动的人的解释来确定。对那些把从老鼠或其它动物身上获得的某些发现,作为建立论点的唯一论据,并用这些论据去说明人类世界的行为主义者,米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如果行为主义想对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话,它就必须去考察符号行为的性质。

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一些考察对后来的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符号与它所表达的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对应关系。紧握双拳并不总是表示敌意或愤怒,也许是在鼓励加油。“cat”与“猫”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纯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符号行为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人的传播能力要大大高于其它动物,使得人类传播不只局限于此时此地得直接的感觉经验,而且可以传播时空距离很远的目标和行动。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创造出代表抽象的普遍概念的符号,从而把特定的经验客体看成仅仅是它们被划归其中的抽象概念的实例。因此,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看,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来的传播研究者吸收了上述思想,对符号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甚至认为:“对传播中所使用的符号的研究,对运作于这些符号的规则的研究,以及对符号,规则使用者的研究,构成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在这派学者看来,根本“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3] 今天的传播研究中,由于广泛吸收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进展。相比较而言,当年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某些观点可能显得浅显,但不管怎样,是米德提请世人注意这方面问题的,而他的研究为后世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

米德在研究中还指出,在符号互动中,刺激所引出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人们并不是对符号本身直接做出反应,而是对符号背后所表示的意义做出反应,所以,这种反应必定要视参加符号互动的人对符号意义的共同理解而定。如果符号意义能够被参加互动的人共同理解,那么互动就会变得有规则或比较容易;反之,互动只能在低水平上继续下去,但在较高水平上将受到限制,甚至出现混乱或完全中断。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视为特殊的个体,他们都根据自己特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来参与传播关系,来使用和解释符号的话“百分之百的传通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符号的使用和解释往往不同,传播自然就变得困难。

提出符号行为的这一特点,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方法论上,它意味着:人类传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加以精确分析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传播研究中,与科学学派侧重于借助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对传播行为作精确分析不同,人文学派更多的运用哲学、文化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理论对传播行为作定型研究。5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的研究,都开始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主观性、选择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到纽科姆的“ABX模式”,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出“符号互动论”思想的影响。[4]“符号互动论”在符号互动过程中插入了一个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转移的理论依据。在行为主义,尤其是本能心理学的影响下,早期传播研究注重对传播者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是以普遍相同的方式感受刺激,所以传播者如何巧妙的设计刺激内容成了传播研究的关键。关于传播效果的“魔弹理论”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魔弹论”受到质疑后,传播研究开始对接受者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传播效果的各种“影响不一致理论”,如个人差异论、社会分化论等。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播并不是传播者传递意义,而是接受者“引出意义的过程。引出的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

关于“自我”的理论

“自我”是占据米德和库利思想的又一个关键性概念。当人们在自我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自我问题上争论不休时,米德和库利坚持认为自我和社会是一个共同过程的两个部分,是同一事物的集合与分散的不同方面,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不研究自我。反之,研究自我也不能不研究社会。米德和库利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来阐明关于“自我”的理论的,其中许多理论经过一些学者的发展,被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直接吸收和采用。

库利认为:“社会是各个精神自我的交织物。我想象你的思想,特别是你对我的思想的想象,和你所想象的我对你的思想的想象。我在你的思想面前表现我的想法,期望你会在我的思想面前表现你的想法,谁若不能或不愿做到这一点,那他就不懂得如何交往。”[5]正是人际间的交往,使所有个性成为有机的社会整体;反过来,在这种交往中,社会也内化为个性精神。

在库利的思想中,一个人的自我多少还带有某些先天成份,米德则认为,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其中并无先天成份。人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体的我(I)与客体的我(Me)之间的互动过程。

如同思维过程以一种内部对话方式构成一样,自我的基础是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定义或身份的潜在指定,这种潜在指定是通过他人对自身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米德把自我概念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模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扮演”其他一些人的角色,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来看别人所期待他的是什么。儿童在这个阶段,逐渐使自己具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对他有意义的人的地位的能力,从而为符号运作能力和传播能力的进一步获得做必要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能够借助想象来扮演他人的角色,进而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游戏阶段”。游戏的参与者不仅能扮演某一特定的他人角色,而且能够同时承担好几个其它角色,并把这些不同的角色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参加游戏的人必须学会游戏的各种规则。儿童通过这一阶段,把自己与周围的人联系起来,从而开始步入最初的社会单位,并感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这时的儿童,其符号运用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开始了解到一些起码的互动或传播规则,并努力遵守这些规则。由此他们开始跨入人类传播的门坎。第三阶段显然是“游戏”的高级阶段,米德称之为“概念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阶段。它的特点是,“概念化的他人”不是和特定的人的期待相联系,而是由一般的期待和标准构成,即人们按照一般非人格的群体角色标准来控制他们的互相行为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互动行为计划。至此,自我溶入社会,社会体现自我,两者互为前提或条件,密不可分。

尽管米德和库利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些分歧,但在下述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获得有关自我的概念,自我概念又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际交往,两者相辅相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方不少传播学著作中都辟专章论述“自我概念”或“自我观”,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选择做什么,选择怎样的行为,选择与谁传播,乃至传播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不得不承认这些观点和论述得益于米德和库利早年的研究。

“初级群体”理论

“初级群体”与“镜中之我”是库利学说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库利的理论中,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并从他人的反应中来获得自我概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概念也不断的延伸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种群体中去。他人对我是面镜子,我对他人也是面镜子。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映照过程中,我们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一过程,在库利看来,是在“初级群体”中开始的。他说:“初级群体在我看来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说它是初级的,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的社会性和理想的基础,亲密交往的结果,从心理上说,是个性融合到一个共同整体之中,这样,至少从许多方面来说人们的自我本身就是群体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许最简单的描述这种整体性的方式,就是说‘我们’(we)。‘我们’包含着某种同感和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了。一个人生活在整体的情感之中,并在这种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标。”[7]从“镜中之我”的观点看,自我不过是由许多个他人组成的群体;从“初级群体”观点看,群众则不过是包含他人在内的自我,了解了这一思想,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传播在库利的理论中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范畴了。他是这样为传播下定义的:“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即头脑中的所有信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递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8]施拉姆对于库利从宏观社会着眼人类传播的思想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传播学概念》一书中引用了库利对传播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发挥。

库利把初级群体视为“人性的托儿所”,“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性不是人生出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9]几十年后,经验主义学者通过对“在被隔离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的研究,才开始不断重复库利的上述观点。[10]库利认为,最基本的初级群体包括家庭、儿童游戏群体、邻里或社区群体,正是在这类群体中,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往开始了解整体的最大利益,产生人类的合作和友谊,培养同情心和情感纽带。库利相信,初级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友谊关系而不是利用关系。这当中,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整体利益。尽管这种群体中也存在竞争、冲突和对立,但这些个人主义的冲动最终会被人们之间的同情和理解,会被保证群体团结的共同感情所缓和或控制。从这一思想出发,库利认为,更大的社会单位(如科层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机构),将依赖于初级群体中人际传播过程所形成的共同感情和观念。在他看来,“一种社会制度不过是公众精神的一种规定的和确立的状态在基本性质上与公众舆论没有什么不同。”[11]但构成社会制度基础的公众舆论和情感并不是每个人的意见和情感的简单相加。公众舆论是社会现实产生的新的层次,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公众舆论是通过人际传播产生的,尽管人们将他们的个别部分贡献给整体的公众精神,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观念又是由对他人的意见和情绪的知觉而塑造的。库利对现代民主社会的设想是,整个社会的公众精神应当和一个初级群体中的群体精神一样具有热情和同情心。当库利利用这一思想来观察现代传播媒介时,得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乐观结论: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那种过去只在初级群体中具有的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传播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成了现实。新的传播媒介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心理上的改造,增长了人类在社会整体中表现自我的人性力量,从而为人类进入更人道的社会和开创道德进步的时代铺开一条道路,“他们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权威、等级和惯例。它们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限的可能性。”可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时,库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疑虑之中。[12] 但不管怎样,库利对于现代传播媒介作用的研究与思考是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的

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如果说反应的话,起初对这一理论的反应大多是批评性的。直到40年代末,人们才突然“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可以追溯到两组与传播效果研究密切相关的调查上。一组是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的作者塞缪尔·斯托弗等人的调查研究。另一组是被施拉姆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调查。他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选举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写出来《人民的选择》、《选举》和《个人影响》等论著。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发现了初级群体的忠诚性的重大意义。他们都指出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是通过初级群体中的关系的影响尔得以发生的。这样,以“魔弹论”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的直接影响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研究者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发现,大众传播的信息是通过两个基本阶段传递的:第一,从媒介传到经常收看收听大众传播媒介、消息比较灵通的所谓“意见领袖”;第二,从这些“意见领袖”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给那些不那么直接接触媒介、依靠他人得到信息的人。社会上许多人都是这样获取信息的。这一传播过程理论后来被称为“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并不是在库利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但却促成了库利思想的重新发现。从此,库利的许多思想逐渐受到传播研究的重视。美国学者切特罗姆这样评价道:“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作出成功尝试的人。多年以后,经验主义学者们回到了库利关于基本团体(即初级群体,引者注)的主张上,他们发现,家庭、朋友、游戏伙伴及相同地位者的团体的社会内容,与一度广泛流行的现代媒介模式不相符,这种模式 会直接而粗暴的干涉被动的个人。今天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尚未被很好的了解,而库利是第一个为探索它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13]

结语

一、米德和库利的主要理论都与人类传播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人类传播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其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

二、从传播研究的发展情况看,米德和库利的许多理论贡献越来越引起西方传播作者的关注。一方面,米德和库利一些关键思想总结而来的“符号互动论”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另一方面,米德和库利关于传播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包括科学学派在内的许多传播学者所广泛引用;另外,后来的社会学家也在米德和库利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其中许多分支理论,如“情境理论”、“标签理论”、“本土方法论”、“拟剧理论”等,又被传播研究广泛吸收,从而大大丰富了传播研究。

三、从研究方法看,米德和库利可以划入人文学派,尤其是库利,他们曾被后世经验主义学者嘲笑为“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然而正是他们的一些思想,被那些热衷于实地调查和实验研究学者们“重新发现”并津津乐道。这一事实本是对长期偏重于科学方法的传播研究无疑是个提醒,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不过是人类在追求真理道路上向前迈步的左右腿,彼此不可偏废。

四、综上所述,施拉姆将米德和库利之后的四位学者视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多少有些欠公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时,其研究重点在大众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上,施拉姆提到的四位学者还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政治学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传播学的影响似乎要来的更直接、更具体些。(二)传播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比较注重实地的调查、内容分析和实验研究等科学方法到了施拉姆着手做“集大成”的工作时,传播学中的科学学派、行为主义仍占据上风,起码拉斯韦尔等四位学者在传播效果研究中采用的时实验、调查等科学方法。(三)从施拉姆本人看,他对自然科学相对要陌生的多,面对传播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流行的学术氛围,他不得不对这一学派的学者及其研究情况给予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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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tuda.net/xinwen/060304/15592813.html
http://www.139news.com/onews.asp?id=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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