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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拉伯之春到美国之秋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从阿拉伯之春到美国之秋

  从年初的阿拉伯之春到九月开始的美国之秋,今年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虽然两者发生在同一年是一种巧合,但从单个事件来说,它们各自都有发生的必然性。

  本报记者  江玮  北京报道

  “阿拉伯之春的发生由整个阿拉伯社会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美国之秋的出现也是其社会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阿拉伯社会,泛阿拉伯主义的实践者由于堕落为腐朽的力量,导致政权被推翻。而占领华尔街乃至占领全球运动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自我调节,既需要实现经济发展,也要实现社会公平。

  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对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影响深远。对于明年的美国大选来说,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民主党连任增加了筹码。而阿拉伯世界也将因为这场运动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阿拉伯之春运动在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阶段性的目标,革命成功之后,阿拉伯世界将走向何方?“对阿拉伯世界来讲,目前最适合的道路是世俗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找到一个平衡点,达成妥协,既要尊重这一地区浓厚的伊斯兰教传统,也要适应当代的世界潮流,建立民主廉洁的政权。”郭宪纲说。

  占领运动有利于民主党选情

  《21世纪》:从年初的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美国之秋,它们都发生在2011年,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必然?

  郭宪纲:这两件事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就单个事件来说有其必然性。阿拉伯之春的发生由整个阿拉伯社会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美国之秋的出现也是其社会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

  阿拉伯社会出现这些动荡意味着的是阿拉伯社会世俗的救国思潮和实践遭受了重大挫折。一战结束以后,阿拉伯地区面临着推翻封建王朝和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两种救国主义思潮,一种是泛阿拉伯主义,也就是世俗的救国思潮,其主张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另一种思潮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依靠伊斯兰的法律法规和思想来拯救这一地区。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反映。泛阿拉伯主义已经有80年的历史,其实践者从最初有所作为的力量堕落为腐朽的力量,导致最终被推翻,是内因造成的。

  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由美国社会和政府政策多年弊病积累所引发的。美国政府总的来说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比较放松的,尤其是小布什时期。因为共和党的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不干预市场。在缺乏政府的监督之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敛财手段有诸多违规。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其他行业的人员的收入在减少,而金融机构高管的分红还在增加。在美国经济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和人民生活水平不再改善的情况下,就引发了人们的不满,问题主要在这里。

  《21世纪》:美国明年即将迎来总统选举,占领华尔街运动会对明年选举带来哪些影响?

  郭宪纲:如果占领华尔街运动这股力量仍然停留在街头,不组成政党参加选举,这种情况对民主党是有利的,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群众基本上是民主党的群众基础,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的是共和党。共和党反对对华尔街加强监管,反对进行倾向于穷人的医疗改革。出现这样一种运动对民主党而言是一种声援,对共和党则是一个警钟。

  《21世纪》:占领华尔街运动由部分具有左倾思想的中产阶级联合弱势群体发起,这是否表明美国左倾的趋势?

  郭宪纲:所谓左倾,是共和党右翼势力对他们的称呼,认为他们有些主张和社会主义相同。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是对这种运动的一种打击。但其实这些中产阶级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只是要求收入更公平,抑制金融寡头和华尔街高层的收入水平。因此,现在来看,他们的主张并没有社会主义或者左倾的倾向。

  西方经济面临困境

  《21世纪》:《经济学人》近期的封面故事在讨论关于占领运动和民粹主义,认为民众的愤怒是正常的,但他们也在担心民粹主义究竟会将政治引向何方。《金融时报》一篇文章则说,民粹主义将威胁全球经济,您如何看待民粹主义在这场运动中的角色?

  郭宪纲:民粹主义,就是要到民间去,诉诸其主张。占领华尔街运动不能简单称为民粹主义,就占领华尔街本身来说,不管未来的结局如何,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他们都要倾听民众的呼声和意见,这场运动的主张都会反映在未来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上。

  这场运动对其他西方国家也有影响,出现了占领伦敦等类似的运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如何克服内部的矛盾,在目前占领行动下,必须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如何调整政策,使社会保持平衡,化解矛盾,这是这场运动带来的影响。

  《21世纪》:你提到资本主义出了问题需要反思,主要包括哪些问题?

  郭宪纲: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自我调节,它的问题表现为金融危机爆发后暴露出来的问题:经济发展乏力,社会收入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困境。并不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东西不够分配,而是分配不公平。它是99%对1%的局面。所以如何解决不公平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进行解决的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失业率没有那么高之前,这些问题可以被掩盖、忽略,但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失业率攀升,就会凸显不公正的问题,所以这对当代的资本主义来说是一个挑战。

  《21世纪》:欧洲也面临它的困境,欧债危机不断恶化,失业率问题由来已久,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是因为政府治理失灵吗?

  郭宪纲:欧元区十多个国家发展水平不一,不同成员国奉行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同。在统一的货币下,某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其他国家要不要救,这在内部也是有分歧的。

  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欧元是否能继续存在都会被打上一个问号。欧洲好不容易实现了货币统一,如果因为现在几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而导致统一货币崩溃的话,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大大倒退,这是欧洲担心的。

  现在整个西方经济都面临困境,不仅是美国、欧洲,还有日本。相反,新兴经济体发展得比较好,这就是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种变化。

  移植西方政体不合时宜

  《21世纪》:在推翻卡扎菲政权之后,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宣布将以宗教教义为法律依据。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主导埃及新政权。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复兴党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胜出,西方媒体担心,阿拉伯之春正在变成伊斯兰之冬。如何看待这种担心?

  郭宪纲:现在阿拉伯世界面临走哪条道路的问题,世俗的救国道路受到重大挫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似乎在利用这个机会崭露头角。

  但我们深入分析会发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过去已经有所不同,也在变化。比如突尼斯选举后,西方对伊斯兰政党复兴党的胜出表示了担心,但复兴党则表示,他们是温和的伊斯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主张也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比如它要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这违背了当代国际潮流。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在进行调整。

  那么这一地区应该怎么办?移植西方政体?现在不合时宜,不具备条件。7年前,美国就制定了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未获成功。7年后,情况依旧。

  我认为,对阿拉伯世界来讲,目前最适合的道路是世俗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找到一个平衡点,达成妥协,既要尊重这一地区浓厚的伊斯兰教传统,也要适应当代的世界潮流,建立民主廉洁的政权。

目录

"美国之秋",还是"美国之春"?编辑本段回目录

 这是“美国之秋”,还是“美国之春”?

  从“萧瑟”的角度来看,由华尔街蔓延开来的这场草根秋日“占领”运动,显露出美国民众对政经体制缺陷深深的失望以及美国由此可能面临的体制性危机;从“复兴”的角度来看,这场意料之外蓬勃兴起且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美国民众运动,显示自称“99%”的美国民众正试图夺回被控制在“1%”权贵阶层手中的政治和经济话语权。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强调中东北非国家的民众运动是“内生的”、“有机的”,这场清算金融危机始作俑者华尔街的美国民众运动也是“内生的”,而它诞生在2011年也并非纯属巧合。
  99%对1%的宣战
  有人说,这是一场没有领导人、没有清晰组织、没有集中诉求、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松散运动,但或许正是由于其宽泛性、开放性和新鲜性,才吸引了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广泛人群以“99%”的名义表达各自的愤怒。憎恨“公司贪婪”者、抗议社会不公者、失业者、反战者、环保者、无家可归者,每个人手中的标语从不同的角度昭示着不满,而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99%”对“1%”的愤怒,对政府救助华尔街以及华尔街行径依旧的愤怒,对当权者滥用国家资源滥花“战争美元”的愤怒。

  有共和党人指责“占领”运动的幕后推手是工会,事实上工会只是这场运动中新近加入的力量。对于这场声势不凡的民众运动,工会领导人心中徒生羡慕,因为过去十年中工会很少能够激发出如此强劲的民众力量。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负责人特拉姆卡在华尔街集会现场表示支持“占领”运动,并要示威者放心工会不会“劫持”这场运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源于加拿大反消费主义杂志《Adbusters》的一次选题策划,《Adbusters》在7月刊上打出“9月17日占领华尔街”的标语,并在网站上进行号召。该杂志总编卡利?拉森对美国记者表示,当今美国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制造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大佬们却没有一个人被绳之以法,人们强烈地感到不公与愤怒,这场运动旨在动摇大财团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拉森强调,美国1%的富人享受着巨额分红、税收减免,而其余99%的人承受失业、丧失房产等巨大压力,灰暗的未来令他们站出来抗议。

  《纽约时报》10月9日发表社论,明确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社论指出,美国社会正陷入极端的不平等,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20%多,是80多年来的最高点,这个数字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10%。此外,当前美国公司利润在经济中的份额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工人薪酬的份额则为最低点。

  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相比1999年下降了12.1%,收入最高的10%的人同期只下降了1.5%,而同期收入显著增长的唯一人群是最富有的1%,他们拥有总收入的约20%。 2010年美国贫困率达到15.1%,贫困人口有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收入在贫困线一半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是2050万人,为36年来最高。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掌握的数字则是,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拿走总收入的近25%,其财富则占到总财富的40%,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有数据显示,进入最富有的1%阶层的门槛是年收入超过38万美元。与首尾两端贫富差距扩大相伴的是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卡茨说,现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还不及上世纪90年代末时。民主党战略分析师玛丽亚·卡多娜指出,当前美国企业主管的薪水比1980年高五倍,普通美国工人的平均薪水则与1980年相当;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的平均年收入是1100万美元,而普通美国职员的平均年收入是4万美元;美国公司利润达到史上最高水平,但公司缴纳的税收却比以前更少。

  《赫芬顿邮报》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曾指出美国中产阶级受到了金融界和大企业的“背叛”,她形容美国工业的基础已经“抽空”、教育体制“分崩离析”、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奢侈品消费至少连续十个月呈现上扬态势,9000美元一件的香奈尔外套需登记等候,奔驰车今年7月的销量比以往5年内任何一个7月都要卖得多,富有的顾客几乎已回到衰退前随心所欲的购物状态。根据一项最新统计,收入最高的5%的美国人的消费支出占美国总消费支出的1/3,收入最高的20%的美国人的消费支出则占到60%。

  《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抗议运动表明当前的美国经济并不服务于大多数美国人,收入不平等正在碾碎中产阶级,扩大贫困人群,并可能制造出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工作却没有工作的永久性下层阶级。据统计,当前美国失业率为9.1%,失业人口为1400万,其中不包括650万希望有工作却已放弃寻找的人,此外还有近900万非全日制工作人员希望拥有全日制工作。社论将矛头指向了华盛顿:当富有人群已从经济危机中复原并重新兴旺,中产阶级却仍挣扎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之中,华盛顿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美国需要将公共政策的重点从保护银行业转向推进充分就业,而华盛顿显然无所作为。

  华盛顿的无所作为固然有两党争斗、政治极化、决策体系运转失灵等原因,但华盛顿的政客们有多大的意愿和决心解决普通民众的疾苦也引起很多美国人的质疑,一些抗议者直呼口号反对“华尔街在白宫、国会和K街的仆人们”。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明言,财富带来权力,并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他指出,所有的美国参议员以及大多数众议员在当选议员之时即已属于最富有的1%,之后依靠来自这1%阶层的金钱保住职位;他们清楚如果服务好了这1%,离开国会后就会为这1%所奖赏。此外,主要的行政机构里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决策者也基本来自这1%。鉴于此,政客们制定何种政策也就不足为怪了。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去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现有39人在从事游说业;328名奥巴马政府官员通过“旋转门”进入了公司高层;过去十年间共有5400多名国会工作人员加入游说组织。

  斯蒂格利茨今年5月曾写道:“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有最好的房屋、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有一样看来是金钱买不到的:即明白他们的命运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紧密相联。在历史上,这是最富有的1%最终都得明白的事情。只是太晚了。”
  他提及“阿拉伯之春”,问道:“它什么时候来到美国?我们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已与这些遥远混乱的地方相像。”

  它真的来了。它激起了恐慌。美国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近日撰文,认为尽管还不清楚“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会改变美国的方向,但已经招致华尔街超级富豪们以及服务于最富有1%阶层利益的政客和专家们的“非常歇斯底里的反应”,显示出这些从被操纵的体系中获益巨大的人被识破的恐慌。

  是“阶级斗争”,还是“社会契约”
  “99%”对“1%”宣战之后,“阶级斗争”一词突然成为美国媒体上的“热门词汇”。共和党要人不约而同地以“阶级斗争”来形容这场矛头直指富人的草根运动,称街头“暴民”正在美国人之间制造对立,是“反美”行动。民主党人则急于将自己与“愤怒的草根”联系起来,不讳言这就是“阶级斗争”,并试图说服抗议者民主党正是其代言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一位民主党议员充满同情地声称抗议者只是想向当权者发出声音,他似乎忘记了现在的当权者正是民主党政府。67岁、从加利福尼亚州赶到华尔街参与“占领”的布兰达?巴内斯说,这是她自越战结束以来首次参与示威行动,她对社保体系充满担忧,她曾希望奥巴马能够规制华尔街、重振经济,而现在奥巴马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

  从主要政策理念来看,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反对征税,是与华尔街(象征大企业)和商业街(象征城镇和中小企业)都有紧密关系的右派政党;民主党传统上主张新政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开放”的社会政策,受到工会团体的支持,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在美国政治光谱上偏向中间派立场,而奥巴马上台后又趋于“左倾”。然而,由于美国选举政治与金钱、金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美国人认为两党本质上都是大公司利益的代言人。从布法罗市赶来华盛顿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咨询师艾莉森·施文奇勒对记者说:“美国现在不是为人民所统治,而是为大公司所统治。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代表大公司的利益,在竞选中都接受大公司的政治献金,两党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于街头抗议者的声讨,1%阶层的一些人开始了反攻。据报道,美国芝加哥贸易委员会窗外堂而皇之地贴出了标语——“我们是1%”。一些富人认为,成功不是罪,穷要怪自己,富人不应因为富有而多缴纳税收。奥巴马总统助理伊丽莎白·沃伦则明确指出,“没有人在这个国家是靠他自己致富的”,成功人士所享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受过教育的员工等都是所有公民共同承担的,因此也必须拿出利润的一部分,这是“基本的社会契约”。在“阶级斗争”之争的背后,是美国社会关于政府角色和“社会权利”的深刻分歧。兴旺发达者自有兴旺发达的权利,而运气不佳的弱势群体则要求政府保障其“社会权利”,这一点是前者之中许多人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

  然而,富有阶层里也有“反叛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股神”巴菲特。巴菲特8月14日在《纽约时报》撰文《停止溺爱超级富豪》,声称自己缴税的税率比其办公室人员的还要低,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要归功于那些 “感到必须要保护我们的华盛顿的议员们”,调侃“有朋友身居高位真不错”。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采纳了他的增税建议,在债务削减计划中提出一条“巴菲特规则”,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增税。另一位“反叛”其所属阶级的则是曾制作2006年纪录片《1%》的杰米·约翰逊,他是强生制药的第五代继承人。约翰逊以其亲身经历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只关心个人财富,不关心他人和社会,经济衰退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以更低的成本过得更好。

  美国人其实并非以“仇富”著称,普通美国人仰慕以才能和辛劳致富的卓越人士,但对以不当手段致富的道德败坏者感到愤怒,金融危机之后的华尔街大佬便首当其冲。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26%的人认为华尔街人士与其他人一样“诚实和有道德”,1990年时这个数字是50%。

  另外一些美国评论人士则认为普通美国人没有反思过度消费与过度借债的问题,不能只依靠靠对富人增税来解决问题。“如果你认为所有问题只源自一小部分美国人,那么你的解决方案也注定是‘小格局’的。对1%宣战并不解决问题,需要的是从上到下一起来改变行为方式,让我们自己占领自己。”

  当前“占领”运动仍在发展之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民主党高层正试图通过“占领华尔街”运动将“幻灭的美国人”与民主党联系在一起: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正在征集10万名支持者联署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自由派组织美国进步中心正帮助协调在美国各个城市的抗议行动。但民主党内也有人担心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将使民主党更加“左倾”,正如“茶党”运动使共和党更加“右倾”一样,导致党内纷争以及选民流失。此外,还有民主党人担心抗议活动走向暴力与无政府状态,只会给民主党带来麻烦而非益处。

  全球化浪潮中超级大国的“国家困境”
  尽管“贪婪的华尔街”成为此次运动的千夫所指,但愤怒的底下其实是对未来就业前景的恐惧与无奈。美国媒体指出,美国大公司坐拥2万亿美元现金,而1400多万美国人却无法找到就业机会。面对愈来愈宽的阶级鸿沟和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美国政府又能有何作为?即使贵为超级大国,美国也无奈陷入汹涌的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国家困境”。当资本、货物、劳力、技术等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当跨国企业早已成为“世界公民”,滞留在一国之内、被甩在全球化浪潮之外、享有上世纪赢得的种种权益的劳工便成为一国政府之负担,而对企业责任和“社会契约”缺乏社会共识更使得这些问题几乎无解。这场突然兴起的愤怒运动表明,美国民众拒绝成为繁荣的“无关者”,而共和党人已开始将这场运动定性为“反资本主义”、“反自由市场”。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在1983年到2008年间的25年中,美国经济成长果实主要落入金融业和跨国企业的高层手中,广大中产阶级所得并未增加。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业市场逐渐“被掏空”,支撑中产阶级的中等工资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其肇因正是自动化/电脑化和全球化。当前美国制造业从事生产的工人只占所有就业者的6%,许多白领工作也将很快被电脑化,而电脑与电信技术的联合正使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工作机会被输送到国外,美国就业市场面临进一步“被掏空”。克鲁格曼建议,要恢复美国就业者过去30年里所丢失的集体议价能力,政府应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保障,首先是医疗保障。一项数据显示,曾代表1/3美国工人的美国工会现在只代表12%的就业者。

  法国《焦点》月刊总编缉埃里克·勒布歇近日撰文批评西方国家的政治未能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全球化、被科技彻底改变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主义。“西方政治的合法性依然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它所采取的方法仍停留在过去,加之从政人员素质平庸,这一切都导致了民主的失败……相对于已经实现全球化的经济而言,政治实在太渺小了。”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普·塔尔博特今年2月则提出美国面临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即美国社会正在加剧的两极化和美国治理体系过于频繁的功能失调,这不仅是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主的挑战,也是对“民主”这一概念本身的挑战。他尤其指出美国国会已成为美国两极化的中心和无休止鏖战的战场,而政治竞选活动也成为代价昂贵的血腥游戏,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和正当性造成了消极影响。 (人民网华盛顿10月14日电)

从“阿拉伯之春”到“美国之秋”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2日文章】题:从“阿拉伯之春”到“美国之秋”?(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开罗记者艾曼·毛希丁)

抗议者于2011年10月11日在祖科蒂公园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数百名活动人士在此集会,反对企业对政治和其他问题的影响。祖科蒂公园是下一个埃及解放广场吗?数周来,人们一直问我,在曼哈顿下城区和美国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是否同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埃及抗议活动相似。在观察了“占领华尔街”活动后,我看到了一些信号。这些信号显示,此类抗议活动或许会引发一个“美国之秋”。

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同抗议活动的精神和人口特征有关。这两个抗议运动的核心都是感到被一个不公平体系边缘化了的年轻人。在埃及,政治体制缺乏民主,并偏向于居统治地位的精英。埃及经济几年来都保持着增长,让局外人产生的错觉是埃及国内的情况在改善。但是新的财富并没有向下层慢慢流动。在美国,抗议者对经济体制更加恼火。在他们看来,这个体制也倾向于精英。华尔街的抗议者争辩说,在财政上掌握权力的人并没有对美国经济的运作不善承担责任,而普罗大众却要承受失败政策的后果。两国的抗议者都具备同一个目标,就是社会公正必须成为改革的核心。

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这些运动都不是某个政治组织催生的,而是人民自我组织的结果。所以这些运动都没有领导人。没有哪个团体——更不用说个人——能宣称为整个抗议活动代言。

在开罗,我被示威活动的欢乐气氛所打动。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人都在高喊、歌唱、跳舞,并为他们呼吁改变的行为庆祝。我在祖科蒂公园也看到这种精神的影子:那里的抗议活动部分是狂欢活动,部分是政治集会。这不是说此类活动缺乏组织、非常混乱。正如解放广场上的情形那样,人们自我组织形成委员会,并通过保持周围环境清洁、收集垃圾和避免损坏附近的房屋与设施来努力维持一种公民的责任感。

这两个运动都明白,设立委员会进行公关和交流会让抗议者更有效地对世界说话。他们利用社交媒体而非传统媒体来集合力量。他们建立网页、寻求捐赠、发布公报。他们直接对世界说话,在记者之前向大众发出呼吁:一旦普通人都在聆听,媒体别无选择,只能关注。

现在来谈谈不同之处。在埃及,抗议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恐惧——害怕穆巴拉克总统的残暴政权施加报复。在美国,抗议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则是大众的冷漠。在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确最终对抗议者进行了镇压,不仅试图利用暴力驱散他们,而且切断了互联网和手机网络。这却导致了更多的抗议,直到城市和国家在抗议声中瘫痪。美国的占领者们却没有扰乱曼哈顿下城区的生活,更不用说纽约了。如果他们试图扰乱城市,其他市民能否接受他们的行为就不好说了:他们或许会将这场运动看成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同时,我们难以想象奥巴马政府会封锁手机网络和切断互联网。当局最可能的做法是,只要抗议者不违反法律和扰乱日常生活,就允许抗议继续。对抗议者的挑战将是可持续性。

起初,在华尔街由数十人开始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到第三周,抗议活动已经扩散到全国。占领者寻求的或许不是推翻政权,但同埃及人民一样,他们希望受到关注。现在他们做到了。

美国反华尔街示威:从阿拉伯之春到美国之秋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近出书时,又提及他说过的“美国的核心”: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何方,只要你辛勤工作,按规则行事,就会有追逐梦想的自由和机会,并且让你的孩子在这个国家追逐他们自己的梦想。

  台湾《中国时报》国际瞭望专栏文章,此时正值“占领华尔街”闹得轰轰烈烈,显然美国人、尤其年轻世代,靠辛勤与按规则行事是没希望了。正如抗议者指出,美国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占总人口15%,人口1%的富人掌握了全国40%的财富。

  这活动开始时一般美国人不以为意,现在已蔓延到许多大都市,声势愈来愈壮,有人便说“阿拉伯之春”之后,现在是否轮到“美国之秋”?英国媒体评论说,许多美国人显然认为社会发展方向出现了根本性错误,质疑经济体制没有平等地把果实分给社会各阶层。

  美国居住、医疗、教育价格飞涨,一方面是银行接受政府救助(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却遭裁员或停薪。与埃及等地的社会革命不同的是:美国抗议者更增添了大学教授、工程师、交易所职员等中产阶级,白种人居多,工会也加入抗议。

  抗议者许多是中产阶级子弟,为什么?中东发生这种事,责任可以推到独裁者身上,美国呢?资本家贪婪、国会政客自私、总统行政系统因循,三大病灶,使美国产生了社会重症。

  美国的对外战争,无论是伊拉克或是阿富汗战争,每开支一亿元,军火商老板就赚去七千万,其余由战争相关行业赚去。美国在阿、伊战争花去四万亿,如果用在社福及教育医疗,还会有目前这种社会不满的抗议吗?中东的钱是被独裁集团暗中侵吞,美国的钱则是被贪婪的财阀公然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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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tnn.cc/guoji/201110/t20111005_1649618.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15903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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