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析胡锦涛访美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美关系新思维
胡锦涛的脚步踏上美国土地之前，对于他的这次国事访问的评论就日益热络。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如何和中国继续做朋友”，高调评价此次外交活动是“继邓小平30多年前的历史性访美以来中美最重要的高层会晤”，他还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再发布一份“中美联合声明”，构建未来中美交流与合作模式。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至今未愈；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力量的消长，使得这两个“非敌非友”、既合作又竞争的大国内部对彼此的心态变得微妙起来。美国“重返亚洲”步伐加快，中国也在相关利益领域坚持自己的主张。中美两国之间出现近年来少有的复杂局面。布热津斯基由此忧虑，“两国进入一种不断升级的互相妖魔化的状态”。
另一位美国外交大佬基辛格也坦言，“我不期盼美中之间的冲突，因为冲突是灾难”。为避免出现灾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中国权威国际问题专家——张蕴岭、王逸舟、时殷弘、倪峰等一致认为，中美两国必须重新审视对方，在遵循“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前提下，直面现实，相互调试出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来。
具体到中国的外交方针上，王逸舟建议应与时俱进，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韬光养晦”战略，走出一条既有别中国传统又有别于西方实力至上的新路来，以应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格局，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
权威专家解析胡锦涛访美与中美关系
时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新闻周刊》邀请数位权威国际问题专家解析这一重大外交活动的意义，预测中美关系走向
文/李静睿 本刊记者/赵杰 易小荷
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
美国需重新定位一个崛起的中国
胡锦涛本次访美的时间点选择很重要。去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多不好的迹象，除了传统的贸易摩擦之外，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更加明显，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后，美国加强了日美联盟，并且借助这样的同盟“重返亚洲”，把航空母舰开到黄海演习，希拉里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表态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和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等等。
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中美关系会进一步改善，因为他在竞选期间提倡“改变”，承诺要建立一个合作的世界，但是随着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美国加深了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战略担心，调整后的美国对外战略，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备和遏制。而在中国国内，有关美国进逼中国的讨论也是大大升温，有人甚至建议，不惜与美国一战。在这样的局势下，尽管去年胡锦涛和奥巴马在各种会议上多次见面，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即新的一年初始进行单独私密的磋商，以达成一些共识是必要的。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前几天说： “这是自邓小平访美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领导人访美。”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当时邓小平访美，背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需要美国的帮助与理解。但是这一次则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继续维持了一个很高的增长率，经济总量也首次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的发展具有影响力已经是一种普遍共识，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如何重新定位一个崛起的中国，是本次访美可能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关心这次访美会有什么成果，但我想最大的成果是对一些大的问题形成共识，而不在于具体的协议。寻求共识将在三个层面进行：第一是国际层面，比如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稳定发展，国际市场的开放等等。第二是区域层面，包括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安全，中美如何把握当前如此复杂的朝鲜局势，以促进恢复六方会谈等等。第三是在双边关系层面，贸易关系是一个老话题，肯定会存在很大分歧，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不会放松它的压力，但中国不可能承诺放开汇率，只是会重申坚持改革，人民币会更加灵活等等，会有一些政策取向，但是不会有太大让步。
中美关系存在三个死结：一是政治，二是经济，三是战略。有的是长期以来的旧死结，有的是新结的，要解开这些死结不容易，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使其松一松，是很必要的，对我们也有好处。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会伴随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打打闹闹，磕磕碰碰，都不能避免，但是我相信不会恶化，总体上会趋缓。邓小平当年说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去，好也好不到哪去”，这句话很有穿透力，如今看来仍然适用。因为两国心里都很清楚，中美关系是不能破裂的，彼此都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
中美关系应有新的管理方式
去年中国在周边地区受到了多年未有的军事压力，身旁的军事演习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断，航空母舰都开了过来，美日韩三国似乎都要结成军事同盟了。今年年初，我们的歼20开始试飞，刚好时间点是在胡锦涛访美之前，所以很多人会问，这是不是一种反击，在这次访美中，军事会不会成为核心议题？
但我认为这(指歼20试飞)是一种巧合，应该说这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从军事关系的角度来说，盖茨已经访华，并不需要再有一个这样高层的对话来专门解决。当然中国关系始终是“竞合”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我们不能一味服软，在军事高压的氛围之下，的确需要有某种方式来表现我们也不惧怕压力的态度。
中美已经有很多各种层面的交流机制，军方有军方的途径，贸易有贸易的途径，所以这次访华可能主要还是营造一个总体的政治气氛。我们都知道，去年中美气氛总体来说是悲观的，大家都寄望在本次访美之后这样的悲观气氛会淡一点，出现一些乐观的空气。
在具体议题上，延坪岛炮击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一触即发，肯定是需要得到某种方式的解决，这当然会是比较重要的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美方长期关注的传统议题。此外，中国方面也有相应的关注点，比如放松技术出口管制，确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消除一些歧视性的规定等等。
本次访美的日程安排也有一些亮点，比如除了华盛顿以外的首站是芝加哥，我们知道这是奥巴马的故乡，一方面这是拉近和总统个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芝加哥是一个制造业城市，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我估计将会安排胡锦涛去一些工厂进行访问，以显示我们也愿意了解美国的问题，对金融危机感同身受，所以应该坐下来解决问题。另外，国家形象宣传片也选择在此期间播放，还有人指出这刚好是乒乓外交四十周年，这些都是中国政府精心设计的公关行为。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两国实力相差比较远，但是现在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自信，中美关系中长期“斗而不破”的局面不会发生改变，但是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各方都期待在本次访美中将这样的管理方式探索并确定下来，因为这是只有首脑层面的互访才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双方只能形成模糊笼统共识
胡锦涛访美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个是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另一个是改变去年以来双边关系的基调，我们都知道，去年中美关系太糟糕，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消解战略互疑，实现战略互信，是最重要议题。
在朝鲜半岛方面，危机已经过了最高峰，目前的前景还很模糊。当前最重要的分歧是，中国和朝鲜的大致立场是要求无条件进行对话，可以重启六方会谈，但必须是无条件的。而美日韩的主要立场也很明确，要有条件对话，即朝鲜要为去年发生的事件承担一些责任，朝鲜承诺不进行任何新的挑衅，做出令人信服的行动，特别是要按照非核化原则进行谈判等等。可以看出来，双方立场分歧很大，我个人认为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有可能达成某种非常模糊而笼统的原则性共识。更为具体的共识，还有待于在本次会面之后，中美分别和自己的盟国进行对话以及施加影响。
很多人认为，奥巴马现在的对华政策与他此前的承诺有很大区别，这是导致目前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上台初始，奥巴马可能把中美关系想得太简单，加之当时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他可能认为说一点漂亮话，中国就可以大体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让步，而且当时美国的确很需要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帮助。但是从哥本哈根会议开始，双方的分歧已经尖锐明确化，此后又是一系列的事件：谷歌退出中国、伊朗核问题、对台军售、朝鲜问题，一直到希拉里在河内表态将干预南海问题，应该说双方已经进入了比较严重的战略对立阶段。但是我个人认为，从实质上来看，这其实是美国一贯的对华政策，美国从来如此：经济上希望中国的支持，政治上又不承认中国的战略大国地位，朝鲜问题、汇率问题、贸易争端，都是没有新意的老问题，只是在去年的大背景下显得更突出而已。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我认为现在看不清楚，外交辞令当然会说，中美“除了合作，别无选择”，但是双方毕竟还在很大层面上是竞争对立的关系，之后到底是合作为主，还是竞争为主？在话语层面，我们都可以说要消除战略互疑，实现战略互信，但是双方有这么多激烈的分歧，都不会让步，所以都是基本无解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中美或以联合公报形式重新诠释两国关系
胡锦涛此次访美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定位之旅。与2006年他访美情况不同，因为这4年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同时也遭遇了汶川地震等一些大的自然灾害。另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金融危机之后不断上升的国家。加之周边关系在过去一年中日益复杂，中美都需要再次全面衡量对方，对两国关系重新定位。
中美双方关切的议题排序一定不同。对于中国，台湾问题最敏感、最核心，代表着中国的核心利益，由此延伸的有西藏问题、对达赖的认识问题，这些都是关系中国基本生存状态的问题；其次还有中国周边形势的考量，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意在哪里？中国也需要弄清楚。对于美国，他们担心中国崛起是否要从亚洲赶走美国；伊朗、朝鲜核问题等等也希望与中国商讨解决。两国之间很有可能会以联合公报的形式重新诠释两国关系，至于可能会签贸易大单等只是这些主要议题框架下进行的活动。
我不赞同所谓Chimerica等类似G2这样的提法，因为中国从来不希望称霸，而是希望朝着全球均衡的方向发展。如果强调G2，会引起中国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猜疑。与此相应的，我也不赞同“崛起论”，崛起的意义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并不相称。中国外交风格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比较温和、平衡。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对于全球影响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如何和谐相处？大家都定睛于此次会晤，等待看胡锦涛和奥巴马两人如何解释未来5至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两国关系。我预测，中美或以联合公报形式重新诠释两国关系。 ★
智库交锋中的中美关系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两国之间的矛盾点在某段时间增加是正常的，出现激进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应该引导、重塑某些时候沸腾的民意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公众了解孙哲是通过大众媒体。媒体引用最多的是他就中美关系提出“斗智斗勇不斗气”的说法，以及“包子和披萨”的比喻。孙哲说，“披萨饼”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馅料都摆在明面上；而中国人喜欢吃“包子”，馅儿在皮儿里面，用比较婉转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些文化差异可能会引发误会、分歧，甚至争执、争端。
孙哲领衔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很注重影响力的发挥。他和同事针对美国国内的战略经济评估报告就曾直达国务院，受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重视和表扬。
从1990年赴美留学，到2000年回国教书，孙哲在美国整整生活了10年。他经营过超市，也曾在大学和研究所任教。丰富的经历使他对美国学界和社会生活有着切身的认识，也深知要用美国人能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问题。
去年，17名来自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核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华接受培训，课程包括“中美关系中的中国战略”“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等内容，孙哲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第一堂课，孙哲就用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中的“双面神”作比喻，向这些特殊的学生介绍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和挑战。这些美国官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其所管理部门未来的对华决策乃至美国国策的制定和执行。
孙哲说，现在随便问10个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恐怕会有三四种不同的观点，积极论、悲观论、现实论都有，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布鲁金斯的稳定派
去年秋天，在华盛顿，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举办“中美相互认识论坛”。清华请去了中国国内的美国问题专家，和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中心等美国一流智库的学者对话，讨论战略、人权、民主政治等一系列问题。
令孙哲印象深刻的是，双方就一些问题产生的分歧，显得越来越大。在一些公开场合，学者为各自政府辩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近年来，中美智库交流频繁。“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的人，也承担着对外沟通的责任。和政府走得比较近，容易说出和政府同调的话。”孙哲说。
中美智库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绝大多数为官办，是所谓“事业单位”；后者中很多学者都是美国政府的退休官员，或者即将在政界扮演重要角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华盛顿“旋转门”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曾这样描述美国智库里常见的场景：整个午餐，无论是在非正式的自助餐厅里，还是在正式的周五午餐上，智库人员以及客人围坐在圆形桌餐前，讨论一周所发生的事，诸如古希腊某场悲剧的合唱。在为政府或商界举行的会议中，在高级研修项目中，他们通过付费或免费的咨询等打开通向政府官员的大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王缉思每年多次去华盛顿，总会与智库的人接触交谈。他了解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许多思路和提法都是学者专家或工作层次的官员首先倡议的。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他们的学者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比我们大得多。”孙哲说。
成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位于华盛顿“政策大街”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在国会东北边，距离只有5公里。就在不远处的1779号，坐落着另一顶尖智库——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华盛顿中心。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如今掌管着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中心。在到布鲁金斯之前，李侃如曾是克林顿亚洲事务首席顾问，参与制定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在2010年发生突变’是一种误解。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对中国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他说，美中合作对有效解决重大国际问题至关重要。”李侃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学生，李侃如认为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稳定”应该是描述两国关系未来的通用词汇。
在美国学术界，鲍大可(A.Doak Barnett，1921-1999)与费正清和斯卡拉宾诺(Robert Scalapino)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是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冷战年代，鲍大可曾提出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建议，主张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直接推动尼克松访华。
李侃如回忆说，“稳定”也是他老师晚年对中美关系的期待。1999年3月鲍大可临终前，时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李侃如，曾到医院看望老师，从一进入病房起，师生聊的话题就没有离开过中美关系，老师反复告诫他说：“政府应当对美中关系有一个长期的考虑，因为两国之间不断增长的商业和其他方面的交往将起到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
美国另一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表示，从很多美国人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在2009年到2010年的转折并不如一些分析家们描述的那样尖锐。
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突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面对共同挑战”将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总方向。
“谈到两国关系，舆论不应起到负面炒作的作用。”作为最早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对于两国一些夸大“中美战略对抗”的报道和分析，表示不满。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也发现，“媒体经常关注小的冲突，而忽略了大的共同利益。”他举例说，中美领导人几周前就朝鲜问题通电话，《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中美领导人未就朝鲜问题达成一致”。事实是他们在如何应对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对朝鲜的总体要求差不多。那就是不希望核扩散，不希望造成平民伤亡。所以新闻标题应该是“奥巴马拿起电话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
“直接电话沟通，这很了不起。20世纪70年代我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表明美中关系已经变得多么深厚和多层次。”欧伦斯说。
孙哲认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两国之间的矛盾点在某段时间增加是正常的，出现激进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应该引导、重塑某些时候沸腾的民意，而不是一味迎合‘导弹打航母’之类的说法。”
基辛格的忧虑
“局部冲突非常严重，双边关系很糟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一向以犀利著称，这一次他又和“稳定派”拉开了距离。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本次元首访问取得成就相对容易，但中美结构性矛盾依然难望突破。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也强调2010年的“转折”。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出现沉静甚至改善的迹象”，但中美关系在2010年“变得极其紧张，至少是10年以来最糟糕的。”
尽管观点有所不同，李侃如、葛莱仪和沈大伟，早已接过“三大中国通”的衣钵，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重要的观察家和意见提供者。
1月13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详谈了他的担忧，“两国精英阶层都强调冲突而非合作。”“我接触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政府外人士和某些政府内部人士，似乎都认定美国谋求遏制中国；而美国的战略家们则呼吁关注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和日益强大的军事能力。”
去年延坪岛炮战后，美军3艘航母齐聚亚太，美国鹰派学者布鲁门萨尔就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要求美国对华采取毫不掩饰的军事遏制政策。
“中美相互指责所造成的双边关系紧张，事实上指向一个主要问题，即中美之间严重缺乏战略信任。尽管60多个对话机制被设定来促进合作及解决问题，但互相的不信任却与日俱增。”葛莱仪感叹说。
除了战略和地缘政治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外，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相对未受损失，而美国仍身陷困境；中国经济强大了，变得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利益。
对此，中国外交智库学者、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很有感触，“有的美国人没有来过中国，他们一下飞机到了北京机场T3航站楼一看，北京会有这样的航站楼，他们看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以后，心里感觉不安全。”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说：“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中国经济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均来说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他们不知道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人也不是完全了解美国。一次我参加CCTV的一个节目，观众问为什么美国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我说你完全误解了美国的政策。1972年以来，每届美国政府都支持中国的增长，如果中国变得更富裕，我们对华出口就会增长，而不稳定的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
基辛格建议，中美关系应以胡锦涛访美为契机开始新的调整。在大多数现代事务中，两国有充分的合作。不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两国在互动中，观念上重合的部分比较少。冷战时期因为有共同敌人，所以两国观念颇有一致之处，但现在还不够。
基辛格以朝鲜问题为例：美国的目标是无核化，而中国则把无核化看成只是目标之一，更担心朝鲜政权变化会对中国和东北亚格局产生影响。此外，美国常常在具体事务上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但中国则从整个国际秩序层面考虑问题。
这位老外交家认为，第八次“胡奥会”及之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起尊重与合作的传统，以便两位领导人的继任者也能认识到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符合两国利益。
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至今记得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他说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哪怕是最具有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象到中美关系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确是这样的，中美关系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孙哲说，我们这代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应该更有信心和想象力。 ★
中国外交：需要新方针？
新时期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应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既要有别于传统的“韬光养晦”，又要有别于西方的实力至上
本刊记者/赵杰 文/申妙
1月18日，一架飞机从北京起航，目的地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首都华盛顿。那里，一场代表美国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已经预备好，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言的“美中关系和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展开了。
“中国红”已于头一日在有“世界十字路口”之称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TIMES SQUERE)、华盛顿等地亮丽绽放，名为《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的宣传片，让美国观众更直观更立体地“感受中国”。
这件头等大事早已吸引了世界目光，美国两大媒体《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正在为胡锦涛的书面专访回复击鼓相庆之时，各国媒体围绕中美关系、新时期中美外交战略的分析报道接二连三。
“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去年10月在道-琼斯公司北京新办公地开启仪式致辞中的点睛之语，孰料成为三个月后本世纪新十年开局中美空前盛事的巧妙注脚。
亲手推动1979年中美建交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撰文高调称之为两国三十年以来最重要的首脑会晤。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三十年又一面，时代早已今非昔比，中美实力也发生重大变化。
“韬光养晦”三十年
32年前的1978年10月的一天，将近44岁的徐敦信接到通知，要全程随同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要去交换条约批准书，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称“条约”)生效；同时要对日本进行考察。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目的”。
当时，徐敦信随同邓小平参观了日本的钢铁、汽车和家电企业。“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思路是借鉴了日本的。有一些命题，就是在小平同志与日本领导人交换意见过程中形成的。”
这次行程一方面稳定发展了中日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向日本学习发展经验，以求解答“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怎么走”的问题。
同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次年1月1日起建交。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确定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外交也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
1991年开始，一直负责亚洲事务的徐敦信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历时三年，主要负责处理中国与周边地区关系。回顾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印、中俄等周边难题的妥善处理，徐敦信认为，这一系列外交成果的取得要归功于邓小平对时代的准确把握，“他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国所抱和平的愿望超过战争的愿望，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邓小平作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
这一方针在另一位74岁的老外交官、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周尊南看来，是指导中国过去三十年外交工作的宝贵智慧。他认为最核心的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其要义则为：不对抗、不树敌、不扛旗、不当头。
其中，针对西方制裁，中国不向强权政治示弱，进行严正交涉；同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妥善处理与西方大国关系。特别在对美关系上，中国表示愿意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消除分歧，促进合作，维护了中美总体关系的基本稳定。
“我所理解的韬光养晦，就是少说多做，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锋芒太露。”周尊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同时要坚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霸权行径。
至于“有所作为”，他认为就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担当自己的责任。其中包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帮助稳定欧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劝和，“这些都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敢于承担责任，但并不插手干预别国事务，坚持和平发展原则”。
“韬光养晦”被《经济学人》解读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范本。“越王勾践的故事很好地概括了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继而成为超级大国的警惕”。
该杂志上个月的一组特别报道认为，自从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就一直把和平放在嘴边。那时，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力虚弱，不能挑战美国，但中国一心一意追求致富。“中国一直很有耐心，不过它在国际上再展雄风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徐敦信和周尊南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间，正是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为中国赢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和空间。
但三十年后，今非昔比的国际局势开始使人反思：“韬光养晦”是否还应坚持？
跌宕起伏2010
2010年1月，美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售武器给台湾，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大媒体“唱衰”中美关系。
不好的开局似乎注定了这一年国际局势的跌宕起伏。6、7月份，美韩联合军演，一个月内遭到中方五次强烈反对，中美关系趋冷。
9月，日方非法扣留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长达17天，致使两国关系骤然降温至零度。去年岁尾，朝鲜半岛发生炮击，引发世界高度关注。
中外国际问题学者均认为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步子加快，其重塑亚洲霸权地位的用心非常明显。
1月14日在外交部第二届“蓝厅论坛”上演讲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副所长陶文钊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去年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由中国周边事态引起。
他认为，我国东部周边从黄海到南海都不太安静，与一些邻国的领土争端再次出来干扰我国与邻国的关系；美国则利用这种事态，高调“重返”亚洲，周边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是对中国不可或缺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是对仍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中国崛起的恐惧，进而寻求美国的安全依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周边诸国的心态极其复杂。
《经济学人》题为《崛起的中国的危险》报道中认为，亚洲国家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对抗中国的实力，而又继续和它做生意；得益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但又不用牺牲与中国的商贸。
“去年中国周边的确发生了很多问题，但这都是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徐敦信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要赶走美国。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减弱是因为其身陷伊拉克、阿富汗而无法东顾所致。
一位资深外交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东盟开会，“请它(美国)都不来”。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关系渐近，美国反倒不放心，“美国需要反思自己的心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胡锦涛访美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定位之旅。”王逸舟认同布热津斯基的看法。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刘卫平认为，作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利益是一体的，双方都不能选择对立。两国需要建立21世纪的双边关系，其巨大合作空间更有益于全球利益。
合作正在进行。据消息人士1月18日透露，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环节，新能源合作签约仪式已进入实质阶段。全美最大能源企业之一的美国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与随胡锦涛赴美的中国新奥集团签署《关于协同建设未来能源技术示范平台之合作备忘录》。
据悉，该合作因被视为中美在共同合作的清洁能源计划中，中国企业开始突破国际行业壁垒，从“产品输出”转为“技术输出”，真正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定位升级，具有标志性意义。
不过，虽然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给美国等诸多国家带来利益，但他们的戒备远甚于感恩。《经济学人》上述报道用大量篇幅分析认为“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并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战略已经开始改变。一些中国人认为，现在国家强大了，不再需要讨好美国。二是中国社会本身也开始改变，领导人需要更加仔细倾听人民的想法。
上述资深外交专家则说，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不会改变。他认为，目前，一些观点从以往的“中国威胁论”演变为“中国责任论”，都不客观。中国内部尚有太多问题待解决，因此，在对外事务上，仍需坚持韬光养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到责任。
周尊南也否定了经济实力上升后的中国应放弃韬光养晦战略的说法，表示认同外交部一些老领导和退休大使的说法：中国要防止被“棒杀”，同时要防止被“捧杀”。
就美国有学者提出要构筑中美联盟“Chimerica”或者G2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责任论，让中国承担不应承担、或者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我们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但要量力而行，越是经济发展，越要谨慎，坚持尊重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利益，坚持合作共赢”。
王逸舟也不认同美国学者的提法，他说中国从来不希望称霸，而是希望朝全球均衡方向发展。但同时他反对“崛起论”，认为“崛起”的意思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并不相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坚称G2事实存在，并撰文提出中国应打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大外交”战略。其中包括外交战线的建设，认为需要一个强势外交战线，“需要政治家并且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搞外交。这方面中国还不到位。”
同时，郑永年认为，中国各方面外交资源都在增加，但没有整合机制。比如外交、商务和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
上述资深外交专家说，中国的外交战略与西方不同，无须跟着西方脚步走，但“如果认为外交需要加强领导、外交部门与其他部门应加强协调则是出于好意的建议，可以考虑”。
王逸舟的看法则是，中国外交机构升级不一定非要理解为级别的提升，而更多地要体现为一些领域功能的提升，比如外援，涉及到与其他部门的统筹合作；军事与外交部门的协调性也亟需提升。因此，“外交机构升级应理解为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协调统一，整个对外关系在国家的功能中要有一个统筹、再进步的过程”。
他同时倡导“创造性介入”理念，认为传统外交的特点是尽可能不干预、不发言，某种程度上显得比较消极。“这种消极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因为中国已经引起世界高度关注”。
他建议，中国必须有抓手，有平台和机制来回应这种关注；但是中国的发展和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有别于传统外交，同样有别于西方的外交战略。“创造性介入”的新意在于，既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粗暴干涉，又有别于中国过去对当事国内政、经济、社会危机不管不问的无视态度。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中国的斡旋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以方式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上扮演协调者的形象，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去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就提出，国际外交要有“中国方案”：需要新的理论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