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在“网”中陷入自我混乱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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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说的文本来看，希拉里以“民主和平论”以及“人权外交”等美国传统外交理念，分析阐述互联网技术，尤其是Facebook，Twitter以及Youtube等社交网络的运用，将“能够帮助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进民主的扩散，而这种扩散，尽管在初期会对美国原有外交政策造成不小的冲击与困惑，但从长远来看，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希拉里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投入大量资金打造美国政府官方版本的翻墙软件，还将尝试直接与全球各地的网络活动分子直接对话，按照日程，2月16日，希拉里将首次对“全球公民社会”发表演说。
对照此前由美国国防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的另外两份重要文件：《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及《美国军事战略》，不难看出，新一代的美国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制定者普遍将眼光投向了由互联网构成的全球数字空间，并将其看作是实现拓展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然而美国的利益不可能、也无法被认定为与其他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在中东地区，美国要实现互联网自由，要无差别地借助互联网推进“民主”，就必需重构其整个大中东战略，彻底改变对以色列的支持，修订其能源取得战略，还得祈祷中东地区的“多数”民众得上健忘症，忘记当年中东战争期间，甚或更早期，西方国家与中东地区恩恩怨怨。
所以，希拉里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实现向实用主义的转型，对“互联网自由”做出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即：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互联网自由，比如，伊朗示威者用网络组织示威游行，反对内贾德政府，这个就是“好的”，应该被鼓励的；不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互联网自由，比如，约旦民众也有那么点意思，那么美国就会说，约旦国王是好的，换个总理就差不多了；完全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互联网自由，比如，维基揭秘就不能属于互联网自由了,等等。
这种转型基本上秉承了美国“例外论”的优势心态，这种工具化的、且奉行赤裸裸双重标准的“互联网自由”正是单边主义的心态，抑或是超级大国决策者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的傲慢心态，在全球网络空间的体现。从本质上来说，希拉里的演讲再度为信息真正的自由流动献上了“死亡之吻”：美国国务院资助全球各国民众自由接触信息，实现所谓民主的做法，等同于美国将所有这些行为人为贴上“目的就是挑战乃至颠覆现政权，美国政府对此大力支持”的标签，这是一个极度糟糕的标签。这个标签的使用，为人为压制信息流动提供了最好的外部证据，因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冷战后的高速扩张，根本动力之一就在于政治上的相对中立。
想象一下，谷歌公司和Twitter公司公然告诉一个国家的政府：我不仅是公司，还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颠覆行动的分支机构，有几个国家的政府，会敞开大门接纳这种“公司”？Facebook公司在埃及局势上的慎重表态，显示出了这其中蕴含的矛盾。沈逸（作者系复旦大学公共事务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来源：文汇报)
希拉里网络柏林墙演说用心何在？----评克林顿国务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编辑本段回目录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1月26日发布
2010年元月,美国政府终于借最近所谓谷歌（Google）拒绝中国政府依法进行网络审查事件,鼓吹将把不受限制“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 以最终推倒网络柏林墙,实现美国的普世价值观。我们需要仔细阅读和研究这份充满矛盾和意识形态的以宣扬网络自由为名,行网络霸权之实的讲话。
在克林顿国务卿讲话中，美国政府的网络审查是必要的、合法的,而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网络审查就是违背了网络自由、言论自由、连接自由,这是什么逻辑?
克林顿国务卿更不负责任地直指中国是“集权国家“、”专制政权“、”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是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威胁“、是”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希拉里这样说,居心何在？
美国国务卿坦承“我国政府及国务院已经采取措施寻求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国务院有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请问这种全球网络安全和全球网络审查有何区别,没有必要的依法审查,谈何网络安全,问题还在于是哪个国家授权美国进行全球网络安全审查?这是在保障机制网络自由还是打着自由的旗帜推行网络霸权主义。
克林顿国务卿公开鼓吹“柏林墙象征着一个分隔的世界，代表一个时代。今天，这堵墙的一些碎片就陈列在这座它们理应归属的博物馆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它取代了分隔，象征着联系。但是，就在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同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以虚拟的墙壁代替了有形的墙壁。”我们记得64年前的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富尔顿的铁幕演说，那次演说被看作是西方国家发动冷战的信号，我们不希望克林顿国务卿的这个讲演成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之际的不幸信号。
克林顿国务卿称”最近有关谷歌（Google）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导致谷歌作出日前宣布的网络攻击事件进行彻查。我们也希望调查及结果透明。“她还说:“审查不应被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以任何形式接受。在美国，美国公司需要采取有原则的立场。“”我们敦促美国媒体公司主动采取措施，质疑外国政府对于审查和监视的要求。“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政府深深地插足本来属于商业活动的领域个案而使得谷歌事件政治化,足以显示美国政府才是谷歌以所谓网络自由不受中国政府审查为由挑战中国主权的后台。
客观地说,美国和中国在网络安全和审查管理上都有各自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同样客观地说,美国的网络控制和监管比中国严厉得多,漏洞也很多。中国人民享受的网络自由和信息正在扩大,而美国则相对萎缩。美国的自由是相对的,即美国的权势集团享有的自由是不受限制并以妨碍和影响他人自由为前提的,许多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和非WASP美国人的自由权受到限制,在美国当代历史上有过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迫害时代,2001年9·11以来，美国老百姓的自由权收到的限制越来越多，美国言不由衷地鼓吹不受限制的自由在美国也做不到，还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应该收敛了。
以下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发布的2010.01.21克林顿国务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中文稿，其中红字是笔者所加。另附网上一片评论文章《希拉里的“网络自由”与中国事实》，资源共享。
希拉里的“网络自由”与中国事实
http://www.enorth.com.cn 2010-01-24 07:21
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月21日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问题的讲话，要求中国对谷歌及其他美国公司最近遭遇的网络攻击进行彻底、透明的调查。在此前发布的演讲摘要中，希拉里称：“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或者个人应该面对后果和国际谴责。在一个互联网的世界中，对一个国家网络的攻击可能成为对所有国家的网络攻击。”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月21日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问题的讲话，要求中国对谷歌及其他美国公司最近遭遇的网络攻击进行彻底、透明的调查。在此前发布的演讲摘要中，希拉里称：“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或者个人应该面对后果和国际谴责。在一个互联网的世界中，对一个国家网络的攻击可能成为对所有国家的网络攻击。”
如此高调侈谈自由，在谷歌公司迄今未能拿出令人信服证据的情况下，就附和谷歌指责中国进行网络攻击，说明在这样的逻辑里，信息的流通本身并不自由，掌握的信息也不充分。或者，这根本就是无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事实，只是另有所图。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网民规模达3.84亿人；网站数量达数百万，博客2亿多，网民每天新发布博文超400万篇，互联网普及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和鼓励互联网的使用，并且率先垂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建立并开通了自己的网站，中国网民可以在网络视频和网络现场直播中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交流。中国公民从互联网上所获取的信息和得到的帮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得多，也及时得多。互联网在中国已广泛应用并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学术等各行业和各领域。
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的前提下，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有着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网络议政，网络问政，在中国已经蔚为风尚。网络上的“公民记者”成为新媒体上新涌现的关注公共政策，自觉担当网络媒体监督责任的生力军。他们对监督政府和官员正确履行职责，揭露官员腐败，揭示用人失察、行政失误和决策失当起着难以替代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湖南岳阳，两位因长期热心家乡建设，勇于向当地政府就当地发展建言献策的网民还被增选为县一级政协委员，从网络问政走向了参政议政的行列。
众所周知，维护信息安全依法流动是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互联网上有违公共道德、有害世道人心的不良信息，对于捕风捉影、造谣惑众、蓄意对政府与特定阶层和人群实施污名化的信息和言论，对于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刻意煽动群众情绪、企图制造社会对立与冲突的信息，对于肆意宣扬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淫秽色情、低级下流等有害信息，都要依法有效管制并及时删除，这是国际通则，是各国或地区监管互联网信息的普遍做法。正如《纽约时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的：媒体公司和各国政府似乎在一个观点上越来越一致，即限制某些自由对促进网络合法商业的发展是必要的。
网络管理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护网络安全和网上信息安全。国际上其他一些国家也进行互联网内容审查，例如整个海湾和北非都屏蔽令人反感的网站，这并没有引发太多的非议；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也都有不同的依法管理措施。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法规和正常做法符合国际通行的惯例。中国在互联网上扫黄打非，依法取缔和关闭一些涉黄涉赌网站，对一些违反知识产权的网站曝光，并给予罚款和相应的处分，这是依法治国在网络治理上的落实和体现。
反而是谷歌自己，屡屡被公众发现传播淫秽下流信息和违反知识产权等问题，接连出现“色情门”、“版权门”等事件；而因自身的发展问题抬出美国政府为其帮腔，把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或者是法律问题上升为政治争拗，上演一出商业与政治相互利用的大戏。请问谷歌究竟是一家商业企业还是政治企业？
所谓“网络自由”的宣示，无非是借互联网问题打意识形态输出牌。事实上，美国自己从来都不是放任互联网任意无序发展的。不仅如此，正如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月15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的，美国政府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国家安全局雇用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群黑客。有关学者还指出，根据美国法案，出于反恐等需要，美国警方有权搜索公民的电子邮件通讯，并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监视公民通讯。美国指责别国黑客攻击其网站，而不久前，中国最大搜索引警百度就被攻击，其域名注册服务商就在美国。美国是否应该调查一下本国黑客的攻击问题。可见，无论是“网络自由”还是“网络攻击”，美国都采取十足的双重标准。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这在互联网发展上体现得尤其充分。中国著名的商业网站新浪网、搜狐网等都是在美国上市的，已经有大量的美国资金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资金进入中国的新媒体领域，分享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红利。
对于谷歌事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表示，谷歌等外国企业在中国遇到问题，应通过中国法律进行解决，中国政府也愿意帮助它们解决有关问题。“谷歌事件”不应与两国政府和两国关系挂钩，否则就是过度解读。关于网络监管问题，这事关国家安全，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监管措施，中国也不例外，这也很正常。如果外国企业对此有不同看法，也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并郑重重申，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互联网企业来华发展，但其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并尊重中国公众利益和文化传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于谷歌事件背后的含义，连美国人自己也看得明明白白。美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在1月16日美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西方难以用自己的模式框定发展壮大的中国，在互联网问题上也是如此。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措施不会终结信息的自由交流，只不过这一进程将按中国的意志而非西方的意志进行。□
附录：讲话原文内容编辑本段回目录
2010.01.21
克林顿国务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
克林顿国务卿2010年1月21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发表讲话，阐述互联网自由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宣布将把增进“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国务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非常感谢，艾伯托（Alberto）。不仅要感谢你的赞誉和介绍，而且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个重要机构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很高兴来到新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见证了我们最珍视的一些自由。我十分感谢能有此机会谈谈如何运用这些自由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项挑战。
虽然我并不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场合灯光照射我的眼睛，而你们都在背光处——但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和老同事。我要感谢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Overby）光临新闻博物馆，以及我在参议院时的老同事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两位参议员，他们两位都为《表达法》（Voice Act）的通过作出了努力。这项立法表明，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政府部门，坚定地支持互联网自由。
我听说在场的还有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许多大使、临时代办和外交使团的其他代表、以及从中国、哥伦比亚、伊朗、黎巴嫩和摩尔多瓦等国前来参加我们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的人士。我还要提到最近被任命为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nors）理事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所长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毫无疑问，他在阿斯彭研究所从事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一个重要讲话。但在开始谈这个议题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过去八天来，海地人民和世界人民携手应对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个半球曾历经磨难，但我们目前在太子港面临的困境鲜有先例。通讯网络在我们抗击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用说，当地的通讯网络遭受了重创，在很多地方被彻底摧毁。地震发生后仅几个小时，我们就与民营部门的伙伴发起“海地”（HAITI）短信捐款活动，使美国的移动电话使用者能通过发短信向救灾工作捐款。这项活动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慷慨。迄今，该活动已为海地的抗震救灾筹集了2500多万美元。
信息网络在救灾现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星期六，我在太子港会见普雷瓦尔（Preval）总统时，他的重点目标之一是要努力恢复通讯。幸存的通讯设施不足以帮助当地政府官员相互联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文职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的运作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高科技公司设立了互动地图，帮助确定救灾需要和目标资源。就在星期一，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和两名妇女通过发短信呼救被一个美国搜救队从坍塌的超市的残砖碎瓦下救了出来。这些事例只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
信息网络的扩展正在为我们的星球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系统。在海地或湖南发生什么情况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能从当事者那里实时得知。我们还可以实时作出反应。灾后迫切希望提供帮助的美国人和被困在超市瓦砾下的小姑娘以一年以前乃至一代人以前还想象不到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今天，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几乎整个人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中间任何人——或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孩子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出很多人每天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将这次讨论的内容发送给全世界数十亿人。
在很多方面，信息从未像今天这么自由。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都有更多的方式把更多的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即使在集权国家，信息网络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向政府更多地问责。
例如，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期间与当地大学生的直接对话包含了网上提问，突显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网上提问时，他强调人民有权自由获取信息。他说，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越强健。他谈到获取信息的权力如何有助于公民向自己的政府问责，激发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和创业精神。我今天来这里发表讲话正是出于美国对这一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的信念。
由于人们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并非无条件地造福人类。这些工具也正被用于阻碍人类进步和剥夺政治权利。正如钢可被用于建造医院也可用于制造机枪。核能可为城市提供动力也可摧毁城市。现代信息网络及其支持的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恶。有助于组织自由运动的网络也能使“基地”组织得以煽动仇恨，挑起针对无辜者的暴力。具有开放政府信息和促进透明化潜力的技术也可被政府劫持，用于镇压异见，剥夺公民权利。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威胁激增。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在越南，使用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的权利突然消失。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名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被拘留。这批博客作者中的一位是巴塞姆∙萨米尔（Bassem Samir）。他有幸获释，今天也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一方面，这些技术的推广明显地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尚无法预知这样的改变将对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幸福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新技术本身不会在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中选择立场。但是，美国要做到立场鲜明。我们支持一个允许全人类平等享有知识和思想的互联网。而且我们认识到，在世界上建立何种信息基础设施将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人为之确定的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我们确保思想自由交流的责任可追溯至和众国诞生之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字字镌刻在这座大楼前那块50吨重的田纳西大理石上。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为捍卫刻在那块石头上的价值观付出了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发表“四项自由”演讲时发扬了这些思想。当时，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此外还有信心危机。但是，对一个人人都享有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没有贫困、没有恐惧的世界的憧憬冲破了他那个时代的重重困难。多年之后，我的楷模之一艾琳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努力使这些原则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奠基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继往开来每一代人的北斗，引导我们、鞭策我们、促使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向前。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这个传统。我们需要确保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奥巴马总统讲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让和平建立在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和尊严之上。几天后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的演讲中，我表示我们必须探索途径，把人权变成现实。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世界中保护这些自由。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人员或资源的流动，有些辅助志同道合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但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表达自由。这种自由的定义不再仅仅是公民前往市政厅前的广场批评他们的政府，而不担心遭受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手机短信开启了交流思想的新途径，也为信息审查带来了新目标。
甚至就在我今天向你们讲演的此刻，某些地方的政府审查人员正在竭力将我的话语从历史的记录中删除。但历史早已作出裁决：这些手法注定失败。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参加了推倒柏林墙2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向这个屏障对面那些英勇的男女志士表示敬意，他们曾经通过散发被称为“地下刊物”（Samizdat）的小册子来阐明反对压迫的道理。这些传单对“东方集团”专制政权的宣传和用心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因散发传单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声音帮助穿透了“铁幕”的钢筋水泥和带刺的铁丝网。
柏林墙象征着一个分隔的世界，代表一个时代。今天，这堵墙的一些碎片就陈列在这座它们理应归属的博物馆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它取代了分隔，象征着联系。但是，就在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同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以虚拟的墙壁代替了有形的墙壁。
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网络。他们从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中删除字词、名称和短语。他们侵犯了那些发表非暴力政治言论的人的隐私权。这些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因为《宣言》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权通过“各种媒体不受疆界限制地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由于这些限制手段的蔓延，一个新的信息帷幕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降临。为穿越这种阻隔，个人视频和博客文章正成为当今时代的“地下刊物”。
正如过去的专制政权一样，有些政府正在打击那些利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大选后的游行示威期间，用手机拍摄的一位年轻女子遭血腥屠杀的斑驳画面成为通过数字技术对该政府暴行提出的控诉。我们已看到有报道说，当生活在海外的伊朗人在网上张贴对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时，他们在伊朗的家人便成为报复的目标。尽管政府普遍采取严厉的恐吓手段，但伊朗英勇的公民记者们继续利用技术向全世界及其同胞报道他们国内发生的事件。伊朗人民为自身的人权呐喊，同时也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正在重新诠释如何通过技术传播真理和揭露非正义现象。
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言论自由有其限度。我们不能容忍煽动他人从事暴力的人，例如此刻正利用互联网在全世界宣扬大规模屠杀无辜百姓的“基地”组织成员。那些以种族、宗教、族裔、性别或性取向为由攻击他人的仇恨言论也应受到严厉斥责。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均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进行抗击。我们还必须解决匿名发表言论的问题。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招收恐怖主义分子或传播被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人，不能让他们将其网络行为与其真实身份脱钩。然而，对于那些为了和平的政治目的利用互联网的人士，这些并不能成为政府有计划地侵犯他们的权利和隐私的托辞。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言论自由可能是最明显会遇到各种挑战的一项自由权利，但并非仅此而已。信仰自由通常涉及个人与造物主对话或不对话的权利。这是一种不需依赖技术的交流方式。然而，信仰自由还体现了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一起集会的普遍权利。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类集会常见于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和寺庙。今天，这类集会也可能在网上进行。
互联网有助于不同信仰的人消除相互间的分歧。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对于人们能否共同生活至关重要。在我们寻求扩大对话之际，互联网蕴涵着巨大的希望。我们已开始使美国学生与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年青人为讨论全球性挑战相互联络。我们将继续利用这个工具，支持不同宗教社群的个人相互讨论。
然而，某些国家则利用互联网打击和压制宗教人士。例如，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名男子因在博客上刊登介绍基督教的文章，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哈佛大学一项调查表明，沙特政府封锁了许多介绍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的网页。包括越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利用类似手段限制获得宗教信息的途径。
这些技术不得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言论，同样也不可用于迫害或压制宗教少数派。祈祷往往在更高层次的网络进行。然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通讯技术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祈祷的能力，以及与拥有共同信仰的人集会和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信仰的能力。正如我们促进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一样，我们也必须努力促进在网络上祈祷的自由。
当然，还有无数人的生活并没享受到这些技术带来的益处。在我们的世界里，正如我多次指出的，才智有可能普及众人，但机会并非如此。从长期获得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在人民缺乏途径获得知识、市场、资本和机会的国家，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十分艰难，有时则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可发挥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向人们提供获得知识和潜在市场的途径，各种网络可为那些缺乏机会的地区创造机会。
在过去一年中，我在肯尼亚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那里的农牧民在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后，收入提高了多达30%。在孟加拉，30多万人报名通过手机学习英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妇女企业家使用互联网获得小型贷款并与全球市场接轨。
世界上经济地位最低的亿万人民有可能在生活中效仿上述取得进步的实例。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手机和其他通讯技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对农业所起的同等作用。现在，小小的投入便能产生巨大效益。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普及率每增加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便能增长将近1%。具体而言，如果以印度为例，那将相当于每年近100亿美元。
与全球信息网络连通就好比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阶梯。在这些技术问世的最初几年，许多人以为它们将在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划出鸿沟，但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今天共有40亿只手机在使用。手机使用者中有很多是小贩、人力车夫和其他历来缺乏受教育及其他机会的人。信息网络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手段，我们应共同使用这些技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不再有匮乏之虞。
我们完全有理由满怀希望：当人们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时，他们将能取得巨大进步。但毫无疑问，也有些人正在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实现其阴暗目的，而且将继续这样做。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犯罪集团、性犯罪者和独裁政府都妄图对全球网络加以利用。正如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趁机实施阴谋，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也要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和恐吓。当我们努力增进这些自由时，我们也必须打击妄图利用通讯网络进行破坏并制造恐惧的人。
各国政府和公民必须保持信心，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核心环节的网络是安全且有韧性的。这不仅仅是几个小黑客污损几个网站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网上银行业务、电子商务活动以及保护亿万美元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全都岌岌可危。
面对破坏这些系统的活动，各国政府、民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当黑客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非法牟利攻击网络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帮助执法机构进行跨辖区的合作。儿童色情以及遭到贩运的妇女和女童所受的剥削通过互联网为整个世界所见并为剥削者借以牟利，对这种社会弊病也应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欧洲理事会在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方面的努力及其他方的类似努力促成了对此类犯罪起诉的国际协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还希望为此加倍努力。
我国政府及国务院已经采取措施寻求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国务院有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有关人员一直在协同努力。我们还在两年前设立了一个专门协调有关网络的对外政策的办公室。我们致力于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应对这一挑战，并把网络安全问题列入世界性议题。奥巴马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国家网络政策协调员，来帮助我们更紧密地协调工作，以确保每个人的网络都是自由、安全和可靠的。
某些国家、恐怖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明白，美国将保护我们的网络系统。那些在我们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破坏信息自由流通的人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公民社会构成了威胁。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靠互联网连通的世界里，对一个国家的网络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人的攻击。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国家间建立行为准则，并鼓励尊重全球网民。
最后一项自由或许是罗斯福总统与夫人多年前所思考和论述的自由的必然内含，它源于我前面已提到的四项自由，这就是连接自由：政府不应阻止人民与互联网、与网站或与彼此连接。连接自由如同集会自由一样，只不过它是在网络空间。这一自由允许个人上网，聚集，希望还有合作。一旦上网，你不必是大亨或摇滚乐明星便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对孟买恐怖主义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应是由一位13岁少年发起的。他使用社交网络组织了献血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大型跨宗教信仰的吊唁簿。在哥伦比亚，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召集起全世界190个城市的1200万人，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活动发出抗议。这些抗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活动。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经历了十年军事行动中人数最多的弃甲和脱队事件。在墨西哥，一位对毒品暴力行径忍无可忍的公民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像滚雪球一般发展成遍及该国所有32个省的大型示威活动。仅在墨西哥城就有15万人上街抗议。因此，互联网能有助于人道社会抵制鼓吹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的人。
在伊朗、摩尔多瓦以及其他国家，网上的组织动员已成为促进民主、使公民对可疑的选举结果表达抗议的重要工具。甚至在美国等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些工具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这里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声）
与这些技术相连接的自由可以帮助转变社会，但同时也对个人极其重要。我最近被一位医生的故事所感动——我不想说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千方百计要为女儿的罕见疾病作出诊断。他征询了20多位专家的意见，但仍然没有答案。最后，他是靠互联网搜索引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并找到了治疗方法 。这就是不受限制地使用搜索引擎技术之所以对个人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今天概述的这些原则将成为我们对待互联网自由及其技术使用问题的指导方针。我要谈谈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美国致力于为促进这些自由投入必要的外交、经济和技术资源。美国是一个由来自各个国家、反映全球各种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当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合作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受益。当冲突与误解造成国家间的不合时，美国肩负着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处于有利位置，可以抓住这些随相互连接而来的机遇。我们作为如此众多技术的诞生地，有责任确保它们从善使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能力，以推行我们在国务院称之为21世纪外交方略的规划。
重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工作重点并非易事，而适应新技术也鲜有捷径。当电报技术开始使用时，它给外交界许多人带来严重焦虑，因为天天收到发自华盛顿的指示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令人欢迎的前景。但正如我们的外交人员最终还是掌握了电报一样，他们也在为掌握这些新工具的潜力而努力。
我引以为豪的是，国务院已经在40多个国家展开努力，帮助那些声音被压制性政府扼杀的人。我们也在努力使这个问题成为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我们正在将互联网自由纳入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后提出的第一项决议案中。
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美国支持开展这些努力已有一段时间，侧重于尽可能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些项目。美国人民应当知道，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也应当明白，我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互联网自由。
我们希望让人们掌握这些工具，用以增进民主和人权，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为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争取全球支持，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
因此，我今天宣布，未来一年中，我们将与实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一道，确立发挥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利用这些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标。我们可以依靠手机、测绘应用软件和其他新工具来增进公民权能，辅助我们的传统外交。我们能够解决目前创新市场存在的缺陷。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想设计一种手机应用软件，让人们能够对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打分，并能够发现和报告腐败行为，实现这一设想所需的硬件已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而且所需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成本较低。
如果人们利用这项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放矢地使用对外援助经费、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鼓励外国投资方对负责任的政府投资。但目前的情况是，移动应用技术开发商尚无资金援助来自行开发这项技术，而国务院现在还缺乏使之成为可能的机制。不过，这项行动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小笔创新投资能够带来长期回报。我们将与专家共同努力，为这种风险投资项目确定最佳框架。我们还将需要科技公司和非营利机构的人才和资源，才能尽快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在座各位如有此类才干和专长，我谨在此邀请你们鼎力相助。
与此同时，有些公司、个人和机构正在设计和开发各种已经能够推进我们的外交和发展目标的创意和应用技术，而国务院将展开一项创新竞赛活动，让这项工作立刻得到推进。我们将邀请美国人提交应用软件和有关技术的最佳创意，它们应能有助于消除语言障碍、克服文盲局限、将人们与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信息连通。例如，微软公司已经开发出网络医生软件的原型，以便为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意。我们将与竞赛获奖者合作，为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创意提供资金。
这些新的计划将大大充实我们过去一年来的重要工作。为了促进我们的外事和外交目标，我召集了一个有才干而且经验丰富的团队，领导我们就21世纪外交方略展开的努力。这个团队前往世界各地，协助各国政府和团体善用连接技术的益处。他们发起“公民社会2.0行动”（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协助基层组织进入数字时代。他们在墨西哥制定了一个协助打击毒品暴力的方案，让民众向可靠的来源作出不露痕迹的检举，以免遭受报复。他们也将移动银行带进阿富汗，现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巴基斯坦，他们建立了一个首创的移动社交网络，称为“我们的声音”（Our Voice）。这个网络已经产生了数千万条讯息，并将希望抵制暴力极端主义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在短短时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将这些技术的承诺转变成深富影响力的结果。可是仍有许多方面尚待努力。在我们和民营部门及外国政府联手推广21世纪外交方略的工具时，我们必须谨记彼此都有责任捍卫我在今天所谈的自由。我们坚信，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良好的政策，也不仅和我们的国家价值观相连，它还具有普世性，并能产生经济效益。
用市场语言来说，一家在突尼斯或越南的审查环境中运营的上市公司，其交易价格总是低于在自由社会运营的同类公司。如果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全球性的新闻和信息来源，投资者对其决策的信心终将下降。实施新闻和信息审查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角度而言，审查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贵国的企业无法获取其中一类信息，其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在制定商业决策时，美国公司日益将网络和信息自由视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和外国政府会密切关注这一趋势。最近有关谷歌（Google）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导致谷歌作出日前宣布的网络攻击事件进行彻查。我们也希望调查及结果透明。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源泉之一，令人惊叹。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人都在上网。但是，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面临着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美中两国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不同，我们希望在两国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之下坦诚和持续地处理这些差异。
这个议题不仅关系到信息自由，最终还关系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将会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有一个互联网、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一个造福并联系全人类的共同知识体，还是支离破碎、获取信息和机遇要取决于居住地点和审查者的心血来潮。
信息自由有助于维护作为全球进步基础的和平与安全。从历史上看，不对称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面对严重纠纷或危险事件时，当事双方能够了解相同的事实和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民可以思考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对于这些政府向美国国内传送信息，我们不设置障碍。但是，在实行信息检查的社会中生活的公民却无从得知外界的看法。例如在北韩，政府极力使其公民与外部意见完全隔绝。这种信息流通的不对称不但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容易使微小的分歧升级。因此，我期待那些希望看到全球稳定的负责政府能和我们携手合作，改变这种不对称的情况。
对公司而言，这个问题所关系的不仅是道德威望，而且涉及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信任。世界各地的用户都希望自己所依赖的互联网公司会提供全面的搜索结果，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守护他们的个人信息。获得这种信赖并且基本上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蓬勃发展。我确实相信，那些失去用户信赖的公司，最终将失去用户。住在任何地方的人都希望知道，他们放在网上的东西不会被用来加害于自己。
审查不应被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以任何形式接受。在美国，美国公司需要采取有原则的立场。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品牌的组成部分。我相信全世界的用户都会回报尊重这些原则的公司。
我们正在重振“全球互联网自由小组”（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作为应对全球网络自由所受威胁的论坛。我们敦促美国媒体公司主动采取措施，质疑外国政府对于审查和监视的要求。民营部门也有责任协助保护言论表达自由。当他们的业务交易有可能破坏这种自由时，他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只是寻求短视的利润。
我们对于目前通过“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所做的工作倍感鼓舞。“全球网络倡议”是一项由高科技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投资基金共同合作，回应政府审查要求而做出的自愿努力。这项倡议不仅仅是申明原则，更是建立旨在宣扬真正责任感和透明度的机制。我们承诺支持负责任的民营部门参与护卫信息自由，作为我们承诺的组成部分，国务院将在下月召集一次高层会议，由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和玛丽亚•奥特罗（Maria Otero）两位副国务卿共同主持。会议将召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共同讨论互联网自由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应对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我相信，追求我今天所说的自由是正确之举，但它也是智慧之举。通过推进这个议程，我们将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经济目标以及我们的战略重点一致起来。我们需要努力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网络和信息使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我们的全球社区概念得到扩展。鉴于我们面临的诸多巨大挑战，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人民汇合他们的知识和创造力，帮助重建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战胜暴力极端主义，建设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和实现其天赋潜力的未来。
在结束今天的讲话时，我要请你们记住星期一在太子港的废墟中获救的那个小女孩。她还活着，已经与她的家人团聚，并将有机会长大成人，因为网络把一个被埋得很深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群体或个人继续被埋在压制的废墟之下。当层层审查墙把一些人与人类大家庭隔离开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那些人的呼喊就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因此，让我们重新作出承诺，为这一事业而努力。让我们把这些高科技化作推动全世界取得切实进步的力量。让我们并肩前进，倡导这些自由——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也为了应当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每一个机会的年轻人。
非常感谢你们。（掌声）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