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问题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关村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利用市场的力量去推动创新的发展，是在一个以大企业主导的经济环境中，如何让中小企业引领中国从工业经济社会走向知识经济社会。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这里并非自然生成，如今却已蜚声世界，这里是中关村。
这里充斥着色调单一的T恤衫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与北京的另一极国贸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不拒绝西装革履，但这里的西装革履都在海龙和鼎好的一层匆匆来去，而真正的精气神则永远隐藏在那些多年难见变化的中分头和马尾辫里。
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30年里，这里好像一个远离尘世的岛屿，不断制造和习惯着硅谷似的神奇。地产巨头和金融大鳄都为这里着迷，但那些满脑子数学和技术的人才是这里真正的主题。
对于历史，中关村只是一个误会。1953年10月，《中华地理志》在赶制一批加急的信封和信笺时，经办此事的行政干事袁保诚由于失误而错印出“中关村”三字。从那时起，这片自明朝开始就因“中官”——太监聚居而被称为“中官屯”的地方，名称变更并延续至今。
对于中国，中关村却是一个理想。在拥有了世界上最高效的生产线之后，中国需要向世界证明她还有能力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和最完备的高新产业培育体系，还有能力从一个追随者变成一个领跑者。而中关村，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初创时的3000家企业，如今所剩已不足百分之一。在这漫长而短暂的30年时间里，四通倒闭、百度崛起，后生联想收购了前辈Thinkpad，从站柜台开始的刘强东(大型网购平台京东商城的CEO)让电脑柜台越来越快地告别历史，太多震撼一时的故事最后都成了漫漫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中关村本身也正在符号化。它再也不只是海龙、鼎好、科贸和太平洋，它再也不是只卖电脑配件和盗版光盘，它从高校与中科院的夹缝中挣脱，变成一个总面积232.52平方公里的高端产业功能区，散布在北京各处的创业园分别是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亦庄园、德胜园、石景山园、雍和园、通州园和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在中国总数多达4400万的企业名录中，中关村的2万家企业似乎不值一提。但2010年，这些企业的收入总和达到1.6万亿元，约为同期中国经济总量的5%。而且，这一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之中。
1月26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获得国务院批复。《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形成软件及信息服务、生物制药、新能源等2~3个拥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总收入达到10万亿元。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经济大国而不是创新大国。现在，全世界都在说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但如果没有卓越的创新能力支撑，这种转移要么不会发生，要么发生了也不会持久。”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表示，“而中关村则是中国社会以创新为导向发展经济的物化表现，是中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面旗帜。”
阻击硅谷的科技符号
成长中的中关村，是硅谷最不能忽视的对手。
即便“实力派”的谷歌请来了“偶像派”的李开复，也没能在中国市场战胜备受争议的“体力派”百度。人人网先于Facebook成为全球第一个上市的社交网络，这让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的扎克伯格被迫去思考自己在中国的角色定位。新浪借助微博再度崛起，也让“墙内”的中国网民暂时忘却了“墙外”的Twitter。还有聪明绝顶的盖茨，他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化解微软在中国市场几十年如一日的一筹莫展。
在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几乎同时发迹的中国台湾新竹和印度班加罗尔早已分别在硬件和软件上成为了硅谷的后花园，只有中关村还在不停冲击着硅谷在全球的地位。即便是更独立的日本驻波，也难见这样的勇气和魄力。
“中国文化中有不甘人后的传统和强烈的反征服意识。”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说，“因此，中国经济敢于同世界先进水平竞争并取得胜利。”
但就像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出色的发展质量一样，飞速发展中的中关村同样有它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关村营业额突破亿元的企业以每年超过百家的数量在增加，市值超百亿的企业总数有30家之多。但30年的发展过后，中国尚无一家科技公司真正具备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甚至没有几家企业可以真正取代上世纪80年代的四通和联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每年多达19000件的专利申请数量也没能成为中关村出色的佐证。自从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之后，中关村再没能为中国经济奉献出任何一个里程碑似的革命性技术。非但如此，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搅在山寨的漩涡里不能自拔，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硅谷找到几乎每个知名科技公司的原型。
围绕速度与质量、山寨与原创的争论，夹杂着国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指责和国人对于中国真正强大的期望，在过去几年不断升级，并最终从一个国内议题上升为国际话题。
“企业都是以利润为导向的，模仿与创新都是企业盈利的手段。而模仿既可以节省企业成本，又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因此，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模仿无法避免。”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系教授杨德林表示，“但长期的模仿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开始破解创新发展的国情坚冰。”
什么在阻碍中关村？
中国经济的成就有目共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几乎将所有最高效的生产线全部集中在了自己名下。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其对工业经济的认知、领悟和掌握能力不断提升，直至成为世界一流。盖茨就曾坦言，只有到了中国，才能知道什么是高效。
但要建设中关村，中国需要做回学生。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长达几十年的国家，中国的大企业为实现规模经济和满足社会需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为支持大企业的发展，中国也建立了相应的金融和财税等社会服务体系。从大企业到大银行，“做大做强”几乎成为多年以来中国企业不变的目标，而“大”则几乎成了中国经济留给世界的惟一印象。
但大企业可以帮助中国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不意味着其还能帮助中国从工业社会成功迈进信息社会。工业经济只需要不断完善已有的基础性创新，并将这些创新物化在生产线上，而知识经济则需要不断提出基础性创新以改进经济形态。
“无论要素投入方式、经济管理方式还是价值分配方式，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之间都存在巨大的不同。”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燕霞表示，“但对这些不同，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对于如何处理这些不同，中国的经验和积累更加有限。”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样阻碍着中关村的发展。
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使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成为中国经济中风险最小而利润最丰厚的行业。行业之间收益率的显著差别以及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社会资本纷纷流向这一领域。
本国资本从创新领域的大批退出，与同期国外资本的如潮涌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世界500强中的167家公司在中关村设置了分支机构，其中接近100个分支机构为研究机构。中关村每年新增的15万高科技人才中的很大一部分，选择从外资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们不能狭隘地说我们的人才不能为外资服务。但国籍差别的存在，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赵燕霞表示，“目前，我们以粗放经营为主的企业经营模式确实无法与以创新为主的外资相抗衡。无论引进人才还是研发基础，或者资本实力，中资企业都处于明显的下风。”
政府只能再次进场，“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策，中关村的无数科技企业都会倒闭”。但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此时却愈加难以回避：何时才能见到中关村的发展由市场主导？
没有完善的中介机构，
就没有市场的真正主导
谈论中关村，永远无法避开的，除了创新，就是政府。
1980年10月，曾两次到美国硅谷考察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开办了北京等离子先进技术服务部。这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机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科技人员“下海”的巨大争议。
先驱没有成为先烈。1983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4位领导同志鼓励、支持陈春先创办技术服务部的批示精神，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等媒体的报道直接传达到基层，科技人员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行为得到充分肯定。
随后30年，国务院先后5次出台文件促进中关村创新体系的发展。在中国小心谨慎地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中关村宛如被屏蔽的孤岛，在最能体现计划经济力量的政府指令推动下率先开始沐浴市场经济的阳光。
“差别不等于差距，政府主导的集群发展方式在现阶段没有什么不好。”谈及硅谷与中关村的异同，浪淘金科技有限公司CEO周杰毫不讳言政府之于中关村的巨大作用，“对于在创新领域扮演追赶者角色的国家而言，政府主导有助于克服很多弊端，少走不少弯路。”
周杰在谷歌初创时期加盟谷歌，随后回国协助李开复发展谷歌中国，而立之年创立浪淘金，并在迄今为止的3年时间里实现年均10倍的营收增长。职业生涯之顺利，使周杰戏称自己是个“非主流”创业者。
但这位“谷歌历史上最年轻华人技术总监”，还是成功完成了从一个标准的硅谷白领到一个标准的中关村创业者的蜕变。曾先后在两地取得成功的周杰，对中关村与硅谷的异同，对于市场和政府的进出，都有自己的见解。
“在硅谷，创业者需要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产品，但在国内，创业者还要处理包括法律和财务在内的很多其他问题。”周杰表示，“这种差别正是硅谷的魅力所在，而其根源就是大量为创新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这是一个种类庞杂而数量繁多的群体。但在大多数讲述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的故事中，它们却常常被人们忽略。
硅谷的中介机构种类庞杂、数量繁多，涵盖了从财务到融资，从法律事物到人力资源的一切领域。这些中介机构犹如硅谷不同机构之间的润滑剂，将数以千计的风险投资人和最出色的技术公司，将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杰出的研究机构融合在一起，使硅谷最终得以成为今天的硅谷。
硅谷的中介机构像硅谷的创业公司一样具有冒险精神。他们在提供服务时会让创业公司选择付费方式：如果资金紧张，他们丝毫不介意将其兑换成股票期权。这使很多创业公司节省了宝贵的资金，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创业失败就不用还了，想着都轻松”。
“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完备的产业体系，而完备的产业体系是集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政府要积极引导和规范中介机构的发展，这样才能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杨德林表示，“但政府千万不要自己去发展中介机构，否则问题更多、更复杂。”
创新副产品：治通胀
如果中关村已经成为“硅谷”，今天的通胀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
改革开放以及相伴而生的致富机遇，大规模城市化以及相伴而生的大规模投资机会，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福布斯2011年亿万富翁排行榜显示，中国大陆资产超1亿美元的富豪数量为114人，富豪人数在全球仅次于美国，这甚至使中国获得了“亿万富翁加工厂”的称号。但巨大的财富并没有随之转成创新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国的富豪依然在实物商品界四处游走。从苹果到大蒜，从农副产品到大宗商品，从地产到房产，从贵金属到古玩字画。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炒家几乎将所有可以炒的商品全部炒了一遍。
“中国资本的增长速度快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但中国很多资本所有者的致富过程基本上都和知识联系不大，中国的资本缺乏对知识经济应有的关注和渗透。”赵弘表示，“但资本又必须实现保值增值，各种有形商品因此成为资本追逐的目标。”
不断严峻的通胀形势和怨声载道的普通民众，让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诸多努力付诸东流。流动性泛滥之声，自金融危机开始就一直延续至今，丝毫未见缓解。
但赵弘认为，流动性过剩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真实情况应该是中国的流动性不均衡。人们认识的局限加上政策对融资的过度限制，使过剩的资本无法进入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只能在实物领域寻求投资机会。资本对实物商品的过分追逐，不但提升了通胀预期，加剧了通胀压力，也影响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
“引导资金进入创新领域，既可以解决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资本缺乏问题，又可以解决由于资本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只要社会引导得当，这样的投资方式并不会影响资本所有者的财富积累。”赵弘表示，“但中国需要相应的改革去引导这样的投资。”
风行硅谷的风险投资社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风险投资社通过有限合伙制的形式将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并由专业人士对申请项目进行分析和推荐，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但这样的投资方式，还是需要政府进行引导。”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美国天使投资集团北京分公司执行总裁石一表示，“出于维护稳定和投资者利益的考虑，融资在国内还是一个需要谨慎应对的事情。只有政府作出表率，才能让投资人真正放下心来。”
在借了硅谷30年的“仙气”之后，中关村将在未来10年进入快速成长期。超越硅谷，也许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美国现在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中国是又忙又乱又精彩。”石一表示，“中国市场处处是机会，只要坚持，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
中关村的发展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只有突破管理体制的瓶颈，并高效整合现有区域资源，中关村的发展才能跃上新台阶
发展中关村：以管理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 赵弘
金融危机使全球各主要国家再次意识到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危机之后，美国、日本、欧盟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为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纷纷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围绕新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展开激烈角逐。
美国为在新能源、节能环保、智慧地球、干细胞等领域取得突破，要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到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德国批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
对中国，以创新推动经济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但总体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时，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国际形势不稳定等诸多压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变成为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已取得了积极成效，难度系数相对较小的改革都已触及，改革已经逐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企业产权制度、投资融资体制、企业信用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股权激励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要逐渐改进，以进一步完善推动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
作为中国最早建设也是目前最成熟的高新技术园区之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拥有密集的科教智力资源，创新能力强、产业基础好，是我国技术创新的源头和体制机制先行先试区，也是我国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前沿阵地。
在新一轮产业竞争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推动中关村的发展，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新举措，实现新突破，将为随后的改革攻坚积累丰富的经验。
以管理创新推动空间资源整合
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一区十园”的空间布局，总面积超过232平方公里。当前，中关村还在进行新一轮的范围调整，调整后的范围将基本覆盖北京所有可开发的产业用地。但占地面积的简单增加，并不意味着中关村发展中的空间资源束缚已经消失或者缓解。
由于缺乏成规模、大体量的空间资源，园区发展面临“有项目难落地”和“有空间没项目”的两难困境。究其原因在于管理体制不顺。国内部分高新技术园区针对空间资源行政分割问题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值得中关村吸收借鉴。
武汉东湖高新区采用“托管”模式，实现了管委会对于托管区域的高效管理，即由管委会对托管区实行统一管理，相应的行政职能由各职能部门设在高新区的派出机构行使，区域内村级组织等机构整建制或部分移交高新区管理。
青岛高新区将管理和工作重心集中到“一区”(青岛高科技工业园区)，市委、市政府赋予高新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由高新区工委、管委作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园区实施规划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行政管理等“四统一”管理，所有管理、审批、上报事项，都要在管委会实行“一门受理、一次办结”；对于原有的“多园”(黄岛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市北新产业园、市南软件园等园区)继续进行宏观协调指导。这种对于园区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使得园区工作有了真正的“抓手”，落到了实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落地效果非常显著。
未来，中关村示范区管委会要及时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经验，以构建高效运行的园区管理体制和机制为突破口，大手笔整合空间资源，形成实现土地与项目真正对接的空间载体，加速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
在充分利用空间资源的情况下，中关村也要进一步整合利用中央企业以及大中专院校的资源。中关村科学城要打造高效运作的央地创新合作平台，推动央院、央校、央企和民企的协调创新。从创新开始，为实现真正的“国进民进”奠定外部环境基础。
未来科技城要以先期入驻的神华集团等15家大型央企研发机构为基础，吸引一批行业领先的大型民营企业入驻，将其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地。
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要以生命科学园、昌平园、未来科技城等为依托，打造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要进一步深度整合亦庄、大兴为主体的城市南部产业空间资源，将其打造成为高端制造业发展和对外辐射合作的重要承载区。
同时，要加强各区县同类或相关特色产业聚集区在“规划衔接、产业链配套、功能链互补、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协同部署，重点打造移动通信、数字电视、软件与信息服务、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一批特色产业基地。
中关村也要创新区域产业合作模式，完善大区域产业链条，积极发挥中关村在科技创新上的辐射作用。中关村要抓住“环首都经济圈”建设契机，深化京津冀经济合作和产业对接，强化京津冀三地在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软件、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分工协作，加速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完善大区域产业链条。探索以技术入股其他区域企业等创新合作模式，形成技术提供者与购买者长期合作机制，促进中关村与其他区域联动发展。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
没有一定规模的产业支撑，没有世界级大企业的发展，就难以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中关村要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做大做强的突破口。
近年来，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的经验表明：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联的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相对容易，政府采购、政府应用能够快速提升市场总需求，从而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最初的动力。美国、韩国等政府也常常使用这种手段培育新兴产业。1994年，美国政府确定在5年内重点扶持5个特定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市场化，为此投入90亿美元，以政府采购的形式购买相关的高新技术产品。
未来，中关村示范区管理部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
一是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产品优先纳入国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在电子政务、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建筑节能改造、生态环保等领域，通过实施首购、订购、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和示范项目、推广应用等措施，支持示范区新技术研发、自主创新产品市场推广，强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
二是鼓励在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网、风能、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组织开展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行业关键技术应用和示范工程。
三是在物联网、节能环保服务、新能源应用、信息服务、新能源汽车推广等领域，支持企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专业服务、增值服务等新业态。
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中关村示范区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示范区建设的相关支持政策，用足、用好各项先行先试政策，完善和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具体而言，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展金融创新试点。继续深化中关村代办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完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公开转让制度，支持银行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产业链融资、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等科技金融业务创新试点。
二是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成立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审批联席会，设立专项支持资金，重点支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基础设施，积极对接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和示范工程，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基地；大力支持智力要素和技术要素以股权、分红等多种形式参与创新收益分配，释放创新活力，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
三是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中关村示范区应当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示范区发展的“1+6”政策，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开展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中央单位股权激励试点、科研经费分配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等工作。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关村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也承担着更加艰巨的发展任务。但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时机，更加坚定地推进自主创新，十年后的中关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将不可限量。
山寨是创新吗？
这貌似一个简单至极的问题：既然都“山寨”了，怎么可能还是创新？李开复最近就遭遇到这样的尴尬。“创新工场”首批项目甫一推出，就受到广泛质疑。因为，在这些首批得到资金支持的项目中，几乎每个项目背后都有硅谷的影子在舞动。
网友“麻花藤”甚至专门制作了一个名为“模仿工场”的网站来讽刺李开复。该网站的页面设计与创新工场几乎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网页上除了列出创新工场推出的项目之外，还将这些项目的硅谷原型也分列其上，以资比照。
围绕中国“山寨”的争议由来已久。
反对者振振有词，而且极易因为人们对于强大的无尽渴望而无限放大。他们认为，尽管“山寨”的出现确实说明某个经济体正在对世界潮流进行持续的关注和学习，但无论如何不能将这种行为划入创新的范畴之内。
作为创新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熊彼特的一个分类方法更是被频繁引用，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熊彼特认为，如果A首次在一种环境中引入一种创新，而B则将这种创新引入另一个商业环境。那么，A是创新者，而B则是模仿者。
但硬币的另一面，则另有一番景象。
同样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可以划分为5种类型，即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供应源、新的市场以及新的企业组织方式。而在“首次商业化”与“复制并将成果转移至新的商业环境”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存在巨大的不同。
人人网被称为中国的Facebook，优酷网则被称为中国的Youtube。但其实，人人网与Facebook的相似之处仅在于他们都是社交网站，优酷网与Youtube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他们都在向社会提供视频内容。而在更为重要的盈利模式上，这些中国科技后生与他们的美国前辈之间几乎难见任何共同点。
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界定什么是创新。这是一个貌似简单而实际上非常复杂的问题，复杂到几乎没人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复杂到人们常常简单粗暴地将某些事物划入或者剔除出创新的版图而不自知。
有时，描述一个复杂现象的简单办法就是清晰地指出什么不属于这类复杂现象。美国学者斯托克斯就用这种方法提出了著名的“线性模型”概念，来描述一个流传甚广但他们认定是错误的创新概念。
“线性模型”源自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这种观点认为创新是应用科学，因而可以按照既定的顺序进行，即研究、开发、生产和营销。既然先进行研究，研究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关键要素。
但斯托克斯认为，这个模型存在至少两个重大的问题。
首先，“线性模型”只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创新。确实有部分创新源自科学上的突破，但更多的创新还是来自于对现有市场的反馈以及对现有知识和技术的评估与整合。只有当后一种办法搁浅时，人们才会诉诸于前一种方法。
40多年前，针对英国科研论文的兴盛和经济的低迷，英国经济学家卡特和威廉姆斯就曾警告说，“过度的科研活动，从事增加知识积累工作的科技人员比例过大，而从事知识应用工作的科技人员比例过小，都容易阻碍经济增长。”
其次，“线性模型”忽视了创新过程各阶段之间的反馈与循环。每一个阶段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对前一阶段的重新设计，而这就有可能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创新的诞生。
在基于新技术与已有技术的差异程度对创新活动进行分类时，熊彼特将创新划分为“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并对后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随后的研究发现，渐进性创新的累积影响与根本性创新的影响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实现根本性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靠相当多的渐进性创新才可以。
因此，以“山寨”为代表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不但可以被视为创新，甚至还在最初创新成果实现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早在1986年，以研究创新而闻名于世的学者布莱恩和罗森博格就曾经指出，许多经济上有价值的创新都发生在产品的扩散过程中。因为在将某个事物引入到一个新环境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具有决定意义的调整。
“大部分重要的创新在其生命周期中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经常完全改变了它们在孕育过程中所被赋予的经济意义。在发明第一次导入之后，其后续改进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会超过这项原始发明”。正所谓“天下创新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作为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信步前行的中国科技企业而言，布莱恩和罗森博格的上述言论或可用来共勉。
软件之都印度班加罗尔的欢乐与忧伤
如果没有印度政府，就没有今天的班加罗尔；如果没有印度政府，也将不会有班加罗尔的明天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如果说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那么班加罗尔就是印度的硅谷。二者南北相望，共同承载着各自民族战胜硅谷、富国强民的渴望。
与中关村相同，班加罗尔科技园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在全世界高科技园区迅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中，班加罗尔与北京的中关村、日本的筑波、韩国的大德、英国的剑桥和中国台湾的新竹共同成为硅谷以外最夺人眼球的风景。作为世界著名软件产地，班加罗尔比中关村更早蜚声世界，也更早遭遇瓶颈与困惑。
从这个意义上讲，解读班加罗尔的昨天和今天，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关村的今天和明天。
只能是班加罗尔
为什么是班加罗尔，而不是印度的其他城市成为世界“软件之都”？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有人就从印度的殖民历史和其曾经发明二进制的轶事出发，将班加罗尔的成功归因于印度对英语的熟悉和对数学的崇拜。但按此逻辑，印度的任一城市都可以取代班加罗尔。
非但如此，无数中国城市也都具备取代班加罗尔的实力。因为在中国，能将《新概念英语》背到让美国人吃惊，能在入学前就将外国人到老都搞不懂的乘法表背到让人抓狂的学生，实在不胜枚举。
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此。
与背靠斯坦福大学的硅谷类似，班加罗尔是印度高科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有百年历史且被称为印度高校王冠的印度理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国家高级研究学院、印度信息技术学院和班加罗尔大学等名校皆坐落于此。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软件产业对于高端人才的巨大需求在印度全境只有班加罗尔才能满足。
现在，班加罗尔拥有超过20万名软件开发人员，这一数字堪与硅谷比肩。在全球数以千计的软件公司中，位列5级的只有70余家，而班加罗尔就占了接近一半。仅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印度研发中心就拥有超过1800名博士。
班加罗尔还是印度航空工业的摇篮。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负责研制火箭卫星的空间研究组织、印度科学研究院、国家航空实验室、印度斯坦飞机制造公司等一批国家重点高科技研究机构相继在班加罗尔扎根，形成了以空间技术、飞机制造、通讯设备生产等产业为主的产业基础。而以上所有行业几乎都是软件行业最重要的上游产业，选址班加罗尔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沟通的成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长期忽视：时差。
班加罗尔与硅谷之间有12小时的时差，两地协作实现了软件编写的无缝链接，从而让软件的设计与编写工作从一时一地的现场操作转向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协作，从而大大提高了软件编写的效率。
在1988年以前，全世界90%以上的软件编写都是在现场进行的。到了2000年，跨洋设计软件所占比例已经达到50%。而从2002年开始，班加罗尔绝大多数软件人员都已经嵌入软件跨洋编写设计体系之中了。巧妙的时差设计，最终促成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强势崛起。
但得天独厚的文化地理优势，依然不意味着成功的水到渠成。班加罗尔之所以成为闻名世界的“软件之都”，真正的推手其实是印度政府的国家意志。
政府意志造就科技神话
印度与中国相仿，人口众多而素质不一。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更是落后于中国。但在开放之初，印度就确定了发展软件产业的国家战略。上世纪80年代初，拉吉夫·甘地明确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
1984年，印度颁布了计算机政策，明确了软件业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和优惠。同年，德州仪器公司进驻班加罗尔。为迎接德州仪器的到来，印度一举打破了25条政策限令，一举向世界树立了印度下决心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形象。
1986年，印度又颁布了《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为软件生产提供从税率优惠、人员培训到降低门槛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优惠。
但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为印度带来预期中软件外包产业的迅速发展。到1991年，印度全国的软件出口额总计不过150万美元，不及今天班加罗尔出口额的万分之一。
印度决定效仿硅谷。1990年，印度电子工业部首次批准成立3个软件科技园区，班加罗尔即为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布巴内斯凡尔和浦那。一年后，为避免地方政府对园区的不适当干预，印度政府又决定允许园区注册为独立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权利。至此，印度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拨云见日。
1992年，印度取消了设备和产业进口的许可证。1998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组建了“国家信息技术与软件发展委员会”，并于同年发布了著名的《2008年信息技术发展计划》，明确提出用10年时间将印度建设成为“软件超级大国”。各种优惠方案随之相继问世，行业门槛逐年降低，审批程序迅速简化。
而在这两年之后，中国也制定相关政策支持软件产业的发展。2000年6月，在国务院颁布第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首次明确提出软件业可以享受到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多项产业扶持政策。
此后十几年，印度与班加罗尔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目共睹。1981年，印度第二大软件出口商信息技术公司总裁穆西创业时，苦等了18个月才拿到营业执照。当时电脑硬件的进口关税高达335%，软件进口也有160%。而现在，“即便是百万美元以上的投资，所需审批时间也不会超过半天，税率更是几乎将至零”。
印度政府还非常注重研发。
目前，印度各级政府不但承担了全国85%的研发经费，还建立了以印度工业开发银行、印度技术开发与信息有限公司、印度风险资本与技术金融有限公司等为中心的金融支持体系，对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进行系统的金融扶持。
同时，印度政府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创新开发，以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鉴于自有资金不足，印度还通过减税等方式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参与到园区中小企业的发展中来。现在，印度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几乎都将总部设在了班加罗尔。非但如此，班加罗尔还与硅谷风险投资公司聚集地沙丘大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政府的支持终于让班加罗尔成名于世界，甚至使印度一度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希望所在。但幸福与烦恼竟仅有一线之隔，耀眼的光芒尚未消退，隐忧却已逐渐呈现。
班加罗尔风光难续
印度和班加罗尔，曾被视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希望。
即便飞速发展了超过20年，印度在互联网领域的战绩依然难称辉煌。目前，印度有8100万互联网用户，位列世界第四。但印度人口总数超过10亿，这个世界第四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已经在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印度的城市居民只有20%是互联网用户，而中国为60%。中国还有2.33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18%，而印度只有1700万，还不到总人口的2%。
麦肯锡的研究预测，如果印度能够有效释放其潜在需求，到2015年，该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数将达到4.5亿，数字内容消费总量将增加一倍，达到95亿美元。如果将接入费用计算在内，数字消费总收入可能增长4倍，达到200亿美元，这是中国预期增长率的2倍。
班加罗尔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但却正在失去坚实的发展基础。
尽管与硅谷渊源颇深，甚至获誉为硅谷的“后台办公室”，但班加罗尔的城市环境与硅谷其实相去甚远。伴随着城市人口由300万激增到650万，班加罗尔的水电供应持续紧张，房屋租金价格则不断上涨。
当立志让大连取代班加罗尔的大连市长夏德仁在班加罗尔考察时，他意外发现，尽管班加罗尔的硬件设施远逊于大连，但其租金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每天2.5元，而大连只有1.8元。当时，在IDC发布的软件外包城市排行榜上，班加罗尔位列亚洲第一，大连则已是亚洲第五。这让夏德仁对未来充满信心，何况“大连政府还愿意为企业提供0.6元的租金补贴”。
比租金价格更难以处理的深层次问题是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在班加罗尔，狭窄的道路被难以计数的黄牛和必须时刻注意躲避这些黄牛的几百万辆机动车占满，糟糕的交通导致每年近千人因此丧生。基础设施的每况愈下，使班加罗尔再不是理想的生活之地。
印度第三大软件出口商维普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齐姆·普雷姆吉曾说：“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问题严重。过去5年，班加罗尔的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我们也难以预见未来5年会有所改善。我们的公司在班加罗尔很难持续发展。”
班加罗尔的成功也没能改变印度的国力。与班加罗尔规模相当的孟买，至今仍是贫民窟的天下。即便是制造了大量中产阶级的班加罗尔，以外包为主的软件生产方式也使其丧失了绝大多数本应享有的知识产权，彻底成为了硅谷的廉价工厂。在班加罗尔，一名编程人员的收入只相当于其硅谷或者欧洲同行的六分之一。
而随着包括大连在内的亚洲其他软件外包城市的兴起，班加罗尔的定位愈发尴尬。对于印度而言，这座城市也许正在退变为一个“甜蜜的负担”或者“幸福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