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类型的亿万富翁编辑本段回目录
正如不断演变的经济事件提醒我们的那样，美国人对于他人的巨额财富有两种看法。我们可能会憎恶华尔街生成的惊人财富。与此同时，我们又对其他类型的财富崇敬有加——比如说，硅谷创造的财富。
在公众的潜意识中，似乎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亿万富翁：“好的”与“坏的”。人们爱戴、敬仰超级富豪，抑或不喜欢、但是很尊敬他们，这经常是因为人们能够实实在在地看到，并且在享用他们的劳动果实。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建造写字楼，并将他的大名置于其上。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制作的电影特技令人赏心悦目。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为我们装饰家居，令生活更加靓丽。老虎· 伍兹（Tiger Woods）即将成为体坛首位亿万富翁，他的高尔夫打得的确棒极了。
而那些不那么受人敬仰的亿万富翁，特别是华尔街的天才们，则是在资本主义的阴暗处经营各自的事业。我们真的不太清楚他们的巨额财富究竟是如何赚取的。但是，我们怀疑，在这些财富中，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点曾经归我们所有。
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著的《虚无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一书中，投资银行家谢尔曼·麦考伊（Sherman McCoy）试图向女儿解释自己在华尔街的工作。他的太太朱蒂打断了他的话：
“亲爱的，你爸爸的工作并不是建造道路或医院，他也不帮助别人建造，但是，爸爸的确在为那些筹集资金的人处理债券。”
“债券？”
“是的。试想一下，债券就好比是一片蛋糕，你没有烤过蛋糕，但是每次当你把一片蛋糕递给别人时，总会有极小的一块脱落下来，这块小碎屑归你。”
谢尔曼对这个小碎屑的比喻并不太满意。但是设想一下，如何才能向一个小孩描述清楚“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是怎么回事？
另一方面，高科技领域的超级富豪所创造的都是有形之物，这些看得见的发明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方便，这一点令人尊敬。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给予我们无所不在的iPod，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这两位脚踏旱冰鞋的谷歌（Google）创始人，设计了一种更好的搜索互联网的方式。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的发明让我们穿着睡衣也能购物。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使用比尔•盖茨(Bill Gates)设计的台式电脑软件。
当然，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上周电脑停止工作的人，对盖茨先生和他的高科技同僚有着另一番难以言说的感受。其中一些人或许声称，比尔•盖茨们惊人的财富都是拜股市的泡沫所赐，但很少有人会抱怨他们整体上所获得的经济回报。
相比之下，公众似乎对华尔街的大佬们非常憎恨，因为这些人看起来并没有发明创造过什么东西——除非你把精妙的赚钱之术也视为一项发明。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期权衍生工具就如同粒子物理学一样神秘莫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以及美国国际集团(AIG)的CEO们或许拥有许多创新记录。如果真的有这么回事，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
当我们对亿万富翁了解更深时，也往往对其更加喜爱。高科技公司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拥有亿万身价的创始人和他们白手起家的经历，有时甚至会令人尴尬地让这些创始人出演电视广告。盖茨、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和查尔斯·苏华伯（Charles Schwab）都有过此种经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近来处境不妙的网络搜索巨头雅虎（Yahoo）现在一有机会，就将创始人之一、现任首席执行官的杨致远（Jerry Yang）插放在该公司的推广视频中。
另一方面，公众基本上叫不出那些不受欢迎的富翁的名字——直至他们由于触犯法律迈入人们的视野，比如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和肯·雷（Ken Lay），或者直到他们因荒谬的巨额薪酬而被传媒批判得体无完肤之际，比如家得宝（Home Depot）的罗伯特·纳德利(Robert Nardelli)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 (NYSE)前任主席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
此外，视觉对比对我们的冲击尤为强烈。我们预想，华尔街的银行家总是系着名贵的Hermès领带，身穿光鲜的Paul Stuart西装。同时，我们又会将科技公司的高管与黄卡其布和高领绒衣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想象中，金融界人士总是开着豪华轿车，而技术精英的出行工具要么是赛格威随意车（Segway），要么是普锐斯轿车（Priuse）。
无可否认的是，硅谷一直在精心经营自己的形象。但是该地区的上流人士信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辞。他们鼓吹，企业家只应凭借自己的创造获取奖赏。财富与成功紧密相连；创始人和高管接受所在公司的股票，同时又对自己的年薪严格限制。
“如果你成功，你就是胜利者; 如果你输了，你将一无所有，”长期居住在硅谷的企业家，Hummer Winblad风投公司合伙人米歇尔·凯兹曼（Mitchell Kertzman）说。
很明显，华尔街的大佬们依然可以从那些历史悠久的公司燃烧的残骸中，从国民经济冒烟的废墟中全身而退。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马德（Daniel Mudd）与里查德·赛伦（Richard Syron）在离职时会获得总计9百43万美元的退休金，即使政府已经接管了他们的公司，并取消了他们更大笔款项的离职金。
对于硅谷和认同其商业价值观的人士来说，这种将公司引入灾难却获得巨大报酬的做法简直臭不可闻。
“这些人把自己当成企业家，想获得相应的奖励，”耶鲁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杰弗里·A· 桑奈尔得（Jeffrey A. Sonneneld）说。“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并没有承受任何风险。”
华尔街如今的形象问题源自上个世纪，在那时，华尔街接连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丑闻。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克莱顿（Clayton）反托拉斯法创立的灵感源泉正是来自一战前国会对华尔街金融垄断的调查。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国会对股市崩盘的调查揭露了许多银行五花八门的卑劣手法，要求公司对信息进行公开披露的法律由此诞生。上世纪80年代的储蓄信贷丑闻暴露出华尔街一些新型的欺诈手段，公众又有了新的谴责对象：查尔斯·基廷（Charles Keating）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
“花样繁多的欺诈手段在华尔街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我们却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因为华尔街这些家伙动不动就呼吁自由创新的美国精神，”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的心理学与社会学教授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说。“但是，你瞧，有时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们开始怀疑，这种呼吁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幌子罢了，赚取超额利润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如今，华尔街的富翁们已经使这个国家深陷经济灾难之中，他们所面临的公关问题更加严峻。或许，他们应该移师硅谷了。
而那些不那么受人敬仰的亿万富翁，特别是华尔街的天才们，则是在资本主义的阴暗处经营各自的事业。我们真的不太清楚他们的巨额财富究竟是如何赚取的。但是，我们怀疑，在这些财富中，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点曾经归我们所有。
“亲爱的，你爸爸的工作并不是建造道路或医院，他也不帮助别人建造，但是，爸爸的确在为那些筹集资金的人处理债券。”
“债券？”
“是的。试想一下，债券就好比是一片蛋糕，你没有烤过蛋糕，但是每次当你把一片蛋糕递给别人时，总会有极小的一块脱落下来，这块小碎屑归你。”
谢尔曼对这个小碎屑的比喻并不太满意。但是设想一下，如何才能向一个小孩描述清楚“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是怎么回事？
另一方面，高科技领域的超级富豪所创造的都是有形之物，这些看得见的发明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方便，这一点令人尊敬。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给予我们无所不在的iPod，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这两位脚踏旱冰鞋的谷歌（Google）创始人，设计了一种更好的搜索互联网的方式。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的发明让我们穿着睡衣也能购物。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使用比尔•盖茨(Bill Gates)设计的台式电脑软件。
当然，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上周电脑停止工作的人，对盖茨先生和他的高科技同僚有着另一番难以言说的感受。其中一些人或许声称，比尔•盖茨们惊人的财富都是拜股市的泡沫所赐，但很少有人会抱怨他们整体上所获得的经济回报。
相比之下，公众似乎对华尔街的大佬们非常憎恨，因为这些人看起来并没有发明创造过什么东西——除非你把精妙的赚钱之术也视为一项发明。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期权衍生工具就如同粒子物理学一样神秘莫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以及美国国际集团(AIG)的CEO们或许拥有许多创新记录。如果真的有这么回事，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
当我们对亿万富翁了解更深时，也往往对其更加喜爱。高科技公司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拥有亿万身价的创始人和他们白手起家的经历，有时甚至会令人尴尬地让这些创始人出演电视广告。盖茨、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和查尔斯·苏华伯（Charles Schwab）都有过此种经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近来处境不妙的网络搜索巨头雅虎（Yahoo）现在一有机会，就将创始人之一、现任首席执行官的杨致远（Jerry Yang）插放在该公司的推广视频中。
另一方面，公众基本上叫不出那些不受欢迎的富翁的名字——直至他们由于触犯法律迈入人们的视野，比如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和肯·雷（Ken Lay），或者直到他们因荒谬的巨额薪酬而被传媒批判得体无完肤之际，比如家得宝（Home Depot）的罗伯特·纳德利(Robert Nardelli)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 (NYSE)前任主席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
此外，视觉对比对我们的冲击尤为强烈。我们预想，华尔街的银行家总是系着名贵的Hermès领带，身穿光鲜的Paul Stuart西装。同时，我们又会将科技公司的高管与黄卡其布和高领绒衣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想象中，金融界人士总是开着豪华轿车，而技术精英的出行工具要么是赛格威随意车（Segway），要么是普锐斯轿车（Priuse）。
无可否认的是，硅谷一直在精心经营自己的形象。但是该地区的上流人士信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辞。他们鼓吹，企业家只应凭借自己的创造获取奖赏。财富与成功紧密相连；创始人和高管接受所在公司的股票，同时又对自己的年薪严格限制。
很明显，华尔街的大佬们依然可以从那些历史悠久的公司燃烧的残骸中，从国民经济冒烟的废墟中全身而退。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马德（Daniel Mudd）与里查德·赛伦（Richard Syron）在离职时会获得总计9百43万美元的退休金，即使政府已经接管了他们的公司，并取消了他们更大笔款项的离职金。
对于硅谷和认同其商业价值观的人士来说，这种将公司引入灾难却获得巨大报酬的做法简直臭不可闻。
“这些人把自己当成企业家，想获得相应的奖励，”耶鲁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杰弗里·A· 桑奈尔得（Jeffrey A. Sonneneld）说。“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并没有承受任何风险。”
华尔街如今的形象问题源自上个世纪，在那时，华尔街接连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丑闻。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克莱顿（Clayton）反托拉斯法创立的灵感源泉正是来自一战前国会对华尔街金融垄断的调查。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国会对股市崩盘的调查揭露了许多银行五花八门的卑劣手法，要求公司对信息进行公开披露的法律由此诞生。上世纪80年代的储蓄信贷丑闻暴露出华尔街一些新型的欺诈手段，公众又有了新的谴责对象：查尔斯·基廷（Charles Keating）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
“花样繁多的欺诈手段在华尔街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我们却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因为华尔街这些家伙动不动就呼吁自由创新的美国精神，”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的心理学与社会学教授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说。“但是，你瞧，有时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们开始怀疑，这种呼吁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幌子罢了，赚取超额利润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如今，华尔街的富翁们已经使这个国家深陷经济灾难之中，他们所面临的公关问题更加严峻。或许，他们应该移师硅谷了。
作者：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
译者：Kevin·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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