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争端真相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地方到央企，从国内到国际，一场资源争夺战已经打响……
稀土！稀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昌 董显苹 杨英|江西、广东、湖南报道
半年内国家总理给予13次批示，南方五省区15市联手监管稀土开发……一个产值不到400亿元的矿业，却成为了从国内到国际，地方到中央的热议话题。
稀土作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中国以占全球30%左右的储量，一度“敞开大门”供应了国际95%以上的市场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指令性”开采、控制出口配额之后，量减价升，中国稀土不再卖成“白菜价”。
产业发展战略调整的背后，是国内稀土储量日益减少，是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产生了矛盾，是乱采滥挖带来了恶性竞争，至今，“盗采”、“超采”、“挑肥拣瘦”及“走私”等现象仍在治理之中……而伴随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各种形式的“抗议”接踵而至，同时，还引发了地方国企与中央企业的纠葛，导致产业发展、稀土建储等诸多争端产生。
稀土话题持续“高烧”，部分敏感问题至今仍无明确答案。中国稀土储量有多少？中国需不需要限制出口？中国在挟稀土而操纵国际市场吗？中国稀土要不要国家储备？中国稀土的开采整治、产业整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情况如何……裹挟了各方利益与价值取向的稀土纷争，引起了众多业内人士、学者、官员甚至中央主要领导的密切关注。
8月，沿着中国稀土产业“路线图”，《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深入江西、广东、湖南等稀土资源大省调查，试图还原稀土争端真相。
乱与治：稀土主产地的疯狂
江西赣州，中国重稀土产量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一脚踏进有“江西南大门”之称的赣州龙南县，“谁污染谁治理”、“促进稀土工业新发展”的横幅随处可见，崇山峻岭之间，一些像蜘蛛网的PVC管爬满山头。
下车上山。记者看到，在PVC管的一些接点处，有白色液体缓缓流出，液体顺水泥槽蜿蜒而下，最后汇入山脚的大池中。
“这个技术叫原地浸矿。”就稀土开采的“化学原理”，龙南县矿管局局长廖振楠解释，开采稀土矿时，往山顶灌入氨氮等化学溶液后，吸附在泥土(或岩石)上的稀土离子，遇到化学性质更活泼的离子时，便会被更活泼的离子置换出来。
将含稀土离子的液体提炼成稀土原料，还要经过沉淀、分离等数道工序。廖振楠称，原地浸矿法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并被要求在全国同类矿山推广。
这种技术，其实是龙南人在痛定思痛后的发明。
那时，稀土卖成了白菜价
原地浸矿法之前，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开采主要方式为池浸、堆浸法，即砍树除草、搬山浸泡取稀土。龙南县委书记曾凡说，“‘搬山运动’所到之处，山体、森林造遭到极大破坏。”
在龙南、定南、宁都等县的青山绿水间穿行，池浸、堆浸过后的数处“黄土坡”格外醒目：山顶被削掉，变成了“秃子”；废弃了的浸矿水泥池，横躺在山腰……
“以前采矿，往往是‘猪八戒吃西瓜’——吃一半扔一半，稀土浪费严重。”定南县委书记钟炳明称，“搬山运动”所造成的“后遗症”，正待政府根治。
不仅是资源破坏严重，乱采滥挖等非法行为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心病”。
在“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年代里，赣州矿管工作一度失控。2004年，赣州取缔、关闭稀土非法采矿点就达3000多个，捣毁浸矿池为2645个。
“重拳”还伸向了“官商勾结”。整治时期，赣州对多次为没有销售配额的稀土业主“放行”而私下收入“好处费”的数名执法干部给予重判，其中包括对龙南5个检查站30多名稽查人员的“一锅端”。
同时，乱采滥挖带来了恶性竞争，稀土卖成了“白菜价”。到上世纪90年代末，稀土对赣州的贡献为“负数”。
“那时，厦门钨业的客户来开会，只给了一万元一吨的价格，我们下面的人就争相开出九千九、九千八——像是只给丢了一块骨头，就疯狂扑了过去。”赣州市经委主任曹晓秋称，“那就是当年的赣州，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现年56岁的曹晓秋，已在赣州钨与稀土行业摸爬滚打数十年。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初，因为“治乱”不力，她到工信部去开会，还没落座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赣州现在控制住了——我到工信部去，也有人给我搬凳子了——而别的地方仍在乱采滥挖。”
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稀土的乱采滥挖、产业无序发展、环境破坏严重、产品廉价出口等一系列问题曝出后，让国家开始出台铁腕政策。2007年，国家将稀土生产计划由“指导性”调整为“指令性”。曹晓秋认为，国家真正举起稀土产业的“手术刀”，正是发端于这一次“指导”改“指令”。
像管制毒品、黄金一样治稀土
在稀土“治乱”上，赣州“觉醒”得较早。
在其他一些地方仍处于“拳头打乌龟”——整治时“缩头”，整治后“伸头”的时候，2004年，赣州开始对稀土资源实行“四个统一”。
当年12月，赣州市将8个稀土资源大县的88个采矿证“化零为整”，由赣州市政府和这些县以股份制方式，联合组建赣州稀土矿业公司(下称“赣州稀矿公司”)，对该市稀土资源统一开采，稀土矿山生产统一管理，稀土矿产品统一经营，以及稀土工业统一招商。
赣州稀矿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宏解释，握有采矿权证的赣州稀矿公司通过劳务承包形式，把采矿工作承包给个人或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全程监管下，稀土原料交回赣州稀矿公司统一管理与定价销售。并且严令禁止未经三级以上加工的稀土产品外流。
“以前，初级产品还可在市场自行交易，现在紧得很，分离企业的初级产品全部由赣州稀矿公司回购。”定南南方稀土公司副总经理林锂德称，即使赣州稀矿公司给出的价格低于自行找来的买家开出的价格，但是，“你的原材料由赣州稀矿公司支配，不卖给他怎么行？”
通过手握稀土产业链条上每一张“王牌”，赣州稀矿公司的“集权”催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跃进”。
2004年，赣州稀土和钨土两个产业仅实现产值10亿元，仅仅5年过后的2009年，赣州钨和稀土两个产业就实现销售总额150亿元，形成了硬质合金及刀钻具、稀土永磁材料及永磁电机、稀土发光材料和新型光源三大基地。
赣州计划是，下一个五年，两大产业要从“百亿”往“千亿”上“跳”。
“赣州模式”一度被前来检查的官员称为“管理稀土比管理毒品、黄金都更严格”。8月10日，南方五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稀土开发监管联席会议在广东河源召开。会上，赣州做的是“经验性发言”，其他地方则是“表态性发言”。
“一个矿乱频繁的地方，经济不可能得到大发展！”曹晓秋称。
“吃不饱”：稀土企业靠外地“走私”？
在赣州市下辖的龙南县，10多家稀土工业企业2009年实现20多亿元产值，从事稀土冶炼与分离的4家企业生产能力为6500吨。
而近年，国家每年给赣州稀土生产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是8500吨左右，赣州每年给龙南的指标为3000吨左右。
这意味着，龙南的冶炼分离企业每年存在3500吨左右的缺口。
“吃不饱”的问题还存在于赣州的另一个稀土工业大县定南县。近年，赣州给定南的指标约每年在800吨～1400吨之间。而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地处定南的大华新材料公司和南方稀土公司，这2家企业开足马力就需近5000吨/年的原材料。
不仅如此。在赣州60多家稀土加工企业中，16家冶炼分离企业产能就超过年3万吨，8500吨的开采指标显然不能满足这些企业的“胃口”。同时，赣州刚过“百亿”的两大产业与“千亿”理想路途遥远，限额政策下，赣州稀土的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
缺口如何补足？
赣州一些业内人士“指点迷津”：大部分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走私”而来。
稀土“走私”的现象已经引起各地政府重视，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仅今年5月下旬至今，福建上杭关闭取缔36家非法稀土矿开采点；广西平南县亦对4个反复非法开矿点进行了铲除，摧毁堆浸池63个；广东河源市关闭非法开采稀土矿点6个……
“说实话，在赣州，我们不可能介入到外地执法。对于原材料，我们的冶炼分离企业也搞不清具体来自哪里。”赣州稀矿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宏坦陈。
没有任何保障的“非法矿源”，显然不能支撑赣州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增长。“对于低层次、原料级别的企业，我们‘不欢迎’。”谢志宏称，“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将产业链延长、延长、再延长！”
各稀土主产地乱象仍存
目前，从赣州以外的各省区生产地情况看，稀土开采之乱仍未得到有效整治。
除非法采矿外，稀土屡禁难绝的有“超采”、越界开采、“挑肥拣瘦”式开采等，实际开采量往往是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的数倍。例如2007 年，国土资源部给南方稀土企业下达指令性限额开采量不到9000吨，但统计数据却达到4.5 万吨。
今年5月，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在全国稀土等矿产开发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会议上指出，稀土等矿产陷入整顿、反复、再整顿的“怪圈”，一大要害是宏观调控政策政令不通，一些地方不严格执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实际产量远远超出国家指令性计划。受地方、部门利益驱动，非法开采、乱采滥挖现象屡禁不止，既严重干扰市场，又严重破坏资源环境。
一方面是指令，一方面是市场。外界认为，稀土资源高度集中后，以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身份，怎么“治超”、怎么有效管理资源、地方经济发展与国家利益怎么更好结合，这都需要探索。
“割据”与“整合”：跨区域的资源争夺战
同为“稀土王国”，与赣州的“强势政府”比较，湖南稀土选择了另外的路径。
湖南稀土也以重稀土为主，分布较散，主要集中于郴州、永州、岳阳等地，民企、国企、当地矿务局三方均有参与开采。
湖南也是有色金属之乡。此前，因湖南郴州等地治矿不力，加之湖南有色金属龙头企业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湖南有色”)对本省有色金属产业整合乏力，湖南“拱手”将资源转让给了央企——2009年底，湖南有色与中国五矿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湖南有色原为湖南省国资委控股，拥有钨、锑、铅、稀土等资源，转让后的湖南有色由中国五矿控股，持股比例超过51%。
“本地无先知”，对中国五矿寄予“厚望”的还有郴州、永州两市。近年，当地政府亦相继与中国五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后者整合当地稀土资源，而后者则许以投资承诺。
“我们从未停止在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寻找合适的稀土并购项目！”中国五矿高层曾多次表示，希望进一步成为全国稀土领域的龙头。
由中国五矿整合南方稀土产业，似乎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根据工信部制订的《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修订稿》，包钢稀土、中国五矿、江西铜业被列为国家整合稀土行业的三家龙头企业。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三大阵营的整合将直指向中国稀土“重心”所处的北、南、西三个方向：北方以轻稀土为主，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铁矿，属伴生矿。南方以重稀土为主，较为分散，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另外，西部稀土以氟炭铈矿为主，主要集中在四川冕宁。
稀土产业正上演“三国演义”，目前进展是：北方，包钢稀土已形成绝对垄断；西部，四川稀土被江西铜业(占56%股份)拿下；南方稀土相对分散，但也各有其主，广东稀土掌握在广晟有色(实际控制人为广东国资委)手中，湖南稀土已由中国五矿掌控，而江西稀土则牢牢撑控在赣州稀矿公司手中。
尽管中国五矿对整合赣州稀土“摩拳擦掌”，且已在赣州投资了寻乌南方、定南大华、定南南方、赣县红金等冶炼分离企业，但江西方面似乎仍对五矿“信心不够”。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中国五矿被江西有关方面认为是“贸易起家”，经营稀土的时间短，技术优势不明显。另外，中国五矿“低价位”拿下江西钨业后，从此再无钨业领域相关投资，有人担心，地方稀土业也会如此沦为央企的“打工仔”。
有知情人士称，江西省政府目前正启动与中国铝业的合作，支持后者对江西稀土、钨业的重组。至于赣州，去年10月，五矿方面一度跑到江西省政府“告了赣州一状”，斥责赣州稀矿公司不给其冶炼分离企业配额(原料)。
对此，赣州有关部门人士称，中国五矿在赣州，仍停留在加工的初级阶段，而本地孵化出来的许多企业，都能到深加工的三级、四级产品。
“地方政府会更多考虑产业平台、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这一块，而央企不可能做到；稀土资源开采的分散性、复杂性，必须依靠地方政府来管理；指令计划下的整合不是一条好路，一定要有适度竞争。”曹晓秋称，“(如果)只由一家央企来控制重稀土，绝对‘完蛋’！”
中国五矿的“攻城掠地”，并非仅止步于江西。
去年6月，四川冕宁稀土矿，在经历一年多的“纠结”后，迎来的“东家”并不是“众望所归”的中国五矿，而是江西铜业。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今年8月，湖南稀土金属研究院“婉拒”了中国五矿的并购要求，转而寻求与有风电行业标杆企业——湖南湘电集团合作。湖南湘电集团董事长周建雄解释称，公司风力的发电机项目每年对稀土元素的年需求量大。
值得指出的是，自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稀土出口配额制度后，国外部分企业也开始在中国寻找“源头”。在南方，一些美国、日本的知名电子企业入驻赣州；在北方，有50家外企将其生产线前移至包头稀土高新区。
国外企业与国内稀土业谋求直接合作，这引起了一些警惕，不少业内人士指其实质为“市场换技术”。
曹晓秋称，赣州稀土甚至全国稀土的“软肋”的确在技术，对于招商进来的外企，“我不仅要看它的资本，还要看它的技术，看它做到产品的哪一级。所以，我再三跟中国五矿(相关负责人)讲，不是不合作，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迟早会走到一起——有资源、有技术、有高质量的产业链，(我们)才能共同‘叫板’国外！”
稀土三问
中国稀土的储量，多种说法，相差极大，具体数据属“国家机密”，但不知储量，如何规划开发？
稀土建储，“北方得到支持了，南方为什么得不到？”建储究竟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事，还是企业的商业规划？该不该建？怎么建？谁来建？
稀土限额出口，外国施压，国内一些企业也在喊话：“稀土不稀、部分可以贱卖”。稀土价格究竟是贵是贱？谁说了算？
储量究竟是多少？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说的一句话，如今被媒体高频引用。
其实，在这句话的后面，邓小平还有明确的指示：“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
中国稀土有多少？外界众说纷纭，包括官方给出的数据了也不尽相同。
去年11月，商务部研究院商情处公开的数据显示：至2007年底，全国保有稀土资源储量为8468万吨。
而2008年，国土资源部统计年鉴显示，国内探明稀土储量约7000万吨。
在欧美各国，探明储量是指对测定储量及推定储量的总和。在中国，探明储量则指矿产储量分类中开采储量、设计储量与远景储量的总和，而保有储量是指探明储量减去动用储量所剩余的储量。
照理，探明稀土储量应略高于保有储量，而两家国家权威部门公开的数据显示，保有储量反超探明稀土1000余万吨。
民间也有自己的说法。2009年11月，中国稀土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释放出来的声音是：目前，全球稀土资源总储量为8800万吨，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占全球的31%(约2728万吨)，俄罗斯占22%，美国占15%。
欧美的统计方法不一样，得出的结果亦大相径庭。
2005 年底美国矿物部公布的数据，全球累计探明稀土工业储量为1.54 亿吨，中国在其中所占比率约58%，即约8932万吨。
今年7月，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Marc Humphries向该国国会提交的一份名为《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条》的报告称，2009年，中国稀土探明储量为3600万吨，占世界36%，产量则为12万吨，占世界产量的97%。
令外界眼花缭乱的还有地方的统计。
包头官方多次称，包头稀土已探明储量达7900万余吨，占全国总储量的85%以上，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包头稀土高新区对外公开资料称，中国稀土已探明资源为全球的66.7%，包头占全球的54.2%。
赣州亦是。在赣州今年发布的《稀土产业发展指导意见》中称，赣州的离子型稀土(又称“重稀土”)矿已探明储量约47万吨，占全国离子型矿产储量的40%左右，远景储量约940万吨。
商务部研究院商情处公开的数据是，全国重稀土探明储量81万吨，其中江西59万吨，占全国同类矿的72%；而在国土资源部2008年统计年鉴中，国内探明的重稀土矿共有805万吨，其中江西283万吨，占35%。
江西仅赣州一地公布的重稀土远景储量就达940万吨，远高于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结果。探明储量是一个国家进行矿山建设、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合理规划工农业布局的重要依据。怎会存在如此大的差距？
“探明储量及开采量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统计的来源与口径也不一样。”湖南稀土金属研究院总工程师俞铁辉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称，“实际上，探明储量本身就是一个估计数字，都不准确。”
按稀土现行管理制度，探矿、采矿权归属国土资源系统内的矿管部门，国土资源系统发布的稀土资源储量应该更具权威性。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国土资源部门就重稀土开采方面下发了104本采矿证，此后约20年时间再无发证。一方面出于整治需要，但另一方面，这20年间是否有过详细摸底？
“你的‘家底’会让人知道吗？”就此问题，在电话里，国土资源部的一位官员在反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后称，这属“国家机密”，国土矿产部门鲜少对外去说到底有多少储量，国家和地方对外招商引资时，可能会给出一个参考数据，“今年，国土资源部正在搞一个矿产资源勘查、规划调查，这轮调查后，应该会给国家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
究竟是“保密需要”还是探矿难度大、相对准确的储量根本就拿不出？数据“不靠谱”，“家底”外人不知道，但“家里人”是不是很清楚？
稀土要建储吗？
“危机即机遇。”
2008年12月，北方轻稀土巨头——包钢稀土联合其他7家企业共同组建了包钢稀土国际贸易公司(包钢稀土持67%股份)，对矿石型、原料型、产品型3种稀土原料产品实施储备，实施统购统销，旨在稳定原料市场价格、消除恶性竞争。
公开资料显示，一年多的时间里，包钢稀土国际贸易公司动用金融杠杆，“砸”进去的资金超过20亿元。
外界评述，包钢稀土“自掏腰包”实施储备，更多地顾及了企业利益。
为争取政策倾斜，以“战略储备”的名义，包钢稀土开始向相关决策层“要支持”。2010年2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了包钢稀土“关于实施包头稀土原材料产品战略储备的方案”。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批复：包钢稀土的储备资金由企业自行承担，自治区、包头市分别给予1000万的贴息支持，余下由母公司包钢集团贴息。
作为国家整合稀土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上述批复被外界解读为包钢稀土在北方承担起了国家战略储备的职能。
对此，南方稀土企业“颇有意见”。他们称，相比于北方的轻稀土，南方的重稀土储量更少、更具战略储备价值，“北方支持了，南方为什么得不到？”
几乎与北方轻稀土同时收储的，还有南方的赣州稀矿公司。
2009年初，按照“政府调控、企业收储、银行贷款、财政扶持、市场运作”的原则，赣州市政府牵头拟筹资18亿元(后实际投入约10亿元)，由赣州稀矿公司具体操作，对重稀土原矿及各类稀土分离产品进行“战略储备”。
赣州收储亦曾向国家相关部门表达类似“需要支持”的声音，但没有回声，曹晓秋称，“国家不给政策、不拿钱，只好自己投。”
就政策“偏向北方”的原因，国家工信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包钢稀土属伴生矿，随铁矿开采(每100万吨铁矿石中约含5万吨稀土)，除国家定额生产外，余下稀土存放于尾矿坝中，造成资源的二次贫化；而南方是离子型矿，可以用多少取多少，剩下的储存地下，以备需时。”
上述官员称，赣州稀矿公司甚至包钢稀土的收储，更多体现于企业(区域)战略而非国家战略，它更类似于市场行为下的商业储备，“对待这个事(稀土国家建储)，民间很活跃，国家很理性。”
“活跃者”依据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纷纷建立起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开采，转而从中国进口；据称，资源贫乏的日本在获得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派上用场，而是将这些足够使用数十年的资源用来“填海”。
尽管稀土建储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国家层面上的制度性建储目前没有被提上日程。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业内认为“目前暂未建储”原因有三：一、量方面，中国稀土资源相对富足，不可能“紧捂”资源不发展，同时，相比于铜、铅、铝等其他动辄千亿级的“航母”产业，稀土的总量小、话语权不够(目前国内稀土产业年产值不足400亿元)；二、应用方面，全球稀土大约90%左右为民用，国防和尖端科技的需求小；三、市场方面，收储不当会导致产能调控失衡，甚至引发市场剧烈波动。
事实上，毋需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出手，包头与赣州两个地方同时发力，稀土“经济安全”就立马得到保障——2008年-2009年，受金融危机下的“大幅抛售”影响，稀土产品价格一度暴跌40%～60%，而在包头与赣州收储一年后，稀土开始独立于其他金属，价格开始探底回升，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运行，且呈温和上涨之势。
例如，氧化镨，从5万元/吨涨至15万元/吨，氧化铈，从1万余元/吨涨至4万元/吨……一系列“高抛低吸”后，包头与赣州的收储，也攒了个“盆满钵满”。
为何限制出口？
国内企业收储，也许是金融危机下的“临门一脚”，稀土价格上涨的真正推手，在于扼住了关税和配额这两道“咽喉”?
“指导性”变“指令性”后的2008年11月，商务部对钇、铕、镝、铽等元素出口关税上调到25%，其他稀土元素产品均上调至15%；同年12月，对此前不征税的金属镝铁和钕铁硼又追加20%的出口关税。
2009年，国家工信部制定的《稀土工业发展的专项规划(2009-2015年)》，更是明确提出2009年—2015年每年出口稀土不超过3.5万吨。
商务部公开的数据显示，2001年-2007年，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量维持在6万～8万吨之间；2008年因市场萎缩，出口配额为47449吨；2009年为50145吨；2010年的出口配额降至为30258吨。
2009年3月，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称2011年前原则上暂停受理新的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勘查、开采登记申请。
多道“金牌”下发后，中国稀土不再是“白菜价”。对于习惯于使用中国廉价矿物质的生产制造商而言，这些游戏规则的改变如同“当头棒喝”。
今年8月底，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日方提出“希望稀土占全球产量90%以上的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之前的8月初，首届中国稀土峰会，美国稀土权威人士杰克·利夫顿就“今年的稀土出口配额比去年减少了近40%”要求中方给予解释；而在此之前，部分稀土进口大国舆论“一边倒”，呼吁政府向中国表示抗议，更有一些企业向WTO发起投诉……中国稀土似乎正遭遇一场由“出口配额”引发的“国际争议”。
中国在挟稀土而操纵国际市场吗？
7月底，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Marc Humphries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条》中称，2009年，中国稀土储量为3600万吨，占世界36%；产量则为12万吨，占世界产量的97%。与之形对比的是，美国2009年的稀土储量为1300万吨，占世界13%，产量为0；俄罗斯储量为1900万吨，占世界19%，产量为0；澳大利亚储量为540万吨，产量为0；印度储量为310万吨，占世界3%，产量为0.27万吨，占世界2%。
不是中国在“独享”稀土资源。
一系列稀土大国“产量为0”的背后，一方面是这些国家“雪藏”自身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稀土如潮水般的资源、白菜式的价格，大可不必自身开采。
“中国以1/3左右的储量，供应全球90%左右的生产，非常态。”在采访中，大多官员与业内人士对国家收紧稀土出口配额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不管是环境保护需要，还是结构调整需要，中国有权提出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也有一些行业人士认为，“不能过分限制出口”、“出口政策不宜频繁变动”、“稀土不稀、部分可以贱卖”、“出口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等。
他们“底气不足”的原因有：美国莫利矿表示要重启已经荒废将近20年的加州山口稀土矿，加拿大阿弗龙稀有金属公司试图在加拿大西北部开发新矿，澳大利亚Lynas稀土公司和阿拉弗拉公司准备开发稀土矿藏，加拿大西部矿业集团也拿到了南非稀土矿的开采权……另外，一些发达国家还发出了“寻找稀土替代产品”声音。
认为“出口政策不宜频繁变动”的观点，主要来自企业界。一些官员与专家指出，出口减少、国际参与企业增加、竞争压力加大，原有粗放式的“寡头模式”将被颠覆，影响了一些企业和地方的“既得利益”。
针对目前尖锐的“出口限额”问题，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笼统将17种稀土元素定位于战略资源有失偏颇，国内轻稀土储量相对较多，其中镧、铈等元素含量高(个别元素含量超过60%)，应用主要为民用，可以适度放开；重稀土储量相对较少，其化合物中镥、钇、铽等元素含量低(部分元素含量低于1%)，用于满足国防战略及尖端技术需求，要严格控制，“出口限额政策是对的，但我们可以做得更有策略、更有主动性，比如镧、铈等元素明年给他们增加5%、10%也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