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的中国价值编辑本段回目录
朝鲜战争60周年纪念
为祖国而战
朝鲜战争的中国价值
周恩来经过再三解释与争取，仍未如愿，斯大林坚持苏联空军至少还需要两个至两个半月才可能准备就绪……这是一个有直接关联的因果：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无任何胜算的把握。苏联空军既无可能就位，那么，中国还能出兵朝鲜吗？
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通知北京和平壤，告之他们的决定：准备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
这是朝鲜战争最为传奇的一刻。在收到电报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说中国放弃出兵，这是最有可能的时刻。但是，第三天，毛泽东做出了决定，在给周恩来的连续三份电报里，均明确表示：中国出兵！
历史无可假设，后世读史者如果失去对历史现场的深度勘探与认知，无法理解当事人决策的曲折与艰难，当然也无法理解一场战争的价值与意义。
◎李鸿谷
和平与战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
这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与斯大林首次见面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的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斯大林的回应直接而肯定，《毛泽东传(1949～1976)》里记录：“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5年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年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和平是否可期，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一年早些时候，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他与斯大林会谈的问题清单里，排第一位的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和平是新中国最迫切的需求。
和平可期，并非简单的乐观。中国、苏联与美国的三国关系框架，是理解国际形势的方法论。1950年1月5日，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也即在与斯大林讨论“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国际和平”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谈话声明：美国已决定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停止军事援蒋，不干预台湾问题，同时亦将从朝鲜退兵。随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解释说：美国在亚洲的环型防御线从阿留申群岛穿过日本和冲绳到菲律宾群岛。这意味着，朝鲜和台湾从战略要害地区排除了出去。
在对未来良性的预期里，这年5月19日，中国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中央军队整编复员委员会，决定在一年内复员120万人。稍后，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共中央电告华东局：要把“准备占领台湾”作为我们几个月内四大工作之一。即使朝鲜战争打响，当年的6月30日，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支柱”的土地改革法令颁布——这个时候，和平仍然是中国的期待与预期。
而战争改变了这一切。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观察，意义重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论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具有国际背景的内战，是朝鲜人民的悲剧性历史的现代的体现。一方面，它加深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另一方面，它对战后亚洲的国际局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当代历史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观察这一划时代事件，重回历史现场自然重要——阅史者进入“现场”不免稍觉意外。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在扩大朝鲜战争的同时，竟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还要求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6月30日，杜鲁门命令美军参战。
甚至在命令美国军队参战前，美国方面即将其矛头指向中国，这当然令人意外。它的后果，金冲及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称：“深刻地影响了以后20年间的中美关系。”
美国为何如此迅速改变战略，决定介入战争？一般认为：“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更微观地看，历史学家揭示的短期因果：美国放弃朝鲜与台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预期下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又被视为不会介入的事实部分，并由此形成预判……
更重要的是实力对比，即使中国方面对此的分析，也是偏重于这一比较。《毛泽东传(1949～1976)》里描述说：“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设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
如此悬殊的差距，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所表现的骄横便容易理解，在其回忆录里，麦克阿瑟描述当时他的判断：“由于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在为父亲撰写的传记里记录：“‘中国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父亲问。‘可能性很小。’麦克阿瑟将军说，‘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
独立与富强
回应杜鲁门的宣示，中国政府也迅速而直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记录：“中国政府在7月间决定将原来广东、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38、39、40军调往东北，和第42军合组成东北边防军，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但是，局势的演变比想象的要迅速而恶劣。
美国军队9月15日在朝鲜仁川登陆，迅速北犯……在后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周恩来的报告指出这样的事实：“从8月27日到昨天(10月23日)，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12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飞到了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在将台湾视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后，美军开始了直接而赤裸裸地对中国大陆的侵犯。
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推进。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此前的国庆讲话，周恩来总理已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实力对比加之进军顺利，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对此的判断是：中国人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对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声明置之不理。
以常理度之，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分析，未必失当。
胡乔木后来回忆，出兵朝鲜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两个决定之一(另一个是1947年与国民党决裂、开始解放战争)。这个年代的中国，不仅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巨大落差，中国的困难也超出想象。在《李富春选集》里，这位中国经济运作重要的当事人描述当年：“1949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1/4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一半。”再看农业，统计表明：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降低21%，棉花产量约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54.4%，耕畜减少了16%。各地的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这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及印度一半。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很动感情：“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相对应于情感因素，从理性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记录当时不同意见主要是：“(1)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4)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5)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这些当然都是实情。
这种种困境之上，已经开战的战争可能形成的格局，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分析：“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们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鸭绿江1000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战争按此形势演变，彭德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在此推演下，就有了彭德怀极著名的一句判断：“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后来，毛泽东跟金日成描述当年的决策：“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现实的演进及其考量，当然是形成决策的关键。但是，仅以此来观察毛泽东及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远远不够。更早一些时候，在《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便有清晰论述：“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独立与富强的中国，才是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的理想与使命。无此体察，我们难以摆脱庸常之人现实与实力计算的低级别的窠臼，更无可理解一代伟人选择之超越性基础。即使朝鲜战争打到极端，周恩来的论述既悲壮，也有一代革命家极其令人景仰的担当，他说：“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战争与胜利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告结束。
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一定具有同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里论述这场朝鲜战争：“鉴于这个新共和国令人尊敬的军事强国的地位正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卓越战绩确立，因而有必要对这一地位的如何取得作一简单回顾。官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史这样写道：虽然中国红军只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但从它自身具备的战略战术水平来看，仍不失为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不妨说，由于武器装备的某些不足，它在军需方面是贫乏的。然而，它的半游击的战术正是建立在一种没有重武器和大量运输负担的机动性的基础上。在同一件事上，穿棉制服的中国苦力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士兵都高出一筹，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任何一个敌方阵地。只有经过这样遭遇的美国人才能理解，在半夜，那些精灵一般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进攻者的手榴弹爆炸和冲锋枪扫射是何等令人胆战心惊。新闻记者们喜欢说什么‘亚洲游牧民族的人海战术’，这与事实真有天壤之别。实际上，中国人进攻的单位很少大于一个团。甚至这样的兵力也往往被分散，化为一种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排规模的穿插运动。中国红军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人众，而是因为其骗术和奇袭。”
当然，这场战争也让中国人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此后长达20年时间，中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同时，也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这是战争改变的历史走向，但将这场战争置于更宽广的背景里，它的价值与意义自有另种面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动而失败的各种屈辱的战争经历，经此一战，面貌大变——《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论及：“这个胜利，是在对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条件下取得的，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对远东及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即使最克制的历史观察与评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如此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安全得到了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
我们从历史性的观察与评论回到历史现场。停战协定签订稍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传(1949～1976)》解释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后人读史，面对这段历史不免深觉吊诡，对于新中国最重要的和平时期，却需要用“以战止战”的方式获得，这断非普通人能够想象。
在这个时刻，再来回观出兵与否的争议及其最终拍板，即使力挺出兵的彭德怀亦有如此深沉的感叹与重要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富强中国的条件与路径
中国所有和平的期待，为的是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那么，朝鲜战争改变了什么？又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呢？
实力对比与国家的战后困境，自是是否出兵的重要权衡因素，以当时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操盘人——分管财经的中财委主任陈云的角度，他如何来看待这场战争并应对它呢？这其间还稍有曲折。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陈云传》的编写者：“薄老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时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薄老讲：‘陈云不同意出兵。’我说：‘奇怪了，陈云同志回来讲，毛主席定了以后，他很支持，没有说不同意嘛。’1986年，我问过陈云：‘出兵朝鲜你不同意呀？’他说：‘谁说的呀？’我说：‘一波讲的。’他说：‘这有一个过程。’”陈云为什么由不同意到同意呢？陈云问毛主席：“美国飞机会不会越过鸭绿江来轰炸内地，把经济搞乱？”毛主席非常英明，毛主席说：“不会。”陈云说：“那我同意出兵。”
人均国民收入不及印度一半，仅有27美元——这就是中国当年的现实，加之战争，陈云将如何掌控并扭转这般局面？精彩之处在于，毛泽东所肯定表示的“美国飞机不会轰炸内地”，对“战时经济”的制定者陈云而言，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变量。在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周后，陈云、薄一波联名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了对时局的估计与财经问题的对策。对抗美援朝开始后时局的发展，陈、薄提出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这三种可能性究竟以哪种可能性作为对策的准备基点呢？在陈、薄的对策报告里指出：“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如时局只变到第一种局势，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时局变到第三种局势，则财经对策需另制。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一个国家战争的应对，资源重组，绝非静态的收支增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描述：“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会严重影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是不少人曾经有过的担心。事实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在国内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大大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它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建设。”而战争进行一年，直到最后战争结束，其局势亦确如毛泽东所判断，“美国飞机不会轰炸内地”。
结果，有力的运筹与应对，加之全国民众爱国热情所促发的国内生产建设——1951年的经济数据出人意料地大幅增长：财政总收入为133.1亿元，财政总支出122.5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04%和80%，达成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局面。而且应对政策中排第三位的“其他”——经济建设投资和文化事业经费，也大幅度超过上一年的17.5亿元，达到37.6亿元。
在战争情况下，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但是，这是那一代中国治国者的“终极目标”？当然不是。因有这般良势，建国初的“三五年恢复”，开始精确化——1951年初，毛泽东提出：“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按此目标，1953年将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那么，编制五年计划成为重要任务。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五年计划里的那些启动并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内容，由何而来？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签订的苏联向中国贷款协定规定：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在5年内分期交付，用来偿付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贷款年利率很低，定为1%。中国政府用这笔贷款从苏联引进大型项目50个。这是新中国尝试利用国际资源工业化的开始。那么，五年计划，重点在那里？周恩来在《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里提出：“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工业。”
这显然是深远影响后来，直至现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初始方向选择。回到历史现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轻工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方向，而当大规模经济建设将要全面展开时，重心转向了重工业，为什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对此的解释是：“半殖民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结构是畸形的：轻工业所占比重极大(当时因为原料和市场等条件的限制，已有设备的利用率还很低)，而重工业的基础却异常薄弱。钢在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只有92.3万吨，在1949年只有15.8万吨，而且缺少轧钢设备，以致有限的钢产量产品也不能全部得到利用。煤矿大多是临时性的小斜井，寿命很短。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也小得可怜，而且设备落后。至于精密工业、国际尖端和工业技术的水平，更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拟。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根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可言，没有巩固的国防可言，更没有现代化可言。”最后，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轻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分别为11%与89%。
重工业的方向既定，没有苏联的支持，完成它，甚至仅仅是完成计划编制都没有可能。那么，在已经在1950年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两国关系框架里，苏联的支持没有疑问？历史哪有如此轻易之事。当时中苏两国面临的甚至是“信任”问题，按毛泽东的形象说法，“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
朝鲜战争，中国出兵作为决定性因素，解决了中苏双方的信任问题，并促使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直接支持。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1953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中国的工业化，富强国家，由此发端。
中国最初工业化的启动时期——“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如此评价。这由一系列重要增长数据构成：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要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比较——当时产出增长速度仅和人口增长速度相当(1%)——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这本通史解释说：“苏联提供的技术帮助和资本物资，其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一场战争，从领袖的角度看，它解决了中苏的“信任”问题；而从国家的发展战略角度观察，它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条件，并因此形成基本路径。如果我们只将视角局限于战争本身，我们将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但是，战争的价值与意义，又怎能忽视这样的结果呢？
中国立场
像朝鲜战争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受限于利益、知识格局以及资料来源种种，多数分析的局限性当然可以被理解。但超越这种种之上，这场战争的独特性尤其是传统的思维逻辑，却需要被重新认识。传统的朝鲜战争分析框架，其主流系中苏联盟对抗美国集团，亦即社会主义集团对抗资本主义集团——在冷战框架之内。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论，但是中国人民的“独立与富强”期待，以及由此而做出的种种选择，在此种框架之内，却是传之不远，易被遮蔽。因此也形成论者歧义多重之局面。
讨论朝鲜战争的中国价值，确定中国本位与立场，才是关键。自此出发，这场战争的中苏/美国的“冷战”结构，或者改由中国/苏联，中国/美国以及苏联/美国三角框架的方法论，才是破解之道。幸运之处在于，随着苏联档案材料的解密，我们已有机会重建中国立场。
那个细节，价值重大。当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向中朝双方发出电报：放弃北朝鲜……这时候，曾经的讨论相对都集中于如果中国不出兵，在中国/美国结构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很自然，不出兵，其危险一如彭德怀所言：“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而且，中国城市已遭美国军队轰炸。
那么，在中国/苏联的结构里，中国会面临什么格局？
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是斯大林的一个承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初期，斯大林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介入，已解密的材料表明，他在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出一个喷气式歼击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杨奎松在其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里还综合解密材料：斯大林甚至慷慨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是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提供的前提条件。
中国出兵与否的军事讨论部分，有无空军的支援甚为关键。中美双方在此项对比上，最为悬殊——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如果没有空军支援，中国进兵，甚或国内亦将难保。
对苏联解密材料占有最多的研究者沈志华教授分析：“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这个考验最后戏剧性集中于苏联是否提供空军支援。那一时刻，周恩来与林彪赶赴苏联，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希望斯大林能够实现诺言，提供空军支援。其结果，研究者李海文和张希描述：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与周恩来于当晚(1950年10月11日19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其主要根据是：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可出动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这个结果当然令人震惊。要理解其间曲折，则须回到中苏关系的历史逻辑结构之中。
“二战”后苏联在亚洲利益的保障是《雅尔塔协定》，因此利益所系，沈志华在其《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里描述当年的关系结构：“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问题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最后取得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这时候，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面临调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长达两个月艰苦的谈判后，终于将其权益归还中国。《毛泽东传(1949～1976)》甚至评论两国为此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意味着：“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那么，在失去了中国利益后，斯大林如何考虑苏联在亚洲的利益呢？沈志华分析：“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由此，作为内战的朝鲜战争爆发无可避免。但是，美国政府迅速介入战争，使之扩大……而这并不在斯大林的预判里面。
这时候，中国是否出兵至为关键；而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最后又集中到了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斯大林决定放弃。这是一个单纯甚至是无可奈何的退让？并非如此。
在中国/苏联关系结构观察，沈志华推演这个时刻可能的演变：“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要求，但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因素……斯大林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
毛泽东如何破局？这当然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来思考与决策。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中国/苏联关系结构，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已到最为紧要时刻。
在接到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后，毛泽东致电高岗、彭德怀来京讨论，结论是维持出兵不变；这一决定传至苏联后，斯大林再次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时，毛泽东再次电告彭德怀与高岗，要求他们回到北京再次讨论，结果仍是：出兵！
所有困局，因此破解。之后，战争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工业化之道路，由此确立。
破局的勇气当然会带来事先并未估计的结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并打响第一战役后，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和大同江一线……历史的趣味在于，斯大林所顾虑的是苏联空军参战暴露后会激化美苏矛盾，而反过来看，华盛顿也有同样的顾虑。沈志华描述美国空军知晓其对手是苏联空军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沉寂了40年”。
历史，一个永无停歇的演进过程。昨天果，今日因；今日果，又为明日因……
1958年，中苏关系交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国与苏联、美国的关系，至此完成了新一轮的演进与转换。那么，曾经划时代事件的朝鲜战争，还有可能面目清晰吗？后世阅史，当然是智力挑战。只是，关键在于，我们认真回到历史现场之际，有无基本的价值归依，即：中国立场。非此，何以立论？
(部分材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弛的帮助)
北纬38度线的回忆——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史料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当年，彭德怀坐着一辆小汽车孤军深入，成为志愿军真正意义的“先锋部队”；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刘祥、陪同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便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主笔 李菁
深秋入朝
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今丹东)乌云密布，飘着微微细雨。鸭绿江大桥边，有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到了江口上，邓华、洪学智、解方、韩先楚、杜平等几个送行的13兵团首长，有几个人在江边和彭总握了一下手，我们马上上车就走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一间办公室里，86岁的杨凤安老人至今仍能清晰地向本刊记者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幕。杨凤安是河北人，解放战争后期到彭德怀身边任军事秘书。
杨凤安说，用“行色匆匆”来形容10月19日这一天的彭德怀，再恰当不过：拂晓时分，彭德怀离开北京饭店直奔西郊机场；9点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确定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当天下午，在4架米格-15战斗机的护航下，他和高岗又乘里2-型飞机，抵达安东机场。
“下了飞机，我就看到一帮人围着一个首长，然后他就坐到我车上了，表情一直挺严肃的。我一看，心说这么凶，这么威风，心里就有点慌。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连个团长都很少见到，我只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但到底有多大，我也没概念。”刘祥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是驻苏家屯的13兵团某汽车班的班长，前一天夜里接到通知，让他到团里去一趟。“通知我的人让我把东西带着，到连部去打包，谁也不要惊动。”到了沈阳，才告诉他，要开小轿车到机场接一位首长。
时隔60年后回忆，刘祥笑着承认，当初听到任务，他是“强烈地抵触”。1931年出生的他，从“辽沈战役”时期开始开车，“都是大卡车给前线送炮弹”，后来“从东北一直开到了海南岛”。
于是，杨凤安与两个警卫员，与彭德怀一道，就坐上了刘祥开的“嘎斯69”，穿越鸭绿江大桥。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坐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杨凤安说，当时车旁是齐刷刷的部队，车上的彭德怀，还没来得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出来时穿的旧呢子黄军装。而刘祥只记得那位陌生的“首长”一路上都紧锁眉头。
车子很快穿过了鸭绿江大桥，到达新义州。“新义州那时候黑糊糊一片，到处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杨凤安回忆，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有把翻译带上。“人生地不熟，这语言也不通，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几个朝鲜人民军来了，一问，是他们的外务相朴宪永派来接我们的。”
“他们肩上都扛着大牌子，可能是将军，后边跟着好几个人。将军就到彭老总跟前敬个礼，让彭老总下车，坐他的车。彭总摆手不坐，说‘走吧’。”刘祥说。来的人是新义州委员长，在他的办公室，彭德怀与朴宪永见了面。几天前，朴宪永曾专程到沈阳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战局，他介绍，金日成正在熙川附近一个隧道的客车厢里指挥。
“彭总当时非常着急要和金日成首相见面了解情况，否则几十万大军过去怎么打仗？结果我们到了新义州之后，他们说和金日成也联系不上了，这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杨凤安回忆。因为美军还在头上不断地轰炸，“我们就没有再往前走，决定沿着鸭绿江，先到水丰发电站，那个地方和前方有通信联系”。
当天晚上，这一行人住在朝方准备的小房子里。刘祥还记得，小房子的地铺烧得挺热乎的，“我跟警卫郭洪光商量，把老总的被子给铺在炕头上，可是老总进来一摸说：‘不行，让小刘过来，小刘你年岁小，睡在炕头上！’所以我睡热炕头，那一头是郭洪光，我们俩夹他一个人。我还想，这首长看着挺凶，实际怎么这么和蔼啊！”
第二天早上，刘祥说他早早地就起了床，发现门外还有一圈的岗。“此时有几个朝鲜人民军的人要见首长。杨凤安引着几个人去见首长了，我就和等候在外面会说汉语的副官聊天。聊着聊着，这个副官说，‘彭副司令的身体还挺好的’。我惊了一下，这才知道原来和我挤一个炕头睡了一晚上的首长是彭德怀！”
突然受命
1950年10月1日，彭德怀参加了西安的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他检阅了第19兵团7000多名指战员和22万群众，这次庆祝大会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但对此时驻守在西北的彭德怀来说，朝鲜似乎还显得有些遥远。
“我们那时驻守大西北，西北的土匪还有好多，剿匪还没剿完呢，压根儿没想到后来会去朝鲜战场。”杨凤安坦言，当时彭德怀住在西安城区鼓楼北面，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他和浦安修住在会议厅东侧的小房子里，杨凤安就住在正厅西边的小屋里。
杨凤安回忆，朝鲜战争打响后，彭德怀曾要杨凤安给他找一幅朝鲜地图。杨凤安跑了西安的很多书店，才买到一幅朝鲜概貌图，挂在彭德怀卧室兼办公室的墙上，并每天报告朝鲜战局的情况。但他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怎么恢复西北的生产发展上。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召开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中办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找彭总。当时会还在开着，彭老总正在讲话呢，我说：‘北京来人了，到北京去有事’。”
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当时“啊”了一声，显然有些意外。接他的人也不多说，就说中央有个会议，毛主席让立即把你接到北京，要马上听一听你的意见。“此时已接近中午12点，彭总马上散会，简单吃点饭就准备起程。”
时隔多年回忆，杨凤安说，当时彭老总根本没意识到会调他到朝鲜战场，临行前，他还特地问了句：“西北剿匪的文件资料要不要带上？”彭德怀考虑了一下，认为中央是让他过去汇报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所以要求负责经济的秘书张养吾带好资料随他一起去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会议主题是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而会议中总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回到北京饭店，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杨凤安说，后来因“反党”罪名被关押的彭德怀在“交代材料”中曾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他倾向于同意出兵。
10月5日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毛主席等于就在彭老总面前点了他的将了，彭总想了一下说，他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决定。”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彭老总到了北京，才发现情况不是他原来预想的，所以他赶紧往西安打电话，让我过去跟他会合。”杨凤安回忆。
杨凤安说他赶到北京，并没有与彭德怀接上头——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已经飞赴沈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杨凤安一个金属四方盒子，里边放着一个公章，杨凤安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这才意识到，彭老总又要挂帅出征了。”
拿上“帅印”，杨凤安也赶飞沈阳，可还是没见到彭德怀。原来，10月11日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要求他回北京的电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没准备好，不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彭德怀和高岗又赶回了北京。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就出兵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仍决定出兵。
“等彭老总再从北京回沈阳时，我才见到他。”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杨凤安说他还见到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年轻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蔼、稳重，也很有风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彭德怀送行。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把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毛岸英于是成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
“光杆司令”
时隔60年再回忆，杨凤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鲜那边一看，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迎面而来的第一关是与金日成的联系都成了问题。“我们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水丰发电站，还是联系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联系上。”杨凤安说，此时金日成已经转移到了平安北道的北镇附近，因为在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所以一直等到黄昏，一行人才又开始动身。
于是，朴宪永的车在前面带路，一小一大两辆车紧随其后，沿着鸭绿江往东驶去，细雨此时已变成了小雪。
沿路那些惊慌逃难的朝鲜老百姓给杨凤安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头顶着东西，有的背着孩子赶着牛车，我们往里面走，他们向咱们鸭绿江这边跑，路都被挤满了，所以车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鲜老百姓高喊一声，提醒敌机来了，几秒钟后，果然听到敌机的隆隆声，接着炸弹爆炸声、敌机上的机枪扫射声连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全是丢盔卸甲的，看着挺惨，再看咱们的部队跨过鸭绿江，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当时才19岁、正年轻气盛的刘祥回忆。
前面带路的朴宪永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华沙牌轿车。“朝鲜司机对路比较熟悉，所以把车开得很快，我们对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虑到彭总的安全，所以开得稍慢一些，前面的小轿车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段。彭老总着急和金日成会面，我们就和朴宪永商量，后来彭老总就上了他的车。”
10月21日早上6点多钟，两辆小车来到东仓和北镇之间的小村庄大洞附近。进入山区小道，道路非常崎岖，不远处有木栏杆拦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下了车，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放下。之后在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彭德怀与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题。彭德怀问：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你彭总司令(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我现在已仅仅有3个多师在手上。”
杨凤安回忆，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被切断在“三八线”以南，而就在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的前一天，美军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克阿瑟称此举目的是要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所以那个敌人就肆无忌惮的，如入无人之地，甚至以整连的兵力分头沿着公路向鸭绿江边前进”。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跟随他们的电台也一时失去联系。原来，当刘祥驾驶的嘎斯车与朴宪永乘坐的华沙车会合后，两辆小车加快速度，后面的装有电台的卡车渐渐被甩在后面。而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杨凤安突然意识到，眼下，彭德怀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此时的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屋里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可是看见的仍是背着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他回到屋里，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此时时刻，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手下只有4个兵：司机刘祥、参谋杨凤安和警卫郭洪光、黄有焕。“彭总根本没带武器，我们连个手榴弹都没有，只有两个警卫员，两支破驳壳枪，让敌人发现了毫无办法。”杨凤安至今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事实上，南朝鲜第6师主力已经占领熙川，正向温井冒进，其中一个团已经绕到他们的后方。所以，曾经有人评论，彭德怀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排头兵，实不为过。所幸朝鲜多是狭窄的山地山路，公路没几条，美军机械化部队主要沿着公路深入，一时也很难发现隐蔽在山谷里的对手。
黄昏时分，载有电台的卡车终于出现了。杨凤安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跟丢后走到南边去了。“到了龟城，他们发现(北朝鲜)老百姓哗啦啦地往这边跑，敌人已经往这边来了，见势不对，扭头又往北来。”通讯处长崔伦安好电台后，彭德怀异常高兴，立即向毛泽东、高岗和邓华发了第一封电报。
电报发走后，还是等待。“我那时候也很着急，我没事就跑到沟口那儿，朝我们部队来的方向看。”杨凤安向本刊记者回忆，这几乎是他平生最难熬的几十个小时。10月23日，炮声由远及近，成群的美机低空掠过。大洞的志愿军指挥所仍然只有寥寥数人，另有朝鲜代表朴一禹带来的人民军，一个十几人的警卫班。
“23日黄昏，路口出现了咱们志愿军的服装。我看到后，赶快告诉他们：彭老总就在沟里边。”来的是40军118师的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他们带着1.3万多人已到达沟口。因为当时规定军、师电台不准开机，“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既无上级指示，又无友军通报”，所以他们也陷入一团迷雾中。邓岳和张玉华是乘吉普车朝山沟内几间茅草屋开进，不想意外地找到了彭德怀。
“彭老总见到他们，也是非常高兴，还亲自给他们倒水喝。邓岳告诉彭老总，这里很危险，彭德怀爽朗地说：你们来了，我还危险什么！”细心的杨凤安注意到，这是彭总过江来第一次这样轻松。
较量
“在新安洲到元山以北有一道大山，毛主席在国内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那个地方组织防御，敌人来了先打一些小的歼灭战；等我们军队改善装备、有了经验后，再夺取平壤。”杨凤安回忆。可是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后才知道，敌人实际上早已越过这道防线了。
所以彭德怀马上改变了作战方针。“他部署部队到温井隐蔽起来，敌人过去不管它，敌人后边来了以后你把它截住，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敌人稀里糊涂地就被我们打败了。”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是打了一次伏击性的遭遇战。在此之前，彭德怀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部署等一切高度保密。“部队夜间行军，白天停下，所以敌人根本没发现我们的20万大军。结果一开打，他们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说是兵从天降，赶快收缩，我们就边追边歼。”
“第一次战役，我们打垮了韩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更重要的是，把美国所谓的起家的骑兵1师，王牌部队，歼灭了将近一个团。”杨凤安回忆起来，还是忍不住的自豪之情。
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杨凤安回忆。
“彭老总跟大家说，他感到我们主力再继续打的话，可能就暴露了，下次战役就不太好办了。另外，麦克阿瑟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这个人狂妄得很，又求胜心切，肯定会卷土重来。我们就故意撤退，表示我们胜了，不想继续打了，实际上是引诱敌人进入我们的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之。”
彭德怀的想法得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赞同。“第二次战役，我们用少数部队在前边，间接抗击敌人，敌人小股部队来了我们就歼灭他，敌人大部队来了后，我们打一打就往后退，退的时候还故意丢掉一些行李啊，小锹小镐啊，让对方以为这边没什么主力部队，果然一打就撤。”
“所以第二次战役我们是布置好了口袋让敌人往里钻，钻进来以后我们就打。”麦克阿瑟果然上了钩。在第二次战役中，“主要歼灭的是南朝鲜的近两个师，特别是第二师基本上失掉了战斗力，美7师也受到了重大打击，土耳其旅消灭了一半，其他的24师等也受了很多损失。这次可把它打疼了，可是这时候他(麦克阿瑟)还没有发现，中国部队的指挥员究竟是谁。”说到这时，杨凤安老人的脸上不由得浮起笑容。
杨凤安说，第二次战役中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这场战役最关键的是，要长途奔袭，抢占三所里，这个任务交给了38军的113师。于是113师冒着严寒，在崎岖山路上急速行军。可是当他们距离三所里还有30多里时，天已经亮了，几十架美军飞机沿大同江飞来，在行军纵队上空不停地盘旋和低空侦察。
情况非常危急：这么多部队在公路上行军，如果被敌机轰炸，将遭受重大损失；可是如果躲躲藏藏，则会延误时间。危急情况下，113师副师长刘海清想出了一个大胆之计，部队干脆去掉伪装，在公路上大摇大摆行军，敌机来了，他们也不躲。美机果然受骗，以为下面正疾步快走的是“友军”南朝鲜部队，一次也没有轰炸。战士们情绪大为高涨，不顾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向着目标疾速猛进。
“美军的无线电侦听和测向技术是很先进的。如果他们发现了电波，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部队，那样就麻烦了。所以113师行军时也关闭了电台，这在军事上叫‘无线电静默’。”杨老解释说。
但是，另一方面，志愿军司令部也暂时没了这支先头部队的消息。这一段时间，也是彭德怀和几个副司令员最心焦的时候。“彭总和解方参谋长都蹲在电台那儿，跟电台台长一起听信号。结果113师插到三所里的时候，发了一个信号，也没说到了哪里，发来以后，通信处长一查坐标，结果已经到了三所里了。这个关键性的一招成功了，彭总才放了心。”
在焦灼不安中，11月28日早晨8点，一个令大家兴奋无比的消息传到司令部：113师无一人掉队，终于比撤退的敌人早5分钟插到三所里，关死了美军南逃的一道重要闸门。
“第二次战役打了以后，我们就已经把敌人打残了，他们已经退到‘三八线’以外，等于和我军一下脱离接触了。”杨凤安说，战役结束后，他陪同彭德怀，还专门到战场去看过。“1000多辆汽车，都在马路上，敌人的一些物资堆积得到处都是，那些都是缴获的战利品。”
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的战绩出乎很多人意料。此时，彭德怀希望暂停修整，但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要求彭德怀打过“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实际上比较勉强，但是又不得不打，打了以后向西前进，能进多远进多远。”志愿军和人民军按原定计划，出其不意地向“三八线”发起进攻。“结果一打，敌人这个部署犯了错误：南朝鲜的部队被放在第一防线，美军在第二线。南朝鲜军队非常怕志愿军，我们突破‘三八线’的时候，他们一看穿着解放鞋、吹着小号，知道是中国军队来了，吓得把武器装备都丢了往回跑，李奇微上去以后拦也拦不住，把美军的阵形全冲乱了，所以汉城他守不住了。我们是听到广播以后，说他撤到汉城，彭老总马上下令：夺取汉城！汉城有个大桥，李奇微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但老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往南跑，他在桥上堵也堵不住。我们一下子追他到北纬37度线，打到水原一线。”
正在军队向南乘胜追击时，彭德怀又一次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彭老总判断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准备在大田大丘一带建个防线，如果我们进到那里，战线就拉开好几百公里了，后边部队还都在西南、山东没上来呢。另外，美国的主力没有受什么损失，又占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如果再来个第二次仁川登陆，那我们比朝鲜人民军的失败还惨。”彭德怀的意见得到了志愿军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于是志愿军主力后撤到了汉城以北。
冲突
志愿军三战三捷、把“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和占领汉城的消息，让国内也欢欣鼓舞。那时候也渐渐出现一种论调：“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的”；乘胜追击，“把美国人赶下海”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彭德怀的决定，最大的质疑来自苏联人拉佐瓦耶夫。拉佐瓦耶夫曾是“二战”后期苏军进入朝鲜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的总顾问。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朝鲜开了个会，拉佐瓦耶夫在那儿就说，中国志愿军八大罪状，朝鲜的内务相朴一禹是从延安去的，他就把情况向彭老总讲了一下。”1951年1月5日，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在君子里召开——1950年12月，经金日成与彭德怀商议，志愿军司令部迁至君子里，成立了中朝联军司令部。金日成与朴宪永、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都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杨凤安曾多次陪同彭德怀多次会晤金日成，在他印象中，“两人关系很好”，彼此尊重，但是拉佐瓦耶夫的态度不一样。
杨凤安说，这次会上，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怀激烈争吵。“会议之前金日成、朴宪永、拉佐瓦耶夫谈这三次战役的问题，拉佐瓦耶夫的基本观点是，朝鲜战争可以速胜，说古今中外没有在胜利面前停止追击的，这是右倾。彭老总耐心地给他解释，说志愿军这个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弹药，有的连鞋子都没有，追敌人袜子都没有了……连续打了三次战役战斗力一直也没补上，有的连队100多人还剩50多个人，所以我们已经元气都要伤了，反复说明不能再继续追下去。这个拉佐瓦耶夫他就老摇头，就是听不进去这些理由。”
拉佐瓦耶夫一再坚持：“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甚至提出“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3个军向南进攻。”彭德怀说：“既然你们认为只要我军向南攻，美军就一定会退，我建议由仁川至襄阳以北的全部海岸线警戒和后方维护交通线，归中国志愿军担任。人民军第一、二、三、四、五等军团共12万人已休整两个月，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可继续向南前进。”
拉佐瓦耶夫等人说：“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则回答：“你们去试验试验，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拉佐瓦耶夫等立即表示：“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要付出好多万人的代价。”
杨凤安说，这时他看到，彭德怀很生气地大声说：“战争不是儿戏，不能拿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去赌博！就这样定了，不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杀我的头！”
会后，拉佐瓦耶夫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指责彭总“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彭总也把会谈情况发电报给了毛泽东。
“这种政治性的并且涉及国际关系的电报，一般是由我交给彭总看完后烧毁；彭老总发给毛主席的绝密电报，也是少数领导人阅后发走。”杨凤安回忆。可是这一封发给毛泽东的加急绝密电报，彭德怀却指示交给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阅。杜平看到电文最后一段文字写着：“目前朝鲜战场形势，志愿军不能乘胜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杜平把电报稿交给杨凤安说：“看来彭老总真火了，快点发出！”
“彭老总把这个原原本本的电报直译发给毛主席，实际是毛主席把电报转到斯大林那儿——电报里斯大林叫‘菲里波夫’，不是‘斯大林’，这些都是直译电报，只有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直译之后我应该负责烧掉，但最后我没烧我保存着，回国以后我交到保密局了。现在中央档案馆问：‘这些事情你怎么都知道？’我说这些东西都经过我的手，我怎么不知道？”
“斯大林立即回电给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东方战场今后一切听彭德怀的指挥，不准他再乱指手画脚。斯大林还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很快斯大林就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了。”
实际上，精明的李奇微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天到8天后自行停止，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他将志愿军的进攻称为“礼拜攻势”。他断定志愿军短期不可能发动进攻。“其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彭老总的判断：我们25日停止追击，27日美军就反攻，如果敌人要是被打得不行了，他能反攻么？”杨老说。
1950年2月20日，杨凤安随彭德怀专程回国，向毛泽东等人汇报朝鲜战况。当时毛泽东这样对彭德怀说：“在撤退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有意见，可以不必介意。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问题，按照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办。”杨凤安回忆，当时主席表了这个态，彭总十分高兴。他兴奋地说：“我回国要的就是主席这句话！”
遇险
自1950年入朝，一直到谈判结束后回国，杨凤安在彭德怀身边经过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回忆这段岁月，杨老的另一个感触是，自入朝第一天起，彭老总就始终处于各种危险之下，这也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解放战争后期基本上像这么高的指挥机关没什么危险”。
威胁最大的，是美国飞机的轰炸。杨凤安说，志愿军总部有几十部电台，每天都要发出各种信号，与北京、沈阳和各军、师联系，而美军的侦察技术非常先进，他们很快地能对电台进行测向、定位。所以这一带也是美军飞机频频光临处，由此志愿军的会议绝大多数都选在晚上开。
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是一个废弃的金矿。整个矿区空无一人，没有水，也没有电。彭德怀的办公室设在半山腰，是木板墙的房子，当初是矿山的调度室。每当敌机靠近的时候，办公室值班人员都劝彭德怀到山沟里隐蔽防空，但彭德怀仍在办公桌前坐着不动。“飞机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和老总说出去防空，可老总老说：没事，你们出去吧！他不动谁敢动啊，是不是？”杨凤安说。
第二次战役之前，敌机在大榆洞志愿军指挥部上空的侦察盘旋活动频繁。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白天、黑夜有时出现伪装成朝鲜老百姓的中年人，敌机来了则用发报机或信号弹指示目标。有一天，防空号又响了起来，接着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几架F-86战斗轰炸机一架跟着一架，从山那边飞过来。洪学智拉着彭德怀出了办公室。此时，第一架飞机开始俯冲扫射，彭德怀和洪学智刚走到山沟松树林边，第二架飞机又冲了过来，洪学智赶紧把彭德怀按在地上。飞机上打下一阵机关炮，打得前后左右都是烟尘，松枝也哗啦啦往下掉。
“敌人已经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指挥机关，但是并不确定是彭老总的指挥所。这一次袭击后，志愿军领导非常着急，以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专门讲了彭总的安全问题。”杨凤安回忆，当时中央军委当即回电：“志愿军总部要注意防空，进入隐蔽部，对彭德怀的安全问题，责成志愿军党委负责。”
11月24日夜，志愿军党委几个常委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彭德怀的安全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会议决定，机关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参谋长解方就告诉我们统统要隐蔽，谁也不能出来。山下边有下水道，上边有很多洋灰盖，我们就钻那里头去，谁也不让到房子里待着。”刘祥回忆。
在这个会上，大家决定，彭德怀的安全由洪学智负责。所以第二天一早，洪学智就来到彭德怀办公室，要他到半山腰上一个山洞去办公。“但彭总很犟，坚决不走。”杨凤安回忆。“洪副司令见劝说无用，也不顾彭总在发脾气，就死乞白赖地把彭总拉出门，他还喊我和警卫员，让我们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这些办公用品一起拿到洞里。”这个自然洞离作战室不到200米，只能容纳三四个人。邓华副司令早已等在那里，3个人就地在防空洞里研究起了战况。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已经9点多了，彭总着急啊，他想知道第二次战役前面情况怎么样了。我说我去看一看，我就朝办公室那个方向走。我走到还没有进办公室门，我就看见两架B-26轰炸机，朝着办公室上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我以为它们是轰炸完新义州要回去了。”
杨凤安进了办公室，里面有4个人：成普、徐亩元、毛岸英和高瑞欣。
到了朝鲜战场后，毛岸英的正式身份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志愿军总部成立党小组时，毛岸英被推举为党小组长。杨凤安说，平时大家都非常关照毛岸英，“他没有作战任务，平时我们也不叫他值班”，只有苏联的拉佐瓦耶夫来的时候，他帮助做些俄文翻译。但是毛岸英非常积极，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毛岸英的级别不够，没有呢子大衣，杨凤安说他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给了毛岸英。毛岸英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杨凤安的这件大衣。
一件小事，则使毛岸英给刘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机关办公室在山上，伙房在山下，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饭菜都由警卫和司机从山下往山上送。“用水也是，我们从一里外的河沟里两人一桶往山上抬，走在坡陡石头多的小路上左摇右晃，满满的一桶水到了山上也基本上只剩下半桶了。”十几人抬一趟水，也只够大家洗脸刷牙勉强使用一早晨。“别人洗漱提桶就倒一大盆，洗完脸咣当一下子倒掉，他呢，每次用牙缸从水桶里舀出来，用一点倒毛巾上擦脸，再用剩下的水刷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觉得，毛翻译这人不错，真体贴人。”
高瑞欣是西北人，19日才到的朝鲜战场。“刚来的时候没让他参加工作，先让他熟悉情况，25日那天他刚刚开始做准备工作。”杨凤安说，“山上有个大洞，是志愿军政治部的地方，我们和毛岸英本来是作战部门的，为了安全，也到那去睡觉。我们一般都是太阳出来之前吃早饭。他们昨天睡得晚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还没过来，等到了9点多钟到办公室来，饭菜早凉了，所以他们俩就围着火炉热饭吃。”
杨凤安问正在作战室值班的成普和徐亩元，有什么情况，两人说没什么变化。“我问了问情况，说了句：‘你们注意防空啊！’然后准备回去再向彭总汇报。一开房门，我一看敌人飞机又飞回来了，好几架，我就大叫一声：‘不好，快跑！飞机来了！’”
此时，几十枚汽油弹已经离开机舱向下坠落。“解放战争时我从没看见过这东西，我心说这是什么呀？”初到朝鲜战场的杨凤安对这种武器还很陌生，而对19岁的刘祥来说，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好奇多于恐惧，他非要出去看看飞机轰炸的情景。眼前的景象让他终身难忘：“地下天上全是火啊，没有不烧着的房子。连铁路的轨道全都是火。我说这是啥家伙呀？后来说是个凝固汽油弹。”
此时，彭德怀办公室及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成普、徐亩元以及两个警卫员从火海里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杨凤安急速跑到彭德怀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听后就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许久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缓来到出事现场。两具遗体已完全被烧焦，无法辨认。最终凭着一个手表和一支手枪(毛岸英回国时由斯大林赠送的)才确认出毛岸英。
“中午饭大家都没有吃。他后来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亲拟了一份电报，发回国内。”傍晚，他与工作人员来到毛岸英墓前哀悼。他缓缓地说：“毛岸英同志是向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是一个好苗子。”又说，“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大家都黯然落泪。
“这天晚上，所有工作人员都搬到山洞里去了。彭总也没吃晚饭，不说话，一宿都在山洞里面走来走去。”
1951年2月，彭德怀从朝鲜回京述职时，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对毛岸英的死做了检讨。毛泽东说：战场上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当彭德怀问及岸英的遗体是否运回国内，没等彭总说完，毛泽东摆手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岸英与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千百万英雄儿女一起埋在朝鲜的国土上。杨凤安说，毛岸英原来牺牲的时候，把他已烧得焦黑的遗体用木板钉起来，“大榆洞北边有个自然洞，就把他放在那儿了”。1954年，毛岸英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中，他也永远地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志愿军总部搬了几次家，先是在大榆洞，后来又到德川以南的北仓里，接着又转移到君子里，又从君子里前移到上甘岭。后来为了安全考虑，又从上甘岭往北撤到伊川以北的空司洞，包括最后的桧仓，杨凤安解释说，朝鲜的金矿洞非常多。因为这里好防空，所以志愿军总部进到朝鲜以后，都是住的金矿洞。
可是就在搬往空司洞的当天，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的人，又有了一次生死历险。“那一天黄昏，两架敌机发现了有人在山下往山上洞里来来回回地搬桌凳，它们就俯冲扫射，又投下两枚炸弹，盘旋了两圈后才离开。”
毫无疑问，志愿军领导机关目标已经暴露。总部首长判断敌机明天早上肯定还会来轰炸，于是趁天亮之前把办公室的人员都叫了起来，但是没惊动凌晨2点才休息的彭德怀，想让他再多睡一会。
不一会儿，就听到敌机的隆隆声向这个方向飞来。杨凤安大叫一声：“警卫员，赶快叫彭总起床！”这时第一架敌机已经俯冲扫射，杨凤安说他跑进屋，伸手把彭德怀拉了起来。彭德怀刚离开，他睡的行军床就被打了几个洞——这个行军床后来被送到国内，还在军事博物馆展览过。彭德怀刚一出门，第二架敌机又俯冲过来。杨凤安说他用半边身子把彭德怀掩在底下，所幸两人毫发未伤。可是彭德怀住的地方已几处起火。
杨凤安说，当天原本安排邓华靠近彭德怀办公室住，因为邓华在下半夜才到，怕惊动彭老总，就搬了张行军床，和洪学智挤在一个朝鲜老百姓的屋里住下。当敌机飞来的时候，洪学智被惊醒了，他朝邓华大吼一声：“飞机朝这边来了！”可是邓华还在熟睡中。洪学智一下子把他的行军床掀翻了，拉着邓华就往外跑。洪学智的腿被撞肿了，邓华和警卫员搀扶着他，跑到屋旁的一条小山沟里。刚进山沟，敌机的火箭弹就发射了，之后又超低空飞来，扫射一阵扬长而去。
敌机走后，大家看到彭德怀房子已被打坏，而他躲进去的防空洞门口的草袋子上面，竟然有70多个子弹眼！再看洪学智和邓华的房子，邓华的行军床也有好几个洞。
彭德怀之怒
在朝鲜战场，彭德怀有几次著名的发火。
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发怒就是批评38军军长梁兴初。杨凤安介绍说，38军在28日进至熙川时，南朝鲜部队的两个团此时已被截断了退路。“敌人撤到青川江以南，我们在青川江以北，那时候叫38军插到青川江以南去，这样可以把青川江以北的敌人都消灭了”。可是，38军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到一个消息，称那里有一个装备好、火力强的美国“黑人团”，所以没敢贸然行动，结果一直等到29日黄昏才开始攻击，等他们打下熙川后，发现并无“黑人团”，南朝鲜第8师已于当日凌晨撤离熙川，逃得无影无踪。
11月13日，在志愿军作战第一次总结大会上，彭德怀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用手掌猛地向桌子一击，大吼一声：“梁兴初！”然后高声质问梁兴初为什么不敢前插进去。彭德怀越说越生气，最后大声说：“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会场上鸦雀无声。
38军是红军第三军团一个师的老底子发展起来的，一直打得很好。梁兴初也是历来以打恶战而闻名，这一次没想到却被点名批评，面子上很挂不住。从作战室走出来的杨凤安说他看到了正在郁闷的梁兴初，拉他进了食堂。“其实彭老总这么骂他，也是因为跟他很熟。”杨凤安说。
第二次战役中，彭德怀把从侧翼进攻、然后切断敌人退路“关门按闸”的任务交给38军。38军不负重托，圆满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12月1日凌晨，彭德怀在办公室看着前方的战报，满脸笑容。他让杨凤安把纸笔准备好，他拿起笔亲自起草了给38军的嘉奖令。杨凤安准备发出电报时，彭德怀又叫住了他，在嘉奖令上又写了一行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万岁军”的威名从此传了出来。以至于后来梁兴初回国后，毛泽东接见他时开口便赞道：“久仰，久仰，万岁军军长！”
“还有个故事：在大洞附近有志愿军后勤部的一个医院。有一天，我们在司令部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急，说‘不行啊，有敌人啊，还是大鼻子！’我们奇怪，因为前边20公里，是66军守着龟城。一个军在那，敌人怎么过去的？我们不信，他说‘不信不行！’电话也扔下了，看来非常急，可能是敌人真的进了村了。”
“我们赶紧打电话告诉给66军，说敌人怎么过去的？过去以后你别叫他回来，把他堵住。结果敌人过去后发现后边有个军，又撤回来了。后来彭总就发火：‘哪有这么打仗的！敌人在你们眼皮底下，怎么进去、怎么退出来的，都毫不知道，打了一个糊涂仗。你说作为指挥员，他着急不着急？所以第一次总结会，点了38军，也点了66军的名。”杨凤安回忆。
1951年2月，彭德怀回国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期间，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开会讨论志愿军的后勤供给问题。彭德怀在会上提出，希望国内各行各业都要全力支援，特别是空军和高射炮应尽快入朝参战。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的发怒，令居仁堂里气氛肃然。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要求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此后，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缓解了志愿军的断粮之苦。
第五次战役中，5月25日第三兵团位置偏后的180师抢渡过北汉江后，被美军机械化部队隔离在汉江以北，同军部失去了联系。彭德怀得到报告后，立即电令第三兵团速派60军181师和179师前去救援，但是还是有数千人没有突围出来，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惨烈的故事。
“180师的主要问题是惊慌失措，敌人插到他们后边后，利用公路，还有空隙，晚上完全可以撤，但是他们被包围后，把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和外界三天联系不上。这个麻烦就大了。最后他们搞了个分散突围——这不是抗日战争时期，你在国内分散突围，到哪个村都有老百姓掩护你，在朝鲜那个地方荒无人烟的，语言也不通，分散突围能成么？实际上突围出来的有几千人，损失了几千人。但是你又想，为什么师长团长出来了，部队出不来？……我们那时候在指挥所里都急得不行。”提起180师的结局，杨凤安老人至今仍觉得痛心不已。“但是也不能说它全军覆没。”他又强调了这一点。
在后来这次战役的总结会上，彭德怀在讲到第180师损失情况时，再一次发怒。他在大会上，点名让60军军长韦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高喊：“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敌人的坦克、汽车沿公路从180师前面过去了，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有敌人，后面也没敌人，部队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围出来嘛！哪有这样惊慌失措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事后不久，第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惩处。
彭德怀的另一面
1952年初，彭德怀的脸上长了一个小肉瘤，越来越疼。大家很担心，就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再催促下，1952年的4月，彭德怀回到北京，到医院检查不是恶性瘤，很快就可以好了，就留下管军委的日常工作。8月，彭德怀和金日成作为斯大林的客人，还前往莫斯科访问，斯大林还赠送给彭德怀一辆“吉姆”轿车，以示友谊。
但是此时的彭德怀仍然担负着志愿军司令兼政委的角色。到了金城反击战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到朝鲜战场上。“彭总当时是在平壤，说再给李承晚一个惩罚，要歼灭他1.5万人。实际上这一仗，是歼灭了他7万多人，超过预计的5倍。打完了这仗以后，不但李承晚老实了，美国也老实了。在谈判桌上，我们提出什么条件来，他们都同意。”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签字的日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板门店，也成了世界的焦点。“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最后签字的时候，有记者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了很经典的一句话：“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彭老总在签字的时候，也发表了发自肺腑的感言，他说我们在战场上正准备就绪，还没有给敌人很大的杀伤就停止了，感觉可惜。但是为了和平为了人民，我这个字还是要签的。”杨凤安说：“要签字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是争取主动的，装备供应都改善了，阵地各方面也主动了，过去没有飞机，那时候飞机也出动了，平壤以北已是我们的天下了。”
有关彭德怀的文章或回忆录中，绝大多数都会描述甚至渲染他的火暴脾气。对此，杨凤安是这样回答的：“很多人都对彭老总有误解，彭老总是很严肃，因为他对党对人民负责，他考虑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实际上他没有什么脾气，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怕他，也没什么可怕的。”
杨凤安说，彭老总的一个特点是，“对高级干部要求严”。“他经常说，你军长是干什么的？指挥千军万马啊！你一失误就千万人头落地，人家做父母的把年轻的娃娃交给你，你应该负责，打仗时少受损失，好给党、给国家、给人家父母有交代。”他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本来可以完成的，却没有完成，而且伤亡了，他就要发火。但是他交给你的任务，你经过各方面努力，实在办不到，他不但不追查下边，而且会主动承担责任。解放战争时期打榆林，打了几年没攻下来，他主动去做检讨。
在杨凤安眼里，一向行事磊落的彭德怀也毫不贪功。1951年10月23日，朝鲜为纪念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起初彭德怀坚辞不要。后来中央军委来电报，要他接受勋章，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授勋仪式后，他说：这勋章第一应授给高麻子(高岗)，高岗那时候在东北啊，负责从国内往前线运物资，能保障成那样就不简单了。第二应该给洪麻子(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想尽办法支援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为什么彭老总在朝鲜战场上的照片见不到几张？他看到你拍他骂啊！他真骂得特厉害！他说：‘照什么照，六斤小米呢！’”刘祥回忆。
在刘祥看来，表面上脾气火暴的彭德怀，其实有颗柔软而悲悯的心，特别是对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入朝第二年冬天特别冷，慰问团专门给彭德怀送了双皮面加毡垫的皮毡靴。看到刘祥每次开车外出，两脚冻得乱跺，彭德怀对他说：“小刘，这双毡靴我穿不惯，你就穿它开车吧！”刘祥赶忙推辞。彭德怀板起脸：“叫你穿，你就穿！”那双大皮靴陪着刘祥走过寒冷的朝鲜岁月。
谈判不久的一天，杨凤安让刘祥和警卫排的一个人回北京取绝密材料。彭德怀知道刘祥的家就在北京附近的三河，特地让杨凤安转告刘祥回家看看，还给他备了一盒人参和几十块钱，而人参是金日成赠给彭德怀保养身体的。接过礼物，刘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1951年11月底的一天，洪学智告诉杨凤安：“今天有贵宾来咱们这里，你安排一顿湖南饭菜。”杨凤安不禁好奇地问：“贵宾是谁啊，还要由你洪副司令亲自布置？”洪学智笑笑回答：“你别管那么细了，安排好了你自然就知道了。”他还特别嘱咐杨凤安别惊动彭总。
饭菜准备好了，杨凤安来到作战室找到彭德怀，告诉他洪学智请他到山边办公室去，有事商量。到了办公室后，彭德怀看见桌子上摆了腊肉、辣子鱼等几个湖南菜，还有点纳闷；又看见陈赓、邓华、洪学智等人都在这里，他更奇怪了：“今天有什么喜事？”
洪学智笑着说：“有贵宾到。”彭德怀说：“洪大个儿，你又开玩笑了，哪来的贵宾，我怎么不知道？”洪学智又笑着回答：“你一见面就知道了，还是你很熟悉的贵宾呢！”陈赓、邓华等人也跟着笑。
这时候，杨凤安把“贵宾”带了出来——原来是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她穿着一件棉布大衣，微笑着走进来。“彭老总见到浦安修，特别高兴，他赶紧站了起来，连声说：你来了？真没想到贵宾是你……浦安修笑笑说：准许你来就不许我来？”杨凤安回忆，两人的相见为战时的气氛增加了几抹暖色。
原来，当时陕西省委派一批人到东北参观工业建设，学习东北经济建设的经验。在陕西咸阳棉纺织厂当党委书记的浦安修正好在参观团里。在沈阳、鞍山参观完之后，代总长聂荣臻给洪学智打了电话，让他安排浦安修到朝鲜探望一下。这样浦安修先到了丹东，然后洪学智派车把浦安修接到了朝鲜桧仓。浦安修在朝鲜住了一个星期后回国了。
在杨凤安去东北与彭德怀会合前，浦安修告诉杨凤安，彭总已经50多岁了，而且还患有直肠溃疡病，经常大便出血；特地叮嘱杨凤安一定要照顾好彭老总。“如果没有政治运动，他俩应该是很好的。”杨凤安感慨地说。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刘祥仍然给彭德怀当司机，一直到1956年离开。这6年，他和彭老总结下特殊的情谊。1959年，还在部队的刘祥到彭德怀家里看望他。“他坐在我对面，跟我说了(庐山)会议的情况，说有人说他是‘造反分子’，反党反毛主席，我‘腾’地一下就起来了，说‘不对’！”朴实的刘祥激动地说，“咱们在朝鲜那么远都不反，现在跑这儿来反来了！”彭德怀只是劝他不要激动。“他最后说：以后你就不要到我这儿来了，对你不好。我说没关系；他说：我不让你来，你就别来，好不好？”彭德怀让秘书给刘祥看了看他写给毛泽东的信，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可是刘祥仍然不愿接受。彭德怀搬到挂甲屯之后，刘祥照例去看他，彭德怀说：“我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刘祥回答：“我不怕，大不了回家种地。”“就留下来吃饭，这时候浦安修还在。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不见浦安修了，哎呀我这心里……饭就没吃好。”
刘祥说，彭德怀去世后，他与浦安修仍时常见面，有一次酒醉之后，他对浦安修说：“老总对你多好啊，你不该离开彭老总……”酒醒之后，刘祥自觉失言，但浦安修并没有责怪他，还时常到刘祥简陋的家里做客。
75岁的袁冬林是浦安修二姐浦熙修的女儿。1959年之后，她曾在小姨浦安修家暂住过一段，和姨夫彭德怀也有了很多交流。“那时候全国人民都知道金日成给他颁了一枚勋章，我到他家里后就跟他要看，他不给。他说，这个勋章不是授给我的，是给全体志愿军战士的。我听到这句话特别震动。”
彭德怀还告诉袁冬林，有一次他到四川去看望安置在那里的志愿军战士，其中很多是残疾军人，可是他们还是意志坚强地生活着，而且排练了很多节目表演给彭德怀看。“他告诉我，他看到那些人表演节目，难过极了，眼泪都流了出来，因为太难受，所以他借故离开了……”■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彭德怀》画册)
抗美援朝战场的统帅和将领
(中国人民志愿军)
彭德怀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955年元帅
在非常仓促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功成名就时，临危受命，出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显示出这位元帅的英雄本色。这位志愿军统帅随第一批部队进入朝鲜，甚至深入到和北进“联合国军”队交织在一起的前沿。在与最高统帅对战争判断不完全一致时，他敢于顶住压力，回国陈述前线难以想象的困难，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了解战局，逐渐调整了战略意图，扭转了五次战役后期的不利局面。
邓华
志愿军副司令 13兵团司令员 1955年上将
邓华本是第15兵团司令员。在中央军委决定派遣军委战略预备队13兵团首批入朝参战的同时，将15兵团和13兵团司令部对调，以邓华为13兵团司令员，下辖38、39、40、42师及3个炮兵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随第一批部队入朝时尚未建立志愿军司令部，遂以13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邓华此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宋时轮
第9兵团司令员 1955年上将
担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三野战军重要将领。朝鲜战争爆发前，第9兵团曾作为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第一批主战部队。宋时轮在出战前意识到后勤的困难，但由于出兵紧迫，加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力有限，最终二次战役结束前9兵团一直未能解决后勤补给问题。该兵团在盖马高原极度寒冷的山地击退了美军陆战1师，但也蒙受了惊人的非战斗伤亡，长津湖战役后休整达5个月之久。在第五次战役中，9兵团重新参战，成为突击到战线最南端的部队。
抗美援朝战场的统帅和将领
麦克阿瑟
远东美军总司令、“联合国军”司令，五星上将
朝鲜半岛就是麦克阿瑟人生的分水岭。如果说釜山战役是起点，仁川登陆到达高潮，接近鸭绿江时的那个“圣诞节回家过节”的承诺是巅峰，到战争还没结束，这位“不死的老兵”的个人演出便提前落幕。所有美军高级将领都认同仁川登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冒险，只有1∶5000的胜利可能，但麦克阿瑟不但成功说服了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果真一举改变了朝鲜半岛战局。但这位伟大的军人却把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倾泻在政治上，狂热地试图把朝鲜战争引发为“一场与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决战”。他的桀骜不驯最终只能导致杜鲁门突然将其撤职。
李奇微
远东美军总司令、“联合国军”司令 四星上将
李奇微或许没有麦克阿瑟那样辉煌的军事生涯，但他和麦克阿瑟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战术天才。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的意外身亡让志愿军有了他这个更难对付的对手。通过对三次战役的分析，他发现了志愿军进攻持续力薄弱的特点。砥平里战役后他意识到，志愿军因火力贫弱导致攻坚能力不强。针对志愿军的弱点，他制定了所谓“磁性战术”，策划多次大规模反攻，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给志愿军带来了重大伤亡。军事史学家大多认为，是李奇微把第8集团军从失败、濒临崩溃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并最终阻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势。
沃克
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 陆军中将
沃克在釜山防御战中的顽强因为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而被人遗忘殆尽。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他在志愿军发起战役后，命令第8集团军迅速撤军。西方战史说，由于沃克下令撤退的速度过快，以至于第8集团军被认为已经溃败。李奇微认为，沃克之所以没有获得更大的声名，是因为麦克阿瑟爱慕虚名，“他不断地追求或接受本不该属于他的功名荣誉”。在麦克阿瑟眼里，沃克是个胆小和过度谨慎的人，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显示，这位前巴顿将军的手下是一位勇敢尽责、战场感觉敏锐的军人。正是他下令迅速撤军，才挽救了美军的有生力量。
范弗里特
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 四星上将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阵地战中，范弗里特以进攻前极为夸张惊人的火力准备，被媒体发明了一个词：“范弗里特的弹药量。”但这被美国人都认为过度浪费的火力并未能给他带来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看来《时代》记者波茨对他的评价颇为中肯：李奇微(此时任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范弗里特(此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迥然不同，“李奇微是一位温文尔雅而又精干的陆军将领，命中注定要高升。范弗里特性情温和，不装腔作势却很强悍，但不是一个能扭转乾坤的人”。
迥异的战争
主笔 李菁
“朝鲜战争完全是一场现代化战争，美国人除了原子弹没使以外，所有技术兵器都用到了朝鲜战场。”杨凤安说。
“打解放战争，国民党也没有强大的空军，基本上我们不用怕。可是到了朝鲜，美军天天轰炸，白天我们基本不敢活动，躲在潮湿的洞里，到朝鲜没一周，身上就长满了虱子。白花花的，用手一拨就下来，浑身刺痒得难受。没有好办法，大家就用开水烫衣服。解放战争时，每天的饭基本是可以保证的，但是在这里，吃饭都是问题。大家在出太阳前就得把饭吃完，等太阳落山后才能吃上下一顿。为什么呢？因为美军飞机一发现哪里有烟升起来，马上就来轰炸。”
杨凤安说，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蒋介石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武器炸药，我们都缴获了可以用。”可是在朝鲜战场，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技术人员不够，“缴获的战利品有个别的可以用上，但大部分不能用”。杨老回忆，敌人逃跑后丢掉了很多武器装备，“有时候甚至丢掉上千辆汽车，都很新的。但是我们没带那么多司机，有汽车也开不出来，一小时以后，飞机来了，把这些汽车全炸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经常说‘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走到哪儿有哪儿的人民支援。所以军队可以就地补给，到哪个地方就可以就地筹划粮食。抗美援朝可不一样，一切物资都靠国内运过去。”此外，异国作战，兵员补充也是个问题，“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
杨凤安说，对于跨出国门作战的志愿军来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后勤补给。“美军在朝鲜战场一共投入了1100多架飞机，志愿军入朝时一共有1300多辆运输车，第一个星期就损失了1/6，其中82.5%是被炸毁的。”第四次战役开始时，美军的参战飞机由1100架增加到了1700架，由对后方的普遍轰炸转到重点破坏我们的运输线，所以志愿军的车辆和物资损失更为严重。
“在东线作战的是来自华东的部队，他们穿的是南方的棉衣，1斤半棉花做的，北方的棉衣是3斤半棉花，他们还没来得及换装，戴着大檐帽就进朝鲜了，一下子就是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在雪地里推进的速度很快，出一身汗，然后在雪地里趴下隐蔽，一躺一身冰，躺下就起不来了，甚至有的整个一个连趴那就没起来。我们去看，他们还保持着一个战斗队形……”说起来，杨凤安有些哽咽，“那次战役伤亡了4万人，其中冻伤的就将近2万人。”因为冻伤，不少人的腿不得不被锯掉，所以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残疾军人也非常多。
杨老说，1951年4月8日，美军轰炸了三登车站，“一下子炸掉了我们40万套单衣；国内补给又供不上，结果东线作战的部队到了6月份还穿着棉衣，怎么穿呢，就把棉花掏出来穿‘壳’，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有这样的经历”。
“当时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经常发生，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了夜盲症。本来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但是供应不上，影响了战役的发展。我们行军都是带着干粮带着炒面，也只能吃7天，所以打到第四天，都得考虑怎样往回收，再继续发展，弹药都打尽了，也没有吃的了。如果我们供应条件好，每次战役的胜利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抗美援朝跟解放战争大不一样，部队打得非常艰苦，有的战士牺牲时还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拿手榴弹把敌人砸得脑浆迸裂，还有的战士和敌人抱在一起，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手都扒不开，现在想起来，我心里一直都挺难过的……”88岁的老人红了眼圈。
“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
72岁的彭钢不但外形与伯父彭德怀相像，连性格、脾气都继承了伯父的正直和刚烈。当年，彭钢从一名技术骨干转入政工，曾先后出任总后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总政纪检部副部长、部长，一直到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1991年6月27日，彭钢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成为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第9位女将军。
彭钢是彭德怀最宠爱的侄女，也是与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尽管对于伯父抗美援朝的记忆，彭钢是零散而模糊的；但是那些碎片背后，依然映照出其伯父坦荡、无私、无畏的伟大人格。
主笔◎李菁
出征前的团聚
1950年10月初的一天，正在华北小学读书的彭钢得到通知：伯父彭德怀到北京出差了，要她到北京饭店见一面。
“那时伯父还在西北工作，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北京饭店。”彭钢回忆，那一天，彭钢和哥哥、姐姐们都聚在一起，把本来宽敞的房间挤得热热闹闹的。彭德怀看见这些活泼的孩子们，非常高兴。“他问我们要什么东西，我说：‘不要，学校里有，什么都发。’伯父说：也许我很长时间都不会过来，我说反正你总要来开会的，我也不需要什么东西。后来伯父就给我们买了铅笔、本子之类的东西。”
彭钢还记得那天是星期六，3个哥哥还要回学校。“学校有活动，他们要表演叠罗汉，所以我和两个堂姐就住在了北京饭店。”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告诉孩子们，自己要去西郊机场，可以顺路把她们送到学校。彭钢于是坐上了伯父的车。到了校门口，女孩子们下了车。彭德怀挥了挥手，简单说了句：“那你们回学校吧，我有事走了。”
12岁的彭钢那时并不知道，刚刚告别戎马生涯的伯父，马上要奔赴另一个特殊的战场。过了一段时间，彭钢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字眼，才恍然明白了伯父此次告别的目的。“但是也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我们同学大部分都是类似身份，也都习以为常，没什么稀罕”。少年彭钢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读书的机会难得，所以在学习上很用功。因为伯父就是她心目中的家长，所以每年学校的成绩单，她也寄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
彭钢记得，抗美援朝中，伯父回来了一次，又把几个孩子接到了他暂住的北京饭店。“我记得伯父塞给了我一点钱，虽然不多，但我也没地方放，所以就交给我的老师保管。”几天后，学校校长在路上碰到彭钢，问：“你伯父是不是回来了？”彭钢矢口否认。校长又问：“那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彭钢说是自己原来就有的。“伯父回来时，虽然没有完全嘱咐我什么，只是说他有事回来，不要跟同学讲，但我心中有一个概念：就是要保密。”
彭钢是彭氏家族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1940年8月20日，彭钢的父亲、彭德怀的三弟彭荣华在家乡被国民党杀害。“父亲牺牲时，我不到3岁，所以对父亲没有印象。”不久，彭德怀的二弟彭金华也被害。彭钢有记忆的是以后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情况危急的时候，也不敢去老百姓家，怕连累人家，我和姐姐有时候还会在坟地里过夜。从小，我妈就对我说，千万不能说自己姓彭。我们周围姓胡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就说自己姓胡。”
“1949年，当时湖南还没有完全解放，武汉市委书记吴德峰是伯父的老部下，他把我们从湖南接了出来。当时时局太乱，也走不了，我们就先在部队里待着。”为了安全起见，彭家的孩子也被告知，不要说湖南话，免得被人听出来。周围的人都以为他们是福建人，也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1950年寒假，彭钢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转到北京，彭钢随后就读华北小学。
其实也就是赴朝作战的半年前，彭德怀才与他的侄子侄女们相见。
“我记得是1950年的4月，伯父来北京开会，把我们也接到北京饭店。我们去的时候他不在，我们刚从乡下出来，觉得什么都新鲜，坐电梯，还傻乎乎地说，怎么一下子就上来了？在房间里我看见沙发旁边有一个按钮就老是摁，后来服务生过来问我有什么事，说没事别按那个叫人的按钮……”彭钢微笑着回忆。
当晚，彭德怀留彭钢等侄子侄女住在北京饭店。为了节省开支，彭德怀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除我之外，还有我一个堂姐、一个堂哥，加上我二姐、二哥、三哥，一共6个人，在地上睡成一排。”早上起来，彭钢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被抱到了床上睡觉。
那一天，彭德怀还招待这些孩子们吃了顿西式早餐，说给他们开开“洋荤”。但是大家好像并不领情，“过了好些年我还对伯父说，你请我吃的什么东西？这半生不熟的鸡蛋就给我们吃？！”
虽然这是彭钢第一次见到彭德怀，但是她对自己这位赫赫有名的伯父并不陌生。“从我懂事起，家里的祖坟被挖过好几次，一次是1928年平江起义以后，一次是我父亲牺牲后。我渐渐知道，我们家的很多事情，都跟我伯父有关系，所以在我心目中伯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战争记忆
1952年，彭德怀前额左眉上方长了一个肉瘤。毛泽东和周恩来要他尽快回国治疗，不久，彭德怀回到国内，以“农业大学王校长”的名义住进北京医院做手术。出院后，彭德怀要求尽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之后彭德怀在那里有了难得安定的7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伯父去板门店签字了，我后来也一直从报纸的新闻上关注着他的行踪。”1953年8月11日上午9点，彭德怀的专列缓缓驶入位于前门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悬挂着红色的大字横幅：“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胜利归国。”“那天气氛特别好，我坐在车里看见了他，给他做了个鬼脸。”彭钢笑着回忆。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随后任国防部长。彭钢在当年也进入师大女附中读书。因为彭德怀的爱人浦安修经常出差，家里有些冷清，彭德怀就让彭钢每天走读，住在他身边。
彭钢说，自己的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从小带大的，感情比较深，而母亲是童养媳，很早就嫁到彭家，又生了孩子，彭德怀经常打趣说：大孩子抱着小孩子，所以彭德怀对彭钢这个最小的侄女也格外宠爱。
随着跟伯父的交往多起来，彭钢说她也随便了许多。有一次谈起抗美援朝。彭钢问伯父：“当初派你去抗美援朝打美国，你有把握吗？”彭德怀说：“谁有把握啊？当时没跟美国接触过，什么都不知道，知己知彼才行啊。打了第一场遭遇战之后，我心里才有底。”
还有一次，彭钢好奇地问伯父：“人家说在朝鲜战场上，一个师的指挥调动，都得经过毛主席，是不是这样的？”彭德怀有些不解地看着她说：“你怎么提这种问题？”彭钢说：“我听说的呀！”彭德怀说：“你自己动动脑子想一想，前线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都请示完了以后再指挥，我这个仗怎么打？”
因为工作关系，彭钢后来和洪学智接触较多。洪学智是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搭档，他告诉彭钢，自己当年怎样救了彭德怀一命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刚把大伯‘揪’出去，敌机就来扫射，他的帽子和行军床都被敌人打了很多洞。”
洪学智还给彭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五次战役前一天，洪学智等几个副司令和彭德怀一起吃饭。这时彭德怀收到60军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是有些部队已断粮，有的部队在用毛巾和其他日用品换朝鲜当地老百姓的小鸡、酸菜吃。
彭德怀看完电报，脸色变了，把筷子一摔，饭也不吃了，说：“老洪，你怎么搞的，这个仗还怎么打？部队战士没饭吃，饿肚子，我们这个饭还吃得下去吗？”负责后勤的洪学智说：“前几天才给60军运了几十吨粮过去，现在起码还有几吨粮，够三到五天的。”彭德怀不信，非要派人到60军亲自调查核实，一顿饭就这样不欢而散。
原来60军还有几天的粮食，但是到了驻地后，有战士用毛巾之类的日用品换老百姓的小鸡、酸菜吃，政委袁子钦怕违反纪律，所以才起草了这份电报汇报。结果没把问题说清楚，白惹得彭老总发了顿火。知道真实情况后，第二天早上吃饭时候，彭德怀对洪学智说：“老洪啊，还是你了解情况，昨天我发脾气，我不对。”
洪学智告诉彭钢：“老总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他是担心战士吃不上饭才发火的；而且敢于承认错误。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我们特别佩服彭老总这一点。”
“五次战役打得不好，他对下面的人说：‘我没有完全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本应该取得比这个大得多的胜利，但是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有勇气、有胸怀承认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非常坦荡。”在彭钢眼里，生活中的伯父亦是如此。
有一天，彭钢同伯父聊起李世民的话题，她直截了当地问：“李世民倒是不错，能够听不同人的意见。人家能闻过则喜、接受批评，你能不能做到？”彭德怀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说：“‘闻过则喜’我还做不到，但我可以‘闻过不怒’。如果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就会不吭气，默默改正的。”
后来，彭德怀还真为了一件小事向侄女道歉。“有一次，我妈来看我，伯父跟我妈妈说小兔花钱多了。我很生气。我跟他说：‘你不是说过批评人要当面吗？有什么说什么，你怎么跟我妈说，不跟我说呢？’后来我告诉他我买了什么东西，我一分钱也没有乱花。好几天我也不理他。最后伯父说，那我不了解情况，我错了还不行？你不能不理我。”想起这段往事，彭钢也有点内疚：“我那时虽然有20多岁了，其实也不懂事，再加上从小他们惯着我，后来我也后悔，我当初干吗那样，在那种环境下让他那么为难……”
战争幸存者
“伯父常常对我说，‘我只是一个幸存者。多少人都在我面前倒下去了，我却还活着。’”彭钢说，戎马一生的伯父对于战争，回忆得并不多。偶尔提及，也更多是讲那些普普通通的战士们为胜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他跟我讲过朝鲜战场上的残酷，有的志愿军战士是饿死的，有的是腿被冻伤，只好把腿锯掉。”彭钢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伯父会秉笔上书的原因，“只要一看到人民挨饿，他就难受。他说我知道挨饿的滋味，那会饿死人的”。
因为知道战士们所受的苦，所以彭德怀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又发了一次怒。“那一次，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主持讨论怎样支持抗美援朝的问题。当时各个部门，什么轻工业部、农业部，都强调困难。伯父说，他当时的确拍了桌子。他说，你们都说困难，就是我们志愿军不困难。这些志愿军不是战死的，有的是被冻死、饿死的，人都是有父母的，我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志愿军的父母及家属交代！伯父这一怒，后来才有周恩来、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带头为志愿军炒面支援前线的事。”彭钢说。
彭德怀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都是生命，谁家的儿子不重要？谁家老百姓的孩子送来当兵不应该受到保护？他也经常跟彭钢说：“每一次战役之前，我都要左讨论右讨论，征求下面的意见，考虑得非常细。”战争当然是要牺牲人的，但是无畏的牺牲、不必要的牺牲是要避免的。
当年跟毛岸英一同被炸死的，还有一位是刚到朝鲜战场没几天的高瑞欣。彭钢回忆，伯父有一次提到高瑞欣，说他刚结婚没多久，老婆已怀上了孩子，可孩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伯父愧疚地说：“高瑞欣是我从西北带过来的，可惜了。要不是我带他出来，他也不会死。”
1959年9月30日，建国10周年大庆前夕，彭德怀离开了中南海，在清冷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开始了他另一种生活。这一年，彭钢考上了西安电讯工程学院。临行前，彭德怀拎出一个黄色的小皮箱说：“这个箱子是我出国时用的，看来我再也用不着了，你拿去用吧。”边说，边帮侄女将衣物装进皮箱。彭钢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这个皮箱跟随了彭钢60多年，至今仍被她珍藏在自己的家里，这也是伯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1965年6月，彭钢准备结婚。彭德怀很细心地为小侄女准备了全套嫁妆，从床单到枕头都备齐了，其中最特殊的，是一块缎子被面，这是金日成当年送给彭德怀的礼物。彭钢至今对那块缎子被面记忆犹深：“那是一个粉红色的，上面绣着像梅花一样的花朵。”彭钢深知伯父这份礼物沉甸甸的分量，因为这是他一段非凡岁月的见证……
1965年11月，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钢也从吴家花园搬到北京东郊的单位居住。没想到，再见面已是8年后——1973年，彭钢再一次见到彭德怀时，75岁的彭德怀已经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走近人生的最后阶段。“1974年10月的一天，我去看他，给他喂了一些东西吃，喂完东西后，他就拉着我的手，掉眼泪。他说：死后我想和你们的父亲葬在一起，但是他们是革命烈士，我被打成了反革命，我又怕玷污他们啊。说完眼泪又哗哗地往下流。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说我一定替你完成这个心愿。他听了后就点点头……”
当年11月29日，彭德怀辞世。他的骨灰化名“王川”寄存到成都的一座公墓里。4年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并举行追悼会时，费尽周折才找到他的骨灰。直到1999年12月28日，彭钢等侄女侄子们终于实现了彭德怀的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湖南湘潭老家，葬在两个弟弟身边。
2000年，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国内组织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去了朝鲜。除了迟浩田和三军领导之外，都是抗美援朝将领的家属，包括洪学智的儿子洪豹、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和彭钢等人。他们参观了当年的志愿军司令部，亲自踏访父辈曾经艰苦奋战的地方，有的将帅后代不免唏嘘感慨，甚至有人伤感地落了泪。倔犟而刚烈的彭钢说：“不能哭！”
2006年，彭钢参加了一个革命后代重走长征路的活动。组织方安排她在某一天去电台接热线电话。半小时之内，有13个电话打进来，而10个电话都是志愿军战士，他们反映每个月只有四五百元的收入，生活艰难，让彭钢帮助呼吁。彭钢知道，因为伯父是志愿军司令，在这些老志愿军战士眼里，她也是可以理解、倾听他们心声的人。回来后，她写了份呼吁提高志愿军待遇的提案，提交到了政协。
抗美援朝60周年在即，有人找到彭钢，为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些什么。彭钢想好了一句，在书房的白纸上，她一笔一笔写下了这几个字：“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彭德怀的侄女，她的骄傲和自豪又多了一重。■
志愿军五次战役的回顾与得失
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贝文曾评价说，朝鲜战争是“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这或许是解释它对于中华民族价值所在的最好角度。抗美援朝战争是为了帮助邻国免受入侵，也是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下，中国军人在这个半岛留下了代价高昂的血，但他们不仅收获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更一举改变了颓丧的民族精神。朝鲜好像古罗马的竞技场：角斗士因胜利而得到自由，中国因抗美援朝的胜利而捍卫了自由，迄今已经享受了60年的和平。
主笔◎蔡伟
“命运之日”：南朝鲜先头部队的覆没
1950年出现了朝鲜30年来最干旱的夏天，入秋后的干爽晴朗，到了10月24日却突然变得昏暗。寒流侵入导致突然乌云密布，寒风乍起，从清晨开始，朝鲜西北部下了当年的第一场雪，裸露的山岩上披上了一层白霜。
由于仁川登陆突然改变朝鲜战局，当时几乎全世界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了。美国第8集团军的官兵们准备在11月24日感恩节时返回东京吃火鸡，而认为即将一举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南朝鲜最精锐“首都师”第1师官兵则迫不及待想看到鸭绿江水。南朝鲜战史《朝鲜战争》说，第1师此时向所属各团颁发了攻克平壤先锋奖状和奖金。由于进展太快，他们甚至还穿着夏装，“沉醉在攻克平壤后的兴奋中，置身于完成国土统一的使命感中，因而士气更加高昂”。南朝鲜第1师的最终目标是鸭绿江中游的水丰大坝，为此，他们“发起了最后一次追击”。
这场本来与中国无关的朝鲜战争，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迅速干预的同时，命令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在仁川登陆后，美军又不顾中国多次警告，轻率傲慢地越过了“三八线”，向中朝国境鸭绿江进军。战后美国的史料中，有一系列对此政治误判的分析，但在当时美国远东最高军事指挥官麦克阿瑟心里，中国这个在他看来尚弱小的国家的抗议实在无足轻重。
其实，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于威克岛会晤4天后，也就是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已经通过安东(今丹东)两座日本人修建的铁桥抵达鸭绿江南岸。第29军、42军等精锐部队也已经从7个渡口分别渡过鸭绿江，出现在江南的山地林海中。在是否出兵朝鲜的讨论中，毛泽东等领袖最终确定，绝不能让美国部队陈兵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出兵朝鲜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既不是象征性的示威，也不仅着眼于抵抗，而是决心要在家门口打败美国人。
毛泽东和彭德怀最初的计划是在平壤以北熙川、长津一带寻机歼灭两个南朝鲜师，但由于当时北朝鲜人民军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美韩军队向北推进过快，无法占据预设阵地，只能在更北的云山一带布下口袋，“把敌人引到对我有利的地形上来打”。志愿军统帅彭德怀的作战思路是，以部分兵力钳制朝鲜半岛东线的“联合国军”，集中主力于西线，待击溃西线“联合国军”右翼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部队后，迂回包抄美军，争取吃掉成建制部队。要实现这个大范围迂回包围计划，核心就要做到隐蔽、突然，让敌军进入到包围圈内。
数十万大军在北朝鲜林木稀疏的山地平原上，既要迅速运动，又要隐蔽，这在西方军事人员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中国军队没有飞机，既不能避免对方空中侦察，也不能阻止美军狂轰滥炸，唯一的方式就是在夜间行军。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38军副军长江拥辉在战后回忆，38军过江后，114师的第一顿饭就是在风雪中吃的，“雪花像白糖撒进碗里，这顿饭吃得里外透心凉”。部队住宿则绝对不能住房子，因为敌机一来，村庄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第6师2团先头部队进入志愿军40军118师354团阵地。此时该团电台却发生故障，无法与师部联系。如果此时发动攻击，将会过早吓跑后面的敌军，但将敌军放入再打，敌军前进路线正是118师师部，而那里对敌军接近一无所知。
40军前身是第四野战军3纵，曾参加过从四保临江到解放海南岛的一系列战役，被称为四野的“旋风部队”。这些身经百战的中国军人在国内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积极主动的作战作风，入朝后依旧保持着足够的自信。为了全数包围敌军，354团决定将南朝鲜部队先头部队放入伏击圈。结果，战争的最早一枪竟然是南朝鲜部队打响的——他们发现了对此一无所知的118师师部人员。毛泽东和彭德怀精心设计的抗美援朝第一场战役，就在这样不期而遇的意外中打响。
于是，1950年10月25日这一天，被西方国家战史称为朝鲜战争中的“命运之日”。第一枪打响后，118师354团在射出第一阵弹幕后，摧毁了南朝鲜军的汽车，堵住了南朝鲜军撤退的退路。
在这支南朝鲜部队中有一名美军随军记者叫约瑟夫，他对突然爆发的战斗做了如此描述：“在几分钟内，全营就伤亡惨重，750人中有350人被击毙、击伤或俘虏。”
南朝鲜战史在战后声称，志愿军的特点是“战斗中吹喇叭敲锣，采取上个世纪的作战方法”。但就是这些被称为只会“上个世纪作战方法”的志愿军士兵，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开始在北朝鲜的山林、稻田、村庄和公路上追赶溃散的南朝鲜军队。南朝鲜战史由此只能哀叹：“悲痛哉！曾在鸭绿江畔洗刷刀枪的英勇将士们，最终也未能从这狂风恶浪中冲出来。”只一上午时间，南朝鲜6师2团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连了。
第一次战役：“联合国军”从云山到清川江的败退
10月25日，从西线的云山到东线的长津湖一带，志愿军各部和“联合国军”都展开了全面交火。前线的南朝鲜军突然遭遇惨重伤亡后纷纷发回报告：中国军队参战了！
但当时志愿军的对手们并没有迅速接受这一事实——自仁川登陆以来，“联合国军”还没有遇到过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即便“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经得到了情报：“在云山北面和西北面的山地，埋伏着约1万中国军队；在东北方的熙川方向，也有大约1万人在行动。”但他们仍不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门洞开的中国此时会与击败了日本人的美军对抗。美国远东部队高层都是信奉武力说话的军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有人甚至指责下级官兵反映的这种情报是“因前进迟缓而胡说八道”。
10月26日，南朝鲜第1师在志愿军已经包围云山后报告说：“交战中的敌人，我们认为肯定是中国军队的1个师。”但美国第8集团军当时的情报档案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军队已经正式参战。因为不管怎样，丝毫没有中国公然介入的征候。”
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威洛比由此在战后被研究者戏称为朝鲜战争中“最乐观的人”。当时他认为，战场上出现一些中国志愿人员并不奇怪，中国人最多不过5000人，这和中国大规模出兵完全是两个概念。麦克阿瑟和他的司令部由此依旧解读为“那不过是北朝鲜部队中的中国籍朝鲜士兵”。他们更乐于将仓促的败退归结于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上：“韩国第2团在同中国军队的首次遭遇战中，缺乏击破敌人的意志和决心，有90%的官兵遗弃装备四处逃散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甚至认为，这是由于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附庸国，“韩国对中国人有潜在的恐惧心理”。
战后西方人认为，美国忽略了中国的一系列公开警告，是导致他们幻想战争即将结束并遭遇最初失败的根本原因。正向鸭绿江挺进的美军第8集团军内部当时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10月22日，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爆发的前3天，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甚至建议麦克阿瑟把向朝鲜调运的全部弹药运回日本仓库，因为“弹药已经足够满足此后的作战需要”。美军甚至开始取消未付款的弹药的订货。《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只要在朝鲜国境线不发生突发事态，军事行动已告一段落。”
此时，“联合国军”左翼美军24师正长驱北进，在云山的南朝鲜第1师却发现前进道路已经被顽强地封死。在2团1营被消灭后，南朝鲜后继部队每次进攻，都被山头上绵密复杂的坑道和雨点一样落下的手榴弹弄得寸步难行。美国史料记载说，穿着破烂夏装的志愿军战士每人身上挂着十几颗手榴弹，在哨子声指挥下，边投掷手榴弹边前进。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烨向美军第1军军长米尔本报告说，云山周围全都是中国军队。然而已经晚了，志愿军突然向西线美军右翼的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发动总攻，“联合国军”右翼迅速崩溃了！
为了拯救几乎要被包围的云山，第8集团军沃克将军命令美军第1骑兵师“超越南朝鲜第1师，向朔州附近突进”。接受命令的美第1军军长在当天下午发布的命令是：向北总追击。对于中国人参战，领命的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的帕尔马团长也认为，中国绝不会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候介入。美军第8团一位参谋事后回忆说：“8团有这样一种倾向，与其说是对这个情报有怀疑，不如说是不愿意相信。”
就这样，在右翼南朝鲜部队已经崩溃的情况下，美军王牌第1骑兵师第8团依旧进入已经被志愿军三面包围的云山城，与南朝鲜第1师换防。这恰好被城外的志愿军第39军发现，城内许多坦克、汽车正在驶离，39军军长吴信泉以为敌军要逃跑，就提前发动了对云山的总攻。中美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直接交手就在云山展开。
从11月1日下午16点40分志愿军发起总攻，到11月2日拂晓，志愿军已经歼灭美军王牌第1骑兵师第8团大部、南朝鲜战斗力最强的第1师12团一部共2046人，其中美军1840人。
对于这场被载入日本陆上自卫队作战教科书的经典战役结果，美军史料称：“(美军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有1000多人失踪，后来逐渐返回一些，最后，即不得不认定战死的约有600人。丢失的主要装备包括坦克17辆、105榴弹炮13门和几乎所有重武器。”
不过战役也并未实现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利用‘联合国军’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参战的情况下，全歼2到4个南朝鲜师”的设想。一方面是战役仓促打响，作战部队在收紧包围圈时未能及时到位，另一方面，美军在初战中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火力优势。“联合国军”缴获的中国军队《战斗经验集》中写道：“尽管进行了艰苦的山地战，但由于经验不足未能取得足够的战果。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却仅仅抓到200多个俘虏。”
第一次战役在7天内迅速结束，美军第8集团军全线急速撤退到清川江一线。
傲慢与偏见：麦克阿瑟对中国出兵的误判
1950年11月6日这一天，美国人发现了一个让他们迷惑不解的现象。在“联合国军”全线败退时，眼看要大获全胜的中国军队却突然全部撤离。美国远东空军侦察飞机报告，多处发现中国军队从战场上撤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线美军第10军对面。中国人为何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直到今天，美国还有战史分析，这是“中国领导层决定打击一下‘联合国军’，向其发出警告，然后再撤回部队，希望联合国能重新考虑其北进的行动”。
在秘密出兵朝鲜并结束第一次战役后，中国政府在11月2日通过电台公开表示，已经正式出兵。即便没有这个公开声明，美军第1骑兵师和整个第8集团军的败退也会让一个西点军校的在校生确认：能够在此时击败第8集团军的强大对手绝不会是北朝鲜人民军。但第8集团军和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在当时却依旧不相信这是有组织的中国正规军。
“杜鲁门得到中央情报局的保证，对所有已知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面干预在1950年是不可能的，除非苏联人决定打一场世界战争。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断言，中国的一切支援可能限于对北朝鲜提供帮助。”约翰·托兰在其著作《漫长的战斗》中如此评价。然而此时最应该对此负责的则是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第一次战役结束，他依旧认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兵力在4.4851万～7.0051万人，已经伤亡了5500人”。美军远东空军似乎也在证明他的情报。在几乎不间断的飞行侦察下，北朝鲜白雪覆盖的群山大地上根本搜寻不到任何中国部队的影子。谁能相信几十万人的部队在雪地里能不被发现？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许多历史研究者指出，麦克阿瑟面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并非他愚蠢自大。这其中很大原因，其实和中国为何被迫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有关。
在美军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后，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杜鲁门曾问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您认为苏联和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的回答是“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不再卑躬屈膝。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10万至12万人，只有5万至6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面对‘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他们会血流成河，如果他们干涉的话。”麦克阿瑟说。
麦克阿瑟从出兵时机上判断的基础是，朝鲜战争是苏联、中国和北朝鲜的合谋，他认为，如果中国真要帮助北朝鲜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应该在战争爆发时，尤其是在仁川登陆前加入到最关键的“釜山战役”中。换言之，中国人如果真要出兵，朝鲜战争肯定在8月就已经结束了。
然而战后苏联公布的朝鲜战争档案已经证实，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从没有要求中国军队参与。事实上，直到战争准备完毕，他才通知了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也并不想让朝鲜在那时爆发战争的毛泽东。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其实在战前早已经提醒过美国人，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绝不会做苏联的附庸，可惜他因为被认为亲共而无人在意。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战争开始时，毛泽东认为那只是一场朝鲜内战，但当杜鲁门派遣第7舰队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并不顾中国公开反对，越过了北纬38度线向鸭绿江进军后，才无法不让中国政府怀疑，美国也同样将通过鸭绿江边界来入侵中国。《美国海军史》对此评价说：“中国是不能容忍敌对的军队靠近鸭绿江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的军队一样。”毛泽东由此在最不利的时机果断出兵朝鲜，显示出一个自信的大国领袖的勇气和魄力。1950年的中国，已经不是面对朝鲜被日本吞并而只能忍气吞声的清朝政府了。
但在当时，无论麦克阿瑟还是美国政府，都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声明，去分析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底线。大国的傲慢与偏见，使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无论如何无法从军事上理解，并难以相信中国军队已经出兵的原因所在。志愿军主力已经基本抵达预设作战阵地，他的统帅彭德怀并不满足第一次战役的战果(这被西方战史为掩饰其失败而称为“史上最大规模遭遇战”)。某种程度上，志愿军正用东方式的隐忍和智慧，利用西方人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的轻蔑，去布置一个更大的陷阱，然后用战争——这个西方世界最认同的对话方式——去改变他们的傲慢和偏见。
“圣诞节攻势”和史上最庞大的隐蔽伏击
在约翰·托兰看来，当麦克阿瑟的军队越过“三八线”开始追击后，终于引发中国军队入朝参战。此时美国和其盟国打的已经是第二场朝鲜战争了，一场同更强大的对手红色中国的战争。
第一次战役将“联合国军”击退到了清川江一线，但“联合国军”的迅速撤退也让靠两腿追击的志愿军未能扎紧包围圈，实现战前围歼几个师的设想。志愿军统帅彭德怀由此决定逐步示弱，再次吸引“联合国军”到志愿军预设阵地，实现一次真正的合围。
志愿军的战术遵循国内革命战争时的经验：以部分兵力在敌军侧翼做坚决穿插，将敌分割包围，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歼，这就是战后西方战史总结志愿军战法提出的V形作战方式。然而美军机械化部队的攻击和退却速度都远超志愿军的两条腿，由此分割包围敌军困难极大。朝鲜又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东西海岸相隔不远，双方兵力密集，要切入敌军阵营分割包围，尤其是面对火力占极大优势的联军，谈何容易。
最完美莫过于美军能再次暴露侧翼，孤军深入。根本不相信中国军队参战的麦克阿瑟在小心试探攻击后，面对志愿军的主动示弱、边打边撤的诱敌防御(彭德怀甚至命令在战场上释放部分美军战俘)，果然下令让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东西两岸展开了各自为战的所谓“钳形攻势”。
1950年11月24日上午10点，朝鲜北部西海岸美第8集团军的总攻击开始了。40分钟后从东京飞抵战场的麦克阿瑟接到战地指挥官报告，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记者们说，他们听到第9军军长库尔特少将表示，自己的部队在75英里的战线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时，麦克阿瑟对他说：“杰克，你可以告诉他们(士兵们)，赶到鸭绿江，全都可以回家。我保证说话算数，他们能够同家人共进圣诞晚餐。”
麦克阿瑟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参战目的是局部的、有限的，其兵力最多只有7万人左右，所以总司令部认为10月24日发出的‘向国境线总追击’的命令没有加以变更的必要。”
这位“二战”中的英雄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坚持了“仁川登陆”，他的冒险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之战，他用雄辩和事实证明：他是天才，其他人不过是一群庸人。这让他敢于不向总统敬礼，并用几乎是命令的口气指责总统对他的质疑。他将美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视若无物，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评价自己的这位“下属”(却是高过自己的五星上将，布莱德雷只是四星上将)时说：“他总认为我们是一群毛孩子。”李奇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经说，他建议范登堡将军撤掉不听话的下属(麦克阿瑟)的职务，而范登堡竟然吓得一言不发。即便是杜鲁门总统，在极力压抑自己愤怒的同时，也只能以政治家的城府暂时宣称：“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你就必须支持他。”
当时麦克阿瑟宣布，沃克的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应该继续向中朝国境线追击，以期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返回东京后，他公开发布了给联合国和全世界的公告，宣称“巨大的钳形攻势按照预定计划今天开始行动”，这等于是在战役发生前向对手公开了自己的全部计划。
战后，所有西方将领和军事研究者都认同，中国人是隐蔽和土木作业的天才，因为在人类战争史上，如此的隐蔽能力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奇迹。经过“二战”洗礼的美军具备先进的侦查技术和经验，在和日军的作战中，美国空军情报人员甚至能够通过航拍照片上的斑点判断对方火炮的数目，通过吉尔伯特群岛便坑的数目算出日军兵力，误差在20名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战斗集体，除了吃苦耐劳，内心充满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在国内战争时发展起来的土木作业能力被西方战史专家多次强调。南朝鲜史料曾提到，南朝鲜军队对一个志愿军刚刚占据的阵地猛烈炮轰却毫无效果。最后发现，志愿军战士竟然在24小时内，一边作战，一边构建了深达2米、绵延复杂的地下工事。
隐蔽是保存自我的一方面，要进攻敌军则必须有极强的机动能力。美国史料说，中国军队的机动以军为单位实施。许多军以16～19个夜晚的连续行军行程可达450～500公里。据说有的师在山间乡村路上18个夜晚顽强地行程518公里，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由于美军拥有绝对制空权，志愿军的行军只能在晚上19点到次日凌晨3点，日复一日地行进，平均每小时要在没有丝毫灯光的寒冷雪地行走3.6公里。
与此对照，美军离开汽车和公路便难以行动，以至于李奇微到任后在给科林斯将军的一封信中指责美军：“我们仍然紧抱着卡车运来的物质享受品而不放。因此，我们只能死死依赖公路。我们的步兵大都丢掉了美国军事史上可尊敬的先人们的才干。”李奇微陈述部队面临的困难说：“……除非你不仅从空中而且从吉普车上看见地形，否则就难于想象作战的困难。”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对手却想尽办法办事”，而所依赖的，不过是“人力搬运并利用各种当地的运输工具——牛，骆驼，马和两轮车”。
无论是美军第5航空队还是亲自前往鸭绿江附近飞行的麦克阿瑟，在北朝鲜上空看到的，都只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凉的大地，而它正掩护着数十万渴望一场大战的中国军人，以完成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伏击战。
第二次战役：美军史上最远的败退
麦克阿瑟麾下被称为“猛犬”的第8集团军军长沃克将军并没有丧失战场的嗅觉。这位当年巴顿将军的参谋长在第一次战役中就嗅到了不妙的气味。对于麦克阿瑟的这一番“我来、我见、我征服”的恺撒式宣言，他不屑地说了两个字：“扯淡。”当然，是在这位五星上将返回东京的飞机离开跑道后。沃克不仅仅只是在下属和惊讶的记者面前小小宣泄一下，他旋即前往美军第24师师部，命令前线的先锋团团长，只要“一闻到中国炒面味，马上撤退”。
长期在第一线作战的沃克认为，第一次战役过程中中国军队参战的情报并非空穴来风，他不惜违抗军令，将麦克阿瑟全线进攻的命令改成了一次试探性进攻。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由两部分组成：沃克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部队在西部，阿尔蒙德第10军和南朝鲜部队在东部。这个在地图上气势磅礴的钳形攻势，却有一个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联合国军”东西部队之间有日益扩大的缺口。
这是由于朝鲜半岛的特殊地形所致。朝鲜半岛中部险峻的山脉好似半岛脊梁延伸南北，尤其北部盖马高原和狼林山脉，极难以通行，更不用说机械化的联军部队。在平壤—元山一线，半岛宽度约200公里左右，但一过此线，北朝鲜国土突然像一把折扇张开。“联合国军”从清川江—咸兴一线发起最后的追击时，战线宽度为270公里，到了鸭绿江和豆满江形成的国境线附近，则突然延伸为765公里。这意味着“联合国军”接近中朝国境时，正面战线已经增加了3倍。如果不增加兵力，第一线军力密度就下降到了最初的1/3，部队之间缝隙越来越大。
“联合国军”兵力分散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轻敌。仁川登陆后，美军从釜山反攻到“三八线”只用了不到两周时间。越过“三八线”后，美军没有发现想象中的平壤保卫战。在熙川，美军曾缴获北朝鲜人民军28辆还没有运走的坦克，由此判断人民军已经基本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这的确是事实。于是美军以半数兵力继续进攻，其余兵力作为攻克地区的守卫，一部分作为机动。
日本陆战史研究会编纂的《朝鲜战争》史料记载，“联合国军”本来包括美军7个师、南朝鲜军8个师、英军1个旅组成。由于相信不会遇到太多抵抗，第一线只有美军2个师、南朝鲜5个师和1个英国旅。换言之，在最前线的“联合国军”兵力只占其全部兵力的一半。从整个战略考虑，当时美军的意图是迅速抵达中朝国境，造成北朝鲜已经灭亡的事实，这就像此前北朝鲜想在釜山把美军赶下大海造成的既成事实一样。《朝鲜战争》记载，华盛顿当时已经在考虑如何经营朝鲜和防卫西欧的问题了。
兵力不足，加上地形的分散，导致“联合国军”西线第8集团军和东线第10军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30多公里的山地缺口。《朝鲜战争》史料记载，此时联合国军东西线“彼此完全失去联系”。回顾第二次战役的开始，美军战史点评说：“即便是一个西点军校刚毕业的学员，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美军的漏洞还在扩大！由于西部沿海第8集团军前进迅速，其右翼南朝鲜第7、第8师却进展慢，于是战线在不均衡运动中逐渐倾斜，无形中更拉长了防线长度。彭德怀期待的完美战机出现了。
毛泽东和彭德怀认为，右翼的南朝鲜军战斗力弱，一旦从联军东西线中间几十公里的空当切入，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联合国军”西线部队右翼的南朝鲜两个师，将深深插入到第8集团军后方，形成围歼美军第8集团军的合围！
约翰·托兰说，出生于楚地的毛泽东有楚文化内心骄傲的一面。但战争并非儿戏，一个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们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9个军主力同时发动了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西线右翼的南朝鲜第7、第8师在志愿军猛烈的攻击下，第一天便崩溃了。插入联军后方的38军113师切断最前线联军后路，“联合国军”整个西线开始了败退。志愿军统帅彭德怀要的不是击溃敌军，而是围歼敌军，志愿军战士于是不顾敌军的攻击，在朝鲜山地上追击着公路上乘坐汽车和坦克逃跑的美韩军队。许多志愿军士兵并没有死于炮弹和凝固汽油弹，而是因为饥饿和极度的劳累，倒在朝鲜的荒野里。
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人就这样用磨烂的双脚追赶上了“联合国军”。在三里所、龙源里、松骨峰这些关闭包围圈的“闸门”上，他们来不及喘息，便与企图冲破包围圈的敌军展开激战。美军的火力到底有多猛烈？《38军在朝鲜》中这样记载：由于美军飞机密集轰炸、攻击高度极低(因为志愿军完全无防空能力而导致美军毫无顾忌)，地面炮火又过于激烈，甚至出现美军炮弹击落自己飞机的情况。
战斗结束后，38军112师师长杨大易曾带着作家魏巍去看这个堵住了“联合国军”逃难的战场，看到的是数百具和美军尸体抓抱在一起的志愿军战士遗体——坚守在松骨峰的112师335团3连，最终没能让“联合国军”越过自己的身体。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第2师“两个团近乎被全歼”。中国军人们以这次西方人所谓“清长战役”(西方以二次战役的主战场，西线的清川江和东线的长津湖，称之为“清长战役”)的胜利，一举改变了美军在朝鲜战场势不可挡的局势，也让世界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孱弱者在西方人眼中的固有形象。
美国历史学者亚历山大·贝文在其历史著作《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写道：“第8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大溃退终告结束。此时第8集团军正在等待中国军队的下一次攻势，主动权已经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
没有空军和坦克，没有重型火炮，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让美军遭受了其历史上最远的一次撤退。从清川江到临津江，美军第8集团军撤退了120多空里(从空中直线飞行的距离，地面实际距离通常更远)。就连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撤退途中因为车祸身亡。在东线，志愿军9兵团在缺乏棉衣和后勤的情况下，于极度的严寒中，将美军王牌部队陆战1师从长津湖地区击退到兴南港，迫使美军从兴南港由海上撤离北朝鲜东海岸。
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攻克平壤。第二次战役的全面胜利，让志愿军迅速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恢复了战前的南北朝鲜大致边界。
战斗中的反思：全然不同的对手和战争
1950年12月13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提出，部队休整3个月和不越过“三八线”的考虑。彭德怀认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滋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毛泽东同意了休整，但他仍电示彭德怀：“目前英、美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从10月19日出兵入朝到此时，志愿军一个月内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役，部队面临极大的疲惫和伤亡，粮食和弹药的补给也得不到及时补充。作为战场统帅的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时就已经发现，在朝鲜作战和此前国内战争相比，志愿军面临着全然不同的对手和战争。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美、英军和伪军(南朝鲜部队)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美军战史战后对志愿军也做了如下评价：火力极弱，步兵是攻击力骨干；步兵训练有素，惯于作战，特别擅长夜战；伪装技术卓越，侦察员的侦察能力出类拔萃，其天赋的绘图工作能力和伪装技术提供了帮助；山地行动能力特强，迫击炮使用得熟练，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富于欺诈手段。美军也指出：志愿军还远不能称为现代化军队，可利用的弱点很多。
志愿军最大的弱点，毫无疑问是装备上与美军过于悬殊。尤其是没有抗衡美军的空军，是造成志愿军在朝鲜一切困境的根源。缺乏防空火力的志愿军面对长期的空袭只能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许多部队伤亡很大。在物资损失方面，仅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全军总共仅1000辆车就被飞机炸毁600多辆。
在作战进攻方面，由于美军机械化能力极强，进攻难以追上，撤退难以摆脱，加上完全没有制空权，部队只能在日落后的19点到次日凌晨3点行军作战，对空隐蔽措施到凌晨5点30分结束。白天志愿军唯一允许行动的是少数侦察部队和设营队，其余部队绝对不能运动，导致作战效率很低，难以连续进攻追击。
西方史料记载，志愿军士兵使用的都是日本造三八式步枪和九九式步枪。自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则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美国货。至于迫击炮以上的火炮则很少发现。但这些志愿军战士面临的最大困难可能还不是武器，而是因为美军空袭导致的后勤补给极端困难。与国内战争时期不同，当时可以就地筹粮，通过缴获武器进行补充，伤员可以由当地群众负责运送到后方，在朝鲜，战争已经让农村基本变成毫无人烟的地区，不拿朝鲜老百姓一针一线的政策，导致部队得不到任何当地给养。至于伤员，更是极难运输到国内，因而伤亡很大。一次战役已经暴露出志愿军面临极大的后勤困难，许多战士饥饿而死，或者冻死。武器装备只能由步兵自己携带，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士兵们极限的作战能力只有一个星期。
志愿军方面，66军则在11月20日就编写了《云山战斗经验的基本总结》。《总结》指出美军“坦克和炮兵的协同能力极强，火炮威力极强且机动，空军对地攻击能力很强，运输能力很强。步兵的火力装备和远程火力很突出”。仅仅通过第一次交手，两军其实都已经充分认识到双方的优缺点。
此时不但要马上发动第三次战役，还要打过“三八线”，彭德怀认为这显然违背了军事规律。他的观点和西方史家的评论颇为接近，即第二次战役后期，多数时候是美韩军队不战而逃，并非是志愿军打跑了他们。在最初的围歼和激战后，“中国人不过是不停地在后面追赶，远远落在了‘联合国军’摩托化部队的后面”。彭德怀意识到，美军一旦在志愿军精疲力竭时组织反攻，志愿军将面临极大的被动。
但毛泽东决心已定。他虽然同意战争将是长期的观点，不再提迅速围歼敌军，但依旧认为：“……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于是第二次战役刚刚结束，第三次战役就要在仓促中打响了。
第三次战役：李奇微的发现与反攻
1950年12月31日17点，志愿军发动了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
1950年朝鲜半岛经历了罕见的寒冬，而志愿军只能徒步越过布满冰块的汉江。很多西方参战人员战后回忆说，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约翰·托兰在其名著《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在志愿军的攻击下，南朝鲜第1、第2师全线崩溃，美军第1、第9军迅速陷入困境。新任美军第8集团军军长的李奇微在清晨写了一封颇有信心的新年贺卡给上司麦克阿瑟后，乘坐吉普车出发视察，被南朝鲜军队因恐惧而溃逃的情景“深感震惊”。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李奇微说，他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他。他给美军24师师长丘奇将军下令，让撤退的24师官兵归队，但又说自己也怀疑命令能否执行。他在视察败退的24师19团的伤员时，“发现他们已经像皮球一样泄了气”。李奇微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建立起所需要的斗志还要有一段很长的过程。”
几乎所有美军和南朝鲜战史都不厌其烦地描述过志愿军令人难以忘记的冲锋。面对空中投掷的炸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面对地面坦克和榴弹炮的火力，面对暴雨一样的自动武器的射击，志愿军战士义无反顾，“在尖利的军号和哨子声中，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攻击”。“联合国军”士兵无法理解，中国军人为什么能够这样镇定从容地踏着前面士兵的尸体，毫无躲闪地迎向死亡冲去。
如果他们看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和日记应该知道，这是共产党军队一贯视死如归的本色，也是其在战场上因历来装备劣势导致的无奈之举。朝鲜战场美军的立体火力可以从鸭绿江南岸一直覆盖到阵地前甚至30米处，中国士兵唯有在夜间冲入敌人的阵地发动白刃战，才能避免美军火炮和飞机的绞杀，争取到与对手处于基本公平的作战机会。这些走过雪山草地、杀出平型关和在冀中敌后身经百战的勇士，用血肉铺就了在朝鲜的每一次胜利和前进。
第三次战役经过8个昼夜不间断的反复冲杀中，志愿军把战线向半岛南部推进了近百公里。这时，中国国内的报刊媒体开始用史诗般的语气形容志愿军的强大，并发出了将美军赶下大海的宣言。
但彭德怀看到了胜利背后的危险。战争后期回国任职时，彭德怀曾这样回忆第三次战役打到“三七线”时的感受：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敌军的飞机几乎完全摧毁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在缺衣少食、缺弹少炮的情况下，美军随时可能用另一个立体反攻将几十万志愿军置于绝境。彭德怀说，自己从未在战争中害怕过，但当时却极度担心志愿军的命运。果然，美军很快发现，志愿军的追击又开始跟不上美军撤退的速度，“步行行军及原始的补给方式使得他们放慢了挺进速度……”
战后美国《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一书中曾提到：“在中国人后来称之为‘第一阶段’(即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和‘第二阶段’攻势之间，出现了连续几个星期无战事的局面，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美国人并没有搞清楚志愿军为何没有连续进攻。在志愿军此后突然结束第二次战役时，他们依旧迷惑于对手为何不乘胜追击。对于志愿军的攻势，麦克阿瑟要求远东空军“参战的机组人员飞到筋疲力尽为止”，以阻止志愿军的进攻和后勤保障。不过，是李奇微这位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前82空降师师长，才真正最先发现了志愿军的弱点。
第三次战役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后，李奇微紧张地判断中国军队的动向。此时志愿军如果继续进攻，“联合国军”只能继续撤退。在麦克阿瑟的要求下，第8集团军已经做好了从美军士兵到南朝鲜官员家属撤出朝鲜的详细计划。但这时李奇微发现，三次战役中，志愿军每次的攻势都只维持了7天。他敏感地意识到，不是中国人不想乘胜追击，而是由于无法在进攻过程中给予部队足够的后勤支援，志愿军的进攻最多只能维持一星期。他称其为“礼拜攻势”。他发现，由于志愿军后勤补给过于原始，数十万军队在运动作战中几乎无法得到有效补充，只能依靠发起前部队自行携带一周的粮食和弹药。一旦粮食和弹药消耗殆尽，攻势只能被迫停止。换句话说，志愿军停止进攻时，通常也是弹尽粮绝、精疲力竭时。如果能够在志愿军进攻时放弃恋战而果断撤退，诱使其长驱直入，那么志愿军攻得越远，后勤保障就越恶化。此时以强大的力量反攻，不但对手难以招架，还将因为过于深入，难以撤回，陷入不能战又不能撤的绝境。
李奇微迅速开始组织美军反攻，他要求部队像猎犬一样去寻找并攻击阵地对面的志愿军。1951年1月15日，他将第一步试探性进攻命名为“猎犬行动”，其核心就是——进攻！
先攻后守的第三、第四次战役
当李奇微在1951年1月25日再次发起“霹雳作战”时，志愿军正处于疲惫的休整状态，原来准备在第四次战役时使用的第3和第19兵团还没有抵达前线换防。对于美军大规模的反攻，无论从弹药物资还是心理上，志愿军完全没有做好大规模作战的准备。朝鲜的冰原白雪覆盖，几乎所有村庄都被美军飞机摧毁，志愿军几乎无处栖身。他们不但要和敌军的飞机与坦克搏斗，还要面对严寒、饥饿、伤病和极度的疲惫。部队自入朝后就没有休息过一天，甚至不能指望有新的部队来接替。
即便有部队增援，也已经付出了极大的损失。约翰·托兰在其著作中写道：“从鸭绿江到汉江数百公里的山路，基本没有任何现代化运输工具，只能靠步行。这还需要时刻面对美军飞机无休止、对弹药毫不吝啬的轰炸。这些中国军人的食物只能靠自己携带，他们唯一的保护伞就是黑夜，而在白天，只要有飞机出现，他们必须藏在树林里并保持静默，绝不能用轻武器进行任何还击，否则将遭致更加凶狠的轰炸。如此一来，补充的部队要从鸭绿江抵达前线，也至少要耗费4～6个星期的时间。而他们抵达那里时，早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志愿军的增援部队，就是从这样的死亡之路中徒步到前线的。许多将领表示，朝鲜战场的艰苦，远远超过了爬雪山过草地。彭德怀后来回忆这一段日子时曾写道：“敌人一步一步在诱我南进攻坚，待我军消耗殆尽，再从正面反击，从侧面登陆截击，以断我后路。志愿军入朝后，不到3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又值冬季，而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以想见，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继续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与志愿军的艰苦对照的是，美军依靠强大的运输能力，开创了一种新的休整计划：从1951年初开始，每个官兵都可以到日本进行5天的休整，以使疲倦的“联合国军”官兵能够恢复士气，以高昂的士气重新回到战场。士兵们很快给这个休整度假起了个“纵欲加纵酒”的绰号，更粗俗的叫法则是“性交加饮酒”。不管这个制度对美军士气提升的效果如何，长期战争中双方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差距，使志愿军的每次胜利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彭德怀得知美军在此时突然发动大规模攻势，电示毛泽东，希望以“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的方式，暂时缓解志愿军作战准备不足的极度困境。在彭德怀看来，政治上再有需要，如果军事上无力实现胜利，是会导致失败，那么政治目标最终也不能实现。但毛泽东处于国际政治上的考虑，指示应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要求部队进一步南下作战，甚至要求打到“三六线”。
此时的志愿军战士们，许多人是饿着肚子甚至赤脚在雪地行军作战。彭德怀在电报中指出，志愿军“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补5斤，需2月6日才勉强完成”。“9兵团目前只能出动26军共8个团，需2月18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第三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战役是带着更大的勉强性。”
彭德怀意识到，如果连续作战，“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第四次战役打响后的确如彭德怀预计，志愿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于“三八线”附近做顽强的防御。战役后期，志愿军在阻击美军北进的同时，于横城附近发动“横城反击战”，突破了南朝鲜部队的战线并大量歼敌。但此后在“砥平里”，则经历了一次较大损失的围攻。这让李奇微发现了志愿军的另一个弱点：只要有2个团以上的美军固守有强大火力支援的阵地，志愿军即便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也难以吃掉。1951年2月17日，志愿军从东西线开始全线撤退。
砥平里之战则使李奇微确认，志愿军已经力竭。他决定不让中国军队有任何喘息之机。他在1951年2月20日签署了第8集团军的向北进攻作战命令。1951年寒冬中，极度饥饿疲惫的志愿军战士们且战且退，到3月5日，美军陆战1师发现志愿军从阵地上消失，联合国全部抵达预定的占领线——亚利桑那线。李奇微并没有止步，新的作战计划“撕裂行动”在两天后迅速发起。
这次战役的目标是还在志愿军手里的汉城。面对美军强大的持续进攻能力，毫无喘息时机的志愿军只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深谙作战之道的彭德怀果断决定，在3月10日全线运动防御，有组织地向北撤退，这意味着要主动放弃朝鲜首都汉城。1951年3月14日深夜，一支南朝鲜巡逻部队发现，汉城已经没有了中国军队。
由于彭德怀果断撤退的决定，志愿军避免了此后李奇微的空降包围圈。在阻击部队英勇顽强的抗击下，志愿军主力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双方战线又戏剧性地重回志愿军第三次战役发起之地。
第五次战役：钢铁与意志的较量
第四次战役暴露出志愿军武器装备的落后、后勤的瓶颈，都严重制约着作战计划的达成。当美军逐渐找到克制志愿军的作战方法后，受客观实力的制约，志愿军并没有找到更有效克制美军的对策。此时新的入朝兵团抵达让志愿军总兵力达到了70万，他们热切地渴望参与到一场大规模决战中。
在对第五次战役预设战场的讨论中，志愿军多数高级将领建议让美军继续深入到铁原、金化以北地区，一则让疲惫的部队能得到准备的时间，让新入朝部队熟悉战场，也能尽量让美军进入到志愿军预设的阵地。
然而铁原、金化三角地带是一片山地，一过此地则变成开阔的平地。彭德怀担心缺乏重火力的志愿军一旦撤过这一带，将很难阻击美军的机械化兵团。
他的另一个忧虑是，美军可能利用绝对的海空优势，再来一次仁川登陆这样的登陆作战。由于美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也是志愿军的一大威胁。彭德怀希望尽快击退美军，以消除美军试图在志愿军后方登陆的企图。1951年4月10日，彭德怀把第五次战役的设想和部署电告毛泽东。他决心“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
从前四次战役看，志愿军虽然再次消灭了大量敌军，并从鸭绿江一直抵达到了“三八线”附近，但从未有过彻底全歼美军一个建制团的先例。但第五次战役的这个作战方案还是被毛泽东批准：中国的统帅和将领们希望，在4月22日开始的抗美援朝以来最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中，能够一举消灭“联合国军”5个整师，彻底改变被动局面。
4月22日，志愿军发动了抗美援朝战役中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
西线的临津江一线，英军第29旅旅长布罗迪准将将他的3个营布置在江南的高地上。夜晚22点，志愿军开始再次渡江。在中线通往汉城的阵地上是英军著名的格罗斯特营，该营因远征埃及之战中反败为胜，得到军帽佩戴两个皇家陆军徽章的荣誉。志愿军63军187师的士兵在攻克了该营周边高地后，开始向英国人称之为“城堡山”的148主峰发起冲击。
西方战史是这样描写的：“中国人突然发起冲锋。身着咔叽布军服的中国士兵们的棉布子弹带斜挎在肩上，交叉在胸前。在他们身后，骡子驮着枪炮和弹药，两人一排的队伍搬运着迫击炮和机枪。当中国人靠近阵地时，他们投掷了木柄手榴弹。江边响起迫击炮声，火焰向东边蔓延着，把‘城堡山’包围了。”
维克斯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劈开了岩石和山坡，却没能阻止志愿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顽强地攀上高地向这些在海外殖民了100多年的殖民部队展开肉搏战。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F-80战斗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在疯狂延缓着格罗斯特营的命运，但3名志愿军战士最终出现在企图逃跑的该营士兵头顶的山坡上。皇家格罗斯特营100多年的历史终结了。
英军俘虏们后来回忆，这些衣衫褴褛的中国士兵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兴奋地讲个不停，所有残余格罗斯特营士兵都举起手来。虽然中国军人在美军空袭下面临着危险，却仍然对英军表示会把对方伤员抬下山去。这些俘虏看到，志愿军部队的每个师都已经标出自己的渡口，“由骡子驮着大炮的部队不时超过步兵部队，飞驰过江。每个中国人看来都急于南进，投入战斗”。
然而志愿军的攻势再次在一周后的4月29日停止，还是因为后勤的制约！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在5月中旬结束时，彭德怀命令3个兵团向北撤退休整。然而，依旧如同第四次战役时那样，美军的反击此时已经部署完毕，他们开始反攻了。
初步胜利后的主动撤退让一些志愿军部队失去了警惕，并没有意识到此时其实是部队最虚弱的状态，而且，战争并没有因为第一阶段的进攻而完全结束。而和此前四次战役的部署完全不同，这时“联合国军”第一线除了南朝鲜一个军团，已经全部是美军精锐部队。
5月22日，美军在400公里战线上全线反攻，吸取了志愿军纵深穿插的战法，组织特遣队向因撤退而稍有混乱的志愿军穿插分割。美军强大的机动能力和空中配合，让撤退中的志愿军很难兼顾防御和撤退。志愿军多个兵团付出了极大的伤亡才突出重围。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消灭敌军最多的一次战役，同时也成为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志愿军的阻击部队在接到彭德怀“死守铁原15至20天”的命令后，以血肉之躯，最终阻止了美军钢铁洪流向北的冲击。6月10日，“联合国军”在志愿军阻击部队的死战下，终于停止了进攻。朝鲜战场又回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大致战线。
五次战役后：从运动战到消耗战的转变
毛泽东总结了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后，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表示，以后“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次规模庞大的战争让中国领导人开始冷静地巩固自己的阵地，把缺乏大炮和坦克的防线转入地下。
在“三八线”两边，“联合国军”和志愿军分别开始建筑庞大的地下工事。“这些地下工事均用圆木和泥土封顶，除非用155毫米口径大炮直接轰击，否则任何武器都难以奏效。每一座地堡就是一个据点，而每一座山丘就是一个堡垒。”此时，中国国内则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无数年轻人以志愿军英雄为榜样报名参加志愿军。男女老少纷纷捐款以购买战斗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结束此前的大规模运动战，转入到长达两年左右的消耗战中。对于缺乏制空权和重火力的志愿军，坚固的地下工事成为弥补火力最理想的作战方式。
在经历了上甘岭战役等惨烈的阵地攻防战斗后，美国人终于发现，如果继续向这些纵横交错、如地下长城一样的工事进攻，无疑是得不偿失的。被美国媒体诟病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和不断运回美国的裹尸袋，究竟让美国得到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为战线填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罢了。”美国历史学者在战后如此评价，“而在‘伤心岭’(即上甘岭)背面又赫然耸立着另一座大山，山上布满了就像在‘喋血山岭’和‘伤心岭’上一样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地堡和火力点。”
而在美军对面是一批批进入朝鲜轮战的新的中国部队。每一个部队都在和世界上最强大对手的交手中迅速成长。美国人意识到，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既不能让中国军队屈服，也无法让中国人的作战意志衰竭。应该说，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让彼此在战争中洞悉了对手的意志和实力，也让从未进行过现代化战争的志愿军逐渐成熟，在朝鲜战争后期，随着从苏联购置的武器装备运抵，志愿军终于通过战火，迅速成为一支初步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
抗美援朝战争大事记
(1945～1953年)
1945年8月10日 “三八线”划定
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苏联准备对日宣战后，美国国务院、海军部和海军协调委员会仓促间在五角大楼商谈与苏联联合在朝鲜受降问题。马歇尔将军仓促间让手下上校参谋腊克斯和另一位上校博尼斯在休息室内拿出一个方案，二人临时提出以穿过朝鲜半岛的北纬38度线为美苏控制分界线，这个方案马上被采纳，形成了朝鲜半岛南北分隔的开始。
1948年8月 大韩民国成立
美国人最终选中李承晚(左图)，在1948年8月15日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成为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1949年6月26日，被称为“朝鲜国父”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
1949年9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南北朝鲜建国后便军事冲突不断，南北双方都没有放弃用武力统一的想法，最终导致在6月25日爆发全面内战。
1950年6月26日 美国空军介入朝鲜内战
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美国远东空军出动协助韩国军队作战。
1950年6月27日 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联合国通过干涉朝鲜议案
杜鲁门命令在菲律宾的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基隆和高雄港，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当天下午，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在苏联拒绝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以联合国名义向朝鲜半岛出兵的提案。
1950年7月1日 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
当天凌晨，被称为史密斯中队的第一批440名美军从日本出发，于当天下午降落在南朝鲜。同一天，美军第24步兵师开始大规模进入朝鲜半岛。
1950年7月7日 中国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总理在两次召开的“保卫国防会议”上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野战军级)，其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之所以称“边防军”而不叫“志愿军”，是为隐蔽中国未来可能的战略意图。会议决定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后来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任务。
1950年8月31日 釜山战役开始
战争爆发后，北朝鲜人民军将南朝鲜国防军和美军击退，并压缩在釜山沿海的一个环形地带，经过数次战役的压缩，在当日发动最后一次战役即釜山战役，意图将美韩部队赶下大海。但由于此时美韩军力已经在人数和兵器上双双超越北朝鲜部队，进攻最后失利。
1950年9月15日 美军在仁川登陆
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退路，瞬间改变了整个朝鲜战场的战局。北朝鲜人民军损失了绝大多数人员和装备，残余部队退回“三八线”以北。
1950年9月16日 金日成首次请求中国出兵
金日成派遣北朝鲜次帅朴一禹到中国，转达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的请求。战争爆发两个多月后，这是北朝鲜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请求。
1950年9月29日 “联合国军”抵达“三八线”
“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攻克汉城，兵力迅速抵达“三八线”。
1950年10月1日 北朝鲜人民军拒绝投降
这一天是中国国庆节。麦克阿瑟在东京通过广播电台向北朝鲜军队总指挥官金日成发出要求北朝鲜人民军投降的敦促书。自然，毫无回音。
1950年10月3日 北朝鲜再次请求中国出兵
北朝鲜次帅朴一禹带着金日成请求毛泽东出兵的信再次来到北京。
1950年10月4日 韩美军队开始越过“三八线”
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进攻。10月9日，美国第1军在开城地区也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进军。
1950年10月5日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
由于美军越过“三八线”触动了中国的底线，中共中央当天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部队出兵朝鲜。
1950年10月8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抗美援朝
19日当天，美军占领平壤。同一天，志愿军部队从鸭绿江7个渡口和桥梁开始隐蔽渡江，陆续进入北朝鲜，做第一阶段的作战准备。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随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在彭德怀的主持下，志愿军决定将4个军的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到鸭绿江南岸，以避免此后美军空中打击造成阻隔，同时能够秘密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突然性大规模运动作战。这被认为是朝鲜战争第一、二次战役成功的关键布局之一。
1950年10月25日 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战，第一次战役开始
当天“联合国军”在平壤举行阅兵式。但在接近鸭绿江的温井—古场一带，志愿军第40军118师354团和南朝鲜第6师2团发生了遭遇战。同一天，东线志愿军42军和南朝鲜首都师在长津湖、黄草岭一带也发生了首次激战。这一天被中国政府定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日”。
1950年11月2日 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已向朝鲜派遣志愿军作战
1950年11月5日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结束
这场前后历时10天的大规模战役在南朝鲜官方战史中被称为“联军国军进击战役”。这场战役是“联合国军”在向鸭绿江推进过程中与志愿军之间展开的，被称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一线击退到清川江北岸。
1950年11月25日 志愿军发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这次战役包括北朝鲜西线的清川江战役和东线长津湖战役。西线的志愿军将美韩军队击退到“三八线”附近，并收复平壤。在东线，志愿军9兵团在零下40摄氏度的盖马高原对美军王牌陆战一师展开了空前惨烈的围歼战。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此役期间因车祸死亡，第8集团军司令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这将是一个远比沃克更厉害的对手。
1950年12月13日 毛泽东要求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
对于彭德怀要求二次战役结束后至少休整3个月的建议，毛泽东回电，明确指出要尽快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他认为：“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休息几天，恢复体力，然后投入战斗……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
1950年12月31日 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
志愿军在7个昼夜推进约100公里，歼敌1.9万人左右，越过“三八线”并攻克汉城，前锋甚至一度抵达三七线。美军则一直退到三七线才稳住。但由于美军撤退迅速，并未能实现预想的大规模围歼作战。
1951年1月25日 李奇微发动“霹雳作战”
第三次战役结束时，虽然志愿军攻克汉城，但李奇微发现了三次战役中，志愿军因为后勤供给困难，攻势只能维持一周的规律。为此他在25日集中23万部队发动所谓“霹雳作战”，目的是在志愿军攻击力达到极限期后开始反攻。
1951年1月29日 志愿军发动第四次战役
在李奇微发动反攻后，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左图)，目标是打到“三六线”。这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最终导致志愿军很快由进攻转为防守。1951年3月14日，志愿军放弃汉城。2月16日，彭德怀命令西线阻击部队全部撤退到汉江以北，并经过顽强防守后，3月20日志愿军撤回“三八线”以北。志愿军的顽强防御掩护了志愿军战略预备队19兵团和2兵团开进集结地。第四次战役最终在4月21日结束。
1951年3月 杜鲁门发现麦克阿瑟意图扩大朝鲜战争证据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当天截获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驻东京大使发往国内的电报，电报显示，麦克阿瑟在与两国大使会谈时，极力指责杜鲁门政府，并意图将朝鲜战争扩大为一场席卷亚洲大陆的大规模战争。这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杜鲁门政府试图限制朝鲜战争规模的政策截然相反。
1951年4月11日凌晨 杜鲁门将麦克阿瑟解职
为了避免因可能已经泄露的消息导致麦克阿瑟主动辞职，杜鲁门总统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渠道直接向麦克阿瑟发出解职令，并指示新闻秘书在凌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司令职务，任命马修·李奇微中将为继任者。
1951年4月22日 志愿军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志愿军的兵力和装备开始有了改善。但还是由于后勤和缺乏制空权的问题，攻势依旧只持续一周。此次战役由于目标过大且不切实际，最终未能按预想大规模围歼美军，反而导致较大的损失。
1951年5月16日 杜鲁门决定谋求停战
杜鲁门在当天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在杜鲁门看来，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苏联而不是中国，美国的最大利益在欧洲而不是朝鲜半岛。美国在朝鲜流血的时候，正是苏联所希望看到的。当天，中国军队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开始。
1951年5月22日 美军开始反击
美军当天在400公里战线上开始大规模反击，直到6月10日志愿军最终稳定战线。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投入15个军的兵力，持续50天，歼敌8万多，但自身战斗减员也高达8.5万。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歼敌最多的战役，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
1951年6月 抗美援朝大规模战役停止
经过第五次战役，双方都意识到战争不但不能短期解决，彼此也没有能力彻底消灭对方。双方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此后再未爆发大规模战役。朝鲜半岛开始了战争和谈判纠缠的两年。
1951年6月23日 苏联建议朝鲜停火谈判
在美国人的联络示意下，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指出解决朝鲜冲突问题的主要办法，首先要让交战双方谈判停火和休战。
1951年6月25日 中国政府响应和平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马立克的演说进行了响应。
1951年6月29日 杜鲁门向中朝发出停战建议
经过杜鲁门批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美国远东最高司令李奇微发出指示，要求他通过电台，一字不差地向新闻界和志愿军、朝鲜司令发表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电文，希望能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在朝鲜的敌对态势和停战协议。7月1日，彭德怀、金日成回电响应，建议在开城举行谈判。
1951年7月8日 朝鲜停战和谈拉开序幕
朝鲜战争中，中、朝、美三方联络官第一次会晤在开城来风庄举行。7月10日，交战双方正式开始谈判。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交战双方正式在《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协定》规定，签字12小时，即27日晚22点后正式生效。朝鲜战争正式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