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者在很多事件里发觉到了互联网以及其他类型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令人吃惊的能力，这些工具能给个人赋权，促进独立的交流以及动员并加强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
“电子乌托邦” 这种观点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寄予无条件的乐观主义期待，认为新的传播技术必将会把人类带入一个高度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国。 “电子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对新媒介某些技术特性的期待的基础上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电子传播网络的双向性使每个人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它将改变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受到传播者支配的局面，使传播过程变得更加平等，而这种平等也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平等；有的学者认为，新媒介技术将保障每个人自主发表言论的权利和机会，并形成“真正的观点的自由市场”。但是，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必然保证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需要更加复杂的社会条件。
Patrice Flichy：互联网实现乌托邦式想象编辑本段回目录
社会学家、互联网作家Patrice Flichy(腾讯科技摄)
腾讯科技讯 7月10日消息，社会学家、互联网作家Patrice Flichy今天在中欧论坛T13b小组会议上表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一些乌托邦式想象力在现代网络生活现实化。
Patrice Flichy在发言中举例指出，“如ebay、中间商、客户代表等；同时还有新的经济模式，这是我们在市场当中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但是在实际的运用当中也发生过，比如网络商务。”
Flichy patrice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写了很多互联网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在中国出版了。
为期两天的中欧论坛T13b小组会议今日在深圳腾讯大厦正式举行，就“互联网与人类生活方式变迁”为主题展开深度讨论，共计有来自国内外十三名互联网专家及企业高层出席会议，腾讯网常务副总编李方主持会议。腾讯科技全程直播。
以下为社会学家、互联网作家Patrice Flichy：
Flichy Patrice：我现在主要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大学里面实行两个项目，我都发表了著作，其中一个就是《信息传媒技术的历史》，这个翻译成中文，还有《想象中的互联网》，有被译成英语。
这是两年前在中国发行了一本书，是《现代传媒史》，书中介绍一下我的主要观点，“19和20世纪信息传媒进入社会构建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面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涉及到在国家和市场在网络构建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首先是国家的角色，国家有时候是引导了网络的建设，国家不介入的时候，由市场介入网络的构建。特别是市场介入网络构建的时候，在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国家。
第二个谈论空间的问题，一个是公共空间、还有私人的问题，另外私人空间里面我的家庭生活和我的个人空间。我想指出的重要一点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它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方面，同时在我们的私人方面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二点就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个人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一方面在他们的职场生涯当中，他希望能够独立于他们职场中的结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私人生活中，越来越鼓励他们的家庭。他们希望以更加独立的方式构建他们与这个社会、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做个人主义的联网或者个人主义的连接。
第二本书是我在十几年前在美国做的调研的结果，它就是《想象中的互联网》，我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一下集体的乌托邦，它是怎么帮助了互联网，正是由于他们这种集体的乌托邦或者集体的想象力，使得他们在设计者和使用者方面产生了一协同作用。
在这本书里面，有四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同实体接触，到科幻小说当中一种虚拟的接触，在虚拟的世界里，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和他人进行接触；第二点就是我们虚拟社区的创建，在这个虚拟社区当中可以分享和现实朋友当中不同的事情，我可以建立我在虚拟事情当中的身份；第三点就是网络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种新的政府的组织模式、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一种网络民主。这样的话通过网络就会取消中间环节，比如ebay、中间商、客户代表，把这些环节取消掉之后，就达成了一种直接的民主；最后一点是新的经济模式，这是我们在市场当中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但是在实际的运用当中也发生过，比如网络商务。
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些集体的乌托邦、集体的想象力，在现代网络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软件把它现实化，这个想法是在美国的70年代到80年代当中，我们通过一些大学的实验室、社区组织，通过对软件和硬件的实验得出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互联网的想象力不仅仅是我们的话语，而且是通过我们具体的实验加以佐证的东西。我们对于互联网的想象，它就给我们这些互联网的使用者提供了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想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就像我们在美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一样，当时的互联网使用者就像大学的使用者一样，我们可以同样的使用互联网。
事实上在互联网的想象力方面，这个想象力并不是全部是一样的，有很多多样化的形式，另外这种多样化的形式里面充满着争议、充满着冲突、充满着不协调性、充满着互相矛盾的地方。
我现在做一个结论，事实上，据大家所知，互联网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但是早在1969年就已经有互联网的出现，但是一直在20年后在美国成为大众使用的互联网，这个进程可能在中国会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因为中国对新技术的使用会更加的飞速，和欧洲和美国相比，这是中国的特点。
事实上我们觉得现代网络的发展根据市场经济的规格进行运作的，但是我们知道网络的产生之初，都是由美国提供资金，或者大学本身的资金进行网络的研究和开发的，所以我们现在习惯根据市场规则调节互联网目前的现状，但是，那么现在我们的公众调节应该怎么样来做？
由于我们知道互联网的发展是在大学当中发展起来的，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商业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所以整个自我调节的环节，它是和我们知道互联网最初的发展是基于大学非盈利的模式，但是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挣钱的模式了，两者理念的冲突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谢谢！
民主杂志：使人类获得解放的技术编辑本段回目录
概要：互联网、移动电话以及其他形式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liberation technology”)使公民能够表达意见、发动抗议活动，并拓展了自由的范围。最终来讲，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将不仅取决于技术，而是在于政治组织以及所采取的策略。
2003年3月，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警方扣留了27岁的孙志刚，要求查看他的暂住证和身份证。他因为没有带这些证件，被送往了收容站。 3天后，他死在了收容人员救治站。当时记录下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孙志刚父母授权下的尸检却表明：他曾遭到残酷殴打。
孙志刚的父母把他的故事告诉了 “南方都市报” ，后者展开的调查证实了孙志刚在押期间是被殴打致死。这篇报导在4月25日一见报， “全中国的报纸和网站就纷纷转载，网络聊天室和留言板都被愤怒的情绪所充斥。 “1 报导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中央政府展开了调查，6月27日的调查结果证实：孙志刚事件中，12人有罪。
孙志刚案是中国罕见的官方违法行为被揭露并遭惩罚的例子。但它带来了一个更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就是引发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全国大讨论。这一制度允许警方以没有居留权或暂住证为由拘留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通常是那些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 。在孙志刚之死引发的愤怒声浪中，许多中国公民在网上贴出了自己与“收容遣送”制度相关的经历;在大学里，该立法的合宪性也成为了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一封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重新审查收容遣送制度的网上请愿书很快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2003年6月，政府宣布将关闭所有八百多家收容遣送站。2
乐观主义者在这些事件里发觉到了互联网以及其他类型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令人吃惊的能力，这些工具能给个人赋权，促进独立的交流以及动员并加强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
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促使公民能去报道新闻，揭露违法行为，动员抗议，监督选举和细查政府行为，深化参与以及扩大自由的范围。然而，归根结底，不仅仅是技术，还要有政治组织，所采用的策略和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以及社会和经济力量发挥作用才将决定谁会在竞赛中获胜。
只要任何一种形式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能够扩大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在当代，它意味着与信息通信技术互相关联的形式——电脑，互联网，手机以及无数围绕它们的创新应用，包括了诸如脸书(Facebook)以及推特这种“新的社会媒体。“信息通信技术与之前的技术相比有着一些令人兴奋的优势。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性以及快速到达庞大人群的能力(手机网络也有此功能)，非常适合民间开展组织工作。与电视台、电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是双向，甚至多向形式的沟通。使用象推特(一种社会网络以及微博服务，允许用户发送和阅读最高为140个字的信息)类似的工具，用户可以不断把消息发送给成百上千的“追随者”(“followers”)。用户因此不只是被动的接收者，也是记者，评论者，视频录像制作者，娱乐人士以及组织者。尽管这些应用大多数并不和政治相关，但是技术可以赋权给那些希望可以将其应用到政治领域并去挑战威权统治的人。
人们很容易认为互联网具有前所未有的实现政治进步的潜力。然而，历史却告诫我们要反对这种傲慢自大的看法。 15世纪，印刷机的出现革命化了信息积累和传播的方式，使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出现。在这些基础上，现代民主才涌现出来。但是，印刷机也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崛起，促进了文字审查的运动。3 一个半世纪以前，电报被誉为促进和平与谅解的工具。突然之间，世界缩小了;曾经要用数周时间才能在世界各地进行传播的新闻，现在却可以立即传遍世界。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不是和平与自由，而是在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解放技术今天的爱好者可能犯了他们维多利亚时代祖先的分析式原罪， “技术乌托邦“(“technological utopianism”)和“时代中心主义“(“ chronocentricity “)，也就是“认为自己这一代就是位于历史顶端之上的自负心态”。4
说到底，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既能用它来实现高贵的目的，它也可以被用来完成邪恶的阴谋。正如电台和电视台可以是信息多元主义和理性辩论的工具，它们也可以被进行狂热的动员和实施国家控制的极权政权所霸占。威权国家可以霸占信息通信技术去实现类似的效果。然而，创新型公民也可以改善以及更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只要到达一定程度，他们就可以击败威权主义——正如在他们已经在数个案例里做到的那样。
信息通信技术“使人获得解放”的应用有很多种，进行动员以反对威权统治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早在为民主高潮进行动员之前，这些技术可以被用来拓宽公共领域，创造一个更加多元以及自治的新闻、评论以及信息的场域。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也是加大透明度和问责性、记录以及遏制侵犯人权和民主程序的强力工具。尽管我无法一一详述，但是信息通信技术也使人民从贫困和疾病状态中获得了解放：及时传递了关于农作物的价格信息，促进了针对小型企业主的小额贷款服务，定位了传染病的暴发，并使更多的一般卫生保健提供更为有效的方式与农村区域进行联系。 5
马来西亚：不断拓宽的公共领域
威权统治的一个关键支柱就是控制信息。通过博客(目前全球有超过一亿以上的博客)、，博客网站、在线聊天室和正式的网络媒体，互联网为多元化的信息流动提供了极为显著的新的可能性，拓宽了评论、辩论以及异议的范围。
对于后者，最成功的实例之一是《当今大马》(Malaysiakini)，它是一份网络报纸，目前已成为马来西亚的新闻和评论的主要来源。6 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记录，马来西亚缺乏新闻自由。现政权(既指国家又指执政党国民阵线联盟)通过直接拥有或垄断等措施控制了出版和广播媒体。因此，他们可以控制马来西亚人所能阅读和观看到的内容，也可以通过解雇来惩治记者。这种压制性的法律严格限制了新闻报道、出版和广播的自由。但是，作为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这个国家经历了互联网接入的爆炸性增长(以及最近的宽带接入的增长),从2000年15%的人口增至2009年的66% (和台湾相等、稍逊于香港)。7 政府对传统媒体严格控制、快速增长的互联网接入、以及在互联网上的相对自由促生了马来西亚网络新闻的开放：两个独立的新闻工作者，Gan和Chandran共同创办了这份网络报纸。两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成为威权统治的反对者，在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reformasi，译注：烈火莫熄是1998年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华·依布拉欣被革职后不久，其支持者发动的一次社会运动。)期间，两人就认为有必要进行媒体改革、实现独立的新闻媒体。他们用了约9,000美元，全是自有资金(这是经营报纸所需的很小一部分)在1999年11月推出了《当今大马》。从执政党政客那里获取到了一组照片，《当今大马》网站通过揭露一家当权派媒体是如何利用数字信息打压在押的反对派领导人安华·依布拉欣，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声誉。
从一开始， 《当今大马》就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和治理事务提供可靠的、独立的报道，这为它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忠实读者群。由于它的读者飙升，主流报纸销量下跌，马来西亚人很快都能够读到那些长期视为禁忌的主题：腐败、践踏人权、民族歧视以及警察的暴行。现在，除了评论、读者来信和意见以及日常漫画讽刺，《当今大马》每天还有15则英语新闻故事报道，以及资料翻译和以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写成的一些原始材料。《当今大马》报道的丑闻，是当权派报纸不会触及的。例如，在该国的主要港口管理机关发生的与利益冲突相关的巨额成本超支，以及受政府支持的马来西亚回教银行中正在发生的金融不当行为。随着现政权对安华·依布拉欣的更多的法律攻击，《当今大马》是马来西亚人可以看到对反对派领导人进行法律迫害独立报道的唯一地方。 2008年7月，有250万人访问了该站，《当今大马》成了马来西亚月访问量最高的新闻网站。然而，就像世界上其它网上出版物一样，它在为财务情况努力挣扎。
和《当今大马》10年前面世之时相比，今天的马来西亚仍然还是威权政体。但和过去40年相比，目前的政体变得更具有竞争性了，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如果政体发生转型，将主要是由于政治因素：有效能的反对派的联合和傲慢的现政权犯下大错。此外，经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更多受过良好教育以及多样化的人口群体，这些人更难容忍政府的家长作风和控制。民意调查及其他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尤其支持(更民主的)反对党。但是，很难将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从《当今大马》开创的、不断拓宽的公共领域努力中区分出来。 2008年3月，国民阵线在投票中出现了50年来的最差表现，第一次丧失了自独立以来的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很大的原因是网络新闻促成的。通过爆光基层警察虐待示威者，特别是印度后裔，削弱了国民阵线在对媒体控制上所拥有的巨大优势，“震惊了全国”。
《当今大马》和其它一些类似媒体履行了大量的民主职能。没有他们，马来西亚人不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和图片。他们为评论和辩论提供了一个未经审查的论坛，使批判性的公共空间不断拓宽。他们给那些在收入、种族或年龄位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发言权，他们给了被当权派媒体封杀的政治反对派一个表达立场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政治上教育了马来西亚人，促进了更为民主的规范的形成。在一些如尼日利亚这样的半威权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和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ies)，许多网上出版物和互联网博客网站履行了类似的功能。但类似的这些功能，能否在像中国这种威权国家生根呢?
在中国开启一个公共领域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网民超过3亿8000万人(相当于人口的29% ，较2000年增加了16倍)。但在本质上，中国最后产生的实际上是“一个全国局域网”。
这种准奥威尔式的网络空间控制，只是中国互联网现状的一部分。但是，网上的通信和交流(和通过移动电话的)实在太多，国家也监督和审查不过来。此外，中国的网民 ，特别是沉浸在这种技术中长大的青少年，他们对于官方普遍采取的作为所采取的是创造性的、有决心的、以及犬儒式的回应方式。许多人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规避网络审查，并很快互相分享他们的收获。如果说大部分中国的年轻互联网用户都对政治冷感，并很谨慎，那么他们也疏远政治权威，热切地拥护温和方式的挑战，经常为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玩文字游戏。
最近，年轻的中国博客作者已经发明了受到广泛赞誉的卡通动物“草泥马“(一种骂人的双关语)，作为一种抗议手段。这个神话般的马，是一种勇敢和聪明的动物，其栖息地被 “河蟹”威胁侵占。在中国，“河蟹”，是一种淡水甲壳类动物的名称，在发音上很象胡锦涛的执政哲学“和谐”——批评者认为“和谐”这个标签只不过是审查和对批评进行打压的委婉说法。《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编辑萧强认为，草泥马是对抗审查的标志。这种表达和漫画视频可以视为青少年对不合理规定所做出的反应。但是，庞大的网民，从严肃的学者到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城市白领，都加入了这个合唱的群体，这显示了对这个表达的强烈共鸣。9
为了传播这种对抗方式，中国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工具。 Twitter已经成为形成政治和社交网络，以及新闻、观点、讽刺迅速传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当谷歌在2010年3月下旬宣布，其在线搜索服务将退出中国大陆(因为未能解决其与政府在审查和网络攻击方面的冲突)，中国推特圈的一下子“亮”了起来。许多中国人对于谷歌的离去不满，因为他们将要使用审查更为严格的中文搜索引擎替代品，如百度 ，他们担心防火墙会阻止诸如谷歌的其它服务，如学术搜索和谷歌地图。有些人则怀疑谷歌的作为出自美国政府的授意。和早先发生在1月时谷歌首次宣布它在考虑撤出时一样，该公司的决定激起了一波的同情和哀悼： “公民记者不断更新贴子……，推特记录着无数的鲜花、贺卡、诗歌、蜡烛甚至中国网民在谷歌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办事处谷歌LOGO前躬身致意 。10
中国公共领域当然比“推特”更为丰富。推特常常链接到那些更长的博客，讨论组和新闻报道。完整的博客文章(不受到推特的长度限制)更可能批评政府(尽管巧妙委婉) 。中国互联网研究专家Rebecca MacKinnon认为，中国的博客圈(blogosphere)是一个“比主流媒体更加随意的空间”， 她考察了全国15个不同的博客服务提供商，发现审查的机制有松有紧，相差很大。因此，“政治敏感的材料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博客空间，而且，这些资料存在的机会大小和知识以及采取的策略相关”。11
监督治理、曝光滥权
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也是“问责性技术”(“accountability technology”)， 因为它为增加政府透明度以及监督政府提供了高效、有力的工具。YouTube和数码相机相结合，为挑战和揭露滥用权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手机相机拍摄下来的警察暴行被张贴到YouTube和其他类似网站，完成之后博客作者则通过呼吁来引发更多公众的注意。在YouTube的搜索框输入“侵犯人权”，将获得大约一万个相关视频，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种植者的工作条件、菲律宾的采矿实况、中国人体器官的摘取，到伊朗对Bahá’ís 的迫害，无所不包。一名年轻的马来西亚女子被警方强迫裸体做下蹲的动作，这段YouTube的视频迫使该国总理呼吁展开独立调查。2007年5月，当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强迫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Radio Caracas Television，RCTV)停播之后，它却继续通过YouTube进行广播。一些威权国家，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完全禁止访问此类视频发布网站，因此并不为怪。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非洲，对问责制的追求，使最简单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大行其道：通过移动电话发短信(已经证明，移动电话网络在基础设施匮乏的非洲特别有用，因为它们只需要很少的一些设施，如发射塔，就可以覆盖很广大的地区 )。在世界各地，移动电话的覆盖范围和能力正在迅速扩大，一些开源软件，如FrontlineSMS ，使大规模的、双向的短信交流仅仅通过手机就能完成。近年来，从监督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全国大选、到快速提交埃及侵犯人权的报告、到将塞内加尔的反腐败和人权问题昭告天下、再到监控和报告巴基斯坦发生的内乱，这些软件在移动电话网络上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肯尼亚的一家名为“证据”的组织(Ushahidi，斯瓦希里语) ，采用了一个“危机地图定位”(“crisis-mapping” )的软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移动电话、电子邮件、网上联络表格提交文字短信的危机信息，这个软件可以聚集相关的信息和项目，在地图上实时显示。它最初是由记者在2008年初开发的，用于定位和报道肯尼亚选后发生的暴力事件，随后吸引了45000名肯尼亚用户。它还被用于报道在南非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跟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发生的暴力侵犯人权事件，以及监督阿富汗、印度、黎巴嫩和墨西哥的选举。
这两个软件Ushahidi和FrontlineSMS的最大出资者是欧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这是一家由eBay创始人Pierre Omidyar和他的妻子Pam在6年前成立的慈善投资公司。它将易趣的理念延伸到了政治和社会创新的领域，给每个人获得信息的平等机会，充分利用了个人和市场的潜力。这种尝试性创新背后的投资和基金，既包括赢利公司的风险投资，又包括非营利机构的创业基金。两者加起来一共超过325万美元，该组织主要致力于两大领域： “获取资本” (小额贷款、创业精神和产权) ，以及“媒体、市场和透明度”(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媒体、市场和政府的透明度、问责制和信任) 。欧米迪亚网络在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支持它的合作伙伴利用信息技术来改善政府治理的水平和言论自由。各种措施当中，包括一个叫Infonet的门户网站，该网站为公民、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信息，还有一个叫Mzalendo的综合性网站，这个网站使肯尼亚人可以追踪国会议员的动态和行踪。
欧米迪亚网络这种提高透明度的创新也延伸到了其他国家和美国的组织。其中包括Global Integrity(全球廉洁度), 它利用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来源对90多个国家的腐败情况进行详细的评估。还有美国的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它利用互联网相关技术，帮助美国选民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联邦政府的开支、立法信息和决策过程。
数字化动员
对于威权政权来讲，数字革命最为直接、有力的警示效应是其对大众进行快速、大规模动员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性。具有文本短信功能的手机已经使得被技术大师Howard Rheingold称为的“智慧型无秩序的民众”(“smart mobs”)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快速联络的庞大个人网络，为一个特定地点集结(或“成群”)而进行抗议，它只带有很少的等级制与核心指挥。2001年1月，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因“智慧型无秩序的民众”而失去权力的国家元首。起初是数以万计的菲律宾人走上街头，在接下来的4天内，100多万以数字化方式动员而来的菲律宾人聚集在了马尼拉具有历史意义的抗议场所。14 自那以后，在人民为争取民主或政治改革而发动的全国总动员的事例中，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几乎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2004年11月和12月期间通过大众抗议推翻了乌克兰的选举式威权政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的橙色革命中，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互联网报纸Ukrainskaya Pravda提供了有关乌克兰威权政权试图窃取总统大选结果以及反对派尝试去阻止这类举动方面至关紧要的新闻和信息的来源。到革命结束的时候，这份网上报纸已经成了“乌克兰受到最多人阅读的新闻来源”。15 网上论坛给予活动人士一个记录选举舞弊以及分享成功行动的空间。16 短信有助于动员以及协调大型公开抗议——在冰冷天气里把数十万的人带到了基辅的独立广场——并最终迫使一轮新的政权轮替产生，使得民主反对派获得了胜利。
这些数字化工具也早在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中发挥了作用，这场革命吸引了超过一百万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2005年，科威特爆发了争取妇女投票权力的抗议;2007年，委内瑞拉学生就反对关闭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举行抗议;2008年4月，埃及的总罢工，成千上万年轻示威者通过脸书进行动员。17 2007年9月，“互联网、带有摄像头的手机以及其他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在缅甸的袈裟革命(如此说是因为数以千计的佛教僧侣卷入到了这个事件中)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数数字技术对抗议活动直接作用的确有限，但它生动地告知了外界抗议者所身处的世界是怎样，并揭露了政府作为回应所发起的血腥的镇压：“缅甸公民拍摄了相片以及视频，许多记录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机完成的，并且秘密把这些记录从网吧上传到了网络上或是把这些数码文件送出境然后再上传到网上。”这种对国际社会的信息公开使军队无法像1988年那样大范围、残暴地使用武力，从而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18
近期最典型的数字化动员实例是伊朗绿色革命——一系列选举舞弊行为似乎剥夺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Mir Hosein Musavi)2009年7月12日的胜利果实。在之前的一年，伊朗的网路空间有了极大的扩展。例如，伊朗有超过6000名的活跃博客写作者，他们就广泛的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问题展开讨论;22 脸书用户的爆炸性增长预计吸引了60万波斯语用户;23 并带动了新组织、公民团体、政党和候选人使用互联网。
随着当选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edinejad)在7月13日宣告获胜(号称获得了62%的选票)，围绕选举舞弊的愤怒通过聊天室、博客和社交网络爆发了出来。在推特、短信、脸书、Balatarin和Donbleh等波斯语网络社区，伊朗人迅速传播消息、观点，并策划示威活动。6月17日，穆萨维的支持者通过推特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在德黑兰市中心聚集。在一个月内，网民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了抗议活动，包括德黑兰更大规模的抗议，其中一些活动有两三百万人参与。侵犯人权和政府暴行的图片和视频通过YouTube传播开来。YouTube上一段有关7月20日德黑兰抗议期间Neda Agha-Soltan遭受暴力的37秒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随之传播的还有警察和当局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打压的照片。Neda的死以及当局肆意暴行的照片大大降低了伊斯兰共和国在国内外的合法性。
今天看来，绿色运动既彰显了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的潜力，也凸显了其不足。对能实现强制目的的工具进行控制，并且展现出以谋杀式解决的方式来利用它们的意愿，伊斯兰反动当权派一直通过这些手段来维系统治权。数字技术无法阻挡2009年的子弹和棍棒，它也无法制止强暴、暴行和对抗议者的判决。但它在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这些暴行，进而分解了包括叶什派教士在内的势力对现政权的支持。尽管伊朗当权者折磨异议人士以获得他们的电子邮件密码并且以此围捕更多反对人士的时候，然而互联网已经促进了伊朗的公民和政治多元主义。互联网把该国内部的反对派人士与伊朗侨民以及其他国际团体联系在了一起，并催生出最终将推翻伊朗独裁统治的自觉性、知识以及动员能力。至于伊朗独裁政权被推翻何时能被推翻，影响到这种前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伊朗人能更自由、更安全地在网上交流。
打破封锁墙
即使在最自由的环境中，新的数字化信息和通讯手段也有不可忽视的限制和成本。在多元主义与刺耳的声音、支持与不包容、公共领域扩展及其让人绝望的碎片化之间是有细微差别的。随着新传媒手段的不断涌现，更多发出声音的人得到了赋权，但它们几乎都不是理性和文明的。增长中的网络媒体并没有一致地提高公众审慎思考的质量，反而鼓励了有意识形态头脑的人之间进行“回音盒”式的交流。开放接入的方便性带来了很多问题：传播仇恨、色情文化、恐怖主义、数字犯罪、网络间谍和网络战。这些都是现实的挑战，为了决定民主国家怎样平衡这类技术扩大人类自由、知识的可能性和为个体和集体安全产生的威胁，在进行管制和立法之前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
数字世界遭遇最大挑战仍体现在获取信息的自由。非民主政权对互联网使用的规律和监视不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发成熟。以使用商业过滤软件为代表的不太成熟的手段能够不加区别地屏蔽同一类网站。当前，将近40个国家对互联网进行过滤，或禁止其公民使用网络。24 有胆量的网民可以通过突破技术上网，但这需要安装软件，而且在公用计算机或网吧是无法使用的。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许多网络功能同样遭到过滤，而突破这些阻碍则需要网民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25 不是所有的突破技术都能保护网民的隐私和姓名，当使用国有公司提供的网络是，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伊朗流行的免费软件Tor承诺通过“在全球多层中继中重新引导加密浏览”保护网民姓名，而政府则难以阻拦这样的传输。26 但是如果政府高效地垄断了互联网服务，孤注一掷的政府(如2007年的缅甸)往往切断互联网，或者在当权者在选举数据库中搜索抗议活动有关的内容时将网速减至瘫痪般的速度(如伊朗)。27
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ies)，获取信息的渠道问题也在增加。近来全球网民——以及美国政府——都在为澳大利亚过多的法律草案担心，这些草案可能强迫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在一定法律和道德条件下(包括保护儿童)屏蔽众多网站。中国强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评估其网络内容的手段也在影响欧洲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和管制。28
目前，在寻求规避互联网审查的各国民主人士与想要扩展和完善这一审查的独裁政权之间，一场技术竞赛正在进行。最近，诸如伊朗这类的独裁政权在镇压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方面，这是因为一些西方公司愿意向他们出售先进的监视与过滤技术，比如诺基亚-西门子公司;另一方面，这也是独裁政权彼此之间急切地交流分享恶行的结果。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为支持这类技术的发展付出更多努力，促进这些技术在网络管制国家里廉价、安全地普及(并给予补贴)。可以采取更多手段改进加密技术，使威权政体下的人民可以更安全地在网上进行交流沟通与策划活动。随着卫星接入技术的扩展，如果卫星天线的成本以及每月的使用费用可以大幅降低，那么这种可以绕过各个国家的审查体系的技术也可能带来突破。西方国家政府可以禁止向压制自由的国家出口先进的过滤和监视技术;当压制自由的政府向西方技术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交出互联网用户的个人资料”29 时，政府应该作为这些公司的后盾，拒绝这样的要求。最后，对于那些因为在网络上和平地共享信息、组织活动、报导真相而遭逮捕的博客作者、人权活动家和记者们，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应该为了他们的人权而站出来施以援手。
1月21日，国务卿希拉里在一次历史性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只认同全人类能平等地获得知识和理念的互联网。”对美国来说，做出这样的公开表态固然重要，但是，争取联网权利的斗争实际上只是争取自由的永恒斗争的新方式。而决定最终谁占上风的将不是科技，而是人民、社会组织以及各国政府。
网络没有“乌托邦”编辑本段回目录
●网络神话令人心荡神迷，而网络资本主义正在无情地扫荡世界。它不再是像马克思所称，“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鲜血，”而是每一个“比特”里，都渗透着神话外衣下的强权。
●比尔·盖茨所欢呼的那种随网络而生“没有磨擦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大同的网络乌托邦，不仅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有。
网络热潮在中国蔓延开来，已经有好几年了吧。网民热，企业热，从来没上过网的老头老太太也跟着一块热。广播电视报章杂志上每天都有网络股令人心惊肉跳的大起大落，数字英雄一门心思认死理儿的豪言壮语，说不上貌美如花也不至于看一眼便吐的网络小姐选美大赛——反正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妙龄少女还是黄脸媳妇双枪老太婆。网络热继而深入胡同乡村，不时传出某青年农民借网发财，或某小学生沉迷网吧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觉的新闻，网络也渗入人的精神和感情深处，要么有人沉迷色情网站一不留神导致万元长话账单，要么有人因网恋闹得鸡飞狗跳全家不安。
无论好坏，网络已经如此深入我们的生活，对某些人——不仅仅是那些一茬黄了再割一茬的数字英雄们——来说，网络已经成为须臾不可分离的经济甚至精神支柱。
创造神话的不仅仅是网络这一行业本身，网络也在不断创造着关于未来社会的神话。比尔·盖茨在那本极其蛊惑人心的《未来之路》中，极力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未来的数字化图景，其中包括未来世界的标准住宅，并声称在那种房子里，“你不会面临技术的问题，但技术会有准备地、很容易地提供给你。”
这便是我们的未来：不管你是否需要，甚至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数字化都已渗入到你生活的各个角落，真是“身在网中不知有网”，“你中有网网中有你”。不知道盖茨的这一想法，是否已经在他位于西雅图的那幢价值7800万美元的豪宅中先期得到实现，反正他还没请过我去盖府做客。但盖茨、孙正义、杨致远这些网络新贵们简单到几乎一步便可走完的成功史，在全球——也包括中国的年轻人中间掀起了一种类似宗教迷狂般的网络狂热。在这股席卷全世界的痴狂中，没有人，或者少有人能真正思考一下网络对我们社会的反作用力，真正放下鼠标，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网络从哪里来，要做什么，它又要向何处去。
这一问题或许可在丹·希勒的这本《数字资本主义》中部分地得到解答。尽管作者并未给急切的读者一种先知般的预言，或是诸如别再无止境地追高，小心在网络股上翻船的投资忠告，但他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冷静目光——冷静得令我们心寒——带我们重新审视方兴未艾的这场数字化革命。
丹·希勒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传播学教授，在电信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他看来，互联网之所以得到突出其来的迅猛发展，原因在于美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以及扩展业务范围的内在需求。建立了内部网络化的跨国公司将网络技术与设备带到海外，它们所鼓吹的门户开放，自由竞争的原则，不可避免地要与所在国保守的电信政策发生冲突，此时，跨国公司的超强经济实力所暗含的政治力量便显出实力，而所在国的政府，要么被迫对本国的电信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生存能力，要么便得在别国电信企业的激烈竞争中一败涂地。无论哪种选择，其最终结果，都使得网络技术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
如果说网络是未来世界的一座经济金矿，那么美国就掌握着这座金矿的金脉。美国占有着网络的最上游的资源，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尖端的技术。它通过网络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连结起来，世界成了地球村，全世界的信息可以不受阻碍，“自由”地流向美国，全世界的金钱也是如此。没有网络，美国便不可能创造出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而从美国这个网络的中心流向全世界的，是各种各样的规则，资本和商品。美国在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得以巩固，政治上的强权也因此得以维持。
网络神话令人心荡神迷，而网络资本主义正在无情地扫荡世界。它不再是像马克思所称，“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鲜血，”而是每一个“比特”里，都渗透着神话外衣下的强权。
在丹·希勒的笔下，网络不再是与现世天地相对而言的“虚拟世界”，而是一个有着自在生命和法律的真实所在。数字空间不仅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而且它为之服务的首要对象便是现实世界的经济利益。它为利益所驱动，并服务于这种无所不能的利益。不仅它的诞生过程和现状是这样，它未来的走向也必定如此。比尔·盖茨所欢呼的那种随网络而生“没有磨擦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大同的网络乌托邦，不仅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有。
这样的论断，这样的著作，在硅谷和中关村这样的地方，恐怕不会得到什么喝彩之声，也不会得到像张朝阳这样焦头烂额的数字英雄们的推荐。但本书并非偏激之作，也无有些人所理解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那种愤世嫉俗。作者只是给了我们一双冷静的眼睛，让我们用它去看个分明。
《数字资本主义》
丹·希勒著，杨立平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22．80元
打倒科技乌托邦 编辑本段回目录
ReihanSalam/文 丁芳芳/编译
科技进步带来的一切未必如想像中恐怖，也未必如某些人以为的那么美好
未来主义者常常显得很愚蠢。关于未来的预言，通常每2万条中，只有一条能够成真，或者也只是部分成真———只要看一看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就存在的一些预测：苏联的经济繁荣将让美国蒙受巨大的耻辱，新的冰河时代将带来大规模饥荒，一个八轨录音带将可以容纳、保存人类所有的知识就可以知道了，成真的有几条？
两种关于未来的预言
即便如此，如果说所有的未来主义的理论都是错误的，那也是不公平的———它们只是大部分是错误的。1976年，斯蒂芬·堪弗在《时代周刊》中写过一篇文章：未来主义有没有前途？斯蒂芬·堪弗写道：未来主义可以分为新马尔萨斯主义和物质主义两种。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坚信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正在变成地狱。有些人———比如提出人口炸弹学说的保罗·艾里奇———指责人口增长；还有的，比如罗马俱乐部的成员，指责经济增长。任何一种的解决方式要表达的都是一个中心：凡人们，要改变你们罪恶的生活方式。
而物质主义者却正相反，他们认为未来是一片光明灿烂的前景，人口或经济的发展恰好不是问题所在，而是达成这一前景必须的途径。根据1976年哈德森学院的报告《未来的两百年》所说的，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将会经历人口增长的减缓（这是事实），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事实），每家都会拥有一个超智能的机器人（你有自己的PDA吗？），还有很多城市会沉到海平面以下等等等等。就过去的数十年间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主义者逐渐把事情往正确的路子上引导，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完全弄错了方向。
科技决定一切？
而这却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普遍所认同的未来主义道路上。物质主义者尝到了一些成功的甜头，就开始有些走极端了。格伦·雷诺兹出了一本娱乐性质的《大卫的军队》，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舒服的革命”的概念———将每个消费者都转化为生产者。雷诺兹充满快感地描述了科技将如何改变他的未来生活：他可以在家中酿造啤酒，从而抗衡强大的百威。他说，人们广泛掌握的技术，将不仅仅是可以喝到自酿的啤酒而已，还将充满我们的学习、娱乐、创新等等各个方面。随着时间的过去，超智能机器人和纳米技术将使每一个人（人类、后人类、机器人）都拥有对自然环境无限的控制权———无论是在地球、火星，还是更远的星球上。这个目标听起来无疑充满了吸引力，不仅仅因为它使每个人都可以像孩子那样竭尽全力去想象———包括我的梦想———让我的胳膊长到能够到任何高度的书架，还因为它是个不现实的如蓝天一般的远景。
就像克里斯汀·罗森在《新共和主义》中指出的那样，雷诺兹的幻景中，有很多是荒诞不经的。破坏互相产生牵制作用的阶层往往相当于破坏整个游戏规则。
雷诺兹的弱点在于他只看到了科技的长处。雷诺兹是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但他的前提是相信美国政府能成功入侵，进而占领、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当然，建国是艰苦的，但现在我们拥有技术和知识，并知道如何正确运用。但如果信息革命真的能够使孩子们都兴奋无比，那么一定也能够调动起想要在每一步路上与我们作斗争的狂热主义分子、极端主义者的激情。那么，雷诺兹又凭什么敢肯定我们最终一定能占上风呢？
打倒乌托邦
并非所有的未来主义者都像雷诺兹这么天真。约翰·罗伯是一位前空军军官及科技大师。他认为小人物在家里酿造啤酒的时候，更有可能戴上口罩，端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以免遭到大集团的剿灭。
罗伯对未来的基本呈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几千年来主导历史进程的历史力量仍然不变地在发挥作用。圣·保罗街上的流氓团伙可以在警察局放置炸弹放火焚烧；游击队威胁到了印度的高科技繁荣，少数叛乱分子窃取相当于尼日利亚和伊拉克石油总量的价值数亿美元的石油……这些都在直接影响着我们。
其他还有几个思想家与罗伯具有同样的科技现实主义的想法。《全球商业》杂志社前主编巴里·莱恩———《尽头》一书的作者是一个反全球化论者，他认为我们生存所依赖的全球供应链过于脆弱以至于承受不住哪怕一次大的冲击。无论是沙特阿拉伯遭遇恐怖袭击还是波兰发生电力系统瘫痪，都可能让我们置身于危机之中。
罗伯和他们这些科技现实主义者把科技乌托邦主义和反乌托邦主义思想中最好的部分融和到了一起。和物质主义者们一样，他们认为，科技可以使我们活得更富裕，更健康。而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一样，他们也承认科技有其自身的弊端，比如说全球犯罪网络的威胁，还有传染病的肆虐。
《空洞的摇篮》的作者菲利普·朗曼相信“舒服的革命”将加强基督教国家的统治。在朗曼设想的未来里，观念的力量取得胜利不像武力那么直接，而是靠一点一滴渗透、繁衍、推广，进而占领整个世界。如此说来，雷诺兹那一批人依然大可以坐待“舒服的革命”的到来。
论麦克卢汉传播观念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内容提要： 本文以“地球村”概念着眼，评介麦克卢汉的主要传播思想。以国外麦克卢汉研究的最新发展为基础，对麦克卢汉传播思想重新评价。笔者提出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并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技术决定论"。他的传播思想贯穿着“技术乌托邦主义”，正在得到传播学研究界的重新评价。他的媒介观点也被逐步发掘出向批判学派阵营靠近的意义。
麦克卢汉，一个在文学领域名声平平的文学教授，以其独特的思想在传播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媒介即信息”到“地球村”，麦克卢汉提出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概念。从“技术决定论者”到具有批判意识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学术声誉饱受争议。但笔者认为，作为最早注意到广告和娱乐文化对当代生活影响的学者，“用批判意识拥抱新媒介时代的第一个”，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贯穿着“技术乌托邦主义”。他的传播思想正在得到重新评价，他的媒介观点也被逐步发掘出向批判学派阵营靠近的意义。
一、“地球村”与麦克卢汉的乌托邦构想
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概念。“地球村”既是麦克卢汉对人类未来乌托邦式的美好构想，也隐含着他对物质技术极度发达的人类社会深刻的焦虑。
根据埃里克·麦克卢汉[1]的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将“地球村”看作是对乔伊斯和美国作家威德汉姆·莱维斯思想的回应。该词包含了两层寓意。一方面，它表现出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传播速度的提高使地球空间在实质上变小，“我们生活的地球村里，事情在同步发生。”另一方面，从更广阔更理想的角度来说，“村落”还意味着共同的社区和我们可以共同塑造的全球社会。
麦克卢汉设想的“地球村”有三个特征。首先，在电子传播时代，生活在地球村的整个人类合为一体，部分与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传播媒介在此过程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麦克卢汉认为，这种变化使民族、国家等概念瓦解和重构。“地球村”里民族和国家不再具有空间上的界限，因为“地球村”消除了时间和空间。“地球村”里的人类面对的是全球责任，而不再是自家门前的那小片菜地。第三，麦克卢汉指出在电子技术塑造的时代，人们对整体合一的需求就是对人类整体无限和谐的追求。这一点被今天的“互联网”映证。“互联网”世界宣称自己的潜力就在于击垮中央集权，协助形成一个整合的社区，因为“电子技术将会使个人主义过时，迫使人们相互间彼此依赖”。
为此，麦克卢汉曾对“地球村”充满美好的期望。在1969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时，他说他把这个重新组织的世界环境看作是人类与电子媒介不断互动的结果。在这个互动的世界里，部落人能够真正地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人的意识也能够从机械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在宇宙中的精神漫游。[2]
麦克卢汉对“地球村”满怀憧憬的描述和推崇反映了他对人类社会形态的价值判断。以技术为决定性因素，以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为基本判断标准，麦克卢汉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前文字时代，或者说是部落阶段。这是一个口头语言和耳朵统治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古登堡时代，也就是部落被瓦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眼睛和印刷文字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分析这个时代时，以拼音文字和古登堡印刷术的出现为中心，麦克卢汉又分两个阶段论述了该阶段的性质与特点。第三个阶段是电子时代，或者用麦克卢汉的话说，人类重新部落化的时代，这是一个所有感官深入参与的时代。
麦克卢汉认为，西方社会中，拼音文字发明之前的前文字时代是人的感官平衡和同步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个人主义或专业分工的社会，也是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听觉世界”。所以人类文化交流的基础是同等的，人还不失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人。同时，这个“无中心”的社会也没有等级观念，“整合的部落网络里人们相互依赖，所有的成员都生活在和谐之中。”[3]
古登堡时代的世界文化是视觉统治的文化，新的媒介带来了一个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专门化的、疏离的新环境。西方世界的“理性”产生，派生了西方世界的时空观，强调一致的、序列的、连续的关系，还使个人主义和专业化分工成为西方“文明人”的标志。人类社会原有的部落形式瓦解的过程就是人类分裂的异化的过程。在部落瓦解换来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时，人类文化遭受到贬值。
以电报的出现为标志的电子媒介时代是“重新部落化”的时代。电子媒介帮助人类再次回归部落状态。“地球村”的人再次让所有感官和谐发展，共同拥抱新的媒介环境。麦克卢汉发现，在电子时代，人的感官的延伸不再仅是物理层面的事情，媒介技术让人的神经中枢外化，人的思想也被延伸到媒介技术创造的信息系统中。在人类整个溶入到媒介技术主宰的信息系统中的时代，我们把媒介穿在了皮肤上，我们又回到了没有中心没有边缘的部落时代，一个平等、自由交流的部落时代重新回到了人类社会中。在这里，人拥有一个圆形的空间，一个领域(sphere)，而不是线形模式上的一个点。人在这里完整而和谐地发展着各种感官，享受感官平衡发展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3000年中不同程度的视觉化、原子化和机械化，我们终于认识到，机械时代是两个伟大的有机的文化时代之间的插曲。”[4]
可见，和所有的批判学家一样，麦克卢汉也预设了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乌托邦世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曾执着地在文学世界里遨游，在艺术家对过往生活的描述和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中，重温着人类曾拥有的美好时光。当他从文学的世界中走出，审视存在的现实世界时，他痛苦地发现，人类历史是所谓“理性”剥夺人的本性的历史。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要探索，他要寻找推动历史的根本动因和解决途径。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认为他的“探索”让他看到了媒介技术的力量，而且他坚信这是一种可以让人类回归曾经美好的乌托邦世界的力量。只不过，在经历过技术的发展和文明的陷落后，我们不是要倒退到部落时代，而是进入“重新部落化”的“地球村”。
二、麦克卢汉的技术乌托邦主义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这句匪夷所思的论断实际表达的思想是新媒介技术将改变人类自身及其生存的社会的结构。
总结麦克卢汉的著作，他曾从3个方面论述了新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首先，媒介形式变化改变了人类感官在感知时的比例关系。而麦克卢汉认为这种变化会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影响。其次，通过提出“冷媒介”、“热媒介”概念，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形式的变化改变了受众的民主参与程度。第三，媒介新形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类的时空观，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
麦克卢汉对于媒介新形式与人类的时空观的关系的探索得到了传播学家的热烈回应。麦克卢汉发展了加拿大学者因尼斯的时空观论述，进一步提出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不是与社会行为相分离，而是由它们产生和再造的。媒介发展到电子形式就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重构。在电子世界里，空间和时间已经被完全废除。有等级的、同一的、个人主义的印刷文化被扫荡到一边，可以敏锐地洞知同时发生的一切的新型文化取代了它。因此，人类从此拥抱的是一个根除了社会差异的大同世界——“地球村”。
对此，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认为：麦克卢汉的探讨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代社会中，传播媒介的发展如何重塑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麦克卢汉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带有很浓的批判力量，但是它却背着技术决定论的罪名被主流文化理论遗弃了。史蒂文森和凯利(Carey)、梅罗兹(Meyrowitz)、J．B汤普森也认可麦克卢汉的观点，即认为传播媒介重构了时间和空间，所以帮助塑造了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史蒂文森评价说，在这点上，不那么绝对的麦克卢汉表明自己和自己的著作充满了洞察力。
在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中，麦克卢汉坚信媒介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首先，他认为不同的媒介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不同的文化模式。如语音字母的出现把文化转变为单一、线形的模式，从而使人分裂和异化。印刷术的出现又导致可复制的文化生产模式，塑造出了西方社会的机械文化。
其次，语音字母等媒介技术的出现是西方“理性”产生的基础，并决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格局。“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从古希腊到现代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始终都表现出进击的姿态。他们需要把环境转换为语音的、文字的东西。这就使他们成为征服者，成为推土机和平土机”。[‘]在西方社会的扩张过程中，印刷术产生了第一种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后来一切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例。没有拼音文字带来的线性思考，没有印刷术带来的整齐划一和可重复性，现代工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语音文字将线性序列作为社会和心理组织的手段，产生应用型知识；印刷术使推行标准化劳动方式，保证了高效率的工业生产。这些媒介技术使西方社会不仅有征服者的愿望，而且具备征服者的能力，凌驾于自然和其他社会之上。
第三，媒介技术的变化改变了人类社会各阶级及其权力关系。如部落入学会识字后，他就从部落中解放出来，成为文明的个体，一个与其他文明具有相同的态度、习惯和权利的人。拼音字母意味着权力、权威，字母文字代表着非常宽泛的知识和复杂的技能，部落人在获得这些能力后，他不再臣服原有的传统和仪式，部落中的阶级关系就会随之发生巨变。部落由此从内而外的瓦解。
麦克卢汉推崇媒介技术的力量，但对被媒介技术进步塑造出的“理性”而富有权力的人，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拼音文字将“整合的人成为了分割的人。人成为了专门化、心灵贫乏的“个体”，或者叫单位，在线形世界里运转。”[6]可是这样的“个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比部落人要差得多。麦克卢汉从这个角度意识到媒介进步也有可能给人们带来灾难。如西方人使用拼音文字，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历史的主角。但西方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精神分裂和人的异化。虽然麦克卢汉将这一切完全归因为媒介技术的作用显得有些牵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从全新的角度看到了西方文明对人的异化作用，并提醒人们对媒介形式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关注。
虽然麦克卢汉以媒介技术为决定性力量设想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出现的可能，但现实生活中，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传播世界也暴露出很大的问题。麦克卢汉意识到即时同步的信息环境也可能导致一个可怕的未来——人类文化的“内爆”。
“内爆”就是内向地爆发和坍塌。事物内向的爆发往往会发出比外向更巨大的能量，导致处于临界点的事物发生聚变。麦克卢汉担忧的文化“内爆”指的是电子化引起的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文化裂变。这是由电子媒介的迅捷性造成的。
印刷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种至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文化，这种文化虽然被僵硬的等级界限包围着，但确实将公共的与私人的领域隔离开来。哈贝玛斯描述的“公共领域”就是印刷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产物。麦克卢汉也认为，印刷培育的私人空间对形成个性化思考和观点是非常必要的。但新的媒介技术重构了社会生活，通过模糊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地球村”的“内爆”终结了公共领域。
因此，麦克卢汉发现，在“地球村”里，媒介的工作是消减“意义”，批判和理性思考实际上是在减少。电子媒介把理性的公众转变为交互式的大众，并成为麦克卢汉常常比喻的“电子回路”(electric circus)。这种媒介环境影响所有人批判性地思考世界，对此麦克卢汉也不能例外。在谈及他的思想时，麦克卢汉不得不承认“我从不在任何问题上发表我的观点。因为我只对理解过程感兴趣……我的目标是得到一个观点，可是如果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你不可能得到一个观点。”。[7]
在“内爆”中的“地球村”里，我们又回到了与他人密切接触的状态，我们又回到非集中化、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中。但我们要面对身份认同的危机的精神创伤。我们是统一的“地球村”的村民，可是我们到底是谁?麦克卢汉哀伤地预测：“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在光速下生活的人既没有了理想与目标也没有了私有身份，他只是在电脑软件的数据库中存在的那么一行，轻易地就被遗忘了。”[8]
三、“弃儿”重回批判理论阵营1．麦克卢汉的学术认同
通过以上对麦克卢汉思想的重新解读，我们发现麦克卢汉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技术决定论”者，借用科罗克(Kroker)的描述，他是一个“技术人文主义”学者。麦克卢汉关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结构，不过他解读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过分单一，仅仅拘泥于对技术的认识。因此，与他在大众媒介中的声誉和地位相反，麦克卢汉在学术界并不是从伊始就被认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播学研究界对麦克卢汉的作品嗤之以鼻，撇开那些让他在大众媒介中名声大震的神奇预言的准确性不提，研究者们从方法沦』：就判定麦克卢汉的研究是错的。他的方法论使传播学者宁可将他归为诗人、预言家而不是学者。在经验主义的研究中，衡量一个理论的实用性的方法是测量该理论的实用范围，而这只有在该理论非常清晰且可以被检验的基础之上得以完成。但是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却不在这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之内。他对被媒介影响的感官环境的关注胜过逻辑的关注。而且他认为感官平衡决定了人的认知模式，不管这种模式是否尊崇逻辑。这样，麦克卢汉几乎让自己孤立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在经验主义研究处于传播学主流位置的传播界，尤其是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界，麦克卢汉的思想自然遭到拒绝。美国传播界对麦克卢汉实质上的关注只有《传播学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其死后一年设计的关于他的研讨会。该季刊于1981年发表了9篇关于他的文章。
但是，传播学者对麦克卢汉的抵制随着批判学派理论在传播学界的影响逐步发生了改变。1983年，《传播学季刊》展开了一次关于正在扩张影响力的批判理论与其对立者——主流行政理论之间的分裂的讨论。麦克卢汉被当作一个批判理论学者重新得到解读并获得了人们的注意。当年，美国知名媒介学者斯蒂芬·H·夏斐(StevenH．Chaffee)称，关于媒介改变了“思想和社会组织模式”的论点，麦克卢汉和因尼斯是思想的来源，关注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者必须了解麦克卢汉的作品。同年，卡茨(Katz)也高度赞扬了麦克卢汉和因尼斯激发人们在社会历史中研究媒介的重要性。对麦克卢汉保持了持续关注的还有传播学和文化学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他认为麦克卢汉扩展了媒介影响力的概念，并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诠释方式”。在怀特看来，麦克卢汉对技术是中性的表示极大的怀疑。他想要找到一个方法让人们感受到新技术对人类意识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指导现实的技术建构”。从麦克卢汉对媒介影响力的文化分析中，怀特看到麦克卢汉的方法和文化研究方法有很多接近之处。
在谈到美国的文化研究时，媒介理论家汉诺·哈特也提及了麦克卢汉的影响力。汉诺·哈特指出麦克卢汉将媒介比喻为环境，这与文化研究者的传播系统观有可比性。在文化研究中，文化正是被看作为制造意义的社会情境。因此，汉诺·哈特警告文化研究者不要对麦克卢汉一味地批评，因为麦克卢汉“几乎是孤独地考察了媒介并定义了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社会科学文化把对传播媒介自身的研究孤立出来，或者“不愿意或不能够涉及麦克卢汉关于媒介自身具有的潜在影响力的断言，也不愿涉及我们每日生活经验中传播的结构，而在这个经验的王国中，信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9]
但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罗宾·威廉斯对麦克卢汉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这个批评也经常被人们提及。威廉斯认为，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分析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情景孤立。它在事实上非社会化了媒介分析，因为麦克卢汉掩饰了统治权威关系如何建构文化生产、文化内容和文化接收。而霍尔对麦克卢汉最严厉的批评就是麦克卢汉主义不去质疑全球资本主义关系。霍尔认为，麦克卢汉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立场与后现代主义的不批判形式一样。在麦克卢汉早期作品中很明显的文学批评观点到后来转变成越来越欢快的立场。这种发展姿态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很一致，都主张放弃文化批评。所以他缺乏必要的严肃立场，鼓吹商品主义回头和在地球村的不断繁殖。例如，麦克卢汉没有批评使地球村成为可能的资本主义关系全球化。另外，他还忽视了传播技术跨国发展的程度，而这正极大地培育了组织、控制和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形式。
威廉斯和霍尔的批判使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麦克卢汉理解传播的确过度强调了“技术”的本质和功能。而更多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传播媒介的本质不是由媒介技术决定的。例如，根据索绪尔(Saussure)的观点，史蒂文森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由技术条件决定(表达者和被表达者的关系是任意的)，而是由语言主体间的本质决定。一个电视节目的互动本质更多的与它的主题是开放还是封闭的有关，或者看观众是否对节目首肯。而且麦克卢汉在理论上不必要地抹杀了与制度组织、文化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批判问题。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麦克卢汉被文化研究阵营抛弃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他过度强调了技术，更重要的是麦克卢汉在谈论技术时对其他批判议题的忽视。2、方法论上回归批判阵营
尽管到目前为止，麦克卢汉是否应该归属于批判理论的阵营中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重新评价麦克卢汉，以使其回归到已有的阵营中去。例如，斯坦普斯(Stamps)在《无思现代性》中将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了联系；加拿大学者利斯·杰弗瑞(Liss Jeffrey)、保罗·黑尔(Paul Heyer)等发表《热与光：重评麦克卢汉的贡献》、《探索一个传奇：25年后麦克卢汉的传播与历史》等文章，讨论麦克卢汉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美国学者凯利(Caley)和保罗。格罗斯威尔(Paul Grosswiler)等发表作品比较麦克卢汉与本杰明的媒介理论的相似之处；在欧洲，法国的波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者和英国的汤普森(Thompson)、史蒂文森(Stevenson)等文化研究学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他的理论。
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保罗·格罗斯威尔对麦克卢汉研究所作的突破。在他的著作《方法即信息——以批判理论重思麦克卢汉》中，他历史地回顾和评述了麦克卢汉的思想，并提出麦克卢汉的方法不是机械的技术决定论，相反，他的方法是辩证的，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脉相承。
格罗斯威尔提醒人们注意黑格尔对一个无限世界的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第二个阶段是个体开始识别主体，这使得个体开始从自然中疏离；第三个阶段来自于我们对这一切的意识，这时更高级的统一达到了。这个阶段里，我们的自我意识从自然中分离，同时在同一个时刻与自然整合。无限世界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统一，在运动中螺旋上升。如果我们把麦克卢汉对人类社会三个阶段的划分与之相比较，我们就会看到麦克卢汉的辩证思维与之有多么相似。
格罗斯威尔还引述到，在1983年关于批判理论和行政研究的辩论中，传播学者达利·斯莱克和马丁·阿洛(Daryl Slack and Martin Allor)比较了行政与批判学派研究的不同。他们的研究认为造成批判理论和行政研究对立的深层原因是，行政研究阵营的许多传播学模式与最早的传者——信息——受者的线形因果关系有必然联系。这些模式的研究者依然认为传播过程无需情境，每一个要素都可以隔离起来研究。与之相对，批判理论学者考察的是社会权力动作中传播的角色，并假定媒介机构和大众传播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是纠缠不清的，个人只是一个被阶级、种族性别和亚文化塑造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所以，批判学者要研究政塑或创造更好的机构，满足人的需求。而当我们把这些标准用来检验麦克卢汉的研究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媒介环境的影响力的分析使他更像一个批判学者。
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人们普遍认为麦克卢汉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提醒了人们对媒介自身的研究。麦克卢汉把人们从对控制技术的极度自信中唤醒过来，使人们意识到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正如史蒂文森在《理解媒介》中的呼吁：“我要反对那些对麦克卢汉诽谤的人，并强烈建议研究媒介的学生重新批判地评价他的作品。”[10]
（作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注释
[1] 艾力克·麦克卢汉，(EricMacLuhan)是马歇尔·麦克卢汉之子，也是传播学者。
[2] http：／／www．paddavis．de／McLuhan．html，2001年10月9日浏览。
[3] http：／／www．pad&vis．d&McLuhan．html，2001年10月9日浏览。
[4]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70页。
[5]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426页。
[6]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364页。
[7] “Marshall McLuhan Gets Processed，”Ideas，Dec．2，1969，CBC Radio．
[8] “Marshall McLuhanGetsProcessed，”Ideas，Dec．2，1969，CBCRadio．
[9] HarmoHardt，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Communication，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London：Rout—ledge，1992)，P．168．
[10] NickStevenson，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6，P·115．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3349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6-07/31/content_1175263.htm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4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